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壹』 关于简易程序案件的启动,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沟通,开庭方式的调研报告

走简易程序，是很危险的。除非你法院有人，不然，很容易被刑警、检察官甚至法官利用，陷害犯罪嫌疑人的。网上就有一篇由于走简易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呼和浩特刑警、检察官陷害的例子。详见《呼和浩特新城区警察、检察官故意剥夺犯罪嫌疑人应得的权利、陷害犯罪嫌疑人
》一文。

你想了解的内容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主席令第55号）》中找到。相关内容引述如下：
第三节简易程序

第二百零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第二百零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第二百一十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第二百一十一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第二百一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经审判人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互相辩论。

第二百一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第二百一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

第二百一十五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二节的规定重新审理。

最后提醒你千万不要相信公检法的工作人员：
我国法律未对公检法工作人员的道德做硬性的要求，道不道德，他们自己说了算。
我国法律也未对公检法工作人员必须做什么做硬性的要求，做与不做，他们自己说了算。

『贰』 求4000字的实践报告 本人是法学专业的 谢谢各位 真的无从下笔

范文一
我从一个交通事故案例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2005年1月28日至3月8日,在密云县人民法院我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一个交通事故现场清理引起的诉讼案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执法与处理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
下面就交通执法工作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和把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一,案情主要内容如下
2005年1月的一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广源贸易货栈(以下简称广源货栈)雇佣司机尹某驾驶载有文具,小百货,小电器等货物的东风牌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我市101国道密云段西大桥上时,由于该车右后轮螺丝断裂发生侧翻,占用了两条机动车道(该路有三条机动车道)和紧急停车带.密云交通大队接报案后派事故科民警赶赴事故地点,清理现场,疏导交通.为保证道路畅通,需要迅速清理货物.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非常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由于现场系101国道主路,车流量大,并且以大型货车居多,故民警拒绝了尹某提出的人工清运方式.先后调集,拦截了1辆铲车,5辆自卸车,耗时4个多小时,清运7车次,至清晨8时30分将现场清理完毕,恢复交通.事故车及所载货物运至密云县事故停车场,由尹某及随车人员保管.在清运过程中,该车部分货物发生损坏,后由于尹某等人保管不善和天气下雨,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也有部分丢失,受损.3天以后,广源货栈在密云县公证处见证下,与6名货主共同对存放在停车场的货物进行清点,后将所有货物拉回赤峰市.2005年2月,广源货栈向密云交通大队申请国家赔偿.密云交通大队于同年3月作出事故科行为不违法确认书.2005年3月,广源货栈向密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事故科的清理行为违法,赔偿损失38万余元.
二,争议焦点:事故科民警在依法履行清理事故现场职责中有无滥用职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原告提出,被告清理现场时,调来铲车和翻斗车象铲砂石一样将货物铲装到翻斗车上,翻卸到密云事故停车场,致使货物绝大部分损坏,部分丢失,给原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万余元,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属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交通大队事故科答辩认为,原告单位的车辆在西大桥上发生故障,造成101国道西大桥由东向西一带主路和辅路严重堵塞;交通民警及时赶到现场,为保证勤务和交通畅通,采取措施清理了现场,履行了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不构成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诉讼经过
密云县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亦应符合法律原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这一规定赋予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处理事故现场的职权,也明确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清理事故现场的原则是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正当履行上述职权.交通民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警察,在处理现场时,应当考虑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车辆的型号,损坏程度,货物的种类,数量等相关因素,采取适当措施以抢救伤者和财产,尽快恢复交通,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避免因行使职权造成财产损失.由于被告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是采取了严重不当的清理方式清理事故现场,使相对人的合法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坏,违反了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清理交通事故现场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已构成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被告因为违法清理事故现场,致使货物严重受损,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2005年5月作出(2005)密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2005年2月在101国道密云西大桥段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方式违法;同年5月作出(I2005)密行初字第67号行政赔偿判决,判决交通大队事故科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6万余元,诉讼费6497元亦由交通大队事故科承担.
交通大队事故科和原告分别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4月分别作出(2005)一中行终字第177,180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交通大队事故科不服,于2005年5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05年6月再次申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6月裁定再审.同年6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交通大队事故科清理事故现场行为合法.当日,被告对原告遭受的财产损失给予行政补偿人民币19万元.
四,调查分析
分析此案,我认为:
(一)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清理现场的行为的合法性
该东风大货车在101国道主路发生的交通事故,经查是由于该车右后轮两条螺丝陈旧性断裂致使车辆失控导致侧翻,车上货物随车厢一同翻倒并损坏,事故原因完全是大货车司机行车前对车况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车辆存在隐患造成的.事故发生后,尹某等人无能力自行搬运货物,只能由交通民警组织清运.当时正值深夜,现场无法组织人工清运,交通堵塞也不允许事故车辆在此地长时间停留.现场民警紧急调来吊车和拖板车,试将事故车辆连同货物整体吊装到拖板车上,为的是保证车载货物少受损失.但试了几次均不成功,加之货车翻在桥上,从桥上整体吊装,货物一旦散落到桥下对辅路的车辆,行人会带来极大危险.只能先卸下货物,车,货分别吊装清运.尹某及随车装卸工将捆绑货物的绳子锯断卸下货物,车上装载的800余只箱子随即散落在道路上.当时现场的紧急情况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组织人工搬运.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赶赴现场的交通民警在查明事故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抢救财产"和"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的法定职责对他们来说就同等重要.尤其在此案中,现场是101国道,这条路是首都东北部连接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唯一通道.经我局指挥调度中心测算,当时机动车日平均流量十一万辆,平均每小时的车流量四,五千辆,每天七至八时的高峰时段,每小时的车流量二,三千辆.当日又赶周末,如果该事故车辆造成长时间的交通堵塞,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比"抢救财产"更为重要.交通大队事故科在时间紧急,车,货整体吊装又失败的不得已情况下,紧急征用车辆,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恢复交通,兼顾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这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合法的.
(二)交通大队事故科交通民警在特定情形下所采取的清理现场的行为方式也并无不当
交通民警清理事故现场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是依行政职权作出的,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这种行为的具体方式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规定.实施这种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危急情况,受事故直接影响的道路状况和车辆通行情况及所具备的人力物力条件,来决定所应采取的必要方式.由于整个清理过程是在动态变化之中,其间也常常会发生事先不能预料的情况,从而使这种方式也会随之变化,以适应客观需要.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客观评价,不能仅仅以结果定论,而更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其选用的方式,所要追求的目的与其依法应当履行的职责是否相一致.在此案中,负责清理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在车货整体吊装不能的情况下,紧急征用,调用铲车和自卸车,用了四个多小时,运了七车次,才完成了清理工作.其采用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是唯一的,而不是事后人们坐在房间里可以设想若干个最佳方案可以实现的.
经验和教训是事后总结的,指挥和决策是现场最需要的.现实的交通执法活动中,交通民警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经常是为了抢救伤者,不得已而采取二次损坏事故车辆的方式来实现;也常常为了清理因违章超高被卡在桥下阻断交通的大货车,经常采取切割车辆的方式以实现恢复交通的目的.如果都以行为的结果来评价行为方式的正确与否,那么将会出现交通民警履行了清理现场的法定职责后,其所属的交通管理机关确因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而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从当事人角度看是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但对行政机关依法正确行使行政管理权造成一定的误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法院司法审判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行为方式应当有统一,客观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应当是法治层面的,即衡量它是否做到了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事,正当地履行了法定职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免受损害.
(三)对清理现场过程中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大财物损失,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中无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就不应当承担国家赔偿义务.行政侵权通常起源于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律行为不产生行政侵权.在此种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失的公民或法人的补偿属于行政职责或义务范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出于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不应当确认为滥用职权."滥用职权只限于那些出于不正当目的和理由的行为".
交通民警处置交通事故现场,为了抢救伤者有时会造成事故车辆的二次损坏;有时为了道路畅通,不得不采取解体事故车辆的等方法,这当中都不可避免会给当事人的财产带来损失.对这种损失,交通管理机关不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据了解,我国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将这种由于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公共利益受损,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清理的,有过错的当事人还要承担清理费用.如果当事人无过错,行政机关对其遭受的损失,可以给予适当行政补偿.此案中,原告由于自身过错致使车辆发生故障造成侧翻,使其车载财物遭受损失,清理的过程中再次造成损坏,如前所述是不可避免的;清理后的货物存放在停车场,由于原告方的保管不善和下雨,又使货物发生部分丢失和雨淋,因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是多因一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管理机关可以承担适当行政补偿.
在当今依法行政,国家强调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法治大环境下,如何在处理交通事故中调动最快捷,最科学的人力,物力资源清理事故现场,减少事故当事人的损失,更合理地兼顾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利益,追求最大社会效益,是交通管理机关不断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重要课题.
范文二
关于密云城关区域家庭暴力的现状调查
近年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婚姻法》的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和实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在深入落实中唤起人们法律意识的觉醒,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婚姻家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与社会主义事业不相符的现象,为了深入了解目前家庭暴力现状,分析其发生的原因,探索制止家庭暴力的有效方式,我们以密云县城关地区为调查范围,就家庭暴力现状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通过妇联组织发放调查问卷形式对该区域家庭暴力现状情况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分析,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45份,回收率达80%以上,表明公众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普遍关注,对参与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此次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对"家庭暴力"的认识,遭遇家庭暴力情形;目的是分析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了解当前家庭暴力现状,寻求解决的有效对策.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考虑到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调查对象以女性为主,男性只发放问卷25人,年龄段相对集中,主要针对26岁以上的成年人,其中26—35岁的162人,36—55岁之间的102人,55岁以上19人,其余14人为25岁以下.调查对象在学历方面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占总数约34%,高中文化或中专占总数25%,初中文化占31%,而小学文化程度的仅占总数的10%.在职业分布上干部占29%,个体私营业者9%,无业人员占37%,公司职员占9%,其他职业占25%.
二,调查对象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情况
在调查的245人中,有190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行为,包括身体伤害,精神摧残和性暴力",但还有55人片面地认为"家庭暴力就是男人打老婆",说明当前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持"妇女,儿童,老人是家庭中的弱者,往往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的看法占九成以上;有95%的人认为施暴者为男性;调查中近20%的人认为家庭暴力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有80%的人认为除殴打伤害外,还包括性虐待,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精神上的折磨;认为社会上家庭暴力现象比较多的占71人,一般的占84人,比较少的占90人.
三,遭遇"家庭暴力"的情形多样
夫妻吵架动手比例较高,且男方动手多;遭遇对方口头侮辱,大声喊叫,做出带有歧视倾向的恶性辱骂,经常批评或诋毁使其在众人面前难堪的有98人;受到伴侣经济控制的有22人;利用发怒或"发脾气"要挟你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有113人;不允许跟亲人或朋友交往,或恶意攻击你的家人或朋友的64人;遭遇肉体暴力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冲突中遭殴打的有72人;毁坏个人财产或乱仍东西的有108人;威胁伤害你,你的孩子,宠物,家庭成员,朋友或他自己的有42人;逼迫你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他发生性行为的有26人.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由于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的内部,受害者往往无力或不愿公开,加之公众的漠视和司法机关的介入不够,从而使家庭暴力与发生在社会上的暴力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和持久性.
一,家庭暴力的家庭性和违法性.家庭性是指暴力行为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正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的特点,也使得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态度同对于其他暴力行为的态度具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如果是出于合理的目的和动机,对家庭成员实施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犯罪.比如丈夫因为妻子的婚外恋而对妻子的毒打,父母出于教育的目的而对子女的肉体惩罚等.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反对家庭暴力,是因为暴力行为本身侵害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来进行解决和救济,但是决不能诉诸暴力的手段,否则就具有违法性.
二,施暴者多为丈夫.根据我们调查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
三,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大多数受害人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因而受害者大多采取忍耐态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除杀人和重伤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因此,家庭暴力案件中,真正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理的较少.
四,家庭暴力具有复杂性.由于家庭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实施的手段,产生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危害各不相同,使家庭暴力具有复杂性.
五,家庭暴力具有持久性.通过对已暴露的家庭暴力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这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暴力实施的时间上具有持久性.由于受害者对家庭暴力无力反抗或不愿公开,导致实施暴力行为者更加为所欲为,长时间,屡次地对受害者施暴.
在调查问卷中,对个别被调查者遭遇家庭暴力的详细情况我们单独作了笔录,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产生家庭暴力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没有经济地位是产生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女人没有了经济地位,就成为男人的附属,男人在家庭中就有了绝对的权威,这种没有制约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膨胀,男人为金钱而困惑,而把更多的不快发泄给女人.因为女人没有为其直接创造价值,而女人在社会生活中为孩子,为丈夫,为家庭同样也尽到了抚养,赡养的义务,女人也感觉不公平,于是处理不好两者的矛盾就会发生家庭暴力.
二,大男子主义加上女人的软弱是产生家庭暴力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男人是一家之主,封建的"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男人不可动摇的地位滋长了男人的霸气.女人的软弱,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家庭中缺少决策意识;二是封建的男尊女卑意识;三是整天忙于家务不愿参与社会的意识;四是对男人的错误经常采取迁就的方法.久而久之,男人的大男子意识加上女人的软弱给家庭暴力提供了一个滋生的土壤.
三,社会环境的污染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外部原因.一些人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负面影响而失去道德伦理,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美色,在外包"二奶",养情妇,对婚姻和家庭毫无责任感,最终导致夫妻关系恶化,反目成仇.
四,基层社会防范控制乏力.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私事,他人不好干预也难以解决,即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致使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增长.
五,施暴者的文化教育水平低,素质差.一些人存在着"打是亲,骂是爱"错误认识和生活陋习,形成不把施暴"当回事儿"的心理疾病以及性格缺陷.
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制止和消除家庭暴力,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认识,加大措施,完善立法,形成有效机制和网络,才可达到标本兼治.
一,是加大《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广大妇女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律保护意识,并能用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社会中有弘扬"自尊,自信,自强,自爱,"的精神,在社会的大舞台中不断地提升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是加强家庭美德建设,规范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空气,扫除各类色情服务.加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广泛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和"好媳妇,好丈夫"等优秀家庭角色的评选活动,引导家庭成员科学调适家庭关系,增强科学文化和道德修养,提升家庭的文明程度.
三,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惩治力度.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处置,只是在《婚姻法》中有所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显然,对于实施家庭暴力只按照治安管理规定处罚是十分不够的,特别是受害者在遭遇家庭暴力后,由于证据不足或取证困难而不得不妥协时,使人感到法律的无力.虽然刑法中有对虐待家庭成员行为的处罚规定,但还不能完全适应家庭暴力问题.因此,尽快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立法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只有加强反家庭暴力立法建设,才能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惩治力度,也才能切实有效地遏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总之,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各级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均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消除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当作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来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促进社会和家庭的文明进步和妇女权益的保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叁』 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率——新刑诉法实施后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思考

新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方式、程序上均作了修改，具体归纳以下几点：1、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按照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简易程序适用于自诉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等社会危害性较轻的案件。新刑诉法吸收了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审理方式，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重大案件，有效地简化了诉讼环节，减少案件积压，提高司法效率。2、改变了简易程序的审理方式。 原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 。实践中，大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检察院均未派员出庭，部分地区将简易程序公诉人不出庭作为“应当之义”，违背了“控审分离”的诉讼原理，造成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缺位，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此修改进一步确保审判公正的实现，降低错案出现的风险。3、赋予了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 过去简易程序的适用权由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掌握，忽视了诉讼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影响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效果。新刑诉法吸收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精神，将“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条件，对维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简易程序的设置，有力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去年我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起诉案件的54.04% ，占了 “半壁江山”，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采用简化审的案件占53.77% 。新刑诉法实施以后，检察机关职责范畴更为广泛，新增了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主持制作当事人和解协议书等职责。笔者认为，为应对“案多人少”的严峻形势及满足新刑诉法给检察机的职责要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司法优势，实现公正与效率：1、整合办案资源，实现流程集约化。 首先，加大侦查监督力度， 开展与派出所挂钩联系工作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发案、破案、立案等情况，对于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快速办理机制， 提前协商公安机关相对集中移送；其次，公诉部门成立专门办案组或办案人员相对集中审查、移送起诉，认真学习高检院公诉厅关于印发《公诉案件（一审）审查报告（普通版样本）》和《公诉案件（一审）审查报告（简化版样本）》的通知精神，简化案件证据的摘录，精简案件的分析，尽量缩减文书的篇幅，要求做到简练、明晰；另外，与人民法院协商相对集中开庭，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通过多措并举，精简办案周期、实现案件的快侦、快审、快诉、快判，提高司法效率。2、强化证据审查能力。 通过办案实践，我们发现，取证意识不强、证据分析能力参差不齐，是影响办案效率的主观原因，实体公正最终决定司法效率。新刑诉法充实了两个证据规定的要义，确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适用简易程序的首要前提，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的建议权及否决权，这要求检察人员立足办案实际，完善证据审查能力。通过检察人员内部经验交流、公检法三家联席会议相结合的形式，根据各地办案形势及取证手段的现状，信息互通，探索刑事证据充分的共性标准，保证证据收集、补充的及时性，从源头上保证取证质量，同时也可作为强化办案人员业务水平的有效途径。3、注重收集诉讼各方意见。 首先， 从阅卷开始就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看其是否认罪，是对所犯罪行全部承认，还是部分供认，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通过其供述、言辞表情等进一步确定其认罪态度，看是否有翻供情况和翻供可能，以及对案件的进展速度有何种意见；其次，充分维护嫌疑人的辩护权，依照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及时转达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要求，保障辩护人会见权和阅卷权的行使，与辩护人沟通，听取其对案件的意见；再次，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充分维护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权益，对于当事人和解的案件，依照新刑诉法第五编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处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另外， 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主动加强与法院联系沟通, 了解掌握双方有争议的焦点，完善庭审预案。4、探索科学的庭审方式。 对于适用建议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可不受法定限制，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基础上，应将庭审的重点放在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举证环节，根据个案的特点制定出庭提纲，对证据进行科学分类，对证明目的进行明确列举，追求庭审效率的同时保证庭审效果。对于集中开庭的案件，可以参照外省的先进经验，调研探索科学的庭审方式。通过出庭，可以对案件的庭审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肆』 求一篇监外执行的活动情况报告急！！给朋友找~~

关于监外执行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市人大内司委作为与监禁刑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监外执行在当前的刑事司法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对刑罚执行效果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按照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安排，近期，市人大内司委就我市监外执行工作组织了一次专题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监外执行的基本情况11月16、17日，市人大内司委牵头组织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相关部门深入三台县、游仙区调研监外执行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玉英带队调研。调研组查看了三台县北坝派出所、潼川司法所，游仙区新桥派出所、魏城司法所，分别召开了两地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参加的座谈会，在魏城镇还与4名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了座谈。调研组还就减刑、假释情况在绵阳监狱进行了调研。根据公安机关统计，目前，全市共有监外执行罪犯2202人。其中,缓刑犯1903人，占86.4%，暂予监外执行犯53人，假释犯40人，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130人，管制76人。在监外执行罪犯中，未到基层派出所报到87人；分布在城内的有457人，占20.75%；分布在农村的有1745人，占79.25%。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各接受调研的单位，都有较为齐备的监外执行工作档案和社区矫正工作档案，五种监外执行对象基本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帮教矫正措施针对性强，工作效果明显。如游仙区魏城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方面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流程管理和警示教育，收到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从调研收集掌握情况以及汇集全市相关情况来看，当前我市监外执行工作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体上看，我市监外罪犯刑罚执行工作情况良好，落实了监督管理制度措施，建立了监督考察小组，基本上掌握了本辖区监外罪犯基本情况，落实了必要的监管帮教措施。绝大多数监外执行罪犯能够在执行机关的有效监管下认真改造，遵纪守法，并最终回归社会。但是，我市监外罪犯刑罚执行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还是带有共性的问题，如脱管、漏管等，需要及时认真加以解决。二、目前监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在交付执行过程中衔接不到位，造成漏管。一是人民法院作出监外执行判决或裁定后，要求罪犯自行前往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报到。相关法律文书一般通过邮寄送达或者让罪犯自行带回，客观上出现了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刑事自诉案件的缓刑判决，人民法院不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法律没有明文要求），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给监管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三是监外执行中，执行机关、决定机关和负责监督的检察机关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各自为政。根据统计，目前全市漏管87人，占监外执行罪犯总人数4%，其中数量最大、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适用缓刑的罪犯，漏管现象基本发生在这类对象中。2、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造成脱管。监外执行罪犯的执行机关是县（市）公安机关，具体工作一般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负责。个别执行机关由于警力不足，或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管理不愿接手或不能严格履行监管职责。一些派出所还没有建立规范的监外执行罪犯考察制度，档案不齐全，考察无记录，形式上备案，实质不管理、不考察，没有依法建立监督考察和帮教组织。由于监管工作不到位，加之一些监外服刑罪犯长期外出打工经商，其去向和表现无法掌握，造成教育和改造工作不落实。根据统计，目前全市脱管70人，占监外执行罪犯总人数3%。3、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罪犯没有及时依法处罚。部分监外执行罪犯不遵守相关规定，主动接受考察意识差，不及时到考察机关报到，不接受情况询问或汇报，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居住地，甚至自判决之日起始终未到派出所报到，还有的监外执行罪犯不服从管理。针对这些违法行为，相关单位没有依法作出处罚，监外执行成为事实上的不执行，责任追究的欠缺使得部分监外执行罪犯不认真对待考察监管。4、法律与政策对监外执行主体设定不一致。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已全面推开。截止2009年10月，全市10个县182个司法所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接受矫正对象634人（2009年接受471人），其中缓刑448人，假释42人，管制13人，暂予监外执行20人，剥夺政治权利111人，现解除矫正61人，继续矫正对象573名。社区矫正工作与监外执行工作虽然提法不同，但工作对象完全一致，工作措施也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推进，监外执行由公安机关负责。公安机关负责的监外执行有法律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区矫正则只有政策依据，这在实际工作中必然造成很多问题。三、做好监外执行工作的几点建议1、监外执行主体机关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监外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明确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承担，这就造成了法律与政策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在监管工作中存在管理脱节或重复管理等问题。根据当前实际，在法律和政策未作出新的规定前，建议继续按照现行运行模式开展工作，即公安机关继续搞好监外执行工作，司法行政部门继续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切实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2、严格依法适用监外执行刑罚方式。人民法院在办理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在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时应严格依照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杜绝办关系案、金钱案以及随意司法。积极探索减刑、假释听证程序，假释考察回访制度等新的司法办案模式，增强工作效果。3、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交付执行。交付执行是当前监外执行工作最大的薄弱环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仅要认真执行国家法律政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尽量解决监外执行罪犯接收难、监管执行难以及收监执行难等问题。各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中央五部门《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严格依照程序，完善交接手续，及时交付执行，有效纠正交付脱节现象。针对当前在缓刑交付执行方面的突出问题，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解决。一是要制作统一、规范的格式工作文书，完善交付程序，规范交付执行工作；二是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要加强联系，采取宣判时通知执行机关派人到庭交接或者将已决罪犯直接送交执行机关等方式，以确保交付衔接到位。4、强化监外执行监管工作。执行机关要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抓好监外执行各个环节的工作。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安部有关监管规定，拒不接受执行机关监督管理的，执行机关应坚决依法予以处置。对于未经批准擅自离开居住地，经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拒不报告行踪、下落不明的的监外执行罪犯，要依照规定及时实施上网追逃。要依照规定逗硬实行考核奖惩制度，促使罪犯自觉积极接受改造。5、加大检察监督力度。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执行机关规范监外执行监管工作的监督：一是加大对监外罪犯执行的监督检察，督促执行机关落实监管措施；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年要对监外情况进行抽查，从严治理脱管、漏管现象，督促对严重违法的监外执行罪犯依法收监执行；三是严格依法查处监外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案件。6、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由于监外执行工作涉及部门较多，根据中央五部门《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建议由市综治委（办）牵头，组织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对监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研究和处理监外执行工作中困难和问题，总结推广经验。把监外执行工作纳入全年工作目标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使监外执行的监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伍』 急求一篇关于《刑事案件中证据的收集与使用情况研究》的调查报告，要求在下面，请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帮一下忙

谁有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全文？？
2010-6-14 19:52 提问者： jyfyzhanghua | 浏览次数：1382次
我来帮他解答
输入内容已经达到长度限制还能输入 9999 字插入图片删除图片插入地图删除地图插入视频视频地图回答即可得2分经验值，回答被选为满意回答可同步增加经验值和财富值参考资料：匿名回答提交回答取消

推荐答案
2010-6-25 20:46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依法、公正、准确、慎重地办理死刑案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办理死刑案件，必须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切实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确保案件质量。
第二条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第三条 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核实和认定证据。
第四条 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第五条 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证据确实、充分是指：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
(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
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
(二)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三)影响被告人定罪的身份情况；
(四)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
(五)被告人的罪过；
(六)是否共同犯罪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七)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
二、证据的分类审查与认定
1、物证、书证
第六条 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
(二)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是否附有相关笔录或者清单；笔录或者清单是否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没有物品持有人签名的，是否注明原因；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
(三)物证、书证在收集、保管及鉴定过程中是否受到破坏或者改变。
(四)物证、书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对现场遗留与犯罪有关的具备检验鉴定条件的血迹、指纹、毛发、体液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是否通过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鉴定方式与被告人或者被害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认定。
(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第七条 对在勘验、检查、搜查中发现与案件事实可能有关联的血迹、指纹、足迹、字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痕迹和物品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应当检验而没有检验，导致案件事实存疑的，人民法院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情况，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补充收集、调取证据，作出合理的说明或者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调取有关证据。
第八条 据以定案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由有关部门保管、处理或者依法应当返还时，才可以拍摄或者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经与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据以定案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使用副本或者复制件。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经与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能证明其真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九条 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物品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注明不详的；
(二)收集调取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未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无复制时间、无被收集、调取人(单位)签名(盖章)的；
(三)物证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没有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物、原件存放于何处的说明或者说明中无签名的；
(四)物证、书证的收集程序、方式存在其他瑕疵的。
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条 具备辨认条件的物证、书证应当交由当事人或者证人进行辨认，必要时应当进行鉴定。
2、证人证言
第十一条 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证言的内容是否为证人直接感知。
(二)证人作证时的年龄、认知水平、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状态是否影响作证。
(三)证人与案件当事人、案件处理结果有无利害关系。
(四)证言的取得程序、方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有无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的情形；有无违反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笔录是否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询问未成年证人，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等。
(五)证人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第十二条 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处于明显醉酒、麻醉品中毒或者精神药物麻醉状态，以致不能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询问证人没有个别进行而取得的证言；
(二)没有经证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书面证言；
(三)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第十四条 证人证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没有填写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询问的起止时间、地点的；
(二)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规定的；
(三)询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内容的；
(四)询问笔录反映出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员询问不同证人的。
第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二)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
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当庭能够对其翻证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
对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应当听取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未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出现矛盾，不能排除矛盾且无证据印证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六条 证人作证，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守秘密。
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公开证人信息、限制询问、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保护性措施。
3、被害人陈述
第十七条 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适用前述关于证人证言的有关规定。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第十八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等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被告人的侦查人员是否不少于二人，讯问被告人是否个别进行等。
(二)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讯问笔录是否注明讯问的起止时间和讯问地点，首次讯问时是否告知被告人申请回避、聘请律师等诉讼权利，被告人是否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是否有不少于二人的讯问人签名等。
(三)讯问聋哑人、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是否提供了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讯问未成年同案犯时，是否通知了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
(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情形，必要时可以调取被告人进出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笔录。
(五)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复的原因；被告人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收集入卷；应当入卷的供述和辩解没有入卷的，是否出具了相关说明。
(六)被告人的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和常理，有无矛盾。(七)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对于上述内容，侦查机关随案移送有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结合相关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审查。
第十九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十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
(二)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
第二十一条 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
(一)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第二十二条 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
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
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5、鉴定意见
第二十三条 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
(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
(三)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
(四)检材的来源、取得、保管、送检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与相关提取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等记载的内容是否相符，检材是否充足、可靠。
(五)鉴定的程序、方法、分析过程是否符合本专业的检验鉴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
(六)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七)鉴定意见是否明确。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关联。
(九)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意见与检验笔录及相关照片是否有矛盾。
(十)鉴定意见是否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
第二十四条 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本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的资格和条件、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的；
(三)鉴定程序、方法有错误的；
(四)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的；
(五)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六)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确实被污染且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七)违反有关鉴定特定标准的；
(八)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九)其他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形。
对鉴定意见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由其出具相关说明，也可以依法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勘验、检查笔录
第二十五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勘验、检查是否依法进行，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是否签名或者盖章等。
(二)勘验、检查笔录的内容是否全面、详细、准确、规范：是否准确记录了提起勘验、检查的事由，勘验、检查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方位、周围环境等情况；是否准确记载了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等的位置、特征等详细情况以及勘验、检查、搜查的过程；文字记载与实物或者绘图、录像、照片是否相符；固定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现场、物品、痕迹等是否被破坏或者伪造，是否是原始现场；人身特征、伤害情况、生理状况有无伪装或者变化等。
(三)补充进行勘验、检查的，前后勘验、检查的情况是否有矛盾，是否说明了再次勘验、检查的原由。
(四)勘验、检查笔录中记载的情况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能否印证，有无矛盾。
第二十六条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勘验、检查笔录存在勘验、检查没有见证人的，勘验、检查人员和见证人没有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人员违反回避规定的等情形，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7、视听资料
第二十七条 对视听资料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一)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制作过程中当事人有无受到威胁、引诱等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是否载明制作人或者持有人的身份，制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以及制作方法；
(三)是否为原件，有无复制及复制份数；调取的视听资料是复制件的，是否附有无法调取原件的原因、制作过程和原件存放地点的说明，是否有制作人和原视听资料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编辑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内容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
对视听资料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视听资料，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二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视听资料经审查或者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必要证明的。
8、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 条对于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应当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一)该电子证据存储磁盘、存储光盘等可移动存储介质是否与打印件一并提交；
(二)是否载明该电子证据形成的时间、地点、对象、制作人、制作过程及设备情况等；
(三)制作、储存、传递、获得、收集、出示等程序和环节是否合法，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等是否签名或者盖章；
(四)内容是否真实，有无剪裁、拼凑、篡改、添加等伪造、变造情形；
(五)该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对电子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鉴定。
对电子证据，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审查其真实性和关联性。
第三十条 侦查机关组织的辨认，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的，辨认结果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辨认不是在侦查人员主持下进行的；
(二)辨认前使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的；
(三)辨认人的辨认活动没有个别进行的；
(四)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对象数量不符合规定的；尸体、场所等特定辨认对象除外。
(五)辨认中给辨认人明显暗示或者明显有指认嫌疑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通过有关办案人员的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辨认结果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一)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少于二人的；
(二)没有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的；
(三)对辨认经过和结果没有制作专门的规范的辨认笔录，或者辨认笔录没有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的；
(四)辨认记录过于简单，只有结果没有过程的；
(五)案卷中只有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对象的照片、录像等资料，无法获悉辨认的真实情况的。
第三十一条 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
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
三、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
第三十二条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从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且能合理排除矛盾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三条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四)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逻辑和经验判断。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四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
第三十五条 侦查机关依照有关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物证、书证及其他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庭依法不公开特殊侦查措施的过程及方法。
第三十六条 在对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后，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除审查法定情节外，还应审查以下影响量刑的情节：
(一)案件起因；
(二)被害人有无过错及过错程度，是否对矛盾激化负有责任及责任大小；
(三)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否协助抓获被告人；
(四)被告人平时表现及有无悔罪态度；
(五)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情况，被告人是否取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谅解；
(六)其他影响量刑的情节。
既有从轻、减轻处罚等情节，又有从重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依法综合相关情节予以考虑。
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
第三十七条 对于有下列情形的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在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正确表达能力而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对该被告人不利的证言。
第三十八条 法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告知出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补充证据或者作出说明；确有核实必要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庭进行庭外调查时，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到场的，法庭记录在案。
人民检察院、辩护人补充的和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法庭可以庭外征求出庭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双方意见不一致，有一方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
第三十九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有自首的事实及理由，有关机关未予认定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
被告人是否协助或者如何协助抓获同案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认定被告人构成立功的，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立功是否成立。
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情形的，应当审查是否已经查证属实；尚未查证的，应当及时查证。
被告人累犯的证明材料不全，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
第四十条 审查被告人实施犯罪时是否已满十八周岁，一般应当以户籍证明为依据；对户籍证明有异议，并有经查证属实的出生证明文件、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应认定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没有户籍证明以及出生证明文件的，应当根据人口普查登记、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等证据综合进行判断，必要时，可以进行骨龄鉴定，并将结果作为判断被告人年龄的参考。
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二O一O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陆』 汤旭:基层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对简易程序的变革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简易程序的修改,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变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层级,即将适用主体由“人民法院”改成了限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排除了其他级别的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性,这样的更改有效保障了其他层级法院管辖案件中被告人的权利。二是改变了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标准,即从原来的根据案件种类、可能判处的刑罚种类及检察机关的建议、同意与否作为标准,变更为从案件事实、证据情况,认罪情况及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角度确定适用简易程序。这一重大转变,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同时,也更加体现了新刑事诉法强调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这是立法的重要进步。三是加强对简易程序的规制,限制简易程序适用的情形,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审判公正。同时规定相应救济或纠错程序。对于不具备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变更处理。四是明确了公诉人应当出庭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原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于这一规定,虽然很多基层检察院反映这是增加了公诉人的出庭量与工作量,存在司法资源浪费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加强诉讼监督,形成控辩裁三方诉讼职能作用的典型审判程序样态的同时,也是试图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一个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将给公诉工作带来较大影响,需要检察机关积极应对,有效解决。公诉部门在积极应对中应该冷静客观研判形势,及时采取对策,捕捉机遇,努力开辟公诉工作的新格局: 一、全面集中出庭弥补监督缺位,节约司法资源 。此前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在最高检2008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显示,简易程序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率不到3%,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占到40%左右。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又不到庭支持公诉,不符合诉讼规律。出庭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个重要平台,大量公诉案件不出庭,也不符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新刑诉法更好地契合了诉讼规律,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前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的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现在“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一变化,对加强法律监督,强化权力制约,多方保障权益都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也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挑战。 鉴于“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势必造成基层检察院工作量的加大,笔者认为应对措施是集中审理并出庭公诉简易程序案。检察机关应与法院、公安机关做好衔接,构建协作机制。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尽量采用相对集中移送起诉、相对集中办理、相对集中提起公诉、相对集中出庭方式办理。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传所有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到庭后,集中查明被告人的情况,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同时检察院集中派公诉人统一出庭支持公诉,同时进行庭审辩论与最后陈述,同时宣判,还可将同类型、情节类似、刑期相近的案件集中审理,被告人可以相互了解案情与判决结果,实现量刑均衡,这不仅有利于保障公诉工作案多人少背景下程序公正的实现,也是追求实体公正的要求,切实提高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和审理的效率,更好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二、建立审前快速办理机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将直接导致基层简易程序的案件激增,对此,检察机关应该探索出更加科学的办案机制,以适应这种变化,可以尝试建立审前快速办理机制。 首先,本着案件繁简分流的移送原则,可与公安机关协商集中移送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扎实,犯罪嫌疑人认罪且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案件)。对不属本院管辖、案卷材料不齐、证据不扎实等案件,不予受理,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其次是简化办理过程。一是简化文书格式。《简易程序审结报告》建议采取格式化套打方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重复工作量。二是在办案时简化讯问(基本情况、犯罪事实、认罪),讯问时最重要的是充分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规定。三是实行专业分工。建议以各办案小组为单位,自己协调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办理方式。如相关换押、告知、送达等事务性工作由某人负责,案件承办人则集中精力做好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的审查,案件处理意见和相应出庭预案的拟定。 三、积极探索简易程序的审理方式。通过召开检法联席会议,就庭审方式方法、庭审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沟通,对起诉书宣读、讯问、举证质证、发表量刑建议等环节进行合理规范。起诉书宣读,重点宣读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简化讯问环节,重点围绕焦点问题讯问,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的可以省略讯问环节;简化举证、质证环节,重点说明证据证实的问题;简化法庭辩论,重点就量刑进行辩论,并注重强化教育、挽救和法律宣传效果,确保程序合法、实体公正。 四、提升出庭支持公诉能力。构建以出庭为中心的公诉工作格局,以出庭能力作为衡量公诉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能力要求将会越来越高。要采取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对抗演练、命题演讲等活动,不断督促公诉人通过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增强出庭支持公诉的能力。同时,要充分运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观摩庭审、合议庭评价反馈、庭审陪审员员旁听评价出庭情况等多种途径健全公诉人出庭考核机制,使年轻公诉人迅速成长起来。同时保证公诉部门的办案车辆、多媒体示证等需求,提供工作所需的必要保障,提高简易程序案件出庭的效率与质量。作者系安徽省凤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柒』 一篇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调研报告，急用啊！！哪位帮下忙先谢谢啦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调研报告目前
全国各级政法机关正在深入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中央政法委决定2009年对全体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这是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政法干警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治本之策。根据中政委关于开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调研的通知精神，高检院组织了专题调研组，深入北京市检察院及所属分院进行了初步的调研，先后与基层院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一线干警座谈讨论，相互交流，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调研中，大家认为，理念是指信念、思想和观念。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是指导一国法律制度设计和司法、执法、守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主导价值追求。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一旦形成，便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与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治行为是内因与外部表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观念，就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法治理念是灵魂，引导、统摄、支配和决定着法治活动，决定着法治行为及法治效果。法治理念的树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永葆司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适应，符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深化，其中也包括对世界现代法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融合，借鉴符合法治国家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科学的法治思想和理念，但决不能盲目移植和照搬西方国家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模式。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当前关键是要坚持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战略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一、当前政法工作在理念层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鉴于我国几千年封建法律思想观念的承传和建国后长期“左倾思潮”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社会法治理念中存在许多问题与偏差，制约和阻滞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尤其在执法层面，执法不公、执法不文明、执法不严格、执法不规范的背后总是可以从深层次理念的视角找到原因。据调查，当前司法机关在执法理念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
即在价值观念上，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政法机关被简单地视为“刀把子”和专政工具，国家本位主义倾向严重，甚至认为打击是第一位的，保护是第二位的，强调保障人权会对犯罪打击不力，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集体的安全与稳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的利益是一种必要的代价，出现错案在所难免。在执法中人权意识淡薄，特权思想浓厚，随意抓人、捕人。习惯有罪推定，先入为主，重口供，轻其他证据。在案件有罪无罪证据并存或“一对一”时，对被告人定罪牵强却仍按疑罪从有、疑罪从挂处理；在一些超期羁押案件中，久查无果，定罪无据，却仍然对犯罪嫌疑人久押不决。重从重从严，忽视按照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从宽从缓处理。
（二）重实体，轻程序
即在执法观念上，程序工具主义、虚无主义还有很深的影响。不少执法人员认为，只要查清实体问题，案件没有搞错，就是依法办案了，程序违法不算违法。有的办案手续不全，文书不规范；有的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全面把握逮捕条件，以捕代侦，认为抓起来保险。有的为了查清事实，获取证据，不惜违反程序，变相延长讯问羁押时间，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在证据问题上，对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程序规定获取的证据，仍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审判活动中，内部请示使二审终审制成为摆设。“重实体，轻程序”是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文明的重要原因。从近年来处理的涉法上访问题看，很多执法过错都是出在程序不完善和不严格遵守程序上。
（三）重办案数量，轻案件质量即片面追求办案效率的政绩观，忽视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与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执法理念一脉相承，并受工作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办案数量轻视执法质量，办案下指标，搞攀比，不该立案的立案，立凑数案，有的将经济纠纷当作刑事案件立案，为实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理想，把破案率、批捕率、有罪判决率等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甚至制定“命案必破”、“末位淘汰”等过激政策，个别地方为完成指标任务居然不惜制造假案。
（九）重配合，轻监督制约
法律规定，办理刑事案件，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在执法办案的实践中，强调配合的多，认为这是关系到与犯罪作斗争的立场、态度问题，强调形成合力，不愿意接受制约监督，认为是找茬子，过不去，有的检察机关不敢监督，怕影响关系，照顾面子，搞迁就，放弃法律赋予的把关、监督、纠错的职责。配合有余，监督不足，有的导致错案的发生。
（九）重就案办案，轻运用司法职能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大局
在执法中，存在单纯的办案思想，就案办案，机械执法，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善于运用刑事政策指导办案，围绕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的大局观念比较淡薄。重打击轻教育预防，重判决轻调解，重监管轻教育改造，重法律效果，轻政治社会效果，重办案环节本身，轻视向前、向后、向外延伸，综合运用司法手段和职能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消极因素。有的办案中不讲方式方法，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经济发展，有的执法缺乏文明作风和人文关怀精神，导致滋生怨恨情绪，有的案件办结，引发新的矛盾，引起涉法上访。
（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即本位主义的执法观，损害了法制的统一。由于执法机关现行的人、财、物管理体制受制于地方，一些执法机关往往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重，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中争取管辖权，对一些执法难度大、无经济利益的案件又相互推诿，或者为“保护”本地企业及本系统部门不顾司法公正，偏袒一方当事人。
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调研座谈中，检察干警普遍反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的冲击，导致一些政法干警的执法思想、执法观念产生混乱，执法工作出现偏差，中政委决定对全体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十分必要，非常及时和具有针对性，把握住了源头和根本，完全符合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实际。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政法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在此指导下的“十一九”规划建议的提出，反映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必将对置身于其中的政法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治经济，随着以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律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公正执法的期望日益增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围绕党中央在新时期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来思考、改进和加强政法工作，推动政法工作的与时俱进，为实现党的执政理念和“十一九”规划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服务，是政法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九中全会精神，当前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自觉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法工作全局，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前进方向，牢牢掌握司法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确保各项执法活动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政法机关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就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坚持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政法机关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措施来抓，对广大政法干警进行持续深入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干警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大局观念，坚决摒弃传统陈旧的执法观念和习惯做法，牢固树立与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的重要保障
政法机关肩负着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法机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指导政法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政法机关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牢牢把握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树立“党的第一要务就是政法工作第一要务”的观念，平等保护一切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牢牢把握“公正执法是政法工作生命线”、“执法为民就是政法工作宗旨”的观念，依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坚持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公平促和谐，以稳定促和谐。因此政法机关只有坚持扎实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效地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努力完成新世纪新阶段的使命。
（三）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切实解决政法队伍中的突出问题，提高整体素质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全国各级政法机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此应当充分肯定。但也确有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滥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检察人员的执法理念落后有关。没有正确的执法理念，再好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在执法实践中也会被扭曲。
从检察机关的情况看，高检院连续两年组织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教育，今年围绕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继续深化主题教育，对于提高干警的法治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有少数检察人员的法治理念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要求。在中央政法委组织的专项整改活动中，高检院组织各地检察机关对佘祥林、孙万刚、黄亚全等典型错案进行了剖析，总体上看，执法观念上的偏差是导致错案的根本性因素。“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观念根深蒂固，办案中一味追求有罪、罪重的证据，忽视无罪、罪轻的证据，没有从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综合全面地审查判断各种证据。如在佘祥林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佘祥林采取了强制措施，在佘口供前后矛盾时先入为主，选择有罪供述。在存在法医鉴定有误等疑点、证据不到位、犯罪嫌疑人屡屡翻供和辩解的情况下，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片面采信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从而未能避免该起错案的发生。佘祥林等错案充分表明，执法思想不端正、执法观念不正确，理想的法律制度也难以转换成执法者自觉的执法行动，就必然执不好法，办不好案，甚至办错案、办冤案。如何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走入执法者头脑，让他们在深刻理解、共同感受、真切内化这些法律理念的基础上，引导和自律执法办案行为，应当成为政法队伍建设共同面临、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而极有现实意义的任务。教育和引导广大政法干警彻底摒弃那些过时的、错误的、不符合法治进步要求的思想和观念，牢固树立公开、公平、公正、人权、文明、廉洁的执法理念，并自觉以之指导检察执法实践，从根本上改变政法机关的执法状况，提升执法形象，确保类似佘祥林错案不再重演已是当务之急。
三、政法机关应当着重提倡的法治理念
在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系列信念、观念和理想的集合体。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政法干警要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保证。
根据调研的情况，我们认为政法机关在执法中应当着重提倡的法治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树立正确接受党的领导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是宪法赋予执政党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原则。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法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的前提，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根本保证。党的方针、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对司法工作的基本政治主张，蕴含着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内涵，是制定法律的根据，是执行法律的灵魂，对司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同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自觉地把执行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和策略与执行法律统一于司法工作的全过程，既要防止搞法律虚无主义，用政策代替法律，又要坚持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策略为指导，坚定不移地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决不能倡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坚决抵制非党化、非政治化、绝对独立等错误思想。其次，要正确处理具体工作中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接受党的领导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是对司法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司法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的监督和制约。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严格依法办事，把执行法律与执行党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再次，要树立大局观念，坚持执法工作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把打击刑事犯罪、惩治贪污腐败、调停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等各项具体工作，纳入党和国家整体工作部署来通盘考虑。防止用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有效克服狭隘的局部本位执法观，树立全方位的大局执法观。只有这样，政法工作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才能与党的中心工作同步进行，与时俱进；才能顺党心，合民意，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作用。
（二）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不仅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源头。司法机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产生的，这个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执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做好执法工作，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真心实意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政法干警应当牢固树立“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宗旨，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执法为民，服务社会，必须认真分清和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执法人员要学会善于和正确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努力做到及时化解矛盾、消除纠纷、息讼宁人，努力减少和消除社会对抗，促进社会稳定。
在政法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执法，从人民群众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办案，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三）树立严格执法的理念
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前提必须是树立宪法权威，遵循宪法原则，一切执法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只要执法理念中充分渗透了宪法原则，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法律的适用和对法律的解释都不得擅自超越宪法。
严格执法的前提是依照基本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开展执法活动。一是要通过理论学习，加深对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例如，认定罪与非罪不得与罪行法定原则相违背；量刑不得违背罪行相适应原则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诉讼活动中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辩护权等。二是遵循法定程序和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必须严格区分执法、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的界限，保证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努力避免行政化倾向。三是要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旗帜鲜明地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治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容之一。要坚决反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需要，破坏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要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必须增强法律监督意识。要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不仅要加强法律监督，还要有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被监督对象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法律监督机关也要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同时坚持自觉接受其他司法执法机关的制约，接受人大、人民群众和其他方面的监督。
（九）树立公正执法的理念
公正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期待和对法制社会的信心之所在，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目标追求。树立公正执法理念，至少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执法、司法实践中因为违反程序法而发生的许多错案、冤案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彻底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已刻不容缓。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更是防止、限制司法权被滥用，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并提供救济途径的重要机制，重视程序的价值，维护程序正义是法制进步、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是要兼顾公正与效率的辨证统一。公正和效率是执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的有害无益。要正确处理办案数量和办案质量之间的关系，坚持质量第一，数量第二，把办案质量视为执法工作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强调办案质量的基础上讲求办案数量，努力做到数量和质量齐驱并进。要充分考虑在当前改革深化、利益格局调整、矛盾纠纷增多、政法机关受理案件上升的趋势，充分运用多种司法手段，创新制度、机制，在保证质量效果的前提下繁简分流，提高司法工作的效率。
三是要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协调。要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作用，做到既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又要立足于稳定社会，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正确处理和合理兼顾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树立多元平衡的价值观，摈弃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要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政策，突出打击重点，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严重刑事犯罪，该严则严，该宽则宽。既要克服就案办案、关门办案、不注意发挥办案的社会效果的作法，也要克服放弃办案、离开政法机关职能搞服务的作法。坚持正确处理打击和预防、治标和治本的报辩证关系，防止因强调治本而不敢打击，也不能只顾打击而忽视抓源头治理，自觉地寓打击于预防之中，寓保护于打击之中。
（九）树立司法民主的理念
司法民主与司法专横是相对立的。当前倡导司法民主，着重要克服司法神秘主义。实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是促使政法工作走向民主化的很好形式，对于吸纳来自社会各界对执法工作的监督，培育执法人员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媒体监督的意识，保证司法权的运行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积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努力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体制，促进司法民主的法制化走出了一条新路，为扩大司法民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全新模式。近年来，检察机关正在积极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对增强检察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排除干扰和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九）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加强人权保障的基本法律体系，并且从组织形式上也建立了相应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重义务、轻权利观念对人权保障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修订后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法工作涉及到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等基本人权的限制与剥夺，更应当牢固树立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
加强刑事诉讼中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一是要严禁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以及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加强对司法工作中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的查处和责任追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二是要从根本上消除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头脑中固存的“有罪推定”观念，防止随意抓人、伤害无辜。严格贯彻《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三是要完善健全律师辩护、代理制度，充分发挥律师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坚决纠正违法限制或剥夺律师履行职责的权利的做法。九是要确立和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决把以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在指控犯罪和定案的证据之外。九是要在执法中切实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人格尊严，体现人文关怀，文明执法，防止扰民害民行为。

『捌』 陈卫东的个人作品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自诉案件审判程序》《司法文书写作教程》《中国刑事诉讼法》《检察监督职能论》《刑事普通程序》《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刑事二审程序论》《审判监督程序论》等8部，主编、参编各类教材、著作《刑事诉讼法学》《中国律师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对策研究》等50余部。
1．《刑事诉讼法学》（2003年全国司法考试指定教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4．《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6．《审判监督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中国律师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腐败控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9．《刑事诉讼法学》（全国律考统编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0．《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1．《中国律师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版
14．《刑事二审程序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
15．《司法文书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论立案管辖的立法完善》，《政法论坛》1996年第2期
3、《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法学家》1996年第5期
4、《论不起诉制度》，《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5、《论涉台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6、《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7、《正当程序的简易化与简易程序的正当化》，载于《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
8、《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中国法学》1998年第5期
9、《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载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0、《实然与应然——侦检权是否属于司法权的思考》，载于《法学》1999年第6期
11、《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救济论纲》，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第3期
12、《刑事申诉制度改革研究》，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
13、《中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国律师》2000年第2期
14、《21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前瞻》,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5、《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资源配置》，载于《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16、《刑事再审一审终审制之改造》，《法学家》2000年第4期
17、《我国公诉方式的结构性缺陷及其矫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8、《谁有权力逮捕你》（上、下），《中国律师》2000年第9、10期
19、《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载于《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20、《法院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之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5期
21、《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质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2、《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法律科学》2001年3期
23、《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制度保障》，《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
24、《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创立、发展及其完善》，《法学家》2001年第3期
25、《公诉的价值冲突与衡平论略》，《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6、《论检侦一体化改革与刑事审前程序之重构》，《刑事法评论》第8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27、《司法公正根植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8．《公正与效率——刑事审判的两个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5期
29．《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1日
30．《如何保障法官的真正独立》，《诉讼法学研究》2001年12月
31．《刑事庭审查程序改革研究》，《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2月
32．《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人民司法》2002年2期
33．《司法改革十年检讨》，《人民检察》2002年3期
34．《联合国准则与警察保障人权》，《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期
35．《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学研究》2002年2期
36．《司法官遴选制度探微》，《法学论坛》2002年3期
37．《论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保障（一）》，《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3期
38．《从建立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6期
39．《集中审理原则与合议庭功能的强化》，《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40．《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人民检察》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