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事诉讼法

㈠ 涉外民事诉讼的外国关系

（一）相互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与司法协助的关系
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常常需要把某些诉讼文书送达给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或者询问在国外的当事人或收集在国外的证据；判决生效后，也可能需要在外国得到承认甚至要求外国法院执行。但由于一国诉讼程序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判决只能在其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将其效力延伸到国外，所以一国法院不能在外国进行上述诉讼行为或者执行行为时，只能通过法院之间的司法协助来完成。
所谓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彼此之间相互协助，为对方代为一定诉讼行为或者相互承认、执行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行为。司法协助分为两类：一是一般司法协助，即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和提供法律资料等行为，前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域外送达和取证就是一般司法协助。二是特殊的司法协助，指两国法院相互承认并执行对方法院的裁判和涉外仲裁机构裁决。 也有学者把司法协助分成广义的司法协助和狭义的司法协助。广义的司法协助指诉讼程序方面所有的合作事项，既包括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等，也包括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狭义的司法协助仅包括代为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等行为。本节专门对特殊的司法协助进行论述。
由上可见，互相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是司法协助的重要内容，属于司法协助中的特殊司法协助。
（二）相互承认、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和外国仲裁裁决的前提条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2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因此，司法协助，都应当具备下列前提条件之一：
1．国家间缔结或者参加有关双边或者多边司法协助条约。我国已与几十个国家订立的包含民商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双边条约，大都包括了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的法院判决的内容。我国1980年参加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公约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有约束力，并且依本国法律承认或者执行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
2．两国间存在互惠关系。所谓互惠，是指两国间在互利互益基础上对某种特许或者特权的相互交换，给予对方以方便的条件。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司法协助协议，但在事实上存在司法互惠关系，两国法院可以根据互惠原则，互为对方为一定的诉讼行为。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将互惠关系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根据和条件之一。
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19条规定，对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或者没有互惠关系的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司法协助；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例如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对一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后，胜诉人（即美国进口商）曾经向东莞市中级法院提出承认和执行该判决的申请。请求书认为，“尽管两国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判决的协议，但两国间仍然有双方互利基础”，要求中国法院执行被告方即东莞土产进出口公司因出口产品责任给美国进口商人造成的损失，中国法院拒绝了这一申请，理由是：中美之间尚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在司法协助方面，两国之间也没有双方互惠关系。
虽然互惠关系一般是通过外交途径以国家或者政府名义书面承诺的，但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互惠关系，就不需要明确的外交承诺，适用的程序灵活性大。在不影响国家主权或者公共政策的情况下，绝对要求以国际条约和互惠关系为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前提，否则就一律拒绝承认外国判决，将会对我国市场信用或者本国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近些年来，国际上有些国家也不再将互惠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如德国法规定，对与财产有关的案件，才要求存在互惠关系，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外国法院判决（主要是涉及身份关系案件）的承认不要求互惠。匈牙利及瑞士的苏黎士州规定，互惠只是执行判决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承认判决的条件。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797条关于承认判决的条件中，也没考虑到互惠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承认一些涉外案件采取了灵活态度，特别是对涉及我国公民人身关系的判决和确认财产权属的判决，并不是一律不予承认和执行。如果承认或者执行一项外国法院的判决，并不构成对我国主权的侵犯；或者依照中国的法律程序，也会得出相同或者相近的判决结果，对与我国无司法协助也无互惠关系的对方国家法院的判决，可以予以承认。如果不予以承认，让当事人重新起诉离婚或者提起确认之诉，这对当事人和我国司法机关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和不经济的，因为这类案件只涉及承认外国判决而不涉及执行问题，当事人双方已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只希望我国人民法院根据我国法律，赋予这种结果以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指出，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判决。这一规定承认，在无司法协助协议也无互惠关系条件下，原则上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但它同时规定：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者已经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的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的除外。 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的制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1．德国法系国家的规定
德国法系国家规定，由本国的法院审查确定外国裁判是否符合有关条件，就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的问题作出裁定（也称“宣告性决定”或“执行令”）。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8条规定，只要外国法院判决符合一定的条件，当事人就可以向德国法院申请发给执行令。德国法院在颁发执行令时，对外国法院判决不进行实质审查。
2．法国法系国家的规定
法国法系和拉丁法系国家规定，对某些类型的外国裁判，如形成判决、与身份有关的判决和指定破产管理人的判决，采取依法承认的制度；而对于其他一些裁判，则要有承认外国判决的裁定书。
3．普通法系国家的规定
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制度，根据是否与英国订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条约或安排，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有条约或者安排的国家和地区，适用1920年的《司法条例》和1933年的《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根据其规定，为了承认某一外国判决，应当进行登记，但是适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有限。而没有条约或者安排的国家，有关胜诉人不能持判决要求在英国直接获得承认和执行，应当将外国法院判决看成是在当事人之间成立的一种债务，向英国法院提起一项新的诉讼，要求债务人履行外国法院判决中所确定的债务。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0页。
美国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裁判方面没有统一的联邦法律，而是由各州自行决定，大多数州在受理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采取与英国相同的做法。即除非有条约规定，不直接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而是要求胜诉人重新起诉。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具有地域性，承认外国判决保证了一国司法裁判在国外的诉讼法效力和实体法效力。不过，承认还不能保证外国法院裁判的执行，根据国际司法实践，执行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在国际民事诉讼的实践中，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裁判，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作出裁判的外国法院有管辖权。其管辖权一般是根据承认和执行地国家的内国法为标准来确定的。
2．诉讼程序公正。内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时，要对其作出判决的诉讼程序公正性进行审查，如败诉方应当得到合法传唤，从而出庭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败诉方在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时得到适当的代理等。如不满足这些要求，就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裁判。
3．外国法院裁判是确定的裁判。对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都作出终局的裁判，并且要遵从既判力规则，即该裁判不能为外国法院随意撤销。
4．外国法院裁判是合法的裁判。运用欺诈手段获得的外国法院裁判不能在内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5．外国法院裁判不能与其他有关的法院裁判相抵触。
6．外国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这里是以被请求国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为依据来确定的。
7．一般需要存在条约或者互惠关系。
8．不能与内国法院所在地的公共政策相抵触。

㈡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国的民事诉讼主要特点 三千字左右，要有资料的出处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与美国文化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有四：（1）民事陪审制；（2）当事人主导的审前调查；（3）审判和听审过程中的消极的法官；（4）在专门事项方面获取和使用专家意见的独特方法。我认为，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生成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征的前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1．民事陪审制。
民事陪审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以说是古代使用陪审制的典范。[1]近代陪审制起源于9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王国，最早体现于政治制度方面，国王把这种方法作为其了解统治情况的基本渠道，后来才具有司法的性质。但是作为一种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于英国，并在亨利二世（1154——1189）时期普遍应用土地诉讼中。民事陪审制在英国近代的命运并不太好，除欺诈案等少数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审团。[2]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英国确立的陪审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其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广泛的保留、使用着陪审制，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美国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神圣的权利。它作为1792年批准的权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写进了联邦宪法，1938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一步作了具体明晰的规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国的所有人们“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正如宪法第7修正案宣称的一样，也如美国的其他标志和象征一样，它必须作为双方当事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受到广泛的尊重与保护。”另外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也广泛地适用各州的民事诉讼程序，作为各州民事诉讼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这一权利，在州的范围内实现了要求陪审团审判权利的宪法化。例如1777年的纽约州宪法认为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将永远保留，神圣不可侵犯。
相反，陪审制却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文化观念格格不入。当然在大陆法系国家并不是没有萌发过使用或移植陪审制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法国大革命以后，普遍采用了陪审制；德国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德意志各个公国几乎全部采用了陪审制。但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陪审制几乎是昙花一现，不久就夭折了。德国1877年的《法院组织法》明确限制了陪审制使用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院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参审制，彻底否认了陪审制的使用。在大陆法系的人们和学者看来，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一群门外汉组成陪审团，并作为一种临时裁判者裁决案件，其作出的决定脱离了正规诉讼机制的监督，这种决定的科学性和客观、公正性值得怀疑。[3]
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民事陪审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于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观。陪审制体现了美国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陪审员名单不的由官方确定，而是从选民资格名单中临时确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审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这种权力不因为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种族而受到影响。同时陪审制给予法律的门外汉较大的认定事实的权力，这一权力甚至高于法官。当然法官有权对陪审团进行监督和指导，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审团的裁判，法官也可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达到明显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当事人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拒绝将案件提交陪审团审判；也可以案件属于法律问题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权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适当地影响、干预和诱导陪审团，是上诉审法院废弃原判决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审团同样是民主的，是民主参与政治的具体化，它允许普通的公民个人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直接进行管理。例如陪审团可以在具体的案件中决定，企业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产产品，并要在案件中确立一些在其他国家可能为成文法规定的安全标准、责任承担方式、归责原则等。陪审员不仅解决具体的纠纷，还为国家立法，为社会立法，承担着广泛的立法职能。陪审员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一般的公民对充当陪审员有较大的热情和积极性。美国法学会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象以前一样，12个陪审员照例表现出日渐高涨的热情，甚至欢呼着去强制美国的一些基础机构，如政府、商务团体、私人团体等改变他们以往的运作方式。”[4]尽管陪审团是作为国家司法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表现出某些反对国家权力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其一陪审员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各有不同的权限，法官不能不当干预陪审团的工作，陪审团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二陪审团行使权力的方式与一般国家权力机关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视法律，并在超越法律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同时陪审团裁判案件不需要具体的论证，陪审团的判决历来被当作上帝的声音。
陪审制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联系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反个人主义的。因为陪审团需要集体作出决定，陪审团的组成人数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审员作出裁决依靠的是团结一致，只要有一个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个审判归于无效。法院也必须解散陪审团，并组成新的陪审团重新审判。尽管美国许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审团的多数通过代替陪审团的一致通过，但目前陪审团一致通过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决的普遍适用的条件。同时尽管美国人一般愿意充当陪审员，有参加司法程序的热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充当陪审员不是作为权利规定的，相反它被规定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因此，其从根本上具有非自愿的特点和反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是潜在于陪审制之中的个人主义在和当事人主义结合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出来。由于公民个人拥有的自由、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审团被视作这些权利的包神，而他们采用的保护方法与法官、政府官员的方法迥然不同。

2．当事人主导的证据收集和审前发现程序。
除民事陪审制之外，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反政府的放任主义也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当事人主导的审前发现程序和证据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国文化的上述特点。在美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赋予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证据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法院的帮助，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当事人不予积极的配合或者拒绝，当事人可以寻求法院的帮助和支持。当事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从他方当事人及其证人或专家证人处获取证据，这些方法主要有：（1）口头录取证言；（2）书面录取证言；（3）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质问书；（4）要求提供书证和物证；（5）身体和精神检查；（6）要求对方当事人自认。[5]发现程序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没有发现程序即没有现代美国的民事诉讼，美国的民事诉讼的现代化与发现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发现程序和质询程序美国人就不能审理案件，发现程序是他的沐浴，质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会介入发现程序，只有基于当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该程序。但自从70年代以来，发现程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发现程序的批评也日渐尖锐。[7]主要的批评在于法院对发现程序的监督过于软弱，对当事人及其律师从他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处获取证据缺少必要的限制。这种状况既造成了诉讼迟延，同时也导致当事人诉讼负担的增加。鉴于这些批评，自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开始对当事人发现证据的次数进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对发现程序的监督与管理。各州也在同时修改其程序规则，力求实现发现程序的公正与效率的协调。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不存在和美国一样的发现程序，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也存在审前准备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与美国的pretrial相比，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前程序不是由当事人及其律师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时与英美法系的准备程序原则上由当事人自行运作不一样，德国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终主持、控制准备程序的进行。”[8]其二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在德国和日本都可以开庭的方式收集证据和整理争点，德国民事诉讼法上称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备性口头辩论”[9]与德国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对应。虽然民事诉讼法把审前开庭的期日称为早期期日，把最终法庭审理的时间称为主要期日，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明显，两种开庭的任务和方式也很难看出有实质性的差别。
美国审前程序与大陆法系国家审前程序存在差别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大陆法系国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的集中审理制度。诚然，证据提供组织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审团的历史角色。当普通的民众放下自己的工作，走进法院审理案件，并作出最终的裁判时，集中的、一次性的审理是必须的。而以审判工作为己任的职业法官，就没有集中审理的紧迫感和心理压力，他在其任何一个工作时间阶段都可以审理案件。当事人提供证据也没有阶段上的限定性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受突袭的一方可以在以后的程序中提出证据予以反驳。当事人不仅在一审阶段可以提出新证据，而且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提出新证据。[10]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准备程序的空间和地位，而审前发现程序对美国的民事诉讼来说是必须的。
但是观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举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陆法系的学者对发现程序深恶痛绝，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发现程序可有可无，而且他们认为仅仅由于当事人涉入诉讼，就许可对方私自向其收集证据、调查事实是不妥当的。[11]在大陆法系国家强制当事人或者证人提供证据被看作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能由私人当事人分割或独享。发现程序之所以被反对，就是因为它允许当事人行使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力，分割了司法权。按照大陆法系的普遍观点，询问证人应当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师的办公室内进行。“美国律师试图将宣誓作证传播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努力，将在这些国家里被视为对国家司法特权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证在许多欧洲国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国的发现程序也不同于其他以集中审理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系国家。象陪审制一样，美国当事人主导的发现程序最早也产生于英国。[13]强制发现证据的权利是由英国高等法院确立的。[14]但是该制度在美国被改革成为独特的实践形式，它包含一系列当事人获取证据的方法。这种状况在英国或其他地方是无法找到的，结果，甚至对于普通法系其他国家的律师来讲，美国的发现程序实践也走得有些过头。美国与英国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区别在于开示的范围不同。在英国，审前证据开示程序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与对方当事人提出或者主张的事实相关的事实方面；同时一般情况下也不允许当事人强制地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处获取证据。“如果在这些相关的事实之外，当事人还有其他的事实或证据能够证明其请求或者主张，则当事人就无权要求开示这些相关的事实，或者以这些事实为基础证明其案件事实。”[15]近年来英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进一步限制了文件发现程序，而且美国式的宣誓作证在英国也行不通的。在英国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录取口头证言，而且这种方法也被限制在证人确实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国的审前准备程序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它是平等的。在发现程序中，法律给予了双方当事人均等的、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处发现证据的机会。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势一方也有机会从对方获取证据。例如在产品质量侵权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费者就可以通过发现程序得到生产者不恰当地降低生产成本的证据，从而有利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审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国式的平等，它给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不是相等的结果。这种状况会在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上的平等，并损害司法正义。当事人推动发现程序，采用发现方法，同样意味着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地由于开示证据的工作非常具体和专业，必须由当事人的律师完成，当事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庞大、复杂的工作。《紧急费用法》要求律师预先垫付诉讼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发现程序的消极方面。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当事人，其发现手段极其有限，他们不得不忍受对方当事人不断实施的证据发现所带来的诉讼负担。这种现象在由职业法官主持证据调查的国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当事人主导的发现程序也表现了美国文化中的民主观念和放任主义思想。对于美国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许当事人或者其律师在法庭之外实施实质性的诉讼权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实施这一权力并无不当。发现程序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则相对复杂。一方面发现程序反映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它允许律师发明和实施其认为的最好发现的计划，以调查收集证据，并实施特定的、具体的诉讼，除了受到程序规则的宽泛的限制以外，他们很少受到限制。但从被发现的当事人或证人的角度来看，对方当事人的这种窥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对他们自我领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原告必须接受被告选定的医生的医学检查，否则原告就必须面临诉讼被驳回的风险。而且当事人必须为自己对立的对方当事人准备案件以对抗自己的观念，也与对抗制有一定的不协调，因为对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阐释：“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存在的”。[17]发现程序强调一方当事人享有发现证据的权力同时，并不鼓励其反对对方当事人，更不鼓励其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因为在任何一个案件的发现程序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可能处在发现和被发现的位置，双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换的。从这样角度出发，发现程序既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行动，也限制其行动。在这一深层意义上发现程序规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与大陆法系法官在诉讼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同，美国的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保持消极的角色，1999年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实施之前，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的消极性都非常明显。[18]在美国的审判中，律师决定向法庭主张那些事实，提交什么证据，也是由律师对当事人和证人进行询问，并以此主导诉讼的进行[19]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负责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调查，这一点可以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典型代表的德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反映出来。在德国法官负有查明争点的义务，这一义务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诉讼的进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对合适的、可适用的法律的理解推进诉讼的过程中，它不断地检查案件，提出问题确定当事人存在争议和不存在争议的领域，法官同时要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证据证明的事项的意义等进行释明。……法庭通过建议当事人巩固自己的主张、观点，通过建议当事人变更和扩大其主张以及其证据提供，通过建议当事人采取其他的方法，引导当事人。法庭并有可能在诉讼中建议当事人采取某些具体的诉讼方法。[20]法庭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决定是否传唤特定的证人，并命令证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当事人提交书证。[21]
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审判程序的一个显著的差异是询问证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询问证人。即使许可律师提出问题，甚至在意大利由法官对证人的询问首先由律师草拟，但由律师采取的强有力的交叉询问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不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依职权主动地传唤证人。因此，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律师所扮演的询问和交叉询问证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陆法系国家完全转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当然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规则的变化，力图提升法院与当事人关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个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权力或者说负有的责任，这些权力表现为法官有权将案件排除于诉讼程序之外，有权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案件的解决，最保守地看来，他必须承担加速审判流程的义务。正是基于这种变化，许多人认为两大法系呈现出趋同的趋势。[23]但是关键的区别仍然存在，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依然由律师，而不是由法官负责证据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师负责选定证人和负责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虽然美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带有仪式化或者象征意义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他们的权力并不太大。同时在美国本身就比较软弱的裁判者的权力，还要有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分享，法官也在与陪审团分享权力的过程中接受陪审团的制约。
我们所探讨的法官地位的消极性，主要是限定于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范围。超出这一范围，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就丧失了其基础。例如在法官与制定法的关系方面，结论就恰恰相反。美国的法官享有广泛的权力，法官可以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创制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起来的，……立法机关仅起一种辅助的作用。在美国，法官还有权决定立法是否违宪，是否有效，并享有广泛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讼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的作用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结合中会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赋予法律意义。”[24]

程序实践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文化的特征，并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们正在进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践部门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论界则正在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摇旗呐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审判方式的探索也罢，都不可否认我们的民事诉讼制度正在面临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和重大抉择。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的现代化相适应。因此可以说现代化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现代化，不可能舍弃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我们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现代化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目标定位问题。各国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其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断自身历史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只能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称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也必须以各国自身的文化为基础，唯有此才是我们改革的定位、坐标和参照。

参考文献：
[1] 具体可参见李昌道，董茂云：“陪审制度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页。
[2] 在我国有学者分析认为英国陪审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原来资产阶级为争取同盟军而提出的思想和口号，以没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础；（2）案件增多，诉讼爆炸，而由陪审团审理案件，不能提高诉讼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诉讼迟延的原因；（3）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型案件，这些案件的审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参见李昌道等：“陪审制度比较研究”，第61页。当然这种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无法说明陪审制在美国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审员的权力”，载《美国法学会杂志》，2000年，8月，第36页。
[5] 参见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页。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发现——改革的共识”，载《诉讼评论》，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页。
[8] 王亚新著：《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页。
[9] 除准备性的口头辩论之外，日本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另外两种审前准备方法。其一是辩论准备程序，主要适用于不宜公开审理的案件和当事人双方希望直接面谈的案件；其二是书面准备程序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无法直接见面或者不能亲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参见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
[10] 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第二审上诉一般都是事实审，上诉法院的法官，可以对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进行审查。当然这种审查方法因各个国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有的采用复审制，有的采用续审制，有的采用事后审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适用陪审制的案件，二审上诉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再行审查，二审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适用、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的适用进行审查。具体可参见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陈朴生：“比较刑事证据法序说”，载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诉讼法各论》，台北，台北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体可参见《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4条（8）款，（1）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签发命令，要求在审理程序前对证人进行询问。（2）给予本条之规定，根据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证据的人即为“宣誓证人”，所调取的证据为“笔录证言”。《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页。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国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于1999年4月实施，根据1999年的民事诉讼规则白皮书，消极的法官以成为历史，相反确立了积极的法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诉讼的早期阶段负责诉讼，并以一种我们在这种司法体制下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方式管理诉讼。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师的书架”，载《纽约法律杂志》，1992年，12月1日，第2页。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观点，德国和欧洲临国的程序法根植于给予法官强有力的权力将有助于发现事实的思想，法官有权或者说有义务询问、告知、鼓励和劝告当事人、当事人的律师以及证人，以获取事实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页。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战后受美国法的影响，采取了交叉询问的方法。具体的顺序是先由申请证据的当事人进行主询问，再由对方当事人进行反询问。不过在日本的民事诉讼中，审判长在当事人之间的交叉询问完毕以后，还可以进行补充性的询问，并在其认为必要时随时亲自进行询问或者在主询问的过程中，准许对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页。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机的司法：比较法视角下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改革”，载Adrian A.S. Zuckerman主编：《危机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页。
[24] 约翰 梅利曼著：《大陆法系》，顾培东译，西南政法大学印行，1983年，第39页。

㈢ 小额诉讼有没有当事人的救济

小额诉讼救济机制比较研究
——兼评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制的规定
关键词: 小额诉讼，救济机制，裁判异议，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小额诉讼规定了一审终审制，比较世界各国有关小额诉讼的立法规定，这一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在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设置中，基于权利救济的需要，以及不同的救济思想与立法目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设置了诸如“动议”、“特殊上诉”、“裁判异议”等多种救济方式。这些不尽相同的救济方式，不仅类型各异，而且从救济机制的角度上看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机制的设置，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环节以及方便当事人诉讼等角度考虑，应当采用类似于“裁判异议”的立法规定形式与救济方式。
在民事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以及司法审判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现实背景条件下，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也不例外。不过，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小额诉讼程序是一种简便、快捷、高效的纠纷解决程序，然而，相对于普通诉讼程序而言，小额诉讼程序又是一种廉价的、低成本的以及程序保障不甚完备的程序制度。换言之，这种通过限制、削减当事人一部分程序保障权利的方式，来提升诉讼效率以及降低司法成本的程序制度，是具有内在缺陷的。
鉴于小额诉讼程序所具有的这种内在缺陷，从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关小额诉讼立法规定的情况来看，不仅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小额诉讼程序采用绝对的一审终审制，而且在充分发挥其便利、迅速、高效优势的同时，根据小额诉讼的基本特征设置必要的救济机制，可以说是这种程序制度设置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我国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于小额诉讼却作了一审终审的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优势的同时，充分注意对其程序内在缺陷的补救，也是立法应当给予充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在对域外一些国家、地区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机制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一审终审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及其救济方式与机制的立法设置提出思考与建议。
一、小额诉讼的救济方式
所谓小额诉讼的救济方式，指的是针对小额诉讼中程序违法与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的诉讼救济形式。一般而言，小额诉讼由于涉及的金额不大，纠纷的法律关系相对简单，因而裁判错误的几率较小。但是，由于小额纠纷涉及面广，以及小额诉讼过程中裁判者同样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出现程序违法以及适用法律错误的现象与情况不仅不可避免，事实上也是客观存在的。“有错误就应当有救济”作为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规则，也是各国家和地区在民事程序立法中无不遵循的一项公理性的基本准则。为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小额诉讼设置了以下一些相应的救济方式：
（一）动议
动议是英美法系国家小额诉讼程序立法规定的一种诉讼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不仅在类型上是英美法系国家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立法规定，在性质上也是法律赋予小额诉讼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的一种权利。
《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第八章“判决后的诉讼程序”中的Ⅱ.[§8.2]“向小额索赔法院提交的撤销原判决之动议”规定：“对于原告来说，小额索赔判决是终局性的，只有一种例外，即在原告未能出庭，而判决又对原告不利时，原告可以提出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没有出庭的被告，在其上诉前，须在原作出判决的小额索赔法院，提交一项取消缺席判决的动议；动议费是20美元。” A.[§8.3]“动议提交时间”规定：“原告没有出庭，判决对其又不利的，原告可在书记员用一类邮件寄送判决登录通知书之后30天以内提交撤销判决的动议”；“如果被告没有出庭，那么被告可以在书记员用一类邮件寄送判决登录通知书之后30天以内提交撤销原判决的动议”；“为了保护因未送达而未能出庭之被告人的利益，该被告人可以在其‘发现或应该发现’判决对其不利之后180天之内提交撤销判决的动议。”{1}4.[§ 8.8]“准予或否决动议的程序”规定：“依据《民事诉讼法》§116.720的规定，在出示良好缘由时，法院可准予原告撤销原判的动议；并且如果所有当事人在场且取得他们的同意时，法院可直接审理该案件而不需要重新安排日程表。假如被告不在场，法官必须在其在场时审理该动议。如果原告的动议被通过，而原告不在场，则法官和书记员必须重新安排这个问题，并且依据《民事诉讼法》§ 116. 330的规定，发布通知。同样，假如被告动议通过，而被告又不在场时，必须依据《民事诉讼法》§116. 330的规定，发布通知并重新安排。”{1}224-225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7章“小额索赔审理制”第27.11条“撤销判决和重新举行审理程序”的第1款规定：“存在如下情形的一方当事人：（a）在对诉讼举行审理程序时既未出庭亦没有诉讼代理人的；（b）未根据本规则第27.9条第1款向法院送达通知书的，可根据本章之规定，申请法院作出撤销判决或者对诉讼重新举行审理程序之命令”。第2款规定：“根据本条规定申请法院作出撤销判决命令的当事人，须在判决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4日内提出申请”。第3款规定：“申请人惟有符合如下条件，法院方得认可当事人的申请：（a）在审理程序时不出庭或无诉讼代理人代理有充分理由的，或者未根据第27.9条第1款向法院送达通知书有充分理由的；（b）在举行审理程序时有合理胜诉机会的”。第4款规定：“如撤销判决的，则：（a）法院须确定对该诉讼举行重新审理程序的日期；（b）可在对撤销判决申请的审理之后立即重新举行审理程序，且可以由撤销有关判决的法官主持审理。”{2}
（二）特殊上诉
所谓特殊上诉，指的是当事人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存在错误的小额诉讼裁判，有权申请与要求另行审理的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虽然就基本特征而言，是授权当事人通过提起另行审理的方式来改变错误裁判的救济方式，然而由于这种救济方式无论在规定的内容、提起的形式以及条件要求上，与普通程序中的上诉都有所不同，因而学理上把这类仅仅局限于小额诉讼的救济方式，称之为特殊类型的上诉。这种上诉从有关国家与地区的规定来看，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1．美国加州有关小额诉讼上诉的规定
《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第九章在“上诉的性质”中规定：“针对小额诉讼案件提起的上诉，将由不同于之前审理该案的法官进行审理。除了双方当事人可由其律师代理外，审理活动并不正式，不允许进行《民事诉讼法》§ 2019. 010规定的审前查明（discovery）程序，诉讼方无权拥有陪审团审判，无需做出预先裁决（tentative decision）或裁决说明。法院就上诉做出的判决是终局性的，不得再上诉。”{1}223
“Ⅲ．谁可以上诉”有关“A．原告”的“1.[§9.3]一般规则”规定：“小诉讼案件的判决对原告具有终局性，原告无权就不利判决提出上诉。然而，原告可就被告的不利判决提出上诉。上诉需要重新审理案件。假如原告未能出庭而判决对原告不利。原告可提出撤销原判决的动议。原告不能就拒绝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提出上诉。”{1}223
“3.[§ 9.5]被告就判决提起的上诉”规定：“如果被告向原告提出请求（关联诉讼）以获得小额索赔法院的积极补救，则该请求就构成一个独立且同时进行的诉讼，其中被告是原告，原来的原告则成为被告。原来的原告有权上诉，其依据就是基于被告的请求而做出对原告不利的判决，原告可上诉至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 {1}224
“ B．被告1.[§ 9.6]一般规则”规定：“被告可就小额索赔法院对原告请求作出的判决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根据司法理事会（Judi-cial Council）制定的规则，该上诉由高等法院受理。如果判决赔偿金超过2500美元，而且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认定其保险单涵盖了被告应交付的损害赔偿金，保险公司可就小额索赔法院对原告请求所做的判决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234
“2.[§9.7]被告就判决提起的上诉”规定：“在小额诉讼中，被告基于积极的补救（affirmativerelief）而起诉原告的，被告无权对不利判决提出上诉。然而，如果被告对原告的主张提出上诉，各方的主张都必需重新审理，包括在小额索赔法院受理的被告的主张。”{1}235
“ V．上诉程序”的“A.[§9.9]上诉通知书”规定：“不服小额诉讼判决而提起的上诉，可在小额索赔法院的书记员送达或邮寄判决书之后的30天内，向书记员提交上诉通知书。因此，当判决通知书是在法院审判后直接给双方当事人而不是邮寄给当事人时，提交上诉通知书的时间就开始计算。虽然提交上诉的新的期限又会在送达修改的判决书后重新开始，但是上诉时间并不会因为申请纠正错误而延长。假如上述通知书是过了30天的期限后才提交的，它将无效。律师可帮助诉讼人提交上诉通知书。” {1}236
2.《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有关小额索赔诉讼上诉的规定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7章“小额索赔审理制”第27.12条，在“基于本规则第27章的上诉权”的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当事人方可对根据本章作出的命令提起上诉：（a）存在影响诉讼程序的严重违法；（b）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第2款规定：“就上诉而言，法院可作出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命令”。第3款规定：“法院可无需经审理程序，而迳行驳回上诉”。第4款规定：“本规则不限制基于任何法律而产生的有关上诉权利”。第27.13条“提起上诉的程序”的第1款规定：“拟上诉的一方当事人，须在有关命令的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4日内，提交上诉通知书”。第2款规定：“上述通知书：（a）须向作出命令的法院提交；（b）须列明上诉理由，即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或所适用法律不当。”{2}139
3．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上诉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36条之24，在“小额程序裁判之上诉”中规定：“（1）对于小额程序之第一审裁判，得上诉或抗告于管辖之地方法院，其审判以合议行之。（2）对于前项第一审裁判之上诉或抗告，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第436条之25，在“上诉之程式”中规定：“上诉状内应记载上诉理由，标明下列各款事项：1．原判决所违背之法令及其具体内容；2．依诉讼资料可认为原判决有违背法令之具体事实。”第436条之26在“误用程序之处置”中规定：“（1）应适用通常诉讼程序或简易诉讼程序事件，而第一审法院行小额程序者，第二审法院得废弃原判决，将该事件发回原法院，但第436条第8款第4项之事件，当事人已表示无异议或知其违背或可得而知其违背，并无异议而为本案辩论者，不在此限。（2）前项情形，应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如两造同意由第二审法院继续适用小额程序者，应自为裁判。（3）第一项之判决，得不经言词辩论为之。”{3}
（三）裁判异议
裁判异议是日本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中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规定。它是指小额诉讼中如果当事人对于裁判不服，可以采用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来获得救济的方式。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78条规定：“第1款：对于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从受到判决书或本法第254条第2款（包括准用于第374条第2款的情况）的笔录送达之日起在两周不变期日之内，可以向作出该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但是，不妨碍在该期间前申请异议的效力。第2款：本法第358条至第360条的规定，准用于本条前款的异议”。第379条规定：“第1款：异议合法时，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在此种情况下，依照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及裁判。第2款：本法第362条、第363条、第369条、第372条第2款以及第375条的规定，准用本条前款的审理及裁判”。
按照上述规定，在日本的小额诉讼中，当事人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两周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裁判异议的申请，如果法院审查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合法，则诉讼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之前的状态，并依照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
二、不同救济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救济机制的特点
上述规定，虽然性质上都是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规定，但是从救济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救济机制的角度上看，是存在差异的。
（一）不同救济方式的基本特征
1.动议的基本特征
动议作为美国、英国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从其规定来看具有以下几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1）适用对象上，动议仅限于小额诉讼中没有出庭，也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被告。换言之，这种救济方式适用的对象，以及可以提起动议的主体，并不是小额诉讼中的任何原告或者被告，仅仅是小额诉讼中没有出庭且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或者被告。非缺席审判或者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被告不能成为提起动议的主体，也不能提起撤销原判决的动议。
（2）适用条件上，有权提起动议的主体，不仅是未能出庭或者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原告或者被告，而且，就有权提起动议的原告而言，还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未出庭具有合理以及充分的理由；第二，判决对其不利或者其具有胜诉的可能性。换言之，有权提起动议的原告，不仅必须具有能让法官充分信服的理由，而且是不利裁判的承受者，具有诉之利益以及具有胜诉的可能性。原告仅仅是因故未出庭而没有合理与充分的理由，或者并非判决对其不利以及其不具备胜诉的可能，提起的动议也不会被法院采纳。
（3）适用期限上，原告与被告提交撤销原判决的动议必须在法定的期限以内，超过法定期限提交的动议则不被法院接受。
（4）审理程式上，在当事人都在场，且取得所有当事人同意的条件下，法院可以直接重新审理动议撤销原判决的案件，而无须另行安排审理日期与审理日程；如果原告或者被告不在场，法官必须发布通知，另行安排审理期日与审理日程。
（5）管辖法院上，动议及其对于诉讼的重新审理，均由原审法院管辖。
2．特殊上诉的基本特征
特殊上诉作为美国加州、英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的规定，虽然都称之为特殊上诉，但是不同特殊上诉的基本特征也有所不同：
（1）适用对象上，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特殊上诉的主体原则上仅限于被告，即仅被告可以就法院对原告小额索赔请求作出的裁判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上诉。一般而言，原告无权就不利判决提出上诉，也无权就法院拒绝撤销原判决的动议提出上诉。换言之，对于原告而言，原则上禁止上诉。只有在被告向原告提出反诉，反诉与本诉具有关联性，且法院基于被告的反诉而作出对原告不利判决的条件下，原告才可以上诉。同时，作为诉讼中第三人的保险公司，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上诉。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于特殊上诉的适用主体，却没有严格限制。换言之，在英国小额索赔诉讼与我国台湾地区小额诉讼中，原告与被告都享有上诉权。
（2）适用条件上，《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都作了严格限制，即有关小额诉讼的特殊上诉在适用条件上，都必须以原审严重违反程序或者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必要条件。换言之，非违背法定程序规定或者裁判适用法律错误，诸如事实认定等问题，不得提起上诉。
（3）适用期限上，对于特殊上诉无论是《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都作了严格限定，即有关小额诉讼的特殊上诉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出，否则当事人将丧失上诉权。
（4）适用程序上，美国加州对于特殊上诉的审理，除双方当事人应当由其律师代理外，在审理程序上基本援用非正式审理的模式，即不进行证据开示、不采用陪审团的审理方式、法官无需作出预先裁决以及进行裁决说明。同时，上诉法院就上诉作出的判决是终局判决，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则规定，特殊上诉应当按照与小额诉讼程序不同的通常程序，即正式审理的程序进行审理。
（5）案件管辖上，《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特殊上诉的管辖法院，为案件管辖地的高等法院，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殊上诉的管辖法院为地方法院。即在有关特殊上诉的管辖上，前者提高了管辖的审级，特殊上诉由原审的上级法院管辖与审理，后者却没有提高案件管辖的审级，特殊上诉仍然是由与小额诉讼处于同一审级的地方法院管辖与审理。
3．裁判异议的基本特征
裁判异议作为日本《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从其规定上看，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适用对象上，日本《民事诉讼法》对于小额诉讼提出主体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样，没有进行严格限制。换言之，按照日本《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日本的小额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有权提出裁判异议。
（2）适用条件上，按照日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判异议也必须以原审违反法律规定为必要条件，否则不能提起裁判异议。这里的违反法律规定，也限定在原审程序违法与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两个方面。
（3）适用期限上，小额诉讼裁判异议的提出期限，限定在当事人接到判决送达之日或者笔录送达之日起两周不变期日以内。超过这个不变期限，提出的裁判异议将不被法院接受。
（4）适用程序上，对于异议合法的案件，将诉讼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状态，采用通常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5）案件管辖上，裁判异议案件的管辖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样，没有提高审级，仍然由原审法院管辖与审理。
（二）不同救济机制的特点
由上述不同的救济方式之基本特征可见，虽然都是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但是不同的救济方式所体现出的救济机制却有所不同。
1．动议救济机制的特点
动议作为针对特定对象，且必须具备特定条件，以及限定在原审级以内，采用相同审理程序为基本特征的救济方式，其救济机制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这是小额诉讼救济中限定在原审法院以内，以重新审理为基本特征的一种诉讼救济。
2．特殊上诉救济机制的特点
从《美国加州小额诉讼程序指南》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有关特殊上诉基本特征规定的角度上看，由于这种救济在适用条件上，以小额诉讼严重违反程序或者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必要条件，且上诉案件由高等法院管辖与审理，因而其救济机制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这是一种从审判权力制约视角，即审级权力监督角度设置的一种诉讼救济。
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特殊上诉，作为局限在原审级内，即仍然由同一审级的地方法院管辖的一种救济方式，由于其不仅适用条件与通常上诉的启动条件、审判组织形式相同，而且采用的是与小额诉讼程序不同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而，实质上这也是从审判权力制约的视角，以及根据审判监督理论设置的一种具有审判监督性质的救济，只不过这种救济或者纠错机制在管辖与审判级别的设置上与一般上诉有所不同，即不是由上级法院进行监督与救济，而是限定在原审级以内，通过采用较小额诉讼更为完备的普通审理程序，以及更为慎重的合议审判组织形式重新进行审理的一种救济。
3．裁判异议救济机制的特点
裁判异议作为日本《民事诉讼法》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方式的规定，虽然称谓上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殊上诉不同，然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可以说几乎完全相同，因而从救济机制基本特征的角度上看，它实质上也是将诉讼救济限定在原审级以内，采用对于当事人保护更为周全的审理程序，以及较独任制更为慎重的合议制审判组织形式，且以重新审理为基本特征的一种诉讼救济。
由上述小额诉讼救济机制各自的基本特征上看，虽然各国家和地区有关小额诉讼救济规定的形式与内容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就这些救济方式所体现出的救济机制而言，无非三种类型：第一，在原审级以内，采用同样的审理程序，即小额诉讼程序以及独任制的审判组织形式，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诉讼救济机制；第二，在原来的审级之上，由更高级法院从审判权力制约以及审判监督角度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救济机制；第三，在原审级以内，采用较小额诉讼更为完备的普通程序，以及更为慎重的合议制审判组织形式，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救济机制。
三、小额诉讼一审终审的问题及其救济机制的立法完善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修改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举措，就增设这一制度而言，应当说几乎没有争议，然而对于是否应当就小额诉讼的救济作出必要规定，却存在较大争议。2012年8月31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有关小额诉讼的规定中，采用了否定设置程序救济的观点，即对小额诉讼作了一审终审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这种立法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因为“理想的小额程序应该是在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价值目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兼顾判决结果的准确与公正。”{4}换言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程序立法的角度上看，这种完全不考虑以及设置救济机制的立法思想与制度设置模式是值得商榷的。其基本理由如下：
第一，从诉讼程序基本特征的角度上看，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较为简要，在追求诉讼效率以及降低诉讼成本思想的主导下，相对于普通诉讼程序而言，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不够周全和存在先天缺陷的。
第二，从司法裁判的角度上看，任何类型诉讼的裁判在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都无法避免裁判错误的情况。换言之，从客观上看小额诉讼裁判产生错误的情况是无法避免也是客观存在的。有错误就必须有救济是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注意的。
第三，从设置小额诉讼的基本目的及其价值追求的角度上看，虽然我国设置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初衷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以及提高诉讼效率，从而解决司法实践中案件数量过大与司法审判资源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但是立法设置在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优势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就诉讼效益、诉讼成本与裁判公正三种价值而言，裁判公正始终是民事诉讼最为核心的价值。换言之，鉴于裁判公正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我国在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中，不能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就忽视裁判公正，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追求方式是不正确的。如果在立法规定上对于裁判错误的案件不能提供必要的救济，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的追求不仅失去了合理的基础，而且在忽视裁判公正的条件下，越是强调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诉讼将越是背离立法的初衷及其根本的价值追求，从而致使小额诉讼的立法步入误区。
第四，从程序设置技术性的角度上看，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对小额诉讼程序都设置了相应的救济方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证裁判公正，以及给当事人提供一个救济机会，从纠纷解决的技术性角度上看，还具有利用这种救济方式来化解当事人不满，以及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司法裁判信赖度的立法目的。如果对于小额诉讼不设置必要的救济机制，在目前我国司法裁判权威不高以及人民群众对于司法裁判承认度、认可度还有待提高的现实条件下，不仅难免在较大程度上削减或者降低人们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预期与期盼，而且从诉讼实践的角度上看，也会在较大程度上抑制当事人选择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意愿与欲望。
第五，从域外有关小额诉讼的立法规定来看，笔者认为，各国家和地区立法之所以都在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置中规定必要的救济方式，不仅是因为这种立法设置模式已为各国家和地区立法所普遍认可，作为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的一种倾向与趋势，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普适性与规则性，而且作为先于我国小额诉讼程序设置的一种立法经验，是我国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立法应当参考、借鉴乃至于遵循的。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以为，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规定中，设置与这种程序制度功能相适应的诉讼救济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说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中，设置与其程序功能相适应的救济方式的观点还有一定道理的话，

㈣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吗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各个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 有所区别：
（一）美国的积极和解
在美国，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以和解解决，真正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长期以来并非法官积极介入的结果，而是当事人的律师之间协商的产物。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制定之时，美国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极”仲裁人的形象。为了克服发现程序的滥用等导致的诉讼延迟、费用过高等弊端，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第5项规定：“审理前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审理前会议或者通过电话达成协议，以便使争议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1]这条的修改使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美国由司法消极主义向司法积极主义的转化。法官不仅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机会或者对话渠道，更有可能成为调解人主动进行调解。实务中很多法官也认为在审前会议中由法官主导，积极促进和解才是对付案件数量增加和诉讼迟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国的申请“合意判决”
英国的诉讼和解与美国有许多相通之处。英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具备强制执行力。要获得此种效力，必须申请“合意判决”。申请“合意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录在法院的裁决上，这种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制作“Tomlin”裁定。[2]英美两国诉讼上和解性质为私法行为，故和解协议如有瑕疵，可援用无效或可撤销予以救济。
（三）德国的劝告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是德国一项重要诉讼制度。1877年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起诉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为强制和解。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到何程度，法院应该注意使诉讼或者各个争点得到和解解决。在诉讼中劝告和解成为德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职责。法官劝试和解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属“调审合一”模式。在德国，法官的和解劝告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于双方当事人对席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征。从法院在诉讼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国的诉讼和解可谓是“法官主导型”。
（四）法国的劝试和解
法国的立法非常重视诉讼和解。1935年法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首次将法官劝试和解规定其中。现行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当事人劝试和解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导下和解；法官在认为有利的时间与地点均得试行和解等。总之，法国诉讼和解的理念与德国基本一致。但是法国的法官对诉讼和解则采取消极态度。
（五）日本的尝试和解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尝试和解”。法官为实现和解积极地进行周旋工作。日本诉讼和解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诉讼程序判决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审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审之诉要求撤销。
从上述各国关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来看，诉讼和解的发展经历了由消极的法官介入到积极的法官介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诉讼和解制度的一大亮点。尤其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也在不断调整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这说明了在两大法系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都认识到了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或绝对的职权主义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配置他们之间的权利。

㈤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民诉法的区别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一般性差异可以说是历史过程的差异，而某些差异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体中就已经存在，因此追溯两大法系的源头，在源流中比较分析两大法系的差异，找到彼此不同的“遗传基因”，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体制、民事诉讼理论的本质和内核。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的源头是古代罗马法，而英美法系则起源于日耳曼法。因此，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也分别存在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仅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架可以从罗马法中寻找到雏形。而且，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大多数基本概念也都能从罗马法中寻到自己的根。例如，诉权、诉讼标的、证明责任、既判力、诉讼当事人、反诉等等。在大陆法系各国，对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来讲，言必称“罗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样，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民事诉讼操作原则以及民事诉讼的观念都表现出日尔曼的血统。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法最初的法律形态——十二铜表法诞生。以后，罗马法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不断得到发展。到公元五世纪，罗马法经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罗马法之大成的罗马法大会（corpus iuris civils）。尽管以后因罗马帝国的消亡， 罗马法大全也随之暂时消失，但罗马法大全毕竟是人类法文化的精灵，因而不会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纪，经过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得到复活。前后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的注释使罗马法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具有其具体适用性。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当时宗教十分兴盛，教会势力发展迅速。随之，为了规制教徒的教会法也应运而生。教会在有了独自的立法权以后，便将原来的罗马法作为教会法的主体，并通过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终形成独自的法律体系即罗马加伦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于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在宗教领域里实施的罗马法便也扩张到世俗裁判领域。在德国十二世纪以前， 由于存在着各个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所以，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法律规范。但随着经济圈的不断扩大，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领域。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统一的法律规范，即适用于所有日尔曼人的法律。这使罗马法的再生有了经济基础。加之当时德国皇帝接受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使罗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础。

十四、十五世纪期间，德国已经完成对罗马的继承。这个时期，德国所继承的罗马法不再是罗马法大全，还包括在教会法的影响下，通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具有适用性的罗马法。1495年德意志帝国设立最高法院，并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诉讼规则，该规则基本反映了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这些诉讼规则最终形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通法组成部分的民事诉讼法，也称为普通法民事诉讼法。不过，德国此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规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罗马法的诉讼规则，还不能说是已经全面罗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尔曼法的要素。尽管后来德国普通法民事诉讼法随德意志帝国三十年战争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该民事诉讼法对以后德国近代民事诉讼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处于地方分权时期，除了当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法外，各州还分别制定了各自的诉讼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适应这种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国集中了当时法学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时间，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也可以称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诉讼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现在被视为历史的旧德国民事诉讼法与19年后诞生的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罗马法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法国圣路易统治时代（1226—1270），罗马法也进入了法国，并对法国近代和现代民事诉讼体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国对罗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过加伦诉讼法来实现的。而加伦诉讼法自身也吸收了罗马法中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那一部分诉讼规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加伦诉讼法可以说是经过加工的罗马诉讼法。当时，由于圣路易国王反感教会行使裁判权，因而不希望在国王所管辖的裁判所中采用教会的诉讼程序。国王便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但这种诉讼程序因过于繁琐而被社会所排斥。在这种状况下，研究罗马法的法学家们提出废除特别诉讼法，直接导人加伦诉讼法。的确，在法国以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中，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和诉讼理论被部分地保留下来。例如，罗马法中的请求权、诉讼的分类、本权诉讼和占有诉讼的区别、恢复原状之诉等等。

当然，法国对罗马法的继承远远不如德国，因为法国不象德国那样处于各部落割据的状态。虽然法国也并非高度统一，但法国王权的确立使法国的法律相对比较统一。因此，对罗马法继承的愿望就不象德国那样强烈。在诉讼制度方面，法国把罗马诉讼中的一部分引进了法国，并与法国原有的习惯法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独有的诉讼法体系。当时，法国的诉讼法学者更多地是把罗马法当做纯学术上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考虑是否全面地继承罗马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全面继承罗马法，所以，法国法在大陆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国法。法国法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如德国法那样大。法国法尽管属于罗马法系，但不是罗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国诉讼法中还遗留有部分日尔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国、法国，罗马法也为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所继承，其民事诉讼体制具有罗马法“血统”。

尽管二十世纪初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原法律体系的性质，但原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征并没有改变，就民事诉讼体制的外貌特征和基本结构而言，依然还保留着罗马法的形态。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处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内，也都没有因为其社会性质的变异而改变其内存的罗马法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主义法系如果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类方法和根据，则可以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纳入大陆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现形式和结构上，与大陆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虽然与日尔曼没有地理上的联系，但却与古代日尔曼法有着血缘关系——英美法系直接发端于日尔曼法。由于日尔曼法在其历史在发展中背离了本土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丧失了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生存的内在条件，只能作为分解了的片断而存在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律之中，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

历史的发展常常富有戏剧性。日尔曼法尽管没有在本土上继续生存和延伸，但却在异国他乡生根和发展。民族的迁移将带来文化的异动。随着日尔曼各部落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三岛的同时，也把日尔曼法带到了英国。1051年罗曼王朝的建立使日尔曼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了政治基础。因罗曼民族也属于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国王威廉为了长期统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来的习惯法。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便设置了与地方领主的法院相对抗的最高司法机关和地方巡回法院。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统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习惯法的一部分与日尔曼法予以结合，形成了统一的英国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说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尔曼法。[5]以后由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法在美国植根，并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大陆法系区别对应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诉讼方面，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表现出诸多不同。在民事诉讼程序所依据的规范的表现形式、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民事诉讼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限、民事诉讼标的、证据制度、当事人制度、判决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大致分析一下这诸多方面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中有的差异属于“先天性”的，有的差异则是后天所致。这里所说的“先天性”的差异是指差异系由于法系最初形成时所导致的差异。也可以说这些先天性差异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所致。导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差异的“遗传基因”到底是什么呢？长期从事罗马法和日尔曼法比较研究的学者指出，这种“遗传基因”是因为在罗马法中存在着请求权制度，而在日尔曼法中却没有这种制度。罗马法中的请求权制度是整个罗马诉讼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构筑了罗马诉讼体系。

古代罗马法在那时尽管还没有进化到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分离的程度。程序法也没有从实体法中分化出来。因此，当时罗马法的请求权也没有形成象现在这样的实体请求权与诉权分离的权利形态。但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如果当事人具有法所规定的请求权，就可以实现权利的诉讼救济。相反，没有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其权利就得不到救济。将法律规定的请求权作为诉讼程序基础的作法，在罗马法初期的法律诉讼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严格地加以遵守。在该诉讼中，原告必须首先向法律事务官要求得到审理救济的许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张所根据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对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主张合法性的审查就是判断该主张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这两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审理，诉讼便到此为止。如果原告的起诉符合这两方面要件，则诉讼移到下一阶段，即审判官审理阶段。由当事人选择的审判官在这一阶段主要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符合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存在时，原告胜诉。反之，原告败诉。这就使罗马诉讼形成了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罗马诉讼从法律程序发展到非常诉讼程序，请求权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且更加复杂化。罗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顿（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顿只是对具体的案件规范的描述，对一般的人来讲难以理解。经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抽象加工——将事实与规范分离，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和实体请求权与程序请求权——诉权的分离具有了基本的根据。

与此不同，日尔曼法却没有这种请求权制度，也就不存在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理念。日尔曼是由从祖先传下来的各种习惯规范为主体的，没有将权利救济的基础——请求权事先规定在法律之中，而是从纷争事实出发去发现公平解决纷争的规范，从而形成了日尔曼法从事实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国法和美国法中的判例主义、陪审制等等都是从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诉讼目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证明法则、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既判力等等方面差异都与上述两大法系不同的原点和理念相关。

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作用的比较分析

笔者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曾经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即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与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事诉讼之间所存在的模式差异，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理论将其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差异。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在基本模式上都纳入了当事人主义的范围，同时说明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诉讼的作用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这是相对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实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之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是相对于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来讲，可以认为是一种非本质的差异。

当事人主义（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应当注意的是，所谓当事人主义，其含义是相对的，因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和法官的积极性或消极性都是相对的。从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来看，既没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来推动的民事诉讼，也不存在绝对由当事人来控制的民事诉讼，任何民事诉讼体制都是当事人和法官或法院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两方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强弱有所不同而已。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都是相对于对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对某种民事诉讼体制或具体的诉讼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辩论主义上，尽管辩论主义只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者对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概括，但它的确高度的概括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本质。依照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所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依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

尽管英国人、美国人没有象法国人、德国人那样，把民事诉讼中的原则、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论化，概括为某种主义，但体现当事人主义实质的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运行中同样得到贯彻实行。不过，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更为明显和彻底。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除了集中体现在证据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与大陆法系相异的审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结构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可以大致分为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和事实审理程序。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即“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虽然也是诉讼程序，但却不是审理程序。这种程序的目的是“发现”案件事实，法官或法院并不认定事实，只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控制这种程序的运作。例如，哪些事实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实可以不提出。即所谓“非证据开示特权”。在证据开示程序中，完全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各种方法发现和明确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对第三人（例如，证人）的询问也都是由双方相互进行的，程序主导者是当事人而不是法官。与此不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不存在这种单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而设置的非审理程序。在诉讼程序开始后，法官从始至终都要参与案件事实的发现和认定，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更强调法官对诉讼的指挥和控制。例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 裁判长应当命令当事人对全案重要的事实作充分且适当的陈述。有关事实的陈述不充分时，法官应当命令当事人作补充陈述，声明其证据。裁判长为了达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内，与当事人就事实及争执的关系进行讨论，并且向当事人发问。即所谓释明制度。“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同样，法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释明制度。该法第8 条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该法第13条规定，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所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与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各国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密切关系。欧洲大陆国家一般地来讲都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必然会渗透到民事纷争解决领域，使其民事诉讼体制相对于英美民事诉讼而言，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和强调社会利益的特点。法国和德国民事诉讼体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诉讼体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该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两种基本取向对立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这种概括和认识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概念还被用于对民事诉讼具体的微观分析。在微观分析中，只是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视为反映两种不同倾向的标签。在某具体诉讼制度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明显一些，则打上当事人主义的印记，反之，则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以说明该具体诉讼制度的特点。德国和法国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但如果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为某种基本模式的总体概括的话，毫无疑问，德国和法国仍然是当事人主义，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国和美国而已。从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去认识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虽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都纳入当事人主义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从宏观上观察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倾向明显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绝对的当事人主义和绝对的职权主义视为这两种倾向的两个极端的话，英国、美国相比较而言可以定位在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坐标”点上，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大体上可以归入“亚当事人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当事人主义的倾向比英美法系国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诉讼体制以德、法国民事诉讼体制为蓝本，自然也可以定位于“亚当事人主义”。但日本在二战以后，受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响，日本开始吸收美国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体的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如此。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当事人主义特点的“交叉寻问制”。日本民事诉讼对美国民事诉讼某些具体制度的导入，就使日本民事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比其他大陆法国家更为浓厚。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尽管与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类型，但近几年的变化却表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具有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作用的趋势。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是例证。所以，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与原苏联同样定位于绝对职权主义就是不妥当的，大体上可以成为“亚职权主义”。

如上说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因受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相对于原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来讲是比较弱的。不过，近二、三十年来，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作用均有所加强。民事纷争的现代化和大型化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原因。两大法系都面临民事诉讼严重迟延以及在现代性民事诉讼中如何公正解决民事纷争这两大问题。 加强法官在诉讼中指挥作用被认为是促进诉讼迅速进行的良策。德国77年出台的《诉讼简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诉讼的改革，都力图命名法官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也是这样。在集团诉讼中，法院的权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要大的多。法院有决定该诉讼是否构成集团诉讼；法院对集团诉讼代表的更换、集团成员的退出有审查权；法院有权根据集团诉讼的进展，发出各种命令，以保证最合理的进行诉讼等等。

在现代型诉讼中，被害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证据领域。在许多情况下，被害人由于证据不足，事实难以认定，使诉讼常常以被害人败诉而告终。现代型诉讼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给法官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作一个积极的法官，使现代型诉讼有利于被害人。这一要求使法官在证据领域里，扩大其成为必然。例如，在证据收集、证据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事实认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积极性都得到相当的表现。

总而言之，从总的趋势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主义因素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法系民事体制就脱离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而脱变为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增加只是对当事人主义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误解为，既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体制在强化法官的职权，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也应该加强和维持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相反，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应进一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不可能完全转换为英美法系那样的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模式，而应当由目前的亚职权主义向亚当事人主义转换。

㈥ 读完民事诉讼法有什么感触

每一门独立的法律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是由本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同样，民事诉讼法学论文的写作也具有其特殊性，同学们只有紧紧把握它的特点，灵活运用写作方法，使用规范的语言，才能写好民事诉讼法学的论文。

一、民事诉讼论文的写作

(一)民事诉讼论文题目的确定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如价值论、目的论、诉权论、程序保障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等；(2)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和具体理论，如当事人、管辖、举证责任、审前准备程序、简易程序、再审程序、执行等；(3)民事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如民事诉讼与仲裁、公证、调解、和解的关系。
由于文章的篇幅有限，选题切忌过大过空。论文的写作毕竟不是教科书，要求面面俱到。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掌握的资料等因素来确定论题。论文是对自己观点的一种陈述，所以要言之有物，在某一方面要着重一点论述开去，这样才能获得一篇有深度、有力度的优秀论文。在浩瀚的法律知识中只要选取其中的一朵浪花就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如有关执行方面的论文就可以有很多的写法，比如：完善我国强制执行法的探讨；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执行难的原因和对策等等。
下面推荐一些常见的民事诉讼法学的论题，以供学生参考和借鉴：(1)基本理论的探讨，如诉讼公正与效率的探讨，法官独立审判的理性思考，论司法公正，诉权之保护，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2)具体制度和具体理论的探讨，如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基本问题，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论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之关系，我国民事举证制度的完善；(3)对民事诉讼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如论仲裁与诉讼，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二)民事诉讼论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针对同学在民诉论文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期望在以后的论文写作中能够有所帮助。
1．文不对题。有些同学虽然选择了一个小题目进行论述，但是却要面面俱到，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却仅占一小部分，或者干脆没有论述自己的观点。这样显然离题了。
例如题目是“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构想”的论文，有些同学论述的小标题如下：
(1)法院调解的定义；(2)法院调解的性质；(3)法院调解的特征；(4)法院调解的优势。对于阐述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论文，上述论述显然有些离题太远，应该适当介绍后，分清主次，重点阐述文章观点，采用下列下标题进行论述，主题更加突出：(1)法院调解制度概述；(2)国内外相关制度的比较；(3)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4)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需要明确的是，论文与教科书不同：首先，教科书的对象是学生，而且大部分是对某一问题一无所知的学生，因此对问题的阐述需要一层一层的面面俱到。论文的读者是对某一问题的基本内容有一定了解的人，此时作者的任务并不是在普法，讲基本的理论，而是要深入到的某一问题的探讨中去。其次，从方法上来说，教科书以阐述为主，因为教科书的主要目标是将问题解释清楚；而论文则应以论证为主，作者要发现问题，并以论据来论证作者的观点。
2．在文中经常采用第一人称或者加入谦虚的话及加入让老师指正的话语。有的学生在论述自己观点前总是加上“由于自己水平或者篇幅有限??”或者“下面，我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之类的赘话。其实直接阐述就行，需要指明是作者的看法时，可以用“笔者认为”的说法，但不能滥用。
有的同学在文中加入谦虚或者请老师指正的话，如“本人功底浅显，请老师不吝赐教”等等，这种话语不应在民诉论文的正式写作中出现，需要类似的沟通的话可以另外附上字条。
3．直接引用法规的简称。有的同学在第一次引用法规时就用简称，这样不规范。应当在第一次引用时用全称，然后注明以后的简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在此以后再出现该法时就可以用《民诉法》这一简称了。
4．民诉论文的写作方法运用不当。有的同学在论述时不能很好地运用论文的写作方法，造成论文就像课堂笔记或者论文提纲。论文的写作应该有理有据，不能像光有骨头没有血肉的大纲。
举例：一位同学在其论述执行一文时，其中一个小标题是这样阐述的：
-“(一)执行的定义、性质与特征1．执行的定义(一句话)。2．执行的性质(一句话)。3．执行的特征。”
正确的论述应为：“关于执行权的性质，学者们各有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有的认为??笔者认为??理由如下??”。
5．不注明引用文章的出处。
注明出处的作用有二：一是版权问题，否则无异于将他人的智力成果据为己有；二是可以使文章更加具有权威性。在民诉论文中注明参考文献，可以表明作者是在阅读了大量的文章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的，同时也可使文章的论据更加真实。
6．局限于论文标题，就事论事。
同学们在论文写作中还容易局限于论题的字眼，就事论事。例如，题目是“执行难的原因和对策”的论文，有的同学认为题目就是原因和对策两方面，结果在论文中就写了这两个方面。这种写法忽略了论文写作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提出问题；第二层，分析问题，主要是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出症结或弊端；第三层，解决问题，也就是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改革和完善的建议、得出文章的结论等等。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此篇论文来说，作者首先应该对执行难进行概述，然后再论述原因和对策，这样才称得上是一篇结构完整的民诉法学论文。
7．没有灵活掌握民诉论文的写作方法。大多数同学在选定论文题目后，不知道如何展开论述，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同学在论文写作中甚至迷失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也就是说，一味的陷入材料的堆积中，找不到论文写作的重点了。针对民诉法学的特殊性，下面就推荐几种在民诉法学论文中经常运用的写作方法。
(1)程序法与实体法相结合。民事诉讼法是民事程序法，它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民事诉讼法是保障民事实体法顺利实施的工具，而民事实体法中包含许多民事程序法的规定。同学在论述一个民事诉讼法学的论题时，就可以把程序法和实体法结合起来考虑，一方面可以使论文更有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论文更有生命力，富有实践指导意义。
(2)比较的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对民事诉讼法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片面的强调国情差异而不予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是不合时宜的；片面的强调外国的优势而忽视本国的国情也是行不通的。
比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中外历史上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较；二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其他各国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较。比较的内容可以归为以下几类：一是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其中以法国、德国为重点；二是与英美法系国家比较，以英国、美国为重点；三是与原苏联和东欧各国比较，苏联是重点。值得一提的是，比较不是泛泛的进行资料堆积，而是要选取对阐述观点有用的资料进行比较，为后面论述自己的观点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可以顺利的推导出文章的结论。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事诉讼法是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民事诉讼法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法律，这就决定了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法学。“纯理论、纯抽象意义的问题考察，终归还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照应。因此，失去了在现实，尤其是在法律操作层面上的生动活泼，由此也影响了程序法的应有魅力。今后的新学问必须彻底否认抽象论的意义，将基础立在具体性之上，并导入更为经验主义的手法开始这样的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产生许多新的民事法律关系，新型的民事、经济纠纷也在不断涌现。由此产生的诸多诉讼实践问题都是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对象。同学们可以以此作为论文写作的突破点和重点。比如，现有的民事审判程序是否已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哪些方面尚需进一步改革，民事诉讼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等等。
例如，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市场垄断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现存的实际问题，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对一般民事活动行使监督权的问题就突显出来。笔者可以通过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探讨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提出改革建议。这样写出来的论文就会有理有据，既有理论深度，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4)思路开阔，触类旁通。现代社会中，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传统学科的分割界即将消除，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将会融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了解边缘学科的知识，可以使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例如，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中就引入了经济学中的概念——效益，并且已经得到了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同；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真理的相对性原理。

二、民事诉讼论文的答辩

民诉论文答辩阶段也是让许多同学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因为平时接触的少，所以对民诉论文答辩不知道如何准备，造成了答辩时心理紧张，影响了民诉论文的成绩。下面我就着重论述一下同学们应该怎样有效的准备和应对民诉论文答辩。

(一)民事诉讼论文答辩的准备
民诉论文答辩是对学生的论文进行的一种口头测试方法，所以学生对答辩的准备就首先应该以论文为根本。熟悉自己的文章，对于文章的整体结构，文章的主要内容都要了然于胸。但是不要死记硬背，而是应该真正掌握自己论述的内容，知道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然后，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涉猎相关的知识，拓宽视野。
例如，对于探讨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论文，就需要掌握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现状，存在哪些弊端，应该如何进行改革。由于民事再审是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裁判再次进行审理，所以相关问题有既判力，民事程序的安定，法院的权威性等等。

(二)民事诉讼论文答辩的进行
1．答辩老师针对民诉论文经常会提问如下一些问题，“请简述你文章的主要内容”，“请简要回答文章的主要观点”，或者针对你文章的某一部分进行提问，但都是以学生的民诉论文为依据发问的。
2．同学在答辩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1)言谈举止要大方自然，努力控制自己的紧张心情。对待答辩老师要有礼貌。答辩其实就是向老师做的一个口头的论文报告，所以只要自然的把自己的观点、理解表达出来就行。
(2)回答答辩老师提问一定要有针对性，简明扼要。因为每个学生的答辩时间最多十分钟左右，而答辩老师最少三个人一组进行提问，所以同学的回答只要把民诉论文大的纲要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就行。回答切忌罗嗦，生硬的背诵。答辩进行中，学生可以拿着自己的民诉论文或者准备的相关草稿。这样也是为了使学生更加自然表达自己的观点。
(3)对于老师提问的和民诉论文相关的问题，学生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怎么办?建议采取如下办法应对。首先应该沉着、冷静。老师的提问肯定是从民诉论文引申出来的，所以尽快找到民诉论文的知识点。其次，心里要明白老师提问的目的可能是看看你的知识面，要听听你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或者说你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最后，大胆的说出自己的看法，礼貌地和老师进行探讨。许多法律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定论，所以千万别紧张，沉着应对，一定会取得不错的答辩成绩。
总之，一篇优秀的民诉论文应该结构完整，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还要有规范的注释和形式。同时在答辩中学生要言之有物，条理清楚。

㈦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吗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各个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 有所区别：
（一）美国的积极和解
在美国，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以和解解决，真正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长期以来并非法官积极介入的结果，而是当事人的律师之间协商的产物。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制定之时，美国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极”仲裁人的形象。为了克服发现程序的滥用等导致的诉讼延迟、费用过高等弊端，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第5项规定：“审理前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审理前会议或者通过电话达成协议，以便使争议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1]这条的修改使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美国由司法消极主义向司法积极主义的转化。法官不仅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机会或者对话渠道，更有可能成为调解人主动进行调解。实务中很多法官也认为在审前会议中由法官主导，积极促进和解才是对付案件数量增加和诉讼迟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国的申请“合意判决”
英国的诉讼和解与美国有许多相通之处。英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具备强制执行力。要获得此种效力，必须申请“合意判决”。申请“合意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录在法院的裁决上，这种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制作“Tomlin”裁定。[2]英美两国诉讼上和解性质为私法行为，故和解协议如有瑕疵，可援用无效或可撤销予以救济。
（三）德国的劝告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是德国一项重要诉讼制度。1877年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起诉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为强制和解。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到何程度，法院应该注意使诉讼或者各个争点得到和解解决。在诉讼中劝告和解成为德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职责。法官劝试和解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属“调审合一”模式。在德国，法官的和解劝告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于双方当事人对席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征。从法院在诉讼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国的诉讼和解可谓是“法官主导型”。
（四）法国的劝试和解
法国的立法非常重视诉讼和解。1935年法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首次将法官劝试和解规定其中。现行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当事人劝试和解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导下和解；法官在认为有利的时间与地点均得试行和解等。总之，法国诉讼和解的理念与德国基本一致。但是法国的法官对诉讼和解则采取消极态度。
（五）日本的尝试和解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尝试和解”。法官为实现和解积极地进行周旋工作。日本诉讼和解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诉讼程序判决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审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审之诉要求撤销。
从上述各国关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来看，诉讼和解的发展经历了由消极的法官介入到积极的法官介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诉讼和解制度的一大亮点。尤其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也在不断调整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这说明了在两大法系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都认识到了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或绝对的职权主义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配置他们之间的权利。

㈧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有什么不同

英美法系中诉讼程序的许多特性，实际上是由一个决定性的事实造成的，即该诉讼程序来源于陪审制。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审制，而且是在严重的犯罪并且被告主张自己“无罪”时才使用。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

大陆法系主要是继承了罗马法而产生的，而英美法系恰恰是未继承罗马法，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如大陆法主要是成文法，而英美法却是判例法等。本文所选取的诉讼程序的比较，只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具体司法制度上的一个差异。研究不同法系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使我们取长补短，吸收别的法系中的好的制度，来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这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在立足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的同时，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制度等，来充实、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放眼于全球，大胆地吸收、借鉴外国的法律制度中的精华。

㈨ 法学硕士重点院校有哪些

学界通常将诉讼法分成三块：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由于这三
“诉”本身差别很大，其中我国行政诉讼法跟行政法归为一体，故应放在行政法里讨论。而
民事诉讼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放在一起笼统评价，有失科学和精准。故下面分而评之。首先
推出民事诉讼法学大陆高校学科排名，稍后推出刑事诉讼法学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学：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学整个诉讼法学科拥有悠久的传统和光辉的过去。毫不夸张的说，新中国诉讼法
学能发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伟。常怡自就不必说，王锡三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
唯一通晓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教授（张卫平语）。在王、常之后紧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为西政民诉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览当今大陆各高校，曾经和现今活跃在诉讼法学科
研教学一线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仅就民诉而言，北大刘家兴（已退休）、清华张卫平
、海南大学谭兵、湘潭大学陈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博士黄松有、中山大学教授法学
博士刘荣军和蔡彦敏、还有正在那攻读博士学位的河北高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景
汉朝，厦门大学诉讼法领头人齐树洁。由于偏安西南，他们在官方成立的诉讼法学会里不能
拥有客观准确的位置，也是因为他们偏僻的地理位置，一个个名师出走西南（及至后来，竟
然发展成为一批批的出走！）。这固然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高校诉讼法学的发展，却给西南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无论在学术实力还是从士气上，以至于西南学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这般充满悲壮的口号。现今的西南，虽然少了那么多名师，但那块土壤还在默默的
为未来的中国诉讼法学不断培养着新的力量。为首的园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经他们带的博
士生就蔚为大观，有兴趣者可翻阅由常怡领衔主编的《比较民事诉讼法学》，其中的著者，
几乎所有的博士生皆为先生高足，现在都十分了得。现如今，李祖军、李龙和彭世忠等年轻
一代也渐成为西南民事诉讼法学的中坚力量。而且以我之见，他们确是在为中国的“民诉法
学”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当什么“环中南海学派”（陈瑞华语），葆有学术最为可贵的独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以优秀的专业水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受、广
东、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级法院、检察院的欢迎（对比西南，我们学校连上海的法院检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应该感到汗颜！）。瞻望未来，西南只要不再出现新的人才流失，则西南
民诉这块金字招牌还会在阳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依然为民诉法学的圣地。

第二名：人民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江伟 汤维建 邵明
提到民事诉讼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学，想到江伟。的确，江伟堪称民诉法学一代宗师。
论学术影响力，可以说至少不逊于西南，不逊于常怡。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人民大学只
有江伟这一杆大旗，但是人大法学院的民诉却不可轻觑，这首先当然归因于江伟本人治学严
谨、思路开阔以及其数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记人大地处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和学术氛围，从而，使人大的民诉倍受学界注目。除了江伟外，可以提到的还有汤维
建，这位中国大陆第一位民事诉讼博士后，如今也晋升为博导，有望在江伟之后，再造人大
民诉辉煌。邵明，江伟得意门生，此君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很有研究，经常发文染指诉权、
诉讼标的、既判力等一类民事诉讼高深问题。人大法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比较知
名有肖建国、邵明、吴泽勇等。现在，人大也成为培养中国未来民诉法学者的又一所“黄埔
军校”。

第三名：清华大学法学院：带头人：王亚新 张卫平
清华法学院的迅猛发展早为学界所瞩目。就民诉法学，他们从西南挖来了张卫平，引来了王
亚新。张卫平已为大家所熟悉，自从西南转会至清华，学术影响倍增，近年来更以每年2－
5本学术著作（包括合著主编）的速度向前推进，很是勤奋。此人曾于去年我校50周年校庆
期间在大礼堂作过一场精彩的报告。妙语迭出，笑声掌声不断。其中最为经典的便是建议我
校“改名为圣约翰法学大学，请个外国佬做校长，保准比清华还牛”。此言一出，全场反响
强烈。
言归正传，王亚新此人甚为了得，远渡重洋留学日本N年，取得真经而归。偶觉得他的学术
水准不下于张。只是回国没多久，还没有“发力”而已。遥想多年前，笔者的一位业师仅凭
他给〈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一书所作的代译序，就断定此人将来必为中国民诉法学的NO.1。
其现今有〈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对抗与判定〉两本著作出版，学界影响日甚。偶曾
在“诉讼法学”版转贴了他的一篇论文，其深厚的学术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清华民诉硕博士开招没有几年，但个个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专攻英国民事诉讼法学
，在读博士期间著述甚丰（待后面再做交代）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
我们曾试图将清华民诉排至第二，但考虑到清华民诉法学传统较短，加之老师的功力还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论据不够充分，恐难服众，故而屈居第三。但笔者深信，清华民诉超越人大
，只是时间问题。

第四名：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 陈桂明 肖建华
中国政法大学虽拥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政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在国内
诉讼法学界权倾一时，但此校强于刑诉而短于民诉。为首的也就杨荣新和陈桂明两位教授，
前者系与江伟、常怡等齐名的老一辈民诉元老级人物，后者则是民事诉讼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与诉讼〉、〈程序的理念与
规则〉等。青年学者肖建华，是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近年来著作颇丰，尤其对当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诸如常英，现专攻司法考试（律考）培训，无意于学术。故不在讨论
之列。因此，从整体上看，中政民诉实力逊于前三者，其后发之势亦显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刘荣军 蔡彦敏
地处南国学术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学法学院能得此盛誉，全依仗有刘蔡二君，二君年轻有为堪
称中国大陆民事诉讼楷模。刘荣军，系日本一桥大学民事诉讼法学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龟。归国后，著作颇丰，与王亚新南北呼应，给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界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代
表作：《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与王亚新合译），《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专著）；代表
论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再构筑〉等。蔡彦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诉讼法学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亦有多篇论文见诸〈法学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李浩 刘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党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处作出大学问，让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学术贡献在于他几乎是大陆最早理清证明责任这个民事证据法脊梁问题的学者。南师大将
李浩请至本校，使得该校民诉一下子成为华东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的最高地。今年南师大也拿
到了诉讼法学博点，跟李浩有莫大关联。刘敏，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师从江伟，小
有建树。

第七名：湘潭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顾培东 陈刚
湘潭大学强于法学，法学之中又强于诉讼法学。今年更是举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诉讼法
学博士点。但不必讳言，其教授多为外来户，从西南花重金挖来的。民诉便是陈刚。同时不
可忽视的是，湘潭大学还重金请来早期（90年代初期）显赫民事诉讼界的中青年学者，顾培
东，此人曾入主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有一定的造诣，尤其对
诉权理论颇有研究。在此外还有湘潭本校的民诉老将何文燕，新生代当红小生廖永安（在读
江伟博士）。湘潭法学显赫一时，但能维持多久，有待观察。笔者以为，众多教授皆待不长
远，原因很简单，湘潭地处偏僻，比重庆好不了那去。博士点拿下了，任务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复旦大学法学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发迹于没什么名气的河南大学，但却为中原地带罕见的通晓民事诉讼机理的学者
。此君系中国民事诉讼中青年界的领头羊，主持编写中国民事诉讼九五规划研究项目，影响
颇大，最近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民事诉讼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民事诉讼简易程序
研究〉已经出版，颇有学术价值。章武生现投身复旦大学，他的到来使上海民诉在大陆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学法学院 代表人物：潘剑峰 傅郁林博士后
北大法学院堪称中国第一，但其民诉毫无疑问是其短项，尤其跟刑诉相比。自刘家兴退休后
，北大民诉的领头人便是潘剑锋。客观的说，潘前几年并不投入，要不然不至于在很长时间
里还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来，也如愿晋升教授，博导。除潘外，笔者还注意到
现在北大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傅郁林，甚是厉害。此人博士毕业于人大，后进入北大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做博士后，近两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发表强文若干篇，风头正劲。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应该没有问题。倘若傅郁林留校，北大民诉很快便会有出头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学法学院： 带头人： 谭兵 徐昕
海南大学法学能发展至今天，全应该感谢西南政法的“帮忙”，他们的校长谭世贵，法
学院院长谭兵皆出自西南，就连徐昕选择去海大，也是奔着业师而去。谭兵作为海大民诉的
领头人，有明日黄花之势，但徐昕的到来，为他们大大增辉。徐昕在清华读博士期间，推出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英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国民诉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识分子〉（译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译著）、〈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与未来的
民事诉讼〉（译著），〈外国证据法选译〉（合著），〈外国证据法研究〉（合著），〈民
事证据法专论〉（合著）等等。可惜由于清华不留自产博士的“铁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转至海南大学法学院，现任副教授。评教授指日可待。

客观的讲，中国大陆民事诉讼学研究较之刑事诉讼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透过各高校从事
民诉法学研究学者及硕博士点的数量便可见一斑。除上列学校外，其他学校比如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蔡虹，李汉昌），武汉大学法学院（赵钢），厦门大学法学院（齐树洁），西北政
法学院（吴明童），广东商学院（张晋红）亦有一定实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后）。

㈩ 英国人史密斯和中国人李某在美国发生合同纠纷，双方约定在中国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怎么样适用民事诉讼法

合同纠纷解决的是实体问题，实体问题应该适用的为准据法，依我国诉讼法规定合同纠纷首先看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没有约定的依照最密切原则适用实体法，若以上均无法查明则适用中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