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55条

⑴ 取保候审家属需要什么手续

1、人保
取保候审申请人必须提出保证人，保证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经司法机关批准，由保证人和被担保人（即被取保候审人）出具保证书。
保证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被保证人保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取保候审人的人保手续即告终结。
2、财产保
司法机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可以责令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出具由司示机关确定的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取保候审的财产保手续即告终结。
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时间由司法机关决定），如果被取保候审人不违犯《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机关不退还保证金，将其上缴国库。
根据不同情况，司法机关可以责令当事人重新办理取保手续，也可以转变为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
3、人保与财产保并用
即将上述人保、财产保的手续同时办理，并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其取保候审手续即告终结。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

⑵ 取保候审的流程怎么走

1、人保

取保候审申请人必须提出保证人，保证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经司法机关批准，由保证人和被担保人（即被取保候审人）出具保证书。

保证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被保证人保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取保候审人的人保手续即告终结。

2、财产保

司法机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可以责令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出具由司示机关确定的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取保候审的财产保手续即告终结。

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时间由司法机关决定），如果被取保候审人不违犯《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司法机关不退还保证金，将其上缴国库。

根据不同情况，司法机关可以责令当事人重新办理取保手续，也可以转变为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

3、人保与财产保并用

即将上述人保、财产保的手续同时办理，并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其取保候审手续即告终结。

(2)刑事诉讼法第55条扩展阅读：

第六十九条：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与本案无牵连；

2、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3、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

4、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

第七十条：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1、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2、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⑶ 经济犯罪法院需要哪些证据

经济犯罪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发生在经济领域。即发生在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2）主观上为故意，过失不构成经济犯罪，并且一般都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3）直接危害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因此，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对一个犯罪事实的认定，不一定需要多个证据共同证明，有时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就能起到定案的作用，如杀人案件现场所遗留凶器刀把上血指纹的同一认定，在排除接触刀把的所有偶然性后，一般就可以认定嫌疑人就是作案人。但在经济犯罪刑事诉讼中，支撑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证据事实，往往不是单个证据就能做到的，而需要一系列相关的证据组合在一起共同去完成。如行为人在某一票据上的签字，因其本身参入该民事行为的“合法”身份，签字行为本身是经济、民事业务内容所要求的，要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还必须证明其有犯罪的主观故意，而仅此一个签字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一系列与签字行为关联的“组行为”共同支撑，形成一组证据共同证明主观方面成立、犯罪事实存在。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⑷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有什么问题要明确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监察材料是否可以全部作为刑事证据？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但该款并没有明确：一是监察委收集的证据材料是指立案调查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还是也包括立案调查前收集的证据材料。从《监察法》的规定看，第38条赋予了监察委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可以采取初步核实的方式进行处置。第39条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也就是说，监察委对监察问题的处理实际可以包括立案前的“核实”与立案后的“调查”两个阶段。
严格意义上，立案前的“核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立案后的“调查”，“核实”针对的是“监察对象”，调查针对的是“被调查人”，在“监察对象”身份下，因核实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的法定证据形式要求，当然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二是《监察法》第四章所规定的“监察权限”中，还涉及第19条规定：“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那么，“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材料，特别是“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记录、材料等，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移送，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从正面理解，“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当然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
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察法》第33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只是明确了“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此处的“案件处置”只是监察委的处置，并未涉及刑事诉讼；二是理论上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前提是要查明调查取证活动是否违法，或者说证明调查活动合法的责任在控方。但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没有对监察调查监督的权力，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没有涉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68条和第171条，即未赋予对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调查核实的权力，也未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的内容中，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五)项查明事项）进行修改，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查明监察调查取证活动是否合法；对“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也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其（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的权力。由此，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其基础条件似乎并不充分。
三、法庭审理时监察人员是否可能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前所述，在检察机关既无对监察调查监督权，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没有涉及对监察调查活动“查明”权的情况下，法庭审理时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则可能会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即“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在目前的讨论中，有的建议应对《刑事诉讼法》第57条进行修改，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将监察人员（或调查人员）也纳入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说明情况的人员范畴。基于监察委对职务犯罪调查权实质类同于侦查权，但调查权又不等于侦查权的前提，将监察人员纳入《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中，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在已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并未对此涉及的情况下，该条款中的“其他人员”其实也可以将监察人员包含其中。因为，按照“出庭说明情况”及《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内涵，监察人员的出庭更主要是证人而非监察人员的身份。
四、是否有权要求监察委提供或调取其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况也为数不少。目前的《监察法》中，第40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虽然第45条第（四）项也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但基于现实的考量，未完全移送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材料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和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都可能会遭遇法律上的障碍。
与调取证据材料相关的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监察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了“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即《监察法》对监察委形成的录音录像规定了，一是留存（——不移送）；二是备查。此处的关键在于“备查”二字，包括是否属于可以调取的证据材料，以及公诉人是否可以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试行）》第446条和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规定，要求法庭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等，有待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五、补充调查期间辩护人是否拥有完整辩护权？
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审查起诉开始，辩护人拥有三项基础权利，即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三项权利的核心都和证据相关。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职务犯罪在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律师即可以辩护人的身份全面介入，并行使各项辩护权利，这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监察法》第47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目前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对检察机关审查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原则进行了强调。从过去职务犯罪的诉讼进程看，补充侦查几乎就是一个常态，加之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方面知识、技能的欠缺，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职务犯罪的退回补充调查比例不小。这就涉及到辩护人权利如何行使的问题。
已经十分明确的是，监察委调查期间，律师不得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那么，补充调查也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监察委调查，已经参与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能否全面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权利——比如根据第37条的规定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特别是在补充调查针对漏罪或发现新罪的情况下，此罪的辩护权能否及于漏罪、新罪？另一方面，因为补充调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种特定程序，审查的主体，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逮捕措施的主体都是检察机关，在此期间限制辩护权利实质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必然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产生冲突，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困惑与疑问。

⑸ 朋友卖假药被抓了，我从派出所保释他出来，作为担保人有什么责任是不是他不到庭就要我替他去

一、所说情形，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 保证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一）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二）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⑹ 电大 简述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案件实行法律监督体现哪些方面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1. 立案监督。

刑事立案监督的任务是确保依法立案，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和违法立案。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对于不应当立案而违法立案的情形，人民检察院也依法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

2.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

（1）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2）对提请批捕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3.审查起诉阶段的监督。

（1）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应当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纠正。

（2）对移送起诉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中，发现遗漏依法应当移送审查起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提起公诉。

4.审判阶段的监督。

（1）对法庭审理活动的监督。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同时，监督法庭审理活动。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2）对一审裁判的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3）对生效裁判的监督。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4）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5）对特别程序的监督。包括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强制医疗程序等。

5.执行阶段的监督。

（1）死刑执行的临场监督。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治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

（2）对监外抽行的监督。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1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

（3）对减刑、假释的监督。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4）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⑺ 证人特权规则包括哪些内容

证人特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是指证人由于其特定身份而享有的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证据规则。相对其他的证据规则以促进案件事实的发现或维护程序的合法性，证人特权规则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某些法庭之外的关系和利益。
证人特权规则：
1.赋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此处所谓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证人特权”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证人做出的陈述可能使其自身受到刑事追究或刑事处罚时，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它能有效防止刑事诉讼过程中刑讯逼供、暴力权证等现象的频发，同时也能体现我国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和与世界的接轨。
2.赋予享有亲属关系的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此处的“亲属”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姻亲”不同，仅指近亲属。我国现行法律当中将近亲属的范围界定为“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有亲属关系享有的拒证权的主体范围不宜划分太宽。
3.赋予特定职业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职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此处对职业进行了限制，将其界定为“特定职业”。诸如：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基于委托人对律师、患者对医生、忏悔人员对神职人员的信赖关系和我国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我国应赋予特定职业的证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4.赋予享有公务特权的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对“公务特权”的界定都以其内容涉及国家秘密为限。但各国对因享有公务特权而拒绝作证的证人的具体范围界定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将享有此项特权的证人范围规定的很宽，但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际，应尽可能的缩小享有此项特权的证人范围。

⑻ 刑事案件取保候审大部分的结局

您好，取保候审一般是什么结局需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来进行不同的判断，有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也有可能被无罪释放。取保候审的后果就是可以照常过上之前的生活。取保候审，顾名思义，获取保证，等候审判。取保候审之后，基本就是等待了。取保候审的出发点就是不影响在被告之前的生活。但是，事实上，首先就是会受到舆论的干扰。
像邻居、同事、亲朋好友这些人，都会对自己造成生理和心理的伤害，当然心理素质强的人可以忽视。其次，取保候审毕竟是带有强制性的，假如在谈一项很重要的合作，但是法院这时候你赶到法庭，那就只能去法庭，而不能为了工作，强硬的抵抗法院。
所以，在取保候审的时候，所进行的重要的工作要不是停滞，就是倒退了。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不太方便进行重要工作，出国那就更不可能了。还有，驾驶证也是上交的，对于现在的出行，没有驾驶证比没车更不方便。最后，虽然说是照常，但是呢，却是也要在他人的监督下，也可以说是暴露在大众之下的生活，不是很自由。
刑事类型的案件在进行审理的时候是由法院所进行的，应当是根据检察机关所移交的证据和案件的审理情况来进行判断的，这与前期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无直接关联性，比如说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不会影响后期定罪量刑。

【法律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其间没有违反规定，也没有故意重新犯罪的，在解除取保候审、变更或者刑罚的同时，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应当制作《退回保证金决定书》，通知银行如数退还保证金。
(2)第二十六条规定：保证金的收取、管理、没收或者退还，应当按照本规定和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吞保证金，对违反规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3)第二十七条规定：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擅自收取、没收或退回保证金的，依照有关法律或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⑼ 刑事拘留期间取保候审需要哪些程序，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取保候审需要相关手续：
办理取保候审，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也可以由他们的法定代理人（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近亲属（夫、妻、父、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以及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或者审查起诉之后委托的辩护人，向司法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即填写取保候申请表。在侦查阶段，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在审判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依法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并决定是人保、财产保，还是人保与财产保并用。
对于人保，取保候审申请人必须提出保证人，保证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经司法机关批准，由保证人和被担保人（即被取保候审人）出具保证书，保证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被保证人保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取保候审人的人保手续即告终结。
对于财产保，司法机关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可以责令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出具由司示机关确定的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取保候审的财产保手续即告终结。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时间由司法机关决定），如果被取保候审人不违犯《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司法机关不退还保证金，将其上缴国库；根据不同情况，司法机关可以责令当事人重新办理取保手续，也可以转变为监视居住、逮捕等强制措施。
对于人保与财产保并用，即将上述人保、财产保的手续同时办理，并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其取保候审手续即告终结。

⑽ 哪些行为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有哪些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有哪些

1．（1）“审讯人员将李某提到公安局办案基地对其实施了捆绑、吊打、电击等行为，3天3夜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只给少许水喝，并威胁不坦白交代抢劫杀人罪行、认罪态度不好法院会判死刑。最终，李某按审讯人员的意思交代了抢劫杀人的事实。”这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非法证据，而且，依据该条款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2）“侦查人员还对李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当场未出示搜查证”，侦查人员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属于物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对该证据予以排除。

2．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之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本案负有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包括东湖市公安局、东湖市检察院和东湖市中级法院。

3．对于李某的盗窃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认，而且有李某的供述，并经查证属实。因此，对李某的盗窃罪应作有罪判决。
对于李某的抢劫罪，只有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加以证明，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的给被告人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4．结合本案，简要说明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的价值。
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刑法实施方面的价值有：第一，通过明确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适用刑事实体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诉讼法通过明确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与义务，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及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构架；同时，由于有明确的活动方式和程序，也为刑事实体法适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规定了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运用证据的规则，既为获取证据、明确案件事实提供了手段，又为收集证据、运用证据提供了程序规范。第四，关于程序系统的设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减少案件实体上的误差。第五，针对不同案件或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程序，使得案件处理简繁有别，保证处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诉讼法通过规范证据的收集程序和运用规则，让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在本案中，通过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相互之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了刑法的正确实施，保证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以有效的程序机制保障了刑法的实现。

5．结合本案，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过程，阐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在我国，为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查证核实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几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以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方面，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在三个方面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一，排除范围。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第二，法庭调查，包括启动、证明、处理。即刑事诉讼法第56、57、58条的规定。第三，法律监督。即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对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贯彻和落实。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乃至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能够使非法取证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结果和实体结果，消除非法取证的心理动力，从而达到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权利、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保障李某的人权，同时，警示司法人员在以后的执法中应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督促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过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彰显了程序的独立价值，维护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
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彰显法治精神。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规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和确立。司法机关若非法取证、带头违法，就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损害法律权威，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抑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督促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惩罚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坚持规范理性文明执法，这对树立我国司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