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行政法典

❶ 明朝的特权法

古代特权法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员和贵族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之外，在法律上也能享受到很多的特权，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八议，请，减，赎，官当等等。

八议是指八种人犯罪之后，不由司法机关直接审理，而是由大臣们讨论后，交皇帝决定如何处罚。一般情况下，都能得到减、免的优待。请是比八议低一等的特权，在唐朝法律中规定，三种人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一是皇太子妃祖父一系的亲属，二是有八议特权的人的父系亲属以及孙子，三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贵族。

请的范围适用于两种人，一是六品和七品的官员，二是有“请”这种特权的人的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妻子。赎则适用三种人，一是有上述三种特权的人，二是八品、九品官员，三是六品、七品官员的直系亲属和妻子。此外，五品以上官员的妾也享受此项特权。赎罪用不同数量的铜来赎。
官当又叫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来抵当，主要当徒罪和流罪。一般情况下，五品以上可以当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一年。

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五服制罪

五服指的是五种丧服，在中国古代社会，以丧服来表示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尊卑关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亲属关系远近及尊卑，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具体原则是：服制越近，即血缘关系越亲，卑犯尊的处罚越重，尊犯卑的处罚越轻。如果服制越远，则表明血缘关系越疏远，这种情况下，卑犯尊的处罚越轻，尊犯卑处罚越重。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父子相互之间的犯罪，如父亲打骂儿子，儿子没有控告的权利，即父亲免罪，如果儿子打骂父亲，则要处死，所以五服制罪的本质是维护家族的等级制。

在《晋律》中第一次将五服制罪即“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从此确立了后世的法定亲属等级制度。

五服具体指的是斩衰（同縗，音崔，指丧服）、齐衰、大功（功同工，指做工，大功即做工粗）、小功（做工细）、缌麻。斩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缝边，像斧斩一样，故名斩衰。穿这种丧服服丧三年，用于臣、子、妻、妾为君、父、夫服丧。齐衰则是缝边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则是用熟麻布作成，只是做工不同。缌麻是细的熟麻布做成。服丧时间依次减少，有一年、九月、五月、三月。
从自己开始，上到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到子、孙、曾孙、玄孙，同时还有上述亲属的旁亲，都是有服亲，叫内亲。母亲一系叫外亲，服制只有一世，仅包括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和姨表兄弟，其他人则是无服亲。同时，期亲指父系亲属，大功亲指祖父系亲属，小功亲指曾祖父系亲属，缌麻亲指高祖父系亲属，母系亲属均列入缌麻亲中。

唐朝法律继承了晋律的以服制制罪的传统，并加以发展，明确具体地列入律条。五服制罪体现了礼教要求的“亲亲、尊尊”原则，越亲近的就越应该爱敬，如果侵害则要严惩。同时，财物上越亲的越应照顾，所以儿子偷着拿父母的钱财并不算偷，最多被训斥。

在依照五服制罪时，和现代人人平等的法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古代社会中，一种行为有罪无罪，或者罪刑轻重，常常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五服内的亲属关系，以及关系远近。同样是斗殴，打了一般人，罪较轻，打了自己的长辈尊亲，如大功以上亲属，罪行尤为严重要入十恶之一的“不睦”罪，要受死刑。古代社会的法律等级制在五服制罪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六 礼
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中，制定了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六礼。六礼的内容包括了六个方面，实际是婚姻成立的六个程序：

一是纳采，即男方向女方送彩礼求婚。

二是问名，即男方的媒人问女方的名字、生辰，然后到宗庙里占卜吉凶，结果为吉的才能进行下一步，凶的则到此为止。

三是纳吉，就是占卜得到吉兆后定下婚姻。

四是纳征，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

五是请期，即请女方确定结婚日期。

六是亲迎，婚礼之日，男方必须亲自去女方迎接，然后男方先回，在门外迎候。

在每一个程序中，男方都要送去一只大雁，因为大雁是候鸟，所以守时讲信用，而且大雁忠贞不二，丧偶的都独身。原来公卿送羊羔，大夫送大雁，士送雉，后来都统一为大雁，如果想多送钱物，可以在纳征时多送，其他程序中送大雁只是象征意义。

六礼的婚姻程序很复杂，一般百姓没时间也没有财力承担，所以只有官员贵族才这样严格遵守。但民间风俗也以此为参考，把一些程序合并，如第一和第二就可以一次完成，第三第四也可以合并，到现在民间的婚俗还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六礼的影响。

秋决
古代执行死刑一般是在秋冬季节，这与古人的自然神权观念有关，即顺应天意。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人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处决犯人也是如此。

从西周开始就有了秋冬行刑的做法，到了汉朝成了制度。除了谋反等大罪可以立即处决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后冬至以前才能执行。

古代还有行刑的禁忌，唐、宋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即使谋反重罪也不能在这些日子处死。明朝也规定十斋日禁止行刑，否则笞四十。国家进行的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行刑的具体时间有的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死刑
中国古代的死刑种类很多，死刑不仅仅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还包括了羞辱、报复等含义。有的是一种很残忍的酷刑。其种类有：凌迟、斩首、绞、赐死、弃市、车裂、脯、戮、炮格、磔（音折）、烹、焚、枭首等。有的是法定刑，如斩首、弃市、凌迟、绞，其他的则是一些临时设置或使用的酷刑。

凌迟
这种刑罚开始于乱世五代。宋仁宗时开始使用，主要是处死那些重罪犯人，以示报应、惩罚。辽、金、元、明、清都有这种法定刑。执行方法很残忍，先从非要害部位割肉，直至犯人慢慢死去，民间叫做千刀万剐。

斩首
又名斩，但执行方式在南北朝前后有所不同。南北朝前经常是腰斩，之后则一般是砍头，严重的也斩腰。

绞
古代将人用帛、绳等勒死或吊死叫做绞，自周、秦出现后，成为一种死刑。因为绞刑可以保全尸体，在隋唐之后，是法定刑中是次于斩的一种死刑。

赐死
这是对贵族和官员的处死方式，在唐朝定型，一般五品以上官员犯死罪，用这种方式处死，具体做法有自刎、上吊和服毒。

弃市
在秦汉时期是用刀刃杀死，魏晋以后是用绞刑处死，但地点都是在人多的闹市，而且暴尸三天，以表示为众人所抛弃，是一种带耻辱特征的死刑。

车裂
车裂即五马分尸。

脯
脯是把人杀死后将尸体晒成肉干。

戮
戮是先示众羞辱，再处死（参考“杀和戮”）。

炮格
炮格就是炮烙，下边点火把铜器烧热，让人赤脚在上边走，使人掉进火中烧烫而死。

磔
磔即张裂肢体，令其干枯，有的解释说磔就是车裂。烹俗称成煮。焚即活活烧死，有的时候叫点天灯。

枭首
枭首是把人斩首，然后将人头挂在木杆上示众，起到恐吓作用，隋唐宋曾经废除，但明清时对强盗还用。

凌迟刑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刀四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1905年的光绪年间，凌迟刑被废除。

诉讼制度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杖六十）。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

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视为刁民。

十 恶
十恶原来称“重罪十条”，设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律》中，是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归纳成十条，放在法典的第一篇，以示为重点镇压对象。到隋唐时，定型为“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谋反
妄图危害皇帝的政权，即夺位。古文是“谋危社稷”，国家通称社稷，代称君主。

谋大逆
图谋侵害皇帝的宫殿、宗庙、陵墓。

谋叛
即预谋叛国，投向敌对政权。

恶逆
殴打及谋杀父母、祖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

不道
杀死一家没有犯死罪的三人，而且将尸体支解。

大不敬
触犯皇帝尊严地位的七种犯罪，例如，盗窃皇帝宗庙的用品、现用、备用和用过的物品；医生没有照药方为皇帝配药；御用船造不牢固的；诽谤皇帝；对抗皇帝使臣等。

不孝
告发、咒骂父母、祖父母，祖父母健在时分家，供养不及时，诈称父母、祖父母死等。

不睦
谋杀五服内的亲属，殴打、告发丈夫，殴打其他亲属等。

不义
丈夫去世隐瞒不办丧事，为丈夫守孝期间擅自脱孝服穿喜庆衣服，擅自改嫁。

内乱
指家族内的乱伦。
如果犯了十恶，一般是不赦免的，即俗话说的“十恶不赦”，但也不绝对，有的罪名是遇到国家大赦时不免死罪，只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免死罪，但要流放。贵族官员犯了十恶，就丧失了议、请、减等特权。虽然有大赦，也要罢官。

离婚方式
西周时期所确定的“七出”到了隋唐时期，又有了发展，逐步完备成熟。离婚方式有两种，即离和断离。

离又可以分成出妻及和离两种，出妻即俗称的休妻、弃妻，合称休弃。出妻由男方做主，公婆也可以提出，七出可以不经官府。七出在西周时原来是礼制，唐朝时定为法律条文。

和离就是双方协议离婚，但都要制作书面的“出妻书”即“休书”，或者“离婚书”，女方有了这些书面凭据，才可以再婚。

断离是官府判决强制离婚，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结婚违背了法律，二是义绝。

唐朝规定了七种“违律为婚”情形：同姓不结婚；亲属不婚（五服内）；良贱之间不婚；不得娶逃亡妇女；不得娶下属女儿；不得隐瞒事情结婚（身份、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得恐吓、强娶。

义绝是指一方对另一方亲属和双方亲属间有殴打、通奸、杀伤等行为，证明两个家族间的道义已断绝，官府判决离婚。

在唐宋时期，对妇女再婚还没有严格限制，到了元明清时期，对离婚特别是寡妇改嫁有了严格限制，如禁止从夫家带走任何财产。

❷ 明朝仿造《大唐六典》体例编制了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什么

明会典

❸ 中国古代的法律类典籍有

有《唐律疏议笺解》《唐六典》《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通制条格校注》《大清律例》《历代刑法考》等,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刑起于兵，法源于礼”之说。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1.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其特点是礼刑并用，《礼记·曲礼》有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秦律是中国秦代法律的总称。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
3.曹魏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4.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其中《唐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成熟、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会典。
5.宋代《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元代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
6.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❹ 明会典名词解释

《明会典》是明代一部以行政法为内容的法典，于弘治十五年书成，称《大明会典》,共180卷。

内容简介

《明会典》中与法制史中刑法关系最密切的是刑部 22卷，首卷列述刑部所属13司的职掌及其管辖区域范围。其次为名例两卷，规定了五刑、十恶、

八议及刑罚的基本原则及累朝问刑条例91条。以下为吏、户、礼、兵、刑、工律例，共13卷，除包含明律正文外，总含各朝问刑条列385条。此外还有罪名3卷(列叙洪武至万历的重要条例),五刑赎罪、拘役囚人1卷,狱讼制度等3卷，南京刑部1卷。

制定原因

明代制定会典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明初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制度以后，封建行政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六部等中央行政机构在摆脱了宰相的控制之后，直接属于皇帝领导。行政体制的变化加速了明朝的行政法制建设。

二是各朝制定的行政法规零散而不统一，不便于实际运用。从洪武五年(1402)明代制定的第一个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功臣死罪减禄例》，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大明会典》的初步编成，在一百年间明朝制定并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

❺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❻ 行政法典三部曲

法律分析：《行政强制法》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并称“行政法典三部曲”，行政处罚法解决的是乱处罚，行政许可法解决的是乱审批，两部单行法对规范政府权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❼ 在你看来《大明会典》是一部怎样的著作

《大明会典》既是一部法律制度的汇编书，囊括了明代众多的典制和法令，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但它更是一部会典体史书，以六部为纲，全面叙述了明代的典章制度，上到国家各项制度的建设，下到州县的设立，“礼文制度于斯大备，上自郊庙宫朝,下及车旗服色”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大明会典》具有典制史的特点，可以说它是明王朝的行政法典，它的实质是明朝统治者的施政之纲目，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

❽ 明清的法律形式

1．明律与明大诰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
(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 “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
2．清代律例的编撰
(1)《大清律例》于乾隆元年开始制定。《大清律例》的结构、形式、体例、篇目与《大明律》基本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工律7篇，其中律文436条。自乾隆年间律文部分基本定型，极少修订，后世各朝只是不断增修律文之后的“附例”。《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以《大明律》为蓝本，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
(2)清代的例。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就是例。例是统称，可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名目。
条例一般而言是专指刑事单行法规，大部分编人《大清律例》，附于某一律条之后。
条例是由刑部或其他行政部门就一些相似的案例先提出一项立法建议，经皇帝批准后成为一项事例，指导类似案件的审理判决。然后，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条例纂修活动，由律例馆编入《大清律例》，或单独编为某方面的刑事单行法规。
则例指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它是针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则例”作为清代重要法律形式之一，对于国家行政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事例指皇帝就某项事物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提出的建议。事例一般不自动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效力，但可以作为处理该事务的指导原则。
成例，也称“定例”，指经过整理编订的事例，是一项单行法规。成例是一种统称，包括条例及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
3．明清会典
(1)《大明会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仿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
(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自康熙朝开始，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
自乾隆二十七年编纂《乾隆会典》开始，《清会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
“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体制，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

❾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什么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❿ 大明会典是明朝的行政法典,这段上奏提出了什么主张

作者:李晨，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题为题本，奏为奏本，实际上这是臣下上书言事的两种形式，一般而言，题本为臣下将日常公务上奏皇上所用的公文格式；奏折则用于较机密事务的奏请，一旦臣下上书言事选择奏折，一般都会引起皇上的重视。如《大明会典》中就记载“凡内、外个衙门一应公事，用题本；其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若乞恩、认罪、缴敕、谢恩，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仲诉等事，俱有奏本。”

《大明会典》

在题奏制度中，值得我们重视的则是后者，即奏折，这种奏折制度，实际上起源于明朝的密疏制度，也有人认为起源于清朝。众所周知，明清两朝是我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期，而这种密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对于明清两朝君主制度的强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自秦始皇建立的“一君万民”的君主体制以来，君权与相权这两对儿矛盾，就一直成为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直到朱元璋“废丞相，权分六部”。但皇帝终究是人，很多问题都需要其他人的协助处理，而且，朱元璋对于权力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为了不是大权旁落，在废除相权以后，明朝中央自然形成了一项新的制度，这就是题奏制度，本来题奏制度的最终决定权是由皇帝处理，但由于明朝的皇帝除了前期朱元璋励精图治大杀功臣，明成祖阴狠绝伐意外， 明孝宗由于特殊童年的经历，登基后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以外，似乎明朝皇帝怠政的较多，所以，本来形成的题奏制度决定权在于皇上，后来演变为越来越看重内阁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