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道德与行政法治的发展趋势

⑴ 行政伦理的发展趋势

行政伦理在行政实践中逐步发展，呈现出新的迹象及发展态势：
1. 从控制导向转化为服务导向
公共行政从控制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化，实际上是在科学化、技术化的基础上转向伦理化，服务导向注定的“关系”格局是这种转变最强有力和直接的动力。
2. 从效率导向转化为公正导向
管理行政基本上是效率导向的行政。从19世纪80年代管理行政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的主流以来，效率的问题渐渐掩盖了公正的问题。公正导向的提出促使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担负公正责任。
3. 在工具研究中引入价值视角
公共行政的作用对象是由人构成的社会，公共行政的主体是理性与情感兼具的行政人员，他们的思想观念、认识能力、个人处境与道德素质等，都是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发挥不同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致力于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引入价值视角，才足以保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健全视角，也才是真正保证公共行政研究的合理化方向。
4. 确立合作与信任的新型整合机制
公共行政的基本功能在于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整合，一方面，它要实现对自身体系的优化整合；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优化整合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基本上都是通过控制的方式来整合社会的，但公共行政完全可以拥有另一种自身整合以及整合社会的方式，那就是以合作建立行政机构、行政人员与社会各种机构、人士的关系结构，以信任建立起合作者之间的牢固互动结构。
5. 在治理变革上谋求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圃于法治的公共行政呈现出自身的不足，它需要得到德治的补充。德治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将公共机构与行政人员主动履行公共责任放在重要位置，将外部的制度约束与内在的工作动机贯通起来，从而将公共机构及其人员履行公共职能变成高强度化的自觉诉求。

⑵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职能的发展趋势

论述中国地方政府行政职能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职能关系一直处在调整和变动之中，二者关系严重失衡。行政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形成头重脚轻的职能构架，难以发挥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我国行政管理中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央与地方职能关系的调整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职能与微观管理职能交叉混合，没有分清，结果造成“一放便乱，一收便死”的恶性循环，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始终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权力下放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突破点和出发点，开始打破传统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也造成了国家宏观调控乏力、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权力配置关系、利益关系，也是一种法律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在合理划分事权、财权的基础上，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央政府代表着国家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承担着整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职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同时承担着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地方政府一方面是国家利益在地方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地方局部利益的代表，承担着中央宏观政策的执行职能和对本地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提供地区性的公共物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能关系，在指导原则上要坚持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过去中央和上级过度集权的问题，实行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适度分权，做到责权利相一致，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协调分工的合作关系；坚持有利于维护国家政令统一，防止地方割据，加强中央权威和宏观调控能力，又要有利于增强地方和基层活力，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既要有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有利于全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行政职能的转变、提高行政法律法规。

“效率”一词，在字典中的解释是：“泛指社会活动所取得的结果和所消耗的劳动量的比率。”行政效率，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行政工作的效果与消耗之比，即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投入的各种资源与所取得的产出或效益之间的比例。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活动的目标，是检验行政改革成果的重要尺度，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行政管理活动是运用行政的力量，从保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进行协调和管理，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各行业管理活动的运行，制约着社会管理系统的整体效率，也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现今的情况是，还有很多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且呈加重趋势。其具体表现如下：机构臃肿，职能重叠；人浮于事，人员超编；会议冗长效率低下；办事程序繁多，等等。为什么会出现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情况呢？探究其原因如下：
一、最主要的是对旧体制的改革不够深入。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是垄断的而不是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选择，权力高度集中，依靠烦琐的规章制度实行严密的层级控制；注重的是投入而不是结果。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对行政效率有重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对行政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地方政府体制及其运行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的要求相比，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中仍存在部门之间职能不清、责权不明、职权交叉等现象。在“利益”驱动下，对有利可图的事情，各执一端，多方插手；对无利可图的事情，来回推脱，相互踢皮球，造成人为的“管理停滞”。此外，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政府仍然在管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权力高度集中，政府机构庞大，增加了行政成本，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地方行政人员素质不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素质普遍不高。行政人员的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文化素质不高直接导致行政人员对于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管理技术不能接受和运用，从而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宫僚主义作风上，故作姿态，盛气凌人，使人民群众失去信任感。
三、行政管理的手段落后我国目前地方政府管理基本上还是采取传统的手段进行。有些地方政府里还存在缺乏现代化办公设备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府虽然装备了计算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但却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的效率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
四、行政法律法规不健全。对行政效率缺乏有效的监督。针对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1)深化行政改革。合理设置政府机构，精简机构和人员；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从体制的根本上解决问题。(2)提高地方行政人员的素质。严格基层公务员选拔制度，并定期给予考察和测评；开设必要的学习班，提高行政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理论、办事水平。(3)开展电子政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降低成本，缩短办事周期，提高效率。(4)建立健全行政法律法规，依法办事，严格对行政效率的有效监督。成熟问责制，鞭策行政人员提高办事效率。

参考文献：地方政府学、政治学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公共关系学、政治学概论

⑶ 社会法治国阶段，行政法出现了哪些新发展

中国行政法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分别服务于法律规则国家、法律国家和法治国家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一、法律规则国家时期的“以法行政”（1978-1989）
1978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意识到政治官员、行政官员遵守法律的重要性。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十年浩劫给人们留下的巨大创伤使这次讨论在痛定思痛、以史为鉴的认识下深入进行。最终，“法治”战胜了“人治”。中国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路。
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法律、法规，如1979年7月1日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1982年10月10日的《国务院组织法》等。在行政活动领域，1986年9月5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用显著。
从党的政策到国家法律，行政活动依据的政治色彩被逐步淡化。但是这一时期的行政法律规范，由于主要规定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而鲜有提及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往往被看作是实现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管理社会事务、管理行政相对人。
与文革期间的法律虚无主义相比，“以法行政”无疑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运用法律治理社会暗含着对行政恣意的否定和抵制。然而，在希望行政机关同公民一样遵守法律的呼声日渐强大的社会背景下，仅具有这样的行政法认知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89年4月4日的《行政诉讼法》揭开了中国接受依法行政理念、践行行政法治的序幕。
二、法律国家目标下的控权法（1989-2000）
受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启发，一部分行政法学者提出了“行政法平衡理论”，认为行政法不应当只是行政机关的特权法，而应当同时是行政机关的义务法。虽然单方规则制定权、命令权和行政决定效力先定等特权，使得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阶段处于优越的地位，但这种不平等应当通过多种事后监督机制和若干程序规则来加以修正与平衡。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多种针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它们各有所长，互不排斥。
1．行政诉讼。
1989年4月4日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被公认为中国行政法治里程碑式的法律文件，它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受法治行政理念与原则。按照这一法律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了平衡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的优势地位，该法律还特别设计了若干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诉讼的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即，由作出受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证据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
2．行政监察。
为了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中国重新采用古代的监察御史制度。1997年5月9日的《行政监察法》确立了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以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全国的监察工作由曾经在1959年被取消、1986年恢复的监察部主管。
3．行政复议。
依据1990年12月24日的《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原行政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查该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这部《条例》后来为1999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复议法》所取代。从此，行政相对人不仅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质疑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还可以请求复议机关一并审查作为受争议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
4．国家赔偿。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宪法享有的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1994年5月12日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确立有别于民事赔偿的国家赔偿制度是中国迈向法治国家的重要一步，它明确肯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为其侵权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则。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这部法律逐步暴露出归责原则过于单一、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刑事赔偿程序有失公正、赔偿标准过低等不足。目前，全国人大正在积极修订该法律。
5．非诉行政程序。
在学者有关“程序正义”、“正当程序”的研究推动下，中国立法机关一改“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确立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程序规范。1996年3月17日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许可法》均肯定了行政相对人知晓行政决定事实、依据及理由、进行陈述与申辩的权利，要求听证的权利和被告知权利救济途径等程序性权利。《行政处罚法》更是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三、依法治国蓝图下的平衡行政法（2000-2008）
1999年3月15日，中国在宪法中庄严宣告“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中国进入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新时代。如果说“法律国家”首先意味着行政机关要遵守法律且法律至上，“法治国家”则要求行政机关不仅要遵守法律，而且要服从宪法规范及其所确立的价值体系，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透明、诚信、尊重人权的政府。
1．行政法推进尊重人权的法治政府建设。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不应当只是国家治理的工具，它同时承担着为公共决策、行政行为划定边界、为行政相对人确认权利的功能。换言之，行政法应当兼有保障行政权与控制行政权的双重功能，并尽可能地在公权力与私权利间实现平衡。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集体、轻个人”、强调社会成员义务的国度。“权利”概念只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尽管许多学者、仁人志士为权利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做出努力，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中国人依然不能很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不知道该怎样在法官等有关机关面前主张和实现自己的权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经济主体”地位被逐步确立。这对其形成权利观念和开展维权行动奠定了基础。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开始运用多种手段进行自我权益维护。在《行政诉讼法》的激励和保障下，在过去的20年间，行政诉讼案件数量逐步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1989年至2008年间，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 405 085件，审结1 401 532件，结案率为99.7%，案件类型多样，涉及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制、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劳动和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确权、土地征收、土地违法制裁、环境保护及计划生育等众多领域。应当承认，由于受到传统“厌诉”思想的影响，行政诉讼并不是社会成员实现权益救济的首选途径，但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0年以后，中国在行政领域逐步采取措施，废除了一些无视公民基本权利、自由的制度，代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人性化措施。2003年的“孙志刚案” 直接导致实施了20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充分体现对社会弱势群体关怀的收容救助办法。从收容遣送到收容救助，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工作方式的转变，它同时意味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再是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是与行政机关平起平坐的“主体”，他们享有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在遭遇困难时有从国家获得帮助的权利。
在羁束行政情况下，行政机关手中的权力同时构成其行为的义务。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法定职责并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时，行政机关应当予以赔偿。这是最高法院为2000年的“李茂润案”所作司法批复给出的结论。在该批复中，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部《纲要》揭示出新形势下行政权与公民权的源流关系：行政权不再被看作是可供行政机关自主支配的特权，它来源于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行政机关必需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前提下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行使行政权，否则将承担行为被撤销、赔偿损失等不利法律后果。
2．行政法推进诚信政府建设。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向普通民众一样注重自身的名节与信誉。政府要以诚信的方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得制定具有溯及力的规范性文件，不得随意撤回或变更既已做出的行政行为，在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时，应当予以赔偿。2003年8月27日的《行政许可法》首次在中国实定法上肯定了国际通行的信赖保护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以坦诚、富有诚意的方式及时处理申请人提出的许可申请，而且规定在非因被许可人过错而违法从而导致许可被撤销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赔偿由此给被许可人造成的损失。
3．行政法推进透明政府建设。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同时推进民主。近些年，中国在完善代议制民主的同时，采取措施发展参与式民主。然而，无论哪种民主的发展都离不开公民知悉权的实现。为此，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划定了政府依职权公开信息的范围，还明确了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规则。按照该条例的规定，所有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信息。另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还应当根据各自职责权限有重点地公开政府法制、统计、财政、决策及日常活动信息。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除了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有关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1978年至2008年，从向世界敞开国门，到在宪法层面确立建设尊重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立法高潮期。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虽然一时无法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完备的法律体系相媲美，但仍为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然而，法治国家的建设不能满足于金字塔型法律规则体系的构建，而更应当关注宪法权利的真正落实。如今，世界各国普遍宣布接受法治原则，承诺建设法治国家，以至于“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一种时尚“标签”或“符号”。为了有别于他国，我国应当落实这一治国方略和宪法原则。这其中，以寻求行政权与公民权间合理平衡点为目标的行政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法治国始于依法治政。我们深信，建成一个透明、诚信、尊重人权的法治政府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推动。

⑷ 行政改革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现状，国外行政改革主要集中在职能体系，职能结构，职能中心重心方面，职能体系由政治统治向经济发展转变，结构上由轻视咨询等辅助职能部门现在重视与决策执行机构平衡，手段上由过往行政强制向法律经济手段转变，人治向法治转变，国内的自己看着写，趋势嘛，行政集权向宏观集权微观放权直线职能与参谋并行的二元结构，行政的全面撤退，向社会更多的还权，行政管理引入更加公平高效的私部门竞争机制，公共服务垄断局面的打破，采取私营化，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培育市场力量，起资源配置决定作用，发扬民主法制，手写，望采纳

⑸ 国内外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基础价值取向——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公务员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务事务的重要职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是公共理性的产物，是“公共人”。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要求这些在公共领域从事工作的人员要为公共利益而奉献。其工作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其人格特征是奉献。
二、核心价值取向——建立健全责任监控机制
从统治行政、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的现代公共行政，其本质就是服务，而服务型行政就是责任型行政。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中提出的“责任行政”可以这样理解，公务员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能的同时，应该具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公务员接受自己的职位和与其相应的公共权力时，也承担了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行政责任，即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
三、根本价值取向——维护社会公正
“公正取向”是公务员职业道德所必须具有的素养。身为政府作为的执行者——公务员，同时也是公正原则的制定者、公正与否的仲裁者，其自身应该首先是公正的化身与楷模。
四、目标价值取向——培育高尚人格
高尚人格属于精神范畴，对于社会大众有广泛的示范性和影响力。具有良好品德的公务员如何履行自己的行政职能，如何处理对己、对人、对社会的关系不仅直接地为社会提供了示范榜样，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

⑹ 行政道德与行政法治的关系提纲

一方面，行政法治是以行政道德为内在基础、准则和原动力的，行政道德是行政法治的精神源泉，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就是跟治愈行政道德“正义”、“越权无效”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行政法治又是行政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行政道德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实现其价值的主要方式。一个国家行政道德水平的高低，突出体现在这个国家行政法治的实现程度上。因此，对于一个追求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提升行政机关、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与依法行政、实现政府法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二者紧密联系，又相辅相成。
【作者：张继峰 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⑺ 目前我国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现状

道德是法律的支撑，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公民守法，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尽管已然形成，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立法尽管成就斐然，但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还不尽如人意；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虽然得到实施，但发展还不平衡；法制宣传教育尽管成绩巨大，但法治环境并未根本改善。
特别是法治和德治还不能完全相适应。当前社会上，确实存在重法治、轻德治的倾向，甚至有人对德治很反感，认为德治就是人治，德治是法治的对立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当前败德行为的代价过低，并与违法行为代价过低的情况交织在一起，这是导致许多道德问题持续产生的重要体制机制原因。
1、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始终处在改革开放中，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2、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1）市场经济，容易发生权钱交易，是腐败、失信的重灾区。（2）旧有的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主要是我国正在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3、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1）一些官员道德缺失。（2）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3）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4）一些公民道德缺失。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

⑻ 当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内容呈现什么趋势

当代行政组织发展的趋势

1、行政权力不断扩张，行政组织的规模日趋扩大

大量的社会危机和公共问题，使政府面临和处理的问题日趋繁杂，与此同时，亦促成了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行政权力的膨胀和政府行政组织规模的日益庞大，已经成为各国行政管理的普遍现象。

2、管理性质日趋复杂，管理功能不断扩充

当代政府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日趋扩大，行政活动已深入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由传统的“守夜警察”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增强国民福利的积极力量。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管辖事务的增多，管理对象的复杂，管理手段的多元化，使行政组织的管理性质日趋复杂，管理功能不断扩充。

3、专业化和职业化趋向

随着整个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随着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和专门化，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政府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分工也日趋精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使得政府行政管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领域，这一领域有其系统化的知识和技术，有其职业的规范和道德，有一批专门投身其中的专业人员，当代行政组织已经朝着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

4、组织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的加强

现代行政体系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巨大分化，使得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职能的分离与专业化，固然有利于组织效率的提高，但对组织整合与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组织间的联盟与协作，促进组织活动的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代行政组织设计与管理的重要面向。

5、法律限制和程式化

支撑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是理性－法律的权威，在理性－法律框架下的行政组织，则显示出程式化和法制化的特征。

6、重视社会的目的

现代行政强调国民福利、社会服务，政府行政的目的就在于为最大多数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作为政府行政的构成体系，现代行政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公共福祉作为其重要的使命。强调行政组织的社会目的和服务精神，重视行政组织公共服务功能的发挥，已经成为各国行政组织管理的重心所在。

7、国际影响和国际化的趋向

国际化与全球化影响和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要解决和回应国际化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行动，以应对这一变化和挑战。因此，行政组织设计与管理中的国际化视野以及重视各国行政组织间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影响就成为当代行政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

⑼ 论述行政职能的发展趋势

1.行政职能的内容日趋多样化，政治职能弱化，行政职能和文化职能强化。二战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节奏明显加快，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日渐增多、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客观上需要政府能够灵活的应对变化并有效的解决问题，这种需求在扩展政府职能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大政府”，政治职能中的镇压职能相对减弱，而保持社会稳定的民主职能趋于加强，这种民主职能表现为：政府通过与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合作来达到平衡，通过吸收工人和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等，缓和社会阶级矛盾，通过行政改革来适应经济基础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行政职能日益分化和专业化，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政府职能也日益分化和专业化，以社会分工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使得专业化成为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主要价值取向，政府职能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训练的专门人才，专业化手段和专门知识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同时也提高了行政管理活动的科技含量，为政府职能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实现渠道
3.行政管理重心由阶级统治职能转向或过度到社会管理职能，为确保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活动的相对稳定发展，当代西方国家在行政改革中都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职能，同时持一部分职能交还给社会，实行社会自治，从而健全社会职能社会化

⑽ 关于如何处理行政道德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党历史上有哪些宝贵的历史

处理行政道德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党历史上的宝贵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