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第49条

1.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异同：
1、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而新刑诉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进行了完善,将其概念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相比而言,民事诉讼证据较注重客观真实,而刑事诉讼证据不仅注重客观真实,更加注重法律真实,实现了证据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更具有科学性。从外延上看,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和勘验笔录。
2、民事诉讼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证明力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该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且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情况下,一方当事人的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证据作出判决。相比较而言,刑事案件有着比民事案件更为严格的证据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4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述两条规定,就是确定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其证明标准的实质内涵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
刑事案件中刑事诉讼证据须具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说明客观真实性是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是可予采信的重要标准。只有“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提供、收集、调取证据,还是审查证据,每个环节都应贯彻真实性的原则。真实性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证据的采信过程必须主观服从客观,防止主观偏见,证据的审查过程必须经过复核及各单个证据之间能相互交叉印证等。与民事审判比较,在刑事审判中,尚未从立法上确立优势证据规则。对于证据指向的待证事实,可能出现其它合理情况的证据,或者是可能产生其它合理的怀疑,该证据就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官只能追求客观真实,这也是“宁纵不枉、疑罪从低从无”刑事审判理念的必然要求。

2.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对举证责任的修改是

2012年刑事诉来讼法修改，自新增了举证责任条款，即刑事诉讼法第49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也就是说在公诉案件中，公诉人要向法庭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罪名成立，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不因不举证而得到不利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在自诉案件中，由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力就承担败诉的结果。

3. 新刑诉法修订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在哪些方面扩大了

新刑诉法从九方面规范强化法律监督: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修正后的刑诉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间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在第一次讯问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侦查期间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应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应事先通知看守所。会见时不被监听。
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辩护人认为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直接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与此同时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涉嫌律师伪证，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律师的还要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此次修改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在侦查、起诉期间都涉及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投诉处理权
新刑诉法第115条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为申诉或控告的处理机关，以及其他条文规定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这都是对侦查监督程序的进一步赋权与完善。此外还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
三、细化逮捕条件、完善批捕审查程序、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第79条细化且降低了逮捕条件，除明确“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具体情形外，增加规定了应当逮捕的情形。同时为进一步体现对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审慎，参照近年来检察机关的自身实践探索经验，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规定了“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形，包括对逮捕条件有疑问、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且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的环节。
此外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审查中的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释放或变更，只能建议逮捕措施的提请机关或决定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这样体现了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分离，利于办案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侦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
从前一方面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但无执行权)，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看，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的相关修改也给自侦案件的办理带来新的挑战: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讯问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等，这些规定都对自侦部门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证据制度中的职权变化
新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从而明确了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机关关系亦极为密切。在侦查、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法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的依据。另外赋予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手段应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
第62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四种案件的证人保护，在该条条文之后还有“等”字，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所要予以重点探讨的是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哪些案件、什么情形需要证人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
六、公诉制度的修改
公诉程序主要有两点修改，一是把没有犯罪事实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提起公诉须将案件材料、证据材料移送法院。
七、审判程序的调整对公诉职能的行使提出新挑战
新刑诉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同时为保持合理的诉讼结构，要求检察官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应当一律到庭支持公诉;在一审程序中还增加规定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公诉部门应当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二审程序明确了“应当开庭”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也应开庭审理，这一变动将增加上级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工作量;对于死刑复核，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强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死刑复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探索有效表达监督意见、强化监督效果的路径，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赋予的职责。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的参与，规定对于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八、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新刑诉法主要强调了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就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关机关作出决定之后，才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抄送检察机关，这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方式。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就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由事后监督扩展到了事中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相同，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事中监督，执行机关提起减刑、假释的，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九、特别程序中增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内容
新增特别程序一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体例上的重大调整，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与监督等都是新增的赋权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厘清自己在这些特别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职权和职能，特别是没收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过去实践中没有经验基础，立法中写的又比较宽泛，需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解释、探索实施经验

4.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1、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

2、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3、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4、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5、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木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五、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增加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
上述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这项规定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些修改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七、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公诉案件和对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审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同时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5. 刑诉法新修改的强制措施有哪些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五)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木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五、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增加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
上述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这项规定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些修改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七、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公诉案件和对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二审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同时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更关系到公民基本人权如自由、荣誉、财产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随着中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这部“生命大法”将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成熟。

6. 怎样规定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专自诉案件中被属告人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第一，在简易程序中，由于新法第210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因此，公诉人在简易程序中承担的不仅仅是法律监督职能，而是扮演支持公诉和监督诉讼的双重角色，新法第49条当然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第二，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新法第57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该条与第49条的立法精神一致，在实体性事项审理程序和程序性事项审理程序中，都应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举证责任。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提供讯问笔录、讯问时的录音录像以及体检记录等证明手段。
第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特别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7. 关于刑诉法的有关问题

既然在案件中充当证人角色
当然在鉴定时后就得回避
这和A单位警察甲被袭警 警察A为被侵害人 由B单位警察乙来主办案件一个道理
A单位的任何人都得回避

本人的想法 不对请指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四十九条

诉讼法有三部：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内其委托的人容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因铁路、公路、水上和航空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提起的诉讼，由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船舶最先到达地、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9. 如何看待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历来受到广泛重视。一个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器官对案件客观情况的感知程度所作的真实陈述，不同于其它刑事证据，具有不可选择性。由于感知是证言形成的基础，只有亲自感知了案件事实的人才能成为证人，因此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证人都是特定的。①作为不可替代的证据，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可以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还对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意义。1996年全国人大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庭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化了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作用，调动了控辩双方在庭审活动中的积极性。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来看，新的庭审方式在推行中最突出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就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突出表现为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既使提供了证词，也不愿或不敢出庭作证。据《检察日报》的调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审查起诉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1998年该检察院共起诉197件27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这种状况的形成，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有心理作用，但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陷，证人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二、我国证人制度的现行立法
目前，我国并无关于证据制度的专门立法，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各个章节和相关法律文件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证人资格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2）证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1、 证人诉讼权利
（1）证人有权按照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提供证言，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证人有权要求司法机关保障自身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刑法》对上述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即第306条妨害作证罪、第308条打击报复证人罪等。
（3）证人有权向司法机关要求补偿因到案作证所支出的费用，以及所减少的劳动收入。
（4）未成年证人的特殊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专门规定，询问不满18岁的未成年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证人在侦查期间有权要求对自己的姓名保密和在整个诉讼阶段对自己报案、举报的行为保密，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作证的权利，有在开庭前三日内获得出庭通知的权利，以及开庭后查验、核对自己证言的法庭笔录的权利等。
2、证人诉讼义务
（1）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2）证人有向司法人员如实陈述和回答所题问题的义务，即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证人不仅有作证的义务，而且必须如实提供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还规定了证人有义务保守司法机关向其询问的情况以及他所称述内容的秘密，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以及遵守法律秩序等义务。
3、 证人证言效力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也就是说，证人证言要得到法院的采信，必须经过当庭质证。
4、证人不出庭作证条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2条规定：“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和有其他原因的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三、现行法律证人制度分析
我国关于证人的立法，虽然对证人资格、权利及保障、义务及责任等都作了规定，初步形成了证人制度的轮廓，但是规定极为粗略，条文过于原则，不利于实践操作的弊端显而易见。
（一）证人权利、义务规定的缺陷。《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此，可以看出作证是证人的一项义务。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是法学基本原理。因此，证人履行作证的义务总是与其作证应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法律义务的履行又总是与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制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和对不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制裁，与证人承担的作证义务相比是不对等的。具体表现在：
1、证人权利保障的缺陷，即证人保护上的缺陷。
（1）对证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相应的保护运行机制。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对其阻挠、侵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证人的人身权利保障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从上文可以看出第49条规定了事后对伤害证人的行为实施惩罚，我国刑法对此类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罪名。但是，这些规定一般只限于对证人事后的保护，即证人在遭到不法侵害后司法机关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由于缺乏相关的保护运行机制，且未规定对证人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证人的人身安全往往难以落实。对证人的财产也缺乏保护。证人作证的权利保障内容不仅应包括人身权利的保护，而且还应包括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目前此方面无相应规定。
（2）未规定作证的经济补偿。证人到指定地点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如花费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误工费，对此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均未确定是否应当补偿、由谁负责补偿以及如何补偿等。
（3）证人的特殊保护是空白。如证人对于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是否有权拒绝回答没有明确规定。至于国际上较为普遍的证人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等，毫无涉及。
2、对证人不履行作证义务缺乏必要的制裁措施。
既然证人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如果证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就应当加以适当的法律制裁。刑法设立了伪证罪，但无法约束拒不作证行为。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隐匿罪证的，应当依法处理。《刑法》第305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隐匿罪证的，以伪证罪论处。但对拒绝作证的情况，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制裁措施。目前，我国刑法只对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规定了的法律责任。刑法第311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规定只适用间谍案，且是在侦查阶段证人拒证的情况，所以对确保证人提供证词或出庭作证的作用有限。对证人拒不配合，无法律规范约束，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为例，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42条作出规定：“对证人，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获取证言。”但由于缺少对证人相应的制裁措施，侦查机关对证人拒不配合的各种行为，毫无对策。侦查机关能否用何种措施使该证人到案，法律无明文规定。故虽然条款的规定约束了证人，而实则无具体条文规定给予保障。
可以说，立法上对证人作证行为的性质采用双重标准，对证人作证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又不对等，使得证人制度明显的存在缺陷，并导致这种缺陷成为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
（二）立法相互矛盾，导致证人出庭具有可选择性。司法实践中证人制度出现的最大问题体现在证人不出庭作证、拒绝出庭作证，证人在庭前的陈述在法庭审理中大量使用，导致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难以证人当庭的证言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48条虽然都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无论是实体规则还是实施规定，都存在互相矛盾之处。
从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已经确立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义务。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笔者对此条的理解是，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也就是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37条第2款也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这样，相关规定证人也可以不出庭。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所以，有的学者指出“由于我国没有严格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行为，在证据效果上没有体现。换言之，证人庭审前的陈述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采信。因此，检控方也缺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② “这无疑是导致证人不出庭在我国成了司法实践的痼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矛盾直接限制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效运行。”③
四、证人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然，目前我国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立法上的原因还有证人自身的观念上、司法办案人员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彻底解决证人制度上的问题，绝非易事。除了要加强法制宣传，增强证人的作证意识和提高司法人员办案水平外，关键的是要解决法律规范的完善问题，也就是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制度，制定专门的证人作证法规或规则，对证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首先，应明确规定言词原则，即审判长必须依据在开庭审理时经口头陈述、口头辩论的事实作出判决。二是平衡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给予证人与义务对等的权利和充分的尊重。三是设置证人不出庭的制裁措施。对负有法定出庭义务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经教育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以根据其情节的轻重，采取如拘传、罚款、拘留等措施。四是规范证人作证的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提供的证人，都应由法院负责保证证人到庭，改出庭通知为传票方式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五是应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明确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目前，对证人的保护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措施，且这种保护只是一种事后制裁，因此法律应具体规定对证人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另外，还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权和具体经济补偿项目。
要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综合我国当前的法制环境和司法实践，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既有实体法上的也有程序法上的制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学界进行了详尽的探讨，笔者在这里就不进行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