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法看河南种子案

『壹』 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发生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

矛盾应出在两部法律之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与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不应该有抵触之处

『贰』 涉嫌经营未备案的种子该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三条

有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者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从行政法看河南种子案扩展阅读

涉嫌经营未备案的种子的法律量刑：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叁』 求洛阳种子案的判决文书——(2003)洛民初字第26号判决书。权威的最好，链接也行。多谢了！！！

http://www.panjueshu.com/henan/luoyang/gaoxin/m2003053020033.html
洛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洛开民初字第3号

原告李玲真，女，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孙旗屯乡土桥沟村农民，住该村3组34号。

委托代理郭治国，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孙旗屯乡土桥沟村民委员会。

代表人申民主，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謦扬，洛阳大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洛阳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正泽，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建，该公司十三分公司书记。

委托代理人司晓霞，该公司十三分公司干部。

被告刘成选，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宜阳县运管所职员，住该所。

委托代理人姚晖，洛阳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志强，男，197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孙旗屯乡土桥沟村农民，住该村4组

李玲真诉孙旗屯乡土桥沟村民委员会(以下称村委会)、洛阳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称二运公司)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会议庭，追加刘成选为被告、李志强为第三人，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李玲真、委托代理人郭治国、被告村委会委托代理人王謦扬，二运公司委托代理人郭建、司晓霞、被告刘成选及委托代理人姚晖、第三人李志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玲真诉称，2002年1月2日下午2时许，我在土桥沟村开设的垃圾场拾旧砖时，被二运公司的豫C-29345号大货车倾倒的垃圾砸伤头部，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后经洛阳市法医学会鉴定为八级伤残，已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村委会作为垃圾场的经营者与管理者没有尽到管理义务，让车辆在不能保证他人安全的情况下倾倒垃圾致我损害，豫C-29345号在倾倒垃圾时，在没有观察周围的情况下致我损害并逃跑，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3348.69元、误工费1551元、护理费2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营养费1800元、交通费50元、继续治疗费4000元、生活补助费16056元、间接受害人抚养费6000元、残疾慰抚金30000元、伤残评定费320元。

被告村委会辨称，原告称其在村委会开设垃圾场拾旧砖时被砸伤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从未在本村开办任何垃圾场，原告称村委会作为垃圾场的经营者与管理者没有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4村民组想在本组土地上用垃圾修路，从而委托本村村民李志强具体负责，双方签订协议，答辩人既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更不是法定或约定的工地日常管理义务人，不应该成为被告，更不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二运公司辩称，豫C-29345号汽车系挂靠在我公司进行营运，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该车倒垃圾时由垃圾场管理人员指挥倒车，没有过错，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对损害结果有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他部分的赔偿应由垃圾场负责承担。

被告刘成选辩称，我的车是经人介绍运输垃圾的，垃圾场有管理人员指挥倒车，事故发生后车辆并未逃离现场，对事故的发生原告应负主要责任，赔偿应由原告同垃圾场共同承担。

第三人李志强述称，2001年11月1日与4组签订协议，由我承包管理垃圾场，合同期为二个月，由于所收取费用不能维持正常支出，多次要求解除合同，12月30日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合同到期后由村里将经营权收回，原告的损害是由村委会管理期间造成的，与我没有关系。

经审理查明，2001年被告村委会为解决本村三组学生上学问题，决定在三组与四组沟两侧修大坝一条，委托第四组村民组具体实施修坝事项。2001年11月1日，第四村民组与李志强签订了一份《关于用垃圾建坝规范管理合同》约定：“一、甲方（第四村民组）负责场地、位置，乙方（李志强）负责垃圾管理，保证场地日清月结，不能影响行人和环境，合同期为二个月；二、为双方利益，乙方以第一个月起，首付100元，以第二个月起，每月300元，如双方无过错，合同可顺延期，二个月后有队委会和承包人协商再定；三、如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遇到双方利益受到损害时，有（由）村委和支部调解解决；四、合同从签订之日期生效。”第四村民组组长李广州及李志强分别在合同上签字，时间是2001年11月1日。村委会在该合同上注明“所有垃圾车辆统一集中到四组垃圾点，不得乱倒，违者清理后，罚款200元，至（此）条款有（由）垃圾承包方负责。”并加盖村委会公章。此后垃圾建坝由李志强具体负责实施。2001年11月20日，村委会发出通知，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村对村民道路规划做出重要部置，为解决三组学生上学问题，村决定在三、四组沟两侧修大坝一条，组村两委研究对沟底和旧宅俩侧的树木进行移裁，所有旧宅和建筑物在一月内拆除，逾期不拆者按无主处理。2001年12月30日，村委会向区建管局写出《关于使用建筑垃圾填沟修路报告》，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建监察大队三中队在该报告上签有“同意上报”并加盖该中队印章，且注明“12月30日”。

2002年1月2日下午2时许，原告李玲真到土桥沟村开办的垃圾场底部捡拾旧砖，被被告刘成选挂靠在被告二运公司的豫c-29345号翻斗汽车，往该垃圾场运送建筑垃圾，该车到达垃圾场后，由垃圾场管理人员指挥倒车，并倾倒垃圾，将在垃圾场附近捡拾建筑垃圾中旧砖的原告李玲真头部砸伤，李玲真被送往解放军150医院抢救并住院治疗20天时间，支出医疗费用共计3094.69元。出院诊断为“1脑震荡；2右颞骨骨折；3继发性脑脊液耳漏；4口角歪斜。建议全休二个月。”同时出具陪护证明，证明李玲真住院期间陪护二人。出院后李玲真又支出医药费254元，至此李玲真支出医疗费用3348.69元。2002年9月25日洛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委托洛阳市法医学会对李玲真的伤残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进行鉴定，2002年10月14日鉴定结论为“李玲真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后期治疗费用为4000元。”李玲真支出鉴定费320元。

另查明，洛阳市2001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007元。诉讼中根据案情，依法追加刘成选为本案被告，李志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土桥沟村第四民组与李志强签订的《关于用垃圾建坝规范管理合同》，于2001年12月31日到期，且双方没有签订新的合同，应视为双方合同履行完毕，而第四村民组不具有管理该村两个村民组垃圾建坝事务的主体资料，在李志强与第四村民组合同到期的前一天，村委会又专题报告给有关部门，请示批准使用垃圾修路，垃圾建坝应认定的村委会的行为，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应当由村委会享有和承担。原告李玲真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知道垃圾场有汽车倾倒垃圾随时会有危险发生，而去捡拾垃圾场的旧砖，对给自身造成的损害结果有一定的过错责任，村委会委派到垃圾场的管理人员，在运送管理垃圾车辆进入垃圾场后，指挥倒车并倾倒垃圾时，在没有将所有捡拾垃圾人员隔离现场，就指挥车辆倾倒垃圾，对造成原告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未尽到管理义务的赔偿责任。被告刘成选运送垃圾的驾驶员，在车辆到达垃圾场时，未提醒垃圾场管理人员注意观察周围情况，对原告的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李志强与第四村民组的合同到期，且村委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发生事故时，该垃圾场仍属李志强管理，故李志强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李玲真残疾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数额，显然过高，且请求交通费和间接受害人教育费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应当依各自过错程度和当地的生活水平来确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一、李玲真医疗费3348.69元、误工费440元、护理费2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0元、营养费100元、继续治疗费4000元，生活补助费12042元，间接受害人抚养费2408.4元、残疾抚慰金5000元、伤残评定费320元，合计28079.09元、李玲真承担百分之四十计11231.64元，村委会承担百分五十即14039.55元，刘成选承担百分十计2807.9元，二运公司对刘成选负担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以上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本案诉讼费3121元，李玲真负担1200元、村委会负担1600元，刘成选负担3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向宾

审判员 苏金凤

代审判员 刘勇

二ОО三年五月三十日

书记员 朱正阳

责编王琳

『肆』 我国符合越权无效原则的法条

一、越权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们通常在两种不同的层面上界定越权立法。最常见的是从行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即认为越权立法，就是超越立法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权立法，该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该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1]这句话中，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但学术界也在另一层面上使用该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即“有些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超越了权限”[2]。前者指的是一种行为现象，后者指的是一种规范现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为出发点，从规范的角度对越权立法进行讨论。

立法权限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法律概念。因此，当我们说越权立法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时，进一步明确立法权限概念的内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国内立法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立法权限的内涵：

首先，从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权限。比如，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4条第2款、《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7条的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规章不得称条例。 这就意味着，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制定“条例”的权力。他们将这种权限称之为“表现形式”上的权限。 如果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称使用上违反了这一规定，就属于形式上的越权。

其次，从立法权力行使的时限上来界定。他们认为“立法权限范围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立法权可以和应当达到何种界限，一是立法权不能超出何种界限。从时限上说，立法权限范围，指立法权能在多大的时间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这是立法权的时限效力。”[3]立法机关超越时限制定法律规范，就属于时限上的越权。

再次，从立法事项的角度界定立法权限，即指“立法权可以和应当对哪些领域、方面、事项加以调整，不能对哪些领域、方面、事项发挥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权立法实属一种立法上的“低级”错误，如果过去曾经发生这类问题，主要根源在于那时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作出明确规定以后，立法者犯这种错误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时限”的越权立法在立法实践中有可能发生，西方国家就研究所谓“立法不作为”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也有关于立法时限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64条就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但既然是立法不作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规范，也就不存在规范形态的越权立法；而迟延立法又难以成为动摇法律规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从以上两个角度研究越权立法，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确定立法权限的内涵应该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入手。《立法法》是规范法的法，只有从《立法法》中挖掘立法权限的内涵并作为界定越权立法概念的依据，才对司法实践具有意义。《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56条、第64条、第71条和第73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地方人大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从这些规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项”为标准划定立法权限的；也就是说，《立法法》确定的立法权限是指立法机关对哪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规范，对哪些事项不能制定法律规范。

由此，可以把越权立法界定为：立法主体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项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

二、从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看越权立法的认定

既然越权立法是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越权立法认定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确定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授权立法的立法权限由授权法律规定，所以确定授权立法权限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非授权立法权限的确定则比较麻烦，因为，规定我国立法权限的法律渊源有多种，除《宪法》外，还有相关的组织法、《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 ，也是确定立法权限的法律渊源。在诸法律渊源中，《宪法》和相关组织法对立法权限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则仅就某些事项作分散的、补充性的规定，而《立法法》对立法权限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划分，特别是划定了最高权力机关的专属立法权，因此，它是确定立法权限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据。但从越权立法认定的角度观察，依然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这给越权立法的认定带来很多困难。

首先是专属立法事项与非专属立法事项之间的界线具有可变性。《立法法》第8条在列举专属立法事项时规定了一个兜底条款：“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这一可变的“其他事项”的规定，为基本法律和专属立法事项界限的随时和不断扩张埋下了伏笔，也为越权立法的认定带来潜在的困难。

其次是在非专属立法事项领域立法权限划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立法机关、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立法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权，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试图对各自权限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这种界分却极为模糊。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时采用“地方性事务”与“全国性事务”的标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立法机关有三项立法权限，其中第二项为“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对于“地方性事务”，有关释义解释为“纯属地方性事务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一般来说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5]。但这一解释还是没有把问题澄清。某一事项究竟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中央立法机关把握可能比较容易，地方立法机关把握困难就比较大。即便是判断某一事项为全国性的事项，中央是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会立法，还是不好预见，因为立法活动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运作过程，能不能立，何时立，都是未知数。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立法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可以“为执行法律的规定”制定行政法规；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及其直属机构的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73条规定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制定规章。不同层次的行政立法主体都具有“为执行法律”或者“执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但各自立法权限的边界在何处却不明确。虽然在界定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时用了“执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时用了“为执行”的概念，但很难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第三，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第73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从两个法律规范的关系看，第64条规定包括第73条的规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立法权限就无法划分清楚。

上述问题使得在非专属立法事项领域，各立法主体尤其是“地方国家机关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项他们有立法权，哪些事项他们没有立法权，或者说他们对任何事项都有立法权；”[6]其结果，在非专属立法事项范围认定越权立法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认为，《立法法》实质上就立法权限只有划定了一道界线，即专属立法权与非专属立法权之间的界线。对专属立法事项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规则，对非专属立法事项则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等都可以制定规则。虽然在专属立法事项与非专属立法事项之间横隔着一个“其他事项”，但“其他事项”在没有被具体事项填充之前，应该是一个空“底兜”。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法》中的越权，就是超越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可能越权的只有法规和规章，法律应该不会越权。

上面的阐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规、规章超越专属立法界限，势必造成越权；但并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规、规章只有超越专属立法权限，才构成越权。因为，前面已经阐明，规定法律文件权限的法律渊源除了《宪法》、相关组织法和《立法法》，还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规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分别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6条等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6+1”种类中，作为“1”的“其他行政处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设定。[7]这一规定，实质上也规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设置“其他行政处罚”。可以看出，具体立法权限会随着普通立法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所以，具体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必须在《立法法》的基础上，研究其他相关法律才能准确界定。

在确定了具体的立法权限后，认定越权立法需要考虑的是“设定”和“规定”这一对立法范畴。我国立法上使用“设定”和“规定”两个立法概念，自《行政处罚法》开始，后在《行政许可法》再次沿用。“设定”系指其他规范性文件尚无对某事项做出规定的条件下，该规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规定；“规定”系指在上级规范性文件已对某事项做出设定的条件下，就该设定再作具体的规定。“设定”是从无到有，“规定”是从有到有，无非更详细而已。[8]按此，越权立法应该是“设定”的越权，“规定”一般不会构成越权；“规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设定”，构成的应该是法规范的冲突，而不是越权立法。因此，认定越权立法应该以设定性立法行为为对象或基准。

可见，确定越权立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第一，确定特定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第二，判断特定立法是否属于设定性立法；第三，判断该设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该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如果超越该权限，则属越权立法，否则就不是。

当然，这样的分析过程，仅仅是越权立法认定的基本判断过程。法律规范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立法的目的和价值，所以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还必须考虑法律规范的目的和价值属性。尤其是，根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授权立法不得违背授权目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授权立法是否违背授权目的，显然不能单纯采用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

三、从法院的审查权限看越权立法的处理

探讨越权立法认定的目的在于“发现”越权立法，但“发现”并不是“认定”的终极目的，它不过是为处理越权立法创造一个前提。发现和处理越权立法的机关不止一个，但法院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本文仅对法院如何妥当地处理越权立法的问题作一分析。法院处理越权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应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越权立法的性质，二是法院对法的审查权限。

从形式看，立法权限一般由国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加以规定，比如《德国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就有5个条文专门规定联邦和州的立法权限 ，其他国家如美国、奥地利也是如此。我国立法权限也主要是由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等宪法性文件规定的，虽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对立法权限有一些补充性规定。从内容看，立法权限涉及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议会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实际上关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它们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看，越权立法与有权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相重复，或者相冲突，破坏了宪法秩序。所以，越权立法应当属于一种违宪行为。

既然越权立法属于立法违宪，法院对于越权立法的处理就应按照违宪审查程序处理。具体的程序，根据法院享有的审查权限来决定。比如美国，普通法院享有对于违宪立法的审查权，但这种审查权仅限于确认和拒绝适用两个方面，即各级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一项联邦法律违背宪法或者地方州立法违背联邦宪法或法律，有权拒绝适用。[9]但美国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销违宪的法律、规章，只是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拒绝适用会导致该项法律在事实上丧失效力。奥地利是欧洲大陆最早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在奥地利的违宪审查体制下，普通的司法机关包括行政法院对违宪的法律、法令均没有审查的权力。当他们发现联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违宪时，不得直接拒绝适用，而要全部提请宪法法院裁决。 德国的违宪审查体制，受奥地利违宪审查制度的影响较深。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行政法院仅对依照建筑法典的规定颁布的规章，根据建筑法典第246条第2款规定颁布的法规，以及其他位阶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规，享有审查权。其他法律法规的审查权全都由宪法法院垄断。除了美国和德奥模式外，有些国家，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没有审查权，由立法机关自己行使立法监督的权力。

我国奉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行司法体制下，认为法院不享有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权，基本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规章具有违法性确认权和拒绝适用权，但没有撤销权，如果要撤销规章，法院需要依据《立法法》第88条第1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以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5条 的规定，申请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审查。这也几乎没有疑问。但对法规，则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规的司法审查权分为撤销权、拒绝适用权和确认权三个层次的话，分歧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对违宪（法）法规享有撤销权；因为，我国《宪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经明确将违宪（法）法规的撤销权授予了其他机关。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权力。依此为依据，《立法法》第88条再次把改变或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授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围绕法规审查权的争议主要在于法院是否可以拒绝适用违法（宪）的法规。这种争议在“河南种子案” 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法院享有拒绝适用违宪（法）法规的权力；[10]有的学者则认为，法院不得直接拒绝适用违宪（法）的法规，而应该报请有权机关审查。[11]值得研究的是，宪法和《立法法》把法规的撤销权授予立法机关是否意味着司法机关没有拒绝适用权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单从法律条文看，《宪法》和《立法法》只规定撤销权属于立法机关，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得拒绝适用。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虽然《立法法》第88条规定了对于规章的改变和撤销机关，但《行政诉讼法》第53条还是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规章的拒绝适用权。 可见，对于规章，我国是由制定规章的上级机关或立法机关行使一般的、改变或撤销之审查权，司法机关是行使个案的、拒绝适用之审查权，两种审查权力并行不悖，从而形成“双重审查体制”。所以，《宪法》和《立法法》将改变和撤销权授予立法机关，并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机关不得拒绝适用的结论。那么，对于法规的审查是否也是一种“双重审查机制”，法院依然可以在个案中以拒绝适用违宪（法）的法规呢？我们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依据”意味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仅享有适用权，没有审查权；“参照”则意味着人民法院对于规章享有一定的审查权；只有规章“合法”时，才可以适用。如果认为法院可以拒绝适用违法的法规，那《行政诉讼法》的“依据”和“参照”的区分就没有任何价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里《立法法》并没有列入规章，对此不应该理解为是一种疏漏。它正好说明了，《立法法》的这一规定是和《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是相契合的。对于规章，法律适用机关可以通过拒绝适用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审查；而对于法规，当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时，则只能是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不能直接拒绝适用。

可见，我国《立法法》仅授予法院对于法规违法（宪）的确认权，但没有给予法院对于法规如同规章般的、个案的拒绝适用权，更没有撤销违法（宪）法规的权力。

基于以上认识，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越权立法应当作如下处理：对于越权制定的规章，可以拒绝适用，与此同时，可以申请有权机关予以撤销；对越权制定的法规，则应当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四、越权立法撤销决定对司法裁决的效力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有权机关撤销越权立法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依据《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越权立法可以由有关机关改变或者撤销，但撤销的效力究竟如何没有规定。撤销决定向将来发生法律效力，被撤销的越权立法不再作为民事活动、行政行为和法院裁判的依据，这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实发生在撤销决定作出之前，但该案件的审理尚在进行中，撤销决定对其有无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于该越权立法作出的判决已经发生效力，撤销决定能不能成为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简言之，撤销决定有没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种的程度？这就需要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一番考察。

『伍』 地方法律违背宪法的案例

李慧娟法官的判决

2003年1月25日，洛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因种子纠纷引起的赔偿案件。此案经过法院、市人大等有关单位的协调，法院根据全国性法律作出了判决。然而，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却引出了大问题，30岁的助理审判员李慧娟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原文如此，应为条款)自然无效……”李慧娟宣告了河南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判决在当地政法和全国法学界引起不少议论。
在河南省人大和省高级法院的直接要求下，洛阳中院撤销了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理审判员资格。这一处理决定未必不正确，因为，根据宪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据此，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确实无权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进行评判。不过，尽管李慧娟的做法不够审慎，但由她所引起的争议，唤起了各界对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问题的再度关注。
当然，“司法审查”与“违宪审查”是大不相同的。李慧娟在种子纠纷案中的判决，就属于司法审查活动：即在具体的案件中，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法官面对相互冲突之法律作出选择。李慧娟选择了全国性法律，并据此而宣告地方性法规的某些条文无效。假如实行判例法制度，则至少在河南省境内，其他法官援引或参考该判决，就可能使河南省种子条例失效。也就是说，法官对法律进行事后审查要成为一项制度，必须辅之以遵循先例的规则，而目前的司法制度并不认可这一规则。
李慧娟的判决是根据全国性法律宣告地方性法规无效，因而并不属于违宪审查，而是“合法性审查”，而且由于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因而其效力是非常有限的。假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以成文宪法为依据对所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进行审查，则叫做“违宪审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叫做司法性的违宪审查。

『陆』 高院关于《种子法》中违法所得的司法解释

目前关于《种子法》中违法所得的解释，是指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即指种子经营者销售产品时取得的收入，包括成本和利润。但是高院没有明确司法解释。
长期以来，“违法所得”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理解，存在行政执法中同案不同罚，处罚结果差异太大的事实。
仅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经营发芽率不达标的劣质水稻种为例：B公司从A公司以每公斤25元单价调入杂交稻散种2万公斤，B公司包装后以每公斤35元销售给农户（含委托代理费）。在市场销售时，行政执法部门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抽样检验，其结果为发芽率未达到国家强制标准，判定为劣质种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中任意一家均可对B公司实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的10倍罚款。假定该批种子全部销售完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罚为：（35-25）×2万公斤+（35-25）×2万公斤×10倍-B公司已交分摊的企业所得税3万元=217万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为：35×2万公斤+35×2万公斤×10倍=770万元，其结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数额高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3.54倍。
为何同一法律、同一条款、不同部门执行差异如此之大？原来两部门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和计算方法不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关于对种子、农药生产、经营中违法所得解释的函》（1999年9月11日农业部，农农函[1999]6号）第一条，认为其销售收入就是违法所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2008年11月2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37号公布）第四条，违法销售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第九条，在违法所得认定时，对当事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据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已经支出的税费，应予扣除。
笔者较为赞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及计算办法，其理由是：
一、农业部1999年9月11日《关于对种子、农药生产、经营中违法所得解释的函》（农农函[1999]6号）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农作物种子实施细则》的一个解释，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已经废止，该函理当无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没有赋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假劣种子的罚款权，而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法规的规定处罚, 农业部对违法所得的解释显然不适用于投机倒把行政处罚，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所得农业部的函应当无效；
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既依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法复［1995］3号)中“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的规定，又符合客观实际，仅仅扣除进价和已缴税金（由违法当事人执证），不予扣除相关费用，趋于合理；
四、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时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2001年3月15日质技监局政发〔2001〕43号）中明确“本法所称违法所得是指获取的利润”。而同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的“违法所得”怎么会是指全部销售收入呢？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五十九条中同时表述“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如果依据农业部函的解释，有销售行为、有销售收入，那就有违法所得，怎么会存在“没有违法所得”的情形？故该函与《种子法》是有冲突的。
六、我国种子企业正处于提高阶段，普遍加工储藏设备落后，质量意识不高，因种子发芽率、含水量问题不达标，因田间隔离、去杂保纯问题存在纯度超标现象，加之国家批准的种子企业注册资本太低，采用全部收入法处罚企业，很多企业可能因为一次处罚而破产。
六、种子虽然是一种特殊商品，但它不涉及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特别是质量不达标的种子，若采用全部收入法进行高额的行政罚款既难于执行，又会导致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不严，滥用减免权力等诸多问题。

『柒』 洛阳玉米种子案––人大职权与司法独立相关问题：1，河南省的《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发生冲突，法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上位法效力大于下位法，法自然是比条例有效力。省版高院对于中院有权错误判决是可以更改的，人大的话法律没规定，不过人大有监督权，一般事难道人大，如果人大站在你一边，会给法院施压。如果是错判，首先是省高院能管，其次检察院也能管，毕竟是我国的监督机关，人大也有监督权，不过貌似没有具体的更改程序，能做的也就是提个醒抗个议神马的。希望能帮到你！

『捌』 李慧娟事件的结果如何

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只是尚未履行提请洛版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权的法定程序。“李慧娟事件”由此拉开序幕。而由于事件在舆论和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下逐渐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和趋向明朗化，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就一直没有进行。李慧娟也一直没有收到法院送达的任何书面处理意见。4月初，院里电告她如果身体允许，希望她尽快回来上班。
法官面对法律冲突的抉择
回首往事，李慧娟告诉记者，她自始至终在尽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法官的责任。 但是分析事件的原委，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她面对法律冲突的慎重与判决后面临的尴尬境地。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种子管理的隋司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种子法》出台的精神就是市场化，现在种子没有政府指导价，都由市场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