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正义在劳动法上如何体现

1.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程序正义又被称之为过程正义，形式正义，在法律意义上，着重于体现在三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中的正义，它的实现与否是可以为我们明确把握的，比如当事人的平等性、双方的参与性、法官的中立性等等，因此，在西方程序正义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陈瑞华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就叫《看得见的正义》，论述程序正义问题。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对，指的是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比如在刑事案件中，指的就是定罪准确、惩罚适当，而在民事中，就是实体权利义务确定和分配准确、公正。受法律传统、人文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英美法系国家重视程序正义，而我国及大陆法系国家重实体正义。这样回答希望你能满意。

2. 什么是实质正义,在劳动法上怎么体现

对于劳动法的定位，在总则中的第一条进行了定位“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劳动法的通篇法条中都体现了保护劳动者权利与明确劳资双方义务的实质，从劳动者了调整与规范的内容都体现了维护劳动者权利义务的实质。

3. 急需!!!(我只有这么多分数)讨论法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并提出你所认为的克服法的局限性的方法。

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 （可以找到局限性）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39667&typeid=39

民法的意义与近代民法的形成 http://www.lawyeronline.cn/news/list.asp?id=379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自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民法以其自身逻辑获得发展。总的来说，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于19世纪西欧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在范围上包括法、德、奥、日本及旧中国民法等大陆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发展与修正，与近代民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1]本文阐述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力争指出这一发展背后的力量和启示。

一．什么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会、民法、人文精神互动的关系史，一部弘扬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民法文明这一个历史形态中，人终于或多或少地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及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虽然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文明会因历史传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等诸因素影响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么它引导人民走提升主体性及高扬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否则它不成其为民法。因此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所抽象的"民法人"，一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要反映并记录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历史进步性，他要弘扬和实现民法的人文精神，这是人类认识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现。民法的崇高正在于它以人文精神唤醒人去做一个"民法人"，从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所以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法律对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为持久，既在于其私法制度的相对完备，更在于其私法精神对人的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关怀已蕴涵了近代、现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们认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民法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民法的最高原则。一方面，它旨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人-物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扬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肯定人-人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简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与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会及哲学革命矛盾运动的产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权利写进了法典，承认了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使人从等级、身份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对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关怀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导致了近代民法关注形式正义、整体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个别正义和重物轻人、重客体轻主体的现象，使民法降格为单纯的财产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灵魂，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为圭臬，与此同时它的革命性又把辩证法的另一面丢掉了，缺少应有的相对的一面和节制精神。所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统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体性与绝对自由主义，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开。

二．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所以说，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一） 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体性

1．实质正义

缔造近代民法的先驱们曾在理性主义耀眼的光环下满怀信心地为打造无所不包、能充分预见未来的民法机器而努力。他们相信"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法官只是一台自动售货机，他的任务就是单纯地运用已制定好的毫无漏洞的法律规则。这种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发达的表现之一，而这往往伤害了实质正义和个别正义。随着哲学史上对科学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科学与人文再度联姻以及现实法律生活中对形式正义、法典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一场民法学者、立法者和法官们抛弃绝对规则主义、法律无漏洞之说而寻求将理性与人文、理性与经验在民法中统一起来的运动开始了。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扬弃的表现之一便在于认识到对人的关怀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虽然理性也为人文开辟道路，但过度至上的理性显然割断了民法的终极关怀与民法制度之间的脐带。现代民法正在逐渐摆脱近代民法中单面的一般正义，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努力将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结合起来，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价值，又肯定单个人尊严、自由的价值，反对牺牲任何一方。从而努力使民法所关怀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异化，相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句话，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使人从单面人走向完整人，从理性人、经济人走向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结合，从而使人的主体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现代民法的这一努力通过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两大法系的合流趋势、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等等，但是纵观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这两点最能反映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和人文关怀：一是"从具体到抽象"，表现为现代民法中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从一般到个别"，表现为现代民法在扬弃近代民法"抽象的人格"的基础之上对"具体的人格"的规定。现代民法的这两大趋势从侧面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初步融合。

对于个人法律权利伦理化、人文化的关怀，民法典那种逻辑严密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于是在法典中出现了一些"强调相对的社会责任的倾向"。其中一般条款的规定特别引人注目，它作为安全阀的作用众所周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规定应是现代民法范畴的，无论是在其认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该法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著名的一般条款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契约关系伦理化的突破口。这一条款规定了 "情势变更原则"，"交易基础丧失"，"滥用权利"等原则性规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条款被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法律与伦理由分化走向统一的标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纪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一块里程碑。在这部20世纪的民法典中，欧根·胡贝尔将这样两条规定写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条第2款：如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根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第2条：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谷ɡ�⒙男幸逦瘛U庖彩谴舐椒ㄏ档谝淮握�降亍⑵熘南拭鞯爻腥戏ü倭⒎ǎ�虼司哂兄卮笠庖濉P旃�跋壬��担?quot;瑞士民法典第1、2条的理论意义在于，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中，它第一次公然地把人的因素引入到司法过程中来，以补规则因素之不足，因而第一次采用了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糊。"[3]这实在是对将价值关怀作为中立和无足轻重的东西而造成司法中削足适履，牺牲个别正义，排除民法与伦理联系的实证主义的一次嘲笑和反动，这意味着现代民法将人，特别是个别的人放在了制度之上。现代民法的这种设计，具有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追求，是对人的物化的一次克服，正是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民法和人一起螺旋式上升了。

伴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程以及启蒙运动对平等、自由的推崇和信仰，近代民法承认并规定了所有人完全平等的法律人格。人首先被从交换价值层面，私法上权利义务主体的层面来把握，在这一点上，近代民法否定和摧毁了等级的不平等的身份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和人。但是由于它是不考虑当事人知识、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力量之差异性的一种抽象性的人，因此，近代民法所调整、保护、关切的对象是抽象的人，它对于民事主体仅作抽象的规定，而不分年龄、性别、职业等之区分。这样，它把各人的具体情况，如男女老幼，富贫强弱等等都抽象掉了而造成许多不幸的后果。因此，星野英一教授说："在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4]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强者对经济地位上弱者实质上的不公支配。反之，"现代民法在维持民法典关于抽象的人格的规定的同时，又从抽象的法人格中，分化出若干具体的法人格"。[5]这主要表现有：首先，在涉及劳动合同或者说雇佣契约的劳动法上，形成具体人格，由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它正面承认了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企图纠正从那些不平等而产生的不正当结果，换句话说，是将人按照雇主和劳动者这一具体类型来处理。其次，为阻止大企业垄断独占的弊端，经济法、反垄断法也成为重要的独立法域。再次，在社会关系中往往居于被动者和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和公害的受害者，也作为一定的具体人格，出现在特别法上。总之，"对于个法律权利的社会伦理相对化，民法典那种严密交错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论据，于是便导致了法典以外法律领域的相继出现。如竞争法和卡特尔法、法房建筑法、农地租赁法、特别是劳工法。"[6]

这一转变表明：民法正在实现从抽象的平等、形式的正义向具体的平等、实质的正义的转移。西方有学者对这一现象曾进行描述："我们必须给法律上抽象人（例如所有权人、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为进行论证而架空了的人（例如甲、乙）穿上西服和工作服，看清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究竟是什么。"他们甚至主张："在民事法律上是不能允许将一切权利主体、一视同仁地对待的。"[7]由对身份不平等的否定进入形式上的平等，再由对形式上的平等的否定到实质上的平等，这其中的民事主体在现代民法中似乎又恢复了"身份"，但我们说，古代民法的"身份"与现代民法的"身份"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完全的、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目的是为了保护少数强者、有权阶层的特权，而后者是在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基础之上，强调保护少数弱者的利益。这种从身份到契约，又从契约到"身份"，从实质不平等到形式平等，从形式平等再到实质平等的运动，显示了民法和人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不断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规律。

2．人格权优先

"人在从事主体的活动中，不仅把世界两重化为属人世界和自然界，而且两重化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人的活动中世界被二元化，然后再去统一，是不可避免的。"[8]主体性的上升之路既是成为客观世界、自然界的自由主宰，又是成为主观世界、属人世界的自由主宰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物之主体，也是自身的主体。就民事权利而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是财产权制度的范畴，后者是人格权制度的范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善人性的一部分。"[9]从罗马法确认"抽象人的权利"以来，人格利益曾分别受到刑法和行政法的保护而未得到民法的充分保护。近代法典化运动以来，民法典大多缺乏完整、严密、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制度，在号称"人法"、"权利法"的民法里，人格权并未被充分的类型化、独立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法制度一直上是欠完备的，民法对人的关怀实际上也一直是片面的。"本世纪以来，人类终于有机会进入对自我的反省与反思的调整。人格权制度的创立，既代表了人类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财产权进行规制，更说明民法理念的进步。"[10]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对人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精神性权利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关怀。相对于财产权而言，人格权被置于优先地位，"一步步夺回桂冠"，人性的另外一面被民法所发现和珍惜，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从片面正在走向全面。

在法国，虽然早在19世纪初便开始了通过扩大对民法典第1382条的解释，来保护公民的名誉、姓名、通信秘密等权益的努力。但将人格权统一地予以理论上的承认也是本世纪初之后的事情，作为其成果，民法典修正委员会确立的民法典草案第一编第一章题为人格权，从第148条到165条的18个条文中，第164条和第165条与人格权相关。尤其是二战以来，法国的学说和判例已普遍接受了人格权的概念。

在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中，第823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的义务。"第12条规定："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权，或因无权使用同一姓名的人使用此姓名，使其利益受损害，得请求除去对此的损害。"基于这一规定，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得不到该条款的保护。二战之后，基于对纳粹轻视人的强烈反思和人权意识的加强，德国公众强烈要求加强对人格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围绕着除个别的人格权之外，"一般人格权"是否应该被承认而展开热烈的讨论，法院顺应这一潮流，于1954年撤销了早期的判例，并根据新《宪法》第1条和第2条，确认人身的一般权利属于受民法第823条第一款保护的绝对权利，因此德国民法典虽仅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逐渐承认一般人格权的存在。

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是第一部确认一般人格权的法律，它也是近、现代诸法典中对人格权的保护最为充备的法典之一，从而显示出其现代民法的某些特性。该法典第28条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慰抚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此外，《瑞士债务法典》第48条还规定："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为限，得请求慰抚金。"这样，依瑞士民法典和债务法典，人格权遭受侵害时，就所生财产上的损害，原则上均得请求赔偿，就所生精神上的损害，除法定情形外，原则上亦均得请求慰抚金。[11]由此看来，瑞士民法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广泛的，具有现代气息。其特点在于："不象其他国家，在总则编只对姓名的保护略予规定，而是规定于'人格权'一章之内，且在该章标题之旁，法云：'人格之保护'。这种革新实为瑞士法律与其他各国法律不同之点。"[12]

相对而言，英美侵权法对人格权的保护，与大陆法相比要具体一些。特别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要求保护人格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英美侵权法逐渐放松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人格权的保护也获得发展与重视。

（二）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严格自由主义

1．所有权绝对之限制

20世纪以来，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日渐从分离走向融合，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以及理性至上主义衰微、科学与人文逐步融合，近代民法三原则的绝对性一面日渐得到修正和限制，形成民法原则新的发展，这直接影响了现代民法的观念、模式与制度。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为对近代民法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4项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于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社会公益。"换句话说，财产所有权人行使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时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必须履行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对所有人所强加的义务。1947年日本修改民法时，在第1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私权必遵守公共福利是一项基本原则，所有权发挥着营造社会共用生活的作用，与其他权利完全相同。"

对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被学者称为"所有权的社会化"，"变主观的所有权为社会的功能"。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狄骥认为："所有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社会职务。所有者，换言而就是财富的持有者，因持有该财富的事实，而有完成社会职务的义务。当他完成了这个职务，他的所有主之行为就被保护。"[13]耶林亦曾在其《法律目的论》中特别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仅应为个人利益同时亦应为社会利益，因而主张以社会的所有权替代个人的所有权。这反映了民法从近代到现代由绝对走向相对，由个人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结合，由绝对自由主义到严格自由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14]

前已述及，人是能动-受动的存在，同样民法中的人也是权利-义务的存在，绝对-相对的存在，对自由的限制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近代民法中，因为市民社会对绝对主义政治国家反抗之必要，亦因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学说之盛行，在对人的财产权的保护中，其所有权保护和运用的绝对一面获得了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也确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在现代民法中，民法因为经济、思想观念本身的否定而自我否定了，所有权行使相对的一面被予以了关注与发展，这是对所有权绝对性的一次扬弃。正是在这一扬弃过程中，民法制度更趋完善，同时也使得所有权背后的人更加理性、完整与全面。换句话说，它从一个方面促进了近代民法中的人由功利的"经济人"走向全面的"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统一，只有在后者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自由的"人的雏型。

2．契约自由之限制

作为近代契约法基础的古典契约理论是在当时理性、自由至上主义的影响下而形成的，绝对的契约自由与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近代契约法的根本原则，从而使当事人的契约责任减轻到了最低限度。但是20世纪以来，契约法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契约自由原则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与之相关的唯意志论、对价中心论和绝对自由主义也遭到抵制，契约自由原则发生了危机，甚至有学者在契约自由原则屡受限制和批判时惊呼"契约死亡"了。

1907年通过的《瑞士民法典》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性，正是在其带动下，很多大陆法系国家都在其民法典中规定或补充规定了作为一般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依照这一规定，当事人在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必须从诚信原则出发，这要求一般义务（或称前契约义务、信赖义务）成为契约法的实体要求，而缔约过失责任也就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被广泛接受，从而为二十世纪契约法打破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封闭的契约法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诚实信用还和"情事变更"、"交易基础消灭"、"权利滥用"等一系列一般条款一起使一般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的因素、利益衡量原则、相对性带入信奉绝对性、形式正义的私法理论与实践之中，对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契约法方面，从这些一般条款出发而产生的衡量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的实质正义、自由和平等对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雇佣契约中强者的有利地位产生了限制和冲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打破随着商业的高度发达、资本不断集中，卡特尔、辛迪加的出现而出现的经济中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在签订契约中实质上的非自由、非正义；打破随着娱乐、服务等领域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明显的无选择与任意选择的实质非自由、非平等反映了这一契约自由之限制的变化。这种对交易双方的真实利益、社会地位、资源控制和信息占有能力等进行真实衡量从而扬弃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民法的一个进步。为此，国家也不得不介入到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之中，从而帮助实现当事人之间公平的交易。因此有学者认为：根据人权的要素，必须对近代异化的契约自由进行限制。而所谓契约自由的限制，不应表面化理解为就是限制契约自由，而应理解为是对那种异化的契约自由的限制，亦即限制优者强者胜者的单方面的契约自由，限制他们支配劣者弱者败者的自由。[15]

总之，现代民法契约自由之限制实对近代民法形式上契约自由、正义注入实质自由、正义的一次超越，"契约法并不是契约本身，它更应关注的是人们通过契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人们通过契约所要得到的权利和权益。"[16]进而言之，现代民法主张契约自由之限制并非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而是在形式上关注人的自由同时强调实质上人的自由。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在契约法领域的真谛在于：形式与实质统一的自由，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自由。

3、过失责任之补正

在近代民法中，依据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私法自治原则，自由平等的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通过民事法律行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果因此发生损害，亦应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即过失责任。过失责任被认为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被认为具有逻辑力量、道德观念、社会价值及人类尊严四个价值，[17]对于淳化道德风尚、确定行为标准、预防损害发生、协调利益冲突从而推动近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8]但是，近代民法的这一原则在19世纪末期便由于意外灾害的大量出现，填补损害的必要性增加，特别是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及近代民法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的动摇，而开始遭受压力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若刻意追求当事人之主观可责性，那么利益的分配肯定要失去平衡，因此，要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体现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无过失责任的出现就不可避免。"[19]从而出现了为弥补过失责任的不足而出现的无过失责任制度。

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以后，既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这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民法之追求实质正义和私法公法化在民事责任制度中的表现。庞德曾从维护社会一般安全义务出发，论证了危险责任和严格责任的合理性。他认为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各国法律，其目的在于使社会化的思想进入法律领域，这个阶段的法律，着重于社会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保护。从"一般安全"的目的出发，应确定"持有危险物或从事危险事业者未能阻止损害的发生所致的损害"的责任。他认为严格责任原理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在现代法哲学上，有高度的妥当性。"无过失责任之基本思想乃是在于对不幸损失之合理分配，即Esser教授特别强调之'分配正义 '。"[20]因此可以说，无过失责任原则是现代民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产物，从表面上看，它与古代结果责任都是不以行为人的过失为负责任的原因，但是二者有质的不同。过失责任原则的确立，是对结果责任原则的扬弃，而无过失责任原则是对过失责任原则的修正，这体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是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运动中，?穹ǖ墓樵鹪�虻玫椒⒄埂⒉拐�屯晟啤?/P>

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规定："除对于因自己行为所生之损害外，即对于其所应负责任之他人之行为或保管之物所生之损害，亦应负赔偿责任。"依立法者原意，系指第1385条及1386条动物持有人责任及建筑物持有人责任而言。依法国民法制定之通说，当事人亦得证明其对动物之监督并无疏懈，或对建筑物建造及维持并无过失而免责。在1897年，为适应社会经济需要，法国最高法院首先开始采取部分学者所提出的理论，认为法国民法第1384条后段所称系一项概括

4. 劳动法是如何体现劳动人民法律的精神实质

劳动法：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第五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鼓励和保护劳动者进行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表彰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第七条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第八条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第九条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劳动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工作。
促进就业
第十条国家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
就业压力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增加就业。国家支持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就业。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服务。
第十二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第十三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第十四条残疾人、少数民族人员、退出现役的军人的就业，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5. 如何理解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形式正义，就着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
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意味著正义的终极状态必须实现,也就是善人(或善行)应该得到善报,恶人(或恶行)必须得到恶报.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无法体现实质正义,就会被视为欠缺正当性.
形式正义又称程序正义、诉讼正义，即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它着眼于形式和手段的正义性；实质正义是只指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法和人的理性，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

6. 现代意义劳动法的内涵

劳动法，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系列与劳动关系具有相关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用以规范与劳动问题相关的社会关系，协调涉及劳动者利益的劳动关系。
1、从劳动法包含的内容来看，则具有多方面体现，例如，企业劳动合同的设定、相关劳动就业政策的规定、劳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的作息和工资规定、劳动合同的执行、关于劳动技术与卫生的一些章程等。
2、其中，劳动法的核心内容为：劳动关系的调整。劳动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以“劳动者”为中心的法律部门，这个法律部门相对独立，是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
3、建立劳动法的目的是调节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迎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相关的劳动制度，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进步。
4、我国劳动法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部法律的颁布施行致力于彰显人文关怀、维护人权。
5、从劳动法的法律性质上看，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在本质上，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劳动者表现出一定的从属地位，具体体现在法律上的从属、经济上的依赖性、劳动关系上的从属三方面。
6、劳资双方存在明显差异性，利益博弈严重不均衡。在这种从属地位的基础上，劳动法以实现两者利益的协调性为目的，借助公法手段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实现劳资间的实质平等，并解决双方之间的争议问题。在劳资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如果出现一定困难，就要有效发挥国家机制或国家法律的作用。因此，就这个层面来说，劳动法属于交换正义的范畴，交换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关系的实质平等，所以，从本质上看，劳动法具有一定的私法属性。
7、然而，从整体上来说，支配劳动法的也是私法原则，但具体到劳动法的适用性，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国家一定强度的公法限制。劳动法私法性的强弱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劳资双方的力量。也正是因为劳动法的这种属性，其才能进一步被分离出来，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法律部门。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鉴于影响劳动法法律性质的因素具有变化性，纯粹将其性质界定为私法或公法都不妥，且难以清晰彰显劳动法的特性。

7. 法律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实质正义是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是法律追求的最终目标；形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基本保障，是实现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法官应当在尽力保持与往昔逻辑一致的形式下，实现法律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即透过形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也即是透过冷冰冰的逻辑之幕。

法官对法律形式和实质的对称性的“智识性渴望”的知性背后，潜藏着的是力保法律对人类情感做出的真切的法律本身及其法律从业者的德性。实质正义固然是法治的最终目标，形式正义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7)实质正义在劳动法上如何体现扩展阅读：

当二者发生冲突之时应该谨慎衡量二者的关系，不要过分的追求所谓的正义而忽视形式正义，适得其反，阻碍法治进程的发展。在法治社会之下，追求实质正义时程序正义显得更为重要，程序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程序保证正义，社会是多变和复杂的，要有规则来维持秩序保障正义，就如一场足球赛，要保证最后的结巧是公正，就必须有明确的规则。

球员需按照既定规则踢球，裁判需按照既定规则裁判，只有这样最后的结果才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公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就如同赛规则在足球赛中的作用，都是用来保障最终公平正义的实现。

程序正义与法治密不可分，程序正义促进保证法治的实现。在法律工作中，无论是立法工作，还是司法和执法工作，都必须强调程序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度就是法治的实现程度。但是要注意到的是注重程序正义不意味着抛弃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也同样重要。

8. 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有什么区别

1、属性的区别

程序正义：英美法系的一种法律传统。

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正义实现的理想状态。

2、含义的区别

程序正义：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实质正义：也就是善人(或善行)应该得到善报,恶人(或恶行)必须得到恶报。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无法体现实质正义,就会被视为欠缺正当性。

3、意义的区别

程序正义：它旨在表达一种最基本的思想：一个人在国家裁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应当至少能够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协商的地位。

即强调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他成为裁判制作过程中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

实质正义：意味着追求结果上的公正与公平，不论过程程序如何，实质正义是正义的归宿。

9. 劳动法主要体现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

当然是形式，理论与现实之间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的！！！

10. 关于劳动合同法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平等者的关系

去年全国人大向全社会公布的《劳动合同法（草案）》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为了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制定本法。这一立法宗旨突出了该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对此，有些人有不同看法，认为这是法律对劳动者的“偏袒”，会造成损害用人单位现象的产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这样规定是否会导致劳动关系双方权利失衡？
林嘉：《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一稿第一条开宗明义，突出了该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单保护”和“双保护”之争，即劳动合同法应当立足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抑或是“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
在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立法宗旨是一个纲领性问题，其不仅关系到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定位、劳动合同法的具体制度设计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劳动合同法作为一个子法与劳动法律体系中其它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问题。因此，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劳动合同立法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应当说，“单保护”与“双保护”之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单保护”说并不意味着只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保护或者排斥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一部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都不可能以牺牲某一类社会主体的合法、正当权益来维护另一类社会主体的特权，法律的制定总是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对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同时每部法律都体现了立法者一定的价值选择。
因此，“单保护”是在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合法利益保护的基础上，对劳动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并不是忽视对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导致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主体的权利失衡。
适度倾斜以追求实质正义
记者：《劳动合同法（草案）》为什么要如此规定，这在法理和法律上有什么依据？
林嘉：之所以在立法中突出对劳动者的保护，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劳动关系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决定了需要国家立法予以矫正的必要性。在劳动关系中，劳动力拥有者———劳动者与劳动力的使用者———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性。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有通过提供劳动来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而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加上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劳动者个体很难与用人单位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因此，劳动者的生存权相对于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在进入劳动关系之后，由于劳动给付的特殊性———劳动给付的人身属性及劳动给付的连续性，即劳动行为与劳动者的人身具有不可分离性，劳动者一旦进入劳动关系就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同时由于劳动给付的连续性与工资支付的非连续性，使得劳动者在人格和经济上都从属于用人单位。
由于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可替代性过大，使得大多数劳动者对用人单位都形成了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因此，除了少数掌握特殊技能而成为稀缺资源的劳动者外，大部分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都处于弱势地位。以追求实质正义的法律应当对劳动者一方进行适度的倾斜保护，但这不意味着对劳动者进行“偏袒”，而是对现实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这种不平等地位的矫正。
（2）劳动合同法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必然具有社会法的属性。传统的合同法律制度是以当事人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自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不平等，在劳动合同谈判过程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并无充分的自由可言，不能自由地选择用人单位，这使得传统的合同法律制度在双方当事人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劳动关系领域遇到了障碍。
劳动合同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合同已经不同于一般民法意义上的合同，其某些因素已不为民事合同所囊括，而是属于具有社会法品格的劳动法律法域，劳动合同法应当是劳动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即在第3章专章规定了劳动合同制度。劳动法的产生即以矫正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不平等为己任，明确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宗旨，作为劳动法的下位法———劳动合同法也应当秉承“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
（3）我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劳动合同法应当突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劳动制度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劳动者从“铁饭碗”转到了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劳动者失去了国家的庇护，另一方面，我国集体协商制度不发达，加上劳动监察不到位，这就导致了现实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造成了劳动关系的不和谐。而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的劳动关系要求矫正个别劳动关系中的权利失衡现象。因此，在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以个别劳动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劳动合同法应当强调对个体劳动者合法利益的保护，使劳动者有力量与用人单位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这样有利于解决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记者：4月24日，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据了解，立法宗旨在二次审议稿的基础上修改为：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对此，您是否认为还有可以继续改进的地方？
林嘉：可以注意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从一审稿中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到二审稿和三审稿的“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加突出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应当明确的是，强调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在于立法宗旨的表述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劳动合同法的具体制度中。
事业单位职工是否应纳入调整范围
记者：一审《劳动合同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二审后的草案修改为：“除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其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依照本法执行。”两次审议的草案都将事业单位的职工纳入到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据悉，三审劳动合同法草案对这一内容修改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以外的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请问，三审草案的规定，其用意是否依然是将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
林嘉：你说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现在争议比较大的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是否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在一审稿中，基本上是沿用了《劳动法》第二条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而二审稿和三审稿则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将事业单位中除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都纳入了《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研、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时代以来一直实行“劳动———人事”相分离的制度，事业单位与其人员之间是人事关系，由人事部门管理，其人员享受干部待遇，具一定的身份特权。企业与其职工之间是劳动关系，由劳动部门管理，其职工只是一般的工人，劳动力的配置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身份因素，统一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资源从行政配置转为市场配置。
2002年7月6日国家人事部发布《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在事业单位全面推行聘用合同制度，以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大体进行了三方面的分流：第一类，比照公务员进行管理的事业单位。主要是一些由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第二类，进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这主要是一些改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科研机构。第三类，正在试行聘用制的以科、教、文、卫系统为代表的事业单位。其中，第一类人事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由《公务员法》调整。第二类人事法律关系已经从行政法律关系转化为劳动法律关系，由劳动法调整。
从事业单位改革的前景以及我国劳动人事一体化趋势来看，第三类聘用合同关系也应当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理由是：
（1）聘用合同关系与个别劳动关系具有同质性。从聘用合同关系的主体、客体及内容来看，聘用合同关系的受聘人与聘用单位之间实质上仍是劳动力的拥有者与劳动力的使用者之间的一种劳动用工关系，受聘人与聘用单位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受聘人实质上从属于聘用单位。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后，事业单位的自主性增强，对于受市场供需及价格影响的劳动力市场来说，受聘人员与一般劳动者一样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而且，从2002年的《意见》可以看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无本质区别。
（2）有利于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的权益保护及纠纷的解决。一般来说，事业单位与其职工发生纠纷按照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处理。劳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按照劳动争议的“一裁二审”制度处理。前述第一类事业单位适用《公务员法》，第二类事业单位适用《劳动法》，第三类事业单位没有专门适用的法律。现实中，这类事业单位职工与聘用单位发生了争议常常出现人事争议仲裁与法院相互推诿现象，使得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因此，为了给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提供救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可见，司法领域在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争议的处理方面已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但是，考虑到事业单位改革正在进行，而且事业单位在经费来源、编制管理、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企业不同，这使得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上也与企业有很大的差别，不作区分地将事业单位一律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在实践中会遇到障碍，特别是公立学校及其教师。在德国、法国等大陆法律国家将公立学校视为公务法人，将学校的教师视为公务员。
基于我国教育事业主要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改进的情况下，为了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教师这个职业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之前应当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此外，原来的一些规定在未做出调整以前应当优先适用。
记者：对于目前劳动合同法草案关于该法调整范围的规定，您是否认为还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
林嘉：关于草案中对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的规定，仍然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如对用人单位的穷尽列举会导致不能适用于新出现的用人单位的情形；对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概念应当明晰化，对不属于劳动者范围的高管人员应当作出排除规定；对事业单位人员适用劳动合同法应作出特别的规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