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123

1. 法律请教

第三节 开庭审判

一、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先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

合议庭组成后，合议庭成员应了解案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庭审计划或庭审提纲，明确合议庭成员的分工，以及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对策、措施等。

（二）依法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和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 ，人民法院要至迟在开庭10日以前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对于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的，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三）依法向人民检察院和诉讼参与人送达开庭的通知

为了使人民检察院的出庭人员作好出庭的必要准备，使诉讼参与人能及时到庭，人民法院应将开庭的时间、地点 ，在开庭3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的传票，通知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通知书也要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 。对审理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要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对于法定代理人的通知，也应在开庭3日以前送达。送达传票、通知书要有送达证。

（四）将公开审判的案件先期公告

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的姓名、开庭的时间和地点。公告应在开庭3日前公布，并保留到开庭审判之日。

二、开庭审判

开庭审判是审判人员以开庭的方式，在公诉人、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活动，全面听取各方对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的意见，确定被告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和应否受刑罚处罚以及如何处罚的诉讼活动。开庭审判的过程，依照法定程序，可以分为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各自特定的活动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省掉，也不能走形式，否则就会影响办案质量。

（一）宣布开庭

宣布开庭是法庭审判的开始。这一阶段的具体活动内容有 （1）由审判长宣布开庭，并传唤当事人到庭，问明当事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籍贯、住址等。（2）审判长宣布案由。（3）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4）告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有权申请回避。（5）告知被告人享有辩护等诉讼权利。（6）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应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法庭在开庭阶段结束后，通过公诉人举证，辩护人质证，以及辩护人提出证据，公诉人进行质询等方式、方法，当庭全面审查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情节的活动。

法庭调查的内容，一般包括：

1．宣读起诉书。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对被告人提出指控、要求法院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如果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还要由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他的诉讼代理人，宣读附带民事诉讼的诉状。

2．讯问被告人。在被告人、被害人就起诉书的内容陈述后，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多个被告人的讯问，要分别进行，单独讯问
，以免互相串供。

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允许，也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当然有权讯问被告人。原刑诉法规定，由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向被告人出示物证、宣读证人证言，这样混淆了审与控的职能，一方面限制了公诉人的指控犯罪、证实犯罪的作用，使法官与被告人直接冲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官公正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作出正确裁判。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由公诉人、辩护人出示证据，互相质证辩论，真正形成控、辩、审三方相互独立的格局。

3．询问证人。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应尽的义务。因此，除有正当理由，出庭确有困难的以外，证人均应按法院的通知准时到庭，提供证言接受询问。

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审判人员应当查明其身份，并告知要如实提供证言，告知有意作伪证或隐匿证据要负的法律责任。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条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1、未成年人；2、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行动极为不便的；3、其证言对案件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4、有其他原因的。

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发问。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也可以对证人发问。证人不得旁听对案件的审理。审判人员有权亲自询问证人。

4．询问鉴定人。鉴定人同样有义务出席法庭，接受公诉人、辩护人等的询问。

5．出示物证。一切被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物证，都要当庭出示
，让当事人辨认。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出示的物证的意见。

6．宣读作为证据的文书。这包括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以及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对当庭宣读的作为证据的文书，审判人员也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如果对证据有疑问，当庭又不能解决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对于当事人等的这种申请，法庭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当庭宣布。

人民法院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也可以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应自收到人民法院要求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3日内移交。

人民检察院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移交人民法院，确实无法移交的 ，应在休庭后3日内移交。《若干问题解释》第157条规定："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的，合议庭应当同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三）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在审判长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就证据和案件情况
，当庭发表意见，并可以互相进行辩论和反驳的活动。

法庭辩论阶段的辩论，虽然也离不开证据和案件事实，但主要应侧重法律方面，即应侧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已构成犯罪
，应当定什么罪名，以及是否应当给予刑罚处罚和应当从重还是从轻等方面。

法庭辩论应当先由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然后再由被告人、辩护人发言、辩护，并且可以互相进行辩论。

公诉人的发言 ，又称发表公诉词。内容一般包括（1）概括指出法庭调查的结果 ；（2）分析并运用经过法庭查证属实的证据，说明起诉书对犯罪事实的指控以及对罪名的认定 ；（3）指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4）分析被告人走向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5）明确指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的哪些规定，并论证被告人的行为具备刑法规定的构成该罪的具体要件 ；（6）阐明要求法庭依法从重
、加重或从轻、减轻处理的根据和理由。

被害人的发言，一般是对被告人罪行的控诉。

被告人的发言和辩护，就其内容来说，可以作有罪、罪重的承认
，也可以作无罪、罪轻的辩解。

辩护人的辩护发言又称发表辩护词，它是实现辩护职能的重要手段。辩护人的辩护词，应根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出发，提出辩护意见。

有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辩论应在刑事部分的辩论结束后进行。先由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他的诉讼代理人发言，然后由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和他的诉讼代理人答辩。

（四）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审判长宣布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让被告人作最后的陈述，这是在合议庭评议、判决前再给被告人一次行使辩护权的机会。被告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陈述他对全案的意见和看法，包括自己是否有罪、罪行轻重，自己犯罪的原因，对犯罪的认识，以及对量刑方面有什么要求等。

被告人在最后陈述时，如果提出了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足以影响对案件的处理的，就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或者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或者恢复法庭调查，或者宣告延期审理。

（五）评议、宣判

评议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对法庭审理情况进行讨论，根据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解决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等实体问题，并对案件作出判决的诉讼活动。

合议庭在评议时，应当全面分析案情，重视各种证据和意见，既要重视控诉一方提出的证据和意见，也要重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证据和意见。

不管是公开审理的案件还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合议庭的评议都应秘密进行。如果合议庭成员的意见不一致，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少数人的意见也应记入评议笔录。

合议庭经过评议，应当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
，分别作出以下判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有罪判决；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作出无罪判决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宣判即宣告判决，是人民法院将判决的内容公开宣布告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的诉讼活动。

宣判可以分为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

当庭宣判的 ，应当在5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判的，合议庭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以及被害人和辩护人；宣判后，应当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宣告一审裁判时，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果不服本裁判，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三、延期、中止审理和一审期限

（一）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到影响进行审判的情形时，决定休庭，顺延时间继续审理。延期审理后的开庭时间，在影响进行审判的情形消失后确定，但不能超过法定的办案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可以延期审理的情况有：

（1）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 、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2）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3）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实践中，法庭可以决定延期审理的情况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经合议庭准许的
；受审对象的精神或体力方面无法承受审问的；法庭审理受到意外干扰无法进行的。

（二）中止审理

中止审理是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因出现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情形，由合议庭决定停止诉讼活动，待该原因消失后恢复审理。

可以使案件中止审理的情形有：自诉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疾病，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被告人脱逃，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只要有其中的某种情形，就可以决定中止审理。

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三）一审期限

《刑事诉讼法》对一审的办案期限作了明确规定。

（1）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在受理后1个月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1个半月。

（2）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 ，即：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1个月。

（3）改变管辖的案件 ，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办案期限。

（4）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 ，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以上是刑诉法中为你摘录的相关内容，希望你能满意，其中有关于你所疑惑问题的具体解释。另外，如果被告人对于一审判决不满意，应在15日之内再次提出诉讼请求，由法院进行二审判决。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
注：我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呵呵。

2. 取保直诉123

法律上没有“取保直诉”这个概念，但是有取保候审和直诉两个概念。
取保候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对未被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其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刑事案件的起诉过程，是先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查明事实清楚的再移送给检察院起诉。直诉案件，就是说没有逮捕你，案子在侦查结束后就直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一般来说，这类案件都是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案件。
所以，我认为“取保直诉”这个概念就是，先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不用再走批捕程序而向检察院“直诉”，再由检察院向法院直接起诉。

3. 如果被超长羁押的该怎么办

没有超出

根据刑事诉讼法，一般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侦查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的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
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
对坑内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经以上仍不够的，可以经省级检察院批准再延长2个月。

具体参考刑事诉讼法123、125、126、127、128条

4.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5. 我国刑法第123条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内容是：【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是指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物安全。犯罪分子利用航空飞行的危险性和易受侵犯性，为达到犯罪目的，不惜以机组人员、乘客、重大公私财物的安全为代价。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构成要件如下：
1、客体要件航空器，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用于重要物资和旅客的运输。它在使用中能否正常进行，直接关系到所载乘客和物资能否安全达到目的地的问题，航空器在运行中一旦失去控制，就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航空器的这种与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特性，为一些犯罪分子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2、客观要件，指的是行为人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
3、主体要件，指的是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4、主观要件，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会危及飞行安全，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6. 乙醇含量为123mg 怎么判刑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怎么判刑

1、《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是关于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程序方面的规定，与具体的刑事责任无关。

2、如果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23mg /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可处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并处罚金。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
(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7. 甘肃省醉驾123起诉吗

摘要 那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