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行政法庭典型案例

① 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例

以下回答中引用的法条如未特别注明，均为《行政处罚法》。

1、青山钢铁厂附近归属内江岸区的话容，江岸区公安分局的执法人员到堤角区执法是合法的。
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2、参照对企业的处罚对刘江处罚不合法。
法律规则的适用必须体现违法主体与被处罚主体一致，即“全有全无”原则。

3、江岸区公安分局无权吊销刘江的个体收购废旧物品许可证。
行政机关有权依法吊销由其核发的行政许可证，本案有权吊销刘江许可证的机关为堤角区公安局（另：题干中提到“在堤角区公安局治安科办了个废旧物品收购许可证”，事实上，该科室无权作出行政许可，应以堤角区公安局名义作出）。

4、江岸区公安分局无权没收刘江的三轮车。
刘江的三轮车既非违法所得又非非法财物，依法不应没收。

5、未告知刘江有听证权利，处罚应当依法撤销。
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江岸区公安分局未告知刘江有听证权利，属于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按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项第3目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② 急需模拟法庭案件,民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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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发布时间：（ 2003-04-01 09:23:19）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
请求判令被告：
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
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
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 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田永于1996年2月29日写下的书面检查和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考试中随身携带了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没有发现其偷看的事实；2、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讲话，这三份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3、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关于田永等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过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但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直接送达给田永，也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实际执行；4、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考试作弊一事复查结果的报告，这些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部分教师、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对田永被处分一事的意见，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在得知这两方面意见后的态度；5、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给予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王斌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一份、《期末考试工作简报》7份，以上书证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了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和第五联、无机94班人数统计单等书证交给法院，这些证明由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原告田永提交的证据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为9411026），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不仅从1996年9月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田永进行了学籍注册，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的事实；2、献血证、重修证、准考证、收据及收费票据、英语四级证书、计算机BA SIC语言证书、田永同班同学的两份证言、实习单位书证、结业费发放书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3、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成绩；4、加盖北京科技大学主管部门印章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已经承认田永具备应届毕业生的资格；5、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证明，证实田永已经通过了全部考试及论文答辩，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己具备了毕业生的资格，待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就为其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的事实。
在庭审中，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也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学实际上从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特别是田永丢失学生证以后，该校又在1996年9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后发生的田永在该校修满四年学业，还参加了该校安排的考核、实习、毕业设计，其论文答辩也获得通过等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北京科技大学辩称，田永能够继续在校学习，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鉴于这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职务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当对该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在田永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并达到一定学历水平和要求时，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田永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其具有的相当学历。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学本科生，在其毕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授予学士学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为 国家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有关人员对田永的毕业成绩、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授予其学士学位。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派遣问题。《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的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履行将毕业生的有关资料上报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田永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理应履行上述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
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
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我校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其学籍，是认定事实错误；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3、我校向一审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被上诉人田永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中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证据，虽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在作出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时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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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行政诉讼案例分析

一般来说，学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行为，不应当视为行政权力，因为学校不是行政机关，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不是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进行的，一般来说，也不影响学生的宪法权利或民事权利（人身权、财产权等），即使开除学籍似乎影响了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但学生仍可以再次通过考试到该高校或其他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且原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学校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处分分下列六种：①警告；②严重警告；③记过；④留校察看；⑤勒令退学；⑥开除学籍。 可见，开除学籍属于纪律处分而非行政处罚。

高校开除田某后，田某没有离校，根据《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 第二款： 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学生，其善后问题按照退学学生的有关规定处理。
而该《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学生退学的善后问题，按下列规定办理：

（1）退学和因各种原因处理离校的学生，入学前凡是国家或集体企
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的，回原单位安排；没有劳动指标的，由原单位报主管
部门追加；原单位已并入其他单位的，由并入单位接收；原单位已撤销的
，由主管部门接收安排。其他的回家长或抚养人所在地落户；

同理，高校拒发毕业证也非行政权力。但发给或拒发学位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七条： 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学位授予工作。学位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国务院任免。
第八条：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下简称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根据上述规定，授予学位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权利，高校及科研机构是根据国务院的授权来授予学位的，因此应当属于行政权力。
所以高校拒绝发给毕业证，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复核已经生效；而不授予学位的行为，虽然田某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法院判决撤销之前也应当已经生效。

④ 行政诉讼的行政诉讼案例

孔庆丰诉泗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2011年4月6日，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泗政发[2011]15号《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泗城泗河路东林业局片区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区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征收补偿方案规定，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主房按照该地块多层产权调换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补偿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资，超出10平方米以内的按优惠价结算房价，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场价格结算房价;被征收主房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按照安置房优惠价增加300元/m2标准给予货币补偿。原告孔庆丰的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内，其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二）裁判结果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本案中，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条例》的相关规定。故判决：撤销被告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三）典型意义本案典型意义在于: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无论有关征收决定还是补偿决定的诉讼，人民法院都要坚持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相结合，一旦发现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明显低于法定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以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

⑤ 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

回答：
（1）法院撤销公安局做出的行政处罚的行为正确。因为在胡某与王某、回徐某的打架斗殴事件中，是答胡某首先用笔记本砸王某的，而且根据卫生院的诊断，胡某与王某都有多出软组织损伤，但是公安局却做出了仅处罚王某和徐某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缺少必要证据，说明公安局没有查清案件基本情况和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可以依职权予以撤销。

（2）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做出撤销判决：
1、主要证据不足。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3、违反法定程序
4、超越职权
5、滥用职权

（3）变更判决正确。因为事实情况中王某、徐某与地税所工作人员胡某的争执过程中造成了他人轻微伤，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过重，没有体现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法院经审理认定行政处罚行为显失公平，可以运用国家审判权直接改变行政处罚行为。

（4）不可以直接追加对胡某的处罚。因为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应该是被动的、中立的，不能超越职权而主动对没有起诉的当事人作出处罚判决。

以上内容完全手写，仅供参考。
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⑥ 求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模拟法庭案例

朱昌谷与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等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8）渝三中法行终字第3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昌谷。

委托代理人王陆俊，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马世文，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琼，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法制科副科长。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王绍南（曾用名王少难）。

委托代理人余江华，重庆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昌谷诉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26日作出的（2008）涪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5日11时，正在建设的重庆市涪陵区柏利煤矿负责人王绍南向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治安支队报案。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接到报案后，于2008年1月21日以聚众扰乱单位秩序为案由登记立案；经调查核实，于2008年2月14日向被告知人朱昌谷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2008年2月18日，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作出涪公（治）决字〔2008〕第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被处罚人重庆市涪陵区山窝乡新立村二社社长朱昌谷于2008年1月15日上午，组织村民50余人到白涛镇柏林村一社堰塘湾重庆市涪陵区柏利煤矿处，以该煤矿损坏山窝乡新立村二社拦山堰为由进行闹事，损坏煤矿部分设施，造成煤矿停工，并打伤煤矿职工。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1）项规定，决定对朱昌谷行政拘留15日。朱昌谷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08年3月26日以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为由提起行政诉讼。2008年4月23日，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以作出的涪公（治）决字〔2008〕第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作出涪公行（撤）《关于撤销对朱昌谷行政处罚的决定》，决定撤销涪公（治）决字〔2008〕第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对朱昌谷未执行完毕的5天行政拘留不再执行。朱昌谷未表示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一审被告发现该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自己主动改正并撤销该决定，符合法律规定，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第57条第2款（2）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涪公（治）决字[2008]第7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一审被告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负担。朱昌谷以一审判决未认定实际拘留天数、所列第三人身份不明、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将本......

⑦ 行政诉讼法案例

“北京市最大的建材综合市场”——上地建材城于去年七月被北京海淀城管大队以版违法建筑为由夷为权平地。四日，上地建材城的负责人郭俊琴以越权执法为由将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告上法庭，索赔六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北京市最大的一起行政诉讼案。

上地建材城，位于全国闻名的中关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正常营业已六年。它汇集六百多家厂商，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建材批发市场。去年七月该建材城被海淀区城管大队斥为违法建筑，七天后，六万多平方米的建材城即被夷为平地。

郭俊琴诉称，城管大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上地建材城符合“未经批准”、“搭建”以及“影响市容”三个条件。其次城管大队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仅赋予城管大队行政处罚权，而不是限制和强制拆除的权限。根据有关规定，海淀区城管大队只有权拆除十平方米以下的不符合市容标准的建筑物，拆除六万多平方米的建材城已经超越了它的权限。

海淀区城管大队称，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通知规定，凡不符合市容市貌标准的，城管大队有权限期强制拆除。上地建材城侵占了市区规划的绿化隔离带，影响了市容市貌，属于违法建筑。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⑧ 求行政模拟法庭剧本

一、庭审准备
二、开庭准备
书记员宣读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纪律：
（1）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禁止吸烟；
（2）开庭时不得随便走动，不准进入审判区，非经审判员许可不得发言、提问。如帝听人员对法庭活动有意见，可在闭庭后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
（3）非经法院许可不准录音、录像、摄影；
（4）对违反法庭纪律失，由审判长、值庭人员、司法警察劝告制止，不听劝阻的，视其情况轻重给予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没收胶卷、录音机，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三、宣布开庭
审：现在查明原告的要素，原告 刘佳丽 委托李航为其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为委托代理。
被告的要素，被告曾泽飞委托郭雨、丛欢为其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的诉讼，代理人的权限为委托代理。
第三人的要素，第三人郝欣欣、牡丹
审1：原告，你对被告及第三人出庭及出庭应诉的诉讼代理人的资格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请说明理由。
原：没有
审2：被告，你对原告及第三人出庭及出庭应诉的诉讼代理人的资格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请说明理由。
被：没有
审：第三人，你对原告及第三人出庭及出庭应诉的诉讼代理人的资格是否有异议？如有异议，请说明理由。
第三人：没有
审：经审查，上述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与代理权限与庭审前办理的委托手续一致，当事人之间未提出异议，出庭资格有效，准许原告刘佳丽诉讼代理人李航出庭参加诉讼。准许被告王韬诉讼代理人郭雨出庭应诉，准许第三人 从欢出庭参加诉讼。
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法院行政审判庭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原告刘佳丽不服被告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一案。
审：现在开庭。
审：现在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本案由本院审判员曾泽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 、 组成合议庭，书记员马艳担任法庭纪录。
审：本合议庭主持法庭审判，当事人必须遵守法庭秩序。如有不同意见，可于庭审之后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
审：本院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立案，并向原告发送了受理案件通知书，预交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开庭传票、向被告发送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审：因为原告的起诉和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通知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向其发送了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力，所谓申请回避就是当事人认为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其它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有权申请上述人员不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审：原告，你是否申请回避？
原：不申请
审：被告，你是否申请回避？
被：不申请
审：第三人，你是否申请回避？
第三人：不申请
审1：现在宣布当事人的其它诉讼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以下各项权利：
（一）原告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经法庭准许，可以撤诉。
（二）被告可以承认、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四）当事人有权委托人进行辩论，在法定期限内对判决、裁定可以提出上诉，申请执行。
（五）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查阅、复制本案的庭审材料和法律文书。
审2：原、被告在诉讼期间除依法享有上述权利外，还必须遵守以下各项义务：
（一）经法院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对原告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二）原、被告要实事求是地向法院提供、补充证据，提供伪证的，要负法律责任，诉讼期间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证人收集证据。
（三）提供证据要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影印件、照片、复制本、节录本。
（四）原、被告在法庭上进行辩论不许做人身指责，不许吵闹，要求发言须经过法庭许可。
（五）原、被告必须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收、裁定书、调解书，拒绝执行而对方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直至承担刑事责任。以上义务要求当事人自觉执行，是否听清了？
原：听清了
被：听清了
审：现在进行法庭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应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审：现在请原告明确自己的起诉请求事项及所需的事实根据，可以宣读起诉状。
审：现在请被告宣读答辩状。
审：请第三人明确自己的诉讼主张及事实根据。
被：北京铁路局以被诉行为没有强制力、是抽象行政行为，且刘佳丽不具有原告资格、没有诉权等为由，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审：根据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的事实和理由，请原、被告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审：原告，你是什么时间购买的火车票的？
原：2001年1月17日买了一张从石家庄到磁县的车票。1月22日又买了一张从石家庄到邯郸的车票。
审：你是什么时间申请行政复议的？
原：是2001年1月18日。
审：被告，《通知》主要是针对什么人的？
被：北京铁路局
审：《通知》有没有规定执行期限？
被：有，是春运期间。
审：请被告宣读或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档。
被告请求出示《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计价格〖2000〗1960号）并巡场展示。 审：现在进行法庭质证。（应对被、原、第三人出示的证据进行质证） 审：原告，你对《关于报批部分旅客列车政府指导价实施方案的函》是否承认其真实？ 原：我承认其真实性。 审：你对《关于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有关问题的批复》是否承认其真实？ 原：承认。 审：你对《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是否承认其真实？ 原：我承认。
审：被告，原告的火车票是否真实？
被：真实。
审：第三人，原告的火车票是否真实？
第三人：真实。
审：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首先，请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原代理1：首先，火车票价不是市场调节价，而是政府定价，被申请人没有权利上浮票价；

其次，依照《价格法》第18条的规定，火车票价是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和重要的公益服务价格，属于政府定价的范围。依据《铁路法》第20条的规定，火车票价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未经国务院批准，被申请人擅自上浮票价是违法的；

再次，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性服务价格、公用事业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而被申请人没有依法举行听证会。
综上所诉，原告认为，被告及第三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我及广大旅客的合法权益，而且缺乏法律依据，内容失当，程序违法。
审：请被告发表辩论意见。
被代理1：1）国家计委已报请国务院同意，才下发了批复；
2）铁道部按《价格法》第22条的规定，作了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听取了社会各界和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
所以，《通知》的内容、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行为。
审：请第三人发表意见。 第三人：申请人没有提供在春运期间乘坐北京铁路局票价上浮列车的证据。完毕。 审：现在可以进行互相辩论。
被代理1：我们对原告的诉讼资格产生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行政机关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它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原告就铁道部春运客票涨价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需要通知几千万乘坐涨价列车的旅客参加诉讼，不合情理和法理。
原代理1：原告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就与铁道部及第三人产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通知》允许三个铁路局属下的列车在春运期间上浮，就可能损害乘坐这三个铁路局属下列车的旅客的利益，在法律上就乘坐这些价格上浮列车的旅客如果对铁道部的《通知》不服，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我的当事人具有原告资格。
原代理2：正如被告委托代理人所言，需要成千上万个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我想今天的法庭只能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召开了，法律并不是硬性的死规定，适当的变通才更能体现法理和情理。
被代理1：旅客从铁路运输企业购买车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他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若铁路运输企业是非垄断性企业，具有定价权，那么，旅客购买价格上浮的车票，是自己的选择，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是一种民事纠纷，通过民事诉讼予以解决。
原1：今天所讨论的是关于铁道部指示标价上涨这一行政行为，民事诉讼是明显不合这一前提的，况且，我想，原告资格的是否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当事人符合一切的原告构成要件，因为 铁道部的《通知》影响到所有可能乘坐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的人的利益。同时我的当事人在购买了被允许价格上浮的列车车票，实际支付了比价格上浮前多的票价时，他的实际利益造成了损害。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实际成为旅客时，铁道部的《通知》对他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他与铁道部的《通知》之间产生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被代理2：我想请对方委托代理人注意另外一点，我的当事人制定的《通知》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对象是广大旅客，而旅客又是不确定的，其行为属于抽象的行政行为。
原代理2：我们认为，铁道部《通知》所针对的对象是铁路局。这一点，从铁道部《通知》的抬头和行文中，都可以看得很明确，即铁道部《通知》是发给各铁路局的，而不是发给广大旅客的。铁道部所发出的是通知而非通告。被告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
原代理1：同时，铁道部《通知》中的事项也是非常明确的，即2000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其行为具有“对象的特定性”。
被代理1：原告委托代理人刚才说我们《通知》的对象是铁路局，那么请问原告委托代理人，与你们产生利害关系的是铁路局。那么坐在我面前的应该是铁路局。
被代理2：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谓抽象行政行为，其特点是针对不特定对象、能反复适用的行为。铁道部的《通知》，不针对特定的对象，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刘佳丽提出的请求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2）铁道部的《通知》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旅客作出的，而是针对所有的乘坐列车的不特定的旅客作出的，对不同的乘坐涨价列车的旅客都予以适用。所以该｛通知｝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原代理2：（1）铁道部的《通知》直接发生了执行效力，即导致了客票涨价的行为后果；（2）铁道部的《通知》只适用于2001年春节前后特定时期；（3）铁道部的《通知》通过铁路局就得到了实施，没有中间环节；（4）铁道部明确规定了客票上浮的范围、时间和幅度。我们认为这是明显的具体行政行为表现。
被代理1：我方认为，这些并不能证明【通知】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新的司法解释将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档”。可见，抽象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对象的不特定性”、“反复适用性”、“规范性”。
而该【通知】明显符合以上特征，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原代理1：被告在审定程序上是不合法的，我认为铁道部没有举行听证会而价格上浮在程序上是违法的。被申请人决定票价上浮方案没有依法实行听证会制度，其涨价没有必要性，并且被告未提供此次票价上浮举行价格听证会的有关文件、资料及事实根据。因此，被告通知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在程序上是违法的。”

被代理2：我们在这次涨价过程中的做法是符合《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的。[22]
第一，对于铁路运价调整是否属于听证范围，《价格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建立听证会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涉及问题十分复杂。因此，《价格法》第32条规定的是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而不是应当召开听证会。
第三，为了既体现依法治国精神，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落实《铁路法》、《价格法》的具体规定，国家计委和铁道部组织召开了具有听证会作用的论证会，听取运输企业和一定程度上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地方物价部门的意见。另外，铁道部还组织各铁路局广泛开展客流调查，听取广大旅客对春运票价上浮的意见和要求。综上所述我们的程序是绝对合法的。

原代理2：被告认为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并不属于《价格法》所规定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因此不属于应当举行听证会的范围。按照铁道部的看法，《价格法》因为没有明确规定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的定价属于应当举行听证会的范围，因而不属于应当举行听证会的范围。被告的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对一个法律规范含义的理解，应当侧重于对其内涵的认识，只要是“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都应当属于举行听证会的范围。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涉及几千万旅客的经济利益，其社会影响可以说巨大。同时，《价格法》中还有“等”字的表述，也是铁路运输旅客列车票价应当举行听证会的法律根据。

原代理1： “听证会”，就具有特定的含义和特定的形式。[23]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在一定范围内由一定范围的人参加的“论证会”，与听证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举行听证会是一项法律义务，而论证会则不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征求意见的形式；其次，在听证会的形式上，政府的价格主管部门主持下，申请改变价格的企业为一方，消费者与其它利害关系人为另一方，双方各持己见，进行申辩和争论；再其次，在听证会的程序和双方程式性权利上，与论证会都有所不同；最后，经过听证会的，政府价格部门在确定价格时，应当以听证会的笔录为依据。可见，国家计委、铁道部进行的论证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属于听证会。
国家计委在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即批准了铁道部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涨价的请示，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因此，国家计委的批准行为在这个意义说，也是无效的。当然，没有举行听证会，并不是铁道部的过错，因为铁道部并没有举行听证会的法定职责。

原代理2：总之，铁道部的《通知》不是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人民法院所能够进行审查的，只是《通知》在作出的程序上是否合法。铁道部的《通知》应当由国务院批准之后，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国务院没有进行批准，因而，铁道部的《通知》是无效的；同时，铁道部的《通知》应当在国家计委举行听证会后，才能由国务院批准，而国家计委并没有举行听证会，因而也由于违反法定程序而违法。铁道部在举行听证会和批准涨价上均没有过错，但《通知》是以铁道部的名义下发的，该《通知》的效力取决于是否举行了听证会和是否经过了国务院批准。铁道部的通知在没有获得国务院批准和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即予以下发并执行，因此，铁道部的《通知》违反了法律程序。
审：法庭辩论结束。
审：原告陈述最后意见
原：铁道部及北京铁路局的行为程序违法，且其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
审 ： 被告陈述最后意见
被：铁道部的行为合法。
审：第三人陈述最后意见第三人：北京铁路局的行为合法。

⑨ 做一个行政诉讼的模拟法庭，求完整的案例和文书

近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服公安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引起的行政案件，对违法认定书依法判决撤销。

2002年1月29日，村民徐某驾驶自卸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某镇卫生院门口超越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时，将横过公路的张某某撞倒。该车右轮在制动刹死的情况下，将张某某拖行了8.85米后，又从其身体碾过后停住，致使张某某当场死亡。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后，又对肇事司机徐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进行了抽检，经鉴定徐某血液中乙醇成分含量为124mg/100ml血。县交警大队于2002年2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在该起交通事故中，驾驶员徐某酒后驾驶，观察不足，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张某某系未成年人，横过公路时没有成年人带领，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因此双方应对该起事故承担同等责任。死者父亲张某对该认定书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维持了被告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提出县交警大队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没有对肇事车辆性能进行鉴定，对肇事司机在事故时已经处于醉酒状态未作出充分认定，并且认定张某某突然横穿公路，没有证据证明。所以认定肇事司机与死者负同等责任是错误的，请求市中院依法撤销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书。

徐州市中院经过审理认为，本案中县交警大队没有查明事故车辆是否为证照齐全可以上路行驶的车辆，事故路段有无交通警告标志、事故车辆是否超速等基本事实，造成责任认定事实不清。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有关醉酒的界定标准，但是司机徐某血液中乙醇含量过高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公安机关认定张某某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公路证据不足，由此作出同等责任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逻辑推理过程。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有不当之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判令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