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39

Ⅰ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有什么问题要明确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监察材料是否可以全部作为刑事证据？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但该款并没有明确：一是监察委收集的证据材料是指立案调查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还是也包括立案调查前收集的证据材料。从《监察法》的规定看，第38条赋予了监察委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可以采取初步核实的方式进行处置。第39条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也就是说，监察委对监察问题的处理实际可以包括立案前的“核实”与立案后的“调查”两个阶段。
严格意义上，立案前的“核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立案后的“调查”，“核实”针对的是“监察对象”，调查针对的是“被调查人”，在“监察对象”身份下，因核实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的法定证据形式要求，当然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二是《监察法》第四章所规定的“监察权限”中，还涉及第19条规定：“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那么，“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材料，特别是“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记录、材料等，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移送，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从正面理解，“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当然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
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察法》第33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只是明确了“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此处的“案件处置”只是监察委的处置，并未涉及刑事诉讼；二是理论上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前提是要查明调查取证活动是否违法，或者说证明调查活动合法的责任在控方。但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没有对监察调查监督的权力，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没有涉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68条和第171条，即未赋予对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调查核实的权力，也未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的内容中，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五)项查明事项）进行修改，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查明监察调查取证活动是否合法；对“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也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其（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的权力。由此，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其基础条件似乎并不充分。
三、法庭审理时监察人员是否可能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前所述，在检察机关既无对监察调查监督权，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没有涉及对监察调查活动“查明”权的情况下，法庭审理时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则可能会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即“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在目前的讨论中，有的建议应对《刑事诉讼法》第57条进行修改，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将监察人员（或调查人员）也纳入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说明情况的人员范畴。基于监察委对职务犯罪调查权实质类同于侦查权，但调查权又不等于侦查权的前提，将监察人员纳入《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中，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在已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并未对此涉及的情况下，该条款中的“其他人员”其实也可以将监察人员包含其中。因为，按照“出庭说明情况”及《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内涵，监察人员的出庭更主要是证人而非监察人员的身份。
四、是否有权要求监察委提供或调取其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况也为数不少。目前的《监察法》中，第40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虽然第45条第（四）项也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但基于现实的考量，未完全移送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材料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和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都可能会遭遇法律上的障碍。
与调取证据材料相关的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监察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了“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即《监察法》对监察委形成的录音录像规定了，一是留存（——不移送）；二是备查。此处的关键在于“备查”二字，包括是否属于可以调取的证据材料，以及公诉人是否可以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试行）》第446条和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规定，要求法庭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等，有待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五、补充调查期间辩护人是否拥有完整辩护权？
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审查起诉开始，辩护人拥有三项基础权利，即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三项权利的核心都和证据相关。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职务犯罪在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律师即可以辩护人的身份全面介入，并行使各项辩护权利，这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监察法》第47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目前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对检察机关审查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原则进行了强调。从过去职务犯罪的诉讼进程看，补充侦查几乎就是一个常态，加之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方面知识、技能的欠缺，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职务犯罪的退回补充调查比例不小。这就涉及到辩护人权利如何行使的问题。
已经十分明确的是，监察委调查期间，律师不得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那么，补充调查也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监察委调查，已经参与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能否全面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权利——比如根据第37条的规定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特别是在补充调查针对漏罪或发现新罪的情况下，此罪的辩护权能否及于漏罪、新罪？另一方面，因为补充调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种特定程序，审查的主体，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逮捕措施的主体都是检察机关，在此期间限制辩护权利实质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必然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产生冲突，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困惑与疑问。

Ⅱ 刑事诉讼被告人拒绝辩护的正当理由有哪些

刑事诉讼中有两种拒绝辩护：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法律根据是刑事诉讼法第39条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其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辩护权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从根本上讲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辩护人的辩护权派生于辩护权的主体。所以，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辩护权没有作出理由限制。一经提出，就应当生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如果属于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需要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
刑事诉讼中的另一种拒绝辩护是指律师拒绝继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法第29条规定：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根据律师法的有关规定，辩护律师接受委托以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因此，律师拒绝辩护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拒绝辩护才能成立。这一点是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辩护权不同的。

Ⅲ 法律是如何规定取保候审申请人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十八条被羁押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申请取保候审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书面申请后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并且提出了保证人或者能够交纳保证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并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
20.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Ⅳ 立案书上写着刑法第三十九条是什么意思

《刑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被管制罪犯的义务与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不知你说的立案书是什么货色。

Ⅳ 《律师法》第39条后半句和《刑事诉讼法》司解第33条好像有矛盾啊

《刑诉法解释》的复意思并制不是说律师不行。其本意是，（四）—（七）所列人员原则上不得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除非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或监护人，并且经过法院的准许；换句话说，（四）—（七）项的人员只在符合被告人委托+被告人近亲属或监护人+法院准许的条件下才可以担任辩护人；而《律师法》的规定的意思是，律师有两种情况不能担任代理人，一是担任双方的代理人，二是与本人或近亲属有“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律师不属于《刑诉法解释》中限制辩护人的范围，其可以接受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而不需经过法院的准许。

Ⅵ 如何认定《劳动合同法》第39条"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判断标准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指：
1、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但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1996年）第142条第2款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除外（该《刑事诉讼法》（1996年）第142条第2款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依照<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2、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当时指1979年刑法）第三十二条免予刑事处分的；
3、劳动者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4、被人民法院判处处罚的；包括：
①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实际执行刑的；
②、被单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刑事处罚的；
③对于外国人被独立适用驱逐出境的。

Ⅶ 宪法第39条,有哪些内容要解释

《宪法》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释义】 本条是关于公民的住宅权不受侵犯的规定。
前几部宪法都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本条总结十年动乱中随意侵入公民住宅，实施抄家、揪斗等严重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的教训，在保留前几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住宅是指公民生活和居住的固定场所，也是公民个人财产的主要存放场所，是公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西方国家，住宅被称为个人的城堡。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是各国保障人权的基本做法。住宅实际是公民人身自由的延伸，同时，与公民的财产权、休息权、隐私权以及人格尊严具有密切联系。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说明住宅与私生活、家庭和通信都有着密切联系。
公民住宅的范围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私人住房，还包括固定的宿舍、旅馆、办公室等居住场所;不仅包括建筑结构内部的居住场所，还应当包括建筑结构外部的得以侵犯公民私生活的场所、器具等。比如，在房屋外部的某一部位安装窃听器或者监视器用以窃听或者窥视公民的私生活，就属于对公民住宅的侵犯。
为保证公民的住宅权不受侵犯，本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包括以下含义：第一，对公民住宅的搜查和侵入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任何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对搜查或者侵入公民住宅的条件和程序作出规定。第二，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住宅，主要是对公共权力而言的。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是一项重要的刑事侦查方法。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了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的条件，即“为了搜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刑事诉讼法还分别规定了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的程序，即：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盖章。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述条件和程序，任何人、任何机关和组织都不得对公民的住宅进行搜查。第三，禁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所谓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指非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未依据法律规定就擅自进入他人住宅，或者未经主人同意而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Ⅷ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有哪些权利义务

(一)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权利
1.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的权利。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律师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自诉案件中有权随时接受委托。
2.阅卷权。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19条规定，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起诉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
3.会见和通信权。辩护律师有权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并且不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都无需审查起诉机关批准，检察院也不能派员在场(《》第36条、《六机关规定》第12条)。
4.调查取证权。⑴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后，有权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⑵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⑶有权在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后，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刑事诉讼法》第37条)。
5.发表意见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委托人的意见(《刑事诉讼法》第139条)。
6.申请取保候审权。辩护律师有权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条)。
7.对超过法定期限的强制措施要求解除权。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律师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解除(《刑事诉讼法》第75条)。

Ⅸ 律师会见当事人应注意些什么，问些什么

一、律师会见当事人要注意什么
1、会见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充分，在前往会见之前应进一步检查委托手续填写是否完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会见公函领取和填写得是否规范、随同人员(协办人员)是否持有执业律师证或实习律师证、律师助理证、本次会见的重点内容如果较多还应列出提纲。
2、现金、物品等，要特别注意被会见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动向，一个人在押状态下对律师的信任和依赖是无可替代的，律师如果发现异常应及时与看押机关或司法机关沟通，律师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而不应成天抱怨灾“这难”“那难”，其实世界上最难的事是克服自己、管好自己。
3、每一次常规的会见之后，承办律师都应对会见获得的当事人(被告人)陈述进行研究，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线索、案情线索要认真分析，该取证的应取证、该申请取证的应及时申请，因为只有“证据”才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利器。
二、律师会见当事人不能做什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36条规定，律师在接受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及其亲友委托以后，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基本工作，甚至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主要工作。但是有的律师会见时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律师会见变成了流于形式的履行公事。律师会见不单单是好让客户看到你在工作的公式化的客套，成功的会见会对律师澄清案件疑点，发现新的辩护要点，大有裨益。律师会见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律师会见由那些禁忌?
其一、律师会见前应列出会见提纲，不应漫无目的。
接受委托以后，不去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客户不答应，而且肯定有悖职业道德。但是有些律师却是为了会见而会见，没有目的，没有中心。实际上，在侦查阶段会见之前，律师已经见过主办案件的警官，可以了解到涉嫌的罪名，可以了解到部分案情。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之前，律师已经查阅复制了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资料，应当对案件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在法院审判阶段会见之前，律师已经查阅复制了全部的卷宗证据材料。律师只要仔细分析研究，完全可以发现案件的疑点难点，完全可以列出详尽的发问提纲，完全可以避免无益的流于外表的会见徒劳。
其二、律师会见不要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
作为家属肯定非常关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当然更关心自己家人的未来前景。家属一听说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肯定格外兴奋。尽管律师告诫多次，律师会见时不允许家属在场，但是有的家属就是死活不听。有的看守所，可能把守不严，有的家属可能给看守所打过招呼，所以在律师会见时，他们可能尾随而进。家属一旦见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又哭又闹，又楼又抱，甚至递送钱物。一旦败漏，律师的麻烦就大了。若被监管人员或者住看守所检察室发现，律师净跟着给自己辩护了。
其三、律师会见不可单枪匹马，应二人以上。
律师会见必须二人以上，并没有由《律师法》作出强制规定。刑事案件也可能由一个律师做，有的律师不想麻烦其他律师，或者不想让不多的律师费用外流，可能出现一个律师会见的情形。有的看守所已经明确要求律师会见必须二人，有的看守所并没有这方面的禁止要求。但是笔者建议律师会见一定二人以上。二人以上会见，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借机外逃，又可以使律师不发生意外伤害，还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时有个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时心怀叵测，防不胜防，趁律师会见之机，突然外逃，律师被追究者有;精神失常，突然攻击律师的有;被司法严惩，倒打一耙，说律师叫他翻供的有。律师确实应慎之又慎。
其四、律师会见不可传递证据与信件。
看守所的大门就是警戒线，就是红灯，就是雷区。无论何种证据，何种信件，律师均没有权利私自传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材料、上诉状最好通过看守所审查以后传入传出。不怕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律师私自传递证据与信件，那么《刑法》第306条可能已经对您张网以待。有的律师收取高额律师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最后被以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追究者不是没有。
其五、律师会见不可不征求其是否同意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不管是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担任犯罪嫌疑人的代理人也好，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一审二审担任辩护人也好，尽管律师事务所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签订了《委托协议》、其亲属也出具了《委托书》，但是由于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始终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以律师必须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看是否同意自己给其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告知谁为其聘请的律师，已取得信任感。征求被告人意见，不仅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尊重，同时也与法律规定相协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如果自己费尽心机辩护，却被被告人当庭拒绝，不单单是难堪，而且还作了无用之功，也就是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自己瞎忙活。
其六、律师不可以放过案件任何疑点、难点。
一个案件总有一些疑点、难点，亟待律师去破解。事实上，只要攻克了案件的疑点难点，其他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你为何要杀人?有没有作案时间?贪污款项是否既遂?采用了什么手段?为何能采用肢解尸体的方法?为何捅被害人20刀?踩点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贩毒中的“以贩养吸”? “黑了谁”是什么意思?“出出气”是什么意思?为何供词前后反复?律师一定要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取得答案。有时涉及到专业比较强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是该领域的专家，起码比较熟悉该专业流程，比如贴现、远期信用证、汇票、本票、支票等等金融专业知识，律师不妨请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了解他们对该流程知识的熟悉程度，同时也可以发现他们犯罪的根源。
其七、律师会见不可以放过任何辩护要点。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也是从他们身上捕捉辩护思路的过程。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一审判决书，可能没有认定的法定从轻情节，可能没有发现的酌定从轻情节，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时，律师可能会发现。比如，被告人先投信声明自己是杀人凶手，而后被侦查机关抓获，应当是自首。被告人协同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二人，应为立功。被告人不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没有极力追求，而是采用了放任态度，应为间接故意杀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被告人之所以捅被害人20多刀，是因为被害人强奸了他，对他肆意进行了凌辱，被害人有过错。如果供词前后反复，是由于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情况，自己就应当详细询问刑讯逼供的具体情节，看是否留下证据。如果供词确系刑讯逼供所得，那么作为毒树之果取得的供词，将应当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
其八、律师会见不要不告知其诉讼权利与义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律师，不可能对其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全面了解，否则也不会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给自己辩解属不属于不老实?检察官与其有过节该怎么办?律师应当告知其享有辩护权、申请回避权。开庭时有几个阶段?注意哪些问题?律师应当告知一般审判的几个阶段，即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评议宣判。应当告知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以后，会征求其对起诉书的看法，会对其进行讯问，在宣读每份证据以后，其有质证的权利。遇到疑难问题，公诉人、其他被告的辩护人询问时，一定不要紧张，一定听清以后再回答。如果没有听清或者听明白发问者的意图，一定让其再次陈述其发问内容，以便准备作答。若被告人熟悉了庭审过程，可能会减少紧张感，可能会与律师做到默契配合。

Ⅹ 刑事诉讼案件什么情况下可以拒绝辩护

拒绝辩护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
第二种是，辩护律师拒绝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辩护这个知识点相关的法条有，《刑法》第39条、《最高法院解释》第38条、第36条、第164条、第165条。
《最高法院解释》第38条和第165条是对《刑事诉讼法》第39条的进一步说明;《最高法院解释》36条规定的是强制辩护。为了便于理解和讲解，下面列出这几条的具体内容。《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
《最高法院解释》第36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可能被判处的人。”第38条规定“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具有本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第165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被告人要求人民法院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