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亮点

1.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内罪案件的处理容;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2.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3. )为什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很好地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刑事诉讼法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和法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积极努力。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体现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又一部法律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显著进步。
2012年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总则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辩护制度、侦查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相比旧刑诉法，新的刑诉法更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刑事和解、违法所得没收、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特别程序，都彰显了我国着力加强人权保障的立法宗旨，体现了建设平安法治中国中追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价值取向，虽然新的刑诉法在一些原则或者制度上还有一些欠缺之处，如无罪推定、司法审查、辩护制度等，都有需要或者可以完善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新的刑诉法给了法律人太多的期待，相比旧的刑诉法，新刑诉法还是有很多的进步，也标志着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体现了我国法治朝着民主法治中国方向发展迈出了一个大的台阶。
1、总则上，新刑诉法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刑诉法总则的第二条，彰显了我国刑事制度中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法律地位。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是一项从宪法中移植过来的基本法律原则，将该原则写入刑诉法总则部分，不仅充分体现了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在保障人权上的显著进步。不论是公安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循和贯彻执行这一宪法原则。为每个公民在刑事活动中提供了基本的人权保障，为法治中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2、辩护制度上，将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实现了与新《律师法》的基本衔接。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律师凭借律师证、所函、委托书即可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侦查机关批准，并会见过程不被监听，完善了律师阅卷制度，将法律援助的范围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扩大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新刑诉法无论是从被告的辩护保障，还是律师的执业保障，还是法律援助制度的扩充，都进行了完善。不仅保证了控辩双方的平衡，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辩护制度上的保障。
3、证据上，对证据的内涵、证据的种类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增加了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报告”，不仅是证据概念更加科学，而且也更加丰富了证据的种类，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为保障人权提供了证据制度上的基础保障。举证责任上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完善与细化，并引入了发达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经验。与此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共同建造了防范刑讯逼供的一道屏障。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与证人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证人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难题。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规定的显著进步，为被告人的人权增添了新的保障。
4、在强制措施上，强化了取保候审措施的监管与执行，细化了保证金制度，强化公安机关执行力度与责任；完善了监视居住措施，赋予其不同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强化了审查批捕程序，规定了审查批捕的询问犯罪嫌疑人程序和听取辩护人意见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对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程序，细化了逮捕条件，对“发生社会危险，而有逮捕必要”情形进行了明确的列举，为逮捕的实际适用提供了明确具体细化的依据；对拘留、逮捕的羁押场所，新的刑诉法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些都是围绕着尊重与保护人权而展开修改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上了提供了人权保障。
5、在侦查程序上，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规定了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规定了讯问的时间、地点以及羁押的场所，规定了侦查结束前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赋予了利害关系人对于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的权利，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侦查制度上的保障。
6、在审判程序上，新增加了开庭前的准备程序，听取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与审判有关活动的意见；规定了诉讼中止制度；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制了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避免多次发回重审，影响诉讼效率；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中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内容。审判程序的改革，特别是限制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以及死刑复核中听取辩护意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审判程序上的相应保障，也标志人权保障在诉讼中朝着诉讼化的方向发展。
7、在执行程序上，增加了社区矫正的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增加社区矫正规定是新的刑诉法最大的亮点之一，对罪犯进行社区矫正，让罪犯能充分的改过自新，很快的重新融入社会，不再犯罪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也是尊重和保障罪犯人权的充分体现。
8、在特别程序上，新的刑诉法专门单设一篇，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反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四种特别程序，特别是未成年犯罪的档案封存制度，都体现了新刑诉法在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供了特别的保障。
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诉讼程序等进行大量的修改，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扩大了辩护权的范围，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但同时也规定了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赋予了侦查人员法定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手段以及相关措施缺乏救济等富有争议性的规定，这也显示了我国法律制度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不可否认，新的刑诉法虽有不足，但从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看，新刑诉法具有非常大的进步，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朝着文明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4. 怎么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李玉萍

您好！李玉萍原文如下：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最容易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的领域，其中公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到包括自由、财产、生命等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因此旨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刑事诉讼法一直有“小宪法”之称，被视为“行动中的宪法”，是一国法治文明与人权保障的试金石。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由此开启了我国法制史上关于人权保障问题的先河。2012年“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自“人权”入宪以来首次被写入国家基本法中，不仅具有宣示意义，更具有普世价值和规范意义，保障公民能够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生活得更有尊严感和安全感。这也昭示着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正在不断地朝着更加人性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的又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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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宣示意义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后16年来的再一次大修。其间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法治国”、“尊重与保障人权”被写进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对于此次修法，社会各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整个修法过程也受到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其中，“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成为此次修法的一个最大亮点，被视为是继2004年“尊重与保障人权”入宪后，我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通过法律修订释放出来的一个积极信号，是刑事法制捍卫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次飞跃。

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国家权力的动用不仅具有主动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强制性，作为被追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受制的诉讼地位，其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乃至生命权随时面临被公权力限制甚至剥夺的危险，其人格、尊严、名誉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意味着国家在强调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功能的同时，要求规范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运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正当权益，而不再将他们仅仅视为协助国家机关办案的主体甚至是国家机关办案的工具或手段。这同时也表明，追究犯罪、打击犯罪不再是刑事诉讼唯一重要的目的和任务，那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的追诉犯罪理念和做法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历史。可以想见的是，在“尊重与保障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刑事诉讼与刑事司法将超越打击犯罪的纯粹工具价值，逐步发挥其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促进诉讼公正和司法公正，实现从制度文明到司法文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第一次修法以及2012年第二次修法，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就是要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避免滥捕、滥诉等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使公民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此次“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充分反映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继续朝着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也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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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现实意义

从表面上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后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但实际上，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尊重与保障人权”所要保护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位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也无论其贫富贵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弥足珍贵。

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犯罪，也不会跟公安司法机关打交道，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事诉讼相对于刑事犯罪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国家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甚至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国家机关怀疑的对象，都可能被作为嫌疑人、被告人并因此受到追诉，进而被裹挟到刑事诉讼中来，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罪，但你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追究”，而一旦作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受到国家机关的追究，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在拘捕、侦查、起诉或者审判过程中，尊严或者人格被践踏，健康、自由、财产乃至生命被无端剥夺。实际上，无辜者被追究责任甚至被判刑入狱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刑事司法界的一个无解难题。因此，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尊重与保障作为普通公民的所有人的人权。同样，“尊重与保障人权”对被害人也适用，因为作为普通公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害人，但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害”，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强调尊重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同理，“尊重与保障人权”也适用于证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保障自己一辈子不充当证人或者不需要证人的帮助；即使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也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律师的帮助，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证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

也有人可能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因为实施了犯罪、做了坏事才受到国家追究的，对这些人没有必要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活动存在的一个误区。其错误之处在于：首先，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史一再警示我们，无论司法人员多么专业和敬业，也无论司法过程多么精密，冤假错案都只能减少而不可能杜绝，被我们“依法严惩”的很可能是与我们一样善良、正直而无辜的人。其次，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只有在确定有罪后才能惩罚犯罪人，在被依法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惩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再次，即使是有罪的人，也必须由司法机关对其判处刑罚并交付执行机关执行，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其施以刑罚，更不能法外施刑。侦查机关和控诉机关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诸如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仅仅是为了防止其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或者审判，因而仅具有预防性质，而非惩罚措施。最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人，他们也只需要对其犯罪行为负责，依法接受国家判处的刑罚即可。这种刑罚对犯罪人而言即所谓的“罪有应得”，对社会和普通民众而言是“罚当其罪”。除此之外，国家和任何人都不能一方面惩罚犯罪人所实施的“恶害”，另一方面对犯罪人施以“恶害”，采用不当手段侵害其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如对其实施刑讯逼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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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范意义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尊重与保障人权”除了被作为原则写入总则部分外，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诉讼制度或程序规则的修改中也都得到体现，因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意义。

其一，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力度。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驳指控、进行辩解，维护自身权益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律师的辩护，并扩大了指派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公安司法机关要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指派辩护人。同时，为了保障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辩护，此次修法还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律师的“阅卷难”、“会见难”、“取证难”问题，解除了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的后顾之忧，明确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其二，在发现事实真相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进行平衡。发现事实真相历来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使命，并常常与人权保障问题产生冲突。此次修法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突出了人权保障的重要性，首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杜绝刑讯逼供和采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现象。此外，立法在明确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的同时，加大了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避免因作证行为导致其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和谐与稳定，尊重人性，关照人伦，此次修法中还首次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

其三，在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中，加大了保障人权的力度。此次修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一步规范了包括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拘留、逮捕等在内的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国家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当事人家属的例外情形，要求对于被逮捕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其家属，并将拘留后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严格限制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两种，以避免公民“被失踪”现象的发生，保障其家属的知情权，并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能够及时获得帮助。同时，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依法具有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要加大对重要诉讼阶段和诉讼行为如侦查、拘捕、审判和执行等的监督力度，预防和及时纠正侵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其四，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由独立、中立的审判机关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是国家尊重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体现与要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从以下方面保障了被告人的此项权利：一是明确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范围，限制二审法院因事实不清问题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次数，确保被告人能够获得及时审判，并严格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禁止原审法院在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时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二是明确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时，应当指定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同级法院进行审理；三是规定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应当提讯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如果辩护律师提取要求的，还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四是针对特殊对象和特殊案件设置特别程序，如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适用，并创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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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障人权”关键在落实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不仅昭示着我国立法朝着民主与法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也指明了我国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落实。只有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以及各种相关制度和规定贯彻落实到办案过程中，才能真正促进刑事司法的文明与进步，实现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立法的进步意义也才能最终得以彰显。

考虑到我国有“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的历史遗留，虽然现今人们已经意识到正当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尊重与保护包括被告人、被害人等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和利益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文明与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示，但是要真正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不仅需要广大司法人员转变诉讼观念和司法观念，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还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并形成正确的法治理念和诉讼理念，切实提高广大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而这一切的实现都必须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安司法人员以及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修改甚至摒弃之前的某些不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的做法，诸如“不问过程，只问结果”、“联合办案”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切实尊重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律，并严格按规律办事，为“尊重与保障人权”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

实践样本

浙江

扩大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范围
2011年3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扩大刑事案件被告人指定辩护范围”的通知。同年5月4日，又会同省司法厅出台“加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工作”意见，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该省各级法院除认真落实省高院规定的应扩大指定辩护的9种情形外，部分法院还将被告人开庭时已满65周岁、被告人系少数民族且不懂汉语、案件有涉外因素、共同犯罪中其他同案被告人均已聘请辩护人等也作为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情形。

该省法院还联合司法局共同推进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指定辩护流程。

（详见本报2011年5月28日一版）

荣昌

充分尊重当事人人身权利

给被告人准备相关法律条款和供其搁置文书的桌子，为公诉人、被告人与其辩护人三方提供同样的证据资料和矿泉水，休庭时让久未见家人的被告人当着法官的面与家人交谈，让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充分使用其话语权，充分尊重当事人人身权利。

2011年7月21日，这些在现行刑事审判模式中不常有的做法出现在了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一起涉嫌诈骗罪案件的庭审现场。
谢谢阅读！

5. 新《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此次民诉法修改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进一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完善简易程序；强化法律监督；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完善执行程序等。
1、证人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负担
新修改的民诉法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专家出庭参与诉讼的规定 新修改的民诉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 这样规定的考虑是，医疗事故、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等案件，专业性强，为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庭审过程中需要专家提供专业意见。
3、明确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进一步明确了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现行民事诉讼法对第二审民事案件是否必须开庭审理规定得不够清晰，实践中有许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审程序中未经开庭书面裁判，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条件。
新修改的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4、与仲裁法的有关规定相互衔接
新修改的民诉法统一了人民法院对申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 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仲裁法规定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其中规定“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比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审查更为宽泛，不尽合理，为此，应当根据我国仲裁的实际情况，统一审查标准。
新修改的民诉法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相应修改。
5、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救济程序
新修改的民诉法还增加了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程序。
6、增加对恶意诉讼惩罚措施
当前，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恶意诉讼，除应当适用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给予拘留、罚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在民诉法中增加对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济渠道。 为此，新修改的民诉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中增加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7、小标的案件，一审终审
新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现行民诉法对于民事诉讼案件统一实行二审终审制，也就是说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均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二审，在二审审判终结前一审判决并不生效。但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当事人为拖延审判时间，延长最终法院执行期限，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依然无故提出上诉，一个简单的案子有时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长；另一方面，如简单的侵权、借款、租赁纠纷案件等，权利人苦于诉讼时间太长，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而放弃诉讼，进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违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济”，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针对上述情况，新民诉法对于小标的额、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增设“一审终审”制度，有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使公平正义得以及时实现。 8、当事人选择法院，应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新民诉法第三十四条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现行民诉法已经确立了“约定管辖”制度，即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来选择合同或财产纠纷案件将来起诉时所管辖的法院。新民诉法在现行民诉法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5类“固定”约定管辖地之外，增加了“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使得原来5类“固定”管辖地变成了实际联系地的列举，在实际中使得约定管辖更加灵活。另外，将约定管辖案件的范围，由原来仅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扩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财产纠纷案件”。
在适用约定管辖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 二，约定的地点不能与争议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例如：在石家庄居住的一个老人向邻居借款5万元并出具借条，双方不能在借条上约定争议由石家庄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辖，那样就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两个邻居也不能约定与借款没有任何联系的北京法院管辖。但如果老人的儿子还向邻居提供了连带还款保证，儿子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则北京市朝阳区就成为了与借款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该区人民法院可以作为约定管辖的法院。

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亮点
1 逼供获得言词证据一律排除
【草案摘录】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解读】
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此次修改的亮点，就是在原来刑诉法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加上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进行强迫。如果逼出来的言词证据，就一律要排除。
这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来讲是个进步；对公安机关办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也是动力，督促他们更要严格依法办案，防止一些错案发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后来反思为何会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讯逼供，使用非法言词证据。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法学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证明其自己有罪，这条原则来自于联合国的规则，不能自证其罪，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让被告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有罪。这体现了人权精神，也使证据更加准确和科学，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了保障。
2 证人强制出庭直系亲属除外
【草案摘录】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读】
胡康生：刑事案件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证人出庭的问题。一些案件证人不出庭，直接宣读证人证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辩护，法院认为必要的证人，就得出庭。
同时，一些鉴定结论对案情的判决也很重要。举例说，官员在贪污受贿时涉及一张名人字画，如果最后决定犯罪不犯罪，罪轻罪重，关键在这个字画值多少钱。那么鉴定环节就很重要。对鉴定意见不一致，也可要求鉴定人出庭。
另外，为了尊重中国国情，规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强制出庭作证。
此次草案首次确立了对证人的保护制度，现在一些人为什么不敢作证？就是怕打击报复。包括经济纠纷、民间纠纷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证，更别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强对证人的保护。
3 贪官外逃财产没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录】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解读】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的特别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
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
“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4 怀孕妇女可监视居住
【草案摘录】
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读】
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采取监视居住措施首先是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嫌疑人出现逃跑、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诉讼的行为或者继续犯罪。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目标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样的修订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倡导的以非羁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5 发回重审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录】
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二审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解读】
陈卫东：在此前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二审频繁发回重审，使案件久拖不决，而且有二审法院以此来推脱责任、回避矛盾的情况。
对于已经发回重审后又再次上诉、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如何处理此前法律并没有规定，也没有有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程序法这些弹性较大的标准发回重审，此时案件将重新进入一审程序，案件永远无法结束，是出现“循环审判”的诉讼怪圈，发回重审没有次数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诉不加刑”是二审的一项原则，发回重审的案件来源于当事人的上诉或者检察机关的起诉，也是派生于二审程序。因此对于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所作出的判决，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判决不应加刑。
6 死刑复核结果应通报最高检
【草案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解读】
胡康生：死刑复核程序备受关注。死刑是最严厉的惩罚，应该慎之又慎，因为错了就无法挽回。
按照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须最高法核准，那么，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监督？此次规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时，可以讯问被告人，如果辩护律师在有证据时提出还有疑问，还可以提。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国家对适用死刑的慎重，有利于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
刘昊（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7 因贿赂被监外执行不计入刑期
【草案摘录】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
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解读】
胡康生：有的贪污受贿的官员或有钱的老板判刑后，进去没多少时间又出来了，甚至威胁举报的人。有的判了死缓，十多年就出来了；有的判了15年，还不到1年就保外就医了。对现实中存在这种情况，老百姓反映很强烈。
此次对监外执行有了严格规定。如果一旦发现行贿、拉关系等手段出来的，马上就要收监，且在外面的时间不算，重新计算刑期。同时，对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要加强监督，避免花钱减刑。
徐显明：监外执行有时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人民群众对监外执行意见很大，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监外执行的时间、取保候审、监外就医等不能计算刑期，这些修改，有利于规范执法，防止犯罪利用这些制度逃避刑罚。
8 技侦所得材料可直接作为证据
【草案摘录】
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解读】
顾永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发案立案数500万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还是二三百万、三四百万，这几年急剧增加。我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们的破案率72%-73%，现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们打击犯罪侦查破案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上的犯罪有组织性、流动性、反侦查性越来越强，如果不提高侦查破案的能力，社会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处在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必须提高侦查破案能力。“怎么提高？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术侦查，包括秘密侦查。
许兰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草案规定过于笼统，应该把使用技术手段的条件进行明确规定。过去多年我们内部一直有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与此相伴随一直有如何审批、如何控制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规定经过梳理和斟酌以后写到刑诉法条文中。
9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录】
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
【解读】
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
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为了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
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制度不是一点没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很窄，比较严格，而且必须出于双方自愿。鼓励犯罪人道歉赔偿，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权益，使其得到更多赔偿。这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10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草案摘录】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6.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有哪些亮点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4月25日在京举行。会议初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人民陪审员法草案》进行二次审议。

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 应重新审理

修正案草案还规定了法院重新审理的情况。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归案的，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沈春耀说，这样规定，不违反刑事诉讼的公正审判和程序参与原则，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司法准则的要求。

增加被告人死亡可缺席审判的规定

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对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中止审理和被告人死亡案件可以缺席审判的规定。

由于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原因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或者同意继续审理的，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死亡的，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依法作出判决。

此外，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法院可以缺席审判，依法作出判决。

不断完善，有法可依。

来源：北青网

7. 2012年刑事诉讼法最新修改中职权主义向控辩式的改革体现什么规律

一、控辩平衡主义与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一）控辩平衡主义的内涵
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诉方与辩护方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具有对等的权利义务。在刑事司法中，一般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表现为纠问式司法，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裁法官及法院占据主要地位，此种模式多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当事人主义表现为控辩式司法，法官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在司法过程中由控辩双方进行相互攻守，最终由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证据情况及辩论情况最终裁定被告人所应当承当的刑事责任。广义上的控辩平衡应当指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中，控方与辩方达到平衡状态，狭义上的控辩平衡仅指在当事人主义的刑事司法中，控辩双方达到平衡状态。控辩平衡在刑事司法中的实现，需要控辩双方在刑事司法中切实发挥作用，并推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发展，因此，在当事人主义下讨论控辩平衡才有研究的价值。
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刑事司法理念：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从对于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来说，当事人主义将代表国家的公诉方与辩护方置于平等地位，更加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二）新刑诉法的人权保障要求与控辩平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最终和保障人权作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并贯彻在整个刑诉法修订过程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来看，现行刑事诉讼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通过公权力的行使，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涉嫌犯罪的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赋予司法机关应有的职权、手段，保证其能够及时地发现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同时带有国家强制力的公权力的运行必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权利带来影响，为了保证人权，又必须对各项权力进行规制。在刑诉法的运行过程中，诉讼参与人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包括被害人、辩护人、证人等，公权力的运行同样也可能造成对上述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侵害。因此，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价值不能是仅指向犯罪嫌疑人，同时对其它诉讼参与人人权的保护，而此次新刑诉法的修改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在本次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进一步调整。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化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有着积极意义。从此次刑诉法修订中，体现控辩平衡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2）加强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进程的作用，提前了其介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等规定）。（3）增加庭前程序。（4）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二、修改后简易程序对实现控辩平衡的意义
本次刑诉法的修订，对简易程序的修改内容较多，修改的主要内容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二是明确了简易程序的限制适用情形；三是对简易程序审判组织刑事的明确，四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席法庭。
（一）简易程序扩大化与控辩平衡
简易程序本身的制度价值在于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司法进程的缩短，有利于被告人尽早回归社会角度。从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来看，在被告人主动悔罪是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被告人认识到自身犯罪行为的有责性，是使得庭审得以降低控辩对抗程度的根本原因。对比修改前后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新刑诉法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案件”均规定为在符合条件下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有观点认为，适用简易程序的扩大化，可能会导致控辩关系的失衡。主要原因在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要求被告人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在庭审对抗中，被告人无法再以是否构成犯罪做出辩解。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作为导致控辩关系失衡的理由。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则规定如被告人如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则应当终止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相反，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将更加有利于控辩关系的平衡。简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认罪行，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因此，简易程序本身即保证了对被告人辩护权，给予了被告人是否行使对够罪与否和罪轻罪重的辩护权。
（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制度的控辩平衡意义
新刑诉法将原先关于简易程序庭审的“人民检察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变更为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在新刑诉法出台前，多有学者意见批判简易程序中，法官——公诉人——辩护人三角地位的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如公诉人不出庭参与诉讼，对证据的质证，对罪行轻重的辩护，只有辩护人和被告人的意见，控辩平衡向辩护方倾斜。在司法实践中，如被告人承认其罪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往往囿于轻刑轻重的辩护，而因检察院未能派员出庭，往往对证据的调查过程中，法官不自觉的承担了出示侦查机关所取得证据的角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控辩双方关系为倾向于辩护人与被告人一方，但从司法实践上看，实际上对于辩护人的辩护范围产生了不小的制约，并将辩护人与法官置于直接的冲突环境之中，反而更加不利益实现控辩关系的平衡。
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派员出庭参加庭审，其实为恢复了在庭审过程中的三角抗辩关系，恢复了法庭辩论的对抗性。从而将法官重新归于居中裁判者的地位。检察机关派员参与简易程序庭审，对恢复控辩关系的平衡具有积极意义。
三、修改后简易程序实现控辩平衡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及解决路径
（一）简易程序启动适用的问题
修改后简易程序适用的最大特点在于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基层检察机关审理的案件。从司法效率上看，扩大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一味追求司法效率，可能导致漠视被告人、辩护人辩护权的现象出现。目前，我国基层法院所需办理的刑事案件巨大，法官所面临的办案压力较大。简易程序适用的扩大化可能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被告人和辩护人同意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则是要求被告人承认所犯的罪行。此种情形下，作为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承认所犯罪行”异化为适用简易程序的结果，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合法辩护权受到制约。这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应当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注意并予以避免的。
（二）简易程序检察机关出庭的司法资源压力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在司法资源上呈现出“人少案多”的矛盾，在一些经济发达，案件数量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基层检察院司法资源不足和案件数量巨大呈现出突出的矛盾。新刑诉法实施后，要求每个案件（包括简易程序）必须有检察机关派员出庭，这一方面维护了庭审过程中的控辩平衡，但另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合理分配检力资源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检察机关在派员出席简易程序庭审过程中，如何发挥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如何在简易程序适用过程中，体现出控辩平衡，保护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可能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对合理适用简易程序和有效使用司法资源的建议
对于简易程序的启动，应当认真审查案件是否确实符合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在起诉时认为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提出适用简易。对法院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加强监督。此外，应当发挥好辩护人的监督作用，加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工作，使得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真实的反映被告人的权利诉求。
在检察资源的合理利用上，2012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朝阳区检察院等基层检察员对于如何处理好简易程序出庭要求已有了相关的实践。公诉人值班制度等已在部分基层院开始正式运行。检察机关统一安排固定的在法院值班检察人员，参与当天审理的简易程序刑事案件。这种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保障了在庭审过程中三角控辩关系的存在，有利于维护控辩平衡，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但是，公诉人值班制度也存在劣势：如何保障值班公诉人熟悉案情并切实发挥控诉职能，对庭审进行有效监督，是将来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8.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强制措施修改的内容有哪些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人大通过，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木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五、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七、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审程序。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9. 2012年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做了哪些改动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二、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删去第二款。
三、将第二十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四、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本章关于回避的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五、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六、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七、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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