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信春鹰新闻发布会
A.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法制建设方针是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地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任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启了崭新征程。
时不我待，分秒必争。197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刚成立，就着手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的修改和起草，创造了4个月制定7部法律的立法佳话，迈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步伐。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食品安全法……一批法律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宗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表示，立法重点由经济向社会的转变，反映了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强烈的社会需求。
百转千回，梦想成真。到2011年2月，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9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实现。
数十年不懈求索，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无”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不懈奋斗，如期实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宏伟目标。这标志着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与改革开放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成过程中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回应，又有力引导推动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979年，中国的立法者大胆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部只有15条的法律向世界宣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在不断完善的法制保障下，外资企业在中国落地生根，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
2003年，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引发了行政领域的“一场革命”。近10年间，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000多项，地方各级政府取消和调整77000多项，占原有项目总数的一半以上。政府办事更快捷、更方便、更省钱，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切身感受。
2010年，在亿万百姓满含期待的目光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社会保险法。这部社会领域的综合性大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在东莞务工的湖南省华容县农民工陈婕说：“这部法律的出台，方便了我们回到家乡接转养老保险，让我们外出务工人员消除了后顾之忧，吃上了‘定心丸’。”
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从约束公共权力到保障个人合法权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各项法律制度日臻完善，改革开放的伟业顺利推进，百姓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有了切实的法律保障。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熊进光博士说：“从无到有，从不完整到完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背后的艰辛，非一般人所能体会，成绩确实来之不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辉煌的成就！”
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图大业，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进程，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补充：
●1978年12月31日
邓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B. 楼市风向标：拆除违章建筑应当由哪个部门来执行
目前在城市的规划和综合治理当中，拆除违章建筑的执法行为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内容。那么违章建筑究竟应当由哪个部门来执行呢？日前根据宪法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今天的楼市风向标我们就介绍一下草案中有关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说明时表示，行政强制制度涉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涉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处分或者限制。目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一些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既存在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因为缺少强制手段处理不力的情况，也存在行政强制手段滥用的情况。 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了实施强制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法定原则、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和解原则。同时强调，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实施强制执行，应当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实施行政强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文明执法。 草案规定：对违章建筑、违法建设的设施、违法设立的标示牌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必须遵守下列程序：(一)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由当事人自行拆除；(二)当事人无能力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代履行；(三)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草案共分七章七十七条，包括总则、行政强制的方式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责任和附则。 草案规定：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义务。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说，草案的这些规定凸显了人文关怀。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规范了行政行为，防止了行政机关公共权力的滥用，对公民权利是重要的保障。 草案规定：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任何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行政强制。 解读：马怀德认为，草案全文充分体现了依法行政、以人为本的现代行政法治理念。这一条体现了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 草案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选择适当的行政强制方式，以最小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为限度。实施非强制性管理措施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解读：马怀德认为这三条分别体现了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以及和解原则。 草案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事先进行督促和催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造成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草案规定：实施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进入公民住宅扣押公民个人财产抵缴行政收费。 草案规定：进入公民住宅实施强制措施，必须出示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书；对人身自由当场进行强制措施，必须立即告诉家属和有关单位实施的机关和实施地点；在紧急情况下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进入公民住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应当在返回行政机关后6小时内补办手续。 专家分析说，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重目标轻方法、重结果轻程序，甚至不顾群众生活难题，强行搞突击拆迁，甚至不惜与拆迁户发生直接冲突，引发了大量群众上访和行政诉讼。 专家表示，这些规定与以往相比都是文明执法、尊重百姓的体现。
C. 怎样解读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共十章104条，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规范了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同时又根据现今社会日益暴露出的食品安全隐患制定了相关的防范机制，因此从各个角度来说，这部法律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内都是一座发展与完善的“里程碑”。接下来，笔者简要列举几点这部法律中的亮点制度，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食品安全法理顺监管体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食品安全法监管体制的理顺是食品安全立法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我国的监管模式原来是食品卫生部门一家负责，但由于担子重，链条多，反而造成食品行业多部门监管的现状。监管部门多但是没有明确分工，必然导致有些领域的监管漏洞，影响监管力度。针对这种局面，食品安全法第4条首先明确了各个部门的监管职责，确立了分段监管体制。即由质监部门负责生产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的监管、食药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同时在分段监管的基础上，还规定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监管分配制度，明确了分工，在增强了监管力度的同时也提高了监管效率。
二、食品安全法中明确了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并统一了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法第11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这种监测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同时也是为食品安全法第13条中规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提供信息及数据参考。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改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依据。这样层层规范下来，使得对食品安全做出的判断更具有科学性，才可以争取做到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同时食品安全法又将食品安全标准单列一章，明确“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这样就能使原来的标准相互协调一致，不重复、不冲突，也不留空白，统一整合为一个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同时本条的第二款又作出规定，“在这个新标准统一发布之前执行原有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使得目前我国的食品行业监管更具规范性与操作性，避免了因规范不一、标准不均衡所导致的监管漏洞及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生。
三、《食品安全法》的责任构成扩大、处罚力度加大
食品安全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主要体现在：
1、对食品添加剂的严格管理。食品安全法第45条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进行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对食品添加剂的严格控制，“三鹿”奶粉事件是导火线。
2、将保健食品纳入食品安全法调整范围。这是针对我国部分企业擅自生产保健食品，有的产品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功能、误导公众，给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在食品安全法第51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对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实行严格监管”。同时在51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保健食品必须遵守的标准。这样同普通食品相比，保健食品增强了一道监管的门槛，表明了我国对保健品行业安全的重视。
3、对问题食品实行召回制度。食品安全法第53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首次把对问题食品的召回列为强制性规定，可以尽量减少问题食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将危害降到最低。
4、名人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将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第54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条规定加大了名人代言食品的风险，因此在名人代言一种食品前肯定需要进行相关质量及资格的考究，这样无形中给食品防护又增添了一层保护层，也防止因为某些名人的疏忽而使虚假食品广告的影响力扩大，造成更坏的损害后果。
5、取消食品“免检制度”不留监管空白。食品安全法第60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并要求相关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
6、食品安全法第84条、第85条、第86条规定了对各种违法经营的处罚为货款的五到十倍。第87、88条规定属于工作疏忽，而非有意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罚款要轻一些。这种规定将故意和过失区分开来，在既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不对问题企业“一刀切”，做到处罚同责任相对等。这样规定才能在对企业产生威慑力的情况下，又体现公平原则。
7、坚持民事赔偿优先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食品安全法97条明确规定，非法企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现在的食品企业如果出现了问题，对它可能有民事的制裁，有行政的制裁，也许还有刑事的制裁，这样也许在承担了行政或者刑事责任以外，就没有民事赔偿能力了，所以在企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民事赔偿要首先获得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D. 能不能详细谈谈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有限政府论
权力有限论是把权力视为特定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的观念。权力有限论是现代政治民主观念在法律上的延伸，它包括：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分类分权、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它是以人民主权论为一般理论、以分类分权和权力与权利均衡为具体法律操作技术的权力相对主义观念。其中，权力与权利均衡观是现代权力观的精髓。权力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受限制是其根本内涵。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当前党员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权力观的内容包括权力主权观和民族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权力是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的观念、权力的义务和责任及服务观念。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场合对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有过阐述，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政为民所执”等观点，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最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体现我国现阶段国情的科学权力观。从根本上看，它是一种权力有限论。权力有限论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结合的产物，是现代宪政民主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 权力有限论的一般含义
把权力视为区别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享有的权利，理解为超社会组织体或特权者享有的一种垄断性的政治上的强制力，是从古至今人们的一种普遍观念。卢梭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和“国家权力不可分割”理论就是由此引伸而来的。([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3版(修订本).2003.[p31-35])。一个国家，一片领土，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及一个权力是同义语，也等同于统一的国内法律秩序及其效力和实效。([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p283])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是将其参加社会管理的权力授予自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表，代表人民制定法律，人民据法而过一种法律生活。选举是这种权力观的重要原则，建立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判定社会文明进化的首要标志，一个尽量消极的政府是维持这种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选举在国家权力制度配置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政治属性决定了这种权力观的主要特质是政治性的，法律不过是民主的制度化。
但是，到二战前后，萌发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宪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强调用法律限制权力、防止歧视和专断、为政府行为设定实质性界限、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成为民主政治的更为根本的标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以法律确定国家权力并对国家管理者进行限制，使政治权利得到法律的控制，通过法律或者说通过宪法的认可再把权力转化为合法的权威。”( 信春鹰.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比较研究（李步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p127])权力有限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它有三个明显特征：（1）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是法律认可；（2）政治权利只有采取法律形式才具有合法性；（3）保护民主与人权的手段不仅仅采用一般化的权力限制——选举制度和权力分立制衡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实际运行中形成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约束机制。
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有限论的核心归结为权力和权利均衡论，它包含七个方面的基本涵义：（1）权力和权利总量均衡；（2）权力为权利提供保障和服务；（3）权力主体特定；（4）权力的职能具体化；（5）权力操作技术规程化；（6）权力的界限明晰化；（7）权力运行程序化。其中，权力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受限制或防止权力恣意行使是权力有限论的根本。
二 权力有限论的理论形态
权力有限论源自古希腊罗马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它经古代到中世纪的发展，到现代社会，经过了一个对权力的外部强制到内部制衡再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化过程。这个过程中权力完成了抽象权力向具体权力、政治上的强制力向法律化权力、权力权利化的演进。
1.权力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
国家权力统一行使可以达到国家运行效率最大化，这既是古代国家积累的国家经验也是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给近代国家的箴言。其实，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为了维护国家机构高效率运行，必须按照社会分工的客观要求对国家进行职能划分。而且国家职能按其属性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并由不同的国家机构代为实施，可以维护社会总体上的正义价值([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p1])。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权力作为现实的实现特定国家职能的手段，运作总是具体的，权力无法脱开具有个体利益追求的“经济人”而自我执行。不进行职能划分的国家仅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国家而不是现实存在和运行的国家。可见，效率最大化是国家权力配置的根本原则，权力功能主义从近代国家建立时起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确保国家机器按照特定价值目标运行的法律实践中了。所以，凯尔森讲到国家分权时，把权力理解为国家的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p283])
按照国家职能分工理论，国家权力配置体系是国家职能分工的对应体系，国家职能履行的范围特定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国家职能特定化为限制权力提供了根本前提。国家职能按社会分工的要求以效率原则进行适当分工，并交由不同国家机构去执行，使每一种国家职能都有了特定的活动目标和界限。然后，按照职能→权力对称结构进行权力配置，每一项职能都有相应的权力相对应，每一项国家权力都执行着特定的国家职能，由此构建起了对应国家职能系统的国家权力体系。这样，权力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术语，而具有了确定的、具体的法规范品质，已经具有了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可能性。
国家权力按国家职能形式的效率化要求配置成为国家权力由政治强制力向法律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它使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转化为一种可分配的资源和按一定技术规程可操作的规范。正是国家职能与权力的配对配置关系，完成了权力运作由政治政策向法律规范的跨越，细分国家职能的系统工程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事业。权力代表的国家职能的界限决定权力的界限，权力的界限决定特定的代行权力人的职权界限：“‘权力’一词一直被用来指拥有以强力或以说服来获得特定目的的能力，指进行特定行为的法律权限，指立法、行政、司法的‘职能’，指政府机构或部门，或者指组成这些机构的人们。”( [英]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p12])
2．权力有限论的内容
按照权力的国家职能分工理论，权力不过是国家职能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分工的国家形态。在权力有限论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层进递伸的历史理论形态。
一是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论。即一般意义上的人民主权论，是人民权力的同义语，认为权力体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权力是国家职能的表现，但是权力根本上是人民授予的，是权利派生的，整体意义上国家权力应当等于全体公民个人权利的总和。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权力的人民性。人民主权论的完整形态是近代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公意，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约国家权力的外生制度，如选举制度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传统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影子，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近代形态。
二是分权论。分权的国家理论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到古罗马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它分为两种情形：（1）等级分权，即代表贵族利益的元老院和代表一般自由民（平民）的最高执政官之间的权限划分。名义上作为隶属于最高执政官的咨询机构的元老院通过实施对最高执政官的财政监督等形成了对最高执政官的实际约束，这是社会划分为贫富不同的阶层在国家权力内部的反映，它在整个奴隶社会和中世纪都被视为正当的、合法的内部权力分工形式。它本身构成对权力的限制，是近代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权力限制权力”思想的真正来源。
（2）分类分权，即把具体的、合法情况下合理确定的国家统治职能交由不同的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部门去行使。在罗马，世俗权力和僧侣权力泾渭分明，按职能要求对执政官的权力进行“分割”并由不同的执政官去执掌，它本身是基于社会客观条件对国家职能分工要求的产物，重在于对国家职能的“分割”，并没有形成权力制肘的设置初衷。
可见，从分权理论的起源上看，分权完全是社会分工——直接表现为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这种将权力的等级分权和分类分权结合在一起的“合作性国家”明显具有把权力的分离、限制和制度性结构相衔接的趋势。([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p50])到近代，经过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揉和两种分权形式的长处，形成了西方国家系统的公法理论和国家理论。分权理论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它实质上是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创制了一种民主机制，主旨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它派生了一系列制约国家权力的内生制度，如权利分立和制衡制度等。
三是权力与权利均衡论。分权是和权力限制相辅相成的。当权力按照国家职能分工划分时，就形成对权力的限制，就不再是不受限制的整体意义上的那个“人民权力”而是法律上的权力，对权力限制的链条也会随着权力具体化的加深而进一步细分。经过对权力的第二层级——分权的限制，国家职能为不同的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所承担，权力也相应有了具体的享有者，并转化为承担者的职权。相对于国家和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职权是一种必须依法承担的实体义务；相对于其他权力的享有者，职权体现为一种权限——发布命令权的合法性和遵循适当程序的必要性。无论在哪个角度上，职权承担者都无权任意处分职权。因为，它不是对个人负责，而是对全体人民和国家整体负责。但是，权力如果不能转化为一种操作技术的话，同样不能产生现实支配力，权力特定化为职权仅仅是为权力转化为实践操作技术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和满足了国家职能按社会分工要求运行的基本条件。“权力无以自行”，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的职权最终还得由其雇员去行使，雇员成为实质上的权力执行人。职权进一步具体化为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法律关系。因此，权力具体执行国家职能时，权力就操持在了有利益偏好的个人手中，构成直接威胁公民个人权利的手段，对权力的限制也就显得十分现实和必要。权力也就完全脱开政治学的视阈，进入法律的视野。然而，雇员有其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载体；雇员在代行公共职权时，发生个人利益和公共权力的混同或权力权利化的情形就不可避免。权力本身就是“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力量”([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98[p107]),一旦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可能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手段，甚至发生借权力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限制权力、防止权力腐败的努力最终都落到了这个层面上，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制度，如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等等，都是为此而设，都意在于为职权设定羁束义务——包括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及相应的责任。因为，对权力整体意义上的限制和分权仅仅是为防止权力腐败提供保障，抽象的权力是不能直接导致腐败的恶果的。只有具体的权力与具体的权利相对峙时，权力才可能成为权利的手段，权力也才可能承受义务、责任之重。可见，从权力产生实效的最终环节上看，权力限制最终要归结为权力执行人员的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权力和权利均衡论的核心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民权论，它既坚持分权理论，又将抽象的人民主权论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将限制权力的事业深入到权力产生实效的最终环节，以权利制约权力，把权力根本上看作是特定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这也正是权力有限论的本质所在。
三 权力有限论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
1．我国主流的权力观
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来理解国家的，社会组织内人们的地位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划分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p22]),国家权力采取类似于家庭的等级分权模式。因此，流行和占主流地位的权力观是权力的政治强制力的观点，缺乏权力有限的观念，尤其缺乏从职权特定化、具体化角度认知权力的观念。因此，从政治强制力权力观角度审视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是不可或缺的角度。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主流地位都未根本动摇。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1）权力是一种管理关系。“权力是一种以法的形式固定的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关系，它反映的是一定的政治生活。”( 张循理.利益论九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 [ p29])（2）权力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力量，而不论这种服从是由于何种原因引起。它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权力，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并且可以延伸的支配力量。”( 时运生.论公权私用、滥用的动机和条件.政治与法律.1996.1[p4])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意志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3）权力是源于特定主体的职权的强制力。“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其职责范围内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卓泽渊.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 [p114])这些观点虽然提法各异，但根本上都把权力界定为政治强制力，只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主权或整体意义人民权力，把权力的外延范围作了一般缩略，缺乏一般理论抽象向形而下的感性实践层面转化的机制，使得权力问题的讨论难以跳出政治学的圈子，很难形成发达的权力理论。
2.权力有限论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权力观
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的提法的侧重面上看，其所谓的正确的权力观不排除“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观点”，但不包括等级分权意义上的权力观，主要指的是各级国家机构或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行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如何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的问题，它主要就是从权力有限论意义上讲的。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角度看，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权力主权观和民族观。作为政治强制力的权力首先指的是国家主权，任何个人都不是权力的主体，国家才是唯一的权力的主体，个人无随意处分权力的资格；领导干部代行权力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牵涉国家主权、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由此，领导干部代行权力产生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国家义务和国家责任，而不是个人义务和个人责任；领导干部代行权力时要严格区分权力和领导干部作为公民享有的权利的界线，也应严格区分代行权力产生的义务、责任和领导干部个人行使公民权利产生的义务、责任的界线。权力者，国之器也，当谨慎事之，勿以其利而据为己有，勿以其害而怠行。否则，轻者遗害及人，重者危邦亡国。
其次，从人民主权论角度来看，领导干部要树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人民主权是近现代宪政国家的重要原则。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宣称：“整个国家主权的本源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权力与人民的关系也作过很多阐述，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委托”(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p305]),国家权力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p279])。恩格斯在谈到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时说：“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也指出民主共和制的本质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p524])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3条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可见，从权力产生根源上看，领导干部代行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整体上应受人民权力的限制，任何国家权力相对于人民权力都仅仅是一种执行权，既使在具体执法中法律授予代行权力人自由裁量权也不能否定其执法的性质；整个国家的权力配置应当和公民权利的总量保持大体平衡；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应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始终不应当忘记权力的人民性。权力为人民所给，当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权力者，人民之公意也，为民所授，当为民所用。
第三，从分类分权意义看，领导干部要树立权力是国家职能分工的结果的观念，摒弃宗派主义和部门利益至上的思想。分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制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存在过分权，只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从而对社会分工的要求不同，导致国家职能分工和相应的权力配置深度不同而已。我们当然要摒弃在近代社会以前的等级分权，但我们没有理由排斥按国家职能分工要求的分类分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论述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时也肯定了分权思想的进步意义，认为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的分工，是一种监督国家机构、防止独裁专制的民主政治形式。(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p274])事实上，我国的国家权力配置体系也并没有否定分类分权制度，国家权力也是按照国家职能的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的，国家机构的职能分工和权力运行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的分类分权模式，它没有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原则，而是在承认了按国家职能分工配置权力资源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增加了权力配置的深度和广度，否定分权的对立意义而还原出分权的社会分工内涵，建立起的一种议行合一的权力分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权力监督原则取代了权力分立原则，与此相应的按照权力执行的职能进行必要的分权来预防部门利益滋长和权力滥用的必备措施也不再是孟德斯就所说的权力制衡机制——“用权力制约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p154]),而是赋予了广大人民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检察和监督机构、社会团体组织和舆论媒体广泛的监督权，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申诉权、检举权、罢免权、抗诉权等等，并形成一切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和各国家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分权制度。尽管说议行合一的权力分工模式目前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方面，但是这一模式的设计理念对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什么样的权力观的要求还是明确的：（1）任何国家机关的权力都是按照国家职能分工配置的，是有界限的，不得越权行事；（2）权力只有职能分类的差别，没有等级之分，权力性质的不同是因社会分工使然；（3）没有绝对独立的权力和至上的部门利益，只有受监督的权力和人民的利益；（4）任何权力的设置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实施国家职能的效能，没有国家职能依据的权力为不正当之权力，未经人民同意或法律明文授权不得行使；（5）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无处不在。总之，国家职能乃权力设置之依据，社会分工为权力存在之根本，权力无贵贱，皆系民愿，理当必为民所细察也。
第四，从职权特定化、具体化的意义上来看，领导干部要树立义务、责任观念和服务意识。权力细化至有关国家机关时，权力就已经转化为一种法律形态，即职权了。当进一步落实至权力代行人手中时，权力就已经完全具备了一切公民权利的情态，很容易和权力代行人的个人利益混同，权力的道德风险骤然升级，权力设置的一切价值目标和权力以何种方式实施、以何种程度的实现，都孤赌于权力代行人的个人人格，权力的一切脆弱特性都显现出来了。这也是权力转化为一种实践操作技术的代价。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腐败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至少当一种国家基本制度已经定型为制度的情况下，一切反对权力异化的斗争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可以说，这个意义上的权力观就是狭义上的权力观。
职权特定化、具体化是权力运行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要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而是对具体代行国家权力的领导干部本人的具体要求。在这个环节上权力不再是抽象的国家形态，它完全被具体化、个性化和权利化了，成为直接影响权力代行人个人权利和权力相对人权利的手段，权力完全转化为和权利相同的“个体行为”和个人形态。因此，一切适用于公民个人行使权利的审慎方式同样适用于权力代行人，即权力代行人必须以行使自己权利之审慎行使其职权，此为权力代行人行使权力之基本要求。这就是有学者所谓的“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转化或回归”。(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6[p22])可见，在职权特定化、具体化意义上的权力是和权利相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外都不乏有人把权力和权利联系起来认识或者纯粹把权力理解为权利来对待的学者和法律专家。(把权力和权利联系起来认识，认为权力和权利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流行，这方面有影响的主要论著和文章有：郭道晖.试论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法学研究，1990.4.[p1-6]；程燎原、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p187-191]；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中国法学，1995.6.[p14-2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p507]；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p340-345]；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p189-190]；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555-562]；等等。把权力理解为权利的现象在英美法系很常见，如，[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p78]；英美权威法律词典《布莱克法律词典》第1189-1190页关于“权利”含义的五个层次的解释，也包含这样的观念；等等。)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要求也是侧重于在这方面讲的。
从权力和权利相对的意义上看，领导干部应当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的角度定位权力，提升服务意识，树立权力的义务观念和责任观念。具体包括：（1）权力相对，义务绝对，有无权力的义务但无无义务的权力；（2）严格区分职权和个人权利的界限，不得借权谋私；（3）法有明文不得违，法无明文非自由；(4)可能存在运行中的绝对的权利，但只有受限制的运行中的权力，权利是对权力的约束，权力是保障相对人权利实现的手段，不得成为代行权力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5）程序优先，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6）权力操作设置应当保持适度分散，不能过分集中，保持权利与权力的和谐与均衡；（7）权利本位，权利至上，低位使用权力；（8）依法用权、依法治权，不与民争利，不依权谋私，亦不以权为本部门争名；（9）权、义、责统一，树立法治信念，有错必改，有责必究。总之，所谓权力，生于民意，操于吏手，守于理法之间，关乎民生重计，义、责相随，当敬而用之。
四 结束语
综上来看，权力有限论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的法律延伸，它包括：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限制、分类分权、权力与权利均衡观，它是以人民主权论为一般理论、以分类分权和权力与权利均衡为具体法律操作技术的权力相对主义观念。其中，权力与权利均衡观是其精髓，职权特定化和具体化是权力与权利均衡观的根本落脚点。它是将权力按社会职能进行分工，在公法体系中引入义务、责任范畴，权力被降解为可按法律上的技术规程操持的职权，打破公法和私法对立的界线，私法和私权的地位大幅度提升，民主、民权、民本成为衡量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根本尺度。
我国占主流地位的权力观一直是政治强制力权力观，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政治观和更多带有前资本主义传统的一种权力观。它主要是从公权体系和私权体系的对立中引申出来的，权力主要被解释为国家主权及公民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义务和服从关系，权力的政治意味远重于按技术规程操作的客观必要性。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不排除“权力是政治强制力的观点”，但不包括等级分权意义上的权力观，它是一种权力有限论和民权、民主、民本观，它是我国国家权力观的重大转变。
E. 哪有最近的《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内容可以看看
草案全文估计难得找,但这个已经很详细了,可以看一下.
根据宪法制定的行政强制法草案日前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实施强制执行应当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强制拆除违章建筑，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行政强制法草案的说明时表示，行政强制制度涉及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涉及对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处分或者限制。目前，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一些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既存在对某些严重违法行为因为缺少强制手段处理不力的情况，也存在行政强制手段滥用的情况。
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了实施强制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法定原则、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和解原则。同时强调，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实施强制执行，应当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实施行政强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文明执法。
草案规定：对违章建筑、违法建设的设施、违法设立的标示牌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必须遵守下列程序：（一）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由当事人自行拆除；（二）当事人无能力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代履行；（三）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草案共分七章七十七条，包括总则、行政强制的方式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责任和附则。
■草案解读
不得停水电逼迫当事人
专家认为此规定凸显人文关怀
规定：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义务。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说，草案的这些规定凸显了人文关怀。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规范了行政行为，防止了行政机关公共权力的滥用，对公民权利是重要的保障。
未经法律授权 不得实施强制
体现行政强制法定原则
规定：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任何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行政强制。
解读：马怀德认为，草案全文充分体现了依法行政、以人为本的现代行政法治理念。这一条体现了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
行政强制不得滥用
非强制性措施可达目的不用强制措施
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选择适当的行政强制方式，以最小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为限度。实施非强制性管理措施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解读：马怀德认为这三条分别体现了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以及和解原则。
违法施行强制造成损害须赔
公民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应当事先进行督促和催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造成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解读：马怀德表示，这些规定都是文明执法、尊重百姓的体现。
城管不得扣押小贩经营商品
行政机关不得使用被查封财物
规定：在市容监管中除违禁物品外，行政机关不得扣押经营者经营的商品。对查封、扣押的财物，行政机关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查封、扣押的财物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举例说，“在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往往采取‘抄摊儿’方式取缔无照经营，影响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现在草案对这种野蛮执法方式明确说‘不’。”
不得闯民宅扣个人财产
以此规定保护公民权益
规定：实施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进入公民住宅扣押公民个人财产抵缴行政收费。
解读：过去在不少农村地区征收各种税费时，如果农民没有按时缴纳，行政人员往往会到家里去扣押粮食、牵牛牵羊，擅自拿公民的个人财产抵缴。针对这种现象，草案规定，实施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进入公民住宅扣押公民个人财产抵缴行政收费，以此保护公民权益。
行政强制法律设定
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
规定：行政强制由法律设定；如果没有法律设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依照权限设定查封和扣押。
解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认为，这样的规定能避免一些行政机关随意采取强制措施，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强制的设定权由法律规定，法律尚未规定的，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对涉嫌违法的场所、设施和财物的查封或者对涉嫌违法的财物的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最低的设定底线是地方性法规，这样，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都不能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进入民宅须有县以上决定书
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立即告诉家属
规定：进入公民住宅实施强制措施，必须出示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书；对人身自由当场进行强制措施，必须立即告诉家属和有关单位实施的机关和实施地点；在紧急情况下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进入公民住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应当在返回行政机关后6小时内补办手续。
解读：专家分析说，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重目标轻方法、重结果轻程序，甚至不顾群众生活难题，强行搞突击拆迁，甚至不惜与拆迁户发生直接冲突，引发了大量群众上访和行政诉讼。
■名词解释
行政强制措施
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
指行政机关或者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
行政强制方式
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暂时性限制，对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查封，对财物的扣押，对存款、汇款、有价证券等的冻结，强行进入住宅，法律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代履行，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执行罚，划拨存款、汇款，兑现有价证券，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法律规定的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案例
扣押小贩商品 警察城管冲突
江苏常州勤业派出所民警王志民的妻子李玉芬在市区开了一家副食品店，今年8月31日晚，李玉芬在店门口摆的水果摊被城管收走，而且什么字据手续都没有。后来，王志民在与城管队员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
事后，天宁城管大队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由于是大型执法行动，我们来不及出具书面的罚单，此前，我们在别的地方也扣留了很多摊贩的东西。”（据《现代快报》）
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除违禁物品外，在市容监管中行政机关不得扣押经营者经营的商品。
湖南嘉禾强制拆迁
2003年7月，湖南嘉禾县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8月，嘉禾县委、县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嘉办字[2003]136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其中包括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等。
136号文规定，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2004年4月，嘉禾县政府下发强行拆迁通知———5月10日将对拆迁户停水停电；5月15日如有任何人不在协议上签字，将实施强行拆迁方案。（据《新京报》）
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义务。
村民状告政府违法强拆
2005年5月，北京6名村民状告政府部门违法强拆违章建筑。2003年4月4日，朝阳区来广营乡政府、区规划委、区市政管委、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区城管和区工商局6家单位联合发布通告，称将对清河营村周边环境进行彻底整治，要求土地承包者在5天内，自行拆除土地上的所有非法出租房屋等违章建筑。同年4月10日，上述6家单位成立联合执法队，强行拆除了包括6名原告在内的所有土地承包者的房屋。6村民要求法院认定6单位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据《法制晚报》）
行政强制法草案规定：违法设立的标示牌等需要强制拆除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由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F. 法院开庭审理，工商局拒不到庭，法院怎么办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夏勇出席，对此次修法内容集中释疑。
24年来首次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是一部“民告官”的法律。夏勇认为，本次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健全了很多重要的制度，对推进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本次修改扩大了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换句话说，一些法院过去不管的案子，现在也管了，其中包括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案件，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或者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涉及到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案件等。夏勇说，各级行政机关首先要经得起告，此次修法对行政机关的要求更高了，各级行政机关要切实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本次修法在加重行政机关应诉法律责任方面有一些比较硬性的规定。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地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被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法院可以予以公告，还可以提出关于处分的司法建议，
夏勇表示，根据新法，行政机关面临的压力更大了，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虽然是被告，也要积极支持、配合人民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更加积极地配合、支持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特别是行政机关内部要健全行政应诉的配套制度，强化责任制，把行政应诉工作纳入到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指标考核体系中来推动。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行政机关要从源头上“减少告”。打官司对老百姓来讲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所以从根上讲，行政机关还是要通过进一步做好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正让老百姓满意，从源头上预防和消解行政争议。
他还建议，由于行政复议跟行政诉讼相比，对老百姓是一个更便捷、成本更低的渠道。所以行政机关在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过程中，在减少告这个问题上下功夫的时候，除了做好自己各个方面的工作之外，还要用好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机制，用好行政复议这个渠道。
G. 聊聊当前的热点话题 (两会) 要快啊，最迟明天早上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周亮、崔清新、周婷玉）2011年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树立起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座丰碑，也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丰硕成果振奋人心，宏伟目标催人奋进。两会召开期间，代表委员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全面法制保障和强大制度动力。
完善法律体系不停步
230多件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6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这是一个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说。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达恒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亲身经历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感受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步。他说：“法律体系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让我们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满信心。”
成就鼓舞人心，前进永不止步。
代表委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终结。站在立法工作的新起点上，抓紧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来，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
修改教育法、修改预算法、修改民事诉讼法……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中，有81%涉及到对法律的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代表表示，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今后的工作会更艰巨，难度会更大。“对立法机关来说，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表明立法工作在新的起点上更加深入，工作要求会越来越高。”
保证党的领导不削弱
我国宪法载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国家根本法这种最高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委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探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基本国策，载入宪法，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有了法律保障。福建省省长黄小晶代表说：“前进路上需要凝聚而不能耗散。确保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代表委员表示，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需要有“领路人”和“主心骨”。
“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作为民盟盟员，我坚决拥护这个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需要稳定的发展，需要有核心力量来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宁夏银川唐徕中学教师吕新萍代表说。
党心连着民心，党的主张源于人民的意愿。代表委员认为，无论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还是个别立法的建议，党的主张都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金锁代表说：“法律体系的形成，高度体现人民性，开辟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纪元。”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代表说：“物权法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特别是通过媒体、网络等形式向全民征求意见，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代表委员指出，要在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用法律体系稳固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增强，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陈达恒代表说，“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无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要坚持走下去，而且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定方略进一步法制化、制度化，确保国家一直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思想指导行为，方略引领作为。代表委员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以贯之地坚持、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各项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今年60多岁的四川资阳市迎接镇分水村村支书杨翠芳代表说：“我们老百姓如今过上了这么幸福的生活，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应该珍惜，而绝不能动摇我们的指导思想。”
国体、政体、制度、方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会走向哪里。代表委员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探索。必须从政治高度认识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性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我国的法律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法律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在国家权力归属上，我们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反对君权神授；在国家政权形式上，我们实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运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或总统制；在经济方面，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基本制度，要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决定，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代表委员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方针，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制度最怕‘水土不服’。”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代表说，“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发展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深受影响，这种教训十分深刻。”
香港镒源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嘉旋代表说：“我国现行制度具有合理性、匹配性、优越性，如果不坚持，国家建设就无法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成果也将丢失。”
法律确立规则，法律规范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科学体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利于构建科学发展、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可以为中国前进的巨轮导航添力。”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代表说。
贯彻实施法律不打折
有法可依，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有法必依，则是依法治国的灵魂。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崔伟代表直言，尽管“有法可依”迈出了一大步，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依然存在。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代表指出：“法律制定出来后不是要摆在那儿，不实施就等于不存在。”
一些代表委员强调，没有监督，法律难以有效实施。国家权力机关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
沈春耀代表表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许前飞代表指出，各级政府、各个执法部门，首先要建立严格依法办事的理念。整个社会着力于构建一种遵守法律、崇尚法律的氛围。
法律的权威源自公正。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手段，是保证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环节。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曹康泰委员指出，一方面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法律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代表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推动国家 “法治”建设，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H. 原安全生产法共97条新修改后共多少条
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安全生产法》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17个条文、修改了57个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公布，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拓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规定：
第三条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共7章97条 第一章 总 则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三章 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第四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第五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第六章 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共十章104条，这部法律的出台不仅规范了现有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同时又根据现今社会日益暴露出的食品安全隐患制定了相关的防范机制，因此从各个角度来说，这部法律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内都是一座发展与完善的“里程碑”。接下来， 的简要列举几点这部法律中的亮点制度，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食品安全法理顺监管体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食品安全法监管体制的理顺是食品安全立法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我国的监管模式原来是食品卫生部门一家负责，但由于担子重，链条多，反而造成食品行业多部门监管的现状。监管部门多但是没有明确分工，必然导致有些领域的监管漏洞，影响监管力度。针对这种局面，食品安全法第4条首先明确了各个部门的监管职责，确立了分段监管体制。即由质监部门负责生产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的监管、食药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同时在分段监管的基础上，还规定国务院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监管分配制度，明确了分工，在增强了监管力度的同时也提高了监管效率。
二、食品安全法中明确了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并统一了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法第11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这种监测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同时也是为食品安全法第13条中规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提供信息及数据参考。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定修改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依据。这样层层规范下来，使得对食品安全做出的判断更具有科学性，才可以争取做到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同时食品安全法又将食品安全标准单列一章，明确“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这样就能使原来的标准相互协调一致，不重复、不冲突，也不留空白，统一整合为一个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同时本条的第二款又作出规定，“在这个新标准统一发布之前执行原有标准”。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使得目前我国的食品行业监管更具规范性与操作性，避免了因规范不一、标准不均衡所导致的监管漏洞及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生。
三、《食品安全法》的责任构成扩大、处罚力度加大
食品安全法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主要体现在：
1、对食品添加剂的严格管理。食品安全法第45条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进行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对食品添加剂的严格控制，“三鹿”奶粉事件是导火线。
2、将保健食品纳入食品安全法调整范围。这是针对我国部分企业擅自生产保健食品，有的产品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功能、误导公众，给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因此在食品安全法第51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对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实行严格监管”。同时在51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保健食品必须遵守的标准。这样同普通食品相比，保健食品增强了一道监管的门槛，表明了我国对保健品行业安全的重视。
3、对问题食品实行召回制度。食品安全法第53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首次把对问题食品的召回列为强制性规定，可以尽量减少问题食品在市场上的流通量，将危害降到最低。
4、名人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将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第54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承担食品检验职责的机构、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条规定加大了名人代言食品的风险，因此在名人代言一种食品前肯定需要进行相关质量及资格的考究，这样无形中给食品防护又增添了一层保护层，也防止因为某些名人的疏忽而使虚假食品广告的影响力扩大，造成更坏的损害后果。
5、取消食品“免检制度”不留监管空白。食品安全法第60条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并要求相关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
6、食品安全法第84条、第85条、第86条规定了对各种违法经营的处罚为货款的五到十倍。第87、88条规定属于工作疏忽，而非有意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则罚款要轻一些。这种规定将故意和过失区分开来，在既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不对问题企业“一刀切”，做到处罚同责任相对等。这样规定才能在对企业产生威慑力的情况下，又体现公平原则。
7、坚持民事赔偿优先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食品安全法97条明确规定，非法企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现在的食品企业如果出现了问题，对它可能有民事的制裁，有行政的制裁，也许还有刑事的制裁，这样也许在承担了行政或者刑事责任以外，就没有民事赔偿能力了，所以在企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民事赔偿要首先获得满足，这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I. 近亲属指那些人
一、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
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参考法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12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二、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参考法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六)“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J. “红头文件”违法时怎么办
“红头文件”违法时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因为现在党中央提倡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