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行政法典在线
宪法
constitution
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据以制定其他法的法律基础。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古罗马帝国用它来表示皇帝的“诏令”、“谕旨”，以区别于市民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欧洲封建时代用它表示在日常立法中对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确认，含有组织法的意思。英国在中世纪建立了代议制度，确立了国王没有得到议会同意就不得征税和进行其他立法的原则。后来代议制度普及于欧美各国，人们就把规定代议制度的法律称为宪法 ，指确认立宪政体的法律。
“宪”、“宪令”、“宪法”等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法”同义，日本古代“宪”也指法令 、制度 ，都与现代“宪法”一词含义不同。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随着西方立宪政治概念的传入，日本才有相当于欧美的概念出现。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清廷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从此“宪法”一词在中国就成为国家根本法的专用词。
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
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所制定，用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是这一阶级的胜利成果。从宪法的阶级实质来看，现代宪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较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3个国家也最早出现了资产阶级宪法。它们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而阶级本质一样，都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上，都以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为神圣职责；在政治上都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确认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尽管个别条文有所差异，但都是资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也需要用宪法来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它们的阶级本质一样。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发展生产力和保护公共财产为首要任务；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都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同一类型的不同国家的宪法不尽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也有变化。除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历史特点等因素外，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变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资产阶级宪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立宪政体”、“立宪政治”、“宪政”，都是以代议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别名。资产阶级宪法正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实现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等价交换。这种生产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其宪法上规定的，则是人民主权、权力划分（见三权分立制度）、尊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资产阶级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制度，都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它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把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作为它的首要任务。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他们讳言专政，在宪法里不作明文规定。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同样需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定宪法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宪法是作为法律手段来巩固和发展这一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法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对剥削者的专政和在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制
⑵ 阐述为什么我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法典.
长期以来,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想。行政权的不断扩张、行政事务的纷繁复杂以及国外鲜有行政法典的现实,使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路一直难以被立法部门及行政法学界的主流所接受。但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及国内外行政法治的发展,克服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已触手可及,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是否应和其他部门法一样,选择一条法典化的发展道路,这关系着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未来形貌,值探讨。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
迄今为止,认定行政法难以法典化的理由显然出自技术方面的考虑。“行政法之所以不存在统一的法典,其原因有三:第一,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行政关系过于广泛,且多种多样,各种不同的行政关系又在较大的别,很难以统一的规范加以调整;第二,部分行政关系的稳定性低,变动性大,有必要留给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和规章调整,而不宜由统一法典进行规范;第三,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较晚,规范各种行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形成,有些基本原则虽已形成,但尚不完全成熟,从而不具备将之编篡成统一法典的条件。”①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上述三点原因分别概括为行政关系广泛说、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行政法不成熟说。首先,对于行政关系广泛说,笔者认为并不
能服众。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很难说行政法的调
整对象比民法的调整对象更广泛。现代行政权的
触角尽管已延伸至从摇篮到墓地的时空领域和社
会领域,但其基础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及人
身关系,即民事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被
涂上了权力色彩的行政关系如何扩张,其范围都
难以超越作为其基础的民事关系。就渊源而言,
总是先有涉及摇篮和墓地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
对摇篮和墓地的行政关系;总是先有涉及互联网
上的“网财”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对“网财”
的行政关系。作为公法关系的行政关系与作为私
法关系的民事关系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使行政
关系广泛说失去了赖以立论的历史佐证。而且,
行政活动的种类再多,也多不过民事活动,甚至
不见得多于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而不同的行政
关系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说比不同民事关系之间
的差别更大,甚至不好说比不同性质的犯罪间的
差别更大。更何况,行政关系的广泛性是近现代
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在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
是最好的政府”的年代,西方国家行政关系的范
围并不算广泛,但行政法的法典化仍然没有实现。
因此,按照行政关系广泛说的逻辑,既解释不通
民法和刑法何以能够法典化的现实,也解释不通
在行政关系简单的年代行政法何以仍然没有实现
法典化的现象,以行政关系广泛说为依据来反对
行政法的法典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就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而言,其立论的
依据,实际上是担心统一的行政法典会损害行政
机关应对丰富多彩的社会事务的能力,但这种担
心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统一的行政法典并不
会将所有的行政法规范一网打尽———正如民法典
也没有将所有的民事规范一网打尽一样,统一的
行政法典既不会完全取代法律位阶较低的行政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不会取消行政机
关的自由裁量权及行政立法权,甚至不会影响立
法机关在行政法典之外制定单项行政法律的权力,
因而不会损害行政机关的应急能力,也不会降低
行政机关的回应性。
最后,对于当今各国罕有行政法典的原因,
应当承认,行政法不成熟说提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解释。正是由于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不成熟,
才导致支持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张无论在立法实践
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难以占据主流地位。但
另一方面,任何法律部门及法律学科都有一个由
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法典化则是其成
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显然,行政法不成熟说有助
于我们认识行政法在过去为何无法实现法典化,
却不能用来否定行政法法典化的未来趋势。随着
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渐趋成熟,行政法完全可以
紧随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脚步,走上一条
法典化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不
仅在理论上可以克服,在实践中也同样可以跨越。
抛开已成为历史的德国、前苏联等国在此方面的
努力不谈,《荷兰一般行政法》的生效、一些国
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典所呈现出的实体化的倾向
(即,行政程序法中纳入实体性条款)、以及卷帙
浩繁的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编篡,都表明阻碍行
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绝非坚不可摧。
二、行政法法典化的非技术障碍
如果说过去各国行政法难以实现法典化的原
因主要出自技术障碍的话,目前阻碍我国行政法
法典化的深层原因则主要出自非技术障碍。这种
非技术障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行政法法
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二是行政领域的立法
存在路径依存。
(一)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
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行政法形式
上更加美观,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减少行政法制中的法律冲突
法典化最明显好处在于它能够减少和避免行
政领域单项立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在法典化之前,
由于在行政领域存在着若干个单项法律,这些法
律尽管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
由于其侧重点不同、参与起草的部门不同、审议
的人员不同、制定的时间及背景不同,因而在同
一事项上的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各个
单项立法均属同一个法律位阶,互不隶属,且缺
乏可以统辖这些单项立法的行政法律原则,这样
在同一事项上的不同规定就演变成为法律冲突。
而在法典化之后,行政领域的一些单项立法被并
入行政法典之中,且行政法典确立了统一适用于
行政一般领域的行政法原则,这既有利于避免或
减少在同一事项上存在不同的法律规定,又有利
于解决因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2.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
尽管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行政法领域的法律空白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
续存在。由于行政领域的单项法律均各管一段,
在这些单项法律间的空白地带行政权就处于无法
可依的状态。在此无法可依的空白地带,无论行
政机关有所做为还是裹足不前,均会均会授人以
柄,受到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责难。而统一的行
政法典通过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为行
政机关在法律空白地带行使权力或约束权力提供
法律依据,从而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使
政府摆脱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3.减少行政法制中的重复条款
在目前单项行政法律中,存在着一些内容完
全雷同或基本相近的条款。例如,无论行政处罚
法、行政许可法,还是起草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法,
均有内容相近的关于行政公开的条款。这些内容
重复的条款,不仅增加了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数量,
制造了行政法条款的虚假繁荣,而且还为起草、
审议及学习掌握该条款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制
定统一的行政法典可以将这些内容雷同或相近的
条款合并集中,从而消除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泡沫。
4.避免公法拖累私法
尽管私法公法化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公法
与私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大致清晰的分界线。
但在我国,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却常常为人所忽视,
从而导致私法侵凌公法的现象,即在原本属于私
法体系的法律文件中不适当地吸纳公法条款。而
基于该公法条款而引发的争议,又拖累了该私法
文件的审议通过,由此导致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
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争议对于反垄断法的影响,
即是公法拖累私法的典型事例。②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的
出现,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公法与私法之间
的界线不被国人所尊重,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而行政法典的出台,有助于国人明确公法与私法
的界线,从而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公法拖累私法的
现象。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行政法法典化的上述现
实意义,无论学界还是立法部门在理解上并不存
在困难,但由于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
不足,学界和立法部门对行政法的法典化表现得
相当冷淡。
⑶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个什么样的法律
作者：Wang S
链接：https://www.hu.com/question/29119972/answer/43277115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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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re Act，APA）可以算是美国行政法的基石。它规定联邦行政机关（所谓的administrative agency）行为的一般程序性原则。
先简单说说美国行政法的背景可能会好理解一些。当代美国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出现了所谓“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现象，即尽管传统的三权分立依然是政治体制中公权力划分的宪法基础，但是出现了很多无法利用传统的国会（立法legislative）和总统（虽然也称“行政”，但是这里指executive *）之间界限来划分的所谓“行政机关”。很多这些机关既有行政机构的特征（比如去调查）、又有立法机构的特征（比如制定“法规”（rule）——美国法律语境下，“法规”是亚级，低于“法条”（statute）。立法机构制定的叫做“法条”、政府依凭宪法或法条授予之权力所制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东西叫做“法规”）、还有司法机构的特征（比如作出行政决定和裁决）。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以及节奏的加快，这种集多种权力为一体，运作远比单纯的国会部门（比如各类专门委员会）、行政部门或者法院高效的机构在现代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越来越普遍和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行政国”的概念出现的原因。问题在于美国传统的宪法分析在如何处置行政机关的问题上是存在真空的，因为这些部门既不属于立法也不属于总统一支。所以，这些行政机关的行为在程序上应该有哪些义务和权力，违反这些义务或者越权后应该怎样约束，这是APA关心的问题。
* 美国的行政法语境下的“行政机关”（administrative）和传统宪法中总统分支的行政机构（executive）虽然中文都是叫”行政“，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总统支的所谓”行政机构“很多时候狭义指的是内阁部门cabinet，广义上指cabinet和agency合在一起（虽然这种分类有争议）。真正在行政法讨论时， cabinet基本上都是叫某某department；而行政机关笼统称为agency或者independent agency。
大体的框架上，APA最核心的部分涵盖了四种行政机关的行为：
Formal Rulemaking（法规的正式制定）
Informal Rulemaking（法规的非正式制定）
Formal Adjudication（正式行政决定）
Informal Adjudication（非正式行政决定）
APA给这些行为限定了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的程序规范。比如说第二类（IR），一个行政机关如果需要非正式制定法规（在决定制定一项法规应该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手段的问题上，APA和相关案例有具体的判断标准），需要经历发布公告（notice）、征求各方意见（comment）、发布最终规定且阐述对于各方意见的反馈（concise general statement）。这里面具体的程序细节此处不表。对于其他行为，APA也有类似的要求。
除了这四种行为之外，APA也有一些豁免条款，比如一个行政机关针对紧急事项的行政行为、政策通告的公布、行政部门的解释性条款发布等等很多可以不必满足APA规定的某些程序。
在这些干货的程序规定之外，APA还有两个重要的部分。首先是《信息自由法案》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这个和APA不是同时颁布的，但是有些人会把FOIA算在APA的框架内因为联邦法典内（U.S. Code）这两个是拴在一起的（传统认为APA从5 USC 500开始；FOIA的主要内容在5 USC 552）。FOIA的话，基本上是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应该类似于国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尽管国内是国务院而不是人大制定的，而FOIA是国会通过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从5 U.S.C. 700左右往后，APA有授予司法审查行政机关权力的条款。这个在美国的行政法里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和很多案例组合起来后产生了不少关键的行政法原则（最核心的是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即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尊重行政机关的行为，即使法院的判定和行政机关不同，只要行政机关的行为不特别离谱，法院将维持原判。具体的若干deference级别需要分析APA文本和案例）。
但是APA也仅仅是“一般性”的行政行为程序原则，很多具体的法律可以给具体的行政机关施加其他的程序规定，如果是那样的话，行政机关就必须遵守APA *以及* 其他所谓“组织法条”（organic \ enabling statute）或者实体法中的程序规定。这就更复杂一些，需要具体的情境分析了。
APA是联邦法律。各个州也基本有自己的小APA（虽然不一定叫这个名字）。那些就限制州内行政机关的行为。
所以我不知道国内对应的法律是什么。在美国的法学院APA基本上是任何行政法课程的主要授课内容。之前上中国法的时候教授说国内没有一部统一的可以和APA相对应的法律，部分内容对应《立法法》、部分对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有一些散见其他法律。因为没有在国内读过法学院，只能做此理解。
⑷ 看看国外的“殡葬管理处”都干啥
看看国外的“殡葬管理处”都干啥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6-05-16 15:37:23
殡葬，行业特殊，兹事体大，关系到伦理道德、环境保护、公共利益，政府监管万万不可缺席。强调政府监管职责、维护公众消费权益、重视公益性，为发达国家殡葬业立法的共识。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殡葬管理模式，可分为法国政府负责模式、瑞典教会主导模式、美国市场主导模式。特别是美国与日本，殡葬监管体系高度法制化，举凡设施建设、殡葬服务、遗体与骨灰处理、行业准入和监管，无所不包，极为完备。
日本
四季变化鲜明的樱花，最能够象征生命的兴衰起落！日本是亚洲最早实行火葬的国家，火化率为99%。殡仪馆和公墓均由私人兴办，火葬场由国家开办。现有火葬场所7000家，1万多个骨灰存放处。
目前，日本每年平均死亡人口约140万。专家预计，到2040年每年将有166万人死亡。多数丧葬服务市场仍掌握在地方小型殡葬业者，最大丧葬服务业者市场占有率仅为1%。
早在1884年，日本就制定了墓地及埋葬的管制规定。1948年实施的《有关坟墓、埋葬的法律》，历经十几次修订。法律倡导骨灰撒散，保护环境，移风易俗，成效卓著。
日本设立墓地、骨灰存放处、火葬场需由政府审批，但政府并不参与具体经营。墓地分为民营墓地、寺院墓地、公营墓地和公园墓地，消费者通过购买取得使用权。日本是寸土寸金之地，大城市里墓地价格非常贵，一块墓地的价格从三四万人民币到10万人民币左右不等。
日本殡葬从业人员执业资格制度、殡葬服务基金制度、生前预约殡葬服务合同制度较为完善，制定了殡葬服务设施标准、违反殡葬法规处罚措施等。厚生劳动省举办殡葬指导标准考试，但不直接干预行业具体收费。日本殡葬业服务不存在漫天要价的问题，享受低保者免费安葬。
09年，日本电影《入殓者：礼仪师的乐章》，把殡葬业者描述成“旅行协助工作”，贴切传达人生如旅行的真意。创下全国300万人次的观影纪录，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影片风靡一时，为殡葬业加分不少，大家恍然，原来生命的告别，可以是一件如此美丽的事情。许多日本年轻人抢着要从事殡葬业。
进入高龄化社会，日本殡葬市场年年成长，一年1500亿人民币庞大商机。洼田顺生在《尸体的经济学》书中提到，葬仪业毛利率高达50%，祭坛更有“黑盒子”之称，价格高低差距达70万日元以上。
觊觎千亿殡葬大饼，零售巨头永旺挟通路优势，正式进军殡葬业市场。与400家殡葬业者签约，设计了六种不同的服务内容，从29万8千日元到148万日元(1.8万到3万人民币)，全年无休大打宣传攻势。
今天的日本，死亡，不再是禁忌。殡葬业变身“朝阳行业”，各类推销葬礼策划、墓地、纳骨堂的广告，高调亮相，毫不避讳地称其为“人生最后的购物”。殡葬服务业者各出奇招，让告别，成为另一种美学。他们的口号是：即使是最悲伤的离别，也要留住你最美的容颜！
德国心理学家哈泽说得好：“以前人们常常会在墓碑前怀念故人，认为这样保持了某种联系。但现在对许多人来说，有没有一座坟墓和墓碑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有心，默想也能传情，可若是无意，墓碑造得再大也没有人来看望。”
尘归尘、土归土，人的一生终究回归大地。在生命里的最后一别，不管是送者，还是行者，都会希望挥手的姿态，够美！
美国
“美国每8秒钟有一人出生，每13秒钟有一人死亡。同时，国际移民每25秒钟增加一人。大约每12秒美国总人口增加一人。” 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人口超3亿的美国，一年死亡人口不下260多万，市场规模160亿美元，2.5万家殡葬公司，去年平均利润率6.5%。
殡葬方式分土葬和火葬，供民众自由选择。平均火化率不到三成，大城市不过70%。全美殡仪馆27000多家，平均1.1万人就有一家。墓地数量难以计算，从规模宏大的国家公墓，到小巧精致的家族墓地，不一而足。
美国殡葬服务业，走的是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私有化的企业管理方式，连国家公墓的建设运营，也处处可见市场机制的影子。最大的殡葬业巨头国际服务公司(SCI)1969年上市，员工两万，市值40亿美元。经过半世纪发展，旗下1800多家殡仪馆和400块墓地，遍布43州，并将服务网络向南美和欧洲延伸。
去年《商业周刊》爆出猛料，SCI为了销售业绩不惜亵渎死者。一项集体诉讼中，原告律师冈萨雷斯称：“SCI的信条是多多益善，公司严重缺乏监管。墓室和棺材悄悄打破，尸骨散落在林间，以便出售更多墓地。”
SCI丑闻提醒世人：市场化的殡葬服务业，离不开政府监管。美国无单行的联邦殡葬法，相关监管法规，多散见于行政法典、健康卫生法典或其他综合法典中。联邦立法之外，州立法更是重要法源，由此派生出众多规章。
细看法条，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的条、款、项，洋洋洒洒。内容包山包海，涵盖从业人员、经营主体、设施建设、设备标准、经营规则、服务对象、违法行为处罚措施和救济途径。规定具体详尽，操作性很强。
除了基本的行政审批许可、监督检查、违法处罚等公法内容，还有殡葬合同、风险保证基金、金融信托等私法条款。当事人权利义务，自不必说；听证、申诉等程序法规定，比比皆是。
美国殡葬业最大特点，非全方位、全过程的“事先许可”制度莫属，政府监管为重中之重。与其他经济领域实行事后认可制度截然不同，殡葬行业中确立了全面、完善的“事先许可”制度，防范道德风险，保证专业水准。
全国殡葬管理机构是联邦殡葬管理委员会,主要通过制定殡葬规章,宏观指导全国殡葬管理工作。各州、县负责本地殡葬设施建设规划、殡葬单位设立、殡仪服务的监督检查等工作。
经营者在提供殡葬服务之前，需要事先取得有关认定和许可。申请是否给予批准，首要考虑因素就是公众利益。听证会鼓励公众参与，重视对公众利益的维护。
美国50个州，几乎每个州都有两到三所殡葬专科学院或在大学设立殡葬系。殡葬服务的从业人士须参加专门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接受年检。
美国法律规定：殡葬服务购买人，签署合同后有十天 “冷静期”。在此期间撤销合同，无须赔偿，而服务提供者无权撤销合同。美国公民丧葬消费差距较大,最低1000美元,最高10万美元以上,棺木的价格从几百美元到几万美元不等,骨灰盒价格最高的也上万美元。这些消费一般由保险公司从死者养老保险金中支出。
“一旦永别，一切都随着遗蜕的肉身化为一缕青烟，死者一无所求。只有生者营营不休。他们生命的意义和对他们生命的回忆，属于活着的人，一如他们的葬礼。不管死者现在变成了什么，他们只存在于生者的信念之中。” 1998年美国图书奖《殡葬人手记》，发人深省。
美国殡葬服务业高度成熟，殡葬服务场所的数量和布局的科学化合理化、殡葬设备设施的科技现代化、殡葬专业教育的高度发达、殡葬服务的人性化专业化、殡葬工作者的专业化执业化、殡葬管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市场化，值得借鉴。
⑸ 为什么CFR价格术语下卖方装船后应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
为了减少自己支付资金，他应该及时向买房发出装船通知。 1·CFR 成本加运费抄 （指定目的袭港）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是指在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所需的运费和费用。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即由卖方转移到买方。 2·在以CFR术语成交的合同中，卖方负责安排运输，买方负责办理保险，如果卖方没有在安排好运输船只后及时向买方发出通知，以便买方及时办理保险，那么就可能出现货物遭到损失，而又无法获得赔偿的局面。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卖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3·CFR是Cost and Freight的简称，中文意思是成本加运费，指在装运港船上交货，卖方需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港所需的费用。但货物的风险是在装运港船上交货时转移。 4·《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简称CFR)是美国联邦政府执行机构和部门在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简称FR)中发表与公布的一般性和永久性规则的集成，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法律效应。因此，CFR的内容覆盖广泛。读者在使用CFR时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法律在为CFR中的法规提供权威性的同时，对CFR也设置了一定的限制条件。这意味着CFR任何主题下的法规都应当与美国法典(U.S.C.，United States Code，为ACT的一些编纂，可从GPO的网站查询)中具有紧密联系的相应部分一起应用。在某些情况下，法庭可以因为CFR的某法规与联邦法律发生冲突而认定其无效。
5CFR的编纂工作始于1936年。最初，联邦政府公报室将联邦政府机构当天发布的所有行政法规、会议纪要、决定、通知以及将要议定的行政法规草案等编辑成联邦政府公报手册，对外公布，周一至周五每周共五册，每年200多册。后来，由于行政法律全书数量越来越多，内容庞杂，查询起来极为困难。因此，1936年联邦政府参照美国法典的编纂方式开始进行行政法典的编纂。"
⑹ 如何解释 $pt CFR
章简单介绍用外文书写法律文书并在国外发表或出版时，应如何引注所引用的文献。各个国家总有自己的文献引注标准，甚至有些国家单单在法律引注方面就有数个标准，如美国法学院办的法学评论大多采用《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The Bluebook: A Uniform Citation System)，The Bluebook: A Uniform Cit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1991—) (Compiled by the editors of the Columbia Law Review, the Harvard Law Review,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the Yale Law Journal).而法律出版社则用各自的引注标准（当然，这些出版社的引注标准与《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的标准很相似）。所以，当您要用外文书写法律文书并在国外发表或出版时，应当向出版社或杂志社询问引注标准，或采用该国法律界最通行的引注标准。
法国和德国没有专门用于法律文书的引注指南或标准。在法国，法律文书的引注标准主要是按一本称为《如何引注文献》（Comment rédiger une bibliographie）的引注指南来引注的，但该书不是专门为法律学科设立。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只有一些书籍介绍德国法律术语专有名词的缩略语，如 Kirchner/Butz: Abkürzungsverzeichnis der Rechtssprache (Berlin: De Gruyter Recht, 2003）。与法国、德国相反，日本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都有一套比较通行的法律引注标准。以下介绍在美国、英国、日本法律界最通行的引注标准，以供参考。
一、 美国《蓝皮书》有关美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规则
在美国法律界最通行的引注标准是《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是由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宾夕法尼亚这四所大学的法学评论社的编委会联合制定的，并由哈佛大学法学评论社出版发行。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版权保护，《蓝皮书》没有网络版。在其网站上（http://www.legalbluebook.com/），仅有非常简单的介绍和订购信息。目前，最新版的《蓝皮书》是于2005年出版的第18版，其篇幅有415页之长。在此，根据《蓝皮书》中的引注规则，列举一些实例作为参考。
（一） 成文法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各自的立法权。所以美国的成文法可包括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美国的成文法不仅按编年体的方式(即按通过的时间顺序)汇编成册，如《美国联邦法律总汇》(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还按主题分类的方式将所有当年通过的法律分别编入法典里，如《美国法典》 (United States Code）。因此，按主题编纂的《美国法典》方便检索现行有效的法律，而按编年体方式汇编的《法律总汇》则方便汇集法律和检索旧的法律。所以引注法典中的条文和单行法律法规是不一样的。
1. 宪法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美国宪法》的缩写，条款。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2条，引注为：
例：
U.S. Const. amend. XIV, §2.
2. 《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卷号 《美国法典》的缩写 条款号 （出版年份）。
《美国法典》第19篇，第2411条（2000年版)，引注为：
例：
19 U.S.C. §2411 (2000).
3. 单行法律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法律名称及其颁布年份，公法号，条款号，卷号美国《法律总汇》（Statute at Large）的缩写 条款号 （颁布年份) （修改 卷号《美国法典》简称条款号）。
1996年经济间谍法，公法104—294号，第201条，《法律总汇》第110卷，第3488页、第3491页 （1996年) 〔修改《美国法典》第18篇1030（e)（2)条〕，引注为：
例：
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 1996, Pub. L. No. 104—294, §201, 110 Stat. 3488, 3491 (1996) 〔amending 18 U.S.C. §1030(e)(2)〕.
4. 《美国联邦行政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卷号《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缩写条款号 （出版年份）。
〔注意〕：《美国联邦行政法典》每年全套更新一次，所以最好是引注最新版的法典。
《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第7篇第319条（2004版)，引注为：
例：
7 C.F.R. §319 (2004).
如果知道行政规章的名称，应加上。
例：
FTC Credit Practices Rule, 16 C.F.R. §444 (2004).
引注尚未编入《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行政法规时，应注明《法规名称》、卷号《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 or Fed. Reg.)首页、引文页（出版年份）（将被编入《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篇、部）。
例：
Importa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60 Fed. Reg. 50, 379, 50, 381 (2004) （to be codified at 7 C.F.R. pt.300).
5. 美国州成文法
美国有50个州，各州的法典名称都不尽相同。如有《蓝皮书》，应参阅其中的“表一：美国司法管辖区各州法律出版物一览表”（Table 1: United State Jurisdictions）。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州法典简称 条款 （最新出版年份)。
《密苏里州修正法典》（Missouri Revised Statute)“统一商法典”第二章第207条，应，引注为：
例：
Mo. Rev. Stat. §400.2~207 (2004).
（二） 判例
西方集团出版社（West Group，前称West Publishing）汇编出版的“国家判例汇编系列”（National Reporter System）是美国最全面和权威的判例出版物。它不仅包括所有联邦判例，也包括每个州的判例。所以，最好是引注西方集团出版社出版的判例汇编。
1. 联邦判例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原告名诉被告名》，卷号判例集简称，页码〔法院名简称（最高法院可免) 判决年份〕。
《布朗诉教育局》，《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349卷，第94页（1955年)，引注为：
例：
Brown v. Board of Ecation, 349 U.S. 294 (1955).
《麦克亨利诉佛罗里达州律师协会》，《联邦判例汇编 （第三系列)》，第21卷，第1038页 （第11巡回上诉法院，1994年)， 引注为：
例：
McHenry v. Florida Bar Association, 21 F.3d 1038 (11th Cir. 1994).
2. 州判例
West集团出版社将美国各州分成7个区域，然后将各个区域里的地方判例分别汇编成7个区域性的判例汇编，即《大西洋判例汇编》（Atlantic Reporter）、《东南判例汇编》（South Eastern Reporter）、《南方判例汇编》（Southern Reporter）、《东北判例汇编》（North Eastern Reporter）、《西南判例汇编》（South Western Reporter）、《西北判例汇编》（North Western Reporter）和《太平洋判例汇编》（Pacific Reporter）。同时，西方集团出版社还汇编出版了一些州的判例汇编，如《加州判例汇编》（California Reporter）；有些州政府还汇编出版了各自官方版的判例汇编。所以，可根据判例汇编的版本来引注。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原告名诉被告名，卷号，判例集简称，页码〔州名简称 法院名简称（地方最高法院可免) 判决年份〕。
登载在《东北判例汇编》（North Eastern Reporter）第二系列，第707卷，第189页的伊利诺伊州第一区上诉法院判决的“MBNA AM银行诉卡多索案”，引注为：
例：
MBNA AM. Bank，N.A. v. Cardoso, 707 N.E.2d 189 （Ill. App. 1st Dist. 1998).
（三） 著作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作者，书标题 引文页 （版本，出版社，出版年份）。
例：
Lynn M. LoPucki & Elizabeth Warren，Secured Credit: A Systems Approach 700 (3d ed.，Aspen L. & Bus. 2000).
（四） 杂志文章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作者，文章标题，卷号 杂志名称的缩写 文章的头页，引文页（出版年份）。
例：
L. Ray Patterson, Legal Ethics and the Lawyer's Duty of Loyalty, 29 Emory L.J. 909, 915 (1980).
二、 美国《蓝皮书》有关中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规则
鉴于现在不少中国法律人用英文写文章、书在美国出版发表，或书写其他法律文书与美国的司法部门、商人、律师交往。所以，这一节专门介绍如何按美国《蓝皮书》的要求，来引注中国法律文献。以下规则结合了中国法律文献的特点与《蓝皮书》2005年第18版第258—263页中的有关中国法律文献引注的规定。《蓝皮书》中有关中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规定是由马伟龙先生（William McCloy）起草的。马伟龙先生是美国法律图书馆界知名的中、日、韩法律文献专家，现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法学院玛丽安•高德•加乐加法律图书馆（Marian Gallergher Law Libra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东亚法馆员。
（一） 专门规则
《蓝皮书》不仅规定了美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要素和格式，也制定了外国和国际法律文献引注的标准，而且列举了3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文献引注的特别规则。根据《蓝皮书》的有关规则，引用中国法律文献时，首先要注意以下几个专门规则：
1. 引用的文献为中文
当引用的文献为中文时，要根据《蓝皮书》中有关中文的罗马化（Romanize or transliterate）拼音和专有名词的缩略语来引注。通常应在题名和专有名词的汉语拼音后用方括号加上英文翻译，但是不能单注英文翻译而不注中文的罗马化拼音。为了方便读者明白中文的原来意思或核对原文或根据编辑的要求，作者可在汉语拼音后用方括号加上中文原文。
干朝端：《建立以判例法为主要形式的司法解释体制》，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37—139页。可引注为：
例：
Gan Chaoan, Jian li yi pan li fa wei zhu yao xing shi de si fa jie shi ti 〔Establishment of 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Primarily Based on Case Law
⑺ 该条规定体现了现代行政的什么原则
行政领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民主和法治。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国行政领域连续进行了几项重大变革，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通过《行政诉讼法》建立了“民告官”，司法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制度；通过《行政复议条例》建立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行政行为可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由行政机关内有相对独立性的复议机构进行审查和向相对人依法提供救济的行政内部监控制度；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了以竞争考试、择优录用、职位分类、功绩晋升制等为原则的现代公务员制度；通过《国家赔偿法》建立了政府对其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国家赔偿制度；通过《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建立体现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参与、公正、公开、公平和权力制约原则的初步的行政程序制度。所有这些制度和其他有关制度的建立，反映出我国行政领域开始现代化。
建立公正的、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实现行政现代化，就必须通过立法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
现代行政程序究竟有哪些制度？或者说为推进行政现代化，我们究竟应建立哪些行政程序制度？对此，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笔者认为，下述行政程序制度可以作为我们优先考虑的范围：
（一）情报公开制度
情报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行政决定及行政机关据以作出相应决定的有关材料，行政统计资料，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制度，办事规则及手续等。所有这些行政情报资料，凡是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和复制。美国《情报自由法》第1 条明确规定，每个行政机关对其中央和地方的组织、办公地点、依法制定的实体、程序规则及其修正、修订、废止、公众向其提出意见、请求及获取情报的地点，都必须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公布；每个行政机关对其尚未公布的政策声明和解释，对公众有影响的行政人员手册以及其裁决案件的最终意见以及行政命令，均应依法允许公众查阅和复制。〔1 〕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60-6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私人要求，应向其提供与之有直接利害关系之程序进行情况的资讯；私人有权获知对该等程序作出之确定性决定；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非保密卷宗、行政档案及记录或取得有关复制、影响资料。〔2 〕我国法律目前尚未对情报公开制度作出详细规定，但有关法律文件对其有一些零星的规定。如国务院批准发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规定》要求，行政法规必须公开发布，在《国务院公报》上登载；〔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等等。
情报公开制度在整个行政程序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价值在于：其一，有利于公民参政。因为知政是参政的前提，而公民要知政，政府活动的情报就必须依法公开，公民能依法获取有关政府的资讯。其二，有利于公民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公民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如申请许可证执照，领取抚恤金、补贴、救济或者申请游行、集会、示威等，都必须先了解有关这些方面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否则，其权利的实现就会遇到各种麻烦，从而造成时间耽搁或人力、财力的无谓损耗，甚至导致相应权利根本无法实现；其三，有利于防止行政腐败。“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温泉，有了情报公开，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无疑能减少腐败；其四，有利于公民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行政侵害和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有效地寻求救济。旧时专制者最喜爱的统治方式是“愚民政策”（情报不公开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情报不公开，公民对政府的运作全然无知，这样，专制者便可任意侵犯人民的权益而人民无以对抗，无以获得救济。有了情报公开制度，专制就难以存在。公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他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控告政府和取得救济。这样，公民的权益就会获得比较切实地保障。
（二）告知制度
告知制度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其具体要求是：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事先告知该行为的内容，包括行为的时间、地点、主要过程，作出该行为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相对人对该行为依法享有的权利等。告知制度通常只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适用前述情报公开制度。此外，告知制度主要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前程序，事中、事后程序中有需要告知相对人的事项，行政主体自然也应告知。但是有关行政行为内容及根据的重要事项，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可采用书面形式，也可采用口头形式，但对于重要事项的告知，一般应采用书面形式。如事后相对人与行政主体是否告知发生争议，行政主体应负举证责任。
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告知制度。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55条规定，由行政主体依职权实施可能损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事先告知相对人，告知应包括程序的实体内容，程序的开始日期，进行程序的部门与程序标的。日本《行政代执行法》第3条规定， 行政机关拟作出代执行处分，必须事先以文书告知相对人代执行的宗旨，相对人仍不自行履行义务时，应向相对人发出代执行令书，告知其代执行的时间，执行负责人的姓名以及代执行的费用概算。我国《行政处罚法》也明确规定了告知制度，该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告知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告知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尽可能防止和避免行政主体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发生，给相对人权益造成既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害。相对人事前得到行政主体将采取某种行为的信息，如认为其违法、不当，就可能依法采取措施，阻止其行为的发生。其二，有利于减少行政行为的障碍或阻力，保证行政行为的顺利实施。许多行政行为的实施，如收税、征用财产、代执行、强制拆迁等，均需相对人的一定配合，事前告知相对人，可使之有一定准备，以便减少行政行为实施的困难。否则，既可能导致行政行为的目标实现不了，也造成相对人利益的不必要的或过分的损害。其三，事前告知也体现了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利益和其人格的一种尊重。
（三）听取陈述和申辩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是与告知制度紧密相衔接的一项行政程序制度。行政主体拟实施一定行政行为，在告知相对人后，相对人可能认为相应行为违法、不当，根本不应实施该行为；也可能认为相应行为虽应实施，但所持事实、法律根据不当；或者虽认为行政行为不存在瑕疵，但其对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方法有所建议、要求。无论属何种情况，行政主体都应认真地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并加以认真的、充分的考虑，如其合理、适当，则应予以采纳；如不合理、不适当，虽不应予以采纳，但应向相对人予以解释、说明。行政主体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一般应记录在案，以作为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证据。
在现代行政程序制度中，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是一项较常见的制度，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或其他行政管理法均规定了这一制度。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8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涉及当事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应给予当事人陈述与相应行为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机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3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处分时，应依法履行让相对人陈述意见的程序。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相对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认真听取，对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进行复核，经复核认为成立的，应予采纳。该条并且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我国即将出台的《公务员法》及其相关条例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分的行为，亦将规定类似的程序。
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的主要价值与告知制度的价值基本相同，其一在于保证行政决定的正确性，尽量避免行政错误的发生；其二在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其三在于尊重相对人的人格尊严。听取陈述、申辩制度是告知制度价值实施的保障，没有听取陈述、申辩制度，告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去意义。
（四）职能分离制度
职能分离制度与前三项制度有所区别，其直接调整的不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而是行政机关内部机构和人员的关系。该制度要求将行政机关内部的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于不同的机关或不同的工作人员掌管和行使。例如，法律在规定行政机关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时，将调查控告职能与作出处罚裁决的职能分离，要求此两种职能分离属于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工作人员行使。负责调查违法行为事实和提起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不能同时作出行政处罚裁决，行政处罚裁决应由相对独立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作出。
职能分离制度最先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该原则要求任何与争议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参与争议的裁决。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规定， 为行政机关履行调查和起诉职责的官员或其代表不得参与该案或与此案事实上有联系的案件的裁决，对这类案件亦不得提咨询性意见或建议性裁决。我国过去仅在司法领域实行职能分离制度，直到近年才将这一制度引入行政领域。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规定处罚的听证程序和执行程序时确立了职能分离制度，规定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人员不得主持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某些当场处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4〕职能分离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腐败和滥用权力；其二，防止执法人员的偏见，保证行政决定公正、准确；其三，有利于树立行政机关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和消除公众对行政机关偏私的疑虑。
（五）不单方接触制度
不单方接触制度是调整行政主体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如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单独约见一方当事人等），听取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等。不单方接触主要适用于行政裁决行为。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规定， 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裁决应为所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使他们能提出和研究各种事实、证据和解决办法；主持接收证据的职员不得与某个当事人就有争议的事实单独征询意见，如需行征询意见，必须向各方当事人发出通知，使所有当事人都有机会参加。除行政裁决外，在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时，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为取得同一事项的有竞争性的许可证而向行政机关同时提出申请时，行政机关应为之举行听证，同时听取各方当事人的申请理由和接受、审查其证据，而不能单独与其中一方当事人接触。目前我国涉及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中尚未明确规定不单方接触制度，只在司法程序中有这种要求，如法官审理案件不能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在庭外讨论案件的处理，案件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法官不得采纳由一方当事人提供而未经双方质证的证据。司法程序的这些要求在今后行政程序立法中应予借鉴，当然其严格性和适用范围应加限制。
不单方接触制度有近似于职能分离制度的价值。职能分离制度是通过行政机关内部分权而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制约；不单方接触则是通过分隔行政机关与外部当事人的不合理联系而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制约。该制度的目的在于：其一，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一方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而导致行政腐败；其二，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一方当事人不实或情绪化陈述及虚假或片面性证据的影响而形成偏见，导致对其他当事人的不利，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三，维护行政机关在各方当事人心目中的公正形象，减少其对行政决定公正性的疑虑。
（六）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包括三项内容：〔5〕其一， 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亲属关系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同一行政机关任职或者不得在同一行政机关内担任双方直接隶属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此外，公务员如有某种法定亲属关系的人员在某行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其不得在该机关内从事某些特定工作，如人事、财务、审计、监察工作等。此种回避称“任职回避”。其二，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公务员不得在原籍县、乡、镇任职。此种回避称“地区回避”。其三，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不得参与该事项的处理。此种回避称“公务回避”。行政程序回避制度中的回避，主要指公务回避。例如，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第7条规定，行政人员执行公务有下列情形者， 应自行回避并请求代理：（1）本人、配偶、血亲、姻亲之尊卑亲属， 同祖兄弟姊妹或其他更近之血亲或同等之姻亲参与之案件；（2）养父母或义父母， 养子女或义子女、被监护人或责任抚养人之案件；（3 ）曾为一方当事人之授权代理人或尚在代理中之案件；（4）如有其他重要理由存在， 足以怀疑其完全公平性时；（5）在诉愿中， 曾参与被声明不服之下级官署的裁决者。其他国家，如日本、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等的行政程序法亦有类似的回避规定。我国行政法规定的回避范围较窄，法定回避事项限制较严。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回避情形仅有一项：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6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公务回避的范围亦限于：涉及本人或者涉及与本人有法定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情形。〔7〕回避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防止偏私，保障公正。既保障实体的结果公正，又保障程序的形式公正。因此，回避制度是行政程序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国行政程序法中有普遍的规定。
（七）记录和决定制度
记录和决定制度的内容是：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其过程应有记录，其最终形成的意见表示应有书面决定，并送达相对人，为相对人所受领。例如，西班牙《行政程序法》规定， 凡属（1）限制相对人权利的行为；（2）处理提出诉愿的行为；（3）与以前行政行为不一致的行为；（4）由法律规定的行为；以及（5）成为诉愿对象的行为的中止协议，行政机关必须作记录（第43条）。即使行政机关以口头方式行使职权（非作出裁决），如有必要，亦应由口头接受的下级机构作出书面记载并签字（第41条）。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第9 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私人向其提出属其权限之所有事项，有作出决定之义务。我国过去在行政程序中不重视记录和决定制度。行政主体对其行为是否予以书面记载和作出书面决定，随意性很大。这种情况随着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而开始有所改变。去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处罚而进行检查、调查、举行听证等均应制作笔录；最后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处罚，必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8〕记录和决定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保证行政行为的严肃性、稳定性，防止行政机关朝令夕改，反复无常，损害相对人的权益；其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提供顺利进行的条件。主要由行政记录和决定等构成的行政程序案卷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证据的基本来源。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缺少这些主要证据就难以给予行政相对人有效的救济；其三，规范化的行政程序记录与行政决定书本身体现着现代行政的文明，是行政现代化的标志。
（八）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的内容是：行政主体作出涉及相对人权益的决定、裁决，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权益有不利影响的决定、裁决，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其事实根据、法律根据或行政主体的政策考虑。除了具体行政行为以外，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发布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在有关政府公报中说明其事实和法律根据。
许多国家和行政程序法均明确规定了说明理由制度，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的书面行为或书面确认的行为，得书面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应说明其决定所考虑的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主要理由。行政机关在裁决中，亦得说明其进行裁量时所持的观点。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对相对人不利处分时，应向相对人说明有关处分的理由。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124条规定，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法律规定应说明理由的，应说明理由，对于下列行为，不论法律有无规定，均应说明理由：（1 ）以任何方式全部或部分否认、消灭、限制或损害相对人的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课予或加重义务、负担，或给予处罚；（2）对相对人声明异议和申诉人作出决定；（3）作出与相对人要求、建议相反的决定；（4）作出不同于惯常做法的决定；（5）废止、变更或中止以前的行政行为。 其他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如荷兰的《基本行政法典》第31条，西班牙的《行政程序法》第43条等亦明确规定了说明理由制度，法国还制定了专门的《行政行为说明理由法》〔9〕。 我国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行政程序的说明理由制度，但个别法律中有所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39条规定，行政机关给予相对人行政处罚，应在处罚决定书中载明当事人违法的事实和证据，以及处罚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在行政处罚领域确立了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体现对相对人权利和人格的尊重；其二，使相对人明了行政行为的根据、理由，以便于相对人理解相应行为和配合相应行为的实施；其三，体现现代行政文明，有利于树立政府的文明形象。
（九）时效制度
时效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特别是涉及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法律、法规要对之确定明确的时间限制。如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许可行为，法律法规要规定其申请的时限、审查的时限、决定的时限、送达的时限等；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行为，法律法规要为其规定调查相对人（外部相对人，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或内部相对人，即公务员）违法行为的时限，审查违法违纪事实，证据或听证的时限，作出处罚、处分决定的时限，向相对人送达处罚、处分决定书的时限，执行的时限，等等。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典》共167条，其中有时效、时限、期间规定的即有40条〔10〕。 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过去对时效制度不太重视，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很少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时限，这种情况到九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变，如去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有时效、时限规定的有7条〔11〕，如第29条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违法行为的时效为2年；第37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调查检查中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的期限为7日； 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向作出处罚时不在场的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期限亦是7日，等等。
时效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保障行政行为及时作出，避免因行政行为的拖延耽搁造成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其二，防止和避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其三，督促行政主体及时作出行政行为，防止因时间拖延而导致有关证据散失、毁灭，或环境、条件变化，影响行政行为作出的准确性；其四，有利于稳定行政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
（十）救济制度
救济制度虽然不完全是行政程序制度，有实体的内容；不完全是行政内容的制度，有司法的内容，但由于该制度与行政程序紧密相联系，是对行政行为违法、不当造成的后果进行补救，故仍在整体上被视为行政程序制度。行政救济包括声明异议、行政复议（或称“行政诉愿”）、行政复核（含复查、复审），以及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即行政诉讼）等。声明异议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作出相应行为的行政主体提出异议，要求其重新审议和作出决定。行政复议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服，向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行为机关所在的政府）申请复议，要求其对被申请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救济的决定（如撤销或变更相应行为，给予相对人以损害赔偿等）。行政复核（含复查、复审）是公务员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或行政处分决定不服，向作出处理或处分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行政复查是公务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决定，向监察机关申诉，请求作出复查决定；行政复审是公务员不服监察机关的给予其行政处分的监察决定，向作出相应监察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要求其重新审查，撤销或改变原决定。司法审查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对被诉讼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为其依法提供相应的救济，如撤销或改变被诉行政行为，责成行政主体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责成行政主体赔偿相对人因被诉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等等。
救济制度作为行政程序制度的组成部分，通常均在行政程序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但大多数国家在行政程序中仅规定行政机关本身实施的救济，而不规定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另通过行政诉讼法规定。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荷兰《基本行政法典》、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等均无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但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以专门一章的篇幅规定司法审查。我国尚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等均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法规规定。〔12〕行政救济制度作为行政程序制度〔13〕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为行政行为提供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机器，以随时发现行政行为的错误和纠正错误；其二，为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提供保障机制，在相对人权益受到违法、不当行政行为侵害时随时给予救济；其三，为行政程序系统提供信息反馈机制，使行政主体能根据其反馈的社会信息，随时对系统进行调节，以保证行政系统不断处于有序、有效的运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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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
美国法典
第 42卷 公众健康与福利
第 55章 国家环境政策法
（1969年制定）
第4321条 国会的目的宣言
本法的目的在于：宣示国家政策，促进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充分和谐；努力提倡防止或者减少对环境与自然生命物的伤害，增进人类的健康与福利；充分了解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资源对国家的重要性；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
第4322条至第4330条（原文略）
第一节政策与目标
第4331条 国会国家环境政策宣言
鉴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一切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具有深远影响，尤其在人口增长、高度集中的都市化、工业发展、资源开发以及技术日益进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鉴于恢复和保持环境质量对于全人类的福利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国会特宣布：联邦政府将与各州、地方政府以及有关公共和私人团体合作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手段和措施，包括财政和技术上的援助，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共处与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满足当代国民及其子孙后代对于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
为执行本法规定的政策，联邦政府有责任采取一切切实可行、并与国家政策的其他基本考虑相一致的措施，改进并协调联邦的计划、职能、方案和资源，以达到如下目的，即国家应当：
1．履行每一代人都作为子孙后代的环境保管人的责任；
2．保证为全体国民创造安全、健康、富有生命力并符合美学和文化上的优美的环境；
3. 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环境，不得使其恶化或者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他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
4 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和自然等方面的重要遗产，并尽可能保持一种能为每个人提供丰富与多样选择的环境；
5谋求人口与资源的利用达到平衡，促使国民享受高度的生活水平和广泛舒适的生活；
6．提高可更新资源的质量，使易枯竭资源达到最高程度的再循环。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改善与保护。
第4332条 机构合作报告；提供资讯；建议；国际与国内的合作国会授权并命令国家机构，应当尽一切可能实现：
1．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以及公法解释与执行均应当与本法的规定相一致。
2．所有联邦政府的机关均应当：
(1)在进行可能对人类环境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决定时，应当采用足以确保综合利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环境设计工艺的系统性和多学科的方法。
（2）与依本法第二节规定而设立的环境质量委员会进行磋商，确定并开发各种方法与程序，确保在做出决定时使得当前尚不符合要求的环境舒适和环境价值。能与经济和技术问题一并得到适当的考虑。
（3）对人类环境质量具有重大影响的各项提案或法律草案、建议报告以及其他重大联邦行为，均应当由负责经办的官员提供一份包括下列事项的详细说明：
①拟议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②提案行为付诸实施对环境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不良影响；
③提案行为的各种替代方案；
④对人类环境的区域性短期使用与维持和加强长期生命力之间的关系；
⑤提案行为付诸实施时可能产生的无法恢复和无法补救的资源耗损。在制作详细说明之前，联邦负责经办的官员应当与依法享有管辖权或者具有特殊专门知识的任何联邦机关进行磋商，并取得他们对可能引起的任何环境影响所做的评价。该说明评价应当与负责制定和执行环境标准所相应的联邦、州以及地方机构所做的评价和意见书的副本一并提交总统与环境质量委员会，并依照美国法典第五章第552条的规定向公众公开。这些文件应当与提案一道依现行机构审查办法的规定审查通过。
（4）1970年1月1日以后，在州补助金计划资助下的任何联邦重大行为，因下列情形而由州机构或者官员准备执行的，亦应当依第3目的规定提供详细的说明书：
①由州机构或者其官员作为责任者对全州的此类行为享有管辖权的；
②由经办联邦官员提供指导并参与准备工作的；
③在核准与采用前，由经办联邦官员独立评价说明书的；
④在1976年1月1日以后，对其他州或联邦土地管理的实际行为或者可能对州或联邦土地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替代方案，联邦经办官员应当提出初步通知书并要求其提出意见。对这类行为的影响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准备有关书面的影响评价与意见书，并编入详细说明书内。
执行本项所规定的程序并不减轻联邦官员对整个说明书范围、目标、内容以及本节的任何责任，即本项规定不影响由州政府机构制定缺乏全州性管辖权的说明的合法性。
（5）研究、制定并阐述适当的替代方案，并推荐给那些有关选择利用现有资源但至今尚在激烈争论的提案。
（6）确认环境问题具有世界性和长远性的特点，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一致，为预防和阻止人类世界的环境质量衰退而倡议、决议扩大国际合作，并计划对国际合作给予适当的支持。
（7）对各州、县、市、机关团体与个人提供关于有益于恢复、保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建议与资讯。
（8）在制定和开展资源开发的计划中提倡和使用生态学资讯。
（9）协助依照本法第二节规定而建立的环境质量委员会的工作。
第4333条 与国家环境政策一致的行政程序
所有联邦政府机构均应当对其现有的法定职权、行政法规定以及各项现行政策和程序进行一次清理，以确定其是否存在有妨害充分执行本法宗旨和规定的任何缺陷或矛盾，并应当就清理结果在不迟于1971年7月1日以前，向总统报告其职权和各项政策符合本法所规定的意图、宗旨和程序。
第4334条 联邦机构的其他法定义务
第4332条或者第4333条的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联邦机构下列具体法定义务；
1．遵守环境质量的规范或标准;
2、与其他联邦或州机构相协调或进行商量;
3．根据其他联邦或州机构的建议或证明，采取或禁止采取行动。
第4335条 对现行职权的补充
本法所规定的政策与目标，性质上属于对联邦各机构现行职权的补充。
第4336条至4340条（原文略）
第二节 环境质量委员会
第4341条 向国会报告；立法建议
总统应当自1970年7月1日起，每年度向国会提交环境质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应当说明：
1国家各种主要的自然、人为或改造过的环境的状况与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空气、水（包括海域、海湾及淡水）以及陆地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森林、干地、湿地、山脉、城市、郊区及乡村环境）；
2前项规定的环境质量、管理与使用，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国家的社会、经济与其他需要的影响；
3．按照人口压力的预计，说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能否满足国民生活与经济需要；
4对联邦政府、州与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性质的机关或个人的计划与活动（包括常规活动）的评价，并着重说明其对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的保护、发展与利用的影响；
5．对各种现有计划与活动的缺陷提出补救方案和立法建议。
第4342条 设立；成员；主席；任命
总统府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三人组成。
人选经总统提名，在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在总统指挥下工作。总统应当指定其中一人担任委员会主席。每个委员都应当具有相应的训练、经验和造诣，有能力分析和解释各种环境发展趋势和信息；按照本章第4331条规定的政策对联邦政府的计划和活动进行评价；对国家的科学、经济、社会、美学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和利益具有清晰的认识和责任感，并能就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提出各项国家政策。
第4343条 人员、专家与顾问的聘用
委员会可以聘用执行本法规定有关职能所需的官员和职员。委员会也可以依照美国法典第五章第3109条（但不适用该条最后一段）的规定，聘用为执行本法所规定的职能所必需的专家和顾问，并对其津贴支领办法作出规定。
依照美国法典第31章第1342条规定，委员会可以聘用和接受自愿提供服务人员，以实现委员会的目的。
第4344条 责任与职能
委员会具有以下责任和职能：
1．在总统依照本节第4341条制作环境质量报告时，提供帮助和建议。
2．适时收集关于当前和未来环境质量的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资讯，并对该资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确定这种状况与发展趋势是否妨碍本节第4341条所规定政策的贯彻执行。编辑关于此项情况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并向总统提出建议。
3．按照本章第一节所规定的政策，对联邦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活动进行审查和评价，以确定这些计划和活动有助于该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度，并就此向总统提出建议。
4．研究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问题，并向总统提出各项国家政策的建议，以达到环境保护和国家社会、经济、卫生及其他方面的需要与目的。
5．对生态系统与环境质量进行调查、研究、考察、探讨与分析。
6．记录并确定自然环境的变化（包括植物系统和动物系统的变化），并积累必要的数据资料及其资讯，以便对这些变化与发展趋势进行持续的分析研究，并对其原因作出解释。
7．就环境的状态和情况每年至少向总统汇报一次。
8．根据总统的要求，提出有关政策与立法等事项的研究、报告与建议。
第4345条 征求公民环境质量资讯委员会及其代表的意见委员会在行使其按本法规定的权力、职能和职责时应当：
l．征求依据1969年5月29日颁布的第11472号行政命令而设立的公民
环境质量咨询委员会和具有提供意见能力的科学、工业、农业、劳工、自然保护组织与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团体代表的意见。
2充分利用公共与私人机构组织以及个人提供的服务、设施和资料
（包括统计资料），以避免造成措施和开支的重复，保证委员会的活动与有关政府机构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同类活动，不发生不必要的重复或冲突。
第4346条 委员任期与津贴
委员会均为全职工作人员；委员会主席的津贴按行政人员工资发放办法之二的规定核发（美（国）字第5313号）；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津贴按行政人员工资发放办法之四的规定核发[美（国）字第5315号]。
第4346．1条 私人机构、联邦、州与地方政府旅差补助
委员会可以应任何非盈利私人机构或者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的任何单位、机构或者执行单位的邀请，指定委员会官员或者职员出席为委员会的利益而召开的任何座谈会、演讲会或者其他类似会议并补助由此产生的合理的旅行费用。
第4346·2条 国际活动援助经费
委员会可以拨付经费以援助：（l）国际旅行；（2）履行国际条约的活动；（3）援助美国国内和国外交换计划等的国际活动。
第4347条 授权拨款
为执行本法各项规定，授权拨款如下：
1970年的会计年度不超过30万美元；1971年的会计年度不超过70万美元；其后各会计年度不超过100万美元。
⑼ 绿卡在中国失效怎么办
！」(http://gb.nownews.com:6060/2008/02/02/142-2226554.htm) 及「放弃绿卡，什麽时候生效？」(http://gb.nownews.com:6060/2008/02/02/142-2226554.htm) 两篇投书中，已经引用移民法的法条，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及移民局的正式解释，就法律层面说明得很清楚了。但仍有网友不断声称其重点是「如果没有走完『法定』过程，绿卡何来自动失效？」笔者就再答复一次。
所谓的「法定」当然就是「法律有规定」的意思。既然该网友声称要有「法定」过程，能不能说明根据的是哪一条法律所规定的过程？哪一条规定「要走完某特定过程绿卡才算失效」？没有法律规定，能叫「法定」过程吗？（笔者前文已提过，去AIT填I-407表并非移民法中规定的过程。）
绿卡有没有效，什麽时候失效，是法律上的论辨，不是说故事比赛。没有一个法官的判决理由是根据「中国城有人违规后来变成美国公民」，也不会有一个律师的辩护书把「每年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法偷渡」列为辩护理由。有没有失效，是要根据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法律，法条，判例。没有这些依据，说再多故事也没用。
法律上，绿卡有没有自动失效？当然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移民法211(a)条：「有永久居留权者，若非以有效的移民签证及有效护照，不得入境。…」离开美国一年内，绿卡这张卡（I-551），依法可以作为入境的有效签证（美国联邦行政法典8 C.F.R. §211.1(a)(2)）。但离境超过一年，I-551就不是有效的入境移民签证，不能拿来入境了。这就是一般人知道「绿卡一年不用会自动失效」的意义。
第二：绿卡持有人，如果有放弃绿卡的意思表示，或其移民身份改变，（比如说，以非移民签证入境）永久居留身份就同时终止，不能再恢复或延续，绿卡当然就自动失效。这根据的是移民法sec. 101，美国联邦第九上诉法院判例（Chavez-Ramirez v. INS 1986）与美国移民局的正式解释（USCIS Interpretation 318.4）。这种绿卡的放弃与失效，不限定是否离美一年，不限定要任何过程，也不限定当事者有无填写任何表格或声明。
此外，根据移民法第211(a)条（如前述），如果没有确定你的绿卡身份已经失效放弃，美国政府不能让你以非移民（观光/商务）签证入境的，这是美国移民官的法律责任。使用了非移民签证入境，则从法律上或是美国政府的档案中，你的身份已经改变为「非移民」。移民法第101(20)条也清楚地定义：绿卡持有人的身份，是一经改变就消灭，不能够中断再延续的。所以马英九的绿卡身份已经确定消灭。马英九以后就算想到美国永久居留，必须重新申请绿卡，而不能「恢复」其原来的绿卡身份。用非移民（观光/商务）签证入境的纪录，就是绿卡终止的官方证明。
绿卡跟非移民身份互斥，是美国移民法明文定义的：根据移民法101(27)(A)条，绿卡代表的是「移民」的一种。另根据移民法第101(15)条：
「移民，指的是『所有的』外国人，除非他属於下列的『非移民』…」
「除非」两字，就是指「非A即B」，中间并无灰色地带。没有一国的法律，会出现「是移民＝非移民」这种逻辑错乱的状况。这种是非不分，或是「曾经有＝有」的思维，只会出现在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打手身上。
用多国护照，当然对美国政府的档案来说，会变成不同的两个人，但前提是马英九要有多国护照，而且必须是叁十年前用他国护照取得绿卡。由於马英九公布的是台湾护照，如果是用台湾护照取得绿卡，再用非移民签证入境后，该绿卡已经确定放弃失效。有没有多国护照，不能没证据乱说话。
同样地，是不是乱掰硬拗，要看有没有法律依据。绿卡还有没有效，何时失效，其实是很单纯的移民法律问题。很遗憾地，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主张马英九绿卡身份仍有效的人，提出任何一条美国法律或判例来支持他的论点。大家这八年来所熟悉的民进党，果然又回来了。
⑽ 汽车召回的事件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汽车产品召回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解决汽车产品缺陷的机制，为保障社会公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各国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汽车产品召回起源于美国。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主管部门为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该法律明确规定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相关厂商、管理部门、管理程序和召回方式，并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向消费者、管理当局公开发布汽车召回的信息。随后，日本、英国、法国分别于1969年、1979年和1984年，开始实施汽车产品召回。2004年，由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标致着中国开始实施汽车产品召回管理。
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召回方式各不相同，根据认证和召回方式可分为自主型、强制型和自主强制结合型。自主型汽车召回是指企业自行按照国家提出的标准进行研发和生产，企业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国家在市场进行质量的抽查，如果发现有缺陷汽车产品的存在，就进入汽车召回管理的相关程序，其鼓励主动召回，消除缺陷影响，代表国家为美国。强制型汽车召回是指国家生产厂商提出产品的各项标准，并到国家相关机构进行认证，合格后保证产品标准和生产一致性后，可以投入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国家对社会承担责任，保证汽车安全使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日本采用强制型认证方式。而中国在参考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模式后，使用企业自行发现缺陷提出召回和根据国家指令进行召回二者结合的自主和强制结合型的召回方式。 美国已经形成了相对较为完善的汽车召回法律法规体系，这也从最高约束力层面，确保了汽车召回制度的实施和落实。《美国法典》第49主题301篇《机动车安全》，《联邦行政法典》第49主题573部分《缺陷不符合报告》、574部分《轮胎确认和信息记录》、577部分《缺陷和不符合的通知》、578部分《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和579部分《缺陷和不符合的责任》，都对机动车的安全召回予以规定。2000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交通工具召回的强化责任和文件法案》，即TREAD法令（《公法》第106—414页），对《机动车安全》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强化了企业在安全召回方面责任，规定了企业在建立早期预警机制时有向行政主管机构及时报告缺陷的义务。为实施TREAD法令，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颁布了《关于记录、保留潜在缺陷文件和信息的报告》，对《联邦行政法典》有关缺陷报告和召回的部分进行了细化、补充和解释。
美国法律对缺陷产品召回的程序及实施监督的程序规定得非常详细，从用户投诉、主管部门立案调查、汽车生产商自检，到召回公告的发布以及免费修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何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具体报告什么、采取何种补救措施、不采取补救措施该如何处罚，也都规定得一清二楚。美国企业如果不遵守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将面临严厉的惩罚。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新交通安全法规，凡厂家隐瞒严重的质量缺陷以及相关事实真相，有关负责人最高刑罚将由之前的5年增加到15年，而厂家也将付出高达1500万美元的罚金。 2004年10月1日，中国颁布施行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2013年1月1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升级为《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生产者实施召回，应当按照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规定制定召回计划，并报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备案。修改已备案的召回计划应当重新备案。生产者应当在确认其汽车产品存在缺陷后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主管部门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汽车生产者召回报告材料的备案工作，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于2014年5月28日发布了《关于更新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报告备案材料模板的通知》，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施行新的召回备案材料模板，主要包括：召回计划备案申请单、召回计划、召回公告、召回新闻稿、召回通知书、召回维修作业方法、召回费用统计表、召回阶段性报告、召回总结报告等。 法国实行汽车召回也有了相当长的时间，对缺陷汽车召回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管理制度。在法国，汽车召回属于各种商品召回的一部分，其法律依据是法国消费法的L221-5条款。这一条款授权政府部门针对可能对消费者造成直接和严重伤害的产品发出产品强制召回令。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很少通过发布政令的方式来进行强制性的商品召回，而是鼓励生产厂商自行进行商品召回。只有当问题商品对消费者构成严重威胁，或生产厂商对存在的安全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时，才会通过法律手段强制生产厂商实行召回。
通常，厂商在发现缺陷时，会首先拟定一份新闻通告，说明产品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导致的危险，要求消费者尽快送还问题商品。新闻通告一般首先送往法新社，经其播发后，全国主要报纸一般都会予以转载。与此同时，厂商还会以广告的方式在广播、电视以及影响较大的地方报纸和专业杂志上（如汽车杂志）发布召回通告。当然，对于汽车和大型家用电器，由于商家一般都会保留消费者的姓名和地址等资料，因此也可以直接通过投寄信件的方式进行通知。随着因特网的日益普及，一些网站上也长期登载商品召回信息，如CEPR（欧洲风险预防中心）的网站就是这个领域的专业网站。作为主管部门，法国公平贸易、消费事务和欺诈监督总局在厂商决定对其产品进行召回处理时，将予以全面的协作和监督。
但是，法国的汽车制造商在决定采取召回行动时并没有通报主管部门的义务，因为有关法规中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公平贸易、消费事务和欺诈监督总局往往是通过专业杂志或有关网站来了解汽车召回的信息。有些制造商甚至还有一种被称为无声召回的做法：即当车主把车辆送往专修店进行例行保养或维修时，专修店根据厂商的要求对车辆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处理，消除有关的安全隐患。当地有关专家对厂商不必通报主管部门即可进行汽车召回的做法多次提出质疑，对于所谓的无声召回更是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厂商通过无声召回无法完全消除安全隐患，因为许多车主往往不在专修店修车和保养，许多问题车辆因此得不到应有的解决。因此，尽管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汽车生产厂商同主管部门的协调正在不断加强，双方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厂商也认识到，他们通过同主管部门加强关系能够得到不少帮助；而主管部门也正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形象，努力成为能够在厂商处理安全问题时提供专业知识的对话者。
据公平贸易、消费事务和欺诈监督总局一名负责人透露，在处理韩国某品牌汽车轮胎存在爆胎隐患的过程中，制造商同主管部门的协作卓有成效。制造商代表向主管部门介绍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并通报了召回决定。主管部门则在诸如发布新闻通告、向用户发送通知信以及在专业刊物上发表通知等方面给予了厂商一定的帮助。由于双方的努力，召回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据透露，法国正在进一步完善商品召回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汽车生产厂商在决定对产品进行召回前可能也将像美国等国家的厂商一样首先通报主管部门。
公平贸易、消费事务和欺诈监督总局的专家认为，随着汽车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任何汽车产品都会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许多被召回的汽车实际上并不存在行驶方面的安全隐患，召回是为了改进车的机动性能和配置，目的是让汽车的质量更好，让消费者更加满意。他强调，一次成功的召回丝毫不会对厂商及其产品的形象造成危害，相反，将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厂商的信任度和忠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