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法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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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准确的表述是
《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是一个国家的其它一切法律的老大,其它法律不得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法》是其它法律中的“程序法”的一种,它对应的实体法是《刑法》。
③ 宪政与民法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子法即部门法。
各部门法都是宪法的子法,但它们与宪法的距离和联结点却是不一样的。宪法性法律距宪法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是宪法之下各部门法系统中最庞大的法群,宪法对其主要是一种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调整的是宪法领域之“外”的私权利关系。
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部门法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以免脱离宪政轨道;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宪法与民法
民法规范先于宪法产生,[22]从历史上看,与其说宪法是民法的源泉,不若说民法是宪法的基础。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法治理念之源头在民法而不在宪法,民法能够供给宪法以思想营养,而不像其它部门法那样主要靠宪法供给它们以思想营养,能够滋养宪法的部门法,非民法莫属。如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来自民法中的平等原则(从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而不是从今天的法律体系之位阶来看),然后作为一个宪法原则再转化为其它部门法的原则,如行政法、诉讼法、刑法上的平等原则,刑法虽然也比宪法历史悠久,但将“平等”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宪政社会之后,是被宪法指引和规范的结果。“在权利本位主义的取向中,传统民法早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利类型,其中的人格尊严和平等、私权神圣,经济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为近代宪法确立自己的规范价值和权利类型提供了具体的蓝本。后者正是在参照了前者的基础上,才建构起自己的权利规范体系的。只不过民法的权利乃是市民社会中私人之间彼此所拥有的权利,而宪法权利则主要是个人相对于政治国家所享有的权利而已。”[23]民法“曾为近代宪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模式的雏形。比如近代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显然是从民法中的契约原理得到了启迪,进而认为国家权力应根据自由的人民的社会契约而成立,在其看来,这种‘社会契约’的具体形式即是宪法,或曰宪法就是一种‘根本契约’。”[24]作为“根本契约”与民法契约的相似之处在于,在制宪阶段的宪政关系中,人民彼此之间的关系恰如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对话,共同协商,意思自治。但亦有不同,民事契约在形成时任何一方当事人若有不同意见随时可以退出,一经退出就与该契约不再有利益关系;而在制宪过程中任何个人都很难退出或退出了可能对己更加不利,即使有人不同意这部宪法或不同意其中部分内容,他们仍必须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接受它。因此,在缔结宪法这个根本契约时已经出现了权力(社会权力),出现了少数人的屈从。宪法作为契约比民事契约复杂得多,后者一经制定即可实行,而前者还需经过复杂的再加工(立法对其具体化)才能真正操作起来。前者涉及的主体比后者多,民事契约中即使有多方当事人,他们之间也只是一种平面关系,而宪法这一契约则呈现出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空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虽然民法距离宪法较远,但距离宪法的远近并不能作为判断法律重要性的依据。距离宪法越远,说明宪法对之干预越少,即距国家权力越远(有国家权力的地方宪法都会有至少是原则性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不涉足或少涉足的领地,就是在告戒国家权力不涉足或少涉足,也就是表明此处属于“私法自治”之领域,而“私法自治”与宪法保障人权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民法与宪法距离最远,但从精神价值层面上看民法又与宪法最近,其它法律与宪法只是形似,而民法则与宪法神似,其它法律或许只是宪法实现其终极价值的途径和方式,如通过分权、限权来保障人权,而民法的终极价值本身就是宪法的终极价值,甚至宪法消逝之后,民法可能永存,即国家权力消逝,人权永存,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宪法都只是实现民法价值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属性的吊诡性在于它既作为公法的上层建筑,然其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施私法。哈耶克与戴雪都认为,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而非私法之渊源,哈耶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宪政乃以宪法的公法形式实施私法。[25]
但“公法易逝,私法长存”[26]只是遥远未来的一幅图景。以人类历史目前的发展来看,宪法还处在生命力旺盛的青壮年,在有的国家甚至还处于稚嫩的童年时代。在当今的宪政社会,宪法更宏观的视野,更复杂的结构,尤其是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而具有的一种自然法力量,使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的地位,民法在法律位阶上不得不低于宪法。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时也应以宪法为依据,在宪法之前的民法规范只有在不与宪法相抵触时才能继续适用,民法随时都可能受到合宪性审查。虽然宪法之前的民法制定时并不需要宪法作依据,它依据的主要是人民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等,但有了宪法之后,这一切都蕴涵在宪法之中了,宪法就是人民的习惯、历史的传统、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的结晶,以前它们分散地呈现在教科书中,在学术著作里,在乡规民约或法典汇编中,在人民的思想和信仰里,现在它们集中体现在一部宪法文本中,以庄严的根本法规范明确而集中地表达出来,宪法因此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成为“万法之母”。
“私法被认定为社会关系的调节规则,在这方面,国家除了为保证解决争端的程序得以有秩序地进行外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公法则被看作是国家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的法律框架。”[27]民法作为典型的私法,主要是规范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宪法重点规范的是权力关系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权利与权利的关系只作了简洁的原则规定(如权利的平等性、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等),其具体内容由民法自己去处理。如果说宪法对宪法性法律是千叮咛、万嘱咐(为其制定了一大堆相对具体的规则),对诉讼法、刑法、行政法也是态度严厉,约法三章,那么它对民法则是和颜悦色,甚至有点放任自流。当民法是宪法的规范对象时,宪法对民法比对其它法律宽松,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时比制定宪法性法律、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此时宪法对它们的制约可能远不如民风民俗、传统习惯、历史文化等社会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大。当某些行为是民法规范的对象时,民法也比其它法律宽松,如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明显更多,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较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而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的意志却很难影响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是依法行政,而不是与对方协商行政。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相比,民法不太受宪法影响的变化,对宪法变迁的反应相对迟钝,不论政府如何更迭,政体如何变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依旧,市民社会之间的来来往往所遵循的规则并不因此有大的变化。“即使是在因革命或征服而致使整个政府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大多数正当行为规则,亦即私法和刑法,却会依旧有效——即使是在那些主要因欲求改变部分正当行为规则而导致革命的场合,事实亦是如此。”[28]
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29]与宪法的有关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民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其说是从宪法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不如说是它们与后来的宪法之间完成了一种有效的“对接”。其中平等原则与宪法中的平等原则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只是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比民法中的平等原则内涵更宽泛。其余的原则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是专属于民法的原则,但它们与宪法中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利界限原则之含义也是相通的。诚实信用是与他人相处时的要求,它涉及两个利益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物的注意对待他人事物,保证法律关系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在权利的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30]公平原则是通过协商和平衡的手段“在民事主体之间合理地、恰当地配置权利义务”,“使民事主体在实现自己利益而享有权利的同时,也为实现对方的利益而承担相应的义务,……民法既鼓励人以正当行为取得权利并在权利范围内把别人化为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时又不允许人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在法律规定范围拒绝充当别人利益的工具。”[31]这与我国宪法第33条、第51条规定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权利界限原则是完全契合的,[32]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宪法原则在民法中的表现。“兼顾公益”的要求使民法中亦存在某种“公法”因素,这一因素是它与宪法之间的一座桥梁。
但民法基本原则中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道德因素,如诚信原则固然体现了宪法中的法治原则精神,其宗旨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经济交易秩序(一种公益),秩序是法治的基础价值,“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33]但诚信原则又不完全是一种法律原则,它最初树立的是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历史上,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原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成为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诚实信用原则被民法所吸收后,先是作为债的关系之原则,后来才“上升为涵盖整个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成为其“帝王条款”。[34]这一原则中的道德成分往往直接源于社会生活,而不是直接源于宪法。当它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时,它的主要作用是指导整部民法,构建具体的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这种对民法规范的指导作用,即约束立法者的作用,多是通过民法的子原则和民法规则表现出来的,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这些子原则和规则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它强调只有当事人的诚实守信才能维系民事法律的秩序,“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35]在个别时候,当民法规范缺乏具体规定时,立法者授权法官可以依据诚信原则直接进行案件的裁判,法官在这时候对这一原则的适用往往是在发挥该原则中的道德作用,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所“创造”的是这一原则中的道德要求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这种道德性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反映的是社会上人们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水准,这种个别情况下的依诚信原则判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道德判案。在严格要求“依法审判”的诉讼法领域,在明确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领域这是不可想象的,它是民法领域的特有原则。因此同是对宪法权利界限原则的具体化,刑法、行政法、诉讼法所确定的权利界限是明确的,相对固化的,而民法所确定的权利界限有时是模糊的,由法官临时裁量的。
民法中的具体规则以及相关子原则有的源自民法中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源自宪法,如民法中的身体权、健康权与宪法中规定的人身自由,民法中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与宪法中规定的人格尊严,民法中的知识产权所包括的著作权、专利权、发明权、发现权及其它科技成果权等与宪法中的科研文艺创作权,民法中的财产权、继承权与宪法中的财产权、继承权等等,都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像《继承法》这样的次级民事法律,其基本原则(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继承权男女平等,养老育幼照顾病残,互谅互让,团结互助,权力和义务一致)[36]也往往与宪法原则或规则有直接关系,如保护公民继承权的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13条,[37]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48条,[38]养老育幼的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49条,[39]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直接源自宪法第33条和第51条,[40]等等。民法规范与宪法中的公民权利规范十分相似,但同为权利规则,二者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民法中的权利所产生的义务是另一个或另一些权利主体的义务,而宪法中的权利所产生的义务主要是国家的义务,民法调整的是权利与权利的关系,民法中的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而宪法调整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宪法中的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的责任。
④ 宪法在诉讼中的作用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其他任何法律都是“母子”关系,然而由于各具体法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它们和宪法的“子母”关系就有亲有疏,各式各样。刑事诉讼法作为一大部门法,也与宪法有着必然联系。那么究竟这种关系如何,宪法应怎样规定刑事诉讼的内容,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
和其他大多数普通法律相比,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联系甚为密切,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宪法的重要使命旨在规范国家权力的运用,而刑事诉讼正是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方式,当然得纳入宪法。
第二、宪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对严重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生命财产的生杀予夺的刑事诉讼活动自然予以极大关心。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各国宪法都比较重视刑事诉讼,作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规定。比较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不难发现各国宪法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赋予司法机关广泛的职权,保障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在世界各国宪法中,92.3%规定了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行使权力的方式;73.9%规定了司法机关独立开展工作。其二,确认公民享有的权利,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使。各国有88%的宪法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诸如辩护、与证人对质等多种权利;80.4%的宪法涉及对公民私生活,特别是对住宅以及个人生命保护问题;66.9%的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人身保障权。
二
尽管各国宪法中都存在上述两方面的规定,但不同国家对两方面内容规定的比重及表述都大不一致。现代各国虽然都强调民主与法治,重视公民权利的保护,但不同法系国家对保护公民权利和保障国家权力行使的关系所持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因而宪法中对刑事诉讼法内容规定存在两种作法:一种着眼于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权利保护相对较少;另一种则更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制约国家权力。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倾向于前者,英美法系国家则偏向后者。英美法系国家宪法往往用较多条文对公民的权利作全面具体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宪法用于规定公民权利的条文却相对较少,多为概括性规定,而详尽地规定了司法机关的职权和行使。同时,对于一些相同的刑事诉讼原则,不同法系国家宪法分别置于不同章节,以示其保护重心的不同。以具体国家为例,就可清楚地看出这其中的差异。
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以美国宪法为代表,它包括1787年宪法和以后陆续颁布的26条修正案。关于国家司法权,在1787年宪法第3条司法条款中作了规定,确认了审判管辖、陪审团等司法制度。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则是在宪法修正案第1—10条以及14条中。其中第4条规定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第5条确认了大陪审团、不得双重受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以及正当程序等诉讼制度;第6条则更为具体地就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广泛权利作了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均有权得到“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理”、有权“被告知控告的性质和原因”“并取得律师帮助其辩护”,以及有权“同反对他的证人对质”并“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以后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再次强调了“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正当程序条款。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
法国现行宪法是大陆法系国家宪法的代表,它于1958年通过。该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应在刑事诉讼中保护人权,但规定却并不具体。例如宪法序言指出“忠于1789年人权宣言所肯定的,为1946年宪法的序言所确认并加以补充的各项人权和关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宪法本身却无公民各项权利的具体规定。相反,宪法列专章规定司法机关,并确立了司法独立等制度。同样,1949年制定通过的德国先法亦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在第一章加以规定,但排列并不详细。相反,却有不少有关权力运用的规范。如关于司法制度,宪法第92条规定“司法权赋予法官”,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
三
在现代民主社会,重视和肯定公民权利,提倡对权利的保障己成共识。那么,为何宪法在对刑事诉讼有关原则的规定上却作法迥异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由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念。
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观。任何社会都认可两种基本利益,既社会安全和个人自由,它们体现于政治、法律各方面。社会安全利益的基本内容在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秩序,个人自由利益的根本要求则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自由。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既要注重社会安会利益也要考虑个人自由利益,各国在司过程中都力求实现这两种价值。但两种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和冲突:为维护社会安全利益,要求对个人自由利益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保障个人自由利益,则希进国家尽可能减少对个人权利的干预。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安全利益通过追究和惩罚犯罪的积极活动予以保障;个人自由利益体现为维护涉讼公民的合法权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国家在制定刑事司法政策时,不可能完全同时体现两种利益的要求,必然对其进行评判取舍,选择其中一种作为保护的重心。在这一问题上,各固的价值判断并不一致,由此形成两大法系不同的诉讼价值观念。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以个人自由利益为最基本价
⑤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有哪些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指刑事诉讼法的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或载体。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有以下几种:
宪法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是其他法律、法规赖以产生、存在、发展和变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石,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同样,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修改,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据。通过制定刑事诉讼法,将宪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抽象的法律规范变为可操作的、具体的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使宪法精神得到具体化。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宪法中规定的如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第28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第125条)等内容,都在刑事诉讼中得到了体现。在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被称做“宪法的适用法”、“应用宪法”、“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被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应当加强从宪法、宪政的高度来关注刑事诉讼、关注刑事司法。
刑事诉讼法典
指1979年7月1日通过的,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主要的法律渊源。
有关法律
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有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刑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国家赔偿法、监狱法、律师法等。
有关法律解释
主要是指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1998 年6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解释》)、1999年1月18日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1998年4月20日公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部《规定》)。
有关行政法规、规定
指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和主管部、委、局制定的规定中有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国务院制定的看守所条例等。6.有关国际条约。中国目前加入的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国际条约有《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以及中国政府已签署尚待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31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于刑事诉讼程序具体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⑥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宪法行政法方向和刑事诉讼法那个难考女生适合学宪政吗
法大的刑事诉讼法算王牌专业,比较难考,慎重。宪法行政法专业人少,报考的也少,算比较好考的,老师们也比较好说话,呵呵。我是过来人,女生学法律都合适,不分专业。
⑦ 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依据;刑事诉讼法是宪法的具体体现。
两者关系版密切,宪法指导刑事诉讼权法,有点国家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升为宪法的高度,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刑事诉讼法则是政府追诉犯罪的具体法律规范,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刑事诉讼法关涉公民的自由等权利,与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的实现有紧密联系。
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法被称作“宪法的适用法”、“应用宪法”、“国家基本法之测震器”,从而把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对通过刑事诉讼实施宪法这一环节重视不够。应当加强从宪法、宪政的高度来关注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关注刑事实践。
⑧ 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关系!(答案要简单易懂!)
宪法是根本大法,所以必然是上位法,民事诉讼法的制定要符合宪法的精神,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同时,宪法中的某些规定也是民事诉讼法的渊源。
⑨ 考研 诉讼法 宪法与行政法 分别从事什么方向的就业进国企或者考公务员,考哪个好
进国企:要看哪类型的国企了。其实有研究生学历就行,那个专业区别不大。
公务员:诉讼法——法院、检察院肯定有优势;其他政府机关——宪法和行政法好点
⑩ 法学硕士,诉讼法和宪法与行政法那个就业前景好啊
1、建议行政法吧
2、诉讼法,干这行的多而且不大好干吧
3、宪法,不是热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