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解释第38条

A. 一:试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如何加强权利的保障

辩护律师是指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刑事诉讼，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律师①。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是刑事辩护活动中的根本性问题，它不仅决定了律师的辩护职责、任务，而且制约着律师辩护的性质和辩护律师的身份。有鉴于此，本文仅就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谈点粗浅看法。
一、目前我国辩护律师所处的法律地位
所谓地位，就是指人或团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②。法律地位，就是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反映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辩护律师依照刑事诉讼法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目前，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以下三种地位：
（一）独立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独立地位表现为：依法执行职务，依据事实和法律，独立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不受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也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所左右，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实陈述案情，还可以拒绝为其辩护。辩护律师既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言人”、“传达人”，也不是司法机关的陪衬。在诉讼中，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同为辩护一方，依法执行辩护职能，与控诉职能、审判职能交织,共同推进刑事诉讼③。
（二）依附地位。辩护律师的依附地位是指依附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律师参加刑事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是基于被告人的委托，即使是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的辩护律师，其参与刑事诉讼，一般应由法院征得被告人同意，如果被告人由于案件原因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并且确有理由的，人民法院应更换其他律师为他辩护。律师在辩护活动中不能作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事，否则就是失职。二是被告人认为辩护律师工作不得力，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拒绝律师继续为他辩护，律师不能参加刑事诉讼，也就毫无独立性可言。三是上诉权也是被告人的一项专属权，律师只能帮助被告人行使上诉权，而无权独立上诉。律师的整个辩护活动就是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从而决定了辩护律师对被告人一定的依赖性。
（三）特权地位。在法律规定的辩护人中，律师是最主要、也是最有能力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辩护律师的特权地位是相对于其他辩护人来讲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律师是经过严格考试考核取得执业证的职业法律工作者，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办案经验，熟悉辩护业务。同时，律师必须遵守严格的执业纪律，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因而整体上能圆满完成辩护业务。另一方面，法律又赋予了律师较其他辩护人更多的权利，比如律师依法执行职务受保障的权利、查阅案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司法文书获取权、提出证据权、质询权、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等等④。其中，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特有的一项权利，其他辩护人不能享有。此外，对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限制相对于其他辩护人来讲是比较少的。如，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许可，才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二、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并未得到巩固
虽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三种较高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仍然遇到了许多的问题、阻力和困难，特别是其独立、特权法律地位并未得到巩固，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会见难。《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批准。”⑤但在实践中，律师要会见非涉秘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时，几乎都必须经过批准或变相批准，即使形式上不需要批准，但办案机关不安排就得不到会见。律师实际上不可能径直前往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目前，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并未真正解决。律师会见受阻的情况比比皆是。且“涉及国家秘密”已经成了阻止律师会见的普通借口，何况“秘密”的界限也无从界定。此外，律师会见难还表现在被限定时间和次数、限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或允许记录也不让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签名等等;至于在会见场所装置录音录像设备、暗中监听监视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之所以出现律师会见难，其主要原因并非法律限制律师会见，而是个别办案人员或监所人员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其明知有法律规定，却出于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误解或排斥而有意阻挠刁难。
(二)取保难。律师提前介入后，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要求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虽然律师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难的案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者极少。《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办案机关未能在法定期限办结或审结案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律师有权要求解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或者要求变更为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20条也规定，对律师申请取保候审，“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但是，当律师提出这些要求时，绝大多数的情况是：既无结果，也无答复。即使有了答复，许多办案机关不愿意接受保证人担保，只接受保证金担保，而收取的保证金高得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根本无力承受。之所以出现辩护律师取保难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法律规定不明确，缺乏硬性标准;办案机关担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后逃跑，不愿承担责任;个别办案机关在取保问题上以金钱作交易;个别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取保候审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只要取保候审一般就不会再收监，只要有可能被判实刑的就不予取保候审。
（三）维权难。《刑事诉讼法》第38条单独针对辩护律师规定了一条：辩护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作伪证以及有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应当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不同的是，侦查人员搞违法取证，只由本方处理，不可能由律师来查处。而律师违法取证，却由对方的公安、检察机关来追究，而不是由自己的行业行政管理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来追究。新《刑法》第306条还专门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作出了规定，这是各国立法中绝无仅有的⑥。在该条规定中，“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最易触犯又最难界定，而侦查和公诉机关对此又最为关注、最感兴趣。有资料显示，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以新《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之名受到刑事追诉的律师超过了100多名。有的律师在庭上与检察官对峙舌战，一转眼在庭下却成了检察官的阶下之囚。试想一下，有两个相互对抗的对手，其中一方却手握对另一方的自由予夺之权，这种对抗不仅使人觉得滑稽，甚至会让人感到恐惧。也正因为不敢想或不愿看到这种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之险，越来越多的律师，乃至一些以刑辩闻名的律师，对于刑事案件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三、巩固辩护律师法律地位的设想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出现了上述会见难、取保难和维权难三难现象，最终导致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的结果。据统计，全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由《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1996年的40％下降为2001年30％。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得不到巩固，导致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下降，这对国家法治的外在形象和实际进程是一个长远的伤害。就个案来讲，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就整体而言，不利于国家法治健全和人权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三项措施着力巩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一）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充分认识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尊重辩护律师，鼓励和支持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因为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律师，尊重和保障律师权利，从根本上说就是尊重自己，尊重法治。如果我们将法治社会看作是一座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撑、生活其中的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为其构造理念的大厦的话，司法这根柱石的三维则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构成，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弱小、萎缩甚或缺失，都会令这根柱石结构失衡、脆弱，司法柱石一旦失衡或者脆弱，则整个法治大厦危矣。而法官、检察官、律师，乃至一切以运用法律和研究法律为职业的群体（有学者谓之“法律共同体”），其生存赖法治之昌明发达，正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息息相关。因此，法官、检察官、律师要相互尊重，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高远的追求和神圣的事业--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全社会实行公平和正义。
（二）及时修改相关法律。尽快修改有关法律来巩固辩护律师的法律地位，至少应尽快作出相关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辩护律师会见中的障碍应健全有效的排除机制，保障辩护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特别是能径直到监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取保问题，应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明确规定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时，办案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答复，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经济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应准予提供保证人担保。对于律师执业的保护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借鉴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卢森堡、日本等国家的作法，在立法上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⑦，修改或者废除新《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从法律上消除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让辩护律师解除思想负担，大胆履行自己的职责，提出辩护意见，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B.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具体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3、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九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C. 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在进步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还是从实践的影响来看，这部新刑诉法框架下的辩护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已盛行于世界各国，其孕育和形成意味着一国对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义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其职能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一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伴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刑事辩护早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职能。但由于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其不完善性，导致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我国一直走在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刑事诉讼法》，并已于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实施。此次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与新《律师法》进行有效的对接，基本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实务层面进行进一步探析。以下，我们主要从新刑诉修改的关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内容来研究讨论。

一、新刑诉中对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

（一）辩护律师的介入权时间提前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侦查机关不断讯问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而新刑诉中将此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能从客观上对侦查活动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能促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防止主观片面，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发生，促使案件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状态。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强化

刑诉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设立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诉修正案切合这一理念，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起诉阶段，这一修改使得辩护制度的时间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推动了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这条明确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为保障更多人的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得到完善

1、自主会见权

实务办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会见则会持消极态度，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也无法正常的交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以往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含义不明而出现的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新刑诉中对律师的自主会见权的确定保证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双方会见的及时、畅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也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

2、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只有辩护律师充分的行使阅卷权，才能对案情进行全面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护。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仅限于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些都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这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阅卷范围的扩大能保障辩护律师更详细的分析、解读案情，并能够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变化，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新刑诉中关于辩护制度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科学性，提高辩护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将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用语具体含义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某些条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义不明确所导致的实施困难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以下从几个地方来说明：

第一，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没有细化“案卷材料”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仅包括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而且包括证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在侦查机关侦查措施与手段日益完备的形势下，几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被侦查机关搜集并固定起来。即使是那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被侦查机关搜集和掌握。假如侦查机关将这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不编入证据卷宗之中，又假如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将这些证据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么辩护律师就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证据，而这将对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重要的，这极大的关系到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

第二，会见时不被监听权。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而有的学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性、惩罚性、救济性条款过少

我国很多法律条文都属于制定出大体方向，却没有规定具体实施性内容，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难完全依靠立法机关的力量加以实施，而不得不依赖于大量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的内部文件规定进行具体的实施，而在实施过程，有些立法规定甚至出现被修改、被架空的境况 。

这次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法条中关于辩护制度问题集中在解决刑事法律援助、会见权、阅卷权及申请调查权等关键性问题，但是对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相关权利却均以“权利宣告”的方式被赋予，而没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性条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条中所宣称的比较抽象、概括的制度无法通过可操作的规则加以实现。同样，关于惩罚性条款和救济性条款，新《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也严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惩罚性条款，那么授权性规范就将因为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后果而变得难以实施，赋予的相关权利也难以实现；如果缺乏对于侵犯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实施救济的途径，将会使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与落实。因此，为了新刑诉法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和适用，应注意将法律条文内容具体化，并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辩护制度的建议

首先，将部分法律条文用语的含义明确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许多关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但是，因为某些法律用语的含义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确，导致实务上对法律条文得不到良好的实施，权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释中，应将法律条文的含义具体化，明确化，以期达到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在实践中发挥更好的实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实施性、惩罚性和救济性条款。

“任何带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动地得到实现，而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条款加以保障，使得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过可操作性的规则加以实现。 ”以阅卷权为例，新《刑事诉讼法》可以制定明确的实施性条款，如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围和具体方式；又如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准律师阅卷申请的时间； 检察机关如果不批准律师阅卷，律师向法院申请阅卷的时间等。相对于实施性条款而言，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惩罚、救济性条款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赋予辩护律师的相关权利，并使之在实务中得以贯彻与落实。如对看守所、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批准律师会见的行为，对于检察机关拒绝律师阅卷的行为等，在新《刑事诉讼法》应确立某种形式的追究责任的条款。而对于上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辩护律师的程序辩护权利时，可以通过建立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受到程序性违法之直接影响的证据、公诉、裁判以及其他的诉讼行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辩护权利受到侵犯的律师获得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 。

总之，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加强与完善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到封建制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再到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 。发展至今，新《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充分彰显了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以及控辩平衡等现代司法理念，与新《律师法》有效地衔接，使得辩护律师在阅卷、会见等方面的诉讼权利实现了对接，同时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对象和范围，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这些规定无疑富有影响深远并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莎莎.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J].学理论，2013（5）.

[2] 陈光中.新刑诉法中辩护制度规定之实施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2-7-18.

[3]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4] 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

[5]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6] 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2．

D. 刑事诉讼法第38条与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80条之间，是否发生抵触呢

不发生

E. 最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F. 最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08-05

G. 刑事诉讼法三十八条第二款

第三十八条没有第二款。

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 辩护律版师自人民检察权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