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心得体会

㈠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对最近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作用 论文 2000字 求求求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 泽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 锦 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 中 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 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 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㈡ 学习行政执法知识的方法

行政执法知识是深圳市录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笔试科目之一。为指导广大应试人员熟悉考试内容，在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总结公务员录用考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行政执法知识学习指导》这本辅导用书。

本书汇集了深圳市录（聘）用各系列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笔试要求掌握的法律法规，紧扣考试大纲，较全面地覆盖了相关的知识点，并辅以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和强化练习题，利于应试人员快速高效地掌握必考常考内容。应试人员使用本书备考时，应按各系列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的考试大纲，选择相应的内容进行复习。上篇

一、行政处罚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法学习要点

行政处罚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行政处罚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二、行政许可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行政许可法学习要点

行政许可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行政许可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三、行政复议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行政复议法学习要点

行政复议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行政复议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四、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学习要点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五、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国家赔偿法学习要点

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下篇

六、刑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刑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七、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其他刑事诉讼法律法规目录（摘选）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八、人民警察法及相关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人民警察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

人民警察法及相关知识强化训练题答案

九、公安行政执法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

公安基础知识学习提纲

十、其他行政执法法律法规

（一）司法行政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其他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法规目录（摘选）

（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城市绿化条例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其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法律法规目录（摘选）

（三）规划土地监察行政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其他规划土地监察行政执法法律法规目录（摘选）

（四）劳动监察行政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其他劳动行政执法法律法规目录（摘选

㈢ 法制宣传教育周学习心得体会

通过学习，我深刻体会到普法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大家的共同，别需要各级党员干部的积极参与，充分领会和全面把握有关精神、决策和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单位的实际工作情况，我认为搞好“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思想重视，宣传到位
法制宣传教育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性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建设进程的重要保证，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社会进步、科技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在日常工作中，对法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有广大职工都知法、守法、依法办事，并善于运用法律维护单位的合法权益，依法经营才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作为基层党政领导，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来认识普法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普法工作真正列入到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去实现各部门齐抓共管、通力合作，形成“党委领导、部门实施、全体参与”的工作格局。
同时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手段，充实普法内容，提高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黑板报”、集中学习上级有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文件精神等，与本单位的工作紧密结合，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营造法制氛围，提高宣传效果，并能指导工作出实效。
二、完善制度，注重考核
众所周知，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着“软指标”的问题，其间有认识上不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缺少规范的、过硬的制度作保证。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观念不强，观念上的不重视，使得普法工作往往成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因此，在“五五”普法中，实现普法教育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相通，把各级领导干部的学法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突出出来。建立有效的普法教育考评机制，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法律知识考核，扎实法律知识基本功，并实行与绩效挂钩的操作方法。在此基础上，在单位内部建立健全相关部位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制度，大力提倡和推行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
三、结合实际，学以致用
在普法工作中，要做到以人为本，根据单位的实际工作需要和广大职工的需求，普法教育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分类施教。根据职工的不同文化水平，加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要集中搞普法培训班，全面学习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等，以提高其依法行政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从源头上预防和堵住普法教育在实施者层面上的漏洞。要继续开展各种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利用大家关心的热点、难点和身边随时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推广，提高广大群众依法维权的意识。

㈣ 请谈谈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原告资格规定的认识，谢谢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本身就意味着一定限制性质的存在。资格首先是一种许可，是对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许可；同时也是一种限制，规定了某人作或不作某事的边界。合理界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内涵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有必要本着反思精神，科学理解现行法律规定的原告资格标准，展望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学者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概念可谓见仁见智，其中尤以“条件说”和“利害关说” 影响最大。“条件说”在行政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流行范围较广。例如，“原告资格是个人或组织请求法院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所应具备的条件 ”；“所谓原告资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具备一定条件而取得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 所谓原告资格， 是指具备什么条件才能成为行政诉讼原告”。在理论界莫衷一是时，我们有必要寻找权威观点的支持，在《布莱克法律大辞典》中， 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的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4]。在这里，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就某事而具有的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而成为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能力。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关系到什么样的人能够提起行政诉讼并启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行政权和公民权、行政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一、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历史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律制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与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相一致，每一阶段的发展状况在大体上也是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的。

（一）“无标准” 阶段（1949年－1982年）

70 年代以前， 我国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抹杀，长期无民主法治可言。因此，此时我国尚没有孕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土壤，当然也就无所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个人利益也开始受到重视，但是控制公权、保护私权的思想和法律都还处于酝酿阶段。所以，到 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前的这一阶段，是我国原告资格的“无标准时期”。

（二）“法律规定的标准” 阶段（1982年－1990年）

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和政治民主都得到大力发展，但是行政诉讼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尚处于摸索阶段。此时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已成必然，但还无法取得独立地位，原告资格问题也处于“摸索”状态，只能由各个法律法规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规定。

（三）“合法权益标准” 阶段（1990年－2000年）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己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个人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建立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合法权益标准”也就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得以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分离，取得了独立地位。该法第 2 条的规定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上取消了“法律规定的标准”，代之以统一的、宽大的“合法权益标准”。与原有法律相比，《行政诉讼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已从保障行政权转变为保障公民权和保障行政权并重。

（四） “合法权益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用” 阶段（ 2000年－至今）

2000 年最高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及原告资格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围和诉讼参加人两部分，“这应当视为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认识的一个新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具有重要的指导义。”根据第 12 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很多学者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标准界定原告资格，但是仍有一些学者继续用合法权益”标准，于是出现了两者的并用阶段。

二、国外有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定标准

西方法治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放松原告资格严格限制的过程。以英美为例：美国司法审查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标准实际上经历了从“权利侵害”标准到“法定损害”标准，再到“双层结构”标准，最后是“事实不利影响”标准的演变过程。美国40年代以前，规定当事人只能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才有起诉资格，而现在，当事人所主张的利益，只要有可能处于法律所调整或保护的利益范围以内,就有起诉资格。在英国,1978年以前的原告资格因救济手段不同而有所区别。当事人申请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时,只能在个人权利受到公共机构的违法决定侵害时才能起诉。而申请公法上的救济手段由于以英王的名义提起,起诉资格的限制较宽,只要当事人的直接利益因公共机构的违法决定受到侵害,就有资格向法院起诉。另外,在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中,对申请强制令的资格比申请调卷令与禁令的资格的限制更严,这种复杂的起诉资格对公民起诉很不方便。1978年最高法院新规则统一了申请公法上的救济手段和申请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所适用的原告资格,方便了当事人的起诉。

三、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在立法、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我国及英美两国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规定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模糊。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条件众说纷纭。但是，不管各学说存在什么样的分歧，自从“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明白引入原告资格的规则之后，它已经成为理论与实务共同的聚焦点，甚至成为考虑原告资格的核心。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未能对“法律上利害关系”从司法审判的操作层面进行界定，按照通常观点，利害关系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也有切身利害关系与非切身利害关系之分。每一种解释都可能导致诉讼范围的伸缩，从而影响到公民权益的保障程度。

（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合法权益”范围狭窄行

政诉讼法第2条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是对第2条作了限制性的规定。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存在

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对原告资格上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争议，即除了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行政诉讼，而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如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则不受行政诉讼的救济和保障。

（三）原告只能以自身利益受到侵害为前提提起行政诉讼

在我国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只有其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资格，不能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侵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实践中还有大量的为维护公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被法院以“无利害关系”为由拒之门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广泛，违法行政行为不公是对相对人利益的侵犯，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依法行政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且有时行政行为直接针对公共利益而无特定相对人，国外多数国家均规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以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四、完善与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具体对策

借鉴英美逐渐放宽对原告资格限制的发展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对于完善与发展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立法上明确阐述“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

从根本上说应当看起诉人与被诉行为或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为了给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留有余地，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更充分的救济机会，至少在理念上对“利害关系”不宜作过于严格的限制，既不要将其限定在法定权利的范围，也不要将其限定在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只要起诉人在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诉讼利益就应当认定为有利害关系。确定原告资格时，既不能仅凭起诉人的主观认识（否则原告资格就会形同虚设），也不能要求起诉人的权益必须受到现实的损害（否则就会出现在立案时就必须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裁判的不合逻辑和正当程序的现象），但原告资格所要求的“利害关系”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即起诉人应当证明其在该案件中具有客观的诉讼利益存在。这种利害关系应当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不能泛指一切利害关系，即由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使原告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受到了影响；这种法律上的影响是由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作出某一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是行政权动作的结果。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应享有的合法权利的影响是必然性，而不是可能性。“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因此可以从合法权益、行政行为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角度来界定“法律上利害关系”。

（二）扩大“合法权益”保护范围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界定“合法权益”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还是“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合法权益”作“法律上保护的利益”的界说,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应以“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为标准,而无论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对相对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法院能提供有效救济的则该相对人就应该享有原告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合法权益”的外延规定有限,仅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范围过于狭窄。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公平竞争权等情况，却无法得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所以，应扩展行政诉讼法中“合法权益”的外延，更好的保护公民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更好的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宗旨。

（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如何确定行政公益诉讼主体问题，如果根据先行行政诉讼法规定，那么就无法确定适格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无从谈起。实际上，保护好我们公民生存、生活环境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行政主体对破坏生态、破坏自然环境等现象不闻不问，从公民作为环境权所有者角度上讲，公民就与行政主体产生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具有了行政诉讼的诉权，也就可以对行政主体相应不作为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了。随着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发展，许多国家不仅赋予法定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直接或间接侵害的个人、组织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而且在法治较发达国家如美国，还赋予公民个人或组织据此可以以纳税人、竞争人、消费者和环境消费者等身份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有些国家甚至建立起民众诉讼制度。而在我国，虽然公民（非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尚可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察机关或人大、政府反映等）寻求处理，但司法途径往往是最公开、公正和最迅捷、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为了加强对公民个人权益保护和对社会公益维护的双重目的，我们有必要拓宽原告资格，同时赋予公民以维护自身权益和社会公益的诉权。

㈤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简单的说：行政诉讼的诉讼目的是改变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民事诉讼的诉讼目的一般是给付、确认、变更等。还有行政诉讼的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同时，在一定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诉权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与民事诉讼诉权自由行事是完全不同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审查和限制撤诉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损害，又要保护公共利益不受原告或者被告违法行为的损害。

《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这意味着要求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规定生效），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时达到57.3%！从一些行政法官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个别地区的撤诉率竟然一度高达81.7%！ 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比较，行政案件的撤诉率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稳步上升，居高不下（1998年后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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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问题相当复杂，要详细的说明肯定要几万字的研究生论文，我先阐述相反的一个例子：

《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除了该条规定的原告明示申请撤诉的两种情形外，还有根据原告的行为推定其撤诉的，即《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对此，人民法院照样可以根据情况裁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在上述三种情形下，“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依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与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原告撤诉的法定情形（例如，在被告作出实体性的答辩前，原告有权撤诉），相反，强调了撤诉一律需经法院裁定准许才能实现。 如果法院不准许撤诉，不管原告是否愿意，也不管被告是否同意撤诉，诉讼都将进行下去。那么，法院根据什么决定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行政诉讼法》对撤诉的限制出于什么目的？从一些参与过《行政诉讼法》起草的学者以及实务部门的专家口中，我们可以了解撤诉审查的标准和目的。

由最高法院行政庭法官编写的《行政诉讼诉讼贯彻意见析解》在阐述一条司法解释的理由时，否定了原告可以处分自己诉权的观点。除了撤诉申请的形式（书面）和时限（在庭审结束前）外，作者指出了准予撤诉的两条实质标准：

……第二，申请撤诉必须是原告真正自愿，对于别人强加违心同意的，人民法院不能裁定准予撤诉……第四，申请撤诉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的，人民法院都不应该裁定准许撤诉。

一位学者具体地描绘了撤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原告利益的诸种情形，认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要防止被告规避法律，也要防止原告规避法律：

……第二种情形的撤诉（指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被告规避法律的可能性较大；他们可能以牺牲国家社会利益换得原告的撤诉，也可能通过压制、威胁、欺骗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作无关痛痒的改动，来迫使或者诱使原告撤诉。第三种情形的撤诉（指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申请撤诉的），原告规避法律的可能性较大；他们可能感觉到自己理亏，败诉结局已定，就故意不出庭，以逃避败诉责任。撤诉如属于这些情形，人民法院应裁定不予准许。

可见，法院对原告撤诉申请除了程序审查，还要进行实体审查，包括原告申请撤诉是否自愿，被诉行政行为或者变更后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和限制撤诉的目的是双重的，既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损害，又要保护公共利益不受原告或者被告违法行为的损害。由此，法院除了裁判纠纷，还肩负着纠察违法行为、维护行政法律秩序的职责。只要当事人违法，一旦上了法院，都休想逃脱，不管它损害的是原告利益还是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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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行政诉讼中诉权虽然属于原告，但是，原告在推动诉讼后，就承担了一定的推动义务，如果原告放弃这种推动义务，法院就通过限制和强制两个方向对原告的撤诉行为进行制衡。

限制：就是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对民事性质的诉讼费预交问题作为例外）

强制：就是《行政诉讼法》第5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还有“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如果原告仍拒不到庭的”，依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缺席判决。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诉权是不可以放弃的。这与民事诉讼诉权自由行事是完全不同的。

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心得体会 提前谢谢了！

行政复议：是中国行政法里特别规定关于政府行为的一种规则。

行政复议，具体的需要看情况而定，需要参考的因素有案件发生所在地、不动产所在地、户籍、管理职责范畴等等。

不过，行政复议必须针对行政单位，即具有行政执法力的单位。事业性单位没有着去性质，必须要向管理它或者它所属于的机关提起诉讼。

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抄政诉讼法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4日通过，自1990年10月1日实施
现行版本为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正，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部“民告官”的法律，实施24年来第一次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内容，被学者誉为“依法治国的抓手和试金石”，堪称一部可以有效地把“行政权力关进笼子”的法律。

㈧ 行政诉讼法 作用

1、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2、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3、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制定的法律。

(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心得体会扩展阅读：

行政诉讼是一种最公正、最有效的监督行政方式

在我国国家机关体系中，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依据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法律而管理国家和社会，行政职权不同于一般的权力，它具有强制性和优先性。

所谓强制性是指行政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同时，行政权力具有优先权，是指行政权力与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权利在同一领域或同一范围内相遇时，行政权具有优先行使和实现的效力。

又由于行政权力事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又具有自我扩张性，造成该权力极易滥用，导致腐败。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照法律正确行使其职权，就有必要对之进行监督，以保证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够得到正确的反映和真正的实现。

在我国，监督行政的主体比较广泛，包括政党、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它们都对行政机关工作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监督保证作用，其中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以其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诉讼方式对行政的监督最为公正、有效。

防止权力滥用和防止腐败的最好办法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已成为一条公理。行政诉讼正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审判权来监督行政权的行使的。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并由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裁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国家和人民把审判权赋予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可以保证法律得到统一和正确的实施。

正是由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地运用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的监督决定了行政诉讼是最公正、最有效的监督行政方式。

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对推进依法治国有何意义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依法行政和推进法治专政府建设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属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体系中的司法监督，最主要的就是行政诉讼的监督。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将《决定》中的相关内容予以落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被媒体誉为“依法治国的抓手和试金石”，实施以后，各级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依法行政各项要求落实情况将接受全面检验。因此，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大事件，更形成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倒逼机制。

㈩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哪些重要修改

第一：明确法院必须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律立案，有利于解决行政立案难问题。

《新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上述增加的内容是《旧法》中不从规定的，它明确了法院必须依法立案的法定职责。

第二、 登记立案制度及上级法院直接立案审理制度的确立，是解决立案难问题的重大举措
《新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起诉状立案登记制。五十二条规定，法院接受起诉材料后应该依法进行登记并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受理。

那么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在《新法》五十四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