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角度分析吴良述被打

『壹』 行政法案例分析

1.案例一公安机关行使的是侦查权而非行政权，所以公安机关的行为属于广义的司法行为。对此行为的合法性公民不能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扣押货物的行为，当事人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国家赔偿请求。
2.行政诉讼法解释规定原告应当对起诉行政机关的不作为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所以法院的判决并无错误。

『贰』 最高人民法院发的意见都算是法律吗针对广西南宁青秀区法院因怀疑吴良述

不是。除司法解释以外，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有一些审判指导性文件出台，一般称为司法性文件。司法性文件从性质上来说，不是司法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不能直接引用与法律、行政法规等并列作为裁判依据。

法条链接：最高法《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七）民事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问题。

第五，司法性文件的引用问题。

除司法解释以外，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有一些审判指导性文件出台，一般称为司法性文件。司法性文件从性质上来说，不是司法解释，但有的对审判工作又具有指导作用，是否可以援引，并没有明确的说法。特别是1997年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形式不明确时，一般都统称为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司法性文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不能直接引用与法律、行政法规等并列作为裁判依据，但可以在说理部分引用作为说理依据。至于1997年以前的司法性文件，一般作为司法解释对待，可以引用。

『叁』 <秋菊打官司>与行政法有什么关联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核心的意思就是一个农村妇女向村长要一个说法的故事。影片里偷偷拍摄的农村生活场景，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影片同时把秋菊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一种坚强、朴实的人物鲜活的呈现出来。而巩俐也因为演出秋菊一角获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影片也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这种真实因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受到影响和质疑。作为一部影片，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生活角度，《秋菊打官司》简单直接的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
人们通常所说的打官司是指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为了解决某一案件所进行的全部活动也就是所谓打官司的全部内容。其中，起诉、审判和执行是进行诉讼即打官司的三个最基本的阶段。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职责范围以及案件性质，我们又可以把诉讼划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种。行政诉讼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法律授权的组织因其职权行为而引发行政争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解决这种争议诉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该职权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其是否正当、合法作出判定，以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人们俗称为“民告官”，也叫打行政官司。

“官司”一词是民间从古到今的通俗说法。“官”和“司”旧时本意都指“官方”、“官府”、“官吏”、“掌管”等意思，因而，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到官府或官员那里去请求裁决是非，官府或官员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断的整个活动，民间就称之为“官司”。而对于发生利害冲突的双方来说，他们到官府或长官那里去告状，请求裁决是非，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的活动，或者因为被人告到官府或者长官那里同对方争论辩白，以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的活动，则被称为打官司。“官司” 和“打官司”这种说法至今在民间仍很普遍，有些地方甚至还把受剥夺自由的刑罚处罚说成是“吃官司”。“官司”或“打官司”用法律术语和语言来表示就叫诉讼。当然这只是指打到司法机关去的那一部分官司，打到其他机关或某个领导那里去的官司就不能称之为诉讼。今日所称打官司或诉讼，在我国是指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下同）、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其他有关的人依照法律为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或解决权利义务纠纷、明确权利义务关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诉讼的构成有这样一些要素： 一是要有法院参加。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法院以外的机关、组织或个人裁决争议，都不是诉讼，不具有诉讼的效力。通常情况下，没有法院的参加就不构成诉讼。有些刑事案件虽然并不到法院，到检察院那里诉讼就结束了， 这种情形，并不是完整的诉讼过程，而是具备某种条件时诉讼的提前结束。二是要有控告方和被告方的同时参加。仅有告状指控的一方，没有被指控的对象，或者只有被控的一方，没有指控的一方，法院不可能立案审理，因而也不构成诉讼。 三是要有通过起诉讼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在法律上称之为诉讼请求，即原告起诉时提出的请求。比如，检察机关起诉时必须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定罪判 刑的请求，民事案件中原告也会提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等方面的请求。没有诉讼请求，诉讼无法构成，也毫无实际意义。

『肆』 有关行政法的案例，有没有人可以分析一下。

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不予受理，因为被告不适格，法院无权自行变更被告，记住，司法权是被动的原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六、审理与判决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的；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

(三)起诉人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法律规定必须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未由法定或者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由诉讼代理人代为起诉，其代理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诉讼必经程序而未申请复议的；

(八)起诉人重复起诉的；

(九)已撤回起诉，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十)诉讼标的为生效判决的效力所羁束的；

(十一)起诉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受理。

这个解释在最后作了宽限规定，似乎我的答案也不是很完全，但是只有受理后才发现不符合条件的才会驳回起诉。

您的意思是法院在受理时所作的只是形式审查，但是形式审查不可以阻却适格审查，也就是说，形式审查之中是要求是格审查的；另外行政诉讼涉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限规制，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两类诉讼之处，这就要求在司法审查行政时，要慎之又慎，否则会出现司法权侵害行政权。
还有如果真得如您所说的“貌似被告”存在，那么就会对我国的司法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欢迎继续讨论。

『伍』 借用资质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1、从行政法角度分析挂靠的属性及后果。挂靠经营正是对行政审查的规避和违反，挂靠者在不具备资质的的情形下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从事市场活动，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因此，挂靠经营在行政法上属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对挂靠单位和被挂靠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2、挂靠在民法上的属性及责任承担分析。挂靠是挂靠者以被挂靠者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
既然是以被挂靠者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并征得被挂靠者同意，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被挂靠者承担。
3、挂靠之刑法属性及后果分析。如果挂靠单位没有取得相关资质而从事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也可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80条规定：被许可人出租、出借、转让、倒卖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陆』 从行政法角度谈谈明星吸毒

明星吸食毒品和不是明星的人门吸食毒品有什不同，不同的就是明星有钱跟不是明星又没什么钱的人比只定明星玩的好，不管明星也好不是明星也罢反正吸食毒品都是违法犯错如果不管明星不是明星头次吸食毒品会被治安处罚的5天指15天行政拘留，并处500元指3000元罚款。

『柒』 社区防疫人员对小区无居住房屋进行破门检查 是否合法

作者：王敏，清华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来源：行政法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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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我与清华大学何海波教授讨论《行政诉讼30年》一书相关事宜时，认识了他的学生王敏博士。在聊天中，我曾对何教授和王敏同学谈过，现在法学教育与实务脱节较为严重，法学界应当多注意社会关注的问题，可通过个案分析，将其上升为法学理论，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法学的进步。最近，王敏同学就有关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写了一篇《“依法”是防疫的底线》文章，就防疫期间出现的大理征用口罩案、洪湖市“卖1元被罚4万”口罩案、“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将被破门执法”案，从行政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中明确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特此推荐给广大读者，从而推动对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问题的研究，促进和完善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建设。
蔡小雪
2020年2月27日
“依法”是防疫的底线——防疫期间行政权力的边界
王敏
（清华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方向博士生）
自新春伊始，抗击新冠疫情就成为所有中国人生活的核心。为遏制疫情传播，上至一级政府、下至社区组织，纷纷动员力量开展防控工作。疫情传播形势严峻，各类严防死守的“硬核”措施轮番登场，但越来越多的防控措施受到“过火”的质疑，引发舆论热议。所谓的“硬核”和“过火”如何区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管控权力的边界应当划在何处？决定边界所在的应当是法律。“依法抗疫”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教条，而是抗疫工作紧密有效开展的前提和保障。
一、征收征用的权力边界：以大理征用过境口罩为例
2020年2月2日，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出具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在网络热转。重庆市政府委托企业订购的9件口罩，由顺丰自云南瑞丽发往重庆，被大理“应急征用”。
这条新闻引发舆论哗然，网民将大理此举称为“截胡”，折射出一般公众对这一做法的不满。
而本文要问的是，在法律上，大理是否有权征用这批口罩？
有学者撰文挑战这份《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中“征用”的适法性，因为“征用”指的是对使用权的剥夺，有借还需有还；“征收”是对所有权的剥夺，无须归还，但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口罩是一次性使用的防疫物资，事实上没有归还原物的可能，此征用效果上构成“征收”，对这一点已无争议。
但名为“征用”实为“征收”是需要修法才能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传染病防治法》还是《突发事件应对法》都仅对“征用”作出了规定，而未提及“征收”。因此，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都以“征用”为名，尽管许多生活必需或防疫物资，都只能“征收”。由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过于苛求大理市卫生健康局以“征用”为名征收口罩。
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使允许效果上构成征收，大理市卫生健康局是否有权征用这批口罩？

《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根据这条规定，只有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征用。而在网络盛传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的落款，却是“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大理市卫生健康局仅有组织实施征用工作的职权，没有以自己名义作出征用决定的权力，征用决定只能以大理市政府的名义作出。在这一点上，大理市卫生健康局超越了自身职权，系违法征用。

其次，多名学者指出，只有国务院有权跨行政区域征用，地方政府仅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调用或征用，以此质疑大理征用重庆物资的合法性。但如有学者提示的，“本行政区域”确实划定了地方政府征用的地域管辖范围，但是“本行政区域内”究竟是指征用对象限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还是被征用物资必须位于本行政区域，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采用第二种理解，当口罩位于大理境内时，大理的确是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征收。而且此时，由于快递仍然物流在途，如果不是重庆政府直接委托顺丰运送，那么所有权仍然属于代为订购的商家，也不构成有学者怀疑的“公对公”不能“征用”。
但是，这能证明大理的征用合法吗？答案是不能。
因为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不仅要遵循法律条文的具体要求，也要符合法律的原则，严重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构成“滥用职权”或“明显不当”，依然违法。
“严重不合理”，是指“行政决定的不合理，以至于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机构都不会作出”。大理的征用行为也很难通过检验。疫情防控的部署本应“全国一盘棋”，任何一个省份都不能独善其身。
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调用”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更何况在大理卫生健康局实施征用时，重庆的疫情比大理要更为严峻，而大理的疫情防控无论如何都没有紧急到要截留其他地方应急所需的过境物资的地步。且若此举各地得以效仿，将沦落为“物资靠抢”的混乱局面。是否合法的判断需要精细的法律技术，同时，也不能违背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常识。这显然不应当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机构能作出的行为，是对行政职权的滥用。
二、行政处罚的权力边界：以洪湖市“卖1元被罚4万”为例
另一则备受热议的新闻与行政处罚相关。
据报道，湖北省洪湖市华康大药房购进一次性劳保口罩44000只，购进价格0.6元/只，销售价格1元/只，洪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进行查处，对药店作出罚款4万余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该处罚决定遭网友质疑，洪湖市市场监管局回应称，处罚依据为一份“红头文件”：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期间有关价格违法行为认定与处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药房违反了2条规定：一是“公共卫生一级响应期间，与疫情相关的医用商品、防护消毒商品等一律不得涨价”；二是“所售商品无参照原价，购销差价额超过15%”的，构成哄抬价格行为。
口罩成为紧缺的防疫物资后，不良商家借机“发国难财”的担忧触动着人们的神经。相应的，政府对口罩价格上涨也本着“严防死守”的态度。
据检索，多地都出台了类似上述《指导意见》的文件，只是差价标准不一，购销差价额超过15%是一个常见的认定“哄抬价格”的标准。
但这造成了上述案例中，进价0.6元的口罩，只能以不高于0.69元销售的荒唐结果，即使并非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也可以看出，商家扣除人力成本、需缴纳的税款等，难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
规范性文件做此种规定，从法律角度来看，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根据《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有两种不同的违法行为需要区分，一种是“哄抬价格”，另一种是“违反价格干预措施”。
哄抬价格，指的是商家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等手段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违反价格干预措施，指的是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违法行为，表现之一即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率销售商品。
“价格干预措施”，是应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所采取的一种保障商品供应的手段，也能起到预防哄抬价格的效果。
根据《价格法》第30条的规定，有权决定采取价格干预措施的机构仅限于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指导意见》的制定机关则是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不具有此项权限。《指导意见》和其他类似文件的此项规定超越其职权范围，故不能作为行政执法的依据。“哄抬价格”，是一种通过推动价格过快上涨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超过15%的购销差价是不是构成推动价格过快上涨首先即成疑问。
其次，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经营者在购进成本基础上大幅提高价格对外销售，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不立即改正的”，可以认定为“哄抬价格”。《意见》同时规定，“大幅度提高”，“由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考虑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结合实际具体认定”。
这是赋予市场监管部门一定的裁量空间，即针对个案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裁量的义务。执法机构必须对所规定的因素，包括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程度等加以考虑和衡量，再作出相应处理，同等情况同等处理，不同情形不同对待，否则构成违法。洪湖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进价0.6元销售价格1元的药店作出处罚，与此同时，湖北省市场监管部门协调相关企业加强民用口罩供应，却是进价1元以2元销售，这显然违背“同等情况同等处理”的法律要求，加深了执法不公的观感。裁量的确常常需要标准，以避免恣意，但标准本身不能僵化，更不能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拍脑袋”政策。所谓的“一刀切”的标准制定，本质上是一种裁量怠惰，怠于考虑相关因素，完全无视市场规律，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以“稳定价格”为名，挫伤了经营者售卖防疫物资的积极性。网络上药店经营者针对这种“一刀切”监管的抱怨随处可见，价格管控反而成为造成物资紧缺的缘由之一。
另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6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这是“正当程序”的要求。我们无法看出此案是否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权利，但是有必要重申陈述、申辩权利在此类案例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保障拟受处罚的经营者有一个“说理的机会”，更有利于执法部门了解具体情况，保证处罚适法。
三、强制措施的权力边界：以“孝感一家三口打麻将被破门执法”为例
最后讨论的这个案例也是最为极端的一个案例。近日，一则“一家三口打麻将被扇耳光”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家三口身着睡衣在房间搓麻，佩戴红袖章的防疫人员破门而入，抓起麻将牌摔至地上，遭到当事人的抵制后，引发了肢体冲突，更进一步有了人们热议的“扇耳光”、“摔麻将桌”的过激举动。
防疫手段极端到了此等地步，几乎不需要法律专业知识来判断是否合法，我们需要对这种案例进行法律分析似乎才是一种荒谬。将这一事例拿出来做法律角度的探讨，只是为了再次重申本文立场，无论疫情防控形势何等严峻，防控措施需要何等严格，“依法”都应当是不能退让的底线。
首先，非法侵宅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只有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才有可能未经公民同意进入住宅，基层防疫人员显无权力破门而入。当然，考虑到一些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存在家门常开、乡里邻居自由出入的民俗，在这一案例中是否将“破门而入”视为违法行为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是公安机关，也不能随意进入私人住宅执法，基层防疫人员更不可能具有此项权力。
其次，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居民、村民参与社区、农村的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活动”。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社区防疫人员，其主要工作内容，是监测、宣传、教育和上报。并没有权力“下场执法”。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才能实施。
本案中的防疫人员，之所以对“打麻将”的行为如此“深恶痛绝”，源于当地县防控指挥部的一纸禁令，即“严禁聚众打牌”，并号召乡镇、部门、村庄成立“纠察队”，发现并及时制止违反禁令的行为，不听劝阻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汇报。可见，即使根据县里的文件，防疫人员也只有劝阻、汇报的权限，更不必提在本案中，一家三口打麻将根本称不上“聚众”。推而广之，在其他新闻中，捆绑不戴口罩的村民、强制隔离未戴口罩在小区慢跑的居民，均是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基层防疫人员，一概只有劝阻、教育，情形严重时向上汇报的权力，绝不应该、事实上也从未被赋予“滥用私刑”的权限。
在孝昌县政府的门户网站上，能看到对“麻将禁令”的严厉立场，并强调“一些地方基层组织执行不力”，“少数地方还不够严、不够到位”，“对这类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贯彻执行的压力级级下沉，执法力度层层加码，一味强调禁令的严格，却从未明确基层组织权力的边界，可能是造成过度执法的事件一再上演的重要原因。直接面对群众的社区、乡镇的防疫人员，只有宣传、劝阻、汇报的职责，也不应被赋予超出职责的义务。“防疫”的大旗不能成为侮辱、伤害他人的借口。对于“私刑”式执法，情节严重以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也同样应当严惩不贷。
疫情防控，必须守住“依法”的底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紧急态势下，行政机关面临着罕见的挑战，此时行政治理的目标，不仅仅是防止疫情蔓延扩散，还包括保障社会秩序安全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复工复产有序开展等，顾此失彼终将导致巨大的损耗，而“法治”恰恰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

『捌』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

【参考答案】
答：该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不合法且不合理。理由如下：
一、从合法性看，该市的新举措不合法 ，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法律优越，即禁止行政机关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二是法律保留，即行政机关活动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和基础。
（1）从法律优越角度看，该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导致了多处公民的私权利遭到侵犯，比如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也就是说，该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违反了现行民事法律。法典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圣经，正是由于该市没有严格依法行政，才导致了公民权利遭到了侵犯。
（2）从法律保留角度看，交通管理部门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的依据，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手段。根据我国现行法，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并且只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制定的有关交通管理条例进行交通管理，而不能另辟蹊径。没有法律依据的所谓新举错，是违背依法行政原则的。

二、从合理性看，该市的新举措不合理，违背了行政合理原则
（1）行政合理原则要求行政决定应当具有一个有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和适当，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该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造成了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谈不上科学合理，且这项举错导致了部分公民社会公德的沦丧！
（2）行政合理原则要求行政裁量决定符合并体现法律对裁量权限的授权目的，不得以形式合法背离立法的实质要求。该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似乎实现了管好交通的目的，但实际上违背了法律对于管好交通的最终目的——保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
（3）行政合理原则要求行政裁量决定建立于对相关因素的正当考虑之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行政行为作出时涉及到多种因素，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当全面考虑行为所涉及到或者影响到的因素。该市治理交通秩序新举措很明显没有考虑到这一措施可能带来社会副面影响。
（4）行政合理原则要求行政裁量决定应当符合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和最一般法律正义要求。机动车辆违章行驶、停放的证据材料应当由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定程序收集，并使用；制止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而采取的措施必须与其违法行为相关，而不能影响到与该违法行为无直接关联的名誉权（因为违章照片、录像资料在当地电视台播出）。

三、没有依法行政，就没有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行政机关都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基本途径。只有把依法行政纳入到日常具体工作中去，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不是一个原则性的口号，不能仅仅停留在宪法中，必须落实具体到依法行政实践当中去。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宏伟目标。（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玖』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能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有哪些

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两个概念的关系极为密切。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也版是行政主体中最重要的权一种。在行政主体中，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只占较小的比重，国家基本的主要的行政职权都是由行政机关行使的。以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将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的代名词。
但是，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仍然是有重要区别的。这些区别主要如下：
首先，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的总称，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它与行政相对人相对，是行政相对人的对称；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它与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相对，是监督主体的对称。而行政机关只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当事人的称谓，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法律关系对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并列。
其次，行政主体主要是一种行政法学的概念，而行政机关主要是一个具体法律概念，用以指称享有某种法律地位，具有某种权利(权力)、义务(职责)的法律组织。
此外，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具有包容关系，前者包容后者。尽管行政机关在行政主体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但毕竟行政机关不是行政主体的全部，行政主体除了行政机关以外，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拾』 用行政法的原则分析案件！大家帮忙哈！

本案涉及何种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合理行政原则

该原则内容的内涵是什么 ？
合理行政原则，即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行政原则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客观、
适度、合乎情理。这三点具体要求反映着合理行政原则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