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

A. 刑诉法修改的几大亮点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版的处理;基层权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B.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什么

新刑事诉讼法共计修改二十三处，具体内容主要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内罪案件的处理容;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时的程序规则;补充了不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举几条：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C.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D.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 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 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 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 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 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 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 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 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 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 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 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 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 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 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 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 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 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 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 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 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 《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 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 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 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 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 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 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 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 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 建议稿》 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 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 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 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 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 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 内容; 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 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 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 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 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 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 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 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 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 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 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 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 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 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 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 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 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 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 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 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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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梁玉霞的学术成果

法学专著
（1）《中国军事司法制度》（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
（2）《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刑事诉讼主张及其证明理论》（法律出版社2007），
（4）《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5）《司法及其相关职务责任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
（6）《中国军事法导论》（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7）《最新涉外涉台港澳法律顾问大全》（合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主编、参编教材及其他
（1）《刑事诉讼法学》（主编），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法学精品教材（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刑事诉讼法》（主编），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法学精品教材，（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3）《刑事诉讼法》（法律硕士精品教材系列）（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4）《中国刑事诉讼法》（国务院侨办立项），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5)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用书:《法律基础知识》(参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6）《刑事诉讼法学教程》（参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7）《律师与公证制度通论》（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8）《中外市场经济合同示范大全》（参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核心期刊论文
1，《关于香港驻军的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法商研究》1997-1；
2，《刑事审判中原被告的错位及其矫正》，《中国法学》1993-4；
3，《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中外法学》1997-4；
4，《刑事被害补偿研究》，《法商研究》1998-4；
5，《民事权利基础主义初论》，《法商研究》2000-4；
6，《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诠释：权、责、信的统一》，《现代法学》2000-5；
7，《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6；
8，《论刑事证据开示的基础》，《法律科学》2001-3；
9，《侦查讯问的程序意义——一个审判中心主义的视角》，《法学评论》2002-4；
10，《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选择与理念调适》，《河北法学》2005-12；
11，《自白补强规则比较研究》，《当代法学》2006-2；
12，《事实听证主义及其局限性》，《暨南学报》2006-5；
13，《犯罪预备的立法反思与完善》，《学术界》2008-3。
14，《论刑事程序法的非犯罪化》，《求索》2008-5。
15，《提升检察职能履行效果评估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12。
16. 《逮捕中心化的危机与解困出路——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检讨》，《法学评论》2011-4；
17.《聚焦于法庭的叙事：诉讼证明三元系统对接——论裁判者心证自由的限度》，《中外法学》2011-6。
18.《成就与希望——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看证据利益配置的成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9.《横琴新区之刑事司法管辖与法律适用探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其他学术论文
《刑事证明要求新议》《江西法学》1996-2；
《刑事诉讼法的新特点》《人大复印资料》1996-D415；
《论刑事法制的效益化》载《走向法制之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
《从规范到运作：刑诉效益的微观分析》《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3；
《对抗式庭审方式与中国的制度环境》《面向21世纪的司法制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
《控辩对抗与辩诉交易》《刑事法评论》第7卷；
《鉴定结论在司法中的两面性及其统一》《律师世界》2001-1；
《对刑事救济审程序主体的重新审视》《诉讼法论丛》第6卷；
《什么是证据——反思性重塑》《证据学论坛》第三卷；
《当庭采证问题研究》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及依据》检察日报2003年6月11日；
《检法冲突及其调适》，《当代检察官》2003-6；
《刑事司法改革中五大权力关系论纲》，《检察论丛》第7 卷（2004）；
《诉讼证明的对象转换：诉讼主张》，2003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04；
《对立与协调：刑事诉讼主张的矛盾运动》，载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3卷（2005）；
《强化法律监督的制度设计》载《中国检察》第7卷（2005）；
《浅论刑事诉讼主张的概念》，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论如实供述义务——兼论对英国沉默权制度的借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4；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借鉴》，《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宪政视野中的检察权》，载《检察论丛》2005-10。
《论司法鉴定权威的程序保障》，《中国司法鉴定》2006-2；
《走向公平正义——浅谈法律监督的意义与局限性》，《广州大学学报》2006-1；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政法学刊》2006-1；
《检察职权与人权保障》，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论司法鉴定主体的双重性》，《中国司法鉴定》2006-5；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4；
《刑事诉讼主张生成的话语环境》，载《暨大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7；
《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关系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前沿研究》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死刑控制背景下的徒刑改革》，《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8-1；
《事实·命题·诉讼主张》，载卞建林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诉讼主张：刑事诉讼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论丛》（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刑事司法管辖权的本质及其构成》，载《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构建》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比较研究》，载杨松才、肖世杰主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人权保障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中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划分原则探析》，载卞建林等主编：《深化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2009年年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学术随笔
1． 《理论有什么用》，载《法学家茶座》2004年第6期
2． 《法的精神与法律人的特质》，载《法学家茶座》2010年8月第31期
3. 《法学的悖论：反叛与顺从》，载《法学家茶座》2012年第1期。
课题
主持、参加省部级研究课题4项，国际合作课题1项，地方研究课题多项。

F. 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

一、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二、将《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四、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五、将第《刑事诉讼法》三十七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査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査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七、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八、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九、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十、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査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十一、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増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十二、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监 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査。人民检察院经审査，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査，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査起诉期限。”

十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十四、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审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事项。

人民检察院依照前两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情形。”

十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増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十七、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査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査封、扣押、冻结。

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八、第二编第三章增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根据前款规定不起诉或者撇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十九、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7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人或者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十、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増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査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二十一、増加一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 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二、第三编第二章増加一节，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节:

第四节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侯，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三）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或者适用速裁程序有异议的；

（五）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六）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节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情形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或者第三节的规定重新审理。

二十三、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修 改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的，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十四、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改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二十五、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

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

“第二百九十一条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毕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人民法院进行审査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前款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或者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辩护人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五条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依照生效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六条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七条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六、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改为第三百零八条，修改为:“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中国海警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对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査权。

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

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及条文序号，根据本决定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G. 刑事诉讼法产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行为，但我个人认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是充满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深刻的发展动因的，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别是回答为什么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这一国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里，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GDP连年以9%以上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也必然会推动着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为了决策机关与社会公众越来越关系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均着重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司法改革已经成为了推动中国法制状况前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最能为政治决策机关所认同？我个人认为，诉讼法的修改是首选的方案，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诉讼步骤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强调纠纷的程序化解决，与剧烈的司法体制、人财物等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不同，通过修改三大诉讼法可以逐渐、安全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要进行再修改的第一个背景与动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当中越来越受到认同，这为刑诉诉讼法的修改创造了另一基础。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学术界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逐步开始深化，新闻媒体也通过不断的宣扬程序的价值、功用来提高社会公众对程序独立性、正当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认知程度。观念的转变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创造了良好的“软环境”。
第三，刑事诉讼法自身存在着若干重大弊端与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执法大检查，检查的结果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整治，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立法中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频频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得通过立法修改，遏制长期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这一社会实践要求显得更加突出。要切实解决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走向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必然之路。坦诚地讲，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法治先行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中国近年来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民商事方面进展较大，我们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更为先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发达程度却不容乐观。这一推论可以从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两个角度来证明：从“质”的角度来看，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法治国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则与制度在中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处于缺失状态，最简单的例子是西方国家2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21世纪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恐怕很难用“中国的国情”这一借口就能解释得通；从“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有225个条文，2万字多一点，这样的一种条文规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须知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执法人员、相关人如何操作，作为一部操作性质浓厚的法律必须完备、详细，其条文数量应当多于实体法的条文数量，而我国刑法现在的条文数量都有448个，可见刑事诉讼法的条文真是少得可怜。由于条文数量少，规定粗，导致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各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这种状况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大趋势是严重相悖的。总之，保质保量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也呼唤着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H. 刘志强的主要著作

1、刘志强著：《现代中国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本书获中国法学会第六届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三等奖。
2、刘志强编、罗隆基著：《人权法治民主》政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3、刘志强著：《人权史稿—兼论罗隆基人权思想》，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
4、刘志强参编李步云、孙世彦主编：《人权案例选编》，3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版。
5、刘志强副主编：《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6、刘志强参与撰写陈振功、杨松才主编的《中国人权年鉴（2006-2010）》，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
7、刘志强参与撰写杨松才主编的《人权知识警察读本》，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