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规位次

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与法律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包括的全部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为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制环境，积极发挥促进、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首先，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是统一的。即所有法律规范都必须统一于宪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其次，法律体系中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位次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再次，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是协调的，不能互相矛盾（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形成和进一步完善，始终坚持将传承历史传统、借鉴文明成果和进行制度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具有文化上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广泛性。（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建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上、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肯定的法律，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❷ 船舶优先权是什么，有什么用

船舶优先权，是指特定海事债权人依法享有的、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时，以船舶为标的的对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海商法赋予海事债权人的一项特权。根据中国《海商法》规定，享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人，可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对海事请求的船舶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规定优先权的标的是包括属具的船舶。

《海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享有优先权的内容是：

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

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三、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

四、海难救助费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

五、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

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持有效的证书，证明已经进行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具有相应的财务保证的，对其造成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不属于前款第五项规定的范围。

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

船舶优先权的行使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船舶行使，船舶优先权因海事请求权的转移而转移，不因船舶所有权的转移而消灭，但船舶转让时，船舶优先权自法院应受让人申请予以公告之日起满60日不行使的除外。

船舶的优先权因下列情况之一而消灭：一、具有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满一年不行使；二、船舶经法院强制出售；三、船舶灭失。

《海商法》第272条：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受偿顺序：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又叫船舶优先权的位次，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优先权竞合时，如何决定其效力的优劣次序问题。我国《海商法》第23条对此作了如下安排：前述5项海事请求，依照顺序受偿，但是，第4项海事请求，如果后于第1、2、3项发生的，应当先于第1、2、3项受偿；第1、2、3、5项中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的，不分先后，同时受偿；不足受偿的，按照比例受偿。第4项中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的，后发生的先受偿。如果由于行使船舶优先权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应当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付。

作为一种特殊的担保物权，《海商法》明确规定其应当通过法院扣押产生船舶优先权的船舶来行使。担保物权的设立使得受担保的债权人于债权请求权之外，还获得一项物上请求权，但担保物权的行使条件不同于受其担保的债权，也不同于所有权这种对物的完全支配权，而有其自身的一些要求，且随担保物权种类的不同而有各自的特点。就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应具备以下几项条件。

海事请求有效存在

海事请求若尚未产生，则海事请求人尚未取得海事请求，因而也无所谓清偿。或海事请求虽已产生，但因清偿、抵销、混同、抛弃等原因而消灭，则海事请求不复存在。船舶优先权作为从属性的担保物权，其目的在于使海事请求得到清偿，倘有上述的情形，则船舶优先权自然也未产生或虽已产生但已被消灭，当然也就不具备行使的前提条件。

海事请求已届清偿期

当事人之间虽有海事请求存在，但是如果该海事请求尚未届清偿期，则责任人无义务履行，因而不发生海事请求未受清偿之事实，则船舶优先权虽已存在但尚不生行使之效力，权利人也不能行使船舶优先权。

责任人与履行

对已届清偿期的特定的海事请求，若责任人已为履行，则海事请求与船舶优先权一同消灭，船舶优先权人自然不能再行使优先权。只有当海事请求已届清偿期，而责任人又不履行时，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条件才得以成就。未履行包括完全未履行，也包括未完全履行，对于后者，权利人仍可就未履行部分依船舶优先权之不可分性，行使船舶优先权。

船舶优先权

船舶优先权若尚未产生，就不存在所谓行使的问题。船舶优先权虽已产生，还必须有效存在才谈得上行使。因此，若船舶优先权因有关的消灭事由已不复存在，则船舶优先权存在的有效性丧失，海事请求人成为一般的债权人，不能再行使船舶优先权。

【拓展】

优先权的取得

在理论上，根据船舶优先权的取得方式，可以将船舶优先权的取得方法分为两类：一是原始取得，即因船舶优先权第一次产生而无须依靠原船舶优先权人的权利而取得船舶优先权；二是继受取得，指新的船舶优先权人通过某种法律行为或法律事件从原船舶优先权人处取得船舶优先权。《海商法》第二十七条关于船舶优先权随海事请求转移而转移的规定为此分类提供了立法上的支持。第一次产生后未经转移的船舶优先权为原始权利，享有该权利的主体为原始主体；经过转移的船舶优先权为继受权利，享有该权利的主体为继受主体。

原始主体是第一次取得船舶优先权的主体。船员工资船舶优先权的原始主体是船员；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船舶优先权的原始主体是伤残者或死亡者遗属；港口规费船舶优先权的原始主体是对港口、船舶进行管理的有关部门；海难救助给付请求的船舶优先权的原始主体是救助人；船舶侵权行为财产赔偿请求船舶优先权的原始主体是受害人；这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可以得出的结论。但是在实务中，谁可以成为船舶优先权的原始主体，有时却可能出现争议，考虑的出发点不同，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而《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身也存有一些不完善之处，易引发争议。本文结合有关案例，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一分析。

资料来源：船舶优先权网络

❸ 法律达人进：请教“解释”问题

我的补充回答：

2.如果条文后，又附有一条说由制定者“负责解释”，那会不会对条文理解有所左右？或者说，这条“负责解释”的条文是否赋予制定者合法的权力？

回答：楼主所说的“一些管理规定”，如果限制解释，就是指“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
我认为，对于“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可以明确地理解其含义的，就不用“解释”，如果含义有歧义的，才需要“解释”。规定制定者的“解释”，只要不违背规定的基本原则精神，与规定本身就具有同等效力。

规定留下由制定者“负责解释”的条款，当然制定者就保留了“解释”的权利，包括“扩大解释”、“限制解释”的权利。这一点，在商业贸易中，去商店购物，商家有奖销售活动经常采用。消费者需要特别留意“负责解释”条款的空档，以免发生纠纷。

3.如果这条规定属强制性规定，那么有没有办法能掰过它呢？只能什么也做不了地任人宰割么？

回答：就国家、政府、部门来说，法律规定有位次序列：最高法为宪法，其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等。
但是，学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具有管理自主权，在不违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的前提下，是可以根据本校的办学思路做出本校的管理规定的。这种一校的管理规定，是非常具体的规定，宪法法律法规规章，都不会管得这么具体。学校的管理部门是教育部、教育厅、局，部厅局也不会规定某个学校的具体问题。

所以说，你所就读的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一般情况下，上级管理部门或者上位法律制度是干涉不到的。“学生一学期所选课程成绩评定为不及格达到6学分以上的，下一学期选课的总学分不应超过20学分(选课超出的，应退选部分课程)。”这一条规定，很明确，不用“解释”吧？这一条规定考虑到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小不同，很“人性化”，对人权不是侵害而是爱护，不会违背宪法（也不会违背法律法规规章），硬打硬的话，几乎没有办法能掰过它。如果你确有特殊情况，可以向校方提出特殊情况的事实和理由，争取特殊照顾，但能否得到特殊照顾，权力在校方。

实际上，有的学生可能学习能力差一些；而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强，但不够用功。不够用功又可能有种种原因，有的可能学习态度有问题，有的可能碰到什么事情，比如生病。这种种原因，学校也不可能一一做出具体规定。那么，上学期成绩不合格，下学期就少学一些，这样规定大体上是“合理”的。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校方也不可能为了个别学生而破坏适用全校的制度。

最后，无论是打官司、或者是“申诉”，要考虑诉讼（申诉）的风险与成本。所谓诉讼风险，主要就是败诉的可能。折腾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输了，劳命伤财。所谓成本，就算是胜诉了，付出的时间精力财力是否值得。作为一名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而不是“打官司”。如果意气用事，“讨厌”学校管理规定，认为自己是“任人宰割”，而向上“申诉”的话，不但占用学习时间，对学校正常管理、对师生人际关系都有一定影响。把这些精力用在攻读学分上，保持师生良好人际关系，对以后有好处。至于学习进度，多不了在学校延长一个学期。人生道路很长，有的人由于生病等原因在学校留级多呆一年，也没有什么。切记：冲动，将付出代价！

❹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适应，与法律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包括的全部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各项法律制度，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为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实践，为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制环境，积极发挥促进、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科学要求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首先，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是统一的。即所有法律规范都必须统一于宪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其次，法律体系中不同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位次明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再次，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是协调的，不能互相矛盾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继承中国法制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人类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形成和进一步完善，始终坚持将传承历史传统、借鉴文明成果和进行制度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具有文化上的先进性、包容性和广泛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动态、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经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建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上、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肯定的法律，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❺ 船舶优先权的具体内容

《海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享有优先权的内容是：
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
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三、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
四、海难救助费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
五、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
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持有效的证书，证明已经进行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具有相应的财务保证的，对其造成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不属于前款第五项规定的范围。
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
船舶优先权的行使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船舶行使，船舶优先权因海事请求权的转移而转移，不因船舶所有权的转移而消灭，但船舶转让时，船舶优先权自法院应受让人申请予以公告之日起满60日不行使的除外。
船舶的优先权因下列情况之一而消灭：
一、具有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满一年不行使；
二、船舶经法院强制出售；
三、船舶灭失。
《海商法》第272条：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又叫船舶优先权的位次，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优先权竞合时，如何决定其效力的优劣次序问题。我国《海商法》第23条对此作了如下安排：前述5项海事请求，依照顺序受偿，但是，第4项海事请求，如果后于第1、2、3项发生的，应当先于第1、2、3项受偿；第1、2、3、5项中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的，不分先后，同时受偿；不足受偿的，按照比例受偿。第4项中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的，后发生的先受偿。
如果由于行使船舶优先权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应当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付。 根据我国《海商法》的有关规定，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只能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船舶来实现。而且我国保护的5项海事请求权转移时，其船舶优先权也随之转移。
船舶优先权不因船舶所有权的转让而消灭，但是，船舶转让时，船舶优先权自法院应受让人申请予以公告之日起满60日不行使的船舶所有权转让而转移，这在实际上是一种对物诉讼的特征，尽管我国司法制度不承认对物诉讼，但在《海商法》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现象还是存在的。
关于船舶优先权的消灭，根据我国《海商法》，主要基于下列三点原因：1、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起满一年不行使，其间不得中止或中断。2、船舶经法院强制出售。3、船舶灭失。
需要注意的是，船舶优先权的消灭，并不等于其保护的债权也随之消灭，按照我国民法基本原理，已经丧失了优先权的债权，在时效规定期间内，仍可以同无优先权的债权一起行使其权利。

❻ 建国以来我过经济体制的发展转变的几个阶段和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历史教材（里面有挺简练的阐述）

❼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那么，如何判断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呢?这在审判实践中是一个抽象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严格、统一的判断标准，而且也很容易发生争议。现笔者就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以与同仁们进行探讨。

一、首先的判断标准是，看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该强制性规定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的，则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合同规定的：“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该规定即属于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是，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规定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内，以致审判人员对此不时发生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不包括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包括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内。前一种观点的理由是，《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明确规定了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并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后一种观点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是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规范所作出的有权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应当视为广义上的法律；《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没有明确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排除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外。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则司法解释的该条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售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该条规定即属于这种情形。

二、其次的判断标准是，看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即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有观点认为，只有违反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才能认定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则不能认定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应当区别对待。笔者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区别对待，应当将上述四个方面的利益放置于同一位次加以考虑。因为，我国《宪法》、《物权法》已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放置于同一位次加以规定，并予以平等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

三、再次的判断标准是，看违反该强制性规定是否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如果违反该强制性规定，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即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国的每部法律，均在总则中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即立法目的。在民法领域中，《合同法》属于特别法；在商法领域中，《合同法》属于一般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立法宗旨”所指的相关法律系涉案合同所涉及的特别法，并不包括一般法和其他法律。如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有关保险方面的合同，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为我国《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如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有关公司方面的合同，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为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是衡量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一个兜底性判断标准。在具体操作时，如果适用前两个标准均不好衡量的时候，则可采用该标准加以综合判断。例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调整的，并经民主议定等特别程序进行调整外，发包方在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如果发包方违反该规定调整承包地的，则违反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规定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这一立法宗旨，故可以认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在判断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不能仅以法律的表述“禁止”、“不得”、“应当”、“必须”等加以衡量，还应当从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该强制性规定是否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❽ 银行本票（支票）最大金额（限额，最大上限）是多少几千万/几亿还是无限额

银行本票（支票）是无限额的。

票据法规没有规定票据有最大限额，你想要签发多少金额的银行本票（支票）都可以。

但是我国的票据是有规定格式票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票据格式，拿支票来说，最大金额位次到亿元，所以支票最大的金额可以到999999999.99元，即差1分为10亿元。

拓展资料：

第一条为了加强票据管理，维护金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票据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是票据的管理部门。
票据管理应当遵守票据法和本办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得损害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票据当事人应当依法从事票据活动，行使票据权利，履行票据义务。

第五条票据当事人应当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的票据。

第三十五条票据的格式、联次、颜色、规格及防伪技术要求和印制，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在确定票据格式时，可以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和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实际需要，在票据格式中增加少数民族文字或者外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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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社会救助制度与依法治国不矛盾，社会救助制度是一种行政政策，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二者统一于社会法制建设和民生、人权保障。从位次上说，法律高于政策，因此，应当建立起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❿ 世界500强，中国有哪些上榜

世界500强，中国上榜企业有如下几个：

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文简称“中国石油”或“中石油”。是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是以油气业务、工程技术服务、石油工程建设、石油装备制造、金融服务、新能源开发等为主营业务的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是中国主要的油气生产商和供应商之一。

5，东风汽车集团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英文名为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是由国家单独出资、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履行出资人义务的机构，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的授权，代表国务院对公司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