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制价值
A. 依法行政有哪些至关重要的意义
依法行政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是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保障。
在当今生产力日益社会化，社会发展日益加速，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对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还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保障。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享了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行政法制度的完善和有效运作。行政法通过创设行政公开制度、行政责任制度和对检举、揭发、控告、申诉和来信来访等行政制度的规定，既确保了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要求。
三、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行政法作为调整行政关系这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部 门法， 可以规范管理相对人的行为，制止、纠正和惩行政违法行为，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和社会的有序，更重要的是它能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使国家行政管理走上法治化的轨道，防止行政权失控、法外行政或行政失范现象的发生。在当代国家行政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权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各法治国家都十分注重以行政法来规范政府行为，防范行政侵权，正是从这意义只有国家将行政法称之为权法。政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它本应是人民的、社会的权力，但它又是同人民大众分离的；执行这种权力的人本应是社会的"公仆"，但却很容易异化为社会的"主人"。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行政法应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作用，行政法在内容上必须以防止行政专横，强调保护公民和组织合法利益不受非法行政行为侵犯为目标。所以说，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权，价值体现是控权。由于我国有着 的封建专制的影响，缺乏法治传统，在体制下行政权又不适当地强化，行政权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严重，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而行政法治建设的目标，就是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行政。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B. 能最充分体现法治的价值的是什么法
能最充分体现法治的价值的是《宪法》。宪法作为根本法，不仅自身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行为规范，而且宪法还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法律依据。
不依据宪法，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和规章就失去了自身的正当性依据。所以，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就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100条又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所以，作为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种法律形式，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宪法是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种法律形式的有机统一的标准和前提。
宪法作为根本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体系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内容。
C.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D. 行政执法最终价值目标和意义
[摘 要]21世纪,在实现法制文明化、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中,包含一项重要内容,即行政法制专现属代化。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以完善的行政法律规范为基础。完善的标准在于:一是行政立法应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反映新的经济关系,以实现行政法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二是行政法应体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彰显民主、科学;三是行政法要协调好行政权与各种权力与权益的关系,在价值上达到社会公正理念。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立法;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6-0042-03
一、行政法的保障作用与经济发展同行
法是社会上层ㄖ
E. 法制政府的价值追求是什么
个人观点：
法制政府的价值追求：制度科学完善；
法治政府的价值追求：服务、高效、廉洁；
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
行政法是关于国家与国家权力的法律，民法是关于市场和人的法律，经济法则是关于市场与国家结合的法律。
我们强调三法的互动关系，其主要理由在于三者之间的特殊联系:
第一，文化与精神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其理念是自由主义，其文化基础是自由主义文化。行政法的理念是国家主义，其文化基础国家统治的理论。自由与统治永远是一对矛盾。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行政法的价值目标之一是防止国家权力的膨胀并维护私权的合理存在。应该说，这二者都是从自由主义文化出发的。经济法在价值功能上具有双重性，它主张自由与统治的协调，即它一方面以维护私权的合理存在为己任，但它又要超越个人的私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另一方面，它既赋予国家适当的干预权，它又要防止国家公权的滥用。所以，三法的互动是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融合与互补的产物。
第二，法功能的相互矫正性。这种相互矫正性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三者的功能表现为对权利的调控功能互补。民法的功能是保护私权并对抗公权。行政法的功能是规范与限制行政权的扩张。然而，民法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张扬私权，但它又容易导致私权的泛滥。行政法是以国家本位主义为基础，它可以保护私权行使，但是它的某些行政偏好又可能助长不适当的行政扩权。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都是社会利益两种极端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很难达到对立的统一。当然，二者也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没有个人本位主义与私权，就不可能有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人的解放与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假如没有国家本位主义与统治权，就不可能形成统治与秩序。但是，社会是在努力克服不断出现的各种对立与矛盾中而发展的，单靠行政法与民法自身的力量是不能兼顾这一目标的。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它既要限制私权的滥用，又要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因此，三法的协调必然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方式。其次，三法功能的互补主要表现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互补。民法与行政法均强凋形式正义，而形式正义有时会忽视结果的合理性。经济法则是以维护实质正义为目标，矫正民法与行政法因追求形式正义而产生的不公平后果，然而，经济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可能由于缺少程序正义的保障而最终导致不公平，所以又需要民法、行政法的矫正。在三法的互动关系中，行政法通过行政权的行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私权的泛滥;民法通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责任制度可以阻止行政权的对私权的无端侵扰;经济法通过维护公平竞争、社会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的平衡可以为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环境，同时也为国家权力界定了基本的范围及介入市场的方式和途径。从这一角度讲，经济法实际上是协调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制度通道。对于经济权利的行使，我们不仅要追求程序公正，更重要的是要追求实质公正。以合同为例，就存在一个因合同自由的极端发展，而导致的需要通过竞争法对垄断行为进行矫正的问题。
第三，调整对象的交叉性。三法调整对象的交叉，渊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三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要导致三法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三法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例如合同关系，民商法从合同平等与自由角度保护合同关系，行政法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行政性合同进行规范，经济法则从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等角度维护市场秩序。又如，对公司的法律调控，民商法着重规范公司的民事行为;行政法则着重规范公司的注册与登记;经济法则从市场运行的角度控制其市场行为的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交叉调整的关系，只有三法的互动，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消除各个部门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如所有关系、经营管理关系、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关系、产品质量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价格关系等皆属此种情形。这就决定了诸如所有权、经营权、承包权、租赁权以及工业产权的取得和行使在不少的情况下，需要三法的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以专利权为例，它的取得以及某些情况下的转让，需要取得国家行政机关的批准或认可。
G. 行政法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当前，理论界已就行政法的核心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我们认为，应以行内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容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以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应该说在当前的理论界争议并不大，共识程度比较高。行政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有同相关的概念结成一定关系，才有其实质意义。在行政法上，行政权与公民权是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行政法学归根到底也是权利义务之学。但是即便承认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的核心，也不等于只有一种理论模式。对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认知和定位的不同，以及价值取向、目标的差别，会形成不同的理论模式。
H. 行政法有什么意义
行政法的意义有两个方面：
一、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利益。行政权是建立社会秩序、实现公益的基础，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权力授予、运行的法律规范。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方面，行政法具有重大作用。
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权力是一柄双刃剑，一旦违法行使，极有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有效地预防和补救违法行政给相对人带来的危害。
行政法由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权设定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行为法、规范行政权运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监督的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等部分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8)行政法制价值扩展阅读：
行政法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实体行政法典，这是因为行政法涉及的社会领域十分广泛，内容纷繁丰富，行政关系复杂多变，因而难以制定一部全面而又完整的统一法典。行政法散见于层次不同、名目繁多、种类不一、数量可观的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
凡是涉及行政权力的规范性文件，均存在行政法规范。重要的综合性行政法律在我国和国外主要有：行政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公开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
I. 依法行政与行政法治对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价值
一、依法行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上封建统治时间较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公民法治观念较为淡薄的国家，要实现法治这一宏伟任务，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其他国家正确的法治理论和成功的做法，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整体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一）从法治原则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依法治国的核心应该是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这三者之中，依法立法是基础，独立司法是保障，依法行政才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80多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700多部行政法规，地方政权机关制定了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其中大约有80％的法律法规是要由行政机关去贯彻落实的。因此，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能否依法行政。必须加强依法行政的法制建设，使各级领导干部在日常公共事务中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做到政令畅通，执法如山，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依法治国的原则才能通过政府行为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二）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依法行政也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法治的核心是有效地约束公共权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权，治权的重点又在于治行政权力，确保依法行政。依法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力，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既是现代法治的宗旨，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宪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最易膨胀，它最需要自由又最容易无度，最需要控制又最难以控制。这种无所不在的公共权力必然需要依法制约，也最需要公众监督。从行政权力的性质来看，行政权力也是最难制约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同，可以为被管理者设定义务，可以独立实施行政处罚，在管理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就大。因此，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三）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来看，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只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社会氛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公民依法尽义务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法律法规能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得到普遍切实的遵守，才能实现依法治国。而要做到这一切，关键还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不奉行法治原则，谈不上依法行政。人治与主观随意性相联系，权力的行使由个人意志决定；依法行政与法治相联系，权力的行使以人民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和评判标准。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对于象我国这样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保证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人民通过权力机关制定法律，表达意志，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将保证行政管理遵循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使行政管理不致偏离航道。无庸讳言，行政管理范围的宽阔和行政工作人员的众多，作出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行为，甚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事，也时常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靠严格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2．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依法治国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个国家一切活动的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同时也是依法行政给行政管理带来的保障。依法行政能保证行政管理的统一，有了统一性，才能有公平和公正。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是产生社会不满，甚至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据统计，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百分之八十需要行政机关去执行。行政机关的施政行为与公民息息相关，直接为公民所感受，因而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对公民的榜样作用也最强。然而，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容乐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越权执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败坏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样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之所以必须是法治经济，就是由于法治所带来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要保持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只有依靠依法行政。3．保证提高行政效率依法行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依照法律规定执法，以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避免不公、错误和违法，减少纠纷和矛盾。同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则，都将大大提高行政效率，这也一再为我国历史所证明。不能将行政效率和依法行政对立起来。4．保证对行政管理的监督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要使监督取得成效，必须解决监督什么和如何监督的问题，也就是需要有监督的标准和程序。所谓监督的标准，就是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评判标准。而能够提供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是法律；所谓监督程序，即进行监督要经历哪些步骤、方式和时限。程序就是操作规则。遵循法定程序进行监督，才能保障监督顺利、有效、正确地进行。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治社会应当逐步向法治社会过渡，而这种过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法行政的实现程度。实践证明，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才能避免首长负责制下产生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实行依法行政，才能避免和减少各种行政违法行为及由此给公民、法人造成的损失，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
J. 行政程序的概念、基本特征、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和制度
【行政程序的概念】是与实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顺序、时限所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
【行政程序的基本特征】①行政程序是就行政行为而言的，是关于行政行为的程序；②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③行政程序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等因素所构成；④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一是开辟和扩大了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过程的途径；二是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三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四是有利于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程序法定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这是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的具体体现。程序法定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按照法定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进行，不得违反；在经法律授权而有自由选择余地的情况下，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程序不得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并要符合法律授权的目的。
【程序公开原则】是指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行政程序应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开。程序公开原则的主要内容，一是行使行政权的依据必须公开；二是有关行政行为的信息和过程公开；三是行政决定公开。
【程序公正、公平原则】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在程序上应当公正、公平。程序公正、公平原则的主要内容，一是行政程序立法要赋予行政相对人应有的程序权利；二是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行政程序应符合客观情况，具有可行性；三是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行政程序应符合社会公德，具有合理性；四是行政机关选择适用的行政程序应符合自然公正原则，具有正当性。
【参与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应尽可能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参与行政行为的各种条件和机会。参与原则的主要内容，一是行政相对人应参与行政立法和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过程；而是行政相对人应参与行政执法的过程；三是行政相对人应参与对行政机关监督的过程；四是行政相对人应参与行政救济的过程。
【效率原则】是指行政行为中各种程序的设定和实施都必须有利于保证基本的行政效率，并在不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行政效率。效率原则要求行政行为程序的设定和行使要考虑时效性，要考虑行政行为的一定灵活性、标准化和科学性，以提高行政效率，保证行政目标的实现。但行政行为程序的设定和行使不得为提高行政效率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原则。
【听证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规定或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通过法定方式听取有关当事人建议和意见的一种程序。在中国，听证制度可大致分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制度和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制度，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规定的对起草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听证会形式；后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对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时的听证程序。
【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之前，要向行政相对人出示证件，表明身份，以证明自己有权或有资格实施某种行政行为的程序。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在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行政机关适用一般程序调查或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回避制度】回避可分为地域回避、职务回避和公务回避三种。行政程序中的回避制度一般是指公务回避，即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执行公务时，因与本人有某种利害关系而主动或被动予以回避的程序。如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涉及本人或涉及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
【告知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将需要让行政相对人了解的有关事项以合理途径和方式通告或告诉行政相对人的程序。主要有一般告知和利害关系人告知。前者指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发布；后者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前，将有关情况告诉有关当事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对于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有不利影响的决定或裁定时，应当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以及其他正当理由的程序。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应当载明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事实和证据等。
【职能分离制度】是指为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而将行政机关内部的某些相关联的职能加以分离，由不同的机构或人员分别行使的程序。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听证应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等。
【合议制度】是指对某些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采用集体讨论方式作出决定或裁定的程序。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调查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查明事实并收集证据的程序。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除依法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时效制度】是指行政行为的过程或各个阶段受法定时间限制的程序。效率原则的具体体现。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又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行政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依法给予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