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行政法分析

㈠ 孙志刚事件体现的法理学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发生冲突，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冲突的部分无效

㈡ 孙志刚事件的材料分析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相关途径

当时政府来说是检查对于一些公共事务的一些管理，通过他们来了解相关的一些程序的一些途径。

㈢ 孙志刚事件案例分析

孙志刚为什么会死？

㈣ 孙志刚事件反映出我国当时法治建设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存在哪些问题

反映出我国当时
1、法制不健全,该收容意见违反立法法。2、执法部门法制意识不强,方法粗暴,漠视人权。3、公民无救济途径。

㈤ 孙志刚案件中的行政主体有那些违法行为

孙志刚案件属于故意伤害致死。

案例——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 主犯被判死刑 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６名涉案渎职犯罪人员被判有期徒刑 另有２３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撤职等处分
据新华社广州６月９日电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６月５日至６月６日公开审理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等故意伤害原广州市达奇服装公司职员孙志刚致死案，于９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乔燕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李海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钟辽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李龙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判处被告人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有期徒刑三年至十年。 同日，孙志刚案涉及的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６人，以玩忽职守罪，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３月１７日晚，被害人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外出，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错误收容。３月１８日晚，孙志刚称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３月１９日晚，因孙志刚大声呼叫，引起救治站护工乔燕琴不满。乔遂与吕二鹏、乔志军、胡金艳等人商量，授意李海婴等８名被收治人员殴打孙志刚。３月２０日凌晨，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等先后两度对孙志刚轮番殴打，致使孙志刚于３月２０日上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乔燕琴、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无视国法，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上述被告人故意伤害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其中，被告人乔燕琴指使、纠合其他被告人对孙志刚实施伤害行为，系本案主犯，应予从严惩处；被告人李海婴、钟辽国、周利伟、张明君、吕二鹏等两度轮番殴打致死被害人，罪行严重，应从重处罚；被告人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李文星、乔志军、胡金艳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惩处。但鉴于被告人李文星在犯罪时未满１８周岁，依法从轻处罚。 另据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原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原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负责人彭红军，医生任浩强，护士邹丽萍、曾伟林等６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委托行使公务的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义务，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在救治站遭受伤害致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玩忽职守罪。为此，有关法院分别作出前述判决。 本报北京６月９日电 （记者 程鹏）据广东媒体报道，为严肃党纪、政纪，坚决落实责任追究，经广东省广州市委、市政府同意，广州市纪委、市监察局和有关单位已对孙志刚案涉及的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了党纪政纪处分（见图表）。 一、市监察局研究决定，对在孙志刚案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林培坤、市卫生局副局长卢彦德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市民政局副局长唐启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二、市纪委、市监察局经研究，同意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和天河区、白云区纪委、监察局对孙志刚案件中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意见： （一）对市公安系统１２名违纪责任人的处分意见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单梅叶，不履行职责，违反规定，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谭穗渝，不履行职责，违反规定，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罗侨安，不履行对收容人员进行甄别的职责，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副所长刘敦树，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所长许伟浚，对本所干警管理不严，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陈建华，不认真履行对收容人员进行甄别的职责，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失职责任，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韩立平对收容遣送工作管理不到位，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失察，负有领导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吴小明，对分局收容遣送工作管理检查不到位，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杨东胜，对收容待遣所的管理工作不到位，对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直接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付强，在接待孙志刚亲属上访时，对其亲属反映孙志刚非正常死亡问题未引起重视，没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反映的重大警情提出准确的处理意见，工作失职，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信访科副科长邹琨，在处理孙志刚家属来访反映重要线索的材料时，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并作为重要问题向领导呈批，延误了对该案的查处，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白云区公安分局江高镇派出所副所长杨炳坤，对孙志刚亲属上访材料中反映的孙志刚非正常死亡问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未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调查，工作失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二）对市卫生系统３名违纪责任人的处分意见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科主任林建荣，对市收容救治站管理不严，造成严重后果，负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撤职处理。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护士长刘兆江，对市收容救治站护理工作管理不严，造成严重后果，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市脑科医院副院长邓河晃，对市收容救治站管理混乱失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三）对市民政系统５名违纪责任人的处分意见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副科长叶建华，未认真履行职责，负直接领导责任，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站长冯绍裘，对收容遣送中转工作管理不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梅广平、李爱荣、谢志勤工作责任心不强，违反工作纪律，分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姓 名 原 职 务 处 分
林培坤 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行政记过
卢彦德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 行政记过
唐启畅 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 行政警告
单梅叶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 开除党籍、行政开除
谭穗渝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 开除党籍、行政开除
罗侨安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 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
刘敦树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副所长 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
许伟浚 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所长 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
陈建华 天河区公安分局民警 行政记大过
韩立平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行政撤职
吴小明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 行政撤职
杨东胜 天河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行政撤职
付强 天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行政记大过
邹琨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办公室信访科副科长 行政记过
杨炳坤 白云区公安分局江高镇派出所副所长 行政记过
林建荣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科主任 撤职处理
刘兆江 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护士长 行政记大过
邓河晃 市脑科医院副院长 行政记过
叶建华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副科长 行政撤职
冯绍裘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站长 行政记过
梅广平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 行政记过
李爱荣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 行政记过
谢志勤 市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遣送科工作人员 行政记过

㈥ 为什么孙志刚是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案,宪政意义500字

宪法意识 公权意识 公民意识——网上透视孙志刚案件的意义
(2003-06-16 13:27:02)
“宪法所规定的条文，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被破坏而没有受到制止……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得逮捕……这一条文完全被破坏了。”
上面的这几句批评，也是从网上寻得的，要推断它指陈的现实例子，今天的读者，或更确切地说，是2003年6月的读者，只要对国内的时事稍有关心，十有八九会认为这是针对刚刚在广州通过了司法判决的孙志刚案件。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几句关于宪法被破坏的批评出自46年前的6月，是一位新闻界前辈在那场后来被堂而皇之地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反右”运动中的一次发言，这段发言被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当然日后便成为坐实其“右派”罪名的铁证之一。
之所以要旧事重提，是因为痛感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度争取进入民主宪政的艰难。46年间中国社会经历的动荡变革不可谓不多、不剧烈，其进步与发展也不可谓不迅猛，但在这一点上，从整体国民意识层面上讲，却并不见有多少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真正的宪政、真正的法制国家之路，还需要全国从上到下的各个方面作出长期的、目标明确的、决不妥协的艰苦努力。
胡锦涛同志就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之初就专门就宪法问题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充分发挥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这样的语重心长的警语，对于仍处于大变革时期、要继续向更进步发达的社会迈进的中国来说，确实十分及时和必要。
孙志刚案件从发生到被揭露直至今日的得以进入法律程序，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的关注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众多网友的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形成舆论监督的力量，促成事件求得法律公正的解决，更显示了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孙志刚案件实际上是长期的社会积弊激发出来的结果，并且仅仅是一个初步的结果。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定根本的最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当前中国社会对宪政体制的一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认识不清，因此也就不具备起码的现代法制意识。如“宪法意识”、“公权意识”，特别是“公民意识”。目前各网站仍然在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从专家、学者到打工者都在发表自己的声音。如果能够通过对孙志刚案件的讨论，使政府相关机构，使国民对法制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基本观念有所认识，这将是孙志刚的生命所能求得的最大的价值。
■ 宪法必须有“根本大法”的地位
网上的文章有很多是围绕这一案件体现出的“违宪”问题展开探讨的。在我们这个实行民主宪政五十余年的国家里，在许多官员和普通百姓脑子里至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宪法意识，根本不懂或说事实上根本不认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这一至关重要的道理和法理。于是，种种违法行为的发生，首先竟在于某些部门越权或违宪“立法”，许多所谓的“执法行为”实际上是在借法律之名行违法之实。搜狐网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认为，“现在存在宪法虚置的状况，很多人不知道宪法有什么用，因为现实中有大量的法律、地方的规章、单位的红头文件，所以越到下面宪法就越没有了声音。基于这个现实，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法律、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决不能违宪。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真正确立，中国的法制就是一句空话。
■公权不能被滥用
在网上被大家极为愤恨地痛加抨击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公权滥用的现象，特别是像孙志刚事件这样的涉及公安暴力的公权滥用，令人深恶痛绝。一部宪法，最根本的就是在讲权力和责任、义务———国家的和公民的。相对于个人，国家当然是一种强势的存在，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两者之间依然是平等的。这个平等的含义是，政府也好，个人也好，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或做事。公权的使用无疑也是有着明确且严格的法律限制的。但在有着长期封建历史的我国，至今许多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只懂得权力，不懂得或是根本无视法律的限制，更不把百姓放在公民的地位上平等对待，由此，公民的权益被侵害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孙志刚被收容后，其友人持其身份证与警察交涉，要求放人，却遭拒绝，就是警方滥用公权的明证。我们屡屡有闻的“处女嫖娼案”、“夫妻看黄碟”等等事件也是这种公权滥用的后果。在搜狐网上，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对此发表了这样的看法，“过去我们对政府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探讨来探讨去，一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它的权力底线。我们现在必须纠正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孙志刚事件应成为促使政府、社会上下思考如何加强人权教育的一个契机。要从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方面，真正把尊重人权这个意识在全社会牢牢地树立起来。由于有各种不规范的法规法令支持，我们的不少单

㈦ 孙志刚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违宪审查机制能否真正启动 “孙志刚事件”和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事件，也许将被记入中国依法治国的历史之中：这是中国公民首次行使违宪审查建议权，由此引发的关于全国人大应当尽快启动违宪审查制度的讨论，也将对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三位公民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许多人认为此举可能促进违宪审查机制的启动。那么三位公民的建议书命运会如何？最终能否真正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呢？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公民的建议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专门委员会认为被提请审查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本案中是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如果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但中国目前还没有法律对公民建议书的反馈渠道和程序、回复时间等作出规定，应通过立法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使违宪审查机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综合分析各种因素，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若认为《收容遣送办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即可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由国务院自行决定撤销或修改。《收容遣送办法》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然后被撤销的可能性不大。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城市稳定发展的需要，现实的选择是：在剥离收容遣送制度的强制人身自由的权能，恢复其救济、教育和安置的初始功能后，收容遣送制度（这一制度的名称可以探讨）也许仍将继续存在。这也是上书的三位公民所希望的。 要实现这一目的，无论是选择撤销或废止该办法，重新制定相关法规，还是选择彻底修改该办法，有两点必须坚持：一是必须排除其强制人身自由的权能。对违法行为可以适用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进行处理，必要时可以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使其包含原收容遣送办法的某些内容。二是对适用对象和执法程序要做严格规定。比如执法时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必须听取行政相对人的申辩，收容对象只能限于流浪乞讨人员，不能包含民工等，使这一制度真正起到动员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作用。 二、中国违宪审查制度 所谓违宪审查，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对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所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和处理。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裁定并处罚违宪行为，尤其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违宪的法律和法律性文件的行为，以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 违宪审查制度是监督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之一。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既需要有完善的规定，更需要有效的保障实施的措施。 违宪审查制度就是监督宪法实施的有力措施之一。 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二是普通法院通过受理公民的诉讼来行使违宪审查权，这种模式也称为司法审查，典型代表是美国。但这种模式下，法院即使宣布该项法律、法规违宪，效力也仅及于本案，并不等于宣布该法无效。三是由专门的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和德、俄等国的宪法法院。 现代国家通过两种方式对法律及法律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一是事先审查，即在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生效之前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一旦被确认违宪，该项法律、法律性文件便不得颁布实施。二是事后审查，即法律、法律性文件颁布实施之后，在执行和适用过程中进行的合宪性审查，这种审查或由公民以诉讼方式提起，或由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有权机关主动进行。中国的法规备案审查制度就是事后审查的一种方式。 中国也有违宪审查机制，但还不完善。中国的违宪审查从模式上说，是由立法机关进行审查；从审查方式上说，是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兼而有之。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立法法》中也有相应的更加具体的规定，这就明确了违宪审查的主体。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在于：一是还不完善，比如没有规定审查的期限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二是在实践中，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行使过。 无论如何，“孙志刚事件”与三博士上书事件引发的讨论，充分反映了全社会对依法保障人权、依法治官治权和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高度关注，充分反映了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充分反映了中国依法治国的不断进步。

㈧ 孙志刚案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我们不能从机制上来好好的反思孙志刚案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解决，则难免有人会有孙志刚同样的遭遇。所有的问题可能无法一下子解决，但下大力气去做却是十分必要的。我想，如果与孙志刚同样命运的人少一点，我们的社会就又离民主与法治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