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
Ⅰ 杨小军的个人简介
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警回察法学研究答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城管执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心特约评论员，《检察日报》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五五”普法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公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武汉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Ⅱ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的介绍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8月，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和中坚力量，致力法治国家建设和学术繁荣发展。
Ⅲ 中国法学会就是中国法学协会吗是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下属单位吗
没有中国法学协会的说法也没有这个团体，只有中国法学会。
中国法学会不是任何机构部门的下属单位。它是在民政部依法登记注册的人民团体，是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同时也是全国性法学社团业务主管单位。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63号
电话：010-66132315 010-66182129
另外说个事情：中国科学院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法学属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个法学研究所。
Ⅳ 中国法学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职能是什么如何加入
性质：人民团体；
职能是：组织推动广大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参与立法的起草、论证，参与执法的调查和司法的改革，参与法学教学和法制宣传，开展多学科、多层次、宽领域的法学研究。据近20年来的统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数以百计，召开的地区性学术研讨会数以千计，撰写的学术研究论文和法律对策建议数以万计。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实施，做了大量创造性、开拓性的工作；
会员的加入：会员分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 凡赞成大会章程，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或法律工作实践经验，并有较强的法学研究能力的我国法学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各界人士，由本人提出申请，本会会员一人介绍，经本会批准，即成为大会个人会员。 地方法学会是本会团体会员。凡赞成本会章程的全国性法学、法律团体，向本会提出申请，经本会批准，即为本会团体会员，团体会员中的成员，符合本会个人会员条件的，可根据前款规定的程序申请加入本会。
Ⅳ 行政法的红皮书是哪个编写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Ⅵ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法之间的冲突哪些方面存在
4月2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规定，《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从此，中国的政务信息公开步入“有法可依”时代。
在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评价《条例》的出台？《条例》为改变政府和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哪些可能？如何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条例》的规定，不公开本应公开的信息？如何修订《保密法》，协调其与《条例》的立法精神？《条例》有没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上升为国家立法？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电子政务示范工程专家组成员
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参与信息公开立法
《条例》为维护知情权提供法律依据
背景：2006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积极起草中。然而此后数月，一直没有下文，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现在，该《条例》正式出台，中国政务信息公开从此进入“有法可依”时代。
新京报：《条例》为改变政府和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哪些可能？
汪玉凯：一是政务公开有了法律依据。政务公开以前靠行政权力推动，缺乏法律基础，一些应该公开的政务信息没有公开；法律的明确规定，会约束政府行为，一些公共权力行使的非理性会受到一定抑制。其实，一些地方存在公权力被滥用，很大程度就是政府和公众信息不对称状态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状态被打破后，公众知情权得到尊重，就可以自由表达，从而制约政府权力行使的非理性。
二是为公众知情权提供法律保障。该公开的信息没有公开，公众可以追究有关部门责任。过去公众完全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如果政府不公开有关信息，公众也无能为力。《条例》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甚至互动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再次，贯彻实施《条例》，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政府不断公布信息，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互动权不断得到保障，有助于改变过去暗箱操作、自由裁量权行使过大导致的腐败现象。
当然，《条例》实施过程还会面临很多困难和阻碍。比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政府将掌握的信息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千方百计维护旧体制的惯性。所以伴随《条例》实施，会有一个各方博弈的过程。
防止例外范围随意扩大化
背景：《条例》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新京报：有人担心第八条会成为一个不公开的理由，威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如何看待这种担心？
汪玉凯：这可能是《条例》实施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信息安全、公共秩序的问题，不公开的例外就是指这一块。我们担心的是“例外”范围的不当扩大化，所以应该制定配套的具体制度办法，将《条例》规定的内容细化。在信息不公开方面，哪些信息不公开？特别不公开的信息应该分类别细化，使政府各个机构有可操作的依据。这样也能经得起公众检验，保证国家信息安全和主权，防止例外范围扩大化，消除人们的担心。
姜明安：对这些规定的解释必须与《条例》的基本精神和立法目的保持一致，且遵循“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的现代行政的要求，所谓“例外”，即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明确、具体规定，发生争议，最终由司法判断。
《保密法》和《档案法》应尽快修改
背景：《条例》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新京报：有人认为，这是“明确规定了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机制条款”，是“信息公开与保密条款的抵牾”。对此你怎么看？
莫于川：要看到，《保密法》规定的保密制度，是分级分类确定密级并自觉遵守为主，只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审查，但许多情况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保密工作部门来协助做好保密工作。这次正式公布的《条例》第14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与《保密法》一致的：首先要求行政机关自己进行审查，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依法报给包括保密工作部门在内的有关部门确定，这种情况也可理解为是一种行政协助机制，协助该行政机关做好公开工作，不必将其理解为一种保密审查机制。
新京报：修改《保密法》的基本思路应该怎样？如何与《条例》的立法精神相协调？
莫于川：在坚持若干底线的基础上更加民主、更加开放。这里的底线基础是保守国家秘密和安全、商业秘密和安全、私人权益和安全。谁违背这个原则都是不行的，都会失去平衡、造成损害，增大社会成本、影响社会和谐。至于是通过新的立法来补充，还是修改现有法律，这都是有可能的。面对法律文件的立、改、废，仍然需要强调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法理。
姜明安：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取决于修改《保密法》、《档案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和规章。《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范畴，其位阶低于《保密法》和《档案法》。《保密法》和《档案法》都是上世纪制定的，有些规定与政务信息公开原则有冲突。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立法精神和体现这种立法精神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修正，《条例》的实施就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此外，为保证《条例》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全面实施，还必须抓紧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和规章，如前不久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行政诉讼是《条例》有效贯彻的关键
背景：早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撰文直指法律实施中有法不依的现象，担心良好的法律被成功规避，立法者的智慧总是赶不上执法者。同样的疑问也存在于《条例》的贯彻实施。
新京报：怎样避免贯彻实施《条例》出现有法不依的问题？
姜明安：《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均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要得到严格贯彻执行，政府必须进行认真扎实的工作：要设立信息公开的专门工作机构；要建立信息收集、储存、保管、交换、查阅、设立、发布的专门制度、场所、设施；要对现有的信息进行清理、分类和对未来的信息源进行预测，确定公开方案等。
另外，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对违反《条例》行为责任的严肃追究和对侵犯公民信息获取权的有效救济。政府信息掌握在政府机关手里，如果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将其掌握的应当公开的信息公开。那么，必须要有督促、监督和保障措施，如考核、评议、监察、行政相对人举报、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在所有这些措施中，行政诉讼应该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行政相对人依法申请获得某种信息，行政机关违法拒绝的，可诉诸司法审查；法院经审查，如认为相应信息属于依法应公开的范围，可判决行政机关限期提供，如行政机关拖延提供造成相对人损失的，法院还可判决行政机关赔偿。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避免“有法不依”。
审判、检察信息公开也应受法律调整
背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政务信息公开法》是作为由国务院起草或提请审议的二类立法项目被写入规划的。而今年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的最后一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政务信息公开法》并没有被列入。
新京报：《政务信息公开法》没有如期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立法计划，有哪些原因？
莫于川：政务信息立法的思路主要有两种：有人主张先在行政机关内部搞《条例》，待实施一段时间，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再制定法律。也有人认为，经过一些地方的试验，信息公开立法的某些问题已很清楚，所以主张制定一部政务信息公开法就可以。实践证明，后一种思路还是有相当难度。
《条例》虽然只是行政机关对自己的约束，把各地进行的探索统一规范，但即便这样的做法，难度也是很大的，光是协调一些部门的看法都很困难。还要看到，该法在立法规划中列为第二类计划，也即着手进行一些研究起草工作，如果条件成熟就安排审议的法律草案，未能在规划期内制定出来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情。
新京报：《条例》上升为法律还需要哪些条件？
莫于川：上升为法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由全国人大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比政府自己给自己做出规定当然好得多；但这需要经验教训的积累过程。从《条例》出台到法律出台，正好有一个时间周期。这个周期内可以形成三步三台阶：一是一些地方的积极探索，如上海、广州等地方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实施过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同时为《条例》出台创造了条件；二是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行政法规，也就是刚公布的《条例》；三是在《条例》实施过程中积累经验，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出有关法律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样一种前进步子可能更稳当，也是大家更能接受的行政模式、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路径，阻力也会少一些。
十一届人大立法规划正在起草过程当中，我估计《政务信息公开法》还是会写进去的。因为经过五年左右的探索，将《条例》上升到法律应该说会比较成熟；待到法律出台，不仅行政机关，包括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政务信息公开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调整。
Ⅶ 省法学会是什么单位里面是行政编吗去那儿工作如何
工作可以的。里面是行政编。
中国法学会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法学会和各全国性学科，专业，专门研究会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所以省法学会也是一个人民团体。
为适应互联网信息化发展形势，实现对广大中国法学会会员入会信息的科学管理，并为广大会员提供良好服务，中国法学会于2014年8月建立了会员管理系统。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营，中国法学会会员管理系统于近日正式开通并投入使用。
中国法学会会员管理系统的开通使用，实现了在网上即可办理提交入会申请、个人信息修改、查询审核情况反馈以及下载打印会员证书等功能，为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办理申请加入中国法学会会员队伍业务提供了便利。
(7)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扩展阅读：
省法学会注意事项：
申请人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较强的法学研究能力，对申请课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并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
申请人须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局级以上的行政职务。提倡课题组由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组成并实际承担研究任务。
申请人须随申请书一并提交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或任职证明各一份。获得博士学位者,请提交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一份。
每位主持人只能申报一项课题，且作为课题组成员只限参加中国法学会本专项课题一个课题组。超过的，按不合格申请处理。
Ⅷ 杨海坤的生平
出生
杨海坤，1944年8月16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山塘街半塘，1956年虎丘中心小学毕业，1962年毕业于苏州第五中学，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1年至1984年底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评为助理研究员。1984年底调至故乡苏州，在苏州大学法学院任教，曾任教研室主任、法律系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曾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点和硕士点负责人、重点学科和211工程子项目负责人，并兼任苏州大学东吴比较法研究所所长。
杨海坤教授担任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国家法学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法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行政法学会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昌大学、河海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大学、南通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江苏法官培训学院等校兼职教授或客座研究员、江苏省人大立法咨询员、苏州市人大和政府法律顾问、法制日报专家顾问团成员、苏州扬州南京镇江等市仲裁员等。
杨海坤教授曾去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特大学、德国科隆大学、法国爱克斯-马赛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大学作长期或短期访问学者。
1994年起杨海坤教授每年招收和培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生、1998年起每年招收和培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生，已有8届硕士生、4届博士生毕业。他的第一届博士生包括黄学贤教授、艾永明教授、陈宏光教授、王克稳副教授、章志远先生等都已经在国内法学界具有相当影响。
Ⅸ 中国法学会和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分别是什么组织啊两者有关系吗
中国法学会的前身是新法学研究会、新政治学研究会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目前属于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国法学会机关设办公室、研究部、会员部、对外联络部和机关党委（人事部）等5个内设机构。所属事业单位有中国法学会机关服务中心、《中国法学》杂志社、《中国法律年鉴》社、《民主与法制》社、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中国法律咨询中心、中国法学会培训中心、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及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
从地理区域上来分，在全国各地都设有中国法学会的下属机构，类似于分会；而就研究领域而言，又分为宪法、商法、经济法等各个不同的领域，而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即是这众多领域之一。
更为详细的信息请查阅http://www.chinalaw.org.cn/xhgk/及http://www.jcll.cn/。至于其清晰的隶属关系，尚不得而知。
Ⅹ 第八届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颁奖典礼在哪里举行
12月28日，“应松年行政法学基金第一届理事大会暨第八届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周成奎，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行政法学界代表参加了颁奖典礼。
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基金的宗旨是通过设立奖学金，以奖励全国优秀行政法学研究生，推动学术发展。该奖学金自设立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喻为“中国行政法学界的诺贝尔奖”。刘莘表示：“这个奖项虽然是对行政法学的奖项，将来会进一步打破专业壁垒，向更多人宣传这个奖项，获得社会更广泛的支持。”
律师，做好律师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