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野宏行政法总论
『壹』 我急需政法或者国际政治专业的书
您好，我所在的大学便是政法类大学，本人也恰是国际政治专业的，列出的书目均为我校教授推荐，希望能够帮到您买一份好的礼物！
【第一部分：政法类推荐给您的书目】（因为政法类涉及范围较广列举较多见谅）
一、法律史类:
《帝国的缩影： 中国历史上的衙门》郭建著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法学的初步》刘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方法学初步》刘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推荐理由：了解中国法律的传统特有性格的入门读物。有助于我们粗略的把握中国法制史的大概面貌，使我们获得初步的感性的认识。
二 法律史通论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武树臣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范忠信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梁治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梁治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张中秋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再版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布迪莫里斯等著 朱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范忠信 著 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推荐理由：增进对中国法律文化特征了解的理论读物，特别是有助于我们以西方法文化为参照来认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和缺陷。
三、宪法学类：
1、孟德斯鸠著 《论法的精神》
2 、卢 梭 著 《社会契约论》
3 、卢 梭著 《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4、洛 克 著 《政府论》
5、约翰·密尔著 《政府》
6、佐滕功 《比较政治制度》
7、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8、戴雪 《英宪精义》
9 、罗伯特·达尔 《记民主》
10、维尔 《宪政与分权》
11、李龙 《宪法基础理论》
12 张伏福 《宪法学基本理论》
13 张伏福 《宪政论丛》（一）（二）
14 徐显明 《公民权利义务通论》
15 王世杰 钱瑞升 《比较宪法》
16 周叶中 《宪法》
17 韩大元 《亚洲立宪主义研究》
18 刘茂林 《宪法学》
17 刘嗣元 《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18 王广辉 《比较宪法学》
四、行政法学
1 方世荣主编：《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胡建淼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6 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7 叶必丰著：《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8 杨解君著：《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9 杨解君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10 张树义主编：《寻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第二版
12 姜明安著：《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 林莉红著：《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版
15 陈新民著：《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 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17 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8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87年版
19 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 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1 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 [日]和田英夫著：《现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23 [日]室井力著：《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 [日]盐野宏著：《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6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行政法》，徐炳等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27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8 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 杨海坤、黄学贤著：《中国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0 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 杨解君、温晋锋著：《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 马怀德著：《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劣》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
33 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4 方世荣著：《论具体行政行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5 方世荣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
36 叶必丰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 沈岿著：《平衡论——一种行政法的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8 李娟著：《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 石佑启著：《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换式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0 关保英著：《行政法模式转换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1 宋公德著：《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
【第二部分：国际政治专业】
参考书目
1．（美国）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2．（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美)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 : 理论与历史 ，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2
5、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6、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8、（日本）中西治著，汪鸿祥译：《新国际关系论》，学林出版社，2002年。
9．（美国）康威·汉得森著，金帆译：《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冲突与合作》，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10．王圣诵：《国际关系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
13．（美）斯坦利 霍夫曼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
15．（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6．（英）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17．（美）塞潦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
18．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希望这些能够帮助您选择一个好的礼物！谢谢~！
『贰』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这门课程有多少章节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这门课程有7章内容，包括：第一章行政法概述、第二章行政组织法、第三章行政行为总论、第四章行政执法概论、第五章其他行政行为、第六章行政复议、第七章新行政诉讼法。
『叁』 求行政法相关书籍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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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第6版)》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南博方先生历经二十余载精雕细作之力作。全书共15章，总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领域，描绘了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体系。《行政法(第6版)》既注重对传统行政法学体系和经典理论的承继.亦强调对现代行政法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充分运用，大量引用判例，并结合近年来日本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行政过程各个阶段的相关行政法问题进行了精到的诠释，提示了行政法教材建设的方向。
『肆』 有哪些好的行政法著作可以看
1.王名扬三部曲：
《英国行政法》政法大学出版社《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美国行政权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哈特穆特.毛雷尔（德），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3.盐野宏（日）：《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4.翁岳生：《行政法》（上、下），中国法制出版社
『伍』 行政强制执行引言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所作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
1.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义务为前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履行还必须有不履行的故意。不履行行政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如在规定不得建筑住宅的土地上建立住宅；另一种是，不履行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如应纳税而不纳。两种情况都属行政强制执行的范围。
2.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行政义务。因此，强制执行应以行政义务为限，不能超过当事人所承担的行政义务范围。
3.义务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但该义务产生的依据，即行政强制执行的基础是什么？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争论。大陆法系国家早期曾主张包括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法律规定两类，近期行政强制执行的趋势，倾向于仅以行政处理决定为根据，不再以法律规定为直接依据。
4.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两大法系有重要区别，其源在于对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的认识，普通法系国家从来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行政机关当然无权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大陆法系中很多国家则历来将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不同的是，德奥等国早期曾将行政强制执行看成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期则有重大变化，行政机关是否有行政强制执行权，尚须法律特别规定，这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者均肯定行政处分具有公定力、拘束力、确定力及执行力。因此。行政处分权当然包括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无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如19世纪时普鲁士学者安休斯（G.Anschiite）、
布伦诺（K.Brunner）均持此说。其后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进一步予以发展，认为行政权依法发动之命令，原则上即应包括强制执行力。“警察所下之命令乃国家之行为，其与某人对债务人所做之请求截然不同。用强制之方法以求（命令目的之）实现乃当然之理”。
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基于公权力之国家意思，其本身既已具备执行力，吾人应认为直接强制可不待法律之特别规定，该行政官署当然有权予以执行。”（《日本行政法》上，1936年版，第336页）。
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责难，西德著名行政法学家佛鲁斯特霍弗（FrnstForsthoff
）在分析了行政权与公民的关系后，认为“无例外的，应固守一个原则，即行政权仅能在具体之情况下且为法律所承认者，方得行使强制手段。”此后，德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的命令权与实现命令之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两者都须有其法规上之根据，这才符合行政法上最基本的原则——依法行政。
日本田中二郎教授也持上述见解：“行政强制，不问其为行政上之强制或行政上之即时强制，均因以人民之身体及财产之侵害为其内容，因此近代法治国家若须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下令与强制为各别之行为。”（《行政法总论》1965年第380页），
当前日本学者大都持此说。）
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权的归属，已由长期实践形成制度，并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加以规定，大致可归纳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基本制度。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作为强制执行，有许多共同处，对某些国家来说，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并无实质区别，它们都是司法权的一部分，如美国。对另一些国家而言，虽然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是分开的，但行政强制执行在内容与方式上也都是从民事强制执行仿效而来，如德国。从我国具体情况看，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的区别在于：
（1）从执行主体看，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是行政机关。这与民事强制执行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不同。
（2）从执行依据看，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处理决定，
即使在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其执行依据也是行政处理决定。而民事强制执行的依据是已经生效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的判决、裁定或调解等法律文书。
（3）从执行对象看，行政强制执行的对象比较广泛，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和人身。而民事强制的对象仅限于物。
（4）从执行结果看，行政强制执行不存在执行和解，
只能强迫义务人履行义务；民事强制执行则可以执行和解。（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25—526页。）
（二）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区别
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因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所引起的。但当事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此法定义务非履行不可，由此引起行政强制执行，如纳税，当事人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必须强迫当事人履行；另一种情况是，此义务已不可能再履行，故只能给予行政处罚，使其记取教训，以后必须履行义务。如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此时只能科以罚款，使其以后遵守交通规则，不可能强制执行。从性质上说，行政处罚是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科处新的义务，而行政强制执行则是要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原来的义务。这是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处罚的一般分界线。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执行和执行罚也有科以新的义务的内容，但这种科以新的义务的目的，仍是为了履行原行政义务，并不以科以新的义务为结束。这是法律在设定处罚还是强制时必须注意的。实践中，也有以处罚代替强制执行的，即以处罚代替当事人必须履行义务的情况，如有些地方对农民侵占集体土地建房，行政机关不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而是以收取罚款结案，这实际上将起到怂恿违法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此外，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很不相同。行政处罚主要运用警告、罚款、没收财物、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以及行政拘留等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则采取代执行、执行罚、强制征收以及直接强制等手段。由于行政处罚都是一次的承担义务，因而在行政处罚难于执行时，尚需以行政强制执行为后盾。
三、对目前有关行政强制执行定义的辨析
我国行政法学著作中大都有行政强制执行的章节和定义，粗看似大同小异，细加分析，可以发现一些理论上存在的问题。现先摘录几条有代表性的定义，再加分析，也许将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解。
（1）“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不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时，国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法定的强制手段强制当事人履行其义务，这就是行政法上的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的行政行为。又叫做行政执行。”（注：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第1
版，第125页。）
（2）“强制执行行为指由于被管理者抵制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不履行行政机关提出的合法要求，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消除被管理者的抵制，迫使其履行的行政行为。”（注：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98—299页。）
（3）“行政强制，也叫行政强制执行，
是国家对拒绝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的当事人，或其有关实物标的依法实施强制措施，以促使某项义务的履行；或者为了公共利益而对特定的人或物实施强制手段，以限制某项权利的行使。”（注：张焕光等：《行政法基本知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55页。）
（4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用强制措施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注：应松年、朱维究：《行政法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8
页。）
（5）“行政强制执行，
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法律文件规定的义务的当事人采取的行政法上的强制措施，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具体的、针对特定的人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又叫做行政执行。”（注：张尚＠①：《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71页。）
（6
）“行政强制执行指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其义务的行为。”（注：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9页。）
（7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其义务时，行政机关以强制方式促使其履行，或实现与履行有同一状态的行政行为，通常简称为行政执行。”（注：张尚＠①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32—233页。）
（8）“行政强制执行，是指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管理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迫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的行政执行行为。”（注：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2页。）
（9）“行政强制执行，可简称为行政执行或行政强制，
是指相对人负有法定义务，拒不履行，由行政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者由他人代为履行以达到同样目的的具体行政行为。”（注：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25页。）
这些定义的共同点都指出行政强制执行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法定义务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强迫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些定义又存在着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行政强制执行理解的不准确。
（1）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行政强制。实际上行政强制的概念较行政强制执行为宽。它包括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即时强制等。
（2）将行政强制执行等同于强制措施，
但这两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执行是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强迫其履行义务。行政强制措施一般是为了保全证据或制止违法。有时，采取强制措施的目的正是为了保证以后的强制执行。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也可能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个前奏阶段出现，从而使两者难以区分。
（3）将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执行相等同。如上述所述，
这种观点在早期德奥等国比较流行，但二战以后这种观点和做法都已被摒弃，因为它有放纵行政专横的可能，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长期来没有理论加以明确阐述，但实践的做法是确定的：将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分开，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但一般都没有强制执行权，只有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该行政机关才具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权，可以在作出处理决定后，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强制执行。
毫无疑问，行政处理决定是具有执行力的，但执行力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自己可以强制执行。将行政处理决定权与行政强制执行权分离，将行政处理决定权与行政处罚权分离，这是现代行政法，也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
（4）将行政强制执行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强制执行行为在行政机关依法自行强制执行时，当然可以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但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经法院审查同意，下令强制执行时，它就是司法强制，不应再称为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
（5）一般行政强制执行的定义中，大都未明确指出行政强制执行的根据应为行政处理决定，不应直接依据法律执行。
四、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简介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起始于西方，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西方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大致形成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德奥模式和法国模式。
（一）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的特点是，行政机关在相对一方不履行行政义务时，原则上不能自己采取强制执行手段，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履行，相对一方如果不履行法院命令，法院将以藐视法庭罪，处以罚金或拘禁，这就是“藐视法庭程序（Contempt
proceedings）”，当然，作为诉讼，被告方也同时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决定是否合法进行争论，因而其本身又是一次救济程序。此外，它也并不妨害相对一方在不服行政处理决定时，根据特别法或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向法院请求司法审查。
另外，有下列四种情况，有即时强制必要的，行政机关可以不经由行政上的诉讼程序，或事前的司法承认而自行执行：（1
）对负有缴纳国税义务财产的查封与扣押；（2）对外国人驱逐出境；（3）对妨害卫生的行为的排除；（4）妨害安全秩序之排除。（注：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7—228页。）
美国强制执行的理论基础在于，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特点，为有效控制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这种对公民极易造成损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从来属于司法权而非行政权，这是理解美国模式的关键所在。
（二）法国模式
为确保行政义务之履行，法国采用由司法机关对义务违反者施加刑罚的办法。依靠义务人对刑罚的恐惧以促使其自动履行。这种刑罚与一般刑罚不同，称为行政刑罚。但刑罚与行政罚只在法律有规定时才适用，如果法律对于某项行政义务的不履行没有规定处罚，或者情况紧急，需要即时强制时，行政机关也可使用强制力量直接执行行政处理决定所规定的义务，称为依职权执行或强制执行。
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法律有明文规定；（2）情况紧急；（3）法律无明文规定，也无紧急情况，但法律也没有规定其他执行方法时，强制执行是最后的执行方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就不能适用强制执行；（4
）当事人表示反抗或有明显的恶意。强制执行的方式，一为代执行。（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69页。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228页。）
（三）德奥模式
1953年联邦德国颁布行政强制执行法，共4章22条。（注：见《联邦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1953年4月27日），朱林译，
《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主要内容是：
（1）行政强制执行包括金钱给付义务及行为的忍受、不作为义务的强制。但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适用其他单行法。（2
）行政强制执行原则上应以先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直接根据法律就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做法已被摒弃。但即时强制可无须预先的行政行为。（3）行政强制执行机关，
原则上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可部分或全部委托下级行政机关代为执行。（4
）执行方法为：代执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代执行只能由执行机关委托第三人完成，费用由义务人承担。代执行或执行罚不能达到目的或难以实行的，执行机关可直接强制。强制方法必须与其目的保持适当比例。决定强制方法时，应尽可能考虑当事人和公众受到最少侵害。（5
）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书面方法作出告诫，告诫应附履行期限，明确执行方式。需义务人承担费用的，应在告诫中列出预定费用数额。执行罚应告知确定的金额。告诫必须送达。（6
）义务人在代执行或直接强制过程中反抗时，可对其采取强力，依行政机关请求，警察须提供职务协助。执行达到目的后，立即停止。（7）执行罚未获缴纳时，
根据执行机关的申请，行政法院在经听证后，可裁定命令代偿强制执行，一日以上，两星期以下。（8）对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应有法律救济。
奥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公布于1925年，共13条，（注：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7—370页。）主要内容有：
（1）行政强制执行由县级及其上级国家行政官署负责执行。（2）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①应以最轻微之方法达到强制执行之目的；②金钱给付的强制以不影响被执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瞻养义务之履行为限。（3）强制方法有代执行、执行罚、直接强制。
负有忍受、作为或不作为义务又不能代执行者，可由执行机关科处罚金，或将其人收押，以强制其履行。直接强制须以先有执行处分为前提，可不经告诫程序。（4）临时处分（假处分），当事人确有行政义务存在，
或不能确定时，执行机关为保全义务之履行，得为临时处分。但以义务人有自行处分其财产或串通第三者以其他方法逃避义务之履行，有妨害执行或使执行有困难者为限。（5）行政救济。
（四）日本强制执行制度之发展
日本于1900年师承普鲁士法制，颁布了行政执行法和行政执行法施行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此作了总结，认为罚锾之强制作用较为间接，效果低微；直接强制曾被行政机关滥用，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之空前侵害，因而于1948年公布《行政代执行法》，共7条，（注：
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8年8月第5版，第365页。）据此，行政机关一般只享有代执行的强制执行权。
除代执行法外，日本其他法律中尚有关于执行罚、直接强制与强制征收的规定。（注：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90—91页。）
五、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是《行政诉讼法》，该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前有“依法”两字，说明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只有法律特别授予时才具有。）
（一）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如法律没有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就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与国外不同。申请不是诉讼，不需要经过诉讼程序。申请比诉讼效率较高，这是适应行政管理要求的。但申请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申请如经法院批准、同意，原行政强制决定就成为司法强制决定，法院可以运用其司法强制执行权，强迫当事人履行义务。因此，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以后，法院必须认真进行审查，不仅要作形式审查，还要作实质性审查。对行政机关的申请，经审查合法，将由法院实施司法强制；经审查不合法，退回行政机关，不予执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是否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受理？
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行政机关如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章无权作此规定。制定行政诉讼法时曾考虑到这一因素，如仍坚持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则大量根据规章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将失去强制执行的后盾而变成一句空话。在目前情况下，这将给行政管理带来难以估计的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第66条特别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据此，凡属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不履行义务又不起诉的，行政机关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须以法律、法规规定为限。至于能否执行，还需人民法院审查。这是我国基本法律中第一次作出的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般性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应该已经不存在申请执行必须有法律法规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后，人民法院应在多长期限内给予答复？人民法院如不同意强制执行，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诉？上级法院应在多长时期内答复？执行费用应如何计算等问题，由于至今没有统一规定，以至常常发生矛盾，需要作出规定。
（二）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
例外的根据就是法律，由法律明确规定由哪一级政府或哪一行政机关部门享有哪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权，不能超越。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行政机关就不享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从我国已有法律规定的情况看，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形：
（1）属于各部门专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一般由法律规定，
专项授权给主管行政机关，如：关于人身权的，有强制传唤、强制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强制履行（《兵役法》）等。属于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如滞纳金（《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强制收兑（《违反外汇管理处罚施行细则》）、强制许可（《专利法》）等。（2
）属于各行政机关普遍需要的，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原则上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只授予少数几个行政机关，如税务（《税收征管条例》）、海关、审计等。（3）一项特别的财产权，
即拆迁房屋、退回土地等，由于这是涉及公民的“命根子”，需特别慎重。原则上都应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强制拆迁既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也可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注：《国务院公报》1991年第568页。）
《行政处罚法》第51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
扣押的财物拍卖或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交罚款”，可见，强制拍卖或强制划拨，都必须由法律规定。法规规定无效。也就是说，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强制拍卖或强制划拨的设定权属于法律，其他规范，如法规等无权设定。这是一项一般性规定，不仅对不缴纳罚款的适用，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况。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何种强制执行权，从积极方面说，意味着法律的授权；从消极方面说，也意味着行政机关不享有其他种类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六、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形成和特点
与英美和德奥比较而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自己的特点，英美法系将强制执行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这种作法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德奥模式将强制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在早期时，把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和强制执行权合一，无须法律特别规定；近代则将两者分开，行政命令权不再包括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种作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在防止行政专横、防止损害人民合法权益方面，似嫌不足。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各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
1.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为原则，表明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法院。第一，多一道法院的审查，将有利于减少错误，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第二，用“申请”而不用“诉讼”，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2.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第一，所谓例外就是法律规定的例外，法律规定某一事项可由某一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时，该行政机关才有某一事项的强制执行权。第二，从已有立法的情况看，只有那些属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强制执行事项，法律才授予行政机关。对带有普遍性的强制执行权，如强制划拨、强制拍卖财产等，控制极严，法律只授权个别行政机关。
可见，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借鉴和吸取了各国经验中的有益成分，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从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制执行制度，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行政强制执行是国家机关对不履行行政义务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而是实现行政权的手段。行政机关有权作出初步行政决定，但无权自行强制执行，除非法律有特别授权。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决定权是分离的，决不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自然组成部分。这表明我国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设定上，考虑到这一权力的行使，将直接关系公民的权益，因而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同时，应该说，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至今仍有很多人误以为既然有权作出行政决定，就有权强制执行；有些法院的同志则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机关的事，与法院无关，法院至多只是履行一下审查的手续。由此在实践中产生各种问题。
但是，由于我国对行政强制执行尚未统一立法，因而上述所谓我国的强制执行制度，只是粗线条的概括，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1.哪些情况的强制执行权可授予行政机关，标准不明确。
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归法院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标准是什么？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有人对此作了归纳，认为划分法院与行政机关执行权力的标准有下述几种观点：（1
）以执行标的为划分标准；（2）以法律后果严重程度划分；（3）以案件影响大小为标准。凡在该地区影响大的，由法院执行，一般的由行政机关执行；（注：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出版，第378—379
页。）（4）以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大小为标准；（5
）以案件执行的难度为标准。（注：马生安：《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程序设定》，《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3
期第21页。）本文作者在前面论述行政强制执行时，实际上也作了划分，从形式看，凡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的，由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没有授权的，全部由法院执行。法律授权的标准是：专业性、技术
『陆』 行政法的红皮书是哪个编写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柒』 民国初年贵州政坛的血雨腥风
民国初年，衡量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的好坏有个标准，就是看当地的权力人物对待政敌的态度，是宽容大度还是赶尽杀绝。辛亥革命后，各省新贵对落魄的政敌大多采取前一种做法，态度比较温和，甚至礼遇对手，绝少会施暴滥杀。
比如在云南，辛亥革命成功后，起义领导人蔡锷没有杀掉他过去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李经羲，而是派人把他及其家属送出云南。
民国年间，四川军阀关起门来打内战，为争地盘打得不亦乐乎，但他们的家属尽可在成都安居乐业，胜者绝不报复败者的家人。但这种宽容的风气在贵州政坛却不见影迹。
民初以来的贵州盛行一种残酷的军政权力更迭模式：权力交接转移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而是必置对方于死地，败者又力图报复，就这样陷入了连环追杀的混乱之中。这种血腥暴力的权力更迭模式在民国初年的贵州政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兴义系”的新旧派矛盾的基本面
说起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还要从当时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的“兴义系”说起。
所谓“兴义系”，是指自1913年开始统治贵州的一个军阀集团，以刘显世、王文华等人为核心。因为刘、王是贵州兴义人，其骨干又多来自兴义所在的黔西南地区，因而得名。
该集团于辛亥革命时入主贵阳，开始了对贵州全省的统治。贵州的军政大权分别由他们二人执掌：刘显世任督军兼省长，王文华担任黔军总司令。在刘显世周围有以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组成的“四大台柱”。
熊范舆是晚清末科进士，后去日本留学，著有《行政法总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他倡导发展实业，鼓励贵州的蚕桑事业，时任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掌管全省金融。
何麟书长期担任政务厅长，从事政府的行政管理。
张协陆早年官费留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4年后担任财政厅长，号称“理财能手”。
郭重光虽不担任实职，但作为贵阳绅商耆老的代表，是刘显世的主要决策顾问。这些都是当地的精英人物。
此后逐渐在“兴义系”中发展出势不两立的新、旧两派。以刘显世为核心的一批人称为“旧派”，以王文华为核心的另一批人称为“新派”。
为扩大势力，王文华将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等一批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贵州籍毕业生延揽入黔军。何、朱、谷三人后来相继离开贵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为了笼络何应钦，王文华还将小妹王文湘嫁给他。
当然新旧两派之间又有盘根错节的血缘和亲谊关系，比如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刘显世的姐姐刘显屏（蒋介石称她为“屏大娘”）既是王文华的母亲，也是何应钦的岳母。旧派的熊范舆、何麟书又是新派王文华等人的老师。
不过，在政治倾向方面，两派确有不同。新派中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更愿意接受新思想。王文华曾参加中华革命党，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而旧派的政治态度就没有这样旗帜鲜明，比如刘显世在护法运动时，一面表态支持护法军政府，同时又通电北洋政府表示“拥护中央”。
在何应钦这些日本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看来，刘显世等旧派人物好像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中的守旧封建领主，而他们则好比日本倒幕运动中的中下级武士。
何应钦还发起成立了“少年贵州会”，号召要改造贵州、改造中国。在五四运动中，何应钦又主持召开贵州国民大会，会后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而在旧派眼里，这些活动则有“过激主义”的嫌疑。
矛盾的激化：与金钱、女色都有关
两派矛盾的尖锐缘起于经济上的冲突。贵州新派的主要势力多在军界，而经济和财政主要被旧派把持。为打破这一局面，新派提出要在贵州修筑铁路，这就是1919年的“渝柳铁路借款案”。
这年3月，贵州驻外省代表王伯群（王文华兄弟）与华侨实业公司主任赵士觐在上海签署了由该公司承筑渝柳铁路（由重庆经贵州到柳州）的草约。条件是铁路筑成后，由承筑人管理40年，每年以溢利5%酬报贵州政府，时限到期后，铁路交还贵州当局。
同时签署借款草约，由公司借给贵州省政府500万美元（折合1000万银元），贵州则以矿山作抵押。
这两份草约如果能成功签订，铁路修成，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刘显世、熊范舆等旧派人物是支持签约的，省议会也无异议。
但在6月9日省议会开会时，对借款如何使用产生了分歧。王文华提出他需要100万美元用于补发军队的欠饷，遭到财政厅长张协陆坚决反对。张协陆认为，借款数额太大，利息将是沉重负担，要将借款限制在200万银元以内，并且要专款专用，不能挪作它用。
他还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刊印，于是省内外掀起了一场反对王文华兄弟“卖省营私”的轩然大波。在争吵了半年之后，签约期限已过，草约成为废纸。
在此之前，新旧派之间的矛盾还牵涉到一桩家庭纷争。
王文华的原配夫人是刘显世从兄刘显慎的女儿刘从淑，本来夫妻间感情很好，但随着王文华地位的提高，他移情别恋，迷恋上了省署职员段家榕的妹妹段小菊，要娶其为妾。
何应钦是王的妹夫，历来主张女子要从一而终，男子也不能得陇望蜀，故而与妻子王文湘苦劝王文华，王文华却执意不听。5月3日，刘从淑服鸦片自杀。
刘显世得知消息后，亲自去王文华家问罪，指责王文华为了娶妾逼死发妻。有人还添油加醋地说，王文华要从借款中挪出100万美元不是为了补发欠饷，而是要偿付这笔风流债。
把铁路签约的事弄黄了，激怒了新派，他们向旧派发起了猛烈进攻。
被逼自杀的张协陆
何应钦、谷正伦在黔军官兵中散布对反对借款诸人的不满。他们说：总司令本想借得美金，给各位兄弟补发欠饷，但张厅长等人硬是反对，眼看到手的银子一风吹了。
在何应钦、谷正伦的鼓动下，几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前索要欠饷和抚恤金。伤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闯入张协陆家吵闹。
何应钦、谷正伦还按王文华的主意，私下游说省议会议员，以每月另给津贴80元为诱饵，收买了一批议员，在省议会表决要审查财政厅的历年账目。
张协陆虽临时指使人加工、涂改账目，但近两年的年度预决算还是难以对得上，另外还被查出账目中有十处明显的漏洞。
这些问题在报纸上披露后，弄得张协陆狼狈不堪，慌张之下赶紧把尚未查出但已冒领的千余元退还，又被抓住把柄，说是如果没有问题，岂有主动还款之理？各种质询、攻击劈头盖脸而来。
实际上，两派人都曾从贵州的财政中浑水摸鱼，如今全都归罪于张协陆。新派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扬言将刊载《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指出贵州物价暴涨、捐税苛重、人民生活疾苦等诸多问题，都是“因为省长的昏聩、掌财政的腐败、司政务的黑暗、管银行的狡诈、主议会的不顾民意”。
在这一片混乱中，王文华策划了一个刺杀陈廷策（时任贵州省政务厅长）的计划。他认为陈是旧派中的“阴谋家”，惯于在背后煽风点火。
1919年11月26日，王文华在家请客，邀请陈廷策赴宴，刘显世、张协陆、熊范舆、郭重光一同出席。席间，王文华等人表示将捐弃前嫌，双方重归于好。
然而在当天深夜，陈廷策在回家途中遭到枪击，幸而未中要害，免于一死。次日一大早，王文华、何应钦赶到陈廷策家“慰问”，要求警察厅长迅速破案。陈廷策死里逃生，连声道谢，哪敢有半点怀疑的表示。
11月28日，省议会审议历年的决算案，发现财政支出与收入不合，于是正式提出查办财政厅案。刘显世迫于压力，几天后咨复省议会，同意查办张协陆。
这时新派开会决定，要将库存的旧军服散发给街头的乞丐、流氓，并派军官化装指挥，并约定在12月3日召开“平民大会”，然后去张协陆、熊范舆家，声称他们两家一家办财政，一家办银行，却不赞成借款解决贫民的生计，趁机煽动乞丐、流民分了他们的家产，再将两人押至省议会参加公审，之后将两人枪毙在省议会门外。
不久，张协陆就得知了他们的计划。12月2日，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之下，张协陆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4封，分别给刘显世、王文华、财政厅同仁及妻子罗氏，要求刘显世退位让贤，希望王文华维持地方大局，向财政厅同仁表明自己的清白，嘱咐妻子养育子女。
张协陆一死，社会上传出王文华、何应钦逼死人命的说法。王、何二人于12月3日清晨去张家吊唁，原决定当天召开的“平民大会”自行取消。
原本熊范舆已被新派锁定，欲与张协陆一并除掉，却因为张协陆的自杀而活了下来。这就是贵州历史上的“民八（民国八年）事变”。
腥风血雨何时了
这次事件后，新旧两派的冲突趋于激化。
1919年底，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要求“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谋划废除督军职位。而刘显世认为，“废督就是逼我死。”他开始考虑积蓄力量“倒王”。
刘显世在四川组织了反对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并广为印发传单、文告，历数王文华的罪恶。由刘显世控制的游击军也在向贵阳移动。
1920年10月初，王文华召集谷正伦、朱绍良等高级将领会商，决定让驻扎在四川的黔军“回黔就饷”，以配合在贵阳的警察厅长何应钦发动政变。他自己则以养病为名前往上海，以免被人指责“以甥逐舅”“以下犯上”。王文华还嘱咐部下重在夺权，不要伤及刘显世。
10月下旬，黔军陆续退回贵州省内。刘显世急调游击军3个营赶往贵阳，并连日与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等人筹划应对之策，准备等游击军集结完毕，先消灭何应钦在贵阳的武装，再作其他打算。
这一情况被何应钦探知，遂密令黔军的警卫营火速赶往贵阳。刘显世明知警卫营是王文华的精锐部队，人员素质和装备在黔军中都是最好的，但因为该营营长孙剑锋是自己长子的妻兄，副营长林子贤是自己次子的妻兄，故而对该营的到来未加防范。
11月10日下午，何应钦与孙剑锋在警察厅商讨行动计划和杀人名单。何应钦不主张多杀，孙剑锋力主杀人多多益善。孙将他拟议的有十几个人的杀人名单给何应钦看，何认为要多斟酌，不应扩大事态，殃及池鱼。孙埋怨“三哥”（何应钦）做事太婆婆妈妈，难成大气候。
两人为此争论不休。当夜行动前，何应钦召省议会议长张士仁来，请他过目名单。张提出，名单上前面几人是首要分子，杀之罪有应得，“以下的不过是为彼辈作走卒，杀之无补于事，反而引起社会舆论之责难”。
何应钦听后表示尊重议长意见，只捕杀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三人，由孙剑锋负责执行。孙剑锋命令警卫营的三个排各自负责“解决”一人。
当天晚上，郭重光与耆老会（由贵州地区官僚、豪绅地主组成的组织，以郭重光为主）成员聚会，众人劝他躲避，郭重光不听，结果在夜里被士兵绑走，押至北门桥头。
据目击者称，警卫营士兵“把郭放平在卖肉的案桌上，几人按住，一刀剁下郭的脑壳，提起脑壳就走了”。郭重光的幼子郭虞彩、次女郭润彩一同被害。
熊范舆遇刺那天晚上，有人前来报信，劝他躲避，但他坚持不走。熊范舆遇刺后，过了五天才发还首级。家人请皮匠缝合头颅，将其葬在城外。
警卫营士兵闯入何麟书家，先是打死马夫。紧接着，何麟书子侄三人或被砍头，或被射杀。何的幼女刚满周岁，被士兵一刀刺中大腿，幸得保姆舍身相救，称其是女孩，才捡回一条命。
当时何麟书听到扰攘声，拿出佩枪欲做一搏，被夫人劝住，后来从二楼窗户跳至隔壁人家花园，得以逃脱。
第二天，刘显世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出权力，回兴义老家。贵州的最高政治权力为新派掌握。这就是贵州历史上的“民九（民国九年）事变”。
止于何应钦
但事情并未了结，结果却是“他日之寻仇报复，为祸更烈也”。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被黔军另一首领袁祖铭派人刺杀于上海英租界的一品香旅馆门前，背后有刘显世和张协陆弟弟的指使。
此后，暗杀成为贵州政坛派系斗争的一大特色。何应钦怀疑逃亡昆明的刘显世参与了刺王阴谋，派唐念益前往昆明探查情况。不料唐到昆明后，行踪暴露，反被刘显世派人刺杀于郊外。
1921年何应钦在黔军的内讧中被逐，避居于昆明。12月的一天，何应钦与副官去华丰茶楼喝茶。当他们进入茶楼时，看见茶座上有两个年轻人起立向何应钦行礼，其中一人操遵义口音发问：“长官是否何旅长？”
何见这二人有些陌生，不免狐疑。这人便谦恭地笑着说：“我曾在旅长手下当过班长。”何应钦见是老乡和部下，就繁衍了几句，便起步上楼，遭到其中另一青年用手枪射击。
何应钦身中两枪，一在胸部，一在腿部。后来查明，是刘显世的子侄收买刺客所为。何应钦为了迷惑对方，放出风声说他的伤重难治，恐怕只能活3年。对手果然没有再加追杀。
后来，何应钦成了军界的显赫人物，他身边有人主张对刺杀他的幕后主使者进行报复。何应钦严加禁止，不许他们乱动，并放话不再追究。
(作者：陈仲丹）
『捌』 行政法有哪些特点是什么行政法可划分为哪些类别
特征：
(1)行政法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实体行政法典，这是因为行政法涉及的社会领域十分广泛，内容纷繁丰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难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统一法典。
(2)行政法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内容十分丰富。
由于现代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其活动领域已不限于外交如国防、治安、税收等领域，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3)行政法具有很强的变动性。
与其他部门法由于社会生活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作为行政关系调节器的行政法律规范也具有较强的变动性，需要经常进行废、改、立。
分类：
(1)以行政法的作用为标准，行政法规范可分为下述三大类：
①关于行政组织的法律规范。一部分是有关行政机关的设置、编制、职权、职责、活动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范，其中职权、职责规范是行政组织法规范的核心；再一部分是有关国家行政机关与国家公务员双方在录用、培训、考核、奖惩、晋升、调动中的权利(职权)、义务(职责)关系的法律规范。
②关于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其中最主要的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双方权利(职权)、义务(职责)关系的法律规范。
③关于监督行政权的法律规范，即监督主体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最主要的有行政监察、行政审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法律规范。
(2)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可分为一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
①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的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行政救济法等。
②部门行政法是对部门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民政行政法、卫生行政法等。
基本原则：
合法行政。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2.合理行政。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
3.程序正当。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4.高效便民。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5.诚实守信。
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
6.权责统一。
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行政处罚实施的条件是：一切违反相关法律的行为。
(8)盐野宏行政法总论扩展阅读：
行政立法的体制：
(1)国务院立法（制定行政法规）。
(2) 国务院各部、委立法（制定部门规章）。
(3)国务院直属机构立法（制定部门规章）。
(4)地方行政机关立法（制定地方行政规章）。
(5) 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
『玖』 杨建顺的代表作品
论文类：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导读：拓展和创新行政法学研究的阶梯》，载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的职能定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摘录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10期
《论政府职能转变与建设和谐社会》，载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论城市创新中的市民参与》，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3期（总第166期）；收录入北京市法学会编《走进法治——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2008年7月
《论根治腐败的制度支撑》，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论行政评价机制与参与型行政》，载《北方法学》创刊号，2007年1月
《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其制度支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6年）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城管执法的作用》，载《法学家》200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6年）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7年第3期
《建立和完善国家科研项目监理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7日
《论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的现状与课题》，载《人大法律评论》2004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 11期
《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视点和方向》，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6月20日；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8期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5年第 12期（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5年）
《论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职能——以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衡量和保障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5期
《论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维权与政府职能定位》，载应松年教授贺寿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行政法的中国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论基层政府法治建设的定位及其发展方向》，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6年第 3期
《高校教师聘任制与维权、救济机制》，载《中国教工》2005年第3期
《公共利益辨析与行政法政策学》，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5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5年）
《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全文收入中国法制出版社编《宪法与行政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全文收入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5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4年）
《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4年）
《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5期予以摘录；被收入周国均主编《中国法学文丛?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被收入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4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3期
《论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与责任机制》，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予以摘编刊载（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行政许可的合理化与相对人的权益保障》，载孙琬钟、江必新主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论政策制定的程序化、法制化和民主化》，载《政府法制建设》2003年第5期
《明确法律定位，建立健全教师奖惩和救济机制》，载《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17期（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收录2003年）
《日本行政执行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
《关于行政执行权力配置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12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6期全文转载
《教师聘任制与教师的地位——以高等学校教师为中心》，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与反思》，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
《论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行政许可的原则》，载《法制建设》2002年第2期
《论劳动教养的目的及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载张绍彦、陈兴良、储怀植主编《理性与秩序——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政务公开和参与型行政》，载杨解君编《行政契约与政府信息公开——2001年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实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行政强制中的和解——三环家具城案的启示》，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
《日本国会议员选举制度与宪政建设》，载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关于依法行政观念的十个问题》，载《岳麓法学评论》第二卷，2001年11月
《行政诉讼与司法能动性——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的启示》，载《法学前沿》第4期，法律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9月17日
《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论坛》2003年第3期、第4期予以全文连载
《日本的行政法治之路》，载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版
《论完善行政监督制约机制》,载《人大法律评论》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行政诉讼的界限与行政法学研究的课题》,载《行政法学研究》第28期，1999年12月
《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9年第1?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9年第3期转载
《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对象和范围》,载 《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3期
《关于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第3期，1998年6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4期转载；《法制建设》1999年第1～3期连载
《日本行政处罚的理论与问题》,载《法学家》第39期, 1996年12月
《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
《日本宪法诉讼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载《法学家》第32期, 1995年10月
《关于行政行为理论与问题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第11期，1995年9月；人大书报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 年 第 期全文转载
《关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载《兰州学刊》第79期，1994年8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12期全文转载
《大胆借鉴、勇于创新、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体系》,载《行政法学研究》第7期，1994年7月
《中国公务员制度论考》（日文，博士论文要旨）, 载日本《一桥论丛》108卷5号，1992年11月
《中国国情与公务员制度的导入》（日文）,载日本《一桥研究》第17卷第2号, 1992年7月
《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展开与课题》（日文）,载日本《一桥研究》第14卷第3号, 1989年10月
《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下）（日译汉，[日]南博方著），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2001年3月）；冬季号（2001年11月）
《日本行政法的现状与课题》（日译汉，[日]南博方著）,载《行政法学研究》第13期，1996年10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
《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汉译日，董成美著）, 载日本《一桥研究》15卷1号, 1990年4月
迄今共发表论文（译文）200余篇
著作类：
《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行政法Ⅰ[第四版]行政法总论》（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济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组织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法科学生读本 迈入法学之门》（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法科学生读本 法学进阶之路》（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学参考书》（合主编，第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日本国会》（独编著），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行政法》（独译，[日]盐野宏著，姜明安审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比较行政法》（合编著，副主编，撰稿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日本行政法通论》（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行政法专题研究》（合著，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政处罚实务全书》（副主编）, 中国计量出版社，1996年5月版
《日本行政法》（合译，第一译者，[日]南博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迄今共参加编写各类教材20余部
代表性项目
《给付行政法原理与民生行政研究》（08AFX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 2008年）
《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A0803）（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重大课题 2008年）
《北京地方旅游法规范体系研究》（北京市旅游局委托研究课题，2008年）
《北京城市建设管理法律体系现状研究》（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委托项目 2008年）
《我国邮政行政复议制度研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2008年）
《我国邮政行政复议的配套制度和相关制度研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委托项目 2008年）
《知识产权重大问题研究》（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委托项目 2008年）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模式研究》（国务院法制办、信息办委托项目 2006年）
《外国专业人才引进与管理立法研究》（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 2004年）
《国家科研项目监理的法学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军口管理中心863项目2003年）
《规划法制化问题研究》（国家计委发展规划研究项目 2003年）
《政府规制与行政许可》（01SFB2028）（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2001年）
《亚洲开发银行“行政许可”课题研究》（国务院法制办委托研究 2000年）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政府规制责任》（999－328004）（国家教育部资助年轻优秀教师基金项目 1997年）
《日本法律制度研究》（96JBY820006）（国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1996年）
『拾』 什么是行政法体系
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监察法、审计法、行政复议法百、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
1、所谓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行政法制监督过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行政法由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权设定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行为法、规范行政权运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监督的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等部分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行政法是国家一类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第二，这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原则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而不是别的社会关系。
4、行政法与刑法、民法一样，是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三大基本法律部门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度。
行政法有什么特点
(一)内容上的特点
1.行政法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内容非常丰富现代行政权的极度膨胀使行政管理活动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公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管理。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定要反映这一现实，并对其进行全方位调整，这就决定了行政法内容的广泛性。
2.行政法规范具有明显的易变性以宪法、法律的形式表现的行政法规范因其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和抽象性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方式变动频繁，而以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行政法规范，由于其涉及的内容过于具体，必须及时对规范内容进行调整才能适应管理的需要。
3.行政法的实体性规范与程序性规范相交织，并决存于一个法律文件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特殊性，出于民主、公正、效率等的考虑，必须对行政权力行使的步骤、顺序、方式、时限等予以规定。因此，有关行政权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通常相互交织，集实体与程序于一身。
(二)形式上的特点
1.行政法没有完整、统一的法典行政法不同于民法和刑法，没有一部集基本规范于一体的统一法典，行政法赖以存在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各种法律文件中，这与其内容广泛且易变有着很大关系。
2.行政法在局部领域内形成了统一的法典如我国已经制定的行政处罚法，正在制定之中的行政程序法、行政许可法、行政执行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