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张五常

A. 张五常怒批《劳动合同法》，主要说了些什么

张五常疑《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合同会搞垮经济

B. 经济学家为什么都反对新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尚未生效之前，“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在全国引发一些知名企业以多种方式大规模裁员潮。据媒体披露，一些地方还冒出了指导企业规避法律的各类“劳动合同法培训班”， “大人物”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张五常先生也跳了出来，在网上撰写博客文章《新劳动法的困扰》，他在文中大放厥辞，公然反对“新法”，他说什么新《劳动合同法》“维护懒人” “把经济搞垮”“硬性规定劳工合约是干预市场运作”，他还指出政府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法律知识，而非硬性规定等等。张五常奇谈怪论如此咄咄逼人，值得我们三思，他不是胡说八道，就是别有用心？。
《劳动合同法》中，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无固定期限合同”。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过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这个规定并没有否定老板解雇劳动者的权力，仅仅是增加了解雇时的难度，老板不能再简单地靠“不好好干就给我走人”相威胁；不能再硬性让员工服服帖帖接受自行制定的低工资和不公平的违法违规的制度管理。《劳动合同法》只是给职工一点公平和合法权益的保障，这怎说是“干预市场运作” “维护懒人” “把经济搞垮”呢？。
二十八年前，在中国劳动制度下各行各企业有正式国营固定工、正式集体固定工，签订合同的有亦工亦农工、临时工。虽然企业有各种不同体制的用工。但是，在不同工岗位上不同体制的劳动者都是同工、同酬、同侍遇。他们同企业领导人一样有人权、有尊严、有民主、有自由。他们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岐视，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职工的各种权益由单位落实。
在实行“市场化”后，企业改革被国际上新经济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全球化”“民主化”的忽悠，国内少数患民族软骨症经济学家、学者和别有用心的人给异化了，他们没有引进信息化时代的科学新技术、新设备，而是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烟雾下，改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优越性，砸烂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用工制度、薪金制度。引进了现代资本主义都抛弃一百年的老牌英国资本主义的“血汗工资” 和“过劳死”制度。现在到处可见的“承包头”“劳工头”“黑砖窑主” “黑煤窑主” “血汗工厂黑心老板” 变色、变质、变心的国企“老总” 在肆无忌惮的盘剥劳动者，种种无法无序的用工，致使一些行业企业职工的相关权益保障失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影响了社会“和谐”。
《劳动合同法》贯彻了党的十七大“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 方针，意味着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已经逐渐转移到民生领域，实实在在的体现了，让全体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劳有所得” 、社会和谐、安定团结的保障。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今天，社会矛盾的焦点，已经从“使用”劳动者，转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就是《劳动合同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劳动合同法》是人大通过，国家主席批准，以15号命令形式颁布的代表民意的大法。贯彻《劳动合同法》让劳动者从“使用”到“平等保护”这道坎，道路不会平坦，那些过惯压迫、盘剥他人朱门酒肉臭生活的黑心人，特别是国外的反动势力是不甘心看到中国安定团结和睦的局面，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干扰捣乱。我们劳动大众要团结起来捍卫《劳动合同法》，绝不能任由资方以资凌法。更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扰对抗新法。

C. 大学生就业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国家政策方面

为促进青年大学生就业，我国政府从体制上、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进一步疏通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是目前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为青年就业创业立法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青年就业保障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制定和完善青年就业法案。从立法的角度促进大学生的顺利就业，这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2、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到农村、到基层工作

在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的毕业生中，农学和医学学生的就业形势最严峻。农科四分之一专业的学生存在就业危机（就业率低于30%），仅有10%的学生就业供需平衡，而农学、医学专业的人才又恰恰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最急需的。因此，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如提高工资、提前晋职（定级）、给予较高额度的住房补贴和安家费、提供深造及发展机会、工作期满自由流动等，吸引大学生到西部、农村等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3、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进行灵活就业

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45.5%为灵活就业岗位。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对有意建立经济实体、转化科技成果、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政府和高校应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帮助大学生找到启动自主创业的“第一桶金”，如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和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共同合作设立了“上海市全国高校毕业生科技创业资金”，总金额达到了1500万元。

二、就业市场方面

我国应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体制，整顿就业市场，将高校毕业生纳入社会化工作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和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建立起高校之间、校企之间、政府之间、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作，使之在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作用，不失为解决毕业生就业的一个好办法。

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调节学校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科学地指导毕业生就业，国家还必须尽快建立信息预警机制或大学生就业指数系统。武汉市人事局在武汉地区选取有代表性的学校和专业，围绕大学生就业率、就业缺口率和就业质量三个统计指标，运用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立起能综合反映武汉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一系列指数模型，从而提供了及时、完整、准确和具有前瞻性的就业信息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同时，国家还应尽快建立高校毕业生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对以不实之词、虚假信息吸引参展单位和学生的招聘会主办单位和个人予以查处，对各类毕业生招聘会予以引导、规范，改善招聘会的软硬件环境，提高招聘会质量。毕业生们呼唤针对市场细分的、小型的、建立常设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市场，为暂未就业的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方便。去年4月，北京市建立了为大中专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的常设市场，深受毕业生的欢迎，一批暂未就业的大学生就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三、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面

高校办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把毕业生的就业作为杠杆检测并带动人才培养各环节的改革，形成高等教育调控机制。在专业建设和调整上，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适时增设新专业，积极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专业，大力发展优势专业，打造品牌专业。同时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工作，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在统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同时分析其就业层次和供需比，为专业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在课程建设和调整上，高校要随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大量涌现而推陈出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强化办学特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

四、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方面

高校要主动加强对学生就业指导，广泛拓展就业渠道。坚持将毕业生就业指导与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就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将就业指导与服务贯穿于四年大学生活的始终。学校应多渠道收集需求信息，采取大小型招聘会相结合的形式，精心组织“双向选择”活动，使之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毕业生的供需信息在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以及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之间及时有效地传递和交流，为毕业生求职、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提供方便。

针对毕业生的求职心态，高校要大力加强毕业生就业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观念，摆正心态，客观定位，选好目标，多些务实，少些浮躁，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结合自身特点，扬长避短，从而有的放矢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单位。

五、毕业生自身方面

高校毕业生应解放思想，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增强自立自强意识，强化刻苦奋斗的精神，正视现实，积极参与新形势下的多元化就业。比如目前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志愿投身西部的大学生给予了不少优惠政策，为大学生到西部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刚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知识结构新，有想法，有胆量，有魄力，不妨去西部大展身手，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人身价值。

大学毕业生如何把自己“嫁”出去，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是关键。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业务、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培养自身交际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以及开拓创新的能力等，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使自己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自主创业，给自己当老板对应届大学生来说也可以另辟一片天地。现在很多高校在扶持大学生创业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在这方面也在更新观念，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支持，如江苏省有关文件就规定“各级政府要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方便和市场机会，扶持毕业生创业。毕业生领办或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按有关规定享受财政优惠政策。对毕业生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按规定减免营业税、所得税。”所以说自主创业也将成为今后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之一。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急需的宝贵人才资源，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4年4月30日举行的“中国就业论坛”第六次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指出，我国的目标是希望通过3至5年的建设和奋斗，建立起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毕业生几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笔者认为，通过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标本兼治、权利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与帮助，通过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进步，青年大学生就业工作定能呈现新的可喜局面

D. 建立企业制度的意义及作用

转载
建立企业制度的意义及作用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意思就是说，没有规则（即制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这样一个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可能没有人会认为它不正确，但它却一直在生活中被人们不应该地忽视了。
何以有如此一说？比如我们历来反对腐败，可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没能有效遏止？社会学家可能把它归结到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但是，这只是表象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只能到制度里面去找（其实道德本身也是由一系列不成文的制度构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即意味着道德作为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约束能力下降了）。当一个社会中腐败现象蔚然成风，只能说这个社会的制度对腐败行为缺乏约束，仅仅批判腐败官员的职业道德品质而不探求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不可能有明显成效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句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同样，在一个有利于腐败滋生的制度安排下，要官员们操守道德何其难也！如果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约束官员根本没有腐败的想法，那么我们根本不必辛苦地教导官员们要操守道德。
所以，让大众和公共管理者明白制度的重要性是经济学家的又一个重要责任。
为什么说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经济学的一条重要原理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一个人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导致他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经济学家Sam Peltzman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60年代后期，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生产的汽车必须配备安全带。这项法律旨在提高驾车的安全性，但是它也改变了对人们的激励。安全带法律降低了驾驶员生命面临的危险，导致他们可以更放肆地开车，结果是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死亡的人数而增加了车祸次数，净结果是驾驶员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对于公共政策设计人员来说，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就在于它对人们提供的激励是不是跟预期的效果一样。政策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政策的设计实际上就是进行游戏规则的设计，是以制度来激励（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经济学原理指导政策设计的核心问题。经济学著作浩若烟海，但经济学对于现实最重要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对政策设计是重要的：制度的改变就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改变，从而人们行为改变。比如，国家宣布对超生孩子罚款，人们就会少生孩子；国家宣布对科技发明进行重奖，就会有更多的人献身科学研究。
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制度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是社会成员相互博弈的结果。社会成员的博弈可能存在无数的均衡，一项制度的确立是其多种可能出现的均衡中成为现实的那一个结果。人们的博弈是随时且无限期地在进行，所以制度本身也不断演变，从而可能形成一个制度演化的路径，它代表了人类生活规则的历史。制度的确立必须是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又进一步使制度得到自我强化。比如，如果一个社会50%以上的司机赞同“靠右行”作为交通规则并加以遵守，那么“靠右行”才能作为一条制度被确立，而这条制度的确立将使越来越多的司机遵守“靠右行”，于是这个制度被强化了。
但是要指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应该理解成社会成员的谈判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数量。比如一个国家统治者可能是少部分人，但他们掌握政权和暴力机构，从而有更大的谈判能力，因此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主张发展成制度。这如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法律作为制度虽由小部分人制定却是非常强硬的，原因在于法律依靠国家暴力机构作为后盾；道德作为制度虽然常常由大众在自由博弈中形成，而其约束力却不如法律有效。这也可以说明，有组织的决策产生的行为将比分散决策产生的行为更具建设性或破坏力。生活中官员的数量少而百姓数量多，但是百姓怕官，就是因为官员是有组织的，百姓是没有组织的。为什么雇员要成立工会，雇主要成立雇主协会，原因就在于试图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使己方的行为对谈判局面更具影响力或支配力。为什么贸易保护有损国民福利但仍然会存在，甚至甚嚣尘上？原因是那些从贸易保护中获利的集团容易团结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被损害的消费者却因为“搭便车”问题不能解决而一团散沙，缺乏谈判能力。
也许我谈得太远了。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制度的重要性。制度于人类的重要性还可以由一个猜想来理解。假设在人类之初的蒙昧状态，人类也没有制度来约束行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将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当然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幸福为何物，但他们出于本能会追逐自己的利益），知识的缺乏使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如何协调相互的利益和行为。正是经过漫长岁月相互残杀、斗争的切肤之痛，人们逐渐认识到行为的交互性而建立起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制度不断改进的动力。是知识和制度使社会秩序得到建立，使人类越来越走向文明。
当人类不断建立起各种制度、不断改变各种制度、不断创新各种制度的时候，各种制度的综合就形成了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它由各种规范经济行为的制度构成。财产权利制度就是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事实上，财产权利制度常常被看作经济体制的基础。公有的经济体制和私有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个基础上两大对立的体制。
我们讲制度的重要，最典型地就可以反映到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上来。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诺思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之所以最早萌芽在荷兰，就是荷兰较欧洲其他地区更早形成了私有财产权利制度。张五常去年在华中理工大学就作了一场《产权为何重要》的精彩演讲。他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同将导致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从而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和绩效也会改变。
其实经济运行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且应该归结到体制（制度）的问题。我们常常提及人才外流，譬如高级和优秀的人才到国外、到外企等。一些评论说那些离去人们失去了爱国热情、缺乏奉献精神，评论者不知道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是有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愿意留在国内企业工作，十倍的年薪都不足以将他吸引到国外企业，但是如果是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呢？人才流失显然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爱国主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的问题，它更与报酬体制相关。又比如中国为什么缺乏企业家精神？我曾看到一本数十万言的专著讨论（中国）企业家精神，但我对它不以为然，因为它没有接触到最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固然与教育、经济等相关，但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我们尚没有一套培育企业家的体制，比如竞争的企业领导体制和与风险责任相对称的报酬体制。中国要培育企业家精神，首先应建立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制度，比如企业家市场制度。再如国有企业改革，我们曾经尝试过许多方法，当逐渐接触深层次问题之后，我们还是必须进行体制创新。
我们希望国家富强，实际上富强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的制度安排1）能够激励人民求富2）能够保证人民有自由求富的权利，我们就会走向富强。“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人民求富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反对平均主义；非法敛取钱财破坏求富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反对贪污腐败。除却战争和自然灾害，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政策等制度安排挫伤了人民的求富积极性，一定就是它的制度安排没有保证人民自由求富的权利。在中国，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妨碍自由求富的制度安排，比如行政过度地介入经济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国家对某些政治强势的行业（企业）的垄断熟视无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体制创新过程中需要逐渐革掉的。
最后我还想补充几点。其一是制度起源于降低交易成本，有的制度很好，但实行它需要太高的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所以人类许多美好的设计最终还是乌托邦似的构想；其二是制度具有路径依赖，即制度存在自我强化和惯性，我们常常看到，一项制度并不好，但它还是延续下去了。由于搭便车行为，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总在最佳的时刻进行，而是在那以后，情况非常糟糕终于到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进行；甚至，也可能人们“以滥为滥”，谁也没有信心和兴趣去改变这不合理的制度，于是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效应，最终大家在腐败没落的制度中消亡。人类最初的二十几个文明最后不少都销声匿迹了，与制度锁定不能创新密切相关。记得经济学家汪丁丁说过，当一个民族面临制度锁定效应时，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E. 劳动合同法颁布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对于那些黑心工厂（中国存在不少）有限制作用，相对于现实来说，可能是负面的

F. 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张五常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言路来引导国内学术界甚至政策制定者的思潮。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全球历史上可能最重大的一次制度变革，的确是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事情。

    张五常先生的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令人激赏和震撼的作品之一。它用语平实、没有模型，但是思想方面的原创性以及观察力的敏锐均是一流的。它展现了一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风采，也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标杆，令学者们警醒和汗颜。中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一流水平的最大差距，或许并不在工具方面的差别，可能依然在于经济学方面的思维与直觉方面。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在过去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其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其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利，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当然，张五常先生认为人民币不应该升值的观点和我个人持有的观点相左。但是他的看法也不无道理。他并不否认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中国很重要。但是他认为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比产业结构升级更为重要。通过维持出口行业的低价格将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以人均收入的提高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他反对当前人民币升值的主要论据，这一看法的确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G. 中国应该取消劳动法是谁说的

很多人都说过，其中抄比较有名的如张五常。

张五常出生于香港，曾在香港大学任教，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一向狂傲不羁，喜出狂言，在经济学圈内有“狂生”之称，经常自称是“华人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言必称自己和经济学大师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并自称是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 张五常作为经济学家，一向狂傲不羁著称，经常在中国大陆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
据调查，张五常确实是美国通缉犯，在美国被控逃税、诈骗等13项重罪。由于香港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只要张五常回到香港，美国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张五常引渡到美国。所以从2003年开始，张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并频繁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目前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H. 铅笔经济研究社的具体内容介绍

铅笔经济研究社
焦点
陈青蓝：从人头税向个税的“进化”
“怎么就剩下两个许愿机会了？还有一个哪去了？”“不好意思，还有一个被当作个税征收掉了。”漫画解读：个人所得税就是政府从每个人赚到的收入那里提成。麻烦的是你还得让政府知道你挣了多少钱。当你捡到神灯的时候，你就得通报政府你挣了三个愿望，好让政府抽走一个愿望（如果你是在瑞典、法国或者中国，很可能被政府拿走一个半到两个愿望）。 冀志罡专栏
张五常货币方案的技术困难（已更新）
火车票怎样定价才公平？
减税胜于价格管制
新劳动法对谁有利？
教育券制度应当缓行
应该如何评价人才
邹啸鸣专栏
《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
救楼市须考虑经济逻辑
收入分配“谁”掌勺
中国“打假”史
陈志武：如何从国有到民有？
购房者兴许会青睐“房指期权”
江小鱼专栏
经济环境的星月指数
迪拜不知天下事，危机已近最高楼
肯德基的配方与叶孤城的伤痕
城里的月光
工会问题的本质
医生为何滥开抗生素
陈青蓝专栏
从人头税向个税的“进化”
干脆把万科公私合营了吧
宏观经济困境是房地产不景气根源
伟大的城市都是自由的
REACH法规有啥可怕?
商业保险体系能否承担大地震这样的巨额赔偿？
邓新华专栏
《穷爸爸，富爸爸》中的经济学
救市（短话剧）
救市，工夫在市外
吉首案：金融大环境让集资骗局容易得逞
房价下跌未必使低收入者受益
减税1万亿，非常有必要
李子旸专栏
中国国产录像机
澳大利亚小史
小偷强盗也需要产权保护
举国体制也没什么优势
罗斯福vs联邦最高法院
重贴旧文致Luopeng——关于工会
端宏斌专栏
拉动内需难在何处？
再谈毒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三农问题
该不该对大小非征暴利税
开发商都是坏东西吗？
全球变暖！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证据存疑
周克成专栏
美国救市对中国弊大于利
减税有利于穷人
应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

I. （2008.02.05）经济学要怎样处理才对——看新劳动法有感

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说我坚守亚当'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的伟大传统。这句话不夸张，也说得对。高斯为该结集写的《前言》，也有类同的看法：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两位说的其实一样：高斯笔下的张五常就是Werin说的斯密传统。要与斯密并驾齐驱当然苛求，但两位专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门学问上得到的最高评价了。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可惜这样的经济学今天已成陈迹。斯密是数世纪一见的伟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数世纪一见的巨著——《国富论》——起笔不是说什么哲理，或来一些卷首话，也不是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或结构。他起笔是写一间造针厂，他参观过，知道造针的详尽过程，立刻提出后来万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获大利的精辟见解，然后推到自由市场对民生有决定性的看法。 整本《国富论》，从头到尾，都是高斯说的“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斯密考查无数，世界各地的史实包罗万有。有些观察是看错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错，何况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论到对世界的keen observation，古往今来没有一本论著比得上《国富论》。我拜读该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针的实例起笔使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为什么一个大思想家会把一个平凡的实例看得那样重要呢？我开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读斯密八年之后了。该年暑期回港看母亲时，我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把经济理论修改。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一九七五回港长假九个月，我决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仅观察，而且要落手落脚地在市场操作一下。这决定起于对玉石的调查研究。当时，关于讯息不足的话题在行内吵得热闹。玉石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广东道成交时，不切开来，卖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两处浅浅的「水口」，购买的人要从石皮与水口猜测石内的玉质与瑕疵，很难猜得准确，有三几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习经验。为什么原石不先切开来，真相大白，才出售呢？为什么市场要刻意地隐瞒讯息，导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时日去研究猜测之法？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才算是质量高的玉石了。广东道的专家起初认为我这个怪教授有趣，但后来还是经不起我的烦扰。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一言惊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案。是真理。任何自称是文物或书画鉴证专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关的生意，我会给他的鉴证力打个大折扣。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这是我曾经在十九个行业下注而又亲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难做，一般下小注，体会到行业性质的大概就收手了。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到街头巷尾跑，随意观察，因为成本低，还是主要的。与落手落脚的生意体会加起来，不断地以简单的经济理念作解释，约二十年就对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发明的宏观经济，不是凯恩斯那一套，而是站远一点，把大量的现象一起看，淘汰认为不重要的细节。一旦掌握到有关键性的「宏观」局限转变时，分析来来去去都是需求定律。解释与推断是同一回事，只是后者需要知道的有关局限转变，考查一般远为困难。货币吗？只是另一种物品，可以协助减低交易费用的。读者如果参阅我自一九八一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及跟着的多篇关于经济推断的中语文章——全部在网上可以找到——会同意我的推断很少错。比行内的朋友准很多，胜出不止几条街吧。不是因为理论上比他们知得多，而是用上的理论比他们用的远为简单，概念比他们掌握得远为通透，但最重要还是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思考时能把无数实例与琐事加起来，比他们远为全面。不深知事实，不可能真的懂经济。回头说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我的确发了脾气，拍案而起，力斥其非。为什么发展得头头是道的经济改革，会推出那样庞大而又复杂的劳动法，明显地表达着设计的人对劳动市场的实况与合约变化的需要，没有基本的理解或认识呢？若问劳苦大众：「需要政府帮助吗？需要多点保障吗？需要老板多给钱吗？」他们多半回应：「要、要、要。」他们可没有想到，老板比他们吃得好穿得暖，主要是出了钱设厂置械，有利息与风险的回报，而那些「保障」法例，到头来害了他们。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行业。我喜欢抓着有关键性的项目看。这几年不断跟进农转工的情况，农产品的价格，接单工业的困境，以及印度及越南等地给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这几年急升。我想，这就是了：数以亿计的穷人的生活急速改进，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事前想得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学说全盘错了。我又想，继续这样的发展再十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可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个平手。历史上，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可以做到。可惜日本要靠禁止农产品进口，导致地价奇高，坏了国家大事。当然，让日圆大幅升值，是日本的另一个致命伤。新劳动法的推出，比日本当年还要蠢，因为日本当年没有那么多的国际廉价劳力参与竞争。今天经济学的发展，是远远地脱离了斯密的传统了。脱离了斯密还不怎样，脱离了真实世界，经济学不学也罢。没有内容的方程式是一回事，不知内情的数字回归分析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没有人可以反对为了生计，助理教授要在国际知名学报发表文章，希望拿得一纸终生雇用合约。自然科学有实验室的操作，也有实验室可以反证，不容易生安白造。经济学者一般不会生安白造，但写文章的人不知真实世界，学报编辑也不知真实世界，或大家以为知道但其实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学问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是回到斯密的造针工厂去吧。学术需要的饭碗与劳苦大众需要的饭碗是两回事。北京当局在推出新劳动法之前，不可能没有征求过吃着学术饭碗的经济学者的意见。但该饭碗与劳苦大众吃着的，是有着造针厂之外与造针厂之内之别。三十年来的经济学发展，这二者早就互不相干了。 相关文章：批《新劳动合同法》系列文章

J. 张五常讲“你不要以为得了诺贝尔奖，就一定是对的。”指的是谁

斯宾塞 (Spence) 和斯蒂格里茨(Stiglitz)

"我在1976 年写过一篇文章，别人把我的观点拿去发扬光大，就成为了效率工资，还得了诺贝尔奖。可工资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决定呢？新劳动法看来看去就是一个效率理论，但是你不要以为得了诺贝尔奖，就一定是对的。"

由于效率工资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
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 (Spence) 和斯蒂格里茨(Stigli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