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行政法典型案例分析

1.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阅一些资料就知道了。

2. 行政法两个案例分析

1.依法行政原则分为两个子原则：（1）法律优越原则，即行政行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2）法律保留原则，即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
依法行政原则中的“法”的含义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变迁，从最初的“法律”逐渐演变到了现在的“法”。现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不仅仅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符合形式上法律的规定，而且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符合事实上的法的要求。这种法包括：公平正义等等基本价值原则、宪法原则、法理等等。
从本案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工商局并没有根据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工商局的某些行为虽然并没有明显违反形式上的法律规定，但是却违反了事实上的“法”。
2.高权行政的特点是行为的强制性，其存在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目标的有效实现。但是，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入，服务行政深入人心，高权行政越来越需要进行改革，于是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行政法都逐渐削弱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在高权行政领域，只要能有效够达成行政目标，非权力方式也是可以采用的，这是对政治民主化的一种顺应，也是服务行政的基本要求。
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指的是行政机关不能随意放弃、不履行行政权力。而本案中公安机关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委托，行政权力并没有被放弃，也并不存在不作为，只是行政机关将此权力委托给他人行使而已，自己则负责监督。
承包人未能完成相应任务，只能根据合同进行责任追究，除非发现其有其他属于行政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方能追究其其他责任。行政机关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的是行政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尽管与民事契约有所区别，但其核心仍然是根据双方的约定行使一定行为并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任凭行政机关以某些借口承担合同约定之外的责任，将打破行政契约的平衡性，使得行政合同成为单方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在将行政权委托给他人行使之后并不是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了，而是必须严格监督受托人的权力行为，一旦发现有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违法情形，委托机关有义务予以处理。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则需要承担失职、渎职的责任。

3. 谁能举个行政诉讼法的案例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发布时间：（ 2003-04-01 09:23:19）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
请求判令被告：
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
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
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 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田永于1996年2月29日写下的书面检查和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考试中随身携带了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没有发现其偷看的事实；2、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讲话，这三份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3、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关于田永等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过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但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直接送达给田永，也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实际执行；4、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考试作弊一事复查结果的报告，这些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部分教师、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对田永被处分一事的意见，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在得知这两方面意见后的态度；5、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给予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王斌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一份、《期末考试工作简报》7份，以上书证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了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和第五联、无机94班人数统计单等书证交给法院，这些证明由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原告田永提交的证据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为9411026），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不仅从1996年9月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田永进行了学籍注册，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的事实；2、献血证、重修证、准考证、收据及收费票据、英语四级证书、计算机BA SIC语言证书、田永同班同学的两份证言、实习单位书证、结业费发放书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3、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成绩；4、加盖北京科技大学主管部门印章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已经承认田永具备应届毕业生的资格；5、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证明，证实田永已经通过了全部考试及论文答辩，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己具备了毕业生的资格，待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就为其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的事实。
在庭审中，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也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学实际上从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特别是田永丢失学生证以后，该校又在1996年9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后发生的田永在该校修满四年学业，还参加了该校安排的考核、实习、毕业设计，其论文答辩也获得通过等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北京科技大学辩称，田永能够继续在校学习，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鉴于这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职务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当对该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在田永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并达到一定学历水平和要求时，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田永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其具有的相当学历。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学本科生，在其毕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授予学士学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为 国家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有关人员对田永的毕业成绩、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授予其学士学位。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派遣问题。《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的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履行将毕业生的有关资料上报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田永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理应履行上述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
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
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我校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其学籍，是认定事实错误；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3、我校向一审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被上诉人田永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中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证据，虽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在作出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时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行政法案例分析

具体解析如下：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9条的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可见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一般为2年，本案中万达公司在办理变更登记时提供虚假验资报告发生在1997年5月，而工商局直到2001年7月才发现该违法行为，因已过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时效，工商局此时再就该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A项正确。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中工商局于2002年4月作出撤消万达公司变更登记，恢复变更前的状态的决定，本身并非行政处罚，更不属于罚款，因此针对本案，由于万达公司的虚假验资行为已过追究时效，工商局只能撤消其变更登记这才是正确的行政行为。所以B项错误至于2004年6月工商局又就同一问题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也违法了追究时效的规定，同时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即使工商局先前的行政处罚有误，也应经过法定程序先行撤消，再作出新的行政处罚。而不能用另一个行政处罚进行默认的补充和修改。因此C项错误关于D项，应当分清违法行为处于继续状态与违法行为引起的后果处于继续状态的区别。万达公司凭一份虚假验资报告取得变更登记后该违法行为即已结束，并不存在持续问题万达公司连续4年通过年检。只是说明其1997年5月的违法行为引起的后果处于持续状态，如前所述万达公司的违法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并且没有持续状态，工商局并不能对其作出处罚，只能撤消原变更登记而对违法行为引起的后果，行政处罚法仅规定处罚违法行为，并不处罚违法行为引起的后果，D项错误。
以上回答你满意么？

5. 行政法学案例分析，请大家帮帮忙，尽量回答详细些，谢谢！！

一、就教育局在此抄中由于不公平的给予袭办学条件,是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学生和学校是应该可以看成教育合同关系,而且甲的行为,是触犯刑事法律关系

三、1,李某可以选择向县政府或者是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第12条． 2，李某如果还是不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公民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本案复议非属于法律规定的终局性裁决． 3，李某若提起行政诉讼，应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因为其是对复议机关作出的改变原行政处罚的罚款决定不服．法律依据见行政诉讼法第25条．

6. 行政法案例分析，懂的进来！！！

（1）市政府的通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市政府发布的通告，明确确定只给甲发放定专点标志牌，而该市原仅属有甲、乙、丙、丁四家定点屠宰场，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屠宰资格。可见，该通告是针对定点屠宰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公平竞争权，属于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2）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是行政许可行为，具体而言是属于资格许可行为，即赋予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的许可。既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行为是资格许可行为，未获得该牌的企业就不得从事生猪屠宰的经营活动，市工商局、市卫生局就有权据此吊销其执照与许可证。但本案中，由于市政府的行为违法，所以，工商局、卫生局就不得据此吊销乙、丙、丁的执照与许可证。

7. 行政法案例及案例分析 1500字

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山东日照中院判决韩帮峰与圣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9-09-25 08:30:48裁判要旨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 ■案情 山东省日照市圣公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圣公公司”）分4次向农行日照市东港区支行借款50万元，第一笔20万元期限自1997年1月8日至同年12月8日，第二笔10万元自1997年2月27至同年12月27日，第三笔10万元自1997年5月30日至1998年11月30日，第四笔10万元自1997年9月28日至1999年3月28日。 第一、第二笔借款到期后，双方协商展期至1998年11月8日。东港支行于1998年12月10日对上述两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8年11月30日，对第三笔借款进行了催收；1999年11月20日，对第四笔借款进行了催收。2001年4月21日、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东港支行三次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公证借款催收通知书。2002年12月，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05年12月,农行岚山支行（由东港支行岚山办事处变更）与第三人韩帮峰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50万元债权转让给韩帮峰。2006年2月，岚山支行向圣公公司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 因圣公公司未还款，债权人韩帮峰起诉至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圣公公司偿还借款50万元。圣公公司辩称，被诉主体已不存在,且原告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讼请求。 ■裁判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港支行与圣公公司签订的四份借款合同均合法有效，圣公公司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岚山支行将债权转让给韩帮峰并履行了通知义务，该转让行为有效。在债权转让前，原债权人均在两年内进行了催收，未超过诉讼时效。圣公公司系被吊销营业执照，仍具备法人资格，应承担民事责任。遂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借款50万元。 圣公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驳回韩帮峰的诉讼请求。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前三笔借款到期后，债权人的催收行为均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第四笔借款于1999年3月28日到期，债权人于1999年11月20日、2001年4月21日进行了催收，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办理注销工商登记手续，此后该公司的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债权人于2003年4月15日、2004年4月28日向圣公公司送达催收通知书，说明其有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因该公司无人签收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应当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2006年2月，岚山支行及韩帮峰将债权转让通知送至圣公公司法定代表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自此时至韩帮峰起诉，该笔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遂判决：撤销（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民事判决；圣公公司偿还韩帮峰第四笔借款10万元；驳回韩帮峰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住所地送达债权催收通知，债务人处无人签收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当从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理解。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而加速社会经济流转，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便捷、高效；另一目的是保护义务人，考虑历时很长的请求权所产生的举证困难的问题，因此赋予义务人以时效抗辩，允许其在法定期间之后可以拒绝履行。 应当看到，后一立法目的的实现是建立在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基础上，从而以时效制度来促进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本案中，韩帮峰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到圣公公司住所地进行债权催收，足以表明其并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圣公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经营处于非正常状态，对债权人2003年4月15日和2004年4月28日送达的催收通知书，因无人签收该致使意思表示未到达该公司这一事实，韩帮峰既无过失，也非故意，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未到达圣公公司的责任不应由债权人承担。故二审法院认定，债权人该两次催收行为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第四笔借款应予偿还。 本案案号为：（2007）岚民二初字第306号；（2008）日商终字第77号 案例编写人：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宝华 李 红

8. 行政法的案例分析5

裁决本身就来意味着不是处罚自。行政处罚是法院或者上级有关部门，对违反行政法规的个人或者部门所做出的带有惩罚性的处理决定，比如说罚款、降级、记过、开除等。
至于建委对政府建筑作出的限期处理，因为你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处理决定，所以无法作答。不公平照字面理解，应该不会是行政处罚。

9. 行政法学 案例分析题

第一题选，可以当场作出决定，但应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第二题选D；第三题选B，必须依照法定格式要求制作、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第四题选C和D，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一条，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人民警察应当向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出示工作证件，并填写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有被侵害人的，并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 前款规定的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被处罚人的姓名、违法行为、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公安机关名称，并由经办的人民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经办的人民警察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报所属公安机关备案。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 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9)北京大学行政法典型案例分析扩展阅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六条，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应当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被处罚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件的名称和号码、住址；

（二）违法事实和证据；

（三）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处罚的执行方式和期限；

（五）对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的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决定书应当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机关加盖印章。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二条，被处罚人对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10. 行政法的案例分析 帮帮忙呀

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拘留的权力；
1、不合法，不能以三机关名义；
2、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
3、可以提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