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民事诉讼法

① 日本民事诉讼法结案时间

在两个月左右。
如果被告下落不明，要通过公告的形式送达起诉及法院文书，公告期间是60天，从公告之日起开始计算，这个时间是不计入审限的，等判决下来还要公告送达判决书，也是从公告之日起计算60天，同时要留出15天的上诉期间。不算其他情况，这类案件的审限至少要10个月。
如果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那么从其提出管辖权异议到二审法院就管辖权作出终审裁定前的期间也是不计算审限的，从一审提出到二审作出终审裁定最多在两个月左右，所以涉及到管辖权异议的案件，审限至少要8个月。

② 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概述
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实行严格的"一案不二讼"制度，对同一案件不得再次起诉。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诉权消耗理论"，所谓诉权消耗，是指一个诉权或一个请求权的行使，都有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在起作用，诉权行使发挥作用的内在动力来自于诉讼系属的消耗，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拥有一次诉讼系属，任何诉权一旦经过一个完整的讼争(诉讼或仲裁)过程而行使完毕，不论结果如何，其对应的诉讼系属就消耗殆尽，因此一个请求权的第二次诉讼会因其诉讼系属的缺失而无法成立。同时，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罗马法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判决作出后，除发生执行的效力外，还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当事人双方对已经正判决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诉。诉讼系属是德日民事诉讼法中的概念，通俗地说，是指诉讼存在于法院的一种事实状态。实际是指案件被提起后，正处于法院审理过程中这样一种事实状态，它反应了诉讼从提起到最后裁判的一个过程。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原则发展成了两个规则："既决案件"规则和"禁止重诉"规则。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如同一争议系属于两个同级法院，如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放弃管辖权，由另一法院管辖本案;当事人无此请求的，后受理的法院得依职权为之"，第480条规定："在其主文中对本诉讼之全部或一部作出裁判的判决，或者对程序上抗辩不受理或其它任何附带事件作出裁判的判决，一经宣告，即相对于所裁判的争议具有既判力。"可见，法国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的规定是从诉讼系属和既判力角度构建的，当案件未审结时，其它法院不得受理该案，审结后，案件禁止再次审理。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也就既决案件规则与禁止重诉规则作了法律上的规定。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42条明确规定："对于正在法院系属中的案件，当事人不得重复提起诉讼"。在日本，禁止重复起诉有两种情况，一是狭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指当在内容上完全等同于前诉的后诉被提起后，后诉应该被视为不适法之诉，进而遭到法院的驳回;二是广义的禁止重复起诉，指当两个诉讼的主要争点具有共同性时，后诉法院将会适用"禁止另行起诉并进行强制合并"的规定。

2、适用客体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笔者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对此，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首先就诉的主体来判断。诉的主体不同，一“诉”与他“诉”也就不同。但是，在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情形中，比如诉讼中，当事人将其债权或债务移转给第三人，当事人死亡或消灭等而使其实体权利义务移转给特定的第三人，而由第三人代替原当事人成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并不构成诉的变更。
其次，若当事人相同，则须根据诉讼标的来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通常所说的诉讼标的之识别，是在诉的主体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识别诉讼标的，在通常情况下仅需依据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可。但是，单就诉讼标的或者诉讼请求而言，有时仍然难以对一诉与两诉作出准确的区分和判断，在特定情况下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而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
实务界有人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体为同一事实和理由(指诉讼理由)、同一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比较简便实用。根据诉的要素理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当事人、诉讼标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构成。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具体事项，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基于某一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形成。诉讼理由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从哲学上讲，“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貌”。正是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虽然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案件事实”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即使法院通过审理程序，也不可能将其完美无缺地“复制”成“客观事实”—而只能是“客观真实”。但是，由于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作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也易于掌握;诉讼理由虽然带有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这一色彩，但它毕竟是通过当事人在诉讼材料中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此外，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能够使其提出的诉加以特定化。因此，从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其相应的诉讼理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比较容易区分一“事”与他“事”，作出一“诉”与他“诉”的判断，为准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奠定基础。
3、适用时间
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一事再行起诉，法院自然谈不上适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法院就一事已经作出裁判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旧事重提”，一事再诉，或者当事人已经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此时当事人又行起诉，那么法院就应适用该原则。就此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间效力包括当事人就一事起诉以后，起诉以后诉讼被(判决或裁定)驳回这两个阶段。
4、适用的后果
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后果是对当事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归于无效。如果法院受理该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若为判决，该判决应归于无效。
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如果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并没有宣告该判决无效的制度。
三、一事不再理原则司法适用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将一事不再理确立为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基本原则的地位一经确立，也就意味着该原则在司法过程中成为司法者必须要考虑并予以适用的法律规范，而不能回避或者忽略它。
第二，立法中应当明确适用一事不再理规则的标准。原则的确立只是为其适用打下了地基，一项原则最终达到符合司法适用要求的标准，还应当有具体规则的配合。所以，在立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确立具体的标准十分必要。
第三，规定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配套制度。一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作是靠相关配套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完成的。那么，应当有什么样的配套规定呢?笔者认为要有两点：一是规定法官的释明权;二是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地位。

③ 新民事诉讼法的介绍

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法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通过施行，分别于2007，2012年进行两次修正。同时，《民诉解释》也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本次修正结合了实践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解决了诉讼中的现实困难。 具体而言，有以下十大亮点：

亮点一：关于管辖

1、管辖方面修改了协议管辖规定，增加了“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明确了将协议管辖的范围由合同纠纷扩展至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把因履行合同竞合产生的侵权纠纷也收纳进来。

2、增加了默示管辖规定。该制度需三个基本条件：当事人未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当事人应诉答辩，应诉管辖不得违反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

3、修改了上下级法院移交管辖制度。按2007年民诉法规定，上级法院既可审理下级法院管辖的案件，也可将其管辖的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这种规定极易导致地方保护风险的增加。此次修改，增加了“确有必要”和“其上级法院的批准”的条件。

亮点二：关于公益诉讼

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民诉解释》就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管辖法院、告知程序、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关系以及公益可以和解、调解等具体操作程序予以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依据目前法律规定，我们认为，目前民诉法中可以公益诉讼的主体即“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和“消费者协会”。

亮点三：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

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民诉解释》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应提交的证据材料、审理程序、不予受理的情形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一是提起的期限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这六个月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一样，都是不变期间，不适用延长、中止、中断的规定。二是管辖法院，第三人应当向作出该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亮点四：关于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

证据部分增加了证据时限制度。此前，《证据规定》等对于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一律发生失权效果的规定，过于严苛。此次修改，关于举证期限：应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确定，可由当事人协商经法院准许，法院确定一审普通程序不少于十五日（此前的规定是三十日），二审不少于十日，期满后的反驳证据等法院可酌情确定期限。关于逾期举证救济：一是只要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原则上法院都应准许，但要审查是否“确有困难”情形；二是为逾期提供证据的当事人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说明理由等；三是分层次设置了逾期举证的后果，据情节的不同适用训诫、罚款直至证据失权（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三种不同的后果。

亮点五：关于证人证言

关于证人，新民诉对“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采用并补充了《证据规定》的部分内容。如：证人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不仅限于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这是在范围上进行了扩展，更符合实际。同时，在《民诉解释》中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此前规定为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增加了法院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拒绝签署保证书的，不得作证等内容。

亮点六：关于专家辅助人

“专家辅助人”，在诉讼中的功能是：协助当事人就有关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或者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回答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就鉴定意见或有关专门性问题的询问、与对方当事人申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对质。新民诉提出的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并存的“双层”专家证据制度，既能维持鉴定人中立立场，又能对鉴定人的行为和作用形成有效制约，防止鉴定人过度介入诉讼，有利于法官作出更客观的判断。

亮点七：关于小额诉讼

增加小额诉讼制度。小额诉讼程序，简言之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其是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三者并列的独立诉讼程序。《民诉解释》就小额诉讼规定的更加详细，如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适用该程序审理的范围、纠纷类型（大前提是金钱给付的案件）以及不适用的范围、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障效率，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亮点八：关于司法确认

增加调解协议确认制度，该制度是指对于涉及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经具有调节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后，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的一种新的案件类型。新民诉规定：提出时间系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主体系双方当事人共同提出，管辖法院系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法院。

亮点九：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

增加担保物权实现制度。申请人系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以及抵押人、出质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所有权人等；管辖法院系“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法院”等。另外，担保物权实现案件的具体程序：提出申请，同时提交《民诉解释》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材料，法院受理后依据《民诉解释》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内容进行审查，并依据《民诉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裁定生效后，申请人即可申请强制执行。

亮点十：关于检察建议

增加检查建议制度。目前，进入再审有三个渠道：一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二是当事人申请再审；三是抗诉再审。就新民诉审判监督程序规定看，“法院纠错先行，检察院抗诉断后”以及“在穷尽审判监督救济渠道之后，再启动检查监督机制”是得到了立法机关的认可。在检察机关作出提出或者不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诉。此时，当事人也不得向人民法院再次申请再审或申诉。也就是说，所有程序终结。实际上，我国的有限再审制度是通过法院处理一次、检察院处理一次所达到的。

④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吗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各个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 有所区别：
（一）美国的积极和解
在美国，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以和解解决，真正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长期以来并非法官积极介入的结果，而是当事人的律师之间协商的产物。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制定之时，美国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极”仲裁人的形象。为了克服发现程序的滥用等导致的诉讼延迟、费用过高等弊端，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第5项规定：“审理前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审理前会议或者通过电话达成协议，以便使争议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1]这条的修改使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美国由司法消极主义向司法积极主义的转化。法官不仅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机会或者对话渠道，更有可能成为调解人主动进行调解。实务中很多法官也认为在审前会议中由法官主导，积极促进和解才是对付案件数量增加和诉讼迟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国的申请“合意判决”
英国的诉讼和解与美国有许多相通之处。英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具备强制执行力。要获得此种效力，必须申请“合意判决”。申请“合意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录在法院的裁决上，这种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制作“Tomlin”裁定。[2]英美两国诉讼上和解性质为私法行为，故和解协议如有瑕疵，可援用无效或可撤销予以救济。
（三）德国的劝告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是德国一项重要诉讼制度。1877年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起诉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为强制和解。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到何程度，法院应该注意使诉讼或者各个争点得到和解解决。在诉讼中劝告和解成为德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职责。法官劝试和解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属“调审合一”模式。在德国，法官的和解劝告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于双方当事人对席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征。从法院在诉讼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国的诉讼和解可谓是“法官主导型”。
（四）法国的劝试和解
法国的立法非常重视诉讼和解。1935年法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首次将法官劝试和解规定其中。现行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当事人劝试和解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导下和解；法官在认为有利的时间与地点均得试行和解等。总之，法国诉讼和解的理念与德国基本一致。但是法国的法官对诉讼和解则采取消极态度。
（五）日本的尝试和解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尝试和解”。法官为实现和解积极地进行周旋工作。日本诉讼和解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诉讼程序判决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审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审之诉要求撤销。
从上述各国关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来看，诉讼和解的发展经历了由消极的法官介入到积极的法官介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诉讼和解制度的一大亮点。尤其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也在不断调整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这说明了在两大法系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都认识到了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或绝对的职权主义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配置他们之间的权利。

⑤ 小额诉讼有没有当事人的救济

小额诉讼救济机制比较研究
——兼评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制的规定
关键词: 小额诉讼，救济机制，裁判异议，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规定了一审终审制，比较世界各国有关小额诉讼的立法规定，这一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在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设置中，基于权利救济的需要，以及不同的救济思想与立法目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设置了诸如“动议”、“特殊上诉”、“裁判异议”等多种救济方式。这些不尽相同的救济方式，不仅类型各异，而且从救济机制的角度上看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机制的设置，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环节以及方便当事人诉讼等角度考虑，应当采用类似于“裁判异议”的立法规定形式与救济方式。
在民事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以及司法审判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现实背景条件下，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也不例外。不过，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便、快捷、高效的纠纷解决程序，然而，相对于普通诉讼程序而言，小额诉讼程序又是一种廉价的、低成本的以及程序保障不甚完备的程序制度。换言之，这种通过限制、削减当事人一部分程序保障权利的方式，来提升诉讼效率以及降低司法成本的程序制度，是具有内在缺陷的。
鉴于小额诉讼程序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缺陷，从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关小额诉讼立法规定的情况来看，不仅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采用绝对的一审终审制，而且在充分发挥其便利、迅速、高效优势的同时，根据小额诉讼的基本特征设置必要的救济机制，可以说是这种程序制度设置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我国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小额诉讼却作了一审终审的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优势的同时，充分注意对其程序内在缺陷的补救，也是立法应当给予充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在对域外一些国家、地区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机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一审终审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及其救济方式与机制的立法设置提出思考与建议。
一、小额诉讼的救济方式
所谓小额诉讼的救济方式，指的是针对小额诉讼中程序违法与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的诉讼救济形式。一般而言，小额诉讼由于涉及的金额不大，纠纷的法律关系相对简单，因而裁判错误的几率较小。但是，由于小额纠纷涉及面广，以及小额诉讼过程中裁判者同样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出现程序违法以及适用法律错误的现象与情况不仅不可避免，事实上也是客观存在的。“有错误就应当有救济”作为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规则，也是各国家和地区在民事程序立法中无不遵循的一项公理性的基本准则。为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小额诉讼设置了以下一些相应的救济方式：
（一）动议
动议是英美法系国家小额诉讼程序立法规定的一种诉讼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不仅在类型上是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立法规定，在性质上也是法律赋予小额诉讼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的一种权利。
《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第八章“判决后的诉讼程序”中的Ⅱ.[§8.2]“向小额索赔法院提交的撤销原判决之动议”规定：“对于原告来说，小额索赔判决是终局性的，只有一种例外，即在原告未能出庭，而判决又对原告不利时，原告可以提出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没有出庭的被告，在其上诉前，须在原作出判决的小额索赔法院，提交一项取消缺席判决的动议；动议费是20美元。” A.[§8.3]“动议提交时间”规定：“原告没有出庭，判决对其又不利的，原告可在书记员用一类邮件寄送判决登录通知书之后30天以内提交撤销判决的动议”；“如果被告没有出庭，那么被告可以在书记员用一类邮件寄送判决登录通知书之后30天以内提交撤销原判决的动议”；“为了保护因未送达而未能出庭之被告人的利益，该被告人可以在其‘发现或应该发现’判决对其不利之后180天之内提交撤销判决的动议。”{1}4.[§ 8.8]“准予或否决动议的程序”规定：“依据《民事诉讼法》§116.720的规定，在出示良好缘由时，法院可准予原告撤销原判的动议；并且如果所有当事人在场且取得他们的同意时，法院可直接审理该案件而不需要重新安排日程表。假如被告不在场，法官必须在其在场时审理该动议。如果原告的动议被通过，而原告不在场，则法官和书记员必须重新安排这个问题，并且依据《民事诉讼法》§ 116. 330的规定，发布通知。同样，假如被告动议通过，而被告又不在场时，必须依据《民事诉讼法》§116. 330的规定，发布通知并重新安排。”{1}224-225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7章“小额索赔审理制”第27.11条“撤销判决和重新举行审理程序”的第1款规定：“存在如下情形的一方当事人：（a）在对诉讼举行审理程序时既未出庭亦没有诉讼代理人的；（b）未根据本规则第27.9条第1款向法院送达通知书的，可根据本章之规定，申请法院作出撤销判决或者对诉讼重新举行审理程序之命令”。第2款规定：“根据本条规定申请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命令的当事人，须在判决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4日内提出申请”。第3款规定：“申请人惟有符合如下条件，法院方得认可当事人的申请：（a）在审理程序时不出庭或无诉讼代理人代理有充分理由的，或者未根据第27.9条第1款向法院送达通知书有充分理由的；（b）在举行审理程序时有合理胜诉机会的”。第4款规定：“如撤销判决的，则：（a）法院须确定对该诉讼举行重新审理程序的日期；（b）可在对撤销判决申请的审理之后立即重新举行审理程序，且可以由撤销有关判决的法官主持审理。”{2}
（二）特殊上诉
所谓特殊上诉，指的是当事人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存在错误的小额诉讼裁判，有权申请与要求另行审理的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虽然就基本特征而言，是授权当事人通过提起另行审理的方式来改变错误裁判的救济方式，然而由于这种救济方式无论在规定的内容、提起的形式以及条件要求上，与普通程序中的上诉都有所不同，因而学理上把这类仅仅局限于小额诉讼的救济方式，称之为特殊类型的上诉。这种上诉从有关国家与地区的规定来看，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1．美国加州有关小额诉讼上诉的规定
《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第九章在“上诉的性质”中规定：“针对小额诉讼案件提起的上诉，将由不同于之前审理该案的法官进行审理。除了双方当事人可由其律师代理外，审理活动并不正式，不允许进行《民事诉讼法》§ 2019. 010规定的审前查明（discovery）程序，诉讼方无权拥有陪审团审判，无需做出预先裁决（tentative decision）或裁决说明。法院就上诉做出的判决是终局性的，不得再上诉。”{1}223
“Ⅲ．谁可以上诉”有关“A．原告”的“1.[§9.3]一般规则”规定：“小诉讼案件的判决对原告具有终局性，原告无权就不利判决提出上诉。然而，原告可就被告的不利判决提出上诉。上诉需要重新审理案件。假如原告未能出庭而判决对原告不利。原告可提出撤销原判决的动议。原告不能就拒绝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提出上诉。”{1}223
“3.[§ 9.5]被告就判决提起的上诉”规定：“如果被告向原告提出请求（关联诉讼）以获得小额索赔法院的积极补救，则该请求就构成一个独立且同时进行的诉讼，其中被告是原告，原来的原告则成为被告。原来的原告有权上诉，其依据就是基于被告的请求而做出对原告不利的判决，原告可上诉至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 {1}224
“ B．被告1.[§ 9.6]一般规则”规定：“被告可就小额索赔法院对原告请求作出的判决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根据司法理事会（Judi-cial Council）制定的规则，该上诉由高等法院受理。如果判决赔偿金超过2500美元，而且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认定其保险单涵盖了被告应交付的损害赔偿金，保险公司可就小额索赔法院对原告请求所做的判决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234
“2.[§9.7]被告就判决提起的上诉”规定：“在小额诉讼中，被告基于积极的补救（affirmativerelief）而起诉原告的，被告无权对不利判决提出上诉。然而，如果被告对原告的主张提出上诉，各方的主张都必需重新审理，包括在小额索赔法院受理的被告的主张。”{1}235
“ V．上诉程序”的“A.[§9.9]上诉通知书”规定：“不服小额诉讼判决而提起的上诉，可在小额索赔法院的书记员送达或邮寄判决书之后的30天内，向书记员提交上诉通知书。因此，当判决通知书是在法院审判后直接给双方当事人而不是邮寄给当事人时，提交上诉通知书的时间就开始计算。虽然提交上诉的新的期限又会在送达修改的判决书后重新开始，但是上诉时间并不会因为申请纠正错误而延长。假如上述通知书是过了30天的期限后才提交的，它将无效。律师可帮助诉讼人提交上诉通知书。” {1}236
2.《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有关小额索赔诉讼上诉的规定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7章“小额索赔审理制”第27.12条，在“基于本规则第27章的上诉权”的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当事人方可对根据本章作出的命令提起上诉：（a）存在影响诉讼程序的严重违法；（b）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第2款规定：“就上诉而言，法院可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命令”。第3款规定：“法院可无需经审理程序，而迳行驳回上诉”。第4款规定：“本规则不限制基于任何法律而产生的有关上诉权利”。第27.13条“提起上诉的程序”的第1款规定：“拟上诉的一方当事人，须在有关命令的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4日内，提交上诉通知书”。第2款规定：“上述通知书：（a）须向作出命令的法院提交；（b）须列明上诉理由，即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或所适用法律不当。”{2}139
3．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上诉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36条之24，在“小额程序裁判之上诉”中规定：“（1）对于小额程序之第一审裁判，得上诉或抗告于管辖之地方法院，其审判以合议行之。（2）对于前项第一审裁判之上诉或抗告，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第436条之25，在“上诉之程式”中规定：“上诉状内应记载上诉理由，标明下列各款事项：1．原判决所违背之法令及其具体内容；2．依诉讼资料可认为原判决有违背法令之具体事实。”第436条之26在“误用程序之处置”中规定：“（1）应适用通常诉讼程序或简易诉讼程序事件，而第一审法院行小额程序者，第二审法院得废弃原判决，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但第436条第8款第4项之事件，当事人已表示无异议或知其违背或可得而知其违背，并无异议而为本案辩论者，不在此限。（2）前项情形，应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如两造同意由第二审法院继续适用小额程序者，应自为裁判。（3）第一项之判决，得不经言词辩论为之。”{3}
（三）裁判异议
裁判异议是日本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规定。它是指小额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对于裁判不服，可以采用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来获得救济的方式。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78条规定：“第1款：对于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从受到判决书或本法第254条第2款（包括准用于第374条第2款的情况）的笔录送达之日起在两周不变期日之内，可以向作出该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但是，不妨碍在该期间前申请异议的效力。第2款：本法第358条至第360条的规定，准用于本条前款的异议”。第379条规定：“第1款：异议合法时，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下，依照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及裁判。第2款：本法第362条、第363条、第369条、第372条第2款以及第375条的规定，准用本条前款的审理及裁判”。
按照上述规定，在日本的小额诉讼中，当事人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两周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裁判异议的申请，如果法院审查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合法，则诉讼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之前的状态，并依照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二、不同救济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救济机制的特点
上述规定，虽然性质上都是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规定，但是从救济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救济机制的角度上看，是存在差异的。
（一）不同救济方式的基本特征
1.动议的基本特征
动议作为美国、英国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从其规定来看具有以下几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1）适用对象上，动议仅限于小额诉讼中没有出庭，也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被告。换言之，这种救济方式适用的对象，以及可以提起动议的主体，并不是小额诉讼中的任何原告或者被告，仅仅是小额诉讼中没有出庭且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或者被告。非缺席审判或者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被告不能成为提起动议的主体，也不能提起撤销原判决的动议。
（2）适用条件上，有权提起动议的主体，不仅是未能出庭或者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或者被告，而且，就有权提起动议的原告而言，还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未出庭具有合理以及充分的理由；第二，判决对其不利或者其具有胜诉的可能性。换言之，有权提起动议的原告，不仅必须具有能让法官充分信服的理由，而且是不利裁判的承受者，具有诉之利益以及具有胜诉的可能性。原告仅仅是因故未出庭而没有合理与充分的理由，或者并非判决对其不利以及其不具备胜诉的可能，提起的动议也不会被法院采纳。
（3）适用期限上，原告与被告提交撤销原判决的动议必须在法定的期限以内，超过法定期限提交的动议则不被法院接受。
（4）审理程式上，在当事人都在场，且取得所有当事人同意的条件下，法院可以直接重新审理动议撤销原判决的案件，而无须另行安排审理日期与审理日程；如果原告或者被告不在场，法官必须发布通知，另行安排审理期日与审理日程。
（5）管辖法院上，动议及其对于诉讼的重新审理，均由原审法院管辖。
2．特殊上诉的基本特征
特殊上诉作为美国加州、英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规定，虽然都称之为特殊上诉，但是不同特殊上诉的基本特征也有所不同：
（1）适用对象上，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特殊上诉的主体原则上仅限于被告，即仅被告可以就法院对原告小额索赔请求作出的裁判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上诉。一般而言，原告无权就不利判决提出上诉，也无权就法院拒绝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提出上诉。换言之，对于原告而言，原则上禁止上诉。只有在被告向原告提出反诉，反诉与本诉具有关联性，且法院基于被告的反诉而作出对原告不利判决的条件下，原告才可以上诉。同时，作为诉讼中第三人的保险公司，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上诉。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于特殊上诉的适用主体，却没有严格限制。换言之，在英国小额索赔诉讼与我国台湾地区小额诉讼中，原告与被告都享有上诉权。
（2）适用条件上，《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都作了严格限制，即有关小额诉讼的特殊上诉在适用条件上，都必须以原审严重违反程序或者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必要条件。换言之，非违背法定程序规定或者裁判适用法律错误，诸如事实认定等问题，不得提起上诉。
（3）适用期限上，对于特殊上诉无论是《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都作了严格限定，即有关小额诉讼的特殊上诉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出，否则当事人将丧失上诉权。
（4）适用程序上，美国加州对于特殊上诉的审理，除双方当事人应当由其律师代理外，在审理程序上基本援用非正式审理的模式，即不进行证据开示、不采用陪审团的审理方式、法官无需作出预先裁决以及进行裁决说明。同时，上诉法院就上诉作出的判决是终局判决，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则规定，特殊上诉应当按照与小额诉讼程序不同的通常程序，即正式审理的程序进行审理。
（5）案件管辖上，《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特殊上诉的管辖法院，为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殊上诉的管辖法院为地方法院。即在有关特殊上诉的管辖上，前者提高了管辖的审级，特殊上诉由原审的上级法院管辖与审理，后者却没有提高案件管辖的审级，特殊上诉仍然是由与小额诉讼处于同一审级的地方法院管辖与审理。
3．裁判异议的基本特征
裁判异议作为日本《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从其规定上看，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适用对象上，日本《民事诉讼法》对于小额诉讼提出主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样，没有进行严格限制。换言之，按照日本《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日本的小额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有权提出裁判异议。
（2）适用条件上，按照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判异议也必须以原审违反法律规定为必要条件，否则不能提起裁判异议。这里的违反法律规定，也限定在原审程序违法与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两个方面。
（3）适用期限上，小额诉讼裁判异议的提出期限，限定在当事人接到判决送达之日或者笔录送达之日起两周不变期日以内。超过这个不变期限，提出的裁判异议将不被法院接受。
（4）适用程序上，对于异议合法的案件，将诉讼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状态，采用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5）案件管辖上，裁判异议案件的管辖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样，没有提高审级，仍然由原审法院管辖与审理。
（二）不同救济机制的特点
由上述不同的救济方式之基本特征可见，虽然都是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但是不同的救济方式所体现出的救济机制却有所不同。
1．动议救济机制的特点
动议作为针对特定对象，且必须具备特定条件，以及限定在原审级以内，采用相同审理程序为基本特征的救济方式，其救济机制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这是小额诉讼救济中限定在原审法院以内，以重新审理为基本特征的一种诉讼救济。
2．特殊上诉救济机制的特点
从《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有关特殊上诉基本特征规定的角度上看，由于这种救济在适用条件上，以小额诉讼严重违反程序或者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必要条件，且上诉案件由高等法院管辖与审理，因而其救济机制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这是一种从审判权力制约视角，即审级权力监督角度设置的一种诉讼救济。
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特殊上诉，作为局限在原审级内，即仍然由同一审级的地方法院管辖的一种救济方式，由于其不仅适用条件与通常上诉的启动条件、审判组织形式相同，而且采用的是与小额诉讼程序不同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而，实质上这也是从审判权力制约的视角，以及根据审判监督理论设置的一种具有审判监督性质的救济，只不过这种救济或者纠错机制在管辖与审判级别的设置上与一般上诉有所不同，即不是由上级法院进行监督与救济，而是限定在原审级以内，通过采用较小额诉讼更为完备的普通审理程序，以及更为慎重的合议审判组织形式重新进行审理的一种救济。
3．裁判异议救济机制的特点
裁判异议作为日本《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虽然称谓上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殊上诉不同，然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以说几乎完全相同，因而从救济机制基本特征的角度上看，它实质上也是将诉讼救济限定在原审级以内，采用对于当事人保护更为周全的审理程序，以及较独任制更为慎重的合议制审判组织形式，且以重新审理为基本特征的一种诉讼救济。
由上述小额诉讼救济机制各自的基本特征上看，虽然各国家和地区有关小额诉讼救济规定的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就这些救济方式所体现出的救济机制而言，无非三种类型：第一，在原审级以内，采用同样的审理程序，即小额诉讼程序以及独任制的审判组织形式，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诉讼救济机制；第二，在原来的审级之上，由更高级法院从审判权力制约以及审判监督角度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救济机制；第三，在原审级以内，采用较小额诉讼更为完备的普通程序，以及更为慎重的合议制审判组织形式，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救济机制。
三、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的问题及其救济机制的立法完善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修改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举措，就增设这一制度而言，应当说几乎没有争议，然而对于是否应当就小额诉讼的救济作出必要规定，却存在较大争议。2012年8月31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有关小额诉讼的规定中，采用了否定设置程序救济的观点，即对小额诉讼作了一审终审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这种立法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因为“理想的小额程序应该是在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价值目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兼顾判决结果的准确与公正。”{4}换言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程序立法的角度上看，这种完全不考虑以及设置救济机制的立法思想与制度设置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其基本理由如下：
第一，从诉讼程序基本特征的角度上看，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较为简要，在追求诉讼效率以及降低诉讼成本思想的主导下，相对于普通诉讼程序而言，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不够周全和存在先天缺陷的。
第二，从司法裁判的角度上看，任何类型诉讼的裁判在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都无法避免裁判错误的情况。换言之，从客观上看小额诉讼裁判产生错误的情况是无法避免也是客观存在的。有错误就必须有救济是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注意的。
第三，从设置小额诉讼的基本目的及其价值追求的角度上看，虽然我国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初衷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以及提高诉讼效率，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案件数量过大与司法审判资源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但是立法设置在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优势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就诉讼效益、诉讼成本与裁判公正三种价值而言，裁判公正始终是民事诉讼最为核心的价值。换言之，鉴于裁判公正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我国在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中，不能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就忽视裁判公正，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追求方式是不正确的。如果在立法规定上对于裁判错误的案件不能提供必要的救济，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的追求不仅失去了合理的基础，而且在忽视裁判公正的条件下，越是强调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诉讼将越是背离立法的初衷及其根本的价值追求，从而致使小额诉讼的立法步入误区。
第四，从程序设置技术性的角度上看，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对小额诉讼程序都设置了相应的救济方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证裁判公正，以及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救济机会，从纠纷解决的技术性角度上看，还具有利用这种救济方式来化解当事人不满，以及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司法裁判信赖度的立法目的。如果对于小额诉讼不设置必要的救济机制，在目前我国司法裁判权威不高以及人民群众对于司法裁判承认度、认可度还有待提高的现实条件下，不仅难免在较大程度上削减或者降低人们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预期与期盼，而且从诉讼实践的角度上看，也会在较大程度上抑制当事人选择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意愿与欲望。
第五，从域外有关小额诉讼的立法规定来看，笔者认为，各国家和地区立法之所以都在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中规定必要的救济方式，不仅是因为这种立法设置模式已为各国家和地区立法所普遍认可，作为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的一种倾向与趋势，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普适性与规则性，而且作为先于我国小额诉讼程序设置的一种立法经验，是我国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立法应当参考、借鉴乃至于遵循的。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以为，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中，设置与这种程序制度功能相适应的诉讼救济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说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中，设置与其程序功能相适应的救济方式的观点还有一定道理的话，

⑥ 民事诉讼要件与民事起诉条件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1、定义不同

起诉是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对特定案件进行审判的行为。刑事案件的起诉，在于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在于请求法院通过审判追究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责任。起诉必须是宵起诉权的公民或法人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

诉讼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解决讼争的活动。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发生经济纠纷提起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解决纷争。

在中国，刑事案件的起诉，主要是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只有对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嵩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才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可以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可以是人民检察院和受侵害的法人单位。

2、过程不同

起诉是整个法院审判案件的开始，诉讼是整个法院审判案件的全过程，起诉、审查、开庭、判决，结案的整个过程。

诉讼的功能不仅限于对过去发生之历史事实的发现，而更要通过诉讼的过程建立起过错与责任、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联系,从而向公民传递一种应当如何行为的信息，追究责任。

3、原因不同

起诉是民事诉讼中纠纷产生了，开始起诉对方，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触犯犯刑法，公安局逮捕立案后，检察院根据情况向法院起诉，行政案件中，因为我们对裁决对复议的不满，开启行政诉讼后，开始起诉。

诉讼是一种法律行动，分为民事和刑事两类，前者原诉人是受害者当事人，因为有未可解决的争议，所以诉诸法律。后者涉及刑事犯罪，由政府当局控告疑犯。

⑦ 民事诉讼庭审过程中提出回避如何处理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第四十五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回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答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上述材料中被告没有权利去申请回避的，因为根本不知道或者不能证明法官与原告是否有何种关系。

其次如果有权利申请，被告要求书面回复，是否书面回复还是口头回复应该由人民法院决定根据民诉的第48条规定

⑧ 新民事诉讼法的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关于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经典教科书，此次出版的是该书的最新版。作者新堂幸司是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新堂说被认为是对日本战后民事诉讼理论体系提出全面修正的学说。本书是全面展现新堂民事诉讼理论的集大成之著作，作者在系统阐述自己理论的同理，也应时地概括并评析日本最新的法制改正、学说及判例动向。原著从初版至今已历经七版，至今仍然是东京大学法学部、法学研究科以及法科大学院的基本教科书。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基于保护实体法私权之观念，往往容易产生过于保护原告而忽视被告利益之问题。而在新堂理论中，所谓的公平保障，主要是指确保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也即民事诉讼是以双方当事人以对立的形式参与其中，并对等地展开攻击防御，法院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之过程。

⑨ 督促程序的立法问题

为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法院审判效率，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完善以简便、快捷为特色的督促程序，符合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督促程序是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特定案件所设置的程序，符合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程序的要求，契合简化诉讼程序，迅速审理案件，以保障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司法改革潮流，故在中国，督促程序应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督促程序的规定尚不完善（尽管正在逐步完善之中），造成司法实践中不便于适用，影响了影响了督促程序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应结合司法实践，探索督促程序立法的完善，以发挥督促程序的独特作用。
应明确确立法院的有限审查制度
督促程序不需开庭审理，只需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和书面证据材料，也即仅仅是一种书面审理活动。因此，人民法院的审查在督促程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一章中，仅有的四条规定极为原则，有关人民法院的审查仅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中有所规定，但法院的审查是否就局限于此，还是应当包括更多方面的审查？各地人民法院对此的认识和理解难免有出入，特别是对债权人之申请与债务人之异议能否进行审查、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认识不一致，故导致适用中发出支付令的范围与终结督促程序的条件也不一致。鉴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不同，应结合督促程序的特点，确立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制度，即明确支付令发出前人民法院应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所提出异议的有限审查权，以提高支付令的正确率和生效率。为何要确立法院的有限审查制度，人们应当从督促程序的法理精神和内在规定性上来理解，应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深层次的意义来理解。首先，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每一程序步骤的实施都离不开法院的审查活动；其次，仅进行书面审理的督促程序，法院的审查应该既有形式的审查，也有实质的审查。法院不能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进行任何审查，这种看法与做法是绝对和片面的。确立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作法。
法院的审查是必要的，那么法院的审查应该是什么样的审查？按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对支付令申请处理分为受理前与受理后两个阶段，人民法院对这两个阶段均应进行审查。从外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一般都不要求对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但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88条及随后条款所规定的不通过法庭审查而能够得到被执行的判决的即决程序（即督促程序）规定，法院须审查该申请是否符合即决程序的条件，而且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审查实质问题：权利要求必须非常清楚，以区别于其他权利要求，债务存在可能性大，它不应当是显然没有理由的。中国基层人民法院对债权人的申请，受理前的审查是形式审查，受理后的审查是有限的实质性审查。前者主要审查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书是否明确，申请人有无当事人资格或诉讼行为能力，有无证据，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是否属于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请求，债权人是否负有对待给付义务、支付令能否送达债务人等。后者主要审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请求是否合法。
人民法院应否对债务人提出的支付令异议进行审查，以及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审查，理论上、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在实践中，有个别法院或一些审判人员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1条规定的以缺乏清偿能力为内容的债务人异议不影响支付令效力外，对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均不予审查，而应一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有些法院则就债务人的异议进行是否依法提出的审查。而司法实践中，鉴于存在较多债务人滥用异议权，导致督促程序终结，债权人无法通过督促程序迅速获得执行依据的现象，审判人员强烈要求赋予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实质审查权，以遏制异议滥用的现象。如果人民法院一收到书面异议就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未免太机械，易使督促程序失去应有的意义；而不进行审查，也无法确定是否“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对清偿能力、清偿期限、清偿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因此，规定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加以审查，与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并不矛盾。但这种审查不应是全面的实质性审查，而是有限的审查，审查内容主要是债务人的异议是否为合法异议，是否针对债务本身提出。此外，为遏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现象，还应审查债务人的异议是否附具理由，但不应审查理由是否成立，否则，与督促程序的特点不符。
督促程序 尽管中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的要件进行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等的理解不同，使支付令的受理范围较为混乱，各地把握的可申请支付令的案件范围宽窄不一，有些法院仅受理要求给付因借贷产生的债权请求，甚至仅仅受理因公民之间的民间债务关系而要求给付的支付令申请；有些法院受理“债”的分类范围下的借贷、买卖、加工承揽等关系中有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请求的支付令申请，有些法院则不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只要已转为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请求，其他条件又具备的，就予以受理。由于在执行中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有些法院随意扩大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范围，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适用督促程序案件的范围规定过宽，“导致一些基层法院对借款合同、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等都适用了督促程序”。其实，借款合同纠纷案正是适用督促程序的典型案件类型；购销合同纠纷案中，如果一方给付了货物，另一方未给付货款，应收货款的一方在货款明确的情况下亦可作为债权人选择适用督促程序，要求法院督促已收货而未付款的另一方清偿货款（如果其他条件也符合）。这些都说明，现有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支付令适用范围的规定确实不够具体、明确，且已引起了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民事诉讼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范支付令的适用范围，明确界定适用督促程序的债务案件的范畴，界定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督促程序案件的适用标准，从源头上解决适用督促程序案件范围混乱的问题。
完善对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规定
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是申请支付令的条件之一，但实践中无法送达屡见不鲜。基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的不同处理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施行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一规定，改变了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无法律或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如何处理的现状，对司法实践中以付令的处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对于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仍需结合司法实践，借鉴外国民事诉讼立法的有关经验予以进一步完善。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处理都有规定。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11条规定：“附有支付的裁定书，如在其作出之后6个月内未予送达，即失去效力”。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88条第3款规定：“由于债权人所提供的场所没有债务人的住所、居所、营业所或事务所或者就职场所而不能送达督促支付时，法院书记官应当将该情况通知债权人。在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月的不变期间之内，不再提出申请过的场所以外的应送达的场所申请时，视为已经撤销督促支付的申请”。从上述有关支付令无法送达于债务人时的处理规定看，中国有关司法解释中三十日的期限是较短的，但更符合督促程序快速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债权人在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可以选择实现其债权的其他方式。但法、日民事诉讼法中对开始计算无法送达的时间则是明确的：“作出支付令之日起”、“债权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中国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明确的，但从实践作法上看，则不够明确：发出支付令是指法院制作签发，还是到债务人住所地发出？如按照中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的规定，发出支付令之日应指到债务人住所地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此外，日本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也值得人们借鉴，即应将支付令不能送达债务人的情况通知债权人，由债权人积极寻找债务人或提供新的住所。如果债权人申请支付令后，支付令是否已送达，债权人不清楚，反而得知已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债权人将很有意见。实践中，许多法院也是将无法送达的情况告知债权人，由债权人另行提供线索。
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与作法，应规定经过一定的次数仍不能送达的，才能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活跃，人员流动性大，一时送达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债务人下落不明，而是未时时在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送达支付令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时，其住所地虽有其他人，但债务人或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收件的人不在，又没有符合条件的代收人。因而支付令一时无法送达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一时无法送达不等于此后也无法送达，当然，象上述情况经数次送达均无法直接找到债务人本人或有权签收的人，也应视为无法送达，否则浪费了司法资源也达不到迅速保护债权的目的。因此，无法送达也应有个量化的标准。
因此，关于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时的处理，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可规定：从人民法院第一次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送达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经通知债权人另行提供送达场所，并经二次以上送达仍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
应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予以适当限制
债务人对异议权的滥用是当前影响支付令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故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及审判人员大多希望能对债务人的异议权予以合理限制。因为一些被申请人为了拖延其对债务的履行，往往对支付令故意提出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异议即滥用异议权。一些申请人则因为这个原因，往往放弃选择督促程序解决债务纠纷，这种现象使得督促程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债务人的异议权应予肯定，对其异议权不应予以限制。但对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滥用异议权较多的事实也不能忽视。所以，应在不违反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的情况下，在立法上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之行为予以适当限制，才能既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又切实保护债务人依法行使异议权，从而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由此出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限制：
1、对异议进行必要审查。此处所谓之必要审查，是指对提出异议的主体、期限、内容、形式等进行审查。除了应确立法院的审查制度外，对滥用异议权的限制方面，应规定债务人提出异议应附上理由，债务人应针对支付令的请求内容，逐一明确提出具体异议，说明是全部还是部分异议，或是其他方面的异议。由人民法院对债务人之书面异议进行程序性审查，应看是否依法提出，是否附有理由，但不要审查理由是否成立，不对债务事实和责任的承担进行审查。附有理由，才能从程序上判断异议是否为合法异议，是否为中国司法解释中所指的不影响支付令效力的“异议”，这样对故意编造理由以推脱履行的债务人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也才能进一步判断债务人的异议是否为故意拖延债务履行的手段。
2、若债权人另行起诉而获胜诉的，应一并判决此前的申请费和督促程序中其它诉讼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在督促程序中，因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书面异议而终结督促程序，申请费由申请人承担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究竟谁有理，尚不能确定，故申请费暂时只能由债权人负担。但如债权人此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且债务人败诉的，若债权人请求判决由债务人负担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的，应规定可判令由债务人负担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用。这是因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反而滥用异议权，造成债权人蒙受负担支付令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用的损失，显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督促程序
3、因债务人提出异议而致使支付令失效，债权人另行起诉后，经过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支付令确定的事实一致，而债务人故意提出异议拖延债务履行，或发现债务人在督促程序中提供虚假证据，以推诿、逃避应负债务的，应对债务人故意拖延债务履行的行为按妨害民事诉讼论处，依法对其适用相应的强制措施，从而达到抑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目的。
此外，针对债务人的异议权问题，应在立法中确立异议驳回制度。中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督促程序的规定中无异议驳回制度，故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无须审查其理由是否成立，即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而对逾期提出异议的，或不是针对债权债务本身的，不影响支付令效力的“异议”，亦不对异议人的异议作出任何处理。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提出异议后，均希望法院对其异议有所反应，其中对于裁定终结督促程序的，债务人固然可知道其异议后果，但如果没有终结的裁定，债务人是否会知道其异议不属合法异议呢？显然未必。事实上，一般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看到支付令中限令其十五日内履行债务或提出异议的内容，通常都以为只要提出任何异议，支付令便都不能付诸执行。而中国因无异议驳回或告知制度，债务人提交异议书后，审判人员若认定不属合法异议，不影响支付令效力，则会在异议期满后将此支付令案件报结。而此后债权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时，债务人则往往抵触情绪较大，其理由就是此前已提出异议了，支付令没有效了，法院还来执行，就是执法不公。
对于逾期提出异议，不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本身提出的异议等不合法之异议的驳回，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94条第1款规定，“简易法院认为督促异议不合法时，即使有关督促异议的请求属于地方法院管辖，也应当以裁定驳回该督促异议”。中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518条规定，债务人于支付命令送达后，逾二十日之不变期间，如提出异议者，法院应以裁定驳回之。结合司法实践中所遇到之问题，借鉴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国也应确立对逾期异议或其他不合法异议的驳回制度，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及时明确其异议的效力和支付令的效力，据此，债权人可及时申请执行；债务人如认为支付令错误，则可以及时采取其他救济途径。
完善对支付令之错误的救济制度
由于督促程序仅以债权人单方申请为基础而启动，故法院所发出的支付令难免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债务人又可能不了解《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而未能及时提出异议，或有其他原因，而使已生效的支付令存在错误。对此应如何处理，中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函（1992）98号《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对生效支付令有错误的应如何处理作了规定。最高法院法释（2001）2号《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也重申了法函（1992）98号复函中关于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的处理意见。对生效的支付令是仅设立支付令撤销制度，还是可以申请再审，理论上有不同的探讨。就所规定的支付令撤销制度而言，这也是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在程序上所作的补救措施之一。对于本院作出的生效支付令，法院院长发现确有错误，需要撤销的，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那么法院院长如何才能发现支付令之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或案外人谁可以启动补救程序，当事人如申请对错误支付令的救济，其途径、期限如何，法院又当在何样之期限内予以纠正等，均应予以规定。应允许被申请人向法院提出撤销支付令的申请；对于支付令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侵犯国家、集体财产利益的，也应允许第三人或受损害方提出撤销支付令的申请；申请期限可确定为从收到或得知支付令内容后的二年内（参照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再审期限）；人民法院收到撤销支付令之申请后，应决定是否进行立案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即报院长，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从立案审查到最后作出处理决定，应该不超出再审民事案件的通常审限也即六个月。
督促程序
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支付令是否可提起再审，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时应如何处理的司法解释中，对支付令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值得商榷。首先，支付令在异议期届满生效后，即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如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法定事由，即可申请再审，对支付令如有法定事由认定确有错误，同样应可申请再审。其次，对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即“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亦为不妥。因为，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主要发生在支付令申请阶段，而法院据债权人的申请所发出的支付令既已生效，便只有通过再审，才能确定对原支付令是维持或是撤销，而不是只能有“驳回债权人申请”这一处理方式上的单一结果（当然再审后也可能发生这一结果）。最后，对生效的支付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也必须要经过再审程序。因为在审判实践中，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依法提起再审后，经过再审，仍然存在不少维持原判的情况，因此，如不经过任何审理程序，而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就直接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似有以偏概全之不妥。因此，为健全和完善对错误的生效支付令的司法救济，可赋予当事人“认为生效支付令有错误”而行使申诉权和申请再审权之机会，当然同时也应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之含义作出尽可能规范的界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无应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的要求，因此，司法实践中，有的在送达支付令给债务人后，送达一份副本给债权人，也有的只是口头告知债权人已发支付令而未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这就使得债权人可能没有执行依据，难以掌握申请执行的具体时间。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15第1款规定：支付命令送达于债务人后，法院应速通知债权人。其立法理由是：支付命令之送达，审判部门应以职权为之，应令书记官通知债权人，俾知支付命令之效力发生期。对于债权人，应依送达及其他方法，交付支付命令，以供日后受假执行宣告之用。这样的立法值得人们借鉴，也即应在立法中规定当支付令送达给债务人后，应将支付令副本送达债权人，以便债权人了解支付令的内容及发出的时间，以及支付令生效的时间，以便申请执行。对于支付令因异议而失效的，也可作为时效中断的根据之一。

⑩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吗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各个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 有所区别：
（一）美国的积极和解
在美国，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以和解解决，真正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长期以来并非法官积极介入的结果，而是当事人的律师之间协商的产物。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制定之时，美国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极”仲裁人的形象。为了克服发现程序的滥用等导致的诉讼延迟、费用过高等弊端，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第5项规定：“审理前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审理前会议或者通过电话达成协议，以便使争议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1]这条的修改使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美国由司法消极主义向司法积极主义的转化。法官不仅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机会或者对话渠道，更有可能成为调解人主动进行调解。实务中很多法官也认为在审前会议中由法官主导，积极促进和解才是对付案件数量增加和诉讼迟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国的申请“合意判决”
英国的诉讼和解与美国有许多相通之处。英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具备强制执行力。要获得此种效力，必须申请“合意判决”。申请“合意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录在法院的裁决上，这种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制作“Tomlin”裁定。[2]英美两国诉讼上和解性质为私法行为，故和解协议如有瑕疵，可援用无效或可撤销予以救济。
（三）德国的劝告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是德国一项重要诉讼制度。1877年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起诉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为强制和解。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到何程度，法院应该注意使诉讼或者各个争点得到和解解决。在诉讼中劝告和解成为德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职责。法官劝试和解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属“调审合一”模式。在德国，法官的和解劝告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于双方当事人对席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征。从法院在诉讼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国的诉讼和解可谓是“法官主导型”。
（四）法国的劝试和解
法国的立法非常重视诉讼和解。1935年法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首次将法官劝试和解规定其中。现行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当事人劝试和解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导下和解；法官在认为有利的时间与地点均得试行和解等。总之，法国诉讼和解的理念与德国基本一致。但是法国的法官对诉讼和解则采取消极态度。
（五）日本的尝试和解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尝试和解”。法官为实现和解积极地进行周旋工作。日本诉讼和解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诉讼程序判决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审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审之诉要求撤销。
从上述各国关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来看，诉讼和解的发展经历了由消极的法官介入到积极的法官介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诉讼和解制度的一大亮点。尤其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也在不断调整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这说明了在两大法系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都认识到了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或绝对的职权主义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配置他们之间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