行政诉讼法司法地方化

A. 判断是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键看是否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

一、明确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

关于原告资格问题。行政诉讼法界定的原告资格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是，法律没有区分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与有利害关系的人，也没有明确什么样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资格。我们认为，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键要看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起诉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适当的救济。

建议将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修改为“只要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对相对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法院又能够提供有效的救济，则该相对人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关于被告资格问题。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鉴于此，应贯彻“谁行为，谁做被告”的原则，将行政诉讼的被告界定为“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又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

二、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现行法律对当事人行使起诉权、申请撤诉权、和解权和上诉权都有诸多的限制。实践证明，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也违背了一定的诉讼规律，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首先，关于原告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为3个月，我们建议将起诉期限整体延长为一年，而且将起算点固定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增加了时效中断的情况。

其次，解决立案难问题。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的起诉既不受理也不以书面裁定方式答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上诉，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再次，现行法律规定，原告不享有自由的撤诉申请权，法院对于违反国家公共利益的撤诉可以裁定不予准许，这种做法实际上限制了原告的撤诉权，也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

三、改革行政审判体制，确保独立公正审判行政案件

由于目前我国法院设置体制和法官的选任晋升管理制度充满了地方化和行政化色彩，决定了法院很难做到独立和公正。因此，必须通过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创出一条司法改革的新路。

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三种：

比较现实但又不够彻底的方案是：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增加选择管辖和指定管辖的情形，允许原告选择原被告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法院管辖或者通过上级法院的指定管辖，建立交叉管辖制度。同时，提高法院的审级，凡以政府为被告的，原告有权要求与被告上级政府同级的法院管辖该案。

相对理想的方案是：在现有行政审判体制基础上，设立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巡回法庭，旨在发挥巡回法庭的“特效性”和“及时性”优势，解决当事人诉讼不便、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执行机关拖延执行判决和行政机关抗拒执行的案件。

最理想的方案是：借鉴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

四、完善行政诉讼类型

行政诉讼的种类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行政诉讼法》只对判决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而未规定诉讼的种类，我们主张将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七类。

B. 新颁布的《行政诉颂法》内容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5年施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第四条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

第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第七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第八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第九条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十条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更多内容请打开链接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www.spp.gov.cn/sscx/201502/t20150217_91466.shtml

C.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

1、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2、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以及法院决定参照的规章具体运用于各种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活动。
一、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以下特点：

（一）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方式，解决特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适用法律，行政机关作为诉讼当事人无权决定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二）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第二次法律适用，也就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作过的法律适用的再适用，也称为审查适用。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有无正式的书面决定，都是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于特定法律事实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已经解决过法律适用问题，这是第一次法律适用。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和作出判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最终法律效力的法律适用，这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对第一次法律适用的审查适用，从而解决第一次适用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时，面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人民法院在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则着眼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事实根据。在第二次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但法院审理的主要对象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而是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之间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正是在审查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所进行的法律适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所作的再适用。

（三）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其效力高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法律适用。《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必须遵守和执行，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问题作与司法判决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就是违法，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原则上只解决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原则只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除针对行政处罚和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之外，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解决合理性问题。行政合理性问题由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区别于刑事、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特点之一。

（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并可参照规章。

二、法律、法规的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定、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一）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依据法律，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案件，法院都有必须首先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定性和处理，而不能拒绝适用法律。这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民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来表达其意志。因此，在国家权力中，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从属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都有必须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其法律适用的依据必须首先是法律。

《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面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不一致的，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立法法》第8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1）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2）地方性法规与部门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宪法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必须 合宪，符合宪法在序言和正文中的基本精神和所有条款。

（二）行政法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 由国务院院制定的，《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之所以成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是因为：1、《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行政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所以人民法院必须 遵守。2、由国务院的地位和其所行使的职权所决定的，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是宪法和法律的直接具体化，如果排除行政法规的适用，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将陷入瘫痪。3、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所以，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都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行政法规。

（三）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3）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5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现。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作为审查相应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都由其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一体制决定了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尤其是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2）有的法律直接规定，由地方性法规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人民法院对于此种法律，一般性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才能准确地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较大的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又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某一新的行政事务作出规定之前，往往作为中央立法试验基地，所以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加快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是必要的。

人民法院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还应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为依据。其理由亦同于地方性法规作为司法审查的理由。

《立法法》第6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地批准后生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时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处于同一级别的法律规范。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比一般行政区域单位享有更多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必须遵守宪法之外，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必要时可以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规定，故人民法院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根据此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更有必要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进行审查。有必要指出，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依据法律和法规，但必须注意法律、法规的层次效力，在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合法和合宪性问题时，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有权机关确认和解决合宪、合法性问题时，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和法规。

三、规章的参照适用

规章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是部门行政规章制定权的宪法和法律依据。

《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立法法》第73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这是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为什么行政诉讼法不把规章作为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必然依据？主要原因是：（1）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常常又可以据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如果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规章为依据，就等于相应行政机关自己制定司法审查标准，这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2）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尤其是中央行政机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组织、职权、组成变动较快，部门间的职权交叉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3）规章的制定程序不科学和严格，以至于某些规章存在着部门、行业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规章之间的自相矛盾，甚至与法律、法规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规章作为依据将使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无所适从或难以适用。所以，行政和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径直以规章为依据显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了规章的制定权，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意味着国家对规章制定权的授予与控制是相当严格的。而且从其内容来看，规章以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依据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完全撇开规章以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行政关系没有明确具体规定，而规章却作了具体规定时更是如此。所以，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不能依据规章，但同时又离不开规章，这就需要对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一特别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面上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参照”规章，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含义的用词。权威的解释是：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 “参照”与依据不同，依据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必须适用该规范，不能拒绝适用；参照即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予以适用。

《立法法》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规章制定权的规定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这就是说，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问题已有规定，有了这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时，规章才能就同一问题作某些具体化的规定。但现实中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大量存在，其原因有：（1）我国虽已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法规，但法律、法规的涵盖面尚远未及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实践又迫切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否则这方面的行政管理就会陷于瘫痪，作为应急措施，先制定一些规章是必要的；（2）我国的社会关系尚不稳定，几十年来变动极大，要迅速在各个方面都制定出法律或行政法规极为困难。因此，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实际上，我国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适应规章制定的。这就给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人民法院对规章如何适用？有的人提出，应一律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宣布不能适用。笔者认为，这样做，恐失之偏颇，其结果将可能使我国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对国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是不利的。对于那些一时尚无法律根据的规章，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可以作具体区分。对于那些虽无直接法律或行政法规根据，但总体上符合宪法精神、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并且所涉及的事项确实在制定机关的职权内，遵循法定程序制定的规章，应予以适用，但对于那些反映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甚至侵犯公民权益、违背宪法精神，或超越职权、不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要件的规章，则不予适用。

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规章的司法监督权。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参照规章不是无条件的适用，也不是一律拒绝适用，“参照”一词作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术语，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参照”的法律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适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中有时也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有时称为“规范性文件”。规章之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指部、委以下的行政机关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肯定低于规章。

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不能“依据”，也不是“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适用时也可以参考参照规章的做法。必须指出的是，根据目前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对此应加强监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有上级或本级权力机关的决定或决议，或有规章及上一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权限。特别是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定权利或义务。人民法院要从上述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是否适用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适用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应该有较对待规章更多的取舍权力。在其他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不必送有关机关予以裁决，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适用与否。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此外，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其行政解释相当于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但是，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应当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依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D. 如何设计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才能确保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一条原则，真正落实起来还是颇有难度的，仅从管辖角度进行制度设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可能确保独立审判。但作为一种讨论，倒是可以的。

现行的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实质上将行政权与审判权紧紧拴在了一起，法院很难避开与自己有切身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人大、党委的非法干扰， 为了避免司法地方化，有必要顺应行政诉讼的立法原旨，逐步抬升原告的弱势地位，彻底摒弃民事案件的传统管辖理念，阻断行政权及其他权力对行政审判权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平衡诉讼程序中原、被告双方的地位和利益，使之趋于更加的平等。

一、“被告就原告”确立为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同时赋予原告起诉的选择权

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被告就原告”原则，有助于弥补行政诉讼当事人地位失衡状态。可以赋予原告选择原告所在地法院和其他与行政行为发生地有关联的法院进行诉讼。

二、建立行政诉讼异地审判制度

司法实践证明，法院审理以本辖区内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确实难以保证独立、公正审判，有时根本就不敢立案。“异地审判”制度就是针对原告与被告在同一法院辖区很难确保中立裁判的案件，原告或基层法院可以申请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或由其指定最邻近区域的法院管辖的制度。

三、确立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制度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具有超脱地方党委、政府及基层行政机关控制的地位，可以减少制约，作出比较公正的判决。这既具有一定的现实法律基础，在目前也较为具备可行性、容易实行。

四、构建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域，从根本上改革管辖制度

应当通过改革法院设立体制，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域的司法区域，将法院辖区转变为跨行政区域设置，组建可以超越地方利益的最高法院、大区法院、基层法院，从而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同级立法权完全分割开来，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使司法机关彻底摆脱对区域党政机关的人事和财产依附关系，有效地防范司法权的地方化，保障司法独立，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E. 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何重要意义

北京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这部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告官”法做出了重要修改。
一：受案范围扩大
【修改】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等行政行为纳入了受案范围。
【意义】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经不仅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权利范围在单行法中不断扩大。“这是这部法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扩大受案范围是总体趋势，进一步明确列举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不予受理。
二：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意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龙非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款，但把这个要求写进来，体现了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这是四中全会精神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和具体化。
“当然，要让这一规定得到真正的落实，我们期待下一步还会有更具体的制度来配套完善，使之具体化。”龙非说。
三：可口头起诉
【修改】起诉应当向法院递交起诉状，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这一规定方便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采用口头方式起诉。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操作性较强。但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起诉都要符合条件，如有明确被告、基本事实等。”沈岿说。
四：应当登记立案
【修改】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不能当场判定的，应接收起诉状，出具书面凭证，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意义】“这样做减少了对原告起诉的阻碍。”龙非说，以前立案很大程度上是实体审查，以后法院立案主要是对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形式要件要求进行判断。新规定同时要求法院要对当事人不清楚的地方进行释明，给予指导。虽然会给法院增加工作量，但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一种保护。
五：起诉期限延长到“六个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意义】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延长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原告的起诉期限，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三个月延长到了六个月，并且对一些特殊情况，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给原告更多的时间来提起诉讼。
六：行政首长出庭
【修改】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意义】修改后的法律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特别强调，老百姓告官要见官。虽然由谁到法院去应诉，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但是通过这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方式，一方面可以缓解官民矛盾，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案件的解决。
七：可跨区域管辖
【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意义】行政审判面临的症结性问题就是行政的干预。一些基层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和行政机关，导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这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地方化”问题对公正审判造成的影响，从体制层面给行政审判注入了一剂十分有效的“强心针”。
八：不执行可拘留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
【修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增加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意义】这一规定对于促进执行还是比较有力度的，虽然有‘社会影响恶劣’的限制，实践中可能会慎重使用这个手段，但是拘留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九：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修改】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意义】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复议制度未能很好发挥作用。“这一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行政复议因许多地方和部门复议机关做‘维持会’而导致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困境。
十：明确提出要解决行政争议
【修改】修改后的法律在立法目的中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的表述。
【意义】行政诉讼本来有三大功能：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解决行政争议，即监督、救济、解纷。过去仅注重行政诉讼的监督和救济功能，而忽视了它的解纷功能。
把解决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目的是对行政诉讼性质、功能正确认识的结果，为扩大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提供了立法目的依据。

F.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问题！

【内容提要】现行《行政诉讼法》已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修改势在必行。《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入世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在具体制度上，应从诉讼类型、受案范围、审级制度、当事人制度、审理程序、庭审方式、审理标准、证据规则至判决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修改。此外，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还需要关注制度的外围环境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我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行政诉讼制度并非源自我国本土文化，而是对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在《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十多年中，遭遇了比其他法律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既有《行政诉讼法》条文之外的制度、文化原因；也有《行政诉讼法》自身规定的不足。随着我国的入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欠缺愈加突出，因此，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已势在必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是一庞大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研究论证。本文将从《行政诉讼法》修订的目标、行政诉讼具体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诉讼法》修订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
按照什么思路来修订《行政诉讼法》，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既不能过于理想，也不能太迁就现实。目标过高，难于实现；目标太低，将失去修订的意义。我们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至少要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1.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行政诉讼法》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方面，不仅受案范围过窄，而且法律规定不清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但究竟何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界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拓展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仍有许多模糊地方，如事实行为是否可诉，证明行为是否可诉，纯程序性的行为是否可诉等，都不十分清楚。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导致大量行政争议案件无法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再如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审查标准，裁判制度等都有许多不足。另外，现行的行政诉讼仅限于对国家行政的监督，而将其他的公共行政（注：公共行政是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国家行政只是公共行政的基础部分，此外，在我国还有大量的公共机构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如国立大学、行政组织、社区组织等。在我国，由于公共行政不发达，人们常把公共行政等同于国家行政，是对公共行政的片面理解。）排除在监督之外，这一范围的局限也值得人们检讨。
修订《行政诉讼法》，就是要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仅源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还有许多法律条文之外的原因。但凡是通过立法能解决的，要尽可能在修订法律条文时解决。
2.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
中国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注：中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保障个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迁徙选择住所权、自决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主要限于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行政诉讼对其他权利的保护有很大局限。有权利必有救济，中国保障人权的措施应在司法救济途径中体现，凡是法律法规和签署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权利，都属于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因此，《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要尽可能符合人权公约的承诺。
3.满足入世的要求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对司法审查制度的承诺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直接相关。其承诺主要包括以下几项：第一，受到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是指执行涉及WTO事项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的全部行政行为；第二，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种类包括进出口许可证、审批和配额的获得和发放，以及任何在WTO协定范围内的其他措施；第三，执行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行政行为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第四，审查程序应当包括给予当事人最后上诉至司法机构的机会，即司法最终原则；第五，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有权提起上诉；第六，审查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且成员国可以通过其本国政府直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救济。（注：参见《中国入世议定书》及于安《行政法是中国履行WTO义务的核心法律机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我国政府承诺的以上六项内容，影响行政诉讼以下几方面具体制度的修正：第一，受案范围。我国承诺的受案范围包括部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和贸易保护行为等。我国目前司法审查范围远远小于承诺范围。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已相应作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修改，（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规定，对终裁；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复审决定不服可以提起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终裁；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复审不服，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71条规定，对行政机关发放配额、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自动许可证明的决定；对确定国营贸易企业或指定经营企业资格的决定；或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提起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对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的批准、许可、登记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提起复议或诉讼。）《行政诉讼法》也应扩大受案范围。第二，原告资格。中国承诺的原告资格包括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是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包括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以及通过《若干解释》列举了行政行为可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几种情形。此种规定小于承诺的范围，对此《行政诉讼法》应作出放宽原告资格的修改。第三，审查标准。WTO规则将司法审查称为“上诉”或“复审”，意味着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初审[1]。法院在审查时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初次判断，主要是法律审，事实问题的审查针对的是证据事实。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审查标准，实践中法院照搬民事诉讼全面审查标准，既不能实现行政诉讼的功能，又不符合WTO规则。《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根据司法审查作为“上诉”审的性质，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规定审查标准。此外，为适应WTO规则的统一要求，一系列配套制度也要相应改革，如审判机关独立原则就要求改革现行的审判组织，摆脱司法地方化的困境。
4.扩充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不仅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手段，还承担着维护公法秩序的重要功能。通常情况下，当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特定相对人的利益时，受影响的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有些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造成对特定相对人利益的损害，而是对一国的公法秩序和公共利益有不利影响。传统的行政诉讼功能单一性把诉权仅赋予了受影响的特定相对人，使公共利益受损时缺少启动主体，造成公共利益受损时无从救济的局面。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功能单一不仅表现在公益诉讼、监督诉讼没有确立，执行诉讼（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执行诉讼，对生效行政行为的执行是通过非诉的方式完成的。）也极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将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从保障公民权利的单一性，扩充至不仅对相对人权利提供救济，也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而且，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将涉及公共利益纳入司法的保护范围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修订《行政诉讼法》，要在可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扩充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
二、《行政诉讼法》具体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诉讼中，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行政诉讼类型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单一，限于对相对人的救济。虽有撤销、变更、履行、确认、赔偿诉讼和非诉执行等种类的划分，但主要是以判决种类为依据，并没有超出对相对人救济的范畴。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应以行政诉讼两大功能为标准，除个人救济诉讼外，还应增加公法秩序诉讼。
1.个人救济诉讼
个人救济诉讼是为个人及其延伸组织合法权益提供救济的诉讼类型，其根据行政争议的性质、诉讼标的、法院的审理规则和方式等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1)行政行为诉讼。这里仅指对行政行为（注：我国目前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很不一致，这里的行政行为从狭义理解，仅指行政机关或公法机构单方面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有法律效果的行为。不包括事实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包括行政合同行为。）不服引起的诉讼。其诉讼标的仅仅是单方行政行为，不包括民事权益或行政合同权益。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要严格遵循行政诉讼的特殊审理规则，举证责任一般由被告承担，且法院的司法权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根据诉讼请求的不同，行政行为诉讼可作如下细分：
第一，撤销之诉。撤销之诉指原告认为行政行为违法诉请法院撤销的诉讼。撤销之诉的标的应限定在直接对相对人权益进行处理的行为，不包括行政裁决等行为。
第二，变更之诉。变更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对行政行为予以变更的诉讼。变更之诉中，法院行使完全的审判权，可以直接改变原行政行为。我国的变更之诉应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扩展至一切影响公民人身自由权及重大财产权的行为。
第三，履行之诉。履行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我国履行之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履行判决的明确程度，是仅要求履行义务还是明确如何履行义务。从保护相对人及节约司法资源考虑，法院应根据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在具体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规定履行的具体要求。
第四，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行为违法或无效的诉讼。确认之诉仅存在于行政行为无效，或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可撤销或撤销已无意义的情况。
第五，禁止令之诉。禁止令之诉是英国行政法中普通救济诉讼中的令状请求之一，主要用来阻止、禁止或停止行政机关某种违法的命令，也可用来阻止行政机关拟将越权的行为[2](P.237)。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增加禁止令之诉。
(2)非行政行为诉讼
非行政行为诉讼相对于行政行为诉讼而言，其诉讼标的并不在于行政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影响的民事权益或其他权益。法院在审理非行政行为诉讼时不必完全拘泥于行政诉讼特殊的审理规则，可部分适用行政诉讼的规则，部分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则。非行政行为诉讼主要存在以下四类：
第一，当事人诉讼。当事人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中特有的诉讼类型，指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是以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作被告以及有关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3](P.255)日本的当事人诉讼对我国解决行政裁决案件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增设当事人诉讼，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裁决主体作为特殊身份的人参加诉讼。法院既要解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也要一并解决裁决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行政合同诉讼。法院在审理行政合同案件时，对行政合同中公权力部分的审查要适用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如行政合同缔结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单方面中止合同的理由等，但合同的履行等方面应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和规则。
第三，事实行为诉讼。事实行为虽然不直接改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事实行为违法也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事实行为的合法性，也可纳入法院的监督范围。对事实行为，主要适用确认判决。
第四，行政赔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的特点是适用对象广泛，不仅包括行政行为侵权，还包括事实行为侵权。（注：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已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部分事实行为。）行政赔偿诉讼作为非行政行为诉讼的一种，在涉及赔偿问题时也适用类似民事诉讼的程序。
2.公法秩序诉讼
这类诉讼的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在我国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增设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法秩序的必然要求。考虑到我国公民诉权意识薄弱，公民个人不具有与行政机关抗衡的实力，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应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诉，在检察院不作为的情形下，可由普通公民提起民众诉讼。（注：民众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的类型之一，指以选举人资格或其他与自己无法律上利益关系资格提起，请求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的违法行为的诉讼。）至于行业组织、利益团体能否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需要进一步研究。
(2)执行诉讼
我国的强制执行权由法院和行政机关分享，且以申请法院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例外，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非诉执行案件——行政机关对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申请法院执行。笔者认为应设立执行诉讼，作为独立的诉讼类型，专门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生效行政行为的案件，法院对执行诉讼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这既可避免法院地位不中立之嫌，又能很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扩大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过窄是《行政诉讼法》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扩大，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问题在于作多大程度的扩展。从理想的角度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越宽，越有利于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但受案范围的设定必须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如法院的能力，包括法院的地位、法官的素质和权力，社会对法院的认可程度等；行政诉讼外其他救济渠道的发达与否；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需求；入世的承诺；判例法的作用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备程度等。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扩展到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部分内部行政行为、事实行为、证明行为、部分纯程序性的行为、公共机构的行为以及入世承诺中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行为等。在规定方式上，可采用概括加排除的做法。除了应排除的行为不可诉外，原则上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三）改革审级制度
我国的审级和审判组织设置不科学，一是一审法院级别过低，二是二审终审不尽合理，难以摆脱地方干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能上诉至最高法院。我国两审终审在实践中造成审判质量不高，再审案件比例大，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破坏。再者，行政案件涉及一国法律法规的统一适用，不宜由中级法院终审。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也应采用三审终审制，并且第三审为法律审。
（四）完善当事人制度
1.放宽原告资格
放宽原告资格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对个人救济诉讼而言，原告资格应从“法定权利之诉”发展到“利益之诉”，凡是受行政机关行为不利影响的人都赋予其原告资格。对公法秩序诉讼，其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为检察院以及有监督利益的公民、行业组织或利益团体等。
关于原告的确认规则主要涉及当一个组织或该组织部分成员受行政机关行为侵害时，原告如何确定。在该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不愿代表部分成员起诉时，应赋予受害成员自身原告资格。
2.简化被告制度
国外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多是出于诉讼便利，存在大量的形式被告，一般由作出行为的机关或官员作被告，无法确定时由行政主体作被告。（注：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704节规定司法审查的诉讼可对美国、对机关以机关的名称、或者对有关的官员提起。）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机关对应，被告制度过于烦琐，不利于相对人诉权的行使。笔者建议，我国的被告确认制度也可采取形式被告的作法，让原告选择由作出行为的机关或机构作被告，或由同级政府作被告；在被告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由同级政府作被告。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诉讼中确定被告的困难和无被告局面的出现，而且行政机关行为的责任归属于同级政府，也便于强化政府对下设部门的监督。
（五）改革审理程序
行政案件不分复杂程度一律适用普通程序的做法，往往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并无法给予当事人及时迅速的救济。因此，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十分必要。《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对不同案件的程序进行分流处理，对案情简单、标的较小的行政诉讼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审理过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骤，审限也应缩短。
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分法律与事实、是否属于诉讼请求范围一律全面审查的做法也需要检讨。司法权作为消极中立的权力，不应主动审理诉讼请求之外的内容；且诉讼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争议，只要案件审理到可以裁判的程度即完成审理任务，不必将案件所有问题都由法院审查清楚。（注：如撤销判决，只需满足一个条件即可撤销，不必将所有条件都审理清楚。）再者，为了便于法院集中、有效率的解决争议，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审前会议的做法，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可直接进入开庭审理，比较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在开庭前交换并固定证据，形成争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不再审查，以便开庭时围绕争点集中审查。
和审理程序相关的是受理程序。行政案件在进入行政审判庭审理之前，须通过法院立案庭的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法院才予受理。立案庭的审查直接涉及原告诉权的行使。由于实践中起诉条件的规定模糊，许多概念在理论界仍争论不休，难以判断，（注：如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事实行为等概念，关系着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限，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标准。）将如此复杂困难的问题交由法官自行判断，难以确保判断的公正。因此，增设简易审理程序来审查起诉是十分必要的。原被告可以在法庭上就该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进行陈述和辩论，法院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和理由的基础上判断其是否应当受理，以便更公正的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
（六）转变庭审方式
我国行政诉讼庭审职权主义色彩浓重，庭前进行实质审查，开庭只是形式，这样既加重法院负担，又不利于突出被告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特点，容易造成法院与被告一同审原告的局面。在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关系中，法院应当是中立的第三方，根据原被告各自的举证来判断案件的胜负。因此，转变庭审方式的方向应当是淡化职权主义色彩，向当事人主义发展。但鉴于行政诉讼原被告实力的不平等，法院可以在保障相对人权益方面采取一些职权主义的做法。
（七）明确审查标准
审查标准即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程度或深度。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审查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从而给法官的审查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确保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和合理架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来看，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审查标准。
确定审查标准，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要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对不同部分采用不同审查标准。因为每部分问题的性质不同，决定了法院的不同审查程度。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并对其适用密度不同的审查标准，在西方国家已成为一种惯例。其次，根据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大小确定不同的标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可分为低度自由裁量权，中度自由裁量权和高度（或政策性、高度人性化判断）自由裁量权。法院相应对其审查也适用严格、合理到尊重（明显违法）的不同标准。再次，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确定。在不同的诉讼类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审判权。完全审判权的基础来自对事实问题的全面认定。因此，对行政行为诉讼中的变更之诉、履行之诉和非行政行为诉讼适用完全审查标准；其余行政案件一般适用合理性标准。最后，应考虑到我国行政行为实施的具体情况，行政程序和案卷制度的缺乏使我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尊重行政机关决定的标准，而应更多地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应确立如下审查标准：
1.事实结论
事实部分根据诉讼类型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确立三个不同的标准。
(1)合理性标准：适用于一般的行政案件。合理性标准是审查事实裁定的一般标准，即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事实裁定有合理的证据支持，法院就应尊重行政机关的事实结论。
(2)明显违法标准：适用于高度专业性及人性化判断等事项。在这类案件中，如环境污染指数评定、考试成绩评定等。法院的审查受到专业技术性的影响，只进行明显违法审查，即不审查事实决定内容的合理性，除非其决定明显违法。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可转向程序审查，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判断的过程是否合法。
(3)完全审查标准：适用于行政行为诉讼中的变更之诉、履行之诉和非行政行为诉讼。完全审查标准即法院可以不顾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完全审查标准的采用源于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享有完全的审判权。
2.法律适用
法官是法律问题的专家，对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有最终的发言权。因此，法律适用原则上应采用完全审查标准，但对技术性、专业性的法律问题，要尊重行政机关的意见。
3.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部分包含以事实裁定为依据并适用法律作出处理结果的过程，是事实与法律的混合问题。处理结果应适用与事实结论同样的审查标准。
（八）完善证据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证据问题的规定简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4日通过了单独的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仍需要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对证据规则作全面规定。除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外，证据制度还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举证责任的进一步细化。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应确立不同的举证规则。如行政行为诉讼，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行政行为与证据的关系来看，被告应在行政程序中完成举证义务，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政诉讼的救济本质。而对非行政行为诉讼，则应原则上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非行政行为诉讼与民事案件类似，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
二是明确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4](P.167)。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统一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统一严格的证明标准抹煞了三大诉讼的差别，难以满足行政诉讼的实际需要。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证明标准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失。笔者认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不能仅为其设定证明标准，还可以根据诉讼类型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1)明显优势标准：适用于一般行政案件。一般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介于民事、刑事案件之间，因此应适用介于二者之间的证明标准。
(2)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于限制人身自由、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执照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以及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基于其影响相对人权利的深度，应适用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经过听证程序的案件，在争议进入诉讼前已经过辩论、质证等准诉讼程序，其证明标准也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3)证据优势标准：适用于非行政行为诉讼。非行政行为诉讼类似于民事诉讼，诉讼标的主要是民事权益，适用民事诉讼的审理规则，因而其证明标准也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据优势标准。
（九）重构行政判决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判决种类有维持、撤销（包括撤销后重作）、履行、变更、确认、赔偿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等。总的来说，我国的行政判决种类设置不科学，如有些行政判决与诉讼请求相脱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禁止令判决欠缺等。现行的行政判决制度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完整的救济，因此，有必要重构行政判决制度。
在指导思想上，行政判决制度的重构要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诉讼类型的实体处理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合理解决纠纷和完善救济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行政判决种类应重构如下：
1.主体判决
主体判决根据原告诉讼请求设置，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判决。主体判决根据诉讼请求可分以下六类：第一，撤销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已完成时，法院通过撤销判决使违法的行为自始无效。第二，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不履行义务时，出于保护相对人权益及诉讼经济考虑，法院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规定履行的具体条件。在自由裁量权缩减为零时，（注：即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余地可能压缩到一种处理方式，只有这一种处理方式没有裁量暇疵。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德国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法院可以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应如何履行。第三，禁止令判决。用于禁止行政机关实施一定的行为。该判决主要适用于前文所述之禁止令之诉，对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起到阻止作用，防止违法行为完成后适用撤销等判决救济的滞后。第四，确认判决。即判断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一般而言，只有在行政行为不可撤销或撤销已无意义，或履行判决也无意义时才适用。确认判决的适用范围较广，包括部分事实行为，其往往是赔偿的前提。第五，变更判决。适用于需要法院直接改变当事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变更判决不仅适用于变更之诉，在非行政行为诉讼中都存在适用变更判决的空间。第六，赔偿判决。赔偿判决是对违法行为造成损害进行救济的判决方式，一般以确认或撤销判决为前提，且其适用范围广泛，包括部分事实行为。
2.辅助判

G. 为摆脱行政干预，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应当如何改革

觉得有几个方面：
1、级别管辖上，有人认为应该提高一审级别。因为同级的法院很难对同级政府或其工作部门作出处理而不受到其影响。所以在不能另行建设行政法院的情况下，将一审行政诉讼统一收归中院可能比较好。且这样二审是高院，也不会使地方利益和司法管辖有根本性的矛盾冲突。

2、管辖原则上，目前是原告就被告，也就是要在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除非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此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公正审判。

具体的找了篇网上的论文，相当详细，你看一下大体观点也和我差不多。。

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制度改革之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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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就被告”原则与“两便原则”的关系与冲突。

地域管辖，就是确定不同区域法院第一审诉讼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案件）的分工与权限。①《行政诉讼法》第17条对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作了如下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②法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由最初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二是经复议的案件，如果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仍然是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只能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所以仍由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如果是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法条规定，原告可以选择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或者是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由于行政案件的被告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就是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可见，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仍然遵循了“原告就被告”的设置原则。

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原则，是指 “被告在哪个法院辖区，原告就应当到哪个法院起诉，案件就归该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③传统的观点认为，按“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管辖权，可以充分体现 “两便原则”的精神内涵。“两便原则”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对人民司法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④“两便原则”的核心内容：一是便于群众诉讼；二是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两便原则”是我国三大诉讼确定法院管辖应当坚持的原则。“两便原则”充分体现了肖扬院长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司法理念。传统的观点认为，“两便原则”就是要让当事人近距离诉讼，以节约诉讼开支；就是要让人民法院就近行使管辖权，便于通知当事人，便于查证与执行。因此，行政诉讼案件为了贯彻“两便原则”的精神，按“原告就被告”的原则设置管辖权，是因为符合行政权的辖区范围，行政机关只有在其行政辖区内才有实施行政行为的管辖权，案件的发生地多是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就原告来说，也多是其辖区内的行政相对人。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可以方便当事人就近诉讼，也可以方便人民法院通知各方当事人应诉，便于人民查证与执行。另外，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也适应了法规、法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区域性特点。法律文件中的一些地方性法规、规章及众多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区域性有效的特点，无论这些案件是依据还是参照，它们都是行政机关执法的依据与标准。由被告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就能保证执行机关的依据与审判机关审查的依据的一致性，避免出现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规范或依据冲突。同时，“原告就被告”，还能对原告起到滥诉的预防作用。⑤

笔者认为，“两便原则”就是“就近诉讼”的传统观点，并没有完全体现“两便原则”的精神实质，是偏面的。笔者认为，“两便原则”的精神实质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讼成本；二是司法公正，并且司法公正是核心是灵魂。方便当事人诉讼，就是便于当事人利用审判制度得到公正的裁判，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的争议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笔者认为即使在其门家口诉讼，对当事人也是不方便的。当事人如果不能得到公正的裁判，其就会上诉、申诉、缠诉、信访，其花费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不仅不能节约诉讼成本，反面更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并且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尊严与权威。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司法公正去奢谈什么方便当事人诉讼。针对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来说，如果仅仅理解为便于法院通知当事人应诉，便于查证与执行是完全不够的，这也只是抓住了“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含义的表面现象。笔者认为，“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就是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地行使宪法赋予的审判权，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和破坏，以作出公正的裁判。因此，“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就是要保障人民法院在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扰下公正地作出裁判，这才是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根本内涵。如果人民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时时受到外来压力的困扰，何谈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因此，从上述分析来看，“原告就被告”原则并不能真正完全体现“两便原则”的实质内涵。

按“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权，并不能体现“两便原则”的真正内涵，存在如下弊端：

一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抗干扰能力差，审判权时时受到行政权的干扰和破坏。行政案件的特点是被告一方必是行政机关。由于我国司法体制的地方化、行政化设置，行政机关多掌握着人民法院的财权、政权、人事权。行政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行政案件往往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干扰和破坏，并且相对于其他案件来说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按“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管辖权，不能便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二是不能真正有效地使当事人节约诉讼开支方便当事人诉讼。人民法院针对行政案件的干扰往往无力排除，对行政案件往往不敢受理不敢裁判，当事人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既损害了司法尊严，又引起当事人进一步的上诉、申诉、缠诉、信访，更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并不能真正起到便于当事人诉讼的目的。

三是针对便于人民法院查证与执行的观点来说，也是为现代的司法理念和现实环境所抛弃。随着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弱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建立，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越来越窄，举证质证只能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法官只是被动中立裁判。当事人举证不能，当事人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因此，便于人民法院查证的基础将不复存在。就便于人民法院执行来说，更为“执行难”的现实环境所否定。而“执行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困挠。

四是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根据我国“畏诉、厌诉、屈死不经官”的几千年的传统，以及目前人们依法维权意识的薄弱，特别是针对行政诉讼来说人们更是不知告、不会告、不敢告的现实，原告人滥诉的记录毕竟是极少数的。

当然，司法不能独立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原告就被告”原则设置管辖权，而在于司法体制的地方化、行政化设置。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能改变司法体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其他途径，而使行政审判走出低谷徘徊的困境。

二、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对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一般地域管辖制度改革的借鉴。

异籍管辖制度，是美国民事诉讼在地域管辖权设置上的一项程序规则。根据美国有关程序规则规定，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是指：“如果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州籍相同，则该案件一般应属于某一个州/地区的地方法院进行管辖，联邦法院不得受理该案；如果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州籍相异，则应由联邦法院对该案件行使异籍管辖权，以防止州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的偏袒倾向。”⑥

笔者认为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就是一个公正理念。一是异籍管辖制度符合当事人“等距离”⑦诉讼的价值观念要求。异籍管辖制度为当事人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公平审理案件的管辖法院，“为具有不同州籍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得以公平审理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法院—不偏不倚的联邦地区法院。”⑧二是异籍管辖制度大大提高了司法的抗干扰能力，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异籍管辖制度使案件脱离了当事人所在地区的限制，抗干扰能力强，也能有效防止州地方法院偏袒本地居民当事人，歧视外州居民当事人的美国式地方保护主义弊端的产生。”⑨

笔者认为，我们在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权设置上，可以借鉴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而设置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异籍管辖制度”。

三、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一般地域管辖权设置的两种模式选择。

借鉴美国的异籍管辖制度，而设置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一般地域管辖的“异籍管辖制度”，提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抗干扰能力，可以采取两种模式：

一是提级审判。就是提高一审行政案件管辖的法院级别，使行政诉讼案件脱离行政机关的辖区限制。级别较高的法院审理级别较低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能使行政案件脱离行政机关的辖区干扰，又符合“上级服从下级”的行政权行使的惯例。同时案件相对集中，可以解决目前基层人民法院案件少司法资源闲置的矛盾，符合管辖权设置“法院负担适当”的原则。⑩

二是“异域管辖”。就是发挥我国法律规定的指定管辖制度的优势，对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统一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将被告为A区的行政机关的案件指定B区法院管辖，反之亦然。目的仍然是使行政诉讼案件脱离行政权的干扰和破坏。

参考资料：

①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2版，P82.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

③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3版，P79.

④黄松有著，《与时俱进的“两便原则”：民事审判改革的指导思想》，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P24.

⑤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2版，P83.

⑥杜闻著，《异籍管辖制度和“利益分析”》，载2004年2月25日《人民法院报》B2版。

⑦“等距离”诉讼，其诉讼格局的实质应包括三个方面：实体裁判结果的等距离一实体公正；程序保障的等距离一程序公正，当事人心理认可的等距离一心理公正。

⑧⑨同⑥。

⑩同①，P79.

H.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哪些重要修改

第一：明确法院必须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律立案，有利于解决行政立案难问题。

《新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上述增加的内容是《旧法》中不从规定的，它明确了法院必须依法立案的法定职责。

第二、 登记立案制度及上级法院直接立案审理制度的确立，是解决立案难问题的重大举措
《新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起诉状立案登记制。五十二条规定，法院接受起诉材料后应该依法进行登记并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受理。

那么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在《新法》五十四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I.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哪些

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内容包括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与受理、审理与判决、执行，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和审查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的案件。
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法庭不审理行政案件，也不审查和执行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行政行为的案件。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J. 《行政诉讼法》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改意义何在

2017年全国人大作出修改，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人民检专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属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增加该条款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坚强对监管机关的法律追究力度，有利于社会发展，极大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