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热点问题研究

A.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B. 2006年有关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热点问题

最好是上"考试通"网站自己看看哦，那是家国内很有名的考试网站，应该在它那个试题指导栏目里有！

C. 近2年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热点问题

.........发错地方了`

D. 关保英的个人经历

长期以来，从事行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对行政法基础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有深入研究。近年来出版的个人专著 6部、编著或主编规划教材4部。其中1997年出版的《行政法的价值定位——效率、程序及其和谐》一书是全国行 政法学界第一部收入“中青年法学文库”的著作，该书曾获司法部科研成果二等奖，武汉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武汉市法学会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该书侧重于行政法基础理论 的研究，针对行政法学界重实在研究，厌理性思考的现实，提出了行政法学必须首先解决价值定位问题，认为 该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它后续问题的关键。进而提出了行政法包括效率价值和程序价值两个方面，并批评了理论界对行政法乃至整个法学的一个误解，即“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认为中国行政法治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并不是“重实体轻程序”，而是过多地被繁琐的程序规则所束缚才导致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行政不力等弊端。大胆地提出在效率和程序的关系中效率为正、程序为偏等全新观点。该理论观点既有深刻的理论构造，又不乏实践意义。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行政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2000年7月出版的另一部著作 《行政法模式转换研究》是司法部确定的重点课题，它对传统行政法模式提出质疑，构想了适应市场经济的 全新行政法模式，具有深刻的独创性；2002年7月出版学术著作《行政法服务论的逻辑结构》；2003年5月出版个人专著《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2004年出版个人专著《执法与处罚的行政权重构》等。1999年受司法部教材编辑委员会指定，编著了《行政法案例教程》，2003年主编司法部统编教材《法学概论》，2004年主编司法部统编教材《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教程》。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包括《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国家一级刊物），总字数已超过200余万字。对“依法行政”和“行政法 治”有独到见解，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对行政法治中的热点问题经常接受采访和发表评论。先后承担了6项国家 级、省部级以上课题，如“行政综合执法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研究”、“行政法的本土化问题研究”、“行政法 模式的转换研究”、“行政文明执法研究”、“行政执法方式研究”等。
自1991年起担任中南政法学院行政法教研室主任，1995年5月被任命为中南政法学院公安与行政法系副主任兼 行政法教研室主任。1999年9月被任命为中南政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正处级）。先后主管过教 学、科研，有着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管理经验；1991年晋升中级职称，1994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 升教授。1995年5月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指导过8届近40名硕士研究生，2004年起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讲过《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公务员法学》、《行政监察制度》、《部门行政法学》等课程， 在教学、科研和教书育人等环节上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表率作用。由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以及教学管理方面 成绩突出，先后多次被评为中南政法学院院级优秀教师和华东师范大学优秀教师。1999年被评为中南政法学 院十大学术骨干。1998年被评为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1999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03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非常重视行政法的科研与中国行政法治实践的结合。积极参与行政法的普及和社会化工作， 曾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培训班多次主讲过行政监察原理，为“美国福特基金法官班”主讲过四届行政法原理。 多次承担司法部、监察部的调研课题。为湖北省厅局级以上的行政执法人员多次主讲过行政法原理、 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专题。对湖北省、武汉市、广州市、 上海市等的行政执法问题有深入研究，既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又作了大量的行政法治宣传工作。尤 其在地方行政法治建设方面有一定的学术专长，撰写的有关地方立法和执法的论文有20余篇。参与了 诸多湖北省、武汉市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其中一些重要见解被地方立法直接采纳。尤其担任湖 北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期间，对湖北省的每一个地方性法规都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意见。 在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法治方面的成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先后受到武汉市政府、湖北省监察厅、 广州市政府法制局等政府机关的奖励。

E. 行政法、商法、民诉法都有哪些热点（争议）的问题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开漳先锋，辅胜将军李伯瑶之后。其祖系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渡东村人。后其祖经风水大师黄妙应指点，将李伯瑶墓迁到渡东，并按黄妙应之说定居在湖头（其中还有段故事）。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来，战争频仍，民族矛盾尖锐，朝政腐败，水利失修，水患频繁。至康熙亲政，把“平三藩”、整治河务和漕运列为首先办理的大事。
个人经历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白巾军进犯安溪，回乡守制的李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险要，力保安 李光地
溪；六月，郑经军围困泉州，李光地大破郑军，赢得地方大员荐举，被从优授为学士，服满赴京遇缺即补。这个时候，若是一般人，肯定会欣喜若狂，但李光地却上疏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所有这些都是别人故意给他让功，他接受官职的话会于心不安，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这些当然是李光地以退为进的伎俩，但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一死，李光地便立即上奏收取台湾，并建议任用熟悉海上情形的内大臣施琅领兵攻打。康熙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收复台湾。李光地因此为清朝立下了一大功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因荐施琅率军统台有功，被擢升为掌院学士。从此李光地步步高升。三年后，因同僚诬告，被革职，降为通政使。其罪名是：湖头李氏家族万人，有霸王之心；早年“出卖”朋友陈梦雷，中年父丧，“夺情”任官；晚年娶妾生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隶巡抚。就任才三个月，康熙帝就面谕李光地亲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于次年四月上呈周详的治漳河方案。康熙帝览后表示赞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后，李光地批示两岸州县官府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使漳、滹两河由馆阁流入大运河，又开通单家桥处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后只用十个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亲临巡视，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总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硕兹治理永定河，事过一年，毫无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钱粮。 李光地遵旨“确查题参”，如实上奏。康熙帝 李光地
撤王、赫二人之职，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他认为治河不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变水害为水利。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亲临工地调查。由于因时因人制宜，李光地的治河实践大获成功，于是又被擢升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为民请命，请求赦免“偷垦之罪”，允许百姓继续耕种这些田地，以体现“皇上优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硕色协助。二月，李光地奏请全面动工。 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坌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而口出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风格高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
为官时期
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奉命修治漳河和子牙河。他认为治河不仅是防害，更重要的是变水害为水利。为了主持治河工程，他多次亲临工地调查。在治河理论上，他反对人顺水性之说，坚持让水随人意。康熙将李光地的治河思想，向黄河淮河推广，他说：“朕观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泥尽皆冲刷，今治黄河亦用此法，方为有益。”张鹏翮提出异议，康熙帝仍然坚持“姑试用之”，用后，“河堤果然坚固”。李光地在治河实践中，因他因时因人制宜，终于获得巨大成功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日“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他还高兴地说“朕用一清正抚臣，便岁丰民乐。” 李光地胸怀宽广，“肚里能撑船”。他当督学时，有个县令因求他办事而达不到目的，曾对李光地无礼。后来，李光地升为巡抚，这个县令吓坏了，向李光地请罪。李光地说“改了也就好了，不必再为以前的事担心。”这个县令感动极了，深深检点自己，后来为公殉职。古北口，总兵马进良，对李光地过问他的军政很不高兴。有一次，李光地在堤上行马，他故意放出群马，要吓唬李光地。李光地并不和他计较，还和他交谈，对他的成绩给予肯定，马进良终于口服心服。与李光地同岁举进士的陈梦雷，因耿精忠事下狱论斩，由于误会李光地搞鬼，他对李光地恨之入骨，写了《劾李光地疏》、《与李光地绝交书》，李光地并不怀恨，而且“疏陈西次密约状”，救了陈梦雷一命李光地还多方留意为国选拔人才，先后推荐了20多个硕学名臣，他们都成为康熙盛事的中流砥柱，为国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深得康熙宠信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李光地上万言书，陈述禁海苦累百姓；写密折给康熙，请求旗兵全部撤闽；并 康熙
以聪明睿智赢得皇女蓝齐儿的芳心，但这些大多不符合历史真实，属于虚构。历史上的李光地比康熙长12岁，生于明末，是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28岁的李光地考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编修。由于在三藩之乱时，他上蜡丸密疏，向清廷提供福建前方情报，受到康熙的赞许，很快升为侍读学士，又由平定台湾有功，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距宰相辅臣仅一步之遥。 这时的朝廷，既有索额图与明珠满人间的争斗，又有汉人徐乾学、高士奇与明珠等人的角逐，李光地作为康熙十分信赖的汉大臣，自然成为各派争取拉拢的对象，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斗争中。围绕李光地“三案”（“卖友案”、“夺情案”、“外妇之子来归案”）的斗争在当时就格外引人注目。李光地平时研究《易经》，对变化之理独有见地，同时他又是一个精通权术的人。但再好的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一次，康熙让他推荐精通《易经》的人。李光地推荐了侍讲学士德格勒，并说德格勒文章辞赋写得好。康熙联想到德格勒曾在自己面前吹捧过李光地，发觉两人互相勾结，心中不快。有一年，天下大旱，康熙令德格勒用《易经》占卜，得到是《?卦》，德格勒于是解释说：“泽在天上，有雨，但决去小人，甘霖才能立降！”康熙问：“小人在何处？”德格勒回答说：“阴乘阳势，逼近九五，他就是得时得位的人。”康熙已明白是指明珠了。康熙与德格勒的占卜对话，很快被明珠得知，他立即把德格勒打入大狱。李光地遂以举荐不实被降职。 晚年的李光地得到了康熙的宠信，出任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康熙每有大事，都将他召入便殿，秘密相商。李光地感到皇帝“眷注深恩”，在“独对”时一般能够据情准理，抒发己见。所以康熙帝慨叹说：“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一老臣耳！”
人物评价
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其光辉业绩，不胜枚举。“三藩之乱”发生后，国家 李光地
处于分烈日裂的严重关头，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进献蜡丸密疏，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他以全家生命力荐施琅专征平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李光地为政席仁，他义设常平仓，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废除自秦以来的“十家连坐法”和“凌尺”、“灭族”等酷刑，拯救了因《[仙郊痆钒副恢炅

F. 法学论文热点有哪些

我知道一个 不知道算不算上海大学生参加立法 交通法规方面的 可以说引起了一定的讨论

G. 近几个月有什么热点事件可以成为行政法案例

去知网上搜一下行政方面的论文就可以知道热点问题了

H.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题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属，因为这个案例是行政法型的输入法，这里哪里？所以说一般的也是理解不了这些问题的

I. 急求！！！！！！！《行政法学》学习心得

通过参加**县人大法律培训班学习，我对法律条文由表面理解到深层次内涵的深刻领悟，有了质的变化。对照所学的知识，结合本职工作，联系到执政为民、依法办事上，真正觉得法律对一个基层干部来说，既是护心镜，又是当家宝。
——领悟学法的重要性

普法教育已经开展了十几个年头，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明显增强，各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联系自身工作经历，我认为，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运用的不完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极大程度地阻碍着经济发展，引发着各种矛盾。无论在工作方式上，还是在决策领域上，总是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而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虽然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虽然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认识，但树立信心不足；虽然有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依法办事的能力低下。随着公民法制观念的普遍增强，领导干部的思想、言行，毫无掩饰地接受着群众的裁判。所以说，作为基层的一把手、大当家，不仅要自己学好、用好法律知识，还必须引导群众学好法律知识，运用法律去沟通思想、交融感情、理顺工作、维护正义、实现和谐、谋求发展。尤其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穷富悬殊的差异，急功近利的贪欲打破了心态平衡，盲目的发展，使土地、水资源、森林、能源等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私欲的膨胀占据了法律的位置。当我面对愚昧的做法，面对贪婪的纠缠，面对苛刻的质疑，面对办一件事得不到理解，面对办一个企业是如此艰难时，深深感到：法律意识淡薄和执法的苍白，是那样毫不留情地阻碍着发展。因此，这一个多月的法律知识学习，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不仅一扫缺少法律知识带来的困惑和迷惘，更收获了增长法律知识带来的巨大财富。所以说，学法重要，用法必然，执法关键。
——坚持学法的自觉性

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在日常生活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的大事。我深深体会到，当人大代表要学好《代表法》；搞行政事务要学好《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抓生产要学好《农业法》、《土地法》；植树造林要学好《森林法》；项目引进要学好《环保法》；优生优育要学好《计生法》；调解纠纷、维护稳定要学好《民法》和《刑法》，如此等等，每一项工作都涉及到法律法规。要学深学透，靠上级安排不行，必须形成自觉的、有序的、重点的学习风气和习惯，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充实，不断领悟，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才能得到增强，自身法律素质才能明显提高。
——提升用法的技巧性

学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用法。通过从书本学到实践学，我深深感到，只有把学习法律知识与依法办事紧密结合，与管理工作紧密结合，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紧密结合，在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决策时，才能做到充分论证，依法决策，才能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去用法？我认为：

一是思想上绷紧“一根弦”。计划办什么事，首先要在思想上打问号，符合法律的就去预谋、策划；计划说什么话，先想想群众愿不愿听，听了是什么反映，会有什么效果和后果，用换位思路反复去想，自己先和自己过不去，直到说出来公平、公正、依法为止。

二是工作中穿好“二根线”。作为书记、镇长一肩挑，又是一名人大代表，必须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从群众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以发自内心的真情与群众沟通交流。在今年“七一”煤矿60万吨甲醇项目征地补偿的问题上，群众一时不能理解，我就坚持“换位思考”，除亲自接待来访群众外，多次走田间、进农户、坐坑头，讲《土地法》，讲国家征地补偿政策，一次讲不通多次讲，口头讲不清用书本，一条条打印出来，发到群众手中，经过反复宣传、讲解，群众解除了疑虑，最终达成了合法、合情、合理的占地补偿协议。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到自己有法律知识还不够，还必须让群众有法律意识。群众和国家这二根线，针眼再小也得穿过去，并成一根线。

三是决策上把好“三道关”。我始终认为为民办事、办民谋利，必须依法执政、依法决策。面对虒亭“地大、物稀、财薄、民困”的现状，也曾想放“三把火”烧个通红，砍“三板斧”来个痛快，强建基础，调产增收，招商引资，开发旅游一步到位。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不易。在不断的强化法律意识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符合实际，体现民意，只要是依法决策，再硬的石头也去啃。我体会到，要想办成一件大事，还必须把握好“三道关”。即：

——法律关。法律是准绳，法律至上、法律至尊、法律至贵；学法律充实自己心中有数，用法律保护群众深得民心，依法律办事得心应手。

——公开关。公开是依法行政的窗口。近年来，国家补偿政策多，农民实惠大，但要把握不好，就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和违法事件发生，把各项补偿政策、标准公布于众，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才能保一方稳定。

——行政关。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最有效的行为。干部在工作中的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能反映政府的形象。在具体工作中，作为领导、班子，必须做学法榜样，当用法先锋，行法定职权。行政权的运用，最经常、最广泛、最密切地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制观念，崇尚法制权威，是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执法的有效途径。

J. 法学领域的C刊、北核期刊,都有哪些

如下：

《法学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辑、法学研究杂志社出版的法学刊物。刊载有关中国法治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文。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坚持学术性、理论性的办刊宗旨。

坚持高水平的用稿标准，以展现我国法学理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读者为法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立法和司法工作者，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律师、行政执法人员和法学理论爱好者。

《当代法学》（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由吉林大学主管、主办，吉林大学法学院承办。是法律学术理论刊物。它的办刊宗旨是：繁荣法学学术研究，弘扬法治精神，推动社会法制进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荟萃学术精品，为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环境法、军事法等部门法的法学专家、法学研究工作者搭建学术研究平台，提供对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让高层次法律研究人才脱颖而出。杂志在办刊中，突出以各部门法学前沿、热点问题研究为重点的办刊定位，突出自己的特色。

《现代法学》原名为《西南政法学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是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管、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学术期刊。

1982年，更名为《法学季刊》，1988年，更为现名《现代法学》（双月刊）。办刊宗旨：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法学繁荣发展。目前，本刊的主要栏目有：理论思考、观点回应、专题研究、评论。

《中国法学》（双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中国法学会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

不断推出新人新作，成为我国培养造就法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摇篮。主要栏目：有走向法治之路、专题论坛、立法研究、司法改革与司法公证、立法研究、各科专论、讲座与争鸣、判例评析。

《法学论坛》本刊以“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为宗旨，遵循“传播新思想、探讨新问题、交流新成果、宣传新法律、介绍新知识”的办刊思路，立足科学前沿，关注法学基础理论为主，侧重法学应用理论和学术研究。

普及与提高，以创新为主，着重刊登法学研究的新成果，反映法学进度的新动态，介绍法学领域的新观点，积极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