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

❶ 行政合理原则的发展历程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词中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
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在中国，以行政合理原则是否为立法确立，以及立法确立程度不同为标准对该原则在中国法制史上地位的变动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行政合理原则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中又可细化为两个阶段。建国前，行政合理原则未进入立法者考量的范围，即使在立法背景、立法目的、具体规范中都找不到能够体现行政合理原则的基本理念或具体要素。在专政的中国，行政权力之大可谓除皇权对其有约束力和威慑力外几乎不受司法权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就行政合法原则都很难贯彻就更不用说行政合理原则了。建国初期后，行政合理原则虽然未明文规定在法律中，但是在构建民主社会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行政法规、法规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法律平等”、“为人民服务”的一般政治宗旨也当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规定了行政原则
1982年《宪法》第89条13款：“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十四）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宪法》第108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工作，有权改变或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4条：“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能应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可见将该原则已经作为行政立法监督、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的行为依据。但尚未成为行政诉讼领域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❷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❸ 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是什么 详细

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或者不合乎法律的要求，则依法行政就不能实现或难以实现。行政合法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这既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和行为问题。在某种政治或法律理念的支配下，通过法律制度的运作，而对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做出法律上的评价和认定，从而监督和保证行政合法进行。只有做到了行政合法，依法行政才能具有可靠的基础。 （一）行政合法的理念 政治哲学思想和法哲学理论对行政合法与否的解释和判断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不同的哲学理念对行政合法关注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因此做出的解释和评判往往相异其趣。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念对政府行政所做的法律评判，通常因其学派的方法论以及对法的解释的不同而有异，主要区分为三大派，即： 第一，着重从价值上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评判的自然法理念； 第二，强调从法律形式和法律规范上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评判的实证法理念； 第三，主张从社会目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实效上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进行评判的社会法理念。 这三种理念对行政合法的认知，分别强调了行政行为在价值、规范和事实三个方面的合法性。了解这些观点，对我们从理念的高度认识并分析行政合法具有重要意义。 1、自然法理念中的行政合法 自然法理念以自然法（主要指道德）为评价尺度，强调理性、正义、公平、自由等内在价值，认为一切符合理性、正义要求的行为，才是合乎法律的行为，才能从法律上对行为给予肯定的积极的评价。自然法理念由来已久，从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就奠定了自然法的思想基础。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法理念成为限制专制王权，建立立法、行政、司法分权体制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哈林顿（1611－1677 年）在《大洋国》一书中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下的行政合法观。哈林顿认为，每一个政府的基础或中心就是它的基本法律。基本法是政府的权威所系，执法的行政机构必须服从，否则共和国就会解体。也就是说，行政官员的手既然是执行法律的力量，那么行政官员的心就必须向人民负责，保证他行政时是按照法律行事的。 应当说，近代自然法理念的真正代表之一是英国的另一位思想家洛克（1632－1704 年）。 洛克认为，人人都应当遵守作为理性的自然法，政府行使权力要符合为社会谋幸福的自然法的要求，“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当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 最终应符合自然法的要求。洛克所说的政府行使权力应符合自然法，就是要符合理性的原则和价值。自然法的效力高于制定法是自然法理念中的一个古老概念，运用在评价行政合法方面，自然法的评价必然是最高的和最后的评价。法国的马布里（1709－1785 年）认为，理性是人民和国王的最高法官，国家规定的一切法律，都必须符合理性原则，如果某一个政府实行了不公正的法律或有害措施，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每个公民都有权要求更换这个政府。 自然法理念进入19 世纪后曾走向衰落，但到20 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开始复兴。自然法理念在西方的复兴，主要是对法西斯野蛮践踏人性的反拨。法西斯利用法律的授权，取得合法的司法、行政、军事等权力，并利用这种合法权力实行法西斯专政。针对这种现状，人们提出要用一种更高的准则来评价权力与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更高的准则就是自然法理念所倡导的理性与正义准则。 荷兰莱顿大学的克拉勃（1857－1936 年）法学教授在其《近代国家概念》一书中指出，国家的职能在于发现何种社会规则符合人民的正义理想，从而赋予它们以法律效力。法律不仅对公民有约束力，而且对政府也有约束力。没有任何统治者或任何其他人能够置身于法律之上，因为法律只是正义的具体体现，而正义有其客观的和永恒的存在，并不依人类的意志或命令而存在。政府的权威寓于法律的权威，只有政府的行为符合法律，它才有要求人民服从的合法权力。 西方复兴自然法理念代表之一的法国的马利旦（1882－1973 年）认为，人类虽然受制于人类法，但是还必须服从一项更好的诫律，这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政府行动的准则，是行为正当与否的分界线，是有关人的行动的理想秩序，是行动合适与不合适、正当与不正当的一个分水岭。用这种观点来检验行政行为，评判其合法与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自然法理念中，自然法是评价行政行为合法与非法的最终尺度；法官可以根据他本人具有的向然法理性知识，宣布任何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哪里有政府官员的活动，哪里就可能出现专断的决定，因此，自然法是使每个人对政府专断行为进行防范的充分保证。对自然法理念复兴做出贡献的还有比利时法学家达班（1931－ ）、美国法理学教授富勒（1902－1978 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1921－ ）、美国法理学教授德沃金（1931－ ）等，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自然法作为正义、理性或道德规则对行为合法与否的最高评价作用，强调自然法是政府和其他主体实施行为时应当考虑或遵守的高于实在法的根本准则。 2、实证法理念中的行政合法 实证法理念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法律，实际上是如何将法自身和法应当怎样二者区分开来，着重分析法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寻求可行的法；否认道德判断有可能建立在观察和理性证明的基础上。 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意识形态是法国哲学家首创的。这种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1、一切关于事实的知识都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依据；2、在事实的领城之外，则是逻辑和纯数学的知识，也就是关于观念关系或纯形式的科学。英国哲学家休谟（1711－1776 年）指出，人类钻研知识的领域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实的领域，只关心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它的命题不是真的便是假的，此外的知识领域则属于应然的范畴，即事情应该怎么样。实证法理念主张，要把实际的法和应当的法分离，存在的只有实在法而没有“自然法”。 法是怎样是一回事，法的善恶又是另一回事，从这种基本理念和立场出发，美籍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逊（1881－1973 年）以他的纯粹法学理论来分析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在凯尔逊看来，行政是一般规范（立法权力所创立的宪法与法律）的执行，一般规范存在于法律秩序中，法律秩序是规范体系存在的外在形式，每一项政府条例或法令必须以符合一项法规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一项法规的合法性决定于它能否符合宪法的相应规定，宪法又必须符合立于法律秩序顶端的基本规范。凯尔逊认为，无论是新的基本规范或者任何其他规范，都不是出于它的内容而获得合法性的。规范是合法的，因为它是被假设为合法的，没有这一假设就没有人类行为能够被说成是合法行为。政府的基本属性是合法性，它的权威只有在这样一个限度内才是合法的和有约束力的，即它要遵照那些构成法律秩序的规范行事。政府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就是合法的行为。 英国法理学教授哈特（1907－ ）虽然是一个实证主义法学家，但他却有向自然法理念靠拢的倾向，表现在对行政合法的看法上，他主张应采用广义的法律概念来评价行政行为，即良法和恶法都是法，都可以作为行政行为的评价尺度。例如，对待一个过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许的邪恶行为，是否应承认它为合法，或给予惩罚，用哈特广义的法律概念来解释，就可以做出选择：或者使一个技术上合法的但不道德的行为不受惩罚，或者为了惩罚这种不道德但技术上却合法的行为，而不能不制定一个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法律，然而制定这种违背罪刑法定主义法律的本身也是一个邪恶。但哈特也同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司法部门要处理某些官员在前政权下以合法形式所做的道德上邪恶的行为，可求助于狭义的法律概念-即正义的法律才是法。 英国牛津大学的法理学家拉茨认为，每一个法律制度必然有规范作用；也只有规范性的法的规定才有规范的作用，而且它们的作用是由它们所属的规范种类决定的。法律规范是包括行政行为在内的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理由，同时也提供了评价行为的标准，根据法律规范，可以判断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有效或无效，正确或错误。 从行政方面来看，也只有经过法律规范的评判，才能确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以，在实证法理念中，行政合法是指行政行为必须符合行为时实在法及其规范的规定，而一般不过问法律本身是否合乎道德等价值准则。 3、社会法理念中的行政合法 社会法理念主张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研究法律现象，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作用和实效，倾向用社会实效的标准来评价法律的作用和行为的价值，更注重法律运作当中对行为的 控制与评判。诚然，由于法社会学的分支较多，在所关注的侧重点和具体方法的运用上，也有一定差别，但这并不影响社会法理念对行政合法问题的认同和总体看法。 法国的狄骥（1859－1928 年）以社会连带关系的学说为其理论基础，把法律分为客观法和实在法，认为客观法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规则，它适用于一切自觉的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成员，实在法则是客观法的表述和确认，人们的行为合法，不仅要符合实在法，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客观法。狄骥认为，一切法都是国家法，一切国家都是一种法治的国家，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力）的对象和范围由法来规定，受法的限制。正像个人要服从法一样，作为人格化了的国家也同样要服从法。政府以实现法为目的。它受法的约束，尽量以其权力所及来确保法律的统治，因此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当服从法并且是合法之法。 德国的一些社会法学家强调利益是法律的基础和目的，行为合法与否，不能只从法律条文的概念到概念进行逻辑推理，法官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法官应当善于发现法规则的目的，通过创造性地合理地解释去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并以能否平衡相互冲突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来衡量行政行为和其他行为是否合法。 奥地利的埃尔利希（1862－1922 年）等一些欧洲大陆法学家代表着自由法学的观点，主张活法论，认为法发展的重心在社会本身，国家制定和执行的法律仅仅是法中很小的一部分，与这种制定的法律条文相对的是活法，即人类组织的内在秩序。活法支配着实际的社会生活，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决定因素。活法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存在公司法决定、商业文件、社会组织的秩序和人们的日常行动中，因此法官不仅应当了解法律条文，更应当了解活法，运用自由判决的方法去发现法并把它们适用于当前的案件。他们主张，在法律的实施可能产生普遍危害，或法律条文不符合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时候，法官有权改变法律，创制新的法律即活法。从这种理论推论，行政合法，不仅要符合议会制定法的法律条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法官创制的活法，或者说，只有法官认定为合法的行政行为，不论他依据制定法或活法，才是合法的行政行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1864－1920 年）以法律统治来作为分析和衡量权力合法性的标准，认为要承认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其权力必须来源于抽象的、包罗万象的规则体系所构成的法律秩序。实行法律统治是行政合法的理想类型，在这种类型中，法律秩序被接受的根据，是它反映了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范围内，公民的个人目标才能实现。韦伯明确指出，在法律统治的形式下，法律表现为其自身的合理性，这是毋需道德或政治价值支持的，法律自身的系统逻辑结构使它具有合理性。法律仅仅是因为它是合理的规则体系才被承认的，行政权力必须服从法律的理由正在于此，行政合法的根本依据和标准也在于此。由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认为的行政合法，是主张在法治的前提下，通过对权力合法性及法律合理性的认同，来建立依法行政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行政合法既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又是权力合法性的具体体现。 持有社会法理念的其他学者，如美国的格雷 （1839－1915 年）、弗兰克（1889－1957 年）、卢埃林（1893－1962 年）、庞德（1870－1964 年），英国的科特威尔等，也都从各 自研究的领域探讨了合法性以及权力合法、行政合法等问题，表明了行政合法这一命题不仅在行政法学和宪法学中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在法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也是一个众说纷纭、复杂多变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更需要从理念的高度来认识和探求行政合法的法哲学基础，把它首先当作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加以研究。 4、行政合法的基本含义 在依法行政的大前提下，行政必须合法，这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 讨论的问题在于，首先应解释什么是行政合法。从直观的现象上看，行政合法主要指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政行为的实施必须依据法律并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以应然的模式来评价，这种观点并没有跳出实证法理念对行政合法认知的窠臼，即只以法律本身的规范性规定为惟一依据，经过行政官员或法官的逻辑运用，而认定行政是否合法，却不考虑具体法律规范的规定是否合法，以及更高位阶的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的规定是否合法，只在假定所有法律都是合法的前提下对行政进行评判。这样一来，等于放弃了从行政及行政行为的角度对法律规范合法性评判的价值要求，而仅把对行政合法的判断局限于法律规范本身。如果仅从行政裁量或行政诉讼的某些具体方面来看，忽略行政行为的价值评判是容许的，但从理念上研究依法行政以及行政合法的问题，就不能不把视野扩大到行政行为的价值领域，进而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和法治运行的宏观角度来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 我们明确提出、确立行政合法的标准，不仅要立足于法律规范，也要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体系，把价值的选择与法律规范的确定有机结合起来，用凝结并体现着现代价值取向的法律规范来作为判定行政合法的标准。这样，就能从价值与法律规范的结合上确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保证对行政合法的评判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意义。 因此，当有些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现代价值（如正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要求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对法律的立、改、废和对法律的解释等途径，使法律应有的内在价值得以重新确立。同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时，也可对有关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提出异议，以促使立法机关关注并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司法机关从应然的价值层面评判行政是否合法，不仅可以推动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而且可以在对法律适用有自由决定权的范围内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权益。此外，通过启动违宪审查的制度和程序，解决抽象行政行为及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 行政合法的标准也不能不顾及社会对它的要求和它对社会的影响。即是说，对行政合法的立法认定和司法判决，应当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具体情况，立法时不应授予行政机关过多的法规制定权和自由裁量权等权力，任意扩大行政合法的范围，否则就可能是对行政权力的放纵。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权力的扩张（多表现为行政合法范围的扩大）是以缩小或牺牲公民权利或社会利益为代价的，两者具有某种反比关系。例如，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增大，相对地，就可能意味着公民某些自由权利的减少；行政机关立法权限的扩大，就意味着立法机关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限的实际缩小；行政权力对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干预得越 多，这两个领域的市场和公民的自由度就越少。所以，立法应把社会作为一个体系来考虑，用社会实践的效果来规定或修正行政合法的标准和范围。 在司法方面，法院应当重视对每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认定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尤其应重视考虑参照适用规章一类规范时的社会效应。规章在司法上的参照适用实际是把确定扩大这方面行政合法范围的权力交给了法院，法院如果不能谨慎地、正确地使用这种权力，重视维护社会和相对人的利益，那么行政行为就可能在一种合法权威的支持下对处于弱势的公民个人并通过这些个人对社会造成侵害。 简言之，行政合法的理想模式应当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和准绳，既注重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又注重它的社会效果。客观、公正、全面地确定行政合法的标准和范围，谨慎地依法适用由法律规范所代表和确认的这些标准，把行政合法的社会认同定位于价值、规范及实效制约的有机统一之中。 行政合法理想模式的实现，当然要受制于理想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1、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这种体系能为评判行政合法提供应有尽有的法律规范标准；2、作为评判行政合法的法律规范本身应当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原则；3、行政主体的设置较为科学、合理，行政主体本身具有依法行政所要求的基本素质；4、有公正、完善的司法评判系统，能够依法独立对行政合法做出判断，显然，中国要达到行政合法的理想模式，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予以创造和发展，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对行政合法的理解还只能主要着眼于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基本现实，侧重强调法律对行政的授权与控权功能和评价与引导功能，以法律作为衡量行政是否合法的根本尺度，只要行政及其行为符合现行法律、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的要求，就可以认为行政是合法的。 在行政合法中，“行政”既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来理解，指一切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来理解，指现有的行政机构、行政人员、行政行为、行政目的、行政内容、行政程序、行政形式等，即广义的行政。 对行政的“合法”也应做广义理解。从根本上讲，一切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政行为的实施都应当符合本国现行法律的要求，这是行政合法的本意。但是，且不说中国法律体系尚不够健全，即使在那些法治的国家，由于行政管理要求有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有行使行政权力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因此，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行政的方方面面、层层级级事无巨细地都加以规范，机械地对行政实行法律统治。例如，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或其人员的授权、行政机关对非行政机关或其人员的授权，都要为授出的权力确定一个限度，即合法的标准和范围等。无论授权是以法律、决定、命令或其他形式做出，只要是依法进行的授权，就是合法的；而受权者依据合法授权所做出的行为，只要是符合授权决定、授权法的要求，也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在一个特定的层级授权的体系中，以法律形式直接进行的授权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相当多的授权则是以决定、命令等合法形式做出的。例如，上级公务员对下级公务员的授权，通常不采用法律的形式而只在上级公务员职权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授权。这种授权决定就成为评判下级公务员行使受权行为的合法 性的直接依据。再如，派出所聘请某公民担任治安巡视员，授予他相应的权力。在判断该公民的巡视行为是否合法时，派出所的授权决定便成为判断的直接依据。只要派出所的授权决定是以合法形式做出的，尽管这种决定不是法律，但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就可以作为评判依据。 由上可见，从法律形式上看，行政合法既可以是符合宪法、法律、法规或其他法律规范，也可以是符合不是法律规范但具有法律上效力的行政命令或决定等。从行政合法的方式和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上看，前者称为直接合法，即可以根据授权法直接评判行政的合法性；后者称为间接合法，即对行政合法性的评判，要通过不是法律规范的但具有法律上合法性的中介形式，如具体行政命令、决定以及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等来实现。如果说依法行政强调的是法律对行政的引导功能，是从立法的视角审视并要求行政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话，那么，行政合法所强调的就是法律对行政的评价功能，是从司法的视角来观察并要求行政及其行为的。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意义上，行政的直接合法与间接合法的法律意义通常是一样的，但在法院审查过程中，间接合法要循其中介形式回溯到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的初始依据上，才能作为法院判决援引的（即适用的）依据。例如，审查某县公安局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其直接上级的授权决定并不能成为判决适用的依据，而一直要返溯上去，找到相应的行政规章或法规等，甚至以宪法规范为依据，来具体判断该抽象行政行为合法与否。而且，间接合法之“法”因数量众多且不能直接得到法律的规范和引导，因此容易出现瑕疵而被法院否定；直接合法之法则由于要通过违宪审查一类需要适用更复杂程序的机制和标准才能断定其合法性，故而难为法院否定。 在有的国家，行政所合之法还包括习惯、判例、解释、法理、政策、道德等。在这些国家中，在某些有限制的特定条件下，行政及公共行为符合习惯、判例等，可被认定为合法。例如，在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构成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成分，只要按照行政法院所确认的判例办事就为合法。 在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某些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些司法文件，也都可以成为判断行政合法的依据。比如，执政党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关于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具体要求，等等，都对中国行政合法起着指导或规范作用，成为评判行政合法的重要依据。执政党和国家的部分政策为什么能成为评价行政合法的依据？这是因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同时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因此，从本质上讲，在没有具体法律规范作为依据的情况下，以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评价行政合法的依据是以宪法或法律规定的原则或精神为根本依据的。这种合法形式属于间接合法。当然，正由于中国处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的时期，这种可以作为评价行政合法依据的政策并不鲜见，但这并不是行政合法理想模式应有的内容，应当通过立法手段，尽快把政策法律化，使之上升或转变为法律规范，以便为实现行政合法的理想模式提供良好的法律前提。 综上所述，行政合法在中国主要是一个作为评价尺度的广义的概念，是指行政的主体、行为、目的、内容、程序、形式等直接或间接地符合中国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具有司法上予以确认的合法性。行政合法同时也可作为一个狭义的概念来理解，即特指行政行为符合中国法律规范的要求，是一种合法行为。 5、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 现代法治主义认为，积极的行政合法要求行政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为一定行为，消极的行政合法则要求行政主体不得为法律所未允许或禁止的行为。“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行政法治规则，就是为行政合法的不作为方面划定的一条界限，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 在依法行政原则提出之初，为了对抗行政的专横，限制王权的独断，法治主义者对政府职能的认识之一，是提出了“政府最好，管事最少”的消极行政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确立了“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强调政府的一切行为均需有议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法律仅能做狭义解释，没有按照议会法律的规定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通过贯彻“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受到了议会法律的严格限制。20 世纪以来，政府职能有较大转变，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商主义的复活和凯恩斯主义的推行，扩大并强化了政府干预经济和管理社会的职能，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转变，政府管理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事情。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法治主义对依法行政的内含予以了新的评估和解释，要求从立法上授予政府更主动、更广泛的权力，主张以广义的法律作为政府行为的依据，破除“无法律即无行政”的绝对法治行政的信条，接受并确立了“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相对法治行政的规则。 “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完整表述是，“对于行政主体来说，凡是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这一规则与“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凡是法律未予禁止的，都是允许的”规则相对应。这两个规则分别从两个角度对两类主体的行为在总体上划分了行为的界限，两个规则相对相应，体现了现代法律对人民与政府关系的理解和确认。 “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实际是民法上法人制度及其原理在宪政理论和行政法领域的类推适用。按一般的理解，法人行为能力的范围是由有关法律、条例、章程等规定的。法人在规定范围内按法定条件实施的行为是合法行为，超出规定范围实施的行为是无效法律行为。政府的行为亦然。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在人民主权原则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以立法或其他合法形式授予政府行政权力，政府受人民的委托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人民授予哪方面的权力以及授予多少权力给政府，政府部门或某个政府人员，就应在授权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行使权力。 第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机关与其他机关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和职 责，都有一个大致的划分和分工。为使这些权力按一定规则有序行使，必须强调法治，设定“凡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样才能从一个重要方面保证权力主体分工明确，职权清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果国家的一个机关可以越出法律允许的限度任意地侵用其他机关的权力，那么这个机关的权力也可能会被侵用，因为别的机关同样可以不按规则行使权力。这一规则与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由的原则同理。 第三，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政府的各项职能不断趋于专门化、定向化和细化，政府管理行政事务的职权分工也日渐专一，行政机关内部平行的各部门之间、上下级部

❹ 行政合理原则的基本内容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起来，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正当性
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平衡性
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情理性
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❺ 依法行政原则的合理性

行政合理性原则之所以被作为依法行政原则的一个子原则看待，就是因为在行政领域中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自由裁量权不可能无限制、无规则地行使，它除了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外，在裁量规则上还必须受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制约。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及其行政公务人员在法律积极明示的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选择认为正确、恰当的行为的权力。较为多数的学者把自由裁量权表述为：行政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即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
由于现代行政管理面临的事务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可变性，立法者不可能预见社会生活全部以及行政活动可能发生的所有影响，法律规定也不可能总揽一切情形。因此，法律不得不授权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权衡，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同时，法律对行政活动的规定也不可能详尽无遗，它必须给行政机关留有一定灵活处理的权力，自由裁量权也是发挥行政公务人员主动性和提高行政效率必不可少的条件。洛克曾说，“有许多事情非法律所能规定，这些事情必须交由握有执行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不过在这里，洛克将自由裁量权与法看作不相容的东西，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戴雪也曾持此观点。
今天，这种传统的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法律不相容的观念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现代统治要求尽可能多且尽可能 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排除权力行使者的专横、武断和凭个人意志行事的方式，但是法治并不排除执法人员的主动精神，法治应允许执法人员发挥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自己的判断以最佳的方式达到法律目的的实现。因此，自由裁量权的确定，不仅不与法治相冲突，相反还是法治的要求和补充。可以说，现代行政主要表现自由裁量行政，绝对的羁束权限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家必须承认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作用，但是自由裁量权又有可能被滥用。因此，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不是自由无边、任意而为，它应依法、依权限并依一定裁量规则而行使。它必须在外部界限上受法律规定的约束，在内部的自由裁量问题上应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既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又做到适度、合理而不致越权或滥用。 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人们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公平正义的法律理性)。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无限度地要求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政府过份完美的要求，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笔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一个具有内部网状结构的限制性原则，不能将它仅理解为是对行政行为内容的要求。由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的基础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含义在于行政权必须为正当目的行使，使用最恰当的方式，并与法律的精神、内容和法律的一般原则相一致。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要符合“理”。
在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理解上，我们以为主要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关系。有人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必要补充人们现在大多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并不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必要补充，而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完善。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控制，并不只是行政合法性原则所能解决的，还需要对之进行合理性和公正性以及责任性的控制。这些子原则共同构成了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本行为准则。
这里应注意的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对自由裁量行为的要求往往表现在范围、“面”上，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内部限制，是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内部具体“质”的要求。行政合法性原则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而行政合理性原则则于自由裁量领域;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都涉及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只是二者的程度不同而已：合法性主要是指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合理性则主要指在法律规定范围或原则内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等，行政合理原则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合法与否的问题。
二是“理”的确定。行政合理性原则中的“理”，与法律密切相关，我们不能离开法律来对“理”作无限扩大的解释。这里的“理”不是道德规范，不是脱离法律的“理”，而是法律的目的、精神，法律一般原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观念。
三是行政合理性原则适用的范围。在行政合理性原则适用范围的确定上，人们往往认为行政合理性就是要求行政行为的内容合理。我们认为这种范围过于狭窄。不仅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合理，而且行政行为的其他方面如方法、时间等以及做了同行政行为的主观意图或动机等方面都应合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限度也就决定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的范围。“
行政机关自由选择的范围不限于决定的内容，也可能是执行任务的方法、时间、地点或侧重面，包括不采取行动的决定在内。”可见，行政合理性原则所要求的范围是自由裁量行为的各方面而不能只限于行为的内容上。在主观方面，不仅要求自由裁量权在客观因素上合理，而且还要求主观动机正当，否则就有 可能构成“裁量行为本身内部客观之瑕疵”或“裁量行为内部主观之瑕疵”。在实体或程序上，是否包括两个方面呢?有人认为既包括实体上的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考虑不相关因素、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又包括行政程序上的合理(实行回避，充分听取意见)。
笔者以为，在这里，程序上的合理也属于程序公正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没必要将其纳入合理性原则的范围来探讨(而是将它作为行政公正性的内容来阐述。例如，英国的合理原则主要适用于实体方面，“而今天，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因此，我们所理解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就行政实体的合理而言的，至于程序方面的合理问题我们则将它归之于“行政公正性原则”的内容。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上，人们往往将符合公正的规则作为合理性原则的一项具体要求，立法实践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如《行政诉讼法》第54条关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规定。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尽妥当(关于行政的公正问题我们将在后文有关行政公正性原则部分阐述，在此，我们不将其作为合理性原则的一项具体要求来看待)。
根据我国长期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包括下列各项要求：
其一，行政行为应有合法的目的。任何自由裁量行为的作出，应具有合法的目的。这一合法的目的，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行政的目的，即行政必须为民服务，为公益服务;
二是法律的目的，自由裁量行为的作出，不仅要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而且还要符合该法律授权的特定目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否合理，“一切取决于授权法的真实目的和意思。”，即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具体目的。
其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正当的动机。行政行为的作出，应出于善良、诚实的动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公务人员不能假以执行法律的名义将其主观意志或者个人的情绪、偏见、同情、反感等施加于公民或者组织。
其三，行政行为的作出应考虑相关的因素而不应受无关因素的影响。所谓相关因素是指与待处理事件有内在联系并可以作为作出决定根据的因素;所谓不相关因素，是提与事件本身没有内在的联系而不能作为作出决定根据的因素。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相关因素，尤其要考虑法律、法规所明示的或默示的要求考虑的因素，而不应考虑与作出决定无关的因素。
(四)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构成?
在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判断标准上，可以借鉴德因关裁量原则理论，将行政合理性原则具体确定为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
其一，适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目的导向要求，即：要求在作出决定时，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措施而必须择取确实能达到法律目的或行政目的之措施。换言之，行政行为的作出应符合其法律目的的达成，而不得与目的相离。如为了追求高效和优良的行政管理，在公务员的选拔上往往采取限制学历的办法，但如果为了实现该目的仅采取限制学历的办法，却并不能促使该行政目的的实现，此种情形即属违反适当性原则。〕
其二，必要性原则。所谓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不超越实现目的的必要程度，也即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手段而应尽可能选择影响最轻微的手段。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使用“最不激烈手段”(在诸多可 选择的手段中选择影响其他价值最少的一个手段)或者“最温和手段”。如对于某违法的企业，行政机关可依法给予罚款、吊销执照或者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如果只需对企业处以罚款即可达到制裁和防止其违法的效果时，行政机关即不得施以其他大的行政处罚措施。该原则意在防止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小题大作”，正如一位德国学者弗莱纳(F·Fleiner)所比喻的一样“不可用大炮打小鸟”，也即我国俗语所说“杀鸡焉用牛刀”。必要性原则一方面要求采取最轻微的手段，另一方面要求只有在最后关键时刻而不得不采取激烈手段(无其他可行及慎重的手段取舍)时方可为之。
其三，比例性原则(即狭义的比例原则)。又有人称之为衡量性原则(或平衡原则)。比例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手段，对手段的选择应按目的加以衡量，换言之，任何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不利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应轻于达成目的所获得的利益。台湾陈新民先生认为，我国古语“杀鸡取卵”为该原则的最佳反面写照，即该原则要求在目的与手段之间保持比例，不致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的目的而造成公民权益的过度损害。学者麦耶·柯普(Mayer Kopp)对该原则也曾作过形象的比喻：“警察为了驱逐樱桃树上的小鸟，虽无鸟枪，但也不可用大炮打小鸟。”

❻ 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对欧美行政法的影响

哇哈哈哈~~~~~~~~~童鞋~~~看在同窗的份上把分给我吧~~~~~
戴雪的法治观（Rule of Law）不仅为英国 现代 法治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是我们理解英国行政法治的逻辑起点。根据前述戴雪法治观中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信条，任何国家官员都必须像公民个人一样服从同一普通法律并受同一普通法院系绠 ?管辖。从这一意义出发，戴雪极力反对在英国实行法国式的行政法和行政法院。他认为英国的法治迥异于法国模式的“行政法”或称“官法”（A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只不过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与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⑥] 这种传统的法治观使得英国人长期认为“行政法”只是欧洲大陆的“行话”。同时，由于普通法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更使得法国模式的“行政法”无法容身于英国的传统法治之中。因此，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传统法学中行政法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法，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戴雪所赞扬的法治比法国模式的“官法”更能有效地控制行政权的专横和滥用。然而，“这种排斥行政法的法治观念也包含着戴雪等人对十九世纪法国行政法的 误解”。[⑦] 随着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诸多的社会 问题 需要行政法加以解决，保守的英国法治观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于是行政法概念逐步被承认，并在制度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 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在戴雪看来，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栠 ??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⑧] 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⑨]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法中也获得了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頠 ??域中得以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并影响世界各国。所谓自然正义，乃是英国自古即已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 历史 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⑩] 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11] 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 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12]所以，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虽然自然正义原则所包含的并非是明确且广为接受的、并由英国法院实施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的确存在着某些让所有作出司法或准司法决定的裁决机构和人员都必须遵守的司法行为规则。”[13]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14]，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持续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15].因此，早 在20世纪以前，自然公正就成了英国行政法最具特色和最活跃的一部分。 当然，英国自然公正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曾遭到过严重冷落。在二战前的英国，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自由，但在战时及战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行为又被认为是纯行政行为而不受自然公正原则的支配。于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再次成为了戴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特权” （privileges）。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激进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16] 所以这一段时期自然公正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几乎被完全抛弃。但是，1963年贵族院在处理“理奇诠 ?鲍德温”（Ridge v. Baldwin）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17] 这标志着英国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得以大大扩展。“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都要适用这一原则。[18] 无疑，“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在英国行政法上的适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19] 从上面的 分析 可见，在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原理和“自然正义原则”的长期发展及其影响和作用下，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 二、越权无效原 则 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作为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其最原始的根据是：既然议会法律至上，法院又必须执行议会的法律，所以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不能超越法定范围，否则，法院即可宣告其无效或撤销它。经过长期的积累，法院通过解释的 艺术 以判例形式扩大并充实了越权原则的丰富内涵。现在越权一词几乎涵盖了全部行政违法形式，活跃的越权原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一样解释出各种违反议会意志的违法形式。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上越权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 ??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0] 由于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 关于程序上的越权，是指违反明确的法定程序（Failure to follow expressly prescribed procere），即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规定的必须遵守的程序。在英国人看来，程序不仅存在自身的正义价值，它还可以间接支持结果的妥当性，甚至直接决定结果公正；同时，程序的法定不仅利于实现公正，也能促进效率。所以，议会在授予行政机关权力时，往往吠 ?时规定行使权力的程序。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这些法定程序当然是行政机关必须首先遵循的程序规则，否则即构成程序越权。常见的法定程序有委任程序、咨询程序、说明理由等。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看，法定的程序规则被分为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两类。违反任意性程序规则的，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违反强制性程序规则的，才构成程序越权。[21] 至于两者的区分标准，法院采取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通常根据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个案中所受的影响来决定。一般来说，“如果违背该行为的要件的性质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认为那些要求遵守这些要件的人其利益并未受到任何实际的歧视，如果由于认为这些要件是强制性的要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烦扰，如果法院以任何理由不愿意干涉这个被怀疑的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的话，那么，违反程序规则或形堠 ??规则很可能被认为属于指导性要件。”[22] 关于超越管辖权的范围（Breach of Jurisdictional Conditions），它属于行政机关实体越权的情形之一。英国议会法在授予行政机关行使某项职权时，必然同时要规定行政机关行使相应职权的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条件不具备或条件不相符合时行使职权，即为“超越管辖权的范围”。而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法定条件中，既有事实因素也有法律因素。事实因素又分管辖权事实和非管辖权事实。管辖权事实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最主要事实，缺乏这个事实即无管辖权。例如，内政部长对于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人，可以命令出境。这一法律规定中，被命令出境的人是外国人的事实就是管辖权事实，如果被命令出境的人不是外国人，则部长对此案就没有管辖权；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事实也是事实因素，但属于非管辖权事实。只有砠 ??辖权事实错误才导致行政机关超越管辖权；对于非管辖权事实的判断错误，除非是故意错误，法院不能以越权原则为基础进行司法审查。管辖权事实与非管辖权事实区分的标准在于后者的存在只决定行政机关的权力是否合法，前者则决定行政机关对某事是否有管辖的权力。管辖权事实与非管辖权事实的区分标准并非绝对，不同时期，不同法院有不同标准。这种区分在理论上非常重要，在实际中却很困难。尽管如此，“但是英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仍然采用管辖权的事实这个原则，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23]影响管辖权的法律错误先前也被称为“管辖法律”，而不影响行政机关管辖权的法律则为“非管辖法律”。但是这种区别已经过时，现在的英国学者认为，法律没有不影响管辖权的，任何法律问题都影响管辖权，都构成超越管辖权的范围，都是管辖权错误，因栠 ??不存在“非管辖权的法律错误”。[24] 以往，对法律错误的司法审查，只有在错误属于“管辖法律错误”或“案卷表面错误”时，法院才有权撤销。现在，行政行为任何明确的法律错误都是管辖权错误，法院均可撤销。正如丹宁勋爵在1979年7月14日判决的“皮尔曼诉哈罗公学校董案”中所言：“正确行事的 方法 是这样裁定：任何法庭或裁判所均无权在与案件判决相关的法律上犯错误。倘若它犯有这类错误，那么它即是越权，可用调卷令纠正它的错误。”[25] 关于不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实质越权的表现形式。由于当事人只有在其特别权利遭受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请求司法审查，所以不履行法定义务常限定在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特定义务范围内讨论。行政机关的某些具有普遍性质的义务，是对一般公众的义务，公民个人对此无权请求司法审查。当然，所谓法定的义堠 ??，并不以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为限，有时这种义务可以从法律的解释中看出。[26] 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不行使权力在内。但由于行政羁束权下不履行法定义务极易识别，所以不履行法定义务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或利用契约束缚自己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根据英国法律，行政机关不能用契约束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例如，一港务管理局购买一块土地时，达成业主有从邻地经过该地到海港的权利的契约。后来由于行政机关改变所购土地的使用，无法履行契约。按禁止翻供原则，此案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契约条款，束缚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但法院认为这个条款阻碍港务当局以后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自由利用土地的权利，束缚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无效。另外，行政机关事先用政策束缚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而不考虑每个案件 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亦是越权的表现。[27] 关于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Error on the Face of the Record），又称“案卷表面错误”，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各种材料、文件、有关证据和理由说明及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书、有关陈述和说明（统称行政案卷），显示出明显的法律错误和使行政决定或裁决不能成立的事实错误。“案卷表面错误”原本不包括在越权原则之内，后来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为越权原则的一个理由。在越权原则产生之前，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裁判所的决定，很少能通过上诉途径进入法院，接受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法院通常只能通过调卷令，调取行政裁判机构（包括下级法院）的决定（裁决、判决），对其案卷进行审查，撤销有“案卷表面错误”的决定。所以，“案卷表面错误” 曾一度是英国普通法院采取的主要司法审查 标准。但是，由于随后普通法院在使用“案卷表面错误”时越来越强调形式主义而引起了议会的反感，议会为此通过一些法律限制法院的审查权力。为应付议会的限制，法院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管辖权控制上，于是越权原则不断得到运用，其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起初，“案卷表面错误”还是越权原则以外独立的司法审查原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案卷表面错误”也是一种越权行为，而不是越权原则以外的错误。这个观点首先出现在上议院1969年安尼斯米尼克有限公司诉国外补偿金委员会的判决中（Anisminic Ltd.V.Foreig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28] 该案的判决中明确将“案卷表面错误”归入越权。现在理论和实践均趋向于认为，行政决定的任何法律错误，无论是案卷表面上的或非案卷表面上的，均构成越权，从而使越权无效原则的这一例外基本上归于消失。[29] 越 权无效原则几乎成了英国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权力的统揽一切的基本原则。
三、合理性原则 在英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针对自由裁量权而设，它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同时，合理性原则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法院通过判例在不断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中 发展 起来的。最初运用该原则的判例是1598年的鲁克案（Rooke‘s Case）。此判例规定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们必须合理地行使他们在制定排水计划方面的广泛权力。法官科克在该案的判词中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 法律 原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 科学 ，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30] 以后的判例不断引用该项原则来作为司法审查的基准，至20世纪初 ??该原则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合理性原则发展至此时止，其仍旧主要还是关于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程序要求。直至1948年韦德内斯伯里案（Wednesbury），这种状况才有较大改变。在该案中，法官根据合理性原则，扩张司法审查的权限，从程序审查及于实质审查。自该案例以后，法院对于行政行为之审查已如德国的比例原则一样，及于对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显著不合理的判断，而与法国行政法的发展异曲同工。[31]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Padfield）案又发展出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介入请求权，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自行政作为及于行政不作为；1985年的政府通讯总部案（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Headquaters；GCQH）则更进一步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及于传统所不及的国王特权。[32] 时至今日，合理性原则已拥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成为近年赋䠠 ??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 理论 之一”，并且“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33] 同时，英国的合理性原则也有效地控制了行政权的滥用，“该合理原则之演进，不啻代表英国近百年来之行政法发展史中最重要之一页，”[34] “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 自然 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35]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作为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而设置的，但这个标准却难以掌握。这一方面是因为合理性 问题 本身的意义相当笼统，十分抽象和复杂；另一方面也与人们判断的主观性有关。对同一个行政行为，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判断，即有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有的人却认为是不合理的。其中到底哪种判断更符合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正如英国黑尔什姆大法官所说，“两个合琠 ?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36] 然而，现实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须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确定化，把主观的判断客观化和标准化。为此，英国的司法审查尽可能避免正面阐述合理的含义和要求，而习惯于作一种反向思维，即努力找出到底什么或哪些属于“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从而找出一个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同时，英国的司法审查往往习惯于用判例来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各项具体规则。因为，“抽象的合理，也只有在具体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讨论和确定

❼ 十六、合理行政的内涵和要求是什么

答：合理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合理行政的要求与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有密切联系。《布莱克法律词典》将行政自由裁量权定义为：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传统的宪法原则一般都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律的精神不相容，但是，随着政府行政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要适应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形势变化，政府就必须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而且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享有自由裁量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核心内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扩大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我们能做的务实的选择就是如何用法律来控制、规范它的行使，从而尽量减少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法治的实质是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合理行政的要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英国法官科克在1598年的努克案件中提出了合理行政的要求。英国的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为修整某一河岸而向有关居民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会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但没有规定向谁征收，于是科克在判决中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当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当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自此，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变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的理由。美国确立合理行政原则虽晚于英国，但精神相同。关于政府必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1791年宪法第5条修正案：“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非有公平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者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他的法律则是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行的”等。德国行政法没有“合理性原则”的提法，但其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内容与行政合理原则的很多内容相同。比例原则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是指依法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权益的侵害或者为行政管理相对人设定义务必须以必要性为前提。比例原则最初只适用于警察领域，后被扩充至行政诸领域。德国的比例原则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纲要》中的合理行政不仅包括外国行政法中的合理行政内容，同时也包含了外国行政法中公平、公正原则的许多内容。 合理行政的要求 合理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种类和幅度范围实施行政管理，而且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符合法律的意图或者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也就是说，合理行政要求在合法行政的前提下做到合理，相对合法行政而言，合理行政是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提出的更高要求，它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1、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 行政机关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不应当运用人民授予的权力徇私，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系的组织、团体、个人谋取私利。实践中，经常有多个条件相似的申请人申请同一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有的行政机关往往不是综合考虑申请人的具体情况、社会公共利益等多种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而是根据申请人与自己关系好坏、是否给了自己好处、给了多少好处、申请人将来对自己是否有用等因素来决定授予谁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考虑一切应当考虑的因素，尤其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示或者默示的要求行政机关考虑的因素更要考虑。要依法公正办事，尽可能排除一切不合理因素的干扰。 合理行政还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管理时，必须平等对待当事人，不歧视。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行政机关无论是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还是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授予相对人权益，还是要求相对人履行义务；无论是赋予相对人某种资格，还是对相对人科以某种处罚，都必须平等地对待相对人，不能因相对人身份、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平等对待包括两种情形：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是指行政机关在同时面对多个相对人，情况基本相同的，应当同等对待；行政机关在不同时间阶段先后面对多个情况基本相同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时，应当遵循行政惯例，与以往对同类相对人保持基本一致，除非法律已经改变。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是指当行政管理人处于不同情况，行政机关应当针对相对人的具体情况设定权利义务，区别对待。平等对待相对人并非意味着不分情况，不管差异，一律相同。对于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应当给予特殊优待和保护。 2、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 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在授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时都有其内在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和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每一项授权而言，又有其特殊的立法意图。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正确理解法律的意图和精神实质，如果自由裁量行为违背了授权法的意图，就是不当行政行为。比如，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处罚本质上是促使相对人遵守法律的一种手段，处罚本身不是目的。但在实践中，很多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为了处罚而处罚，在执法过程中可罚可不罚的必罚；在法定处罚幅度内，能多罚的就多罚。这显然是一种违背法律目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3、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 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即便是依照法律可以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保持在最小范围和最低程度。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必须是最轻微的，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得采取激烈手段。另外，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手段时，对手段的选择应按照目的加以衡量。任何干涉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应当轻于达成行政目的所获得的利益。 4、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方式很多，有直接管理手段和间接管理手段，有事前管理手段、事中管理手段和事后管理手段等等，不同的管理方式所需要付出的管理成本不相同，给行政机关管理带来的便利也不相同。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在选择管理方式时，只考虑自己是否方便，至于相对人是否方便，相对人的权益是否会因这种管理方式受到损害则不大关心。这显然违背了合理行政的精神，对此，《纲要》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不能为了自身的管理方便而不顾当事人的权益，应当尽量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当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合理行政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有的人以道德规范作为判断合理的标准，认为只要符合道德规范，就是合理；有的人以多数人认同作为判断合理的标准，认为只要多数人赞同，就是合理；有的人以政策作为判断合理的标准，认为只要符合政策，就是合理。上述看法从某种意义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符合合理行政的科学涵义。今后，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纲要》中的合理行政准则实施行政管理活动。

❽ 行政合理性原则包含哪些重要内容

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所确立的法治原则。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除了有法律明确具体规定的羁束行政行为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在行政职权范围内，可以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如在数量控制。范围确定、时限长短、处罚幅度等方面，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自由度。既然行政机关具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权力，必然会因此产生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作出的决定是否适当、合理，是否公正的问题。如果行政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则不能保障其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和应有的行政效率。反之，如果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加限制，则极易发生滥用权力，随意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现象。行政法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目的就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出于合理动机，遵循正当程序，作出合法适当的行政行为。 我国法学界认为关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主要有三项：1．正当性。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2．平衡性。行政机关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3．情理性。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者违背情理的义务。如行政机关改变了审批标准后，就去处罚以前经过批准、仍按照原标准执行的行政相对人，这就不合情理。通俗点讲是：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目的、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必须考虑相关因素、必须符合公正原则。

❾ 论行政的合理性

论行政的合理性
“合理”这一概念,往往与适当、正当、正义、公平、平等和公正具有相同的意义。然而,它与“合法”概念具有比较确定的内涵不同,往往难以确定其界限。我们试图从将它与有关问题相对照的角度,来明确其内容。
(一)制度公正和行为公正
如果对“合理”可以从公平、正义上来理解的话,那么合理或公正首先就应当是对制度的要求,即制度应当合理和公正。制度主要是通过法律来建立的,因而制度公正就转化为对立法的要求,要求在立法时必须坚持公正。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公正,所制定的法是恶法,那么即使行政合法性原则贯彻得再好,也难以真正实现行政公正。从这一意义上说,合理性高于合法性,合法性从属于合理性。但是,合理和公正又不限于对制度的要求。有了公正的制度,有了合法性原则,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性和自由裁量的存在,仍将出现行动中的不公平,或出现不公平行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对制度的运行仍然需要以公正、合理为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一种基本准则,并不是对制度建设的要求,而是对制度运行的一种要求。也就是说,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一样,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要求而不是对行政法规范的要求,是一种行为公正而不是一种制度公正。制度公正与否尽管与行政法问题密切相关,但主要是一个宪法问题。
(二)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原则
应当承认,我们的许多概念和原理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原则。
在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行政合理性原则、自然公正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其中,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来设定的。它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不合理的判断、不相关的考虑,不得有不合理的动机,实施行政行为不得专横和反复无常;自然公正原则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要求。它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在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行政行为之前给予其听证的机会等;越权无效原则,则几乎涵盖了其他所有方面,只要不属于前两项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因此,在英国有合理性原则,但没有一个被称为合法性原则的行政法原则。
在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均衡原则)。合法性原则包括法律对法规的创造力、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是指依法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或对相对人设定的负担必须以必要性为前提。就我们的认识而言,它与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它有行政合法性原则,却没有一个被称为合理性原则的行政法原则。
自欧洲一体化以来,主要由欧洲法院发展的欧洲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包括比例(均衡)原则、平等原则和保护合理期待原则。可以说,上述原则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英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实现某种对接的结果。其中,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保护合理期待原则与自然公正原则都具有某些相同的内容,而平等原则应该说是英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大陆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共同要求的内容。但是,它们又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不仅是因为所使用概念上的区别,而且还在于同一概念所反映的内涵上的区别。例如,英国和德国都有行政自由裁量这一概念,但在内涵上却并不完全相同。一些原则虽然能找到它们的共同之处,但所要求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例如,保护合理期待原则,在德国侧重于实质上的保护,而自然公正原则则侧重于程序保护。具体到特定案件的话,这种差异性将更为明显。
由此看来,对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的区别界限,各国都是按本国的国情来确定的。其中,英国更侧重于用公正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自然公正原则)来约束行政行为,而德国更侧重于用行政合法性原则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的行政合理性
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实践中,行政合理性多指行政行为应具有的内容上的公正性。人们普遍认为,凡是能用法律规则规定的问题都属于合法性问题,只有无法用法律规则规定的问题才有可能是合理性问题,内容公正重于形式公正。也就是说,我国的合理性原则是为了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又实现合理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这样,合理性原则也就成了一个从属于合法性原则的原则。
自我国制定《行政诉讼法》以后,行政法学上对合理性作这一界定,可能是基于该法的规定。根据该法的规定,除了行政处罚以外,法院只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不能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该法同时规定,法院有权审查和推翻违反法定程序和滥用自由裁量权即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这就说明,行政行为是否遵循正当程序、自由裁量权是否滥用等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合法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合理性问题。为了使更多的行政行为能够得到司法监控,我们就应更多地扩大行政合法性原则的支配范围,缩小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支配范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能把程序公正和正当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划入合理性原则的内容。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自然公正原则并不相同。德国的比例原则也只是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部分内容。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还应包括外国行政法中所称的平等原则的许多内容。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理的基本规则,主要包括平等对待、比例原则和正常判断三个方面。
(四)行政合理性规则的确定
“合理”和“公正”等概念本身,都是抽象的。如果用“公正”来界定“合理”,几乎可以说是在用一个不确定概念来解释另一个不确定概念,并没有对合理性作出准确的解释和回答。这是由合理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语言表达的抽象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行政行为在形式上的合理性或公正性,即程序公正是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规则的,而行政行为内容上的合理性,尤其是自由裁量行为的适当性的客观标准却难以掌握。对同一个行政行为,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判断,即有的认为是合理的,而有的却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到底哪种判断更符合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正像英国黑尔什姆大法官所说的那样:“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
然而,现实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须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确定化,把主观观念客观化和标准化。为此,英国的司法审查是尽可能避免正面阐述合理或公正的含义和要求,避免不同层次上的合理性分歧,而习惯作一种反向思维,即努力找出到底什么或哪些属于不公正、不合理,从而找出一个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同时,英国的司法审查努力回避从行政行为本身来讨论合理性问题,而尽可能从行政行为的实施动机、目的、相关因素和外人即一般人的判断来认定合理性。此外,英国的司法审查习惯于用判例来确立合理性原则的各项规则。因为,抽象的合理和公正,也只有在具体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讨论和确定。
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尽管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但是英国确定行政合理性规则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下文的分析论证中,将更多地采用实证方法。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
(一)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原则是行政主体针对多个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规则。在量化情况下,平等对待原则是容易掌握和运用的。然而,在行政法领域,许多问题往往难以量化。因此,我们就有必要用“模糊语言”来表述这一原则。当代学者米尔恩指出:“比例平等原则要求:(a)某种待遇在一种特定的场合是恰当的,那么在与这种待遇相关的特定方面是相等的所有情况,必须受到平等对待;(b)在与这种待遇相关的特定方面是不相等的所有情况,必须受到不平等的对待;(c)待遇的相对不平等必须与情况的相对不同成比例。”这就是说,平等对待包括三种情形,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例对待。
同等对待有两种情况:第一,行政主体同时面对多个相对人时的同等对待。同等对待规则是一种顺向思维,又称一视同仁。如果作反向思维,这项规则也可称为非歧视性规则、反对歧视规则。在谷某诉某区公安分局案中,原告谷某与第三人吕某因故发生互殴,各有轻微伤。被告对原告作出了拘留10日的处罚,却未对第三人作任何处罚,没有遵循同等对待规则。法院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并作出了变更判决。当然,这里的“同时”,不仅仅是指同一个案件,而且应当是指同一时间阶段。第二,行政主体先后面对多个相对人时的同等对待。行政主体对不同时间阶段出现的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或消灭,应当与以往同类相对人保持基本一致,除非法律已经改变。这一规则也可称为遵循行政惯例规则、前后一致规则或反对反复无常规则。不同情况要求区别对待。如果对不同情况给予同等对待,那不是平等。
区别对待规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认真区别各相对人的具体情况。在王标如等七人诉某县水利局案中,被告对未经其批准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原告作出了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对同样在湖堤上建有住房的县轮船公司未作处罚,而只处罚原告是不公正的。法院认为,县轮船公司建房履行了报批手续,是经有关部门审查并测定后才开始建房的;在建房时,该公司按规定对建筑物的基础工程作了钢筋浇注处理,对堤坝的维护危害不大。⑧法院认为,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区别了不同情况。
比例对待规则要求行政主体按不同情况的比重来设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在文兵诉某县农业机械安全监理所案中,被告认定第三人陈先蓬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应赔偿原告损失1800元;认定第三人文忠祥负有重要责任,赔偿原告损失800元;认定原告监护人负有次要责任。被告在这里通过先区分责任的大小,再按比例确定了各责任人的赔偿费用。在同一案件或法律事实中,这种比例往往与各相对人所起作用的大小、情节的轻重相一致。
(二)比例原则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权虽然有法律上的依据,但必须选择使相对人的损害最小的方式来行使为原则。在德国行政法学上,该原则包括三项内容,即适当性原则、必要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应合乎法律的目的。必要性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损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狭义的比例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适当性原则基本上属于合法性原则的内容,因而比例原则就是必要性原则和狭义的比例原则两项内容。
必要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即使可以依法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保持在最小范围和最低程度。在张其信诉夏阁镇人民政府案中,被告的拆迁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原房屋所处位置整体上并不影响规划的实施,不需要全部拆除,原告只要拆除超出的部分就符合规划的要求。而且原告原房宅基地位置较好,其历史上长期使用该宅基地,在规划安排时应考虑原告对其老宅基地享有优先使用权。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对上述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不予考虑,导致其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适当的程度,不适当地扩大了相对人的损失,实际构成了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所以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显示公正。”
狭义的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即使依法可以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不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超过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在王甲诉东乡人民政府案中,原告与王丙商定共同在王丙的承包地上申请建房,但县土地管理局却把该地批给了王丙和周丁建房。原告便擅自在王丙的承包地上建起了砖木结构房4间和车库2间。于是,被告对原告作出了拆除违法建筑物的处罚决定,并通知原告可在周乙的宅基地上建房。 被告的处罚是合法的。但是,在原告符合建房条件、主管部门也愿意批给宅基地,所建房屋符合规划要求,并在房屋已经建成的情况下,而且在行政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仅仅是加强管理(即要求原告履行申请手续)的情况下,拆除决定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就要大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就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比例原则与平等对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某些内容与平等原则所要求的某些内容也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又是有区别的。平等对待是通过对各相对人之间的比较来认识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则则是通过对事即相对人所具有的情节与所应得到的法律待遇之间的比较来认识行政合理性的。比例原则主要是对负担行政的要求,而平等对待原则的适用则不限于负担行政,还适用于给付行政。符合平等原则的行政行为不一定符合比例原则。坚持比例原则即使能够达到负担行政中的平等对待,也无法实现给付行政中的平等对待。因此,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也是对行政的两种不同要求,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
(三)正常判断
我们已经在前文说明,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合理或不合理,难以确立一个量化的标准。即使我们可以借助于平等对待和比例原则来判断,也仍然存在是否“平等”、是否“必要”的问题。由此可见,对行政主体是否遵循了平等对待和比例原则又需要新的标准加以判断。
根据国内外的实践,只能以大多数人的判断为合理判断,即舍去高智商者(法学家、法官等)和低智商者(文盲、精神病患者等)的判断,取两者的中间值即正常人、一般人的判断为合理判断。只有当“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能想像行政机关在正当的行使权力”,“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如此无视逻辑或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时,才能被认为不合理。 这样的不合理,也就是显失公正。在深圳先科电子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乔迁之际未经批准张挂条幅受罚案中,江汉区市容环境卫生监察中队根据《武汉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47条罚款2000元至20000元的规定,作出了罚款两万元的处罚决定。 我们且不论该处罚决定在适用法规上的错误,即使可以适用第47条的规定,在本案中给予最高限额的罚款也是显失公正的。当然,一个判断是不是大多数人的判断,又往往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滥用自由裁量权
(一)判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标准
在英国,行政合理性原则就是针对自由裁量权而设的,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根据英国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被滥用的下列标准:是否符合正常判断(参见前文),是否具有不合理动机,是否具有不相关考虑,以及是否符合法定目的。
1.不合理的动机。“在执行公务中,自由裁量权总是包含着诚实善意的原则,法律都有其目标,偏离这些目标如同欺诈与贪污一样应当否定。” 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具有合理的动机。动机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耍权威、搞创收、行报复、争利益等行政行为,都不具有合理的动机。方城县公安局民警杨庆林等人为创收,居然授意李学文找人聚赌并告密,然后自己前往抓赌并罚款。 在上述案例中,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动机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作行为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
2.不相关的考虑。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事项,或者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事项,就是不相关的考虑。不相关的考虑可构成滥用自由裁量权,但并非不相关的考虑都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只有在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考虑了行政法规范明示或默示不应考虑的事项,或没有考虑行政法规范明示或默示应当考虑的事项时所作的行政行为,才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在张珠钦、陈梅恭诉福建省闽清县璜乡人民政府案中,被告考虑到原告尚未清偿有关债务而拒绝为原告办理结婚登记。 这些基于不相关的考虑而实施的行政行为,都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
3.违反法定目的。行政法规范之所以规定或允许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是为了在不同情况下更好地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在实施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就应合乎行政法规范设置自由裁量的目的,而不能违反这一目的,否则,就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了没收铝合金(属假冒产品)推拉窗料1.9吨等处罚,但又将其中经检验质量基本合格的980根铝材以10000元的价格“拍卖”给了申请人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结合该法第五章“罚则”的有关规定,该法给予主管部门没收质量不合格产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用户、消费者、名优产品企业等的合法权益,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而不是其他目的。因此,被申请人将在没收时认定为不合格、在“拍卖”时检验为合格的铝材卖给申请人,违反了上述法定目的,没收和拍卖两者中必有一者属于滥用职权。
应当说明的是,不合理的动机、不相关的考虑和违反法定目的,有时是重合的。在某县经济技术协作经营部诉某地区物价所案中,被告的执法人员具有“公报私仇”的动机,考虑不应当考虑的个人私怨来实施处罚也是一种不相关的考虑,而用职权来解决个人私怨也违反了法定目的。 但是,上述三项规则又有其各自独立的价值。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不合理的动机,主要是从道德上来判断的。不相关的考虑,主要是从案件情节上来要求的。违反法定目的,则主要是从法律上来认定的。同时,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的认定,不需要同时具备以上三项标准,而只要存在其中之一即可。在某个案件中,当动机是否合理难以认定时,只要能够认定不相关的考虑或违反法定目的,就可以认定自由裁量权已被滥用。
(二)滥用自由裁量权与显失公正
在英国,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属于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行政行为。如前所述,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英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存在很大区别。在我国,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与显失公正的行政行为并不能划等号。这是因为滥用自由裁量权是原因,违法或显失公正是结果。滥用职权这一原因可以导致违法或显失公正两种结果。
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不是一个显失公正的行为。在某县经济技术协作经营部诉某地区物价所案中“公报私仇”的处罚,在我国都只是一个违法行政行为,而不属于显失公正的行为。
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显失公正而并不违法的行政行为。在张其信诉夏阁镇人民政府案中,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所作拆迁行为是一个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但被告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只是显失公正而已。
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还可能既是一个违法行为又是一个显失公正的行为。在福清市一建公司不服福建省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申请复议案中,被申请人通过没收得到的申请人的铝材又低价“拍卖”给申请人使用,违反法定目的,属于滥用职权。这一行为既违法又显示公正。
滥用自由裁量权由于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两种可能,因而就必须用合法性和合理性两项原则予以规范。更重要的是,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对行政处罚以外的行政行为应尽可能将滥用自由裁量权作为违法行为来对待,以避免合理性问题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而规避司法监控的现象;对行政处罚行为应尽可能作为显失公正来对待,以便作出变更判决,从而避免同一反复,出现累讼。

作者简介:叶必丰,1963年生,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❿ 行政合理原则的相关争议

英国的学者认为正面界定“合理原则是相当困难的，于是从反面角度规定了‘什么是不合理’，并认为”不合理“之外就是”合理的“。格林法官认为：”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志。“丹宁法官认为：”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如此无视逻辑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于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位大法官对”不合理“的表述形式上不同，但他们的分析的角度是相似的：首先，他们都将对行政行为“不合理”的判断视为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其次，都将该判断的主体视为处在理智时期的“理性人”，即为格林法官眼中的“一般理智的人”，丹宁法官认为的“有理性的人”和“明智地”以及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的“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再则，判断的标准即包括“质”的认识又包括“量”的说明，格林法官认为的“如此”“荒谬”，丹宁法官认为的“如此”“错误”以及迪普洛克大法官认为的“如此”“无视逻辑和公认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最后就是判断的客体是行政行为或为支配此行政行为的主观的意识和意志。
在英国的司法事务中，将“不合理”具体化为以下类型：
作出决定的程序存在实体上的缺陷
此大类下又可继续细分为三小类。（1）受到虚假动机、恶意或者个人私利的支配的行政行为。“虚假动机”是指行政行为的实际目的和行政权设置的初衷不一致，或有偏差或是完全的背离。“恶意”是出于个人或政治敌意而对当事人诉诸极端的偏见和刁难。这是从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执法动机和目的的角度分析。（2）没有平衡考量相关因素。相关因素的考量必须置于具体的个案中才能将其明确化。这是从行政执法过程中各种利益权衡的角度分析的。（3）严格的“非理性”，即行政决定明显的有悖于逻辑、常情或不充分语气和理由支持的。这是从”理“的角度去分析的。
违背普通法和宪法确立的权力行使的原则
对一切权力的规范毫无例外的应适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例如，法律的确定性、实体的合法预见以及平等对待等。这是从现行法律规定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约束的角度分析。
压迫性决定
即为使受害者身处极度痛苦或公民的权利和权益因而承受不必要或过于沉重的损失。这是从行政行为结果对行政相对人影响以及行政相对人的承受力的角度分析的。
可见，当一种理论思想需要被作为构建一种现实制度的理论基础时，为了实现制度的可操作性的“优秀品质”，那么必须在对此种思想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结合现实的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角度将其细化为具体的原则，依据相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将原则在具体化为规则。
中国学者对行政合理原则则是从正面作出界定。行政合理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动因应当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为应当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行政行为的内容应该符合情理。还有学者认为除以上外，还应再加上“行政行为的程序正当”。
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法的立法者、执法者、对行政权监督的司法者在立法、执法、司法各自行为的领域中，对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行行为、行政监督行为）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是否符合作为法律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律，是否符合历史主体需求的抽象的判断标准。
区别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有“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中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实例举例
央行只是少量发行了奥运纪念钞，只有极少数人兑换到了奥运纪念钞。
律师崔武认为：这次央行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少，二是程序不公平。这说明人民银行没有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奥运纪念钞的迫切需求。而且因奥运纪念钞供需比例严重失衡而造成各地出现“抢兑风潮”，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银行营业秩序，表现出央行行使行政职权时没有进行全面考虑。央行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行政合理原则。按照一般诉讼原则，诉讼书递交法院后，一旦法院受理，案件就将进入一审程序。央行会在15天内提供证据进行书面答辩，如果不答辩举证，法院就会判他们败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