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11条

A. 《民法》中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有哪些

一、中国民事程序法中关于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规定

1、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1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第2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89条：“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15条：“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第15条：“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3、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诉讼和解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第4条：“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4、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失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5、仲裁和解协议的效力

《仲裁法》第49条：“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第50条：“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回仲裁申请后反悔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6、仲裁调解协议的效力

《仲裁法》第51条：“五十一条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52条：“……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由上可见，按照民事诉讼和仲裁法典本身的规定，不论是调解协议还是和解协议，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不仅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也没有合同法上的合同约束力。即使是在当事人完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当事人在没有收到法院的调解书，或仲裁庭的裁决书、调解书之前，都可以反悔。但是，如果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或裁决书，而当事人也收到了调解书或裁决书的，当事人就不得再反悔，即调解书或裁决书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但是，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作了重大修改。按照民事诉讼法典，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任意反悔，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2〕29号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具有合同的效力。按照民事诉讼法典，当事人在收到法院的调解书之前，不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即可以任意反悔，但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5号的规定，在简易程序中，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2号解释中，却仍然维持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这反应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上的认识前后也不尽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任意修改现行法律的规定，毫无疑问涉及违宪问题。但是，本文无意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违宪问题。本文只想从应然的角度厘清我国民事程序法中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以期在修改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时，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正确的规定。

二、关于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几种重要观点

近年来，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修改，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理解，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为我们研究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对这些意见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形成关于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正确认识。通过对现有材料的检索和梳理，笔者认为，关于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目前主要有两种重要观点，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1、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对当事人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本质上都具有合同的属性，所以，对纠纷当事人应该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不能任意反悔。理由是：

和解，是纠纷当事人双方以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和平的解决纠纷，是纠纷主体自行解决纠纷。所以因和解和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协议，其性质实质上是契约，所以对纠纷主体双方具有契约上的约束力。 [1] 这种观点在比较法上有充分的依据。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一般把和解作为一种有名合同明确加以规定。 [2] 而在英美法中，和解协议也相当于当事人之间订立了一份新合同，一方若不履行，另一方可根据新合同起诉。可见，和解协议作为一种合同对纠纷当事人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

调解，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包括习惯、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讲道理，促成纠纷主体之间相互妥协和谅解而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显然，调解与和解有一定的区别，在调解中存在调解人。但是，调解人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调解协议的合同属性。因为在各种调解中，对于是否运用调解、调解协议的内容等，均取决于纠纷主体之间的合意。而调解人（不论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是法院）均是以中立的第三者身份，通过说服、沟通等方式，促成纠纷主体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其无权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因此，在各种调解程序中，尽管存在调解人，但是调解协议本身仍然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对纠纷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在明确了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合同属性后，学者进一步指出，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本身并不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能直接以调解协议 [3]、和解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一旦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和审判行为、或仲裁机构的仲裁行为相结合的话，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内容即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例如，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或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该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后，就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若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制作裁决书，该裁决书也就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此时，具有法律上强制执行力的是调解书或仲裁裁决书，而不是形式上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本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观点。

2、诉讼中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在签收调解书之前，有反悔权。

持该观点的学者主张维持民事诉讼法89条和91条的规定，即使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但是，当事人在签收调解书之前仍享有反悔权。其主要理由是：

反悔权实际上是对并非真正自愿的调解协议的一项救济权。调解协议中的合意只要真正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当事人的反悔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例外，在实践中不可能成为普遍的现象。而调解如果是法官的威压调解、袒护一方的调解，当事人的反悔就具有合理性。

而就目前中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强制调解、诱导调解绝非个别现象，相反，可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不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情况，则更是比比皆是。我国调解过程中，存在的以上种种不规范现象有着深刻的观念上和制度上的根源。首先，由于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长期浸淫，我国调解制度的运作也体现了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 [4] 调解的方式和时机基本上由法院或法官决定，基本上否定了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参与和决定的权利。其次，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机制和奖惩激励机制，可能会促进法官调解的动机和行为，而这种动机会促使法官将调解的手段使用到极致，导致对当事人的强制和诱导。再次，我国法院调解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不注重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现象，经常使得调解成为和稀泥的手段。个别权威部门出具的报告，竟然还认为，“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 [5] 这与德国诉讼和解中，强调法官的法律拘束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德国，法官与不享有审判权的调停人不同，既使在诉讼和解中也要受实体法的拘束，法官所提示的和解方案必须基于实体法的见解而作出。

鉴于强制调解、诱导调解等现象，在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为维护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继续坚持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赋予当事人反悔权。

三、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重构

（一）对上述两种观点的简单评价

1、对上述第一种观点的评价

上述第一种观点，正确地揭示了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合同属性，廓清了我国民事程序法学长期以来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性质上的模糊认识。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之下，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2〕29号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了正确的规定。同时这种观点也正确的指出了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如果要取得强制执行力必须和审判权和仲裁权相结合，而以调解书或裁决书的形式表现出来。

同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揭示了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合同属性，但是这种观点对不同法律程序中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不加区别，一概地认为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笔者以为不妥。其理论上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合同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因此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是已经成立的合同。但是，合同的成立不同于生效，合同成立后未必就同时生效。法律可以基于某些立法政策，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只有在具备某些特别要件时才生效，比如，法律就规定有些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才能生效。所以，这种观点一概地认为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的约束力，则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其没有考虑到在诉讼中调解和仲裁中调解的情况下，法律为了避免强制调解、诱导调解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完全可以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特别的规定。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中，诉讼调解和仲裁调解的当事人，在签收调解书之前享有反悔权的规定，正是体现了法律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特别考量。

2、对上述第二种观点的评价

上述第二种观点，坚决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反悔权，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强制调解、诱导调解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可以较好地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种观点仅局限于讨论诉讼中调解协议的效力，而没有涉及到和解协议和其他法律程序中调解协议的效力。笔者认为，如果把当事人的反悔权无限扩张至和解协议、其他程序中的调解协议，则又有可能违背了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合同本质，与法律设置反悔权的目的不符。

本文认为，和解协议，不论是诉讼外和解还是诉讼和解，对当事人都具有合同的约束力，当事人没有反悔权。 [6] 理由在于，和解完全是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而与第三人无涉，理论上不存在第三人（调解人）的强制和解、诱惑和解问题。而且，即使实践中发生第三人的欺诈和胁迫，当事人也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法的手段妥当地解决。因此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的约束力，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当事人不享有反悔权。所以，《仲裁法》第50条赋予当事人对仲裁和解协议的反悔权，理论上是值得商榷的。同时，必须明确的是和解协议本身并不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和解协议如果要取得强制执行力，就必须和审判权或仲裁权相结合。在英美法中，若法院以裁决把和解协议内容记录下来（合意判决），则与法院判决的效力相同；德国民事诉讼中，将和解内容在法院案卷上作为合同内容登记，则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日本则规定，法院书记官将和解记入笔录就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 [7] 我国《仲裁法》第49条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若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则和解协议的内容因被赋予仲裁裁决的性质和效力而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诉讼和解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2号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诉讼和解协议一旦以调解书的形式体现出来，自然也就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

另外，人民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不享有反悔权。而对仲裁调解协议，当事人则享有反悔权。理由在于，人民调解制度中，当事人对调解程序的启动、运作乃至最后结果的形成都享有主动权，实践中一般不会发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强制调解、诱惑调解问题，而且即使发生前述情况，当事人就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争议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而在仲裁制度中，虽然仲裁程序的启动，完全取决于纠纷的当事人。但是，仲裁程序一旦启动，仲裁程序的运作和仲裁结果的形成则取决于仲裁庭，当事人在仲裁中的地位，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类似。同时，虽然法院对仲裁也进行了一定的监督，但是，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可以提起诉讼。因此，如果仲裁庭对当事人进行强制调解和诱惑调解，当事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因此，在仲裁调解中，也应该与诉讼调解一样，赋予当事人反悔权。

（二）调解协议、和解协议效力的重构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不能简单地划一处理，而应该就不同程序中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规定不同的法律效力。现将我国民事程序法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整理如下：

1、和解协议，不论是诉讼和解还是仲裁和解，性质上是民法中的合同，因此对当事人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但是，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和解协议如果要取得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则必须和审判权或仲裁权相结合，以法院调解书或仲裁裁决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实际上只规定了诉讼外和解，而没有诉讼和解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必须注意完善。我国现行《仲裁法》规定了仲裁和解协议中当事人的反悔权，违背了和解协议的合同性质，《仲裁法》修订时应该改正这个错误。

2、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不同于一般的诉讼和解效力。《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仍应维持。

3、人民调解协议，性质是民法中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按照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2〕29号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应该采纳这一解释。

4、诉讼调解的调解协议，虽然在性质上也是民法中的合同，但是基于保护当事人免受强制调解、诱惑调解侵害的特殊考虑，调解协议只有与审判权相结合，以法院调解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才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同时也具有确定力和强制执行力。也即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有反悔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15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该条规定不足以保护当事人免受强制调解、诱惑调解的侵害，因为如果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实施了强制或诱惑行为的，法官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强制或诱惑当事人约定“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这样，就会使得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形同虚设。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5号第15条的规定不尽妥当，应该及早废除。《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应该维持现行《民事诉讼法》第89条和91条的规定。

5、仲裁调解中调解协议的效力，与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相同。《仲裁法》修订时，应该维持现行《仲裁法》第52条的规定。

B. 民事诉讼法解释里押金属于民间借贷吗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一般的朋友之间的借钱属于民间借贷。在《合同法》中，借款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被集中地归入在第12章中。其中，第1条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很明显，《合同法》对民间借贷合同是采取区别对待的，主要表现在借款主体和无息推定原则上。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还分散在《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和1999年的两个司法解释中。

C. 民诉法应诉管辖和移送管辖的矛盾

移送管辖，是指地方人民法院受理某一案件后，发现对该案无管辖权，为保证该案件的审理，依照法律相关规定，将该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移送管辖的实质是对案件进行移送，而不是对案件管辖权进行移送。它是对管辖发生错误所采用的一种纠正措施。移送管辖通常发生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但也不排除在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移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管辖权转移，是指经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同意，将某个案件的管辖权由上级人民法院转交给下级人民法院，或者由下级人民法院转交给上级人民法院。就管辖权转移的实质而言，是对级别管辖的一种变通和补充。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下级人民法院对它所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

D. 合同纠纷和解协议有效吗

《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合同纠纷诉讼和解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1、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失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2、仲裁和解协议的效力《仲裁法》第49条：“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第50条：“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回仲裁申请后反悔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因此，合同纠纷中和解协议是有效的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失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9条：“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E.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四条 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内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容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F. 民事执行程序中双方重新达成了相互有权利义务的和解协议，一方不履行怎么办

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双方达成和解，但事后，有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那么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执行。

法条依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的执行。据此可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判决的执行。

(6)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11条扩展阅读：

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按照民事诉讼和仲裁法典本身的规定，不论是调解协议还是和解协议，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不仅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也没有合同法上的合同约束力。即使是在当事人完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当事人在没有收到法院的调解书，或仲裁庭的裁决书、调解书之前，都可以反悔。

但是，如果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或裁决书，而当事人也收到了调解书或裁决书的，当事人就不得再反悔，即调解书或裁决书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第4条：“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

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失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仲裁和解协议的效力

《仲裁法》第49条：“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第50条：“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回仲裁申请后反悔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G.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021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021详情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第六条 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二十一条 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第三十七条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H.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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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恢复执行 法律依据 高手帮忙，重谢！

执行和解协议应作为恢复执行的依据

执行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新确定的给付标的，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达成合意，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项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本条规定及其司法解释都排除了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而把原生效法律文书作为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对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依据。
这样规定，存在许多矛盾：
（1）允许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对执行和解协议不予强制执行。这不仅给有意逃避执行的债务人提供了合法条件，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相悖，而且允许当事人自主处分民事权利义务后又可以不算数，如同儿戏，失去了立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执行程序是否中止，这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十多项关于执行中止的规定中均未规定，程序如何处理；执行和解协议是以自愿、合法为成立的前提，自愿、合法与否，人民法院要不要审查确认，如何审查确认，法均无规定。
（3）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履行，法律规定有明确的制裁办法，客观上为逃避执行开了方便之门。
（4）对执行和解协议中提供的担保责任如何确认，法律没有规定。《人民司法》在答复樊国斌关于债务人不履行可否裁定由和解协议中签名的担保人代为履行时写道，“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担保是执行担保。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不同于执行担保，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原执行和解协议无效，那么作为执行和解协议中为担保的从合同也当然无效，《人民司法》上述答复显然与《合同法》的规定相矛盾。
（5）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由案外人履行而不履行如何处理，没有规定。《人民司法》在答复李颂东时写道，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也是民事合同的一种，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约定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以合同约定的义务一方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见《人民司法》2004年11期第78页）这个答复，使执行程序又回到了诉讼程序，不仅与立法相矛盾，而且也与执行和解的价值取向相悖。
（6）执行和解的风险责任由谁承担，法无规定。现行法规定，执行的风险责任由当事人承担，但债务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可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不仅给债务人逃避债务有可乘之机，而且明显把执行的风险责任转嫁给了法院，增加了法院的执行难度，人为地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责难。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应当修改，将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恢复执行的依据。
除了上述与立法实务相矛盾的理由外，笔者认为在法理上还有如下理由：
（一）法律既然允许当事人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变更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执行和解制度是建立在民事权利自治基础上的，这种民事权利只能适用于那些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新确定的实体权利具有完全支配权和独立处分权的案件，而不适用于行政案件和国有主体为被告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自主处分民事权利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就应当确认其效力。执行和解制度是一项法律制度，就应当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现行法律规定，一方面允许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允许民事权利自治；而另一方面，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权利人得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即执行和解协议不能作为恢复执行的依据。这样规定岂不自相矛盾，不仅为逃避债务提供了合法条件和机会，也违背民事权利自治原则，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执行和解协议是一种民事合同，应当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一种在执行程序中订立的特殊民事合同。因此，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及违约责任等，都应当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但是现行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只有在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满后不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才能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亦即执行和解协议可以执行，也可以反悔不执行；恢复执行以原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亦即执行和解协议终止，不算数，明显不符合《合同法》第91条关于合同终止的规定。 不仅在立法上自行矛盾，使人们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质疑，而且也是人为地破坏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使逃避债务者有隙可乘。
（三）以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恢复执行的依据，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一切立法的直接目的。在一般情况下，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都放弃了某项权利和利益，让与被执行人一定的利益，被执行人已经占了便宜，应当如约履行。但是，从密山市法院近两年的执行结果看，执行和解协议的执结率只占20.6%，这与立法上的规定给了有意逃避债务者以合法的隐匿、转移财产的机会和时间有较大关系；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申请恢复执行只能以原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其结果往往是执行不能，给法院的执行工作人为地增加了难度，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责难。立法的直接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债权人让利的情况下，对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债务人又不能强制执行，只以原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恢复执行地依据，这不仅使债权人地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而且给逃债者留足了隐匿、转移财产得时间，往往造成执行不能，现行规定显然对债务人有利。如果以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恢复执行得依据，赋予强制执行力，不仅可以通过财产保全等措施使债务人失去逃避机会，而且诸如执行中止、和解担保、风险责任、债权保护、不履行得制裁及立法上的矛盾等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当然，以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恢复执行的依据，在程序立法上至少应明确三项：其一，赋予法院执行机构对执行和解协议有审查权。笔者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应具备以下条件：（1）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具备《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3）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和善良的风序良俗。其二，赋予人民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确认权。经审查，符合执行和解协议条件的，应以裁定方式确认其效力。对不符合条件的，可以释明补正。其三，经法院审查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的同时，应裁定终止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