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政法读后感
1. 给我提供一片行政法读后感
读《中国行政法的创制与面临的问题》后有感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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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法的中西方比较
本人认为，为了更好地比较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应该首先了解各自的发展历史，这是前提所在，然后再分别对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在中国产生于民国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条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诉讼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编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质，行政审判权不属于普通法院，而属于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行政诉讼法》，1945年4月16日又颁布了《行政法院组织法》，这两个法律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分立，专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它规定行政诉讼有三个步骤，当事人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愿和再诉愿，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二、新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行政法的初创阶段（1949－1956年）。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初创阶段，没有制定系统的行政法体系，甚至对行政法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与破坏阶段（1957－1977年）。这一时期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坏殆尽。
3、行政法的恢复阶段（1978－1988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82宪法开始，行政法进入了恢复阶段。许多领域的行政法律规范相继制定，初步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这一规定标志着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的。
4、行政法的发展阶段（1989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具有重大意义，确立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给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切实的保障，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朝着“法治国”的目标艰难而稳步地前进着。
三、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现在人们使用行政法这一概念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产生较早，体系完善、理论发达。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有两个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两种法律规则，即公法和私法。法国行政法和德国行政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各国的历史不同，在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上也存在差异。
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其特点主要是各国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在审理各种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时，适用同一体系的法律规则。
1、英国行政法
在英国没有明确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所以早期的英国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作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产物。
2、美国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受英国行政法的影响产生较晚，美国行政法的产生是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相联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行政法的开始。从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行政法迅速发展，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国行政法上划时代的法律，该法以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历史发展比较
外国行政法主要分为两大法系行政法，即为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1、中国行政法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
虽然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中国行政法相对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特别是法国、德国的而言，起步较晚。从产生开始，中国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德国行政法的影响。
2、中国行政法与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中国行政法研究则起步较早，重视程度也较高。中国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产生于民国初期，而英美法系国家直到19世纪后半叶，其
学者们才开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并逐步建立了理论体系。在英国，作为一门科学，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行政法的发展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
从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外行政法日趋融合。两大法系互采之长，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围向广义演进，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实体法，既包括内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过去上诉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审理，现在，上诉法院专设了行政庭，审理行政案件。大陆法系行政法已经突破公法的范围，在一些行政领域适用私法，在法德等国，行政私法已成为流行词，公私法的界限日渐模糊。
参考文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编行政法学》，谭宗泽，重庆出版社，2001年。
参考资料：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6-10-23/1507300.shtml
3. 比较行政法的作者简介
王名扬，当代著名行政法学专家，中田政法大学教授。1916年生于湖南衡阳县，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1946年考取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1953年以出色的表现获得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1958年回国参加祖国建设，被分配进北京政法学院。1963年，王名扬被调到北京外贸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法语。1983年重新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等。
4. 比较行政法的介绍
行政法学中有关基础问题的研究，不论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都是相对薄弱的内。这其中的原因有诸多容方面：一是行政法学作为应用学科导致了学者们对行政法运作过程中具体问题研究的重视，而疏于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二是由于行政法学在法律学科体系中的学科定位比较模糊，学者们难以建构起这个学科的深层次的理论体系。正是基于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笔者著述了《比较行政法学》一书。
5. 古德诺的个人经历
1883～1914 年 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律
1914～1929 年 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并于1903年成为该学会第一任主席 。
1900 年 参加起草了《纽约市宪章》。
1911～1912 年 任美国 W.H. 塔夫脱总统的节约与效率委员会委员 。
1913 年曾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于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为袁世凯的复辟制造舆论。
著作：有《比较行政法 》、《政治与行政》、《美国的市政府》、《美国行政法原则》等。其中，《比较行政法》是其成名作，该书被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使古德诺称誉于全世界。1900年的《政治与行政》是古德诺的另一部代表作。本书被称为美国行政学的第一本专著，与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1887）一文并成为美国行政学的开山之作。
6. 浅谈如何才能学好行政法
行政法是国家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法是以法理为基础，以宪法为根本指针，与民法、刑法、经济法各部门法相比较，与行政诉讼法相联系的一个部门法。笔者认为，学习行政法，不能用孤立的方法，片面认识它的本质、核心、原则、地位和作用等诸多方面，而应该用联系的方法，与有关法学理论和法律相比较、相联系，这样就能突出行政法的特点，同时融汇贯通，学习和巩固相关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与法理相联系。法理即法的一般理论，特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包括法的产生、本质、特征、发展、作用、形式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学习行政法的概念、渊源、地位、性质，应当回顾法理学的有关内容，行政法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被管理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之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而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行政法是法的一个分支。行政法的渊源和法的渊源基本是一致的，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在学习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时，结合法理中法律体系的内容，明确行政法是四大部门法之一。我国行政法属于社会主义法的类型。为了更好地认识依法行政的、内涵，可重新认识法理中关于社会主义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才能深刻领会依法行政和法的基本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和宪法相联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主要规定国家的本质和形式，国家机构的组织，职权和基本制度，以及国家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相对手其它部门法与宪法的关系而言，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尤为密切。行政法的许多规定在宪法中找到更高一层次的依据。在学习行政法律关系时，我们知道，作为法律关系一方的行政机关享有行政职权，并具有行政强制力，对依法成立的行政决定，被管理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有遵守的义务。而这些权利义务的规定恰恰来源于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利，并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力。此外，宪法中规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在行政法中作了具体的阐述，宪法中有关教育、计生、环保、劳动等问题的规定是行政单行法是:教育法、环保法、劳动法产生的依据。 第三，和其它部门法相比较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是我国四大法律部门，它们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基本原则不同，规定的内容也不同，学习行政法，如果能和其它三个部门法相比较，则能突出行政法的特点，有助于领会行政法的实质。 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民事活动中，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民法中除规定作为民事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外，还规定大量的民事行为规则，如代理规则、合同成立的规则。违反民法的规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刑法调整的是触犯刑法产生的刑事法律关系，公民和单位可成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刑法采取的是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的原则。具体分为十章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等。触犯刑法要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包括管制、拘役、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权限和责任关系。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包括享有经济决策和调控权力的行政机关和企业单位以及进行生产经营的经济组织。经济法遵循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公平效益等原则。经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组织法、市场调控法、宏观调控法，市场分配法，确立了如证券、保险、奖励等多项行为规则，违反经济法要承担赔偿损失等经济责任。行政法在主体、调整对象、原则、内容和责任方面不同于以上三个部门法，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它调整的是不平等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另一方则是被管理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行政机关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角，法律赋予它权力，规定它的行为规则，行政机关享有超越于被管理人的权力，可以单方做出影响对方权利义务的决定(而不象在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亭人地位平等)，行政机关不经对方同意可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而在民亭活动中双方行为要经双方同意，如买卖行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是无条件的，行政法采取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即要求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既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行政法规定了多种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执法行为。后者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等。实施行政行为要求主体合法，有法律依据，内容和程序合法。行政行为违法，承担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分，撤销违法行为、返还、承认错误，消除影响等。 第四、与行政诉讼法相联系行政诉讼法是规定人民法院、诉讼参加人、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及在诉讼活动中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行政法是实体法，行政诉讼法是程序法。学习行政法时，应密切注意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法中对行政行为有两种重要分类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联系行政诉讼法中的受案范围，应明确、具体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是可起诉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行为是不可起诉的。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行为的规则，如行为应有法定依据，应有充分证据，依据法定程序等，行政诉讼法则规定，无法定依据、证据不充分、违法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将被撤销。行政法中要求行政先取证，后裁决，相应的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对其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学习行政法时，还应注意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处于管理者的地位，拥有行政权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承担服从的义务。在行政诉讼中，被管理人具有原告资格，行政机关只能作被告。 总之，学习行政法还可以与行政管理、行政赔偿等有关知识相联系，为使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学生更好地学好行政法。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共同探索学习行政法的决窍，一定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作者：王霄艳
7. 韩大元的主要科研情况
1．独著
《亚洲立宪主义研究》（1996年，再版三次，2008年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2004年，编著，2008年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宪法学基础理论》（2008年，“十一五”图书出版规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感悟宪法精神：讲演自选集》（2008年），法律出版社
《韩国国会》（2001年），华夏出版社
《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2000年），法律出版社
2．主编
《中国宪法年刊》（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先后与张庆福、许崇德合作主编），法律出版社
《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一至四辑，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法律出版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报告》（2010年，与朱景文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2004-2009》（2010年，与林来梵、郑磊合作主编），法律出版社
《公法的制度变迁》（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宪法发展60年》（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60年法学论争实录·宪法卷》（200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徐秀义教授纪念文集》（2009年，与齐小力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比较宪法——宪法文本与宪法解释》（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检察制度宪法基础研究》（2007年），中国检察出版社
《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2007年，与黄京平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2006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宪法发展研究报告（1982－2002）》（2004年，与胡锦光合作主编），法律出版社
《外国宪法》（2001年，2009年第三版，教育部推荐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比较宪法学》（2003年，2008年第二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宪法学》（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外国宪法判例》（2005年，与莫纪宏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宪法学参考书》（2003年，与胡锦光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宪法学》（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比较行政法》（2001年，与张正钊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2001年，与徐秀义合作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宪法学》（1999年，司法部统编教材），法律出版社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3．合著
《宪法学专题研究》（2004年，三人合著，2009年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法概论》（2009年，九人合著），韩国博英社
《中国宪法》（2004年，二人合著，2008年第二版，教育部精品教材），法律出版社
《宪法学原理》（1997年，二人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当代人权保障制度》（1998年，二人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际》（1999年，二人合著），日本成文堂
《宪法学》（2000年，三人合著），法律出版社
8. 比较行政法和行政法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比较行政法一般是属于人文学科而不是法律学科啊
法律分：国内部门法（民、刑、行政……）国外法（如德国民法、美国宪法……）国内诉专讼法（程序法）属、国际法、法律史（制度史和思想史）、立法学、比较法学、法边缘学科（法社会学、法心理学）八大类。
行政法是国内部门法范畴的，主要是围绕我国《行政法》展开的。而比较行政法则是属于比较法范畴的，主要是用我国先行行政法和大陆法系甚至英美法系其他先进国家的行政法制度作比较研究的。
比较行政法中也涉猎了部分国内行政法的内容，你选选是没有坏处的，而且就我个人感觉，比较法中的横向比较可以让你更深地理解本国行政法。你何不趁学比较法的同时自修行政法呢？
又及：我国的行政法面临换代，没有必要专门修他，因为你学到的东西也是过时的。
9. 求篇行政管理学读书笔记，最好是关于拆迁的话题的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实务探讨
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以下简称拆迁裁决）是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纠纷，由特定行政机关依法处理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它是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拆迁裁决的属性
拆迁裁决法律关系具有复合性。其中，既包含行政法律关系，又包含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机关和拆迁当事人之间是地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拆迁当事人之间是地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三者互相之间形似一个三角形。这种法律关系上的复合性，贯穿于裁决过程的始终，决定了裁决机关公正而且中立的角色特征。
本质上，拆迁裁决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分类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根据争议标的不同，可以分为权属纠纷裁决、侵权纠纷裁决、损害赔偿纠纷裁决。（1） 拆迁裁决的争议标的是房屋拆迁补偿与安置，显然不同于权属纠纷、侵权纠纷以及损害赔偿纠纷的争议标的。由此笔者认为，拆迁裁决是一种独立类型的行政裁决。
裁决作出后，具有一般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因其执行力，裁决一经作出，裁决的内容就应当得到执行和实现；因其公定力，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不应当停止裁决的执行。
二、裁决机关
通说认为，裁决机关是审批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区（直辖市的区除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属于裁决机关，但可以接受裁决机关的委托。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据此，裁决机关包括：
1、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2、直辖市的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3、市、县人民政府；
4、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
三、拆迁裁决的管辖范围和管辖原则
管辖范围此指裁决机关能够受理的拆迁纠纷案件的范围，既包括哪些拆迁纠纷案件可以通过裁决解决，又包括这些案件在裁决机关之间的内部分工。对于前者，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历来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拆迁纠纷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才可以提请裁决:
1、标的物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
2、该房屋在拆迁范围内；
3、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4、拆迁期限尚未届满。
相应地，以下拆迁纠纷不属于拆迁裁决管辖范围：
1、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纠纷；
2、没有核发拆迁许可证的拆迁纠纷；
3、拆迁期限已届满的；
4、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后又发生争议的；
5、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的。
管辖原则实行属地管辖，即由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裁决机关管辖。在此基本原则之下，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是一般原则，由县、市人民政府管辖是特殊原则。
当前，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拆迁公房时，作为被拆迁人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拆迁人已经达成了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但公房承租人与拆迁人因补偿安置问题发生纠纷，应由哪个部门管辖？大多认为应由同级人民政府管辖，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无管辖权，直接依据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6条中关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的规定。笔者认为应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理由是：
首先，结合第16条第一款，（2） 该规定中的“被拆迁人” 不仅指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是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第16条第一款共含三段，都是关于裁决的规定，内容上三段之间互相衔接。分析第一段可以得出，拆迁纠纷的当事人包括被拆迁人；分析第二段可以得出，拆迁纠纷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3）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能再充当裁决机关。可见，同级人民政府管辖的案件，应当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被拆迁房屋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名下的公房；第二，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拆迁纠纷的一方当事人。而上例中的拆迁纠纷却不能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应认为由人民政府管辖。
其次，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发生，保证裁决机关的公正地位。但本例拆迁纠纷发生在公房承租人与拆迁人之间，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是纠纷的当事人，对争议标的不享有利益，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辖，不违背立法目的。相反，“只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承租人与拆迁人之间的拆迁纠纷一律由人民政府管辖”的大多数观点是错误的，是对法律条文断章取义、片面机械理解的结论。
四、拆迁裁决的依据
拆迁裁决的依据是裁决所依据或者所适用的有关规定。有人认为，裁决只能依据拆迁管理方面的法规作出，裁决书只能引用这方面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4） 这种看法欠妥，因为：
第一，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应依据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可以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只要其他规范性文件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存在冲突，就可以适用；
第二，有些情况下，处理拆迁裁决案件必须依据拆迁管理法规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8条明文规定，拆迁文物古迹等房屋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当涉案被拆迁房屋是文物古迹等特殊类型的房屋时，如果不依据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裁决，很容易出现违法后果；
第三，通常，处理裁决案件必须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由于立法本身的局限性，拆迁管理方面的法规规定比较原则、概括。现实中，各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离开了这些规范性文件，很多细节问题，例如搬家费、通讯线路迁移费、临时停产(业)补助费等，都难以解决。
所以，拆迁裁决的依据至少应包括三类：
1、单行拆迁管理法，即专门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政府规章。行政法规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2、附属拆迁管理法，即附带规定于法律以及其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者部门规章中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例如，《文物保护法》第 13条规定，因建设工程和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履行相应的报批手续；国务院颁布的《邮政法实施细则》第18条规定，因建设需要拆迁邮政企业、分支机构或者邮政设施时，拆迁人应当将之迁至适宜的地方或者另建；对于环境卫生设施的拆迁，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拆迁人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广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第17条则进一步规定拆迁人必须事先提出拆建方案并报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先建设、后拆除，谁拆谁建；对于宗教房产的拆迁，《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 46条规定，应当征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广州市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39条也进一步规定因市政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活动场所的，应事先征询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其他建设需要拆迁宗教房地产的应事先征得市有关宗教团体和市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等等。
3、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即不属于严格意义上法律渊源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具体指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拆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对上述三类依据，裁决机关可以并且应该在裁决书中加以引用。但是，应注意在适用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时，必须慎重审查是否与单行拆迁管理法或者附属拆迁管理法相抵触。
五、相关期间及其法律效力
在执法实践中，有两个问题不时引起争议：一是拆迁期限届满后，裁决机关还能否作出裁决？二是拆迁期限届满后，能否依据拆迁裁决实施强制拆迁？不少人基于对拆迁期限届满后就不能实施拆迁活动的认识，在两个问题上都持否定态度，并得出结论：拆迁期限届满后作出的裁决是无效的；由于拆迁期限届满，不能再依据拆迁裁决强制拆除被拆迁房屋。这种观点对于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审判工作以及根据拆迁裁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工作影响甚巨。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有四种期间规定与拆迁裁决密切相关，分别是拆迁期限、裁决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不同的期间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拆迁期限是拆迁人经批准在一定拆迁范围内实施房屋拆迁活动的期间，是依法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以拆迁公告形式公布的拆迁许可事项之一。拆迁人从事拆迁活动必须遵守该时限。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可以实施动迁工作，拆除已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房屋，并可就拆迁纠纷申请裁决；拆迁期限届满后，拆迁人继续进行动迁活动的，应当承担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行政法律责任，对其提出的拆迁裁决申请，裁决机关应不予受理。
裁决期限是裁决机关受理拆迁纠纷案件并作出裁决的期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裁决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5） 裁决机关处理拆迁裁决案件必须遵守该时限规定。无正当理由超过裁决期限所作出的裁决，因程序违法而无效。
搬迁期限指拆迁当事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中自行约定或者裁决机关裁定的被拆迁人（承租人）搬出被拆迁房屋的期间。被拆迁人（承租人）必须在约（裁）定期限内搬出，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过渡期限是被拆迁人（承租人）搬迁到周转房临时居住或者使用的期间，和搬迁期限一样是通过拆迁当事人协议约定或者通过裁决机关裁定的。各方当事人都必须遵守过渡期限。拆迁人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应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法另行支付或增加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承租人）不按时腾退周转房的，应负违约责任或者承受强制执行的法律后果。
除裁决期限是法定期间外，拆迁期限、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都是指定期间，其中搬迁期限和过渡期限也可以是约定期间。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拆迁期限只是影响裁决案件管辖的一个条件，并不能限制裁决期限。裁决期限是法定的，它和拆迁期限可以并行不悖，即裁决机关只要在拆迁期限内受理了拆迁纠纷，既使拆迁期限届满，也可以依法作出拆迁裁决，并且裁决具有行政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只要被拆迁人（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搬迁，就可以实行强制拆迁。强制拆迁是属于强制执行，与拆迁期限没有必然关系，只与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有关，而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也不受拆迁期限的限制。拆迁期限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行政许可权批准的，适用于拆迁范围内的所有被拆迁房屋，搬迁期限是裁决机关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裁定的，适用于特定被拆迁房屋，两者都是指定期间，通常都由同一个行政机关指定，都合法有效。搬迁期限可以是拆迁期限内的一段时间，也可以是拆迁期限之后的一段时间。仅仅根据搬迁期限不在拆迁期限内，从而认定不能从事搬迁、拆迁活动，缺乏充分理由。拆迁期限只能限制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行为，不能限制有关行政主体依法实施强制拆迁。（6） 必须强调，强制拆迁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即被拆迁人（承租人）未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履行搬迁义务，而不论拆迁期限是否届满。因此，不能以拆迁期限届满为由拒绝受理强制拆迁申请。
六、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具体操作问题
实行产权调换补偿，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否一律补差；第二，按照什么方法进行产权调换。
第一个问题，实质上与法律适用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结算差价。但是现行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却有特别规定，例如，根据1995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拆迁城镇华侨房屋规定》，补偿房屋的建筑面积与原房屋建筑面积相同的，不结算差价。据此，许多人认为这类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特定区域，在得到修改或者明令废止前，特定区域内的该类房屋产权调换补偿仍应互补差价。但是该观点却面临着一个法理拷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有一个前提，即两法必须属于同一位阶，而上例中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根本就是上、下位阶的关系，效力有高低之分，在对拆迁补偿存在原则性冲突规定的情况下，应该选择适用的是行政法规而非地方性法规。笔者倾向于认为，裁定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应裁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互补差价。不过，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7）
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实行产权调换补偿的具体操作标准。用于产权调换的补偿房屋，拆迁人可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提供，也可以按照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提供。根据补偿房屋确定标准的不同，产权调换的具体方法有两种：等面积产权调换和等价格产权调换。以等面积产权调换方法补偿的，根据上引拆迁行政法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结算差价；以等价格产权调换方法补偿的，差价为零，无需结算。无论哪种方法，都贯彻了等价有偿原则。但是从裁决的执行角度看，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着可能导致不公平结果的缺陷：实行等面积产权调换，在被拆迁人应支付差价而无力支付或者拒绝支付的情况下，可能损害拆迁人的利益；实行等价格产权调换，在补偿房屋建筑面积比原房屋建筑面积减小而被拆迁人居住人口较多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被拆迁人的实际居住水平下降。因此，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拆迁双方的合法权益，两种产权调换方法都应该允许存在，以备选择。如果在地方立法中限定只能实行等面积产权调换或者只能实行等价格产权调换，则很难避免产生上述弊端。
所以，对于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补偿的案件，裁决机关应慎重选择适用的法律，以确定是否互补差价。至于房屋产权调换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裁定等面积产权调换或者等价格产权调换。为了弥补两种具体方法各自的缺陷，保证被拆迁人的居住水平不因房屋拆迁而下降，同时保证补差易于实现，可以遵循以下指导思想处理：首先，补偿房屋的建筑面积应不小于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其次，优先选择补差金额较小的产权调换方案，即当存在着两个以上产权调换方案且都需补差时，宜选用补差金额较小的方案。
七、抵押房屋的处理
对于设定抵押权的被拆迁房屋，按照目前有关抵押的法律法规，（8） 裁决机关在处理过程中，应把拆迁裁决立案情况告知抵押权人，并限期被拆迁人（即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以重新设定抵押、清理债权债务等方式解除被拆迁房屋上的抵押关系。被拆迁人和抵押权人解除抵押关系的，涂销房屋抵押注记，按照被拆迁房屋不存在抵押的情况作出裁决，由拆迁人向被拆迁人作出补偿；不解除抵押关系的，要求拆迁人办理抵押房屋的证据保全公证，把抵押权人列为第三人，裁决拆迁人向公证机关办理货币补偿款或者补偿房屋的公证提存手续，不能裁决拆迁人直接向被拆迁人补偿，以保障抵押权的实现，方便被拆迁人或者抵押权人以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抵押纠纷。
对于拆迁公告发布后设定抵押权的被拆迁房屋，鉴于《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已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笔者认为裁决不需把抵押权人列为第三人，但应写清楚查明的有关事实，并阐明理由，裁定拆迁人直接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当然，由于牵涉到抵押登记的效力问题，裁决机关应根据具体案情灵活处理，最好先由抵押登记管理部门以抵押人隐瞒房屋拆迁事实、违规设定抵押为由涂销抵押注记，然后裁决机关再作出裁决。
为了理顺关系，有法可依，建议在拆迁管理地方立法中明确规定“拆迁公告发布后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房屋不得设定抵押，否则不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如此，今后再遇到这类情况时，不需涂销抵押注记裁决机关便可径行作出裁决。
八、拆迁裁决的强制执行
拆迁行政裁决送达生效后，当事人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可以强制执行。根据不同的标准，裁决的强制执行可作不同划分。
1、以强制执行的主体和途径为标准，可分为人民政府的强制执行和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前者即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所进行的强制拆迁；后者的执行主体是人民法院，除强制拆迁外，还包括对其他裁决事项的强制执行。
2、以强制执行的标的和内容为标准，可分为强制拆迁和其他强制给付。其他强制给付指除强制拆迁之外的对于裁决的强制执行，主要包括强制拆迁人给付货币补偿款或者提供产权调换房屋、给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者提供周转房，强制被拆迁人腾退周转房等。
3、以申请强制执行人为标准，可分为裁决机关申请的强制执行和拆迁当事人申请的强制执行。对于申请强制执行人，单行拆迁管理法或者拆迁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拆迁人申请人民政府强制拆迁或者由裁决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虽然裁决的强制执行在主体和途径上有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之分，但并不存在行政强制执行和司法强制执行之分。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也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是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延伸和继续。（9） 按照标的和内容划分裁决的强制执行，是一种相对周密的分类法。根据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的，应由裁决机关提出；申请人民政府强制拆迁的，各地方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由拆迁人提出；其他强制给付则宜通过裁决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
【注释】
① 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53页。
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第一款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③ 该款中之所以仅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一种情形，是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0条已明文禁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为拆迁人，同时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为承租人的情况也极少见。
④目前，各地裁决机关作出的裁决实际上也是如此。
⑤地方性法规可以对裁决期限的起算点作进一步明确规定，如自立案之日起或者自拆迁人补齐案件必要资料之日起等。
⑥受理强制拆迁申请的行政主体有两类:一为市、县人民政府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一为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⑦此处对于法律适用的探讨限于2001年11月1日之后颁发拆迁许可证（不含延期许可）的情况。
⑧主要指《担保法》（1995年颁行）、《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建设部1997年发布，并于2001年8月修订）、《房屋拆迁证据保全公证细则》（司法部1993年发布）以及各地有关房屋抵押管理的法规、规章等。
⑨ 参①第144页。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行政法
10. 行政管理学发展的历程，主要是西方行政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行政管理学发展简史行政管理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行政管理的实践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材料；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发展为行政管理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行政管理学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于1865年撰写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用行政法的观点阐述行政问题。1887年美国学者T.W.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威尔逊因此被誉为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1893年美国学者F.J.古德诺出版了《比较行政法》，此书成为美国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学教科书。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与行政》一书，提出行政与政治分离的理论。此后，愈来愈多的学者把行政管理学作为单独学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国学者L.D.怀特撰写了《行政管理学导论》一书，论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讲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对行政管理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国学者W.F.威洛比发表了《行政管理学原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受到当时工商企业科学管理的影响，并从中吸收了许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F.W.泰勒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一套企业科学管理的理论。法国管理学家H.法约尔提出了组织管理功能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14条管理原则，对改进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发展行政管理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学管理时期或传统理论时期。其理论的主要缺陷表现在过分重视机械效率，忽视社会效益；把行政组织视为封闭式组织系统，忽视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对人的尊重。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传统理论受到很大冲击。1927～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梅奥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学者C.I.巴纳德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А.Н.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动机》提出双因素理论，美国学者D.麦克格雷戈提出X理论和Y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A.西蒙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美国组织学家J.G.马奇提出理性与组织融合理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渐进决策理论。他们把行为科学和决策理论用于行政研究，对行政管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行为科学时期。行为科学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从只注重行政组织结构、法令、规章制度及权责分配，到同时重视组织成员意见的沟通、个人欲望的满足、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从只重视监督制裁到重视激发人的积极性；由专断领导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这些都表现出行政管理学的飞跃。但是，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片面性，如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因素；过分注重人的理性作用，忽视了组织结构、法制的作用，忽视了环境的影响作用等。60年代，行政管理学理论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系统科学阶段。主要特点是广泛应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新成就来研究行政管理，特别是重视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管理理论认为，行政组织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各个部分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依存和制约。因此，行政管理既要重视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又要重视行政系统内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行政组织结构、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强调人的因素。还认为管理活动中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要寻求唯一最佳管理方式是困难的。所以主张随环境变迁来选择管理方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提倡生态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W.雷格斯；主张社会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T.帕森斯；研究环境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E.卡斯特；以及提出Z理论的美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等。系统管理理论已被普遍接受，成为当代研究行政管理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