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

『壹』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和独立价值

刑事诉讼秩序、公正、效益价值是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来实现的。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实现秩序、公正、效益价值，这称为刑事诉讼法的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适用本身也在实现着秩序、公正、效益价值，这称为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一部惩“恶”的法律，更是一部扬“善”、求“美”的法律。不仅是一部惩罚法，更是一部保障法，它不仅赋予公检法追究惩罚犯罪的职权，而且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藉以自保的权利。

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法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实施法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这也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保障人权，则是从价值论的高度赋予刑事诉讼法更高的价值追求，也是刑事诉讼法的终极价值目标。

刑事诉讼中，集中体现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冲突与衡平关系。限于国家权力的强大和个人权利的渺小，要求国家机关在处分公民权益时必须遵循正当、合法的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专断，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

(1)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扩展阅读：

注重程序正义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同的价值取向。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也包含着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那就是，刑事诉讼法旨在追求看得见的正义，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于工具价值之外的公正价值。

如果把刑事诉讼法比喻成一座神圣的宫殿，那么刑事诉讼法原则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石。程序法定在我国的首次提出，是谢佑平教授和当时还是他的研究生的万毅教授2000年合写的一篇题为《程序法定原则初探——评司法机关的解析权》的论文。

在两年后的专著《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中，则系统地阐述了刑事诉讼法原则的概念、特征、体系、分类、功能和发展趋势，创造性地将刑事诉讼法原则区分为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并纵横捭阖、删繁就简、深入浅出，用最简单的方法，阐述最深奥的原则。

用竞技运动的精神，来观察和理解刑事诉讼活动的原理、原则，既简单，又深刻，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重配合轻制约”“重打击轻保护”之积弊，实在需要引进或提出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对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极致追求形成强烈的冲击。

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控辩平等未能实现，强化侦查措施的法定化程度不足，司法独立缺乏制度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弱化，诉讼难以及时终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能法定化等。

十几年过去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一次修改，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有些问题正在得到改善，有些问题仍然还在那里。

『贰』 刑事诉讼法是否可以溯及既往，为什么，谢谢

你好！
“法不溯及既往”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刑事诉讼法是不溯及既往的。
因为：“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即国家不能用现在制定的法律去指导人们过去的行为，更不能由于人们过去从事了某种当时是合法但是现在看来是违法的行为而依照现在的法律处罚他们。

希望能帮助你

『叁』 刑事诉讼依据宪法制定，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法抄学的基本原理，《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其他一切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其是一般法或者母法，其他法律为特别法或者下位法，《刑事诉讼法》也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一种“特别法”或下位法，其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抵触部分无效。

『肆』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伍』 我是刑事执行专业的，请问考事业单位的专业知识考什么，急

（一）素质结构
1、基本素质
（1）思想道德素质：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较高的政治素质；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具有忠诚奉献、爱岗敬业、公正文明的职业精神；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2）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与本专业工作相适应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及文化素养；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写作能力和应变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
（3）心理素质：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我调节能力；具有与人合作的团队精神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能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具有一定公共关系协调能力。
（4）身体素质：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锻炼标准，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体能素质，熟练掌握队列指挥、擒拿格斗等警体技能。
2、职业素质
（1）具有较强的法律素养，具备从事监狱刑罚执行活动所必需的刑事法律等法律知识和掌握监狱现场管理、罪犯教育矫治、罪犯劳动改造等工作所必需的业务知识。
（2）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职业操守意识，服从命令，忠于党和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勇于献身；
（3）掌握本专业的基本技能,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4）具有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预防和应对监狱各种突发事件；
（5）具备不断学习，提高自我的能力。
（二）知识结构
1、基础知识
（1）具备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所必需的文化知识。支撑课目主要包括大学语文、大学英语、艺术鉴赏。
（2）掌握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所必需的基础理论。支撑课目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3）掌握本专业较强的职业技能，能了解本专业领域中前沿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管理与服务知识；较系统地掌握从事监狱刑罚执行活动所必需的刑事法律等法律知识；掌握监狱现场管理、罪犯教育矫治、罪犯劳动改造等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4）计算机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操作技能，支撑课目主要包括计算机应用基础。
2、专业知识
（1）专业基础知识。支撑的课目主要包括宪法、法理学、犯罪学、监狱学基础等
（2）专业核心知识。本专业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支撑课目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有：
① 刑法原理与实务：本课程主要学习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正当防卫、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裁量、执行制度等内容，并进行刑法条文分析和案例分析等刑法实务能力的训练。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刑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法律规定的内容，并具有在实践中分析和处理具体刑事法律问题的能力。
② 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本课程主要学习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管辖、回避、辩护与代理、刑事证据、强制措施以及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大普通诉讼程序及死刑复核程序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法律规定的内容，并能够应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刑事诉讼中的实际问题。
③ 罪犯心理矫治实务：本课程主要学习罪犯心理与矫治概述、罪犯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罪犯的改造动机与服刑态度、罪犯违规心理与又犯罪心理、罪犯类型心理与群体心理、特殊类型罪犯心理以及罪犯心理危机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罪犯心理与矫治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掌握罪犯心理问题的识别方法和现代心理矫治技术等基本能力。
④ 狱政管理：本课程主要学习监狱行刑组织与管理的基本知识，使学生掌握在刑罚执行中对罪犯的日常生活卫生、奖惩考核、行刑变更等进行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⑤ 罪犯教育：本课程主要学习掌握有关对罪犯开展教育矫正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该课程是对罪犯进行思想、文化、技术等教育矫正活动的一门专业应用理论课程。
⑥狱内侦查实务：本课程主要学习狱内侦查工作的任务、方针和原则，狱内侦查管理与队伍建设，狱内犯罪情报资料建设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狱内侦查的基本知识和侦查技能。
⑦ 罪犯劳动管理：本课程主要学习有关罪犯劳动组织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学习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劳动组织管理，对罪犯进行劳动矫正。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罪犯劳动管理的基本知识和侦查技能。
⑧监狱安防实务：本课程主要学习有关监狱犯罪与事故的防范及有效处置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如何预防和应对监狱犯罪及各类意外或突发事件，从而有效保障监狱内部秩序安全。
⑨违法行为矫正：本课程主要学习强制戒毒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育制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等相关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具备识别违法行为和制定相应矫正措施的能力。
（三）能力结构
1、职业方法能力
（1）职场规划能力：明确自己的职业兴趣，设定职业理想，充分掌握本专业职场动态，了解真实职业环境，包括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所要求的技能、任职资格等，在进行科学的职业分析和定位的基础上，结合所学专业及自身实际进行职业选择和人生职业方向设计，提高自己与理想职业相匹配的能力，为自己将来就业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
（2）职业生涯发展能力：具有自我认知、准确定位能力，拓宽知识范围，从专业能力、语言能力、动手能力和协调能力等方面，加强对职业生涯发展能力的培养，在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的基础上，最终达到职业生涯及个人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不断提升发展空间的能力。
（3）学习创新能力：养成学习的习惯，培养学习能力，构建以创新能力为主的、具有个性化、多样化、反思性的学习方式，学会专业思维，并具有创新精神，养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4）自我推介能力：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具有自信、自强、自尊、自立的良好人格，掌握自我推介技巧，通过求职信、自荐书、应聘书等能够得体的将自己推荐给他人，具有顺利适应社会角色和社会岗位的能力。
（5）决策能力：对专业问题和工作任务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面对问题能够快速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并全面评估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效预知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并制定相应对策，从而使学生具备灵活应变的决策能力。
2、职业社会能力
（1）人际交往能力：掌握基本的人际交往原则，具有从事监狱、劳教工作需要的与人沟通、交流能力，能够妥善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具有较强的公关应变能力。
（2）团队合作能力：具有整体意识、全局观念，具有监狱、劳教刑事执行人员必备的纪律观念和服从意识，能够与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进行合作共事，包括遇到分歧时相互协调的能力，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的能力等。
（3）劳动生产能力：养成劳动习惯，具有吃苦耐劳精神，有一定的动手和操作能力。
（4）英语应用能力：具有基本的英语阅读能力以及一定的听、说、写、译等英语应用能力。
（5）职业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具有岗位必备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具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忠于党和人民，忠于法律，忠于祖国，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心。

『陆』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规则分别有哪些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不仅对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前对控诉证据的衡量与判断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如果违反了证据可采性的判断要求，侦查取证活动和公诉人的公诉活动就无法达到最终追诉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可见，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拟从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两个层面对此问题作粗浅探究。

一、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概念

刑事诉讼证据与其他证据一样有其自身固有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证据理论的概念，相当于英美法系证据理论的"可采性"，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某一材料是否在严格的证明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且需要由事实的裁判者加以判断的事实，完全由充当证据的证据能力来决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证据能力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一是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二是证据必须经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和提取；三是证据的内容和来源必须合法。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就是对证据能力的判断，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

证据的证明力则是与证据能力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表现证据的价值，是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挥作用的力量，是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有多大的表现。证明力包含证据的可信性和狭义的证明力两个方面。可信性是撇开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证据本身是否值得相信；狭义证明力则是指证据在同待证事实的关系上，能否证明待证事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待证事实。

二、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相互关系

包含于证据本身之内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一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最终都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一个明显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诉讼中不会产生证据能力的问题；同样，依法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也必然没有证明力。证据能力从形式上解决证据资格问题，证明力则从实质上解决证据有无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的问题。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一定有证明力，如出于被告人自由意志的虚假口供；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可能具有证明力，如运用刑讯方法获得的真实口供。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既有证据能力，又有证明力。司法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应当首先审查证据有无证据能力，然后再对确认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否则，不必考虑有无证明力。

证据能力解决的是证据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让事实的审理者（法官）看见和听见。而证据的证明力则是对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的可信度和关联性进行的判断，要在评议中、形成判决的时候根据全案的证据予以确定。证据能力是英美法系证据法的核心问题，由职业法官裁定；在大陆法系及我国的参审制度之下，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审查判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没有采用证据能力这一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当论及这一问题时一般表述为"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证据效力"等。有学者主张在立法上使用证据能力这一概念，目的在于当事人双方在庭审开始前以及在庭审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具有证明能力的证据向法庭提出申请的动议，要求法庭予以排除，并说明其申请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这样可以提高庭审质量和诉讼效率。

三、 证据能力的判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相关性原则。刑事诉讼证据（表现为证据能力）

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关联性，即相关性。就是指作为证据内容的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如因果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偶然联系和必然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肯定联系和否定联系等。这些联系必须都是确定存在的，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一定事实，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一特定证据能力上否具有关联性的判断，取决于待证事实的内容和控、辩双方争议的性质以及证据能力本身的特点，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应的技术鉴定方法加以确定。在侦查过程中应紧紧围绕案情就与之相关的问题调查取证，以防止证据调查范围的无限扩大，而影响证据能力。

2、实体公正性原则。实事求是，忠于事实，还案件的本来面目，是收集证据的关键。收集证据的过程同时也是判断证据能力的过程。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能力时，应排除诸如那些可能引起不可靠以及不能经过主询问和反询问来检查其真实性的传闻证据，以防止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进入法庭。同样，法官应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否具有实体公正性进行全面衡量与审查，并且必须经过法庭调查、质证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和认定。

3、程序公正性原则。证据的收集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不采信侦查机关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提取的证据，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导致公民基本权利的被侵犯，这也是判断证据能力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四、 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主体

刑事案件的全部证据最终必须进入庭审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因此，法官是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主体。

法律应对证据能力进行详尽的规定，不应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过多的规定。否则，就会走回法定制度的老路上去。法定制度曾试图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证据的取舍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并且要求法官按照法定的规则机械地作出判断，以期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往往窒息了法官的理性，使法官很难作出符合事实的裁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应当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将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完全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由法官（事实的审理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和良心自由判断，以避免机械、僵化的判断束缚事实审理者对事实的认定。因为，证据证明力具有复杂性和具体性，审判人员理性判断就有必要性。允许审判人员本着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而不要受法定规则的限制。为了保证在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更加符合科学原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实现司法公正，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增加一些审查证据证明力的程序性规定和判断证明力的必要规则也是必要的。如法律对证据证明力的干涉仅仅限开"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孤证不能定案"等。

由于证据能力是解决一项证据是否能被法庭采纳的问题，对证据能力有争议的证据，应由控辩双方提出申请动议，经由法官进行听、审，最后决定是否具有可采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前，应根据证据可采性（证据能力）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控诉证据，以决定哪些证据在法庭上提出，哪些证据不向法庭提出，以保证起诉的质量，最终实现追诉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目的。

『柒』 简述刑法概念。特征

犯罪构成的概念：

我国刑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埂，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总和。

犯罪构成的特征：

1、犯罪构成是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犯罪构成要件，是指成立或者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任何一个犯罪构成都包括许多要件，有的属于犯罪客观方面，有的属于犯罪主观方面，它们有机统一形成某种罪的犯罪构成。

2、犯罪构成是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

犯罪构成要件是指从同类案件形形色色的事实中经过抽象、概括出来的带有共性的，对于犯罪性质和危害性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任何一种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特征来说明，但并非每一个事实特征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必须将构成要件的事实同其他事实相区别。

3.犯罪构成具有法定性。

行为成立犯罪所需的构成要件，必须由刑法规范加以规定或者包含。只有经过法律选择的案件事实特征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在立法者看来，某一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是构成要件缺一不可。犯罪构成要件的法定性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具备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才具有刑事违法性。需要指出的是，刑法典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分别由总则和分则共同实现。因此，认定具体犯罪时，应以刑法典总则规定为指导，根据刑法典分则对案件事实逐一认定，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

『捌』 刑法总论由哪三部分组成

刑法总论。由哪三部分组成？让你偷。打仗损害东西，这是只要你犯这三部错误。就可了

『玖』 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特征以及诉讼模式的理论有哪些

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模式的特征是：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原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职权主义的一些合理规定，如在侦查、起诉阶段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单方面采取侦查、起诉行为；在审判阶段由法官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在庭审中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等。同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有益经验，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在起诉阶段便可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特别是在审判阶段，将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从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为主，从而客观审案；庭审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书证首先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法官即使进行这些活动，也只是起到补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审过程中对证据有疑问时才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此外，控辩双方不仅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可以进行互相辩论，而且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互相辩论。
关于诉讼模式的理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职权主义模式。这种观点流行于20世纪80-90年代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被介绍到中国的初期。主要针对1996年之前的刑事诉讼形态，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在诉讼价值方面关注犯罪控制、在诉讼结构方面重视司法机关的职权发挥，因此，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这种观点主要流行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认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职权主义或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典范，而修订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遂成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随着对西方两大诉讼模式的认知，一些学者越来越发现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与欧洲大陆职权主义还有区别，为此，提出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的概念来概括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1996年刑诉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诉讼制度。

『拾』 请结合刑事诉讼法的理论谈谈对公正司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暗箱操作，遏制腐败

请结合刑事诉讼法的理论谈谈对公正司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暗箱操作，遏制腐败？一定要完善好监督机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