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行政法奥托迈耶pdf

Ⅰ 什么是行政事实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不能根据其职权产生、变更或者消除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有关的个人任意行为，由下列情形组成：

（1）事实损害的发生。不损害事实的，不建立行政事实行为，更不涉及行政赔偿问题。

（2）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重大主观错误。一般来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存在严重的主观缺陷，表现为不遵守法律和违反职责要求，故意或者严重过失，侵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主观上存在着严重过错。

（3）侵权行为与义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在义务活动中存在着个人的任意行为，或者产生损害事实的行为的工具和机会与公务有关，尽管不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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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服膺于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事实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行为，不能免除这一义务。“无法律就无行政”，行政事实行为应当符合相应的合法性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定权限内实施行政事实行为，越权行为无效；另一方面，行政主体必须作出相应的行政事实行为，不得否定。t或延迟履行公务。

（2）行政事实行为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本法所称守法，不仅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指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3）行政事实行为应当遵循比例原则。行政主体大惊小怪或者以过失和错误判断为依据作出行政事实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违法。

Ⅱ 法律保留原则的介绍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根据迈耶的经典定义，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质上决定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从而也决定着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Ⅲ 什么叫保留职务

保留职务就是把原来的职务保留着，随时可以回去工作或安置同级别的其他岗位。但不是硬性规定，原来的职位随时可以被其他人取代，一切服从工作需要。如果不保留职务，在该单位的的资历就归零了，今后回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例如：保留正科级干部职务待遇：在政府机关或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工作年限达到或者因其他原因需要调离，对调离科级领导岗位的人员的补偿政策和安抚正策，在当事人在调离目前岗位之后还能保留原岗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使其待遇和福利不因为岗位的变动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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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保留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才允许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则，在立法机关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机关由委任产生的情况下，既然行政机关的民主性弱于立法机关，那么，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下，行政机关只能是处于服从立法、执行立法的“传动带”地位。

2、法律保留原则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根据迈耶的经典定义，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质上决定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从而也决定着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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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
作者:（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页数:451
【作专 者】属（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丛书名】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
【形态项】 451 ; 20cm
【出版项】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 1999
【ISBN号】 7-5313-2127-0 / D956.521;D90
【原书定价】 25
【主题词】行政法(学科: 法学 学科: 研究 地点: 法国)
【参考文献格式】（法）莱昂·狄骥（Leon Duguit）著；郑戈，冷静译. 公法的变迁 法律与国家.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海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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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第6版)》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南博方先生历经二十余载精雕细作之力作。全书共15章，总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领域，描绘了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体系。《行政法(第6版)》既注重对传统行政法学体系和经典理论的承继.亦强调对现代行政法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充分运用，大量引用判例，并结合近年来日本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行政过程各个阶段的相关行政法问题进行了精到的诠释，提示了行政法教材建设的方向。

Ⅵ 两部法律简介

行政强制法简介
2012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下文简称行政强制法）将正式施行，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一件大事。行政强制法从1999年开始酝酿，先后五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终于在2011年6月30日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得以通过。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在行政法领域出台的重要法律，与行政机关关系重大。其宗旨是通过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以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简言之，行政强制法就是给行政机关“立规矩”，是一部“控权法”，具有应用法律保留、落实比例原则和遵循正当程序三大亮点。

亮点一：应用法律保留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法律保留本质上决定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从而也决定着行政自主性的大小。行政强制法是一部“控权法”，首先是对行政强制设定的控制，从源头上规范行政强制权，避免拥有行政强制权的机关过多过滥，消除类如“七八个大盖帽围着一个小草帽”的混乱现象。

行政强制法是通过应用法律保留来实现对行政权设定的控制。该法第10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9条第1项（即“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第4项（即“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9条第2项（即“查封场所设施或财务”）、第3项（即“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既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又包括行政强制执行，该法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也强调了法律保留——该法第13条内容就是“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从而排除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行政强制的可能。

亮点二：落实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许多国家行政法上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19世纪，德国的警察法中首次出现比例原则观念，之后比例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德国的行政法学鼻祖奥托·麦耶在其《德国行政法学》一书中最早明确地提出比例原则，即“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

对比例原则的内涵，学界有不同的解读。一般认为，比例原则包括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性原则三个子原则。其中，妥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方法必须有助于达成所追求的目的；必要性原则是指在能达到法律目的各种方式中，应选择对相对人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这是从法律后果上来规范行政权力与其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比例关系，故此原则也称为“最小侵害原则”；狭义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应小于达成目的所获得的利益，避免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造成相对人权益的过度损害，故也称“均衡性原则”。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该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会有效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限制行政权恣意，也给监督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监督行政主体是否依法行政提供了一把标尺，比例原则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为最终归宿，称为行政法中的“帝王条款”，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行政强制法落实了比例原则，该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因为与非强制手段相比，行政强制往往给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带去较多的危害，该条的规定体现了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

此外，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这些针对行政机关的禁止性规定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对于相对人的身心损害达到最小，或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不以影响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为代价，都是应用比例原则的具体体现。

亮点三：遵循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即正当法律程序，来源于英国成文法，其内涵则受到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的影响。在英国行政法上，经过法院解释的自然正义原则有着确定的内涵，它包含了两项基本的程序规则，即“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人们的辩护必须公平地听取”。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普通法上最初仅适用于司法程序，后来被移植到行政程序之中。正当程序之规定及其所蕴含的法律理念经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继受与传承，后来载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程序的内涵经诸多判例、学说的阐释与发扬，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听取申辩、公职人员的回避、说明理由和告知权利，以及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等都成为正当法律程序的重要内容，正当程序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制度设计，实现限制政府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在适用范围上具有互补性。正当程序主要适用于没有法律程序的明确规定的情形，正当程序还是检验、衡量法定程序是否“合法”的准据。注重程序正义日益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共同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同时缺乏自然法的法律文化基础，程序意识相对落后，正当程序观念更是缺乏。其实，程序并不只是实现某种实体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程序在法治体系中占有与实体同等重要的地位，程序正义可能不能直接达到实体的正义，但是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实体的正义。

正当程序的精神已经融入行政强制法的某些章节和条款。该法第三、四章分别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其中属于第三章的第18条关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下列规定”的第5项要求行政机关“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该条第6项要求行政机关“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属于第四章的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36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摘自朱世海文

Ⅶ 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的区别

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上一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一层次法律规范。
原则要求：在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已有规定的情况下，下一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位阶的法律规范抵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作了规定的，一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就该事项作出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就必须服从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实践中，若是法律、法规、规章均对某事项作了规定，法规、规章与法律不一致的，适用的顺序依次是法律、法规、规章。这是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法律的优先适用原则包括基本法优于部门法；部门法优于地方法；新法优于旧法。
法律保留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提出该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根据迈耶的经典定义，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因此，法律保留本质上决定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从而也决定着行政自主性的大小，
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行政行为的做出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规定的行政主体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为。
区别：
首先，法律保留原则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与法律规范相一致，不得与之相违背。相比之下，法律优先原则只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背法律，至于法律没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能不能作出，法律优先原则并不过问；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则则相反，它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作出，法律没规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则要比法律优先原则的要求更高，如果说法律优先原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消极要求的话，那么法律保留原则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积极要求。
而且虽然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都是行政主体必须遵循的，但更能体现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因为法律优先原则仅要求任何行为不得与法律相违背，其实这不仅是对行政主体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法治社会中任何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话，那么它也应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所以与其称其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不如称其为法治的基本原则更准确。但法律保留原则就不同了，它针对行政主体，且只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领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这种只钟情于行政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才真正称得上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并不仅限于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法律保留原则的实质是使行政权在立法权的监控之中，以实现“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应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观念，政府职能较少，因而代议立法完全能适应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复杂多变的管理对象、日益专业化的行政技术以及行政效率的内在要求，都使得代议立法再也无法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属于自身的立法权授予行政主体来行使，一旦行政主体获得这种授权后，它们也就成了立法主体，而它们按照授权所定之规则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仅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也纳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体既是立法主体，又是执法主体，这不就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所追求的以立法权（民意）监控制约行政权的基本精神吗？其实不然，虽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体也有了立法权，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代议机关对它的监控和制约。但我们必须看到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为了取代代议立法，而仅仅是为了代议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再则，行政立法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必须事先得到代议机关的授权，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还是始终处在代议机关（民意）的监控制约之中，并无任何摆脱。所以，把行政立法纳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没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它的基本精神，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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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法律优先原则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优先”一词，源自德国行政法鼻祖奥托．迈耶之首创，他认为，法律为国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强者。到目前为止，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论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时，也大都把法律优先作为其中的一项。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法律优先的含义相当宽泛。法律优先（法律优位）这一概念被引人我国行政法学时，多数学者则将其内涵相对限制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认为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优先于行政立法，即强调法律对于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法律优先原则还应包括司法活动优先于其他活动，以体现社会对法律的遵从和敬畏。对于一个公民。但参与司法活动和其他活动出现时间冲突时，应当优先参与司法活动，使司法活动得到优先的保障。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引入法律优先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没有必要象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那样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广义上的法律优先一词，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义。而目前，我国行政法学明确而公认的概念——“职权法定”已经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层涵义，即“任何行政都必须具有法定依据，而不得与之相违反”。只是作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关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概念来表述。法律优先一词则能够准确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
同时，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法律优先一词，也表明在这里，“法律”仅限于狭义上，即仅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而与其字面含义相一致。并且，德、日学者所使用的法律优先一词，只是说“行政”是广义上的，即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活动，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则仅限于狭义上使用。因此，将法律优先的基本涵义限定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是适当的。这样，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一起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共同说明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进而与职权法定原则一起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定原则或者依法行政原则的完整内容。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于行政立法几行政法规和规章的优越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律优先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律的位阶体系。所谓法律位阶，是指“一部法律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纵向地位。”
在我国，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居于立法活动的主导与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立法权的依据和基础。行政立法为从属性立法，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权保留之外的立法，并要受权力机关的监督。
法律优先原则作为法律位阶的行政立法中具体作用的客观要求，在强调国家立法权限与行政立法权限划分的同时，侧重于要求低位阶法律规范的制定必须以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并不得与之相抵触。
据此，法律优先原则又可具体导出“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
一是“根据（法律）”原则。该原则是指行政立法应服从法律位阶的要求，以上位法作为行政立法的根据。“根据（法律）”原则理清了立法权在不同地位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划分标准，保障了国家立法体系的统一性和有序性，同时也是对行政立法内容的一种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规定，符合内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触”原则。所谓“不抵触”，是指在法律位阶的层级结构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律相冲突，凡有冲突应以上位阶的法律为准绳。与“根据（法律）”原则相比，“不抵触”原则主要侧重于行政立法的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而进行行政立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其立法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悖。

Ⅹ 论述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

一、法律保留制度

法律保留制度，是指某些法律事项只能由法律来作出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相关规定，除非经过特别授权。行政立法主体对于法律保留内的事项不得僭越，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的事项，只有经过了明确授权，行政主体才能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中规定。在我国，对于一些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事项，法律才做出了保留。法律保留制度的基础是民主、法治与人权。最早提出法律保留概念的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它将法律保留定义为在特定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可知，属于法律绝对保留的有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然而“等”字含义模糊，法律保留的实质是为限制行政权，众所周知，凡我国限制行政权的法律法规中，“等”字可以忽略。因此也仅有上述四事项属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保留我国《立法法》巧妙的使用了“剥夺”一次，即剥夺公民政治权利事项绝对不能授权国务院对此制定行政法规，而限制公民政治权利事项在尚未制定法律时，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此外，《立法法》对于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并未作出法律保留。据此，我国大量的限制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出版管理条例》、《宗教事务条例》、《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等。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规定可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仅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然而，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在公民权利方面，只要不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均可以以法律以外的形式对其加以限制，这些法律以外的形式如法规、规章等在《立法法》的掩盖下并不违法违宪，然而毫无疑问，他们不符合《公约》的规定。

二、应将公民基本权利全部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

为使国内法与《公约》相适应，应当将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全部纳入法律保留范围内。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一般人格权，住宅权，通信自由权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方面、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国尚无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效力最高的为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然而这些法律及行政法规却对表达自由的行使设置了诸多程序，通读法律及行政法规全文，出现最多的字眼是“申请”、“批准”、“许可”、“不得”等，可见其隐藏的目的是为限制表达自由的行使。

言论指公民以口头的、书面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其选择的任何媒介所作的任何思想和信息表达。出版物也属于上述的“任何媒介”中的一种，在严格意义上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但出版自由涉及出版单位的组织和运行程序，而且出版物面临着巨大的受众，其影响与个人的言论一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出版自由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言论自由。iii但凡自由皆有边界，世界各国均以不得侵犯他人权益及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作为言论自由的边界，以此限制言论自由。在美国，带有淫秽及煽动性质的言论受到限制，限制淫秽言论要求对社会没有补偿价值，限制煽动言论要求该言论即将产生非法行动，而且要有引起该非法行动的证据。言论自由极其重要，人民普遍认为应当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降到最低限度。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追惩两种方式。但事前检查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一般予以禁止，德国基本法甚至禁止事前检查。而在事后追惩方面，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因此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审查和惩罚的程序。而我国目前实行事前审查和事后追惩相结合的限制方式，以事前审查为主，且依据是行政立法或政策性规定，在审查文学、艺术作品时常常伴随着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

结社指一定数量的人，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目的，持续地集合在一起的行为。我国为规范结社行为，于1998年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对公民结社行为作了严格的限制：成立社会团体要经过审查登记，要有固定的住所；有活动资金限制等，此外，该条例还对未经批准的社团组织团体活动规定了处罚措施。公民必须要拥有一定的财产才能申请结社登记，这首先就是对结社自由的无理限制。结社是相对固定人员的持续结合，与集会、游行示威不同，不会给社会秩序造成现时冲击，所以《公约》规定对集会与游行示威的限制可以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决定，但对结社的限制必须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更好的进行公共管理，国家有权要求结社登记，但要求所有的结社行为都进行登记的行为显然是不现实的。 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该条款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一般性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又进一步具体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一般情况下，对私下的宗教信仰不做任何限制。但是公开的宗教信仰活动，如传教布道等，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因此需要加以限制，我国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具体贯彻此宪法规定，我国目前有《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这里的“正常宗教活动”并没有明确标准，“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也没有相关的解释，这就给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限制和剥夺宗教信仰自由制造了空间。

除上述提到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外，我国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其他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但这些权利都不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可以授权给行政机关进行限制，这无疑会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虽然公民基本权利由行政机关来立法，并不等于公民基本权利已经或必然受到侵害，但存在着受到行政机关分割的严重可能性，而这正是所应杜绝和预防的。因此，必须将公民权利的限制纳入法律保留范围内。

三、结语

我国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约》，但我国至今仍未批准该条约，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外表示为要批准《公约》创造条件，尽快批准《公约》，然而此次的《立法法》修改，并没有看到为使国内法与《公约》相适应所应作出的努力。法律保留制度本身目的是为限制行政立法权，防止行政立法权侵害公民权利，而我国《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的规定实质上是为行政立法限制公民权利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应对《立法法》中的法律保留事项加以规定，扩大法律保留事项的范围，在公民权利方面，宜将公民权利的限制全部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