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叶必丰pdf
1.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分工。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主动公开的方式和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共查阅室、资料索取点、信息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场所、设施，公开政府信息。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依申请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1)编制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为当事人申请公开提供条件。
(2)当事人申请。当事人申请是启动公开程序的前提。当事人提出申请原则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该申请的行政机关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的内容有：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此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信息的，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证明文件。
(3)行政机关处理。第一，对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第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第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第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4)征求第三人的意见。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5)期限。第一，当场答复。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第二，一般期限。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必要时，经负责人批准并告知申请人，可以延长，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不过，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 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㈡ 叶必丰的学术荣誉
1.1987年，《行政程序立法刍议》获中国法学会首届优秀成果三等奖；
2.1995年，《中国行政监察理论与实践》（第二）获湖北省首届社科成果提名奖；
3.1998年，《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参与）获教育部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4.1998年，《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获武汉市优秀成果三等奖；
5.1999年，《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参与）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6.1999年，《行政法的人文精神》获司法部优秀成果三等奖；
7.2000年，《行政法的人文精神》获武汉市优秀成果二等奖；
8.2000年，《社会稳定论》（参与）获中国图书奖；
9.2002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参与）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10.2003年，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双轨制征地制度的建构》（作者：窦家应）指导教师奖；
11.2003年，《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12.2005年，《行政法学》（修订版）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二等奖；
13.2005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获上海市精品课程；
14.2006年，获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
15.2007年，获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
16.2007年，《行政法学》（修订版）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
17.2008年，《非诉行政执行之研究》（参与）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优良课题。
18.2008年，《我国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行政协议》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㈢ 行政法中有哪些条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具体到土地行政征收上,以公共利益为本的行政法不仅是“公共利益”保护的最佳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本文指出对行政法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设计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利益 行政征收 行政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现状
“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指出:“一切运营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强者的利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后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修宪让人欢欣雀跃,“公民的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保护“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纸黑字的写进根本大法实是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没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悬空,实践中土地行政征收矛盾丛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我国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等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但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在我看来,应该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有总比没有的好)。当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穷尽其宽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后,在实践中完全可以由权威机关进行合法性的解释。法律原本就具有滞后性,为什么在“公共利益”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一)用宪法来具体实施公共利益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看出,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规范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原则,一切国家机关、政治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用宪法来具体保护“公共利益”显然行不通,当然不排除宪法的权威解释。
(二)公共利益的保护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重要的划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民法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私法的范畴,由一部私法范畴的法律去规范一个典型的公法概念显然并不合适。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有关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用私法限制公权的天赐良机,也有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类似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弹性条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权法中明细。在我们看来,在《物权法》制定中,既要考虑富人的“金马桶”又要保护穷人的“盛水瓮”对民事立法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考验,所以就根本没精力、也没必要在原本属于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领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
(三)选择“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存在不足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对罪与刑的严密的思辨过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已经成立。刑事法律再进行惩罚,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护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点,是行政权力产生的缘由。“实际上,行政法的许多概念、规则、原则,都是从‘公共利益’这一总的要求出发从私法中借鉴出来的”叶必丰教授将行政法定义为:“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仅是行政法调整的对象而且是现代行政的目的,同时也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所涵盖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实施者而且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护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土地征收为例
现阶段,全球的经济危机,粮食安全倍受各国的高度重视。如何保护耕地,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限制公权,如何在行政征收中体现公共利益等问题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确立为耕地保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保护耕地就是现阶段我国“公共利益”保护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征收的立法行为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应该掌握在“公众”手里,因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么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应当是公共利益最权威的决定者;而由公众决定公益内容的最好形式,莫过于通过人民的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来制定法律,在我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宽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穷尽之,显然不可能。有必要具体到个案中,这样更好把握。“立法者于规定公益内容之时(尤在有公益授权,授权行政机关来执行公益之需求时),应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而是将公益予以类别化、特别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规范之公益的内容,能使其在该法律条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内容、动机以及范围”。当我们的归纳受阻,我们可以选择演绎之法。与其苦思冥想的去定义一个言语不可能穷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宁敞开心扉,放眼社会实践,一事一议,由行政法律法规来落实宪法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从而达到准确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征收来说,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个横轴为具体事项,纵轴为特定历史阶段。那么SARA中政府隔离措施无人非议,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征地行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确坐标都活生生的跃入我们的眼帘。“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继宪法理念,在立法技术上,强调“具体规范”原则,国家权力滥用公益之情况,将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征收行为的做出须体现程序正义
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由个人利益组成的某种派生性的复合利益,虽然与个人利益有着内在一致性,但其出现时所伴随的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与克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即使是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常全面和完备的国家,也认为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去积极地思考,如何让这种限制或者是克减恰到好处,进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利益;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也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在处理公共利益问题的全部过程中,在设置其他必经的行政程序外,应该重点引入行政听证程序,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公民财产权的有合理维护。听证程序适用领域非常广泛,是现代程序正当原则的核心内容,它的主要内容是公开透明程序、公众参与的程序以及说明理由程序。具体到土地征收,就是要做到:征收前听取被征收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在征收决策前邀请被征收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并提出申辩的理由,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有意义的博弈,从而实现双赢。
(三)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审查
“无救济则无权利”,所以法院对有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进行事后审查。现实的情况是,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时,公民的法律救济途径少,行政诉讼保障程序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为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这就使公民在对行政征收、征用行为主体提起诉讼时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常常对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一般是针对特定人和特定事项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应当归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行政征收、征用行为过程中出现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纠纷所产生的行政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也就顺理地成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否则将会出现严重后果,即在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有违法行为时公民无法诉之法院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疑这是与行政法调整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
㈣ 叶必丰的工作经历
助教，武汉大学法学院，1984-1991
讲师，武汉大学法学院，1991-1993
副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1993-1997
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1993-
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1997-2003
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2002-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2003-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行政法组成员，1990-1994；组长，1994-2000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2002- 2006
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2003-2005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咨询专家，2006-
上海市文化执法总队咨询顾问，2007-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1998-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地方立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2004-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2003-
上海市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总干事，2003-
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理事，2002-
湖北省行政法研究会常务理事，1988-2003
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2000-2003
湖北省监察学会常务理事，1990-2003
㈤ 论行政的合理性
论行政的合理性
“合理”这一概念,往往与适当、正当、正义、公平、平等和公正具有相同的意义。然而,它与“合法”概念具有比较确定的内涵不同,往往难以确定其界限。我们试图从将它与有关问题相对照的角度,来明确其内容。
(一)制度公正和行为公正
如果对“合理”可以从公平、正义上来理解的话,那么合理或公正首先就应当是对制度的要求,即制度应当合理和公正。制度主要是通过法律来建立的,因而制度公正就转化为对立法的要求,要求在立法时必须坚持公正。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公正,所制定的法是恶法,那么即使行政合法性原则贯彻得再好,也难以真正实现行政公正。从这一意义上说,合理性高于合法性,合法性从属于合理性。但是,合理和公正又不限于对制度的要求。有了公正的制度,有了合法性原则,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性和自由裁量的存在,仍将出现行动中的不公平,或出现不公平行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对制度的运行仍然需要以公正、合理为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一种基本准则,并不是对制度建设的要求,而是对制度运行的一种要求。也就是说,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一样,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要求而不是对行政法规范的要求,是一种行为公正而不是一种制度公正。制度公正与否尽管与行政法问题密切相关,但主要是一个宪法问题。
(二)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原则
应当承认,我们的许多概念和原理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原则。
在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行政合理性原则、自然公正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其中,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来设定的。它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不合理的判断、不相关的考虑,不得有不合理的动机,实施行政行为不得专横和反复无常;自然公正原则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要求。它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在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行政行为之前给予其听证的机会等;越权无效原则,则几乎涵盖了其他所有方面,只要不属于前两项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因此,在英国有合理性原则,但没有一个被称为合法性原则的行政法原则。
在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均衡原则)。合法性原则包括法律对法规的创造力、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是指依法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或对相对人设定的负担必须以必要性为前提。就我们的认识而言,它与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它有行政合法性原则,却没有一个被称为合理性原则的行政法原则。
自欧洲一体化以来,主要由欧洲法院发展的欧洲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包括比例(均衡)原则、平等原则和保护合理期待原则。可以说,上述原则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英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实现某种对接的结果。其中,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保护合理期待原则与自然公正原则都具有某些相同的内容,而平等原则应该说是英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大陆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共同要求的内容。但是,它们又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不仅是因为所使用概念上的区别,而且还在于同一概念所反映的内涵上的区别。例如,英国和德国都有行政自由裁量这一概念,但在内涵上却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原则虽然能找到它们的共同之处,但所要求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例如,保护合理期待原则,在德国侧重于实质上的保护,而自然公正原则则侧重于程序保护。具体到特定案件的话,这种差异性将更为明显。
由此看来,对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的区别界限,各国都是按本国的国情来确定的。其中,英国更侧重于用公正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自然公正原则)来约束行政行为,而德国更侧重于用行政合法性原则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的行政合理性
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实践中,行政合理性多指行政行为应具有的内容上的公正性。人们普遍认为,凡是能用法律规则规定的问题都属于合法性问题,只有无法用法律规则规定的问题才有可能是合理性问题,内容公正重于形式公正。也就是说,我国的合理性原则是为了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又实现合理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这样,合理性原则也就成了一个从属于合法性原则的原则。
自我国制定《行政诉讼法》以后,行政法学上对合理性作这一界定,可能是基于该法的规定。根据该法的规定,除了行政处罚以外,法院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不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该法同时规定,法院有权审查和推翻违反法定程序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即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这就说明,行政行为是否遵循正当程序、自由裁量权是否滥用等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合理性问题。为了使更多的行政行为能够得到司法监控,我们就应更多地扩大行政合法性原则的支配范围,缩小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支配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能把程序公正和正当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划入合理性原则的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自然公正原则并不相同。德国的比例原则也只是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部分内容。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还应包括外国行政法中所称的平等原则的许多内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理的基本规则,主要包括平等对待、比例原则和正常判断三个方面。
(四)行政合理性规则的确定
“合理”和“公正”等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如果用“公正”来界定“合理”,几乎可以说是在用一个不确定概念来解释另一个不确定概念,并没有对合理性作出准确的解释和回答。这是由合理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语言表达的抽象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行政行为在形式上的合理性或公正性,即程序公正是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规则的,而行政行为内容上的合理性,尤其是自由裁量行为的适当性的客观标准却难以掌握。对同一个行政行为,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判断,即有的认为是合理的,而有的却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到底哪种判断更符合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正像英国黑尔什姆大法官所说的那样:“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
然而,现实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须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确定化,把主观观念客观化和标准化。为此,英国的司法审查是尽可能避免正面阐述合理或公正的含义和要求,避免不同层次上的合理性分歧,而习惯作一种反向思维,即努力找出到底什么或哪些属于不公正、不合理,从而找出一个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同时,英国的司法审查努力回避从行政行为本身来讨论合理性问题,而尽可能从行政行为的实施动机、目的、相关因素和外人即一般人的判断来认定合理性。此外,英国的司法审查习惯于用判例来确立合理性原则的各项规则。因为,抽象的合理和公正,也只有在具体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讨论和确定。
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尽管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英国确定行政合理性规则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下文的分析论证中,将更多地采用实证方法。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
(一)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原则是行政主体针对多个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规则。在量化情况下,平等对待原则是容易掌握和运用的。然而,在行政法领域,许多问题往往难以量化。因此,我们就有必要用“模糊语言”来表述这一原则。当代学者米尔恩指出:“比例平等原则要求:(a)某种待遇在一种特定的场合是恰当的,那么在与这种待遇相关的特定方面是相等的所有情况,必须受到平等对待;(b)在与这种待遇相关的特定方面是不相等的所有情况,必须受到不平等的对待;(c)待遇的相对不平等必须与情况的相对不同成比例。”这就是说,平等对待包括三种情形,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例对待。
同等对待有两种情况:第一,行政主体同时面对多个相对人时的同等对待。同等对待规则是一种顺向思维,又称一视同仁。如果作反向思维,这项规则也可称为非歧视性规则、反对歧视规则。在谷某诉某区公安分局案中,原告谷某与第三人吕某因故发生互殴,各有轻微伤。被告对原告作出了拘留10日的处罚,却未对第三人作任何处罚,没有遵循同等对待规则。法院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并作出了变更判决。当然,这里的“同时”,不仅仅是指同一个案件,而且应当是指同一时间阶段。第二,行政主体先后面对多个相对人时的同等对待。行政主体对不同时间阶段出现的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或消灭,应当与以往同类相对人保持基本一致,除非法律已经改变。这一规则也可称为遵循行政惯例规则、前后一致规则或反对反复无常规则。不同情况要求区别对待。如果对不同情况给予同等对待,那不是平等。
区别对待规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认真区别各相对人的具体情况。在王标如等七人诉某县水利局案中,被告对未经其批准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原告作出了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对同样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县轮船公司未作处罚,而只处罚原告是不公正的。法院认为,县轮船公司建房履行了报批手续,是经有关部门审查并测定后才开始建房的;在建房时,该公司按规定对建筑物的基础工程作了钢筋浇注处理,对堤坝的维护危害不大。⑧法院认为,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区别了不同情况。
比例对待规则要求行政主体按不同情况的比重来设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文兵诉某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所案中,被告认定第三人陈先蓬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应赔偿原告损失1800元;认定第三人文忠祥负有重要责任,赔偿原告损失800元;认定原告监护人负有次要责任。被告在这里通过先区分责任的大小,再按比例确定了各责任人的赔偿费用。在同一案件或法律事实中,这种比例往往与各相对人所起作用的大小、情节的轻重相一致。
(二)比例原则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虽然有法律上的依据,但必须选择使相对人的损害最小的方式来行使为原则。在德国行政法学上,该原则包括三项内容,即适当性原则、必要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应合乎法律的目的。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损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狭义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适当性原则基本上属于合法性原则的内容,因而比例原则就是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两项内容。
必要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即使可以依法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保持在最小范围和最低程度。在张其信诉夏阁镇人民政府案中,被告的拆迁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原房屋所处位置整体上并不影响规划的实施,不需要全部拆除,原告只要拆除超出的部分就符合规划的要求。而且原告原房宅基地位置较好,其历史上长期使用该宅基地,在规划安排时应考虑原告对其老宅基地享有优先使用权。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对上述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不予考虑,导致其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适当的程度,不适当地扩大了相对人的损失,实际构成了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所以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显示公正。”
狭义的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即使依法可以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不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超过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在王甲诉东乡人民政府案中,原告与王丙商定共同在王丙的承包地上申请建房,但县土地管理局却把该地批给了王丙和周丁建房。原告便擅自在王丙的承包地上建起了砖木结构房4间和车库2间。于是,被告对原告作出了拆除违法建筑物的处罚决定,并通知原告可在周乙的宅基地上建房。 被告的处罚是合法的。但是,在原告符合建房条件、主管部门也愿意批给宅基地,所建房屋符合规划要求,并在房屋已经建成的情况下,而且在行政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仅仅是加强管理(即要求原告履行申请手续)的情况下,拆除决定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就要大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就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比例原则与平等对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某些内容与平等原则所要求的某些内容也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又是有区别的。平等对待是通过对各相对人之间的比较来认识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则则是通过对事即相对人所具有的情节与所应得到的法律待遇之间的比较来认识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则主要是对负担行政的要求,而平等对待原则的适用则不限于负担行政,还适用于给付行政。符合平等原则的行政行为不一定符合比例原则。坚持比例原则即使能够达到负担行政中的平等对待,也无法实现给付行政中的平等对待。因此,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也是对行政的两种不同要求,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
(三)正常判断
我们已经在前文说明,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或不合理,难以确立一个量化的标准。即使我们可以借助于平等对待和比例原则来判断,也仍然存在是否“平等”、是否“必要”的问题。由此可见,对行政主体是否遵循了平等对待和比例原则又需要新的标准加以判断。
根据国内外的实践,只能以大多数人的判断为合理判断,即舍去高智商者(法学家、法官等)和低智商者(文盲、精神病患者等)的判断,取两者的中间值即正常人、一般人的判断为合理判断。只有当“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像行政机关在正当的行使权力”,“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如此无视逻辑或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时,才能被认为不合理。 这样的不合理,也就是显失公正。在深圳先科电子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乔迁之际未经批准张挂条幅受罚案中,江汉区市容环境卫生监察中队根据《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47条罚款2000元至20000元的规定,作出了罚款两万元的处罚决定。 我们且不论该处罚决定在适用法规上的错误,即使可以适用第47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给予最高限额的罚款也是显失公正的。当然,一个判断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判断,又往往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滥用自由裁量权
(一)判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标准
在英国,行政合理性原则就是针对自由裁量权而设的,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根据英国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的下列标准:是否符合正常判断(参见前文),是否具有不合理动机,是否具有不相关考虑,以及是否符合法定目的。
1.不合理的动机。“在执行公务中,自由裁量权总是包含着诚实善意的原则,法律都有其目标,偏离这些目标如同欺诈与贪污一样应当否定。” 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具有合理的动机。动机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耍权威、搞创收、行报复、争利益等行政行为,都不具有合理的动机。方城县公安局民警杨庆林等人为创收,居然授意李学文找人聚赌并告密,然后自己前往抓赌并罚款。 在上述案例中,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动机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作行为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
2.不相关的考虑。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事项,或者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事项,就是不相关的考虑。不相关的考虑可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但并非不相关的考虑都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只有在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考虑了行政法规范明示或默示不应考虑的事项,或没有考虑行政法规范明示或默示应当考虑的事项时所作的行政行为,才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在张珠钦、陈梅恭诉福建省闽清县璜乡人民政府案中,被告考虑到原告尚未清偿有关债务而拒绝为原告办理结婚登记。 这些基于不相关的考虑而实施的行政行为,都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
3.违反法定目的。行政法规范之所以规定或允许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是为了在不同情况下更好地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就应合乎行政法规范设置自由裁量的目的,而不能违反这一目的,否则,就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了没收铝合金(属假冒产品)推拉窗料1.9吨等处罚,但又将其中经检验质量基本合格的980根铝材以10000元的价格“拍卖”给了申请人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结合该法第五章“罚则”的有关规定,该法给予主管部门没收质量不合格产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用户、消费者、名优产品企业等的合法权益,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不是其他目的。因此,被申请人将在没收时认定为不合格、在“拍卖”时检验为合格的铝材卖给申请人,违反了上述法定目的,没收和拍卖两者中必有一者属于滥用职权。
应当说明的是,不合理的动机、不相关的考虑和违反法定目的,有时是重合的。在某县经济技术协作经营部诉某地区物价所案中,被告的执法人员具有“公报私仇”的动机,考虑不应当考虑的个人私怨来实施处罚也是一种不相关的考虑,而用职权来解决个人私怨也违反了法定目的。 但是,上述三项规则又有其各自独立的价值。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不合理的动机,主要是从道德上来判断的。不相关的考虑,主要是从案件情节上来要求的。违反法定目的,则主要是从法律上来认定的。同时,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的认定,不需要同时具备以上三项标准,而只要存在其中之一即可。在某个案件中,当动机是否合理难以认定时,只要能够认定不相关的考虑或违反法定目的,就可以认定自由裁量权已被滥用。
(二)滥用自由裁量权与显失公正
在英国,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属于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政行为。如前所述,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存在很大区别。在我国,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与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并不能划等号。这是因为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原因,违法或显失公正是结果。滥用职权这一原因可以导致违法或显失公正两种结果。
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不是一个显失公正的行为。在某县经济技术协作经营部诉某地区物价所案中“公报私仇”的处罚,在我国都只是一个违法行政行为,而不属于显失公正的行为。
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显失公正而并不违法的行政行为。在张其信诉夏阁镇人民政府案中,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所作拆迁行为是一个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但被告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只是显失公正而已。
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还可能既是一个违法行为又是一个显失公正的行为。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案中,被申请人通过没收得到的申请人的铝材又低价“拍卖”给申请人使用,违反法定目的,属于滥用职权。这一行为既违法又显示公正。
滥用自由裁量权由于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两种可能,因而就必须用合法性和合理性两项原则予以规范。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行政处罚以外的行政行为应尽可能将滥用自由裁量权作为违法行为来对待,以避免合理性问题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而规避司法监控的现象;对行政处罚行为应尽可能作为显失公正来对待,以便作出变更判决,从而避免同一反复,出现累讼。
作者简介:叶必丰,1963年生,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㈥ 我急需政法或者国际政治专业的书
您好，我所在的大学便是政法类大学，本人也恰是国际政治专业的，列出的书目均为我校教授推荐，希望能够帮到您买一份好的礼物！
【第一部分：政法类推荐给您的书目】（因为政法类涉及范围较广列举较多见谅）
一、法律史类:
《帝国的缩影： 中国历史上的衙门》郭建著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法学的初步》刘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方法学初步》刘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推荐理由：了解中国法律的传统特有性格的入门读物。有助于我们粗略的把握中国法制史的大概面貌，使我们获得初步的感性的认识。
二 法律史通论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武树臣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范忠信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梁治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张中秋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再版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布迪莫里斯等著 朱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范忠信 著 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推荐理由：增进对中国法律文化特征了解的理论读物，特别是有助于我们以西方法文化为参照来认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和缺陷。
三、宪法学类：
1、孟德斯鸠著 《论法的精神》
2 、卢 梭 著 《社会契约论》
3 、卢 梭著 《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4、洛 克 著 《政府论》
5、约翰·密尔著 《政府》
6、佐滕功 《比较政治制度》
7、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8、戴雪 《英宪精义》
9 、罗伯特·达尔 《记民主》
10、维尔 《宪政与分权》
11、李龙 《宪法基础理论》
12 张伏福 《宪法学基本理论》
13 张伏福 《宪政论丛》（一）（二）
14 徐显明 《公民权利义务通论》
15 王世杰 钱瑞升 《比较宪法》
16 周叶中 《宪法》
17 韩大元 《亚洲立宪主义研究》
18 刘茂林 《宪法学》
17 刘嗣元 《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18 王广辉 《比较宪法学》
四、行政法学
1 方世荣主编：《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6 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7 叶必丰著：《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8 杨解君著：《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9 杨解君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10 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第二版
12 姜明安著：《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 林莉红著：《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版
15 陈新民著：《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 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17 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8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87年版
19 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 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1 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 [日]和田英夫著：《现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23 [日]室井力著：《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 [日]盐野宏著：《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6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27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8 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杨海坤、黄学贤著：《中国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0 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 杨解君、温晋锋著：《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 马怀德著：《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劣》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33 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4 方世荣著：《论具体行政行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5 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
36 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 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8 李娟著：《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 石佑启著：《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换式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0 关保英著：《行政法模式转换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1 宋公德著：《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
【第二部分：国际政治专业】
参考书目
1．（美国）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美)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 : 理论与历史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
5、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6、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8、（日本）中西治著，汪鸿祥译：《新国际关系论》，学林出版社，2002年。
9．（美国）康威·汉得森著，金帆译：《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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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斯坦利 霍夫曼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15．（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6．（英）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美）塞潦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
18．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您选择一个好的礼物！谢谢~！
㈦ 叶必丰的介绍
叶必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年参加司法部助教进修班（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习 。2002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博士学位。 03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任教授。
㈧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的介绍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是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叶必丰
㈨ 行政法的红皮书是哪个编写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㈩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介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现就有关条款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一律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
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诉讼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第五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一至二名诉讼代理人。
第六条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
第七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第八条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第九条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议程序的合法性。
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撤销复议决定。
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判决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因复议程序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由复议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
（三）其他行政协议。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第十三条 对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
第十五条 原告主张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有效、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
被告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其他法定理由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第十六条 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费用准用民事案件交纳标准；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为提起诉讼的，诉讼费用适用行政案件交纳标准。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一并审理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民事争议，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
（一）法律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的；
（二）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或者协议管辖约定的；
（三）已经申请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
（四）其他不宜一并审理的民事争议。
对不予准许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民事争议应当单独立案，由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审理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裁决的案件，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不另行立案。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在调解中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不能作为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
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应当分别裁判。当事人仅对行政裁判或者民事裁判提出上诉的，未上诉的裁判在上诉期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将全部案卷一并移送第二审人民法院，由行政审判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未上诉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
第二十二条 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 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法院基于抗诉或者检察建议作出再审判决、裁定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立案。
第二十六条 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