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

㈠ 司法部关于废止《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

司法部在2009年，2002年，2001年，2000年分别废除了很多相关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中，2009年共废除12件，2002年共废除324件，2001年废除《律师资格考试办法》这1件，2000年共废除63件。
所以有很多文件都被司法部废止的，你要说清楚你需要的这三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全名。否则很难查找。另外，如果是太早之前的文件，现在也未必能够查到。

我这边给你附上《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管理的若干规定》的全文。
为加强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管理，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5>82号）的有关规定，现对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设立及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名称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名称，按行政区划、字号、业务性质和组织形式的顺序组成。未经司法部审查同意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不得使用“中国”、“全国”、“中华”、“国际”等字样。
设立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符合成立公司条件的，称为“……法律咨询服务公司”；不具备成立公司条件的，称为“……法律咨询服务部（社、所）”。
二、性质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是向社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其经济性质按登记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核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必须与主办单位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三、成立条件
成立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八名以上专职人员。其中至少五名是已取得法律专业大专以上毕业文凭者；或已取得律师资格者；或实际从事法律专业工作（包括在公、检、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以及从事法律教学、研究工作）五年以上者。符合上述条件的离、退休干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必要的办公条件。
3．自有资金三万元以上（成立公司的须十万元以上）。
4．有健全的财会制度。
四、经营范围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可以提供下列法律服务：
1．解答法律询问；
2．代为草拟、审查、修订有关法律事务的文书；
3．担任法律顾问；
4．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五、审批、登记和监督管理
1．审批及登记
申请成立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首先经设立该机构的主管部门审核后，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申请。由当地司法行政机关逐级审查同意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批准。正式批文应通知申报单位并报司法部备案。申请成立全国性的法律咨询服务公司，须报司法部审批。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于申请批准后三十日内，持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件，按分级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于登记注册后，将开户银行及帐号报原登记主管机关备案。
申请成立和申请登记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均应提交下列文件：①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文件；②申请报告；③章程；④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和组成人员的学历、职称和资历证明；⑤业务活动场所使用证明；⑥资金信用证明或验资证明；⑦其它必要的文件。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要求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三十日内，向原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终止，应报原批准机关审批，并于税务、债务和其它有关事宜清理完毕后，向原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设立、名称变更或终止，均须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公告。
2．管理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并按规定分别交纳管理费和登记费。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成员（包括已经取得律师资格的成员）受本机构的指派从事咨询活动时，一律不得使用律师名义，不享有法律规定的律师的各种权利。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不得聘用兼职人员。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于每年1月31日前要向批准其成立的司法行政机关报告上一年度的业务开展情况及工作总结，应当接受工商行政管理、税务、财务和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应按登记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接受原登记机关的年度检验。
3．处罚
对于违反以下规定之①、②、③、④项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撤销机构的处分；对于违反以下规定之①、②、⑤、⑥项的，由工商行政机关根据登记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没收非法所得、扣缴、撤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①未经批准和登记擅自开业的；
②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的；
③以律师名义进行活动的；
④因不称职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⑤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及年度检验的；
⑥违反其他登记管理法规的；
六、经费管理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服务，暂按照《律师收费办法》收取费用，不得超标准收费。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营业所得，应依法纳税，其税后利润，按一定比例设立发展基金、风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福利基金等。
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商有关部门确定。离、退休人员从事法律咨询服务的个人收入，应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七、本规定下发前已设立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在本规定下发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补办批准和登记手续。在补办过程中，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本规定重新审查，对于与本规定不符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应予整顿或撤销。
八、本规定未尽事宜，应按有关法律和规定办理。
九、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㈡ 司法部如何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日前，司法部印发了司法行政系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司法行政系统“谁执法谁普法”的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责任主体。强调司法行政机关既是执法机关，又是普法的主管机关，要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上发挥带头作用，结合司法行政工作职责，把普法融入司法行政各项业务中。

《通知》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及时做好“谁执法谁普法”的安排部署，制定落实方案，细化任务措施。要坚持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相结合，坚持全员普法、全程普法。要加强对全系统执法业务部门和法律服务机构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检查考核，加强服务管理和工作指导，推动司法行政系统“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㈢ 司法部发布选房摇号等公证指导性案例有什么猫腻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发布第3批公证指导案例（7—8号）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经研究，现将商品住房选房顺序摇号现场监督公证等2件案例（指导案例7—8号），作为第3批公证指导案例发布，供各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业务时参照。

司法部办公厅

2018年6月25日

公证指导案例7号 商品住房选房顺序摇号现场监督公证

关键词：

商品住房销售 选房顺序摇号 现场监督公证

案情概况

2017年5月，南京市某房地产公司星晖花园项目商品住房销售的申购人数大于房源数。为保障销售活动公平公开透明，5月29日上午，该房地产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某公证处申请办理商品住房选房顺序摇号现场监督公证，希望采用电脑摇号方式确定申购人选房先后顺序。受公证处指派，公证员王某审查了房地产公司代理人提交的营业执照、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授权委托书、销售方案等材料；重点审核了经南京市房地产市场综合执法办公室核验的《报名摇号清册》，确认该商品住房销售项目共有375组申购人，其中有356组符合南京市住房限购政策，具备摇号资格。根据审查情况，公证处于当日受理了公证申请。

随后，公证员王某与房地产公司代理人进行充分沟通，制定了《摇号规则》，重点明确了以下内容：1、本次摇号活动暂定于5月31日上午10时在公证处进行，如在公示期内有申购人提出异议且不能及时解决的，则推迟摇号时间；2、摇号活动由公证员全程主持；3、摇号活动采用电脑摇号方式进行，摇号电脑和软件均由公证处提供；4、摇号活动现场生成摇号所需要的号码数据，须与申购人在《报名摇号清册》中的报名序号一一对应；5、摇号活动现场突发情况的处理规则；6、摇号活动通过公证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对外进行视频直播。5月29日下午，公证处通过官方网站对《报名摇号清册》《摇号规则》进行了24小时的公示。5月30日，公证处对准备摇号使用的专用电脑进行了检查，与经检测合格的摇号软件共同封存。

公示期满，公证处未接到有效异议。5月31日上午10时，摇号活动如期在公证处举行，公证员王某、张某主持摇号活动。首先，公证员王某现场介绍摇号活动的有关规则，安排公证员助理启封摇号电脑和摇号软件，操作电脑运行摇号软件生成摇号所需要的号码数据。随后，公证员王某宣布了摇号现场突发情况处理规则，公证员助理操作摇号软件随机生成了356组有效申购人的选房先后顺序号码。最后，公证员王某现场宣读公证证词，并对本次摇号活动使用的电脑和软件进行封存。房地产公司代表、申购人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人员、房地产监管部门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受邀到场见证。公证处通过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对摇号过程进行了视频直播。摇号活动结束后，公证处将摇号结果在官方网站进行了公示。6月5日，公证处依法出具了公证书。

案例评析

✓一、公证要点

1、公证机构办理商品房选房顺序摇号现场监督公证，应当事先与房屋管理部门充分沟通协调，在工作层面进行有效衔接。公证机构应当从严、从实、全方位、全流程参与摇号过程，切实履行公证职能。

2、公证机构应当对商品房申购人的信息和资格尽到审查义务，确保用于摇号的基础数据真实、完整和准确，防范人为操作摇号结果的情形发生。符合摇号条件的申购人名单信息应当由公证机构公示，或者公证机构监督开发商公示。

3、公证机构应当指导公证申请人制定科学严谨的摇号规则，明确相关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确保摇号活动的公平和安全。公证机构发现抽签摇号活动违反事先已明确的规则、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存在弄虚作假和徇私舞弊的情形，应当终止公证。

4、公证机构应当重点排除人为和技术上的干涉和干扰，自主控制、自行开展商品房摇号工作。采用计算机摇号的，要保证计算机的专用性，不得用于摇号以外的其他用途；要保证软件由公证协会、公证机构或房屋管理部门自主或委托开发，并经检测合格，在使用的各个环节不存在他人介入的可能，不得使用房地产公司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软件；计算机及软件在摇号前和摇号后由公证机构封存保管，摇号时不得接入互联网。采用传统人工方式摇号的，要根据规则使用相应的方法和工具，保证摇号的随机性、公正性和全程公开。公证机构应当对现场摇号环节全程录像，并可以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现场直播。

5、公证机构应当在摇号结束后现场宣布摇号结果，并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二、案例意义

近年来，为促进房产依法公平交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越来越多的地方引入公证手段，对商品住房选房顺序摇号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公证以客观中立身份一方面帮助制定购房选房规则、解释和运用规则，对选房摇号全过程进行监督、证明和公示，能够确保房产交易公开透明，有效预防房产销售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行为；另一方面能够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获得公平合理的选购权益，避免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发生。公证机构在其证明、监督过程中，对交易规则的解释和运用，是向社会、公民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的有效途径。

7月10日，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公证处，申请对其组织的2017年全市民办初中学校新生入学电脑派位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现场监督公证。公证员田某审查了盖有教育局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公证申请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关于各民办学校报名人数和电脑派位拟录取人数的情况说明》后，受理了公证申请。

7月13日上午，公证员田某和助理前往市教育局。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各学校报名数据由市教育局工作人员逐一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将数据形成电子文档，与电脑派位系统软件一同刻录到光盘中。光盘经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和公证员共同签封后，交由公证处专门保管。对于用来派位的专用电脑，公证员进行检查后予以封存。

7月15日上午，公证员田某和助理来到市教育局电脑派位现场，在学生家长代表、政府有关部门和监察部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当众启封电脑和光盘。公证员就前期电脑派位系统编程科学、合理、可行性的认证，以及检测效果、数据录入、电脑系统及场所封存和检查情况，向在场人员进行了说明。之后，公证员监督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操作电脑进行随机派位，并将结果暨录取名单打印一式三份，由市教育局负责人、各学校负责人和公证员签名确认。公证处据此证明民办初中新生入学电脑派位工作全过程符合法律规定和有关规则，派位结果真实、有效，并当场宣读了公证词。

案例评析

✓一、公证要点

1、公证机构办理新生入学电脑派位现场监督公证，应当确保从摇号规则制定到摇号结束的全部流程都在公证机构的监督范围内，保障活动的真实、公平、透明。支持具备条件的公证机构先期介入申请人资格审查。同时，要会同公证申请人研究制定应对派位现场突发情况的预案。

2、新生入学电脑派位软件系统应当由公证协会、公证机构提供。暂不具备条件而由教育管理等部门提供的软件系统，公证员应当审查软件著作权，确认不存在侵权情况；应当进行计算机软件安全性、可靠性检测，开展模拟测评，确认算法概率公平；公证机构应当派员对检测过程进行监督，并对软件予以封存。

3、公证机构应当对教育主管部门提交、已经审核过的参加电脑派位的申请人情况进行再审查，重点审查学校接受新生计划数额与教育管理部门下达的计划数是否一致，以及申请人报名的信息真实准确，是否存在重复报名等违规情形。

4、公证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操作电脑派位运行前，向现场代表就前期电脑派位准备工作和公证机构对其审查、监督的情况进行说明。

5、在电脑派位过程中，公证人员应当监督电脑软硬件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每一个步骤是否符合已审查确认的程序，所产生的数据是否属实。公证员应当现场宣读公证词，宣布派位结果。公证机构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将派位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6、公证机构对于电脑派位原始数据、系统程序和派位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应当全部留存附卷备查。

✓二、案例意义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关系民众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公证运用沟通、证明、监督的制度优势，参与入学派位工作过程的监督，保证入学派位过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能够切实维护入学升学正常秩序，有利于消除社会公众疑虑、维护政府公信力。公证对入学派位过程的监督、规则运用和宣讲，是以案释法、宣传法治的有效方式，也是公证防范风险、服务社会治理创新、公平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

✓三、相关法律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一条；

2、《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二条。

供不应求呀。

消息来自凤凰网。

㈣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㈤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起诉司法部最新消息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号
起诉人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石狮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缪建平，主任。
起诉人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惠邦法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以下简称司法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司法部不对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对其第19号令及司复（2002）12号批复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适用性作出解释之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内就其第19号令及司复（2002）12号批复是否适用已脱钩转制成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及其执业人员，并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适用性继续做出解释。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的起诉条件。司法部制定了《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及司复（2002）12号批复。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对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适用性作出解释，是一种行政咨询行为。行政咨询行为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起诉人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谷绍勇代理审判员王蕾蕾代理审判员巫扬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王彬

㈥ 2022年司法部主观题指导案例什么时候出

已经出来了。
司法部第一批发布了3个公证指导性案例，请谈谈选择这些案例的相关考虑。
这次发布的3个指导性案例，都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证业务。总的考虑是，要确保指导性案例适用法律正确、法律与社会效果良好，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办理类似公证业务有指导作用，能够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法律服务的需求并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第1批公证指导性案例中收录的意定监护协议公证、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提存公证、出租方单方收回租赁房屋的证据保全公证，都涉及新情况的处理或新法律的适用，案例中明确的有关公证办理方法。
对于人民群众运用公证手段确保法律行为的合法有效，提前预防矛盾纠纷、减少可能发生的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㈦ 律师为人民服务的事例

女律师投身西部法律援助

46岁的马兰律师，放弃北京舒适优越的生活，主动来到贫困的西部，投身法律援助事业，犹如一朵盛开的马兰花，用淡雅的姿容装扮着雪域高原。昨天上午，市司法局召开首都律师先进事迹宣讲会，荣获“十大优秀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称号的马兰律师和其他4名受到表彰的律师一起进行了宣讲。
为普法走访全县
2010年4月，马兰报名参加了司法部、团中央发起的“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后来到甘肃省山丹县当志愿者。山丹是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城，生活条件很差。马兰住在检察院一座废弃的办公楼里，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是全部家当，整座楼只有她一个人。
山丹县只有一名执业律师，为提高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为了广泛了解群众的需求，马兰走访了县里每一所学校和乡镇，对当地的基本状况以及百姓的生活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
帮留守儿童辩护
马兰曾代理过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6个少年为筹集出门打工的费用，将一个13岁的男孩活活打死。马兰为年纪最小的嫌疑人小亮辩护，小亮的父母因长期在外打工，疏于管教，小亮开始逃学放纵，直到走上犯罪的道路。马兰很同情这些留守儿童，也尽最大的努力依法为其争取改过自新的机会，最终小亮因为不到14岁，不是主犯，也没造成致命伤而被决定不起诉。
这个案件深深触动了马兰。甘肃很多乡镇都有大量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有效监管、缺少教育和关爱是导致他们犯罪的重要原因。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改善这种状况做些什么。一年里，她的足迹踏遍了山丹县所有乡镇的中小学校园，给他们讲这个案例，讲法律常识，讲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处理。
再申请做志愿律师
马兰说，她以前在北京做律师都是和有钱人打交道，可做了志愿律师，接触到众多弱势群体后，她才真正体会到法律援助的价值和意义。在山丹的一年快结束时，2011年7月，马兰又主动申请到西藏继续法援之旅。
来到藏区，马兰先从培训司法助理员和乡镇干部入手，举办法律援助专题讲座。随着法律援助工作的逐步深入，案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受理30多起案件。一个工人受雇他人干活的第一天从梯子上摔下成了植物人，老板为躲避赔偿反而要起诉他。由于这个工人是经老乡介绍受雇于老板，家属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收集证据非常困难。马兰多次跑工地，找介绍人和工友取证，找相关单位，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在这个工人去世6天后，家属拿到了36万元赔偿金。
全身心投入援助工作
西部的经历给马兰的身体也带来一些伤害，但她并不后悔。她说，到西部从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并不容易，单靠热情和冲动很难坚持。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看到努力一点点地呈现在那些被援助者欣慰和感激的脸上时，才会有辛勤耕耘后期盼收获的渴望和惬意。
晨报记者 颜斐

首都律师先进事迹宣讲会召开2013-03-01 03:04来源：北京日报
本报讯（记者 王维维）昨日，市司法局召开首都律师先进事迹宣讲会。副市长张延昆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受邀进行宣讲的律师有：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领域为维护民族产业权益坚守多年的蒲凌尘律师；放弃舒适生活，到雪域高原投身法律援助事业的马兰律师；为妇女儿童撑起一片维权天空的王芳律师；致力于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发展的朱振武律师；将普法班车开进社区的李海珠律师。
张延昆说，五位宣讲律师的服务对象不同，从事的专业领域也不同，但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首都特色，展示了首都律师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
张延昆要求，全市律师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首都意识，进一步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利的法律服务，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和覆盖面，不断满足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新期待，在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王维维

㈧ 法律工作者起诉司法部最新进展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号
起诉人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石狮东路1号。
法定代表人缪建平，主任。
起诉人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惠邦法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以下简称司法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司法部不对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对其第19号令及司复（2002）12号批复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适用性作出解释之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内就其第19号令及司复（2002）12号批复是否适用已脱钩转制成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及其执业人员，并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适用性继续做出解释。
本院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设定的起诉条件。司法部制定了《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及司复（2002）12号批复。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对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适用性作出解释，是一种行政咨询行为。行政咨询行为不属于可诉行政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起诉人无锡市惠山区惠邦法律服务所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谷绍勇代理审判员王蕾蕾代理审判员巫扬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记员王彬

㈨ 各级司法局的148法律服所如何管辖代理案件

您好！请网络2002年12月10日司法部作出的《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回不在本答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司复[2002]12号）。有关内容附后。仅供参考。谢谢！

你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

㈩ 急求行政法例题分析解答

一、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现实基础

（一）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法律参照

《继承法》第7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第21条规定：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第193条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确定的两个平等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利、利益给予人（以下称“给予人”）对权利、利益接受人（以下称“接受人”）的在先权利或者利益，由于接受人的过错，侵犯了给予人的其他权利、利益（并不是针对先前就存在的权利、利益）时，给予人采取措施使接受人丧失既得或者期待的权利、利益，这是给予人对接受人一种对抗。如果把这个结论放到两个不平等主体之间，即国家和公民这两个不平等主体之间，在行政给付领域，这种对抗也是存在并且适用的，即国家在行使行政给付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如果公民不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违反了义务，对国家犯罪或行政违法侵犯国家的权利、利益，国家也可以直接剥夺或者限制给予或者即将给予公民的利益，这种对抗就是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体现。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家没有制定《行政给付法》的情况下，“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应当成为行政给付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实践基础

在行政机关发放行政给付金的实务中，接受给付主体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接受给付主体的主体资格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有的接受给付主体不符合国家对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还有的接受给付主体为接受给付而违背道德故意伤害自己或他人，甚至有的接受给付主体是违法犯罪人员。如果国家对上述违法乃至犯罪人员继续给予给付，则在客观上助长了接受给付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使守法者感觉不公平、不公正。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行政机关对那些有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人不予发放甚至追回已经发放的行政给付金，或者扣减其一定比例的行政给付金；对那些违法犯罪的人直接取消行政给付金。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的原则可以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予以确认，这一做法已有范例。如我省海洋与渔业局制发的《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下发违法违规渔船油价补贴处置原则的通知》，针对渔船经营人违反规定在禁捕区、禁捕期生产作业，或者渔船经营人违反国家安全管理规定强行冒险生产作业的行为，明确规定“限制、剥夺这些经营人政策性柴油补贴”。天津、山东、即墨等地方海洋渔业主管部门也有类似的规定。

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概念及违法行为的界定

笔者认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指国家在作出行政给付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区别对待有不同程度、造成不同后果的违法犯罪、违反行政法规等行为的接受给付相对人，相应剥夺、限制其接受行政给付权利的原则。

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所指的“法”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法律规范。广义的法律规范是指接受给付的相对人应当遵守的国家所有的强制性、限制性法律、法规，还包括国家加入的国际条约，甚至道德规范。这就要求接受给付的相对人全面守法。侠义的法律规范是指接受给付的相对人应当遵守的国家关于行政给付的具体法律、法规。这就是说，只要相对人的行为没有超出具体行政给付的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就应当给予行政给付；相对人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与接受行政给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所确定的法律规范应当是广义的法律规范。如某渔船经营人是接受政策性柴油补助的人，当这个渔船经营人并不是利用渔船进行合法的渔业生产，而是驾驶渔船到公海上聚众赌博，最后被法院判决有罪，对这个渔船经营人来讲势必是不应发放政策性柴油补助的，尽管这个渔船经营人触犯的不是渔业行业管理的法律，而是广义上的法律。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所指的违法行为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刑事违法行为。对于一个享受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的接受行政给付的相对人来讲，如果他触犯刑律被判有罪，毫无疑问，在他收监入狱之时，国家当然地停止给予他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如果按照国家的刑法规定，应当对罪犯“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的，即使罪犯一贫如洗，法院也必须依法判决罪犯承担罚金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能一方面对罪犯判处罚金，执行刑罚；另一方面却还履行行政给付职能，对罪犯给予行政给付金，这是两个有背于常理的行为。

渔船经营人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触犯《刑法》第340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规定，其后果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对于被处以刑罚的渔船经营人，剥夺、限制其享受国家政策性油补，这是平常的人都能认可与接受的。

二是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本质区别，在于违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对国家权利的侵犯，只不过行政违法并没有达到刑事违法的程度，因而并不需要国家用最强硬的手段制裁违法，因此，行政机关在对行政违法者给予行政处罚的同时，当然可以限制、剥夺这些违法者享有的接受行政给付的权利。

三是确权的民事违法行为。有论者在《巢湖退耕还林补助款行政给付案件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譼?讹中指出：“审查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造林验收合格证，符合条件的就成了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补助款的关键。对于土地流转是否合法有效，是民事诉讼审查范围，行政诉讼中不予审查。如农民就土地流转是否合法提起民事诉讼，因土地流转是否合法是行政合同的基础，行政案件应中止审理，待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行政案件再继续审理。”此案中，如果生效的民事案件判决“土地流转不合法”，那么行政诉讼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支持原告取得补助款。在民事法律领域，如果民事确权行为非法，国家同样也要剥夺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接受行政给付权，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在民事法律领域也有适用范畴。这一案例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接受行政给付的主体不能是权利瑕疵者。接受给付的主体资格是否适当，其本身的权利是否完整、权利是否存在瑕疵等直接关系到行政给付的正确性、合法性，因而对接受给付的主体资格的审核也就成了行政给付的前提，如果接受给付的主体资格不适当，或者其本身违法，也只能限制或者剥夺对其的行政给付了。

三、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行为的性质

国家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形成行政给付关系后，国家就成为行政给付的义务人，国家因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而剥夺或者限制其接受行政给付的权利是剥夺或者限制其受益权，而不是行政处罚行为。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行为的性质主要有：

（一）具体行政行为性。接受行政给付的主体由于违反了行政法规或者刑事法律，侵犯了国家权利、利益，对这些违法者、侵权者剥夺或者限制其给付利益，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有关组织依法或者依职权进行，行政机关剥夺、限制违法者、侵权者的行政给付接受权，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只要停止给付或者使已经接受给付的相对人退还取得的利益即可实现。

（二）时效性。针对行政相对人一般行政违法，不可能剥夺其终身接受行政给付权。《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超过二年没有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有特殊规定的除外）。接受行政给付人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二年前，如果二年后才发现，那么其接受给行政付权也就不应受到限制。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刑事违法行为，由于法律已不再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对于其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接受的行政给付金或者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接受的行政给付金就不宜再限制或剥夺。

（三）决定机关的执行性和执行比例性。一般有权给予行政给付的机关就有权决定剥夺或者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接受给付权，但接受给付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不是由实施行政给付的机关而是由其他有权机关（如公安机关）处理，这就要求其他有权机关将处罚决定转交给行政给付机关，由行政给付机关剥夺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权利、利益。

所谓执行的比例性，就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违法、违规行为，其遵循的原则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对于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无罪的刑事案件，当然就不能强行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行政给付；在行政违法案件中，要区分行政违法的程度和后果，针对违法的不同程度与后果，作相应的、适当的处理。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存在上述情形的，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给付时就应当适当减少扣减比例；如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行政机关也就不应当扣减行政给付金。

四、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理论支持和要求

我国行政法学理念经历了一个从“管理论”到“控制论”再到“平衡论”的发展过程。“平衡论”进一步强调兼顾公权和私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一味地限制行政权并不见得就会合乎法治的要求，法治需要保证行政权在法律范围内行使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其积极效应，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促进社会公共福祉。?誉?讹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限制的是违法者，保护的是守法者，坚守的是公平、正义理念，促进的是社会公共福祉。

（一）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行政行为必须公正的必然要求

行政公正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实体公正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做到依法办事、平等对待相对人和合理考虑相关因素。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给付职能时只有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对违法者实施剥夺或者限制其受益权，才能在实质上平等地对待没有违法的相对人。正如罗豪才教授所认为的：“依法行政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大体上分为二种：……第二种要求是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行政行为与法律或者法律精神没有抵触就可实施。比如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的行政措施等。这些行为有利于社会，只要在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与法律精神不抵触，就可作为。”?譾?讹

公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之一。公正往往属于价值理性，具有模糊的相对性。行政机关对于行政给付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公正，有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即针对接受给付主体及其行为有一个价值判断，包括该主体及其行为是否违法、违法的程度、违法的性质，一般公民对这种违法的认识等等，而这些内容并非都能够用法律直接加以规定，但必须对这些内容作出了合乎法理的理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使行政给付更趋于公平和公正。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在追求实质公正的目标下被逻辑地、合乎理性地推导出来的，是合乎法律精神和公正的。

（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行政行为的客观理性要求

民事继承、赠与合同中尚有撤销权之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这种对行政给付限制与剥夺本身就包含着国家权力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无论相对人处于什么状况，国家制定的法律都必须遵守，否则法律就会空洞化。行政给付的接受人违反了法律直接侵犯国家的权利和利益，破坏国家的秩序，国家出于其本能就需要制裁，况且限制或者剥夺行政给付接受人的受益权并不是刑法上的制裁或者行政法上的处罚，而只是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体现。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实际上还在国家与守法相对人、违法相对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国家的行政给付行为更显公平与合理。

（三）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要求

行政给付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手段。当今社会，仍然有许多社会矛盾与不和谐现象，只有惩罚该惩罚的，剥夺该剥夺的，限制该限制的，才能实现给付行政的国家目的；也就是说，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消减社会矛盾，在行政给付工作中实行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是势在必行的。

（四）行政给付不支持违法原则的实践要求

行政给付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切实体现了国家对部份弱势群体的关怀，这就要求给付工作合法、合情、合理。作为行政给付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外特权；作为实施给付的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越权、不失职，还要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确保行政给付既合法，又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