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app竞赛题库行政法

A. 依法行政与良法之治的内涵是什么

[内容摘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必须要有清醒的法律意识、良好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法律实施。推进依法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是公权力受法律控制。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法治和人治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修正案。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目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执法的举动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依法治国的信念。推进依法行政的最终目的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是公权力受法律控制,公权力不受法律控制必然导致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乃至威胁党的执政根基。本文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法理进行探讨。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价值理念，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要弄清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真正意思，必须首先弄明白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一、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概念

（一）法治的概念

1.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西方法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法治与人治的对话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间展开的。师徒二人对于国家由最好的人或最好的法律来统治哪者更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柏拉图认为国家由最好的个人统治更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国家由最好的法律统治更好，也就是说法治要优于人治，其依据是对人性的考虑。他认为，人类具有罪恶本性的一面，为了使当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能做到无所偏私，必须由理性的法律来代替感性的个人，也就是说要用法治来代替人治。当然主张国家进行法治治理，并不是意味着要否定人的作用。因为国家的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通过人来执行。健全法律制度和选用建国人材，这些都离不开人的作用。既然人在治理国家当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否就可以由此推定当前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和人治相结合呢？其实不然。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作用，而在于一人之治和众人之治孰优孰劣的问题。一人之治主张个人的权威凌驾于法治之上，国家的一切大事可以凭个人的主观意志来随意决定，实际上就是人治；而众人之治则不是如此，它是指平等基础上的轮番为治，是以法律为主治，实际上就是法治。因此，划分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当法律与个人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是前者服从于后者，则是人治；反之，则是法治。

2.法治的内涵

法治既然不同于人治，那么法治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法治就是以法律来治理国家，即以法治国；也有人认为法治就是用法律来对公共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还有人认为法治就是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如此等等，没有统一的解释。最早揭示法治基本内涵的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在这里他认为法治是守法的统治，即统治的实质必须根据普遍的法律，而不是专横的命令；同时，上述所服从之法，乃是良法（合乎正义之法），而非恶法。总之，严格服从良法，亦即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和法律的正当性，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想模式。因此，法治的基本内涵是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性和最高权威性，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公民的各种行为都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进行。 （二）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概念

1.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法治与法制是不同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明确两者的关系，首先必须认清楚法治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公丕祥认为：法制是静态与动态的有机统一。从静态方面看，法制是指法律制度的结构，即规范、制度、和体系；从动态方面看，它是指法律的实现过程，即：法律调整过程及其后果———法律秩序。[1]孙国华先生认为：法制是一定民主政治法律化，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不准任何人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特权的一项原则和制度。[2]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法制一词，比如在《礼记·月令》中就有“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等有关法制的阐述。不过，这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和制度，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的用以维护其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除此之外，随着法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法制还有其动态的意义，即指以依法办事为核心的立法、司法、守法和监督等环节的统一体。依法办事不仅规定国家机关人员在实施国家职能时的行为方式，而且还包括了公民的普遍守法原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这种法制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存在。虽然法制这个概念发展到今天，已吸收了法治思想的一些精髓，但是法治仍然保持着不同于法制的一些特征。首先，法治是指法律的统治或治理，它是要求法律在国家治理当中的至高无上权威性，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人治”。而法制主要是指法律和制度的简称，强调法律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其次，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对法律的地位和功能做了基本的定位，而且还进一步对法的价值属性提出了要求，即法治国家的存在不仅要有完备齐全的法律，还要求法律本身是一种良法。这种良法之治必然蕴含着许多价值理念，比如，人民主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等。而法制则不包含这些内涵，它是一个中性词，它可以是指好的法制，也可以是指坏的法制。最后，法制是与国家相联系的，在现代国家一般都存在着法制；而法治则是直接与民主联系的，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法治。也就是说，有法制的国家不一定就有法治，但实现了法治的国家一定有法制。

2.依法行政的内涵

依法行政是法治对行政权的基本要求，是各国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和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法治要求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实现法律的统治，确立法律至上的地位，其核心是依法行政。所谓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必须有法律授权，并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执法。[3]同时，行政机关因违法的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必须由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程序行使法律赋予其自身的法定职权，而且行政机关必须对其作为和不作为承担责任。这是依法行政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依法行政的内容可以概括成互相联系的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行政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2）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使行政权力，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3）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依据法定程序。（4）在行政系统内部实施监督。（5）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4]可以说，依法行政发生在行政行为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发生在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各种管理中。

B. 什么是良法

是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

所谓良法，就是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维护正义的法律。与之相对应是恶法，恶法就是维护独裁专制、维护暴政、侵害人权、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损害正义的法律。同样的法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称之为良法，有人称之为恶法。

制定机制

要使法律成为良法而不成为恶法，必须具备如下保障机制：

一是立法机关的代表必须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普选产生，使立法者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愿望，使法律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二是参考他国实践经验，设立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行使司法审查（违宪审查）的职能，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对违宪者宣布无效，从而保证法律的善良。

三是切实保障新闻舆论自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社会的真实情况顺畅地反馈到立法者，也可以把立法者的活动随时反馈给人民，让大家对法律的制定表达各种各样的意见，畅所欲言，才可以避免法律的偏私。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良法

C. 良法和善法的区别

良法和善法的区别：

良法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是liáng fǎ，指好的办法，方法。法律上的释义就是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维护正义的法律。与之相对应是恶法，恶法就是维护独裁专制、维护暴政、侵害人权、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损害正义的法律。同样的法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称之为良法，有人称之为恶法。

善法，拼音shàn fǎ，指佛学用语，通俗的讲就是修善果的方法。出自《管子·任法》：“今天下则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

形式上的良法

形式上的良法应具有以下七特点：

一是具有普遍性，即法的规则对主体规定具有普遍性和对行为规定具有普遍性。在这里，普遍性是说法规不是指向特定的人和特定人的行为，即此项立法不是为特点人和特点人群进行的专门立法。

二是具有明确性，即法的规则的条件、权利义务的内容、违反义务的行为和责任规定，都必须是明确的，并且用来表述法的规则的语言、文字必须是语义清楚、含义明确的。

三是具有统一性，即一个国家的法的规则具有整体性、一致性，不应允许其存在相互冲突，一旦发现其中存在相互冲突，则可以依据一种准则来解决这种相互冲突的规则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应该存在“一国两制”或“一国两律”、“一国三律”甚至“一国四律”。

四是具有稳定性，即法的规则在较长时间内的不变性。只有当法的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时，人们才能了解法、按照法的规定进行相互交往和行为选择。

五是具有先在性，一方面当国家要求人们守法时，从逻辑上看，应是法的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规定在先，而人们的守法行为在后；另一方面当国家企图指责一个人的行为并企图追究这个人的行为责任时，它必须是根据已制定出来的法的规则作这种指责和追究。

六是具有可行性，即法的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要求必须是人们可以做到的，是符合实际的。

七是公开性，法必须被公布才能被人们所知晓，也只有如此才能被人们所遵从。只有在人们知晓法的前提下，当人们违反法时，国家才能合理地对违法者施加惩罚。法应具有公开性已成为公认的法治社会的法所应具有的最基本性质。

D. 行政法的作用

一、行政法的保障作用与经济发展同行

法是社会上层ㄖ�闹匾�槌刹糠?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行政法也不例外。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其立法模式应是对社会现实反映的结果,尤其是对经济事态的感应。具体而言,经济结构是行政法模式的形成和变迁的基因,即经济因素中的各要素。所以,一个立法模式当它处在结构完整化、功能齐全化、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也隐喻一种被否定的因素。这一因素的逐渐发展最后作为强烈的否定力量宣告旧的立法模式解体,新的立法模式产生。[1](P32)时下正值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决不能在无序的法制状态下进行,也不能仅仅靠经济规律来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引发了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社会角色的新变化,即主体的多元性、自主性,市场活动的趋利性、契约性、竞争性、开放性,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些须臾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规范。而实现法律对市场调整的中介,最主要的是行政权力,因而,市场经济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法。

法也不是消极被动的。行政法立法模式作为制度化了的东西与国家的其他制度一样必然要发生各种复杂的社会作用。而经济结构就是立法模式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2]这两者说明法律对经济可以产生能动作用。但法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也有正反两方面,要么促进经济发展,要么阻碍经济发展。如此对立的结果产生的根源在于法所感应的经济关系是新或旧的问题。当法所感应的是新的经济关系时,就对经济的发展有保障作用;反之,法所感应的是旧的经济关系,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阻滞作用。如若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来看法对经济的作用,适应和促进应是一种必然,是理想的关系性状,消极后果不应该产生。但法的创制毕竟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立法模式的迟滞、蹒跚也时有出现,从而导致新的经济关系的运行及传统立法模式的存在,由此怎能避免法阻碍经济发展的发生?然而法的保障作用对经济又是必需的,这就要求行政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反映新的经济关系,促进新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秩序的形成、巩固,相应地限制、削弱和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模式。

二、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

行政管理作为管理国家的活动,应当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体现和保障。为保障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就应使其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取决于行政法制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即行政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

首先,科学化的行政立法应体现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标准。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法制建设与发展,立法技术日臻完善,立法的科学化应当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尽管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起步晚,但有西方百年的成功典范及其他部门法的立法经验可供借鉴,行政立法的科学化应该说也已实现。然而,一个法律无论结构如何严谨,条理性如何,如果不体现公平、正义、效率等法律的精神,该法律就不是理想的法律[1](P141),或者说,在行政立法时,既要考虑法律的形式方面、或环境方面、或立法程式方面等非实质性方面,又要考虑法律精神的再现,即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是法制的理性化选择,是良法之治或实质行政法治的基石。为此,科学化的行政立法应注意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分配。行政法调整的主要对象是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和管理相对人都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整个行政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形式就是围绕行政法主体的此二种形式展开的,因而行政法既要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权的非法侵害,即确认、保障私权利,又要保证国家行政权在法律范围内合法有效地行使,即规范和限制国家行政公权利。如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管理相对人自愿地加入到被法律规制的合作体系中来,并在这个合作体系中得到满足。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带来的补偿性利益,即“合作”体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给管理相对人带来了损害,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补偿,以保证公平、正义等价值标准的实现,如拆迁补偿。

其次,民主化的行政立法要求立法过程中角色对位。立法过程是指立法者进行立法预测、立法决策、立法运作、法律通过、法律公布的全部行动过程。从法的渊源看,任何一部门法都是由不同层次的法的形式构成,对不同层次的法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担也是必然。行政法较之其他部门法而言,数量庞大,形式众多,散见为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特别是大量的地方性行政法规发挥着规范行政管理的作用,这使得立法中的角色多样、职能各一。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在各自的职能权限内进行着行政立法。行政立法过程和立法中的角色不能分割,不仅是立法科学化的要求,更是立法民主化实现的保证,是依法行政的客观所需。

三、行政法与社会公正的顺差

行政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其在行使过程中涉及各种权力与权益并与之发生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它与行政权的运用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行政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二是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平衡与协调运作有助于公平、正义等价值标准的形成与适用,进而促进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的实现。

1 国家诸权力对比的平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政权和司法权由立法权产生出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关系的实际状况应是立法权高于一切,行政与司法是一种平行关系,这就是国家诸权力对比的平衡状态。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这三项权力较之近代社会具有更多的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和相互制约的性质,行政权除了执行法律之外,已经拥有广泛的“授权立法”或“委托立法”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同时,行政机关所拥有的处理某些案件、作出判断的权力,使之具有了在诸多领域的“准司法”性质。[3]行政权的执法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但其拥有权力的扩张使权力的滥用有了可能。所以,为了达到上述平衡状态,必须给予行政权行使以必要的规范,把行政权限定在某种模式之下。这种模式即行政法治,它涵盖三个具体的价值评价尺度:第一,政府守法。即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力,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第二,越权无效。“越权无效”用否定性命题来强化和补充“政府守法”。第三,行政救济。即对行政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进行补偿。如此立法和司法的制约,既使国家权力能合理、合法、高效地顺利行使,又使行政权不至侵犯私权利的正当、合法行使,同时也实现了国家诸权力对比的平衡。

2 行政权与管理相对方权益对比的平衡。行政权与管理相对方权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行政权的行使为了带来社会利益,最终受益者还是社会各主体。从现代行政的民主性、服务性方面看,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确认的行政权与管理相对方权益关系应该是行政权越小,管理相对方权益越大。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是切实保障私权利的合法行使和实现,为私权利服务,同时也包括对私权利的滥用和主观随意性进行控制和禁止,以维护公共利益不受私权利的非法侵害。值得注意的是对私权利的控制和禁止是在私权利处于非法行使和实现的状态下进行的,这并不妨碍社会权益的合法取得,问题在于如何规范和限制行政权?

在行政法制实践中,行政权的设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法设定,即通过有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另一种是以裁定方式设定,就是由行政机关在管理过程中或执法中,以自由裁量权设定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行政立法不够全面、深入,有些行政管理领域虽有法可依,但只是原则性条款,行政机关对自己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从其本质来讲,如果不合理地行使,必然导致行政权与社会权益的不平稳。所以,随着行政法制现代化过程的推移,以法设定的行政权所占的比重应该越大,不仅需要行政立法渗入到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和诸多环节,而且需要行政权的设定尽可能地具体、明确,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权行使的合法化,再辅之以情势变迁下的原则性条款,赋予行政机关合理裁量的权力,以合理化作为合法化的必要补充。如此限制行政权的价值目标,正是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实现行政权与社会权益对比的平衡。

3 各社会力量在行政权面前一律平等。社会力量是指处于行政主体相对一方,受行政主体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行政权对各社会力量的公正作用可以说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英国行政法确立的自然公正原则可谓典型。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既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法律适用的一条基本原则,表现在行政法领域即为各社会力量在行政权面前一律平等。行政管理活动中常常遇到不同的管理机关和不同的管理对象,公正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对不同对象一视同仁,不能偏袒任何一方,更不能搞保护主义。行政权对各社会力量的态度只能视其权利性质而定,合法的私权利坚决给予保障,非法的私权利必须予以控制和禁止,不能因管理对象所处的地区、部门、行业的差别,而对某些社会力量的合法行为进行制裁,对某些社会力量的非法行为予以纵容,否则,其后果是放纵了行政违法行为,有悖于行政执法公正原则,最终破坏的是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E. 实行良法之治的意义

答：摘 要：法治是城邦建设中一个不得不讨论的话题，在中西方的城邦发展变化中法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前提是良法，只
有良法才能够真正发挥法治的功能，才能够维护整个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法治观念在古希
腊到古罗马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文章就以古希腊发展到古罗马的这一阶段为时代背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和西塞罗的法治观念入手深入分析良法之治并从中找出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拓展：关键词：法治；良法；城邦；
现代化建设
一、城邦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
柏拉图在早期的著作《理想国》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关于“哲学王”治国的理念，然而现实的残酷还是打翻了柏拉图心中那
个理想之梦，他明白了，一个城邦的理想治理仅仅依靠那些所谓的美德治国是完全不够的，还必须要辅之以法治。在柏拉图晚
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说到：“……我们就判断出快乐和痛苦的是非曲直，当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决策来表述
时，它就获得“法律”的名称。”[1]这是柏拉图对于法律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决策。亚里士多德认为城
邦是追求美好德性、实现善的优良团体。[2]德性就是：“即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那么中庸的
生活必然就是最优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达到的这种中庸。”[3]对于城邦的治理，他认为需要进行良法之治。西塞罗受到了
斯多葛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他弘扬并继承了斯多葛哲学的自然法思想，将自然法贯穿到对国家、政体以及实在法的论述之中。
二、法治的前提条件―良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三个人都已经意识到并不是随意的颁布法律就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城邦的效果，亚里士多德
是第一个详细地解说良法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第一个倡导良法的人，因为，从柏拉图的法治观点来看，他也已经认识到
了制定法律的程序及目的等各个方面并且注意颁布正确的法律，只是柏拉图没有明确地贯上良法的名字。
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考虑到全面的美德和全面的利益即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在法律制定的内容方面，
应该包括国家体制、刑法、婚姻法、司法、经济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良法之治的概念：因此优良法制的一
层含义是公民恪守业已颁订的法律，另一层含义是公民们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优良得体的法律，因为人们也可能情愿遵从坏
的法律。[4]在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除了要被人们普遍服从外还必须保证人们服从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西塞罗
把法律看作是判断正义与否的尺度，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得良好并不是看是否是元老院的决
议抑或是人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可以看出，三人都意识到法治的前提条件，那就是良法。
三、良法的判断标准
（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善
柏拉图认为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最大目的是善，这个善与战争无关，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无论是多数人统
治还是少数人统治，都要遵循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使国家和平，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的开篇便说到：“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行为都是为着他
们所认为的善）。”[5]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亚里士多德同意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须要是善才能够称得上是良法。西塞罗认为法律制
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正义，避免一些邪恶的企图，使人民过上平等安逸的生活。
（二）法律的制定应该与好的政体相适应
这个标准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制定的好坏的标准应该看它是在哪种政体下制定出来的，凡是正
宗政体下制定出来的法律则是良法是民主之法，凡是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则是恶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在共和性质的城
邦下制定出来的法律才可以称得上是良法。
（三）理性是良法的基础
柏拉图是这样表达理性的：“我的好朋友（我们应该说），如果天体和天体里的一切东西的整个运行过程和运动，反映着
理性的运动、旋转和计算，并且以相应的方式来动作，那么我们必须清楚地承认，它是最好的一种灵魂，这一灵魂照管着整个
宇宙并且指导宇宙沿着最好的路径进行。”[6]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一切物体运动的本源，灵魂也即自身的运动，最好的灵魂反映
着理性的运动，他强调立法者按照理性的方式立法，才是一个国家的最好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性观，他认为
法律应当是不受欲望所影响的理性的体现，理性的法律要求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西塞罗则是在法律的起源上引出了理
性，他说到：“法（jus）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
度。”[7]西塞罗认为法律应是来源于自然的理性。
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一）健全立法
我国目前存在着立法比例失衡的现象，经济类立法比较全面，比较详细，但是比较之下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管理类
立法就比较缺希。我们现在要在立法工作中考虑全面，在各个方面的立法上注意比例协调，不能够偏重于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
方面，造成了立法瘸腿的现象，另外，我们要在立法中进一步保证人民的参与，保证立法的中立态度，凡是能够不交给部委起
草的法律都应该交给人大，或者一个与本部门的利益没有关系的部门机构去起草，否则的话，立法不容易摆脱部门利益的干
扰，甚至还有部门利益之争。
（二）重视法律的正义、公平
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法律的正义、公平问题。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至高的善，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正义
分为“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西塞罗在自然法思想下强调理性。我国现在在立法、执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
表现为立法监督方面不健全，尤其是人民监督这方面选出的代表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思，在执法方面，主
要是表现在行政执法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如何规范城管执法的问题。
（三）及时修改法律以适应当前的社会现状
法律要与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一致，在现代的社会中，就要协调好制定新法和修改旧法的关系，要及时对一些脱离现在
社会经济状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修改并不及时，造成这样的原因有：第一，立法上不够重视，我国
法律对“法律修改”的规定极少且不系统，我国宪法和法律不仅未对“法律修改”加以定义，而且对法律修改涉及的原则、程
序、制度和形式等的规定都极少，且不系统，从而造成操作性不强甚至无法操作的问题。第二，实践中，我国的法律修改极少
与法规清理和废止相联系，法律的修改往往涉及到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平衡与衔接问题，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冲突的发生。
（作者单位：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
2021/11/18 论良法之治及对我国现代化的启示
https://www.xzbu.com/3/view-7617237.htm 2/2
[3]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 盛红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法律思想解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
[5]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
[6] 盛红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法律思想解读.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6）.
[7]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137.
[8]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1：132，1.
[9] [古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37.
[10] [古罗马]西塞罗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0

F. 行政法的感想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G. 面试题作为一名法制员你将如何开展法制工作

摘要 做好监督员。监督员是法制员最重要的职能角色,某种意义上说是其本色工作,做好监督员，就是要做好行政处罚过程或者行政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员，对基层工商所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全程的监督，通过核审，积极开展一般程序案件初审和简易程序案件审查工作，确保本所各项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有效,防止不作为和滥作为。审查本所各种通知、公告、告示等对外文件,确保其内容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内。做一个好的监督员,要有敢于坚持原则的品质,敢说、敢顶、敢做,要勇于承担责任,始终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要敢于纠正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怕得罪人是做不好法制员工作的。

H. 一个国家的法治为什么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释
依法治国
对称
人治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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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历史演变

必要性

其它相关
词语概念
基本含义
(1 [rule of law]∶依法治国[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学 法治学的是独立的学科，是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社会价值体系。
引证解释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邹韬奋 《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亦指依法处治。《史记·蒙恬列传》：“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而所谓的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立法的权力属于人大，而不属于所谓的“上”、“外”、“官”，因此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不会因为违法者身份而纵容其违法。行政机关并没有立法权，但是行政权力确实在影响司法，通过各种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在近一段时间内，舆论以第四权的身份出现，掌握舆论资源的人通过各种舆论压力，对于司法权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使得舆论资源所有者与行政权力所有者一道成为影响司法权的人。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舆论第四权”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确信息、行动上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判断，更不用提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