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88条
都是辅导书为主吧。还有三年，不用这么着急吧。我都是提前三个月才打算要考的。
Ⅱ 行政法案例
【案情】
原告：广西国营三门江林场。
法定代表人：陈瑞齐，场长。
原告：柳州市郊区柳东乡牛车坪村公所。
法定代表人：荥运贵，村长。
被告：柳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刘知炳，市长。
三门江林场与牛车坪村争议的山林地位于柳州郊区柳东乡潭冲桥一带的山岭的西半坡，面积约550亩左右，该片山地自土改以来未经任何政府部门确定权属。1953年牛车坪村民在当时的乡长钟朝森和村民组长李已林（原名蒋志芳）的带领下，在该片山岭地点种了松树籽，次年补种了树苗，1955年村民在争议地种有少量的轮歇地。1955年三门江林场（水冲分场）职工在当时的副场长郑喜才、技术员廖振廷带领下，也在该片山岭地种植了马尾松树苗。植树后，双方都对该片山岭地树苗进行护理。1960年柳州市郊区东方红公社（即柳东乡）组织人员对柳东大队营造山林进行了综合普查登记，将该片山岭林木登记在东方红公社柳东大队名下（牛车坪属柳东大队管辖）。1963年牛车坪生产队将该片山岭林木固定给其所属的4、6、7小队进行管理。1954年，广西省农林厅林业局作出了“关于柳州林场场界的指示”，三门江林场分别于1954年、1963年对三门江林场水冲分场作了规划，又分别于1973年，1984年由区林业勘测设计院帮助绘制了林相图。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林木的成熟，双方对潭冲桥一带山林权属发生争议。1977年4月双方代表在自治区和柳州地区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以下称柳地处纠办）的主持下，在争议山林地内砍伐九株松树进行年轮鉴定，其中七株树木的年轮符合林场1955年所植树木的年限，据此作了鉴定结论，双方签定了确定争议山林归属协议，柳地处纠办在此协议上作了鉴证，协议附件要求代表签字和单位盖章。牛车坪代表签字后即单方反悔，没有盖章，协议附件没有履行，纠纷仍然存在，双方多次请求政府尽快解决这一纠纷。柳州市人民政府多次召集双方代表及有关单位进行调查、调解，均达不成协议，遂于1991年3月16日作出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决定将谭冲桥地区北面两个山岭划拨给柳东乡牛车坪村委会、面积264亩，作为集体所有之山林；潭冲桥地区南面的山岭划给自治区国营三门江林场，面积259亩，山地林权属国家所有。
三门江林场和牛车坪村均不服柳州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分别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门江林场诉称：1954年根据广西农林厅林业局的指示，将潭冲桥一带荒山列入造林规划，1955年水冲分场副场长郑喜才、技术员廖振廷带人在该山种植马尾松，并派护林员管理至今。1963年在其主管部门的帮助下，分别制作了规划图、林相图备案。七十年代，木已成林，被牛车坪村民盗伐引起纠纷。1977年4月在广西自治区和柳州地区两级处纠办的主持下，与牛车坪大队于同年4月6日、4月21日签订了两个协议，协议内容已明确：潭冲桥一带山林为国家所有，由我场进行管理。被告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将属我场（代表国家）所有的264亩山林确定给牛车坪所有是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公断。牛车坪村公所诉称：解放前后我村村民都在此争议山岭开荒种植，1953年春乡长钟朝森带领村民点种了松籽，次年补种了树苗。1960年春柳东公社组织人员对牛车坪大队种植管理的山林（含现争议的山林）进行普查登记，上报给有关部门。1963年春，根据中央“六十条”政策，生产大队将有关山林（含现争议山林）“四固定”划分给所属小队所有。1977年后，林场无端提出权属争议，当时所签订的协议违背事实应属无效。被告柳政发（1991）32号处理决定没有事实根据，请法院依法撤销，以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柳州市政府辩称：三门江林场与牛车坪村公所争议之土地的权属自土改以来从未确认过。自五十年代起两原告先后在该山岭地植树、管理。发生争议后，双方未能提供确实的权属依据。从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出发，为了防止纠纷延续和恶化，我们根据《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请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Ⅲ 行政法定义违章建筑的问题
违章建筑，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村庄和集内镇规划建容设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动工建造的房屋及设施。
即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建造的房屋。国家没有统一的定义，各地方政府则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定的相关内容建设的建筑。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违章建筑，是指未经主管部门的许可而擅自动工兴建的各种建筑物和构筑物。然而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尽科学，其并没有指明“违章建筑”中所谓“违章”的本质，只是一个笼统表面的定义，容易在指导实务中出现差错。
未申请或申请未获得批准，并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建成的建筑物；
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成的建筑物；
擅自改变了使用性质建成的建筑物；
临时建筑建设后超过有效期未拆除成为永久性建筑的建筑物；
通过伪造相关材料向主管部门骗取许可证而建成的建筑物。
Ⅳ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之间的区别
（一） 两者规范的权力不同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归属主体不同。国家主权属于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有的西方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例如，《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后修改）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国家主权。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国家主权。”《日本国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这样写到：“日本国民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及我们的子孙，确保各国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国获得自由之惠泽，决心根绝因政府行为而再度酿成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确定本宪法。”有的西方国家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在民，但可以从表述中推理出这个结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规定：“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既然宪法由人民制定，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力必然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而经济行政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的经济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 例如，在我国现阶段，关税的征收权就属于海关，其他机关和组织都不能行使关税征收权，即使国务院也不能直接征收关税。
第二，两者受制的法律种类不同。国家主权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主权受国际法规制。经济全球化导致一些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以及国际犯罪等共同问题，单靠一个国家无力解决，于是，国家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合作的条约和协定，为了保证获得国际合作和有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和协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国家主权，从它的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已经不在与过去一样了。”在国内，国家主权受宪法规制。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对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民主事实的法律确认。”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相对应的也规定了国家和公民的义务。国家可以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但同时也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履行义务。而经济行政权除了要受国际法和宪法规制之外，还要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制。
第三，两者的可分性不同。国家主权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经济行政权具有可分性。经济行政权只是国家行政权的一部分。不同的经济行政权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例如，征税权由征税机关行使，产品质量的监督权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行使。而且，同样一种经济行政权还可以由不同的机关来行使。例如，中国征税机关有三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财政机关主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和契税，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税由税务局负责征收。
第四，两者的地位不同。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内的最高权力，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受它监督，对它负责。而经济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来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第五，两者适用的地域不同。国家主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经济行政权按照行使的主体不同，适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适用于一切国家领土，而地方行政机关的经济行政权只能适用于国家领土的一部分。
综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国家主权的运用，而不是行政权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的结论是将主权和行政权混同了。
（二）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
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国家是主体一方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徐杰教授倡导的国家管理和协调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协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杨紫烜教授主张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漆多俊教授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运用主权干预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本质区别。
第一，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个体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相对方的范围一致，但国家干预经济关系主体中的国家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主体中的行政主体有根本区别。经济行政主体包括财政机关、税务机关、海关、环保机关、质量检验检疫机关、工商机关等政府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其他执法机关。一般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狭义政府的一部分。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机关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主席、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成的行政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成。国家机构就是广义上的政府。国家是包括广义的政府的一个组织体。
国家与狭义的政府不同。（1）两者产生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恩格斯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政府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工具，依附于国家，在正常状态下，它的产生方式同国家采取的政体有关。例如，在君主制国家，政府由君主指派产生；而在民主制国家，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政府还有可能通过政变产生。在我国，政府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两者持续的时间不同。国家具有恒久性。一个国家在存续时间上并无限制，只要不被吞并消灭，它就会持续存在。而政府则不然。以民主制国家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选举来决定政府的轮替。（3）两者所享受的权力不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群集合体，它享受的权力是抽象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主权在于全体人民，无法转移。而政府享受的权力是行政权力，来自国家主权的赋予并且受到主权限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围，可以随着政府的更迭而转移。（4）国家有领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则无此局限性。国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领土为要件，此领土可以分割或让与他国，甚至，同一领土可以分割成两个国家。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国家能够宣示主权的范围是其拥有的领土范围。而政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移动。只要该国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国家内的城市之间移动，在战争期间，外国入侵或领土被占领时，政府还可以移至它国，组成流亡政府。
国家干预经济不同于政府干预经济。国家干预经济是主权的作用，设定的是个体的经济行为模式，为了保证个体依法经营，就要有具体的行政主体来执法，这时就是政府干预经济，是行政权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国家禁止其实施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行为。当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国家禁止的行为时，该法第23条规定：“ 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条体现的主体是国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公平交易局作为行政主体有权在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违法行为时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 两者产生时间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产生，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产生。以中国遗产税的征收为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也日益发展，民营企业家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师、职业经理人等高收入职业，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为了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和增加财政收入，有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征收遗产税。在遗产税法没有颁布施行之前，税务机关不可能征收遗产税。只有当遗产税颁布施行，产生了国家和遗产税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时，才可能产生税务机关依照遗产税法和具体的遗产税纳税人之间形成税收征收关系。
第三， 两者消灭的逻辑顺序不同。在法治国家，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在时间上应当是同时消灭，但在逻辑顺序上，应当是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先消灭，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后消灭。以农业税的征收为例。国家在没有宣布废止之前，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就不能不征税。只有当国家宣布废止时，负责征税的财政机关才能停止征税。
第四， 两者的抽象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国家和不特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抽象性的关系。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有抽象性的关系和具体性的关系。当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为了有效地执行经济法而实施行政立法行为和制订其他行政规范（或称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形成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抽象性。这只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经济行政主体和特定的行政相对方形成的关系，是具体的关系。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落实。不管是广义的法律，还是行政规范，最终都由经济行政主体落实到具体的行政相对方身上。
第五， 两者的稳定性不同。国家干预经济关系是稳定的，只要国家通过了相关经济法，规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被修改之前，关系不会发生改变。而经济行政管理关系具有变动性。（1）法律明确授权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而制订具体的实施条例，从而使不同地方的经济行政关系体现出差异性；（2）根据法律的授权，一个地方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势，执行不同的标准；（3）不同的执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在执法过程中会体现出差异性；（4）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依法执法，而有的行政主体和执法人员是违法执法，也会造成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于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结论本身成立，但以此认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行政关系不能接受。
（三）两者的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同
王文认为：“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节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王文认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为表现形式的结论可以接受，但王文将行政主体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方式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不能接受。经济法学界虽然在经济法范围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都认为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属于经济法范围。笔者下面就以市场管理法为例来具体分析国家主权干预经济的方式和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的方式的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到第15条规定欺骗性市场交易行为、商业贿赂行为、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等11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市场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属于国家主权干预经济方式之一：禁止个体实施损害市场竞争机制正常运行的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干预能够实现，该法第16条到19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监督检查权，第21条到第30条赋予了执法机关工商管理局的行政处罚权。 行政主体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个任务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担当；也可以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这个任务主要由没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来完成。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了贯彻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了《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这样一些规范性文件，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进行具体化，同时规定具体的处理程序和方法，指导各级工商机关有效地执法。各级工商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书必须注明授权其进行执法的条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处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必须写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对违法经营者进行处罚。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分析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与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 两者主体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体是经济行政主体。
第二， 两者法律后果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后果是设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义务，是抽象的，不针对具体的个体。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后果一般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具体化。经济行政法律行为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设定的义务落实到个体身上，针对具体的行政相对方。
第三，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表现是设定市场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的表现是将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的结果具体化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落实到具体行政相对方身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 两者责任不同。国家干预经济法律行为，如果有错误，给个体造成了损害，在我国目前现阶段不需要承担责任。而经济行政法律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还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追偿。
（四）两者涉及的救济途径不同
王文认为“在经济管理活动过程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个结论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论经济法没有相应的救济途径的观点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国现阶段，只有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所以，我国学者在考虑权利救济途径时往往遗漏了宪法救济途径。行使行政权引发的争议的救济途径并不是只有行政救济途径。因为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并不都是行政争议，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宪事争议，一种是行政争议。行使行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引发宪事争议：一是当拥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制订的法规、规章，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宪法基本权利时；二是当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越权或滥用权力而违反宪法时。当然，行使行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引发的是行政争议，通过行政途径来救济。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宪法诉讼，但并不等于我国没有宪法救济的途径。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9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当个体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不能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获得救济时，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机关提起撤销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决定和命令等。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较具操作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该法第88条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1条规定了宪法监督的程序。
当个体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行为不符合宪法，要想不受经济法约束，除非提出证据证明经济法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其宪法基本权利，只能通过宪法救济途径来进行救济，而不可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进行救济。例如，上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规定：禁止公用企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公用企业如果认为依据宪法它有权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它要想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不受处罚，就可以通过提起宪法诉讼，要求有权机关宣布该规定违宪，使其无效。在该规定没有被宣布违宪无效之前，执法机关有权依据该规定对一个涉嫌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用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该公用企业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公用企业是否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业依据宪法是否有权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实施的行为展开争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在宪法诉讼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立法法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寻求救济。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救济途径是宪法救济途径，而经济行政法的救济途径包括宪法救济途径和行政救济途径。
Ⅳ 跪求201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形成性考核册答案
作业1 同学们自己独立完成，凡是小论文未写者，成绩为零。
作业2
一 1993年3月日，李某和关某一起去河边钓鱼，后二人回家。路上没走多远，李某改变主意，对关某说，不如到主河去摸鱼，关某同意，二人折回主河流处。在经过一片树林时，二人进入玩耍。玩耍中二人都吸了烟，并玩了弹火柴游戏。在走出树林时，关某见树林边有一队枯草，即划火柴将枯草点着。火苗迅速升起，并向树林里蔓延。二人急忙扑打，但因火势越烧越大，未能扑灭，二人惊慌离开现场跑回家。某市林业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授权某乡人民政府为原告，以李某与关某放火烧毁该乡果园村的树林50亩，造成经济损失达4000元为由，于1993年4月3日作出处罚决定：对关某罚款500元，并令其赔偿经济损失2500元，令李某赔偿经济损失1500元。李某对处罚决定不服，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本案谁是行政行为的主体？
乡人民政府是行政行为的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授权乡人民政府，乡人民政府属于被授权的组织，被授权的组织享有法律、法规所授予的特定的行政职权，属于行政主体。乡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具有处罚的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处罚权，能独立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是行政行为的主体。
二 1996年5月15日，吴某从常德市到韶关办事。次日凌晨二时许，吴某到其住在韶关的姑姑家，其姑姑家与王某的住所分属前后相邻的两幢楼。黑夜中吴误将第5幢楼认为是第4幢楼，吴某上楼到王某家门口，便用其姑姑给的钥匙开王的房门，开了约三分钟，门打不开。正在睡觉的王某夫妇被开门声吵醒，以为有小偷，便拿了一把三角刮刀去开门。吴听到房内有动静后没出声，刘开门后发现吴穿着大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长条状物，（实为报纸）便用三角刮刀向吴刺去，致吴右肩受伤，被送医院治疗用去医疗费996元，经韶关市公安局鉴定属轻微伤。在吴住院的第二天，刘某前往医院看望，并向吴道歉。九公里派出所经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后，越5月25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对刘殴伤他人的行为给予警告处罚，并裁决刘某赔偿吴某1000元，负担医疗费996元。刘某不服上述两项裁决，向韶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韶关市公安局经复议，作出裁决维持九公里派出所的原裁决，刘某仍不服，向韶关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刘某诉称，其行为并非故意殴打他人，吴某误开门也有过错，在当时特定环境下认为吴某是小偷而误伤，可以给予民事赔偿，而不应受到治安处罚，被告的行政处罚裁决不公正。被告九公里派出所辩称，刘某持刀伤人，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应受到行政处罚。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在深夜错开原告的门，在听到屋内有动静时，又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叫门，原告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用防身的工具刀误伤吴某，其行为虽造成吴某轻微伤，但主观上没有违反治安管理的故意，故不能构成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客体，被告对此作出处罚欠妥，故此判决：撤销九公里派出所治安管理处罚书和赔偿损失、负担医药费用裁决书。
问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本案中派出所在行政上的主体资格。
本案中派出所具有行政法上的行政资格。派出所有警告的权力。派出所是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警告处罚。派出所能够独立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综上，派出所具有行政法的主体资格。
三 1994年9月，田某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取得本科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某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并被发现。同年3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认定田某的行为是考试作弊，决定对田某按退学处理，并于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某宣布处分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某办理退学手续。田某继续在北京科技大学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的学习及学校组织的其他各项活动，北京科技大学也每年都收取田某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某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安排其参加毕业设计等。田某在北京科技大学4年的学习中，成绩全部合格，并且还获得优秀毕业论文。1998年毕业之际，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某已被退学处理，其学籍已被取消，不具备高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拒绝给田某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办理毕业派遣手续。田某不服并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北京科技大学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一、办理派遣手续、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及在校报上公开赔礼道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30日内向原告田某颁发毕业证、60日内召集本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田某的学士学位资格，30日内办理派遣手续，驳回原告田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北京科技大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999年4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北京科技大学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问题：1 北京科技大学作出的退学处分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 法院判令被告在特定期限内履行一系列特定内容的义务是否侵犯了行政权？
3 原告田某的赔偿请求与赔礼道歉请求为何被驳回？
答：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某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某办理退学手续，处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每年收取田某教育费等一系列行为，说明田某仍是在校大学生，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然而北京科技大学不履行法定职责，不给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11条规定，应属于行政诉讼案件。
没有侵犯行政权。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本案中要求北京科技大学在一定期限内发毕业证、审核学士学位，办理派遣证，属于依法办事，没有侵犯行政权。
要求获得行政赔偿，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的规定，即应属于行政赔偿的范围。本案不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所以田某的赔偿请求被驳回。
作业3
一 填空题
1 行政许可权的行使，应当以（行政相对方）申请为前提。
2 行政主体是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
3 按照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
4 机关的民事行为同公务行为可以根据各自行为的特征来确认：具有纵向管理性质的行为属于（公务行为），具有平等有偿特点的行为一般是（民事行为）。
5 从法律意义上讲，行政立法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是：（民主原则）（效率原则）。
6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
7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
8 行政赔偿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
9 （行政侵权行为）是构成行政赔偿责任的首要条件。
10行政诉讼参与人包括（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11当事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有不同的称谓。在第二审程序中，称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12经审查，人民法院认为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并通知原告。
13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不得以调解为必经审理程序及结案方式。但是，（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14行政判决分为（维持判决）和（依法改判）。
二 选择题
1在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中（AB）。
A行政相对方是不可少的 B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
C必有一方是国家行政机关 D权利义务关系是平等的
2下列各项中，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是（D）。
A乡镇人民政府 B公安派出所
C街道办事处 D公安局法制科
3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行政职权的是（D）。
A行政处罚权 B行政复议权
C行政指导权 D行政审判权
4甲乙二人的违法事实和情节相同，但公安机关对甲裁决拘留，而对乙只罚款50元，这显然是 不公正的。这种行为属于（BD）。
A 不同情况，相同处罚 B同等情况，不同处罚。
C违法行为 D违反公正的程序。
5李某是县办公室的安全保卫干部，被借调到县公安局，在借调的一次执行任务中，违法剥夺某人人身自由。在这里，（B）是行政赔偿义务机关。
A县办公室 B县公安局
C县人民政府 D县人事部门
6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AB）人民法院管辖。
A被告所在地 B原告所在地
C公安机关所在地 D原告选择
7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是基于亲权或监护权而产生的，因而其在诉讼中居于（AB）的诉讼地位。
A与被告相类似 B与原告相类似
C 核心 D主导
8行政诉讼第三人包括（ABD）。
A原告 B被告
C代理人 D第三人
9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有（BC）。
A人民法院 B诉讼参加人
C诉讼参与人 D人民检察院
10决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A）。
A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决定一律不准上诉
B当事人不服时，有权在接到决定之日起10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C当事人不服时，有权在接到决定之日起7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D当事人不服时，有权在接到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 名词解释
1行政法律事实
书上第8页
2资格许可
书上第90页
3要式行政行为
书上第70页
4行政不当
书上第195页
四 简答题
1简述行政法的法源的形式
书上第10页
2简述行政许可的特征
书上第88页
3简述一般行政监督的主要方式
书上第184页
五 论述题
1论述行政主体的特征
书上第24页
2论述追偿制度与赔偿制度的关系
书上第249页
六案例分析
2000年4月29日，某县的一个考场内，开考约30分钟后，监考老师发现一名来自公安系统的女考生拿出资料抄袭。监考老师向其提醒不能抄袭。该考生仍然继续抄袭，无奈监考老师收缴了其资料。但不久该考生又拿出一份资料抄袭，监考老师在几次提醒无效的情况下，没收了她的资料，并当场告诉她：“你这门考试以零分处理”，该考生并无异议。考虑到该考生只差两们就拿到所学专业的文凭。因此考后县自考办研究决定，只在要上报的考场情况登记表上登记该考生“夹带资料，并建议给予从轻处分”，所考科目 为零分。该考生接到此处分决定后不服，6月6日，向县政府写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认为监考老师是诬告，成绩应算作合格。要求自考办公开赔礼道歉，并付其精神损害赔偿金。现政府经过调查认为，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的舞弊行为及其他违反考试规则行为的处罚权应属省考委，县自考办对申请人作零分处理的决定无法定职权。根据此，县政府撤销现自考办的处理决定，上报市自考办作出决定：根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和《参考细则》的有关规定，对该考生的应考应以零分计算，停考两年。该考生仍不服，7月21日向市政府提请行政复议，9月23日，某市政府法制办经合议作出撤销某市自考办的决定。
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本案应以哪个机关为行政复议机关？
答：行政复议法第12条规定，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根据该条规定，市自考办作出决定处罚考生，考生可以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省自考委申请行政复议。
作业四
一填空题
1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
2行政职务的产生主要有四种程序：（选任）（委任）（调任）（聘任）。
3行政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是通过其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表现出来的。
4从法律意义上讲，行政立法程序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二是（效率原则）。
5行政合同的缔结方式主要有招标（拍卖）（邀请发价）（直接磋商）等方式。
6根据强制执行的对象分为（对财产）（行为）（人身）三种执行方式。
7行政处罚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8申戒罚的具体形式有（警告）和（通报批评）。
9行政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危险责任）原则；违法责任原则。
二选择题
1下列属于行政行为的是（C）。
A某县民政局建设办公楼的行为
B某县民政局起诉建筑公司违约的行为
C某县民政局越权处罚违法的建筑公司的行为
D某县民政局依建筑合同奖励建筑公司的行为
2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B）。
A行政关系B行政法律关系
C外部行政关系D行政管理关系
3下列四个选项中，其效力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ACBD）。
A法律B地方性法规
C行政法规D规章
4（ABCD）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
A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
B经济特区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
C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
D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和人大常委会
5 行政诉讼撤销判决有（A BD）等几种形式。
A判决全部撤销B判决部分撤销
C判决撤销不合法的主体资格D判决撤销并责成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6当事人对财产保全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A）。
A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B停止裁定的执行
C裁定执行与否由当事人决定 D中止裁定的执行
7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原告特有的诉讼权利之一是（B）。
A委托诉讼代理人 B撤诉
C申请回避 D提出上诉
8经复议机关复议，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B）是被告。
A原机关和复议机关 B复议机关
C申请回避 D提起上诉
9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机关被合并到另一个行政机关，属于（A）。
A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变更 B行政法律关系客体的变更
C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 D行政法律关系的消灭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规定：“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处罚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属（B）。
A创制性立法 B授权性立法
C实施条例立法 D职权立法
三 名词解释
1国家行政机关
书上第30页
2行政许可
第88页
3行政处罚
第150页
4行政诉讼
第265页
四 简答题
1简述划分个人行为与机关行为的标准
第50页
2简述被委托组织与被授权组织的区别
第58页
3简述行政诉讼原告的法律特征
第295页
五 论述题
1试论行政 行为的合法要件
第75页
2论行政主体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
第196—197页
六案例分析
某甲一年前下岗后，在家门口经营一个烟酒副食门市部。一天早上某甲刚开门，工商所的一名工作人员王某进来，说是要买一条高级香烟，这人拿了烟，某甲让他付款，王某却执意不肯。为此，二人撕打了起来，最后双方都受伤，某甲伤的比较重。事后，工商所负责人主持调解，让王某付某甲烟款，医药费各自承担。他们让某甲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某甲认为工商所在偏袒王某就未签字。谁知这事一拖就是两个月，某甲去工商所，他们不是避而不见，就是说还没有协商好，某甲也不知道该如何办？
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本案中某甲是否可以工商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答：工商所王某到某甲的烟酒副食门市部购买香烟不付款与某甲动手打架。王某的行为不是以工商所的名义作出的，而是以个人名义与某甲发生冲突的。王某的行为与履行职责无关，王某买烟不付款与某甲产生冲突，是民事纠纷与王某所在单位无关。所以说本案是民事案件。他们双方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不是行政案件，不可以工商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说明：以上答案仅供参考，如有不同观点，可以相互沟通联系。
Ⅵ 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是什么法律内容
您好，处于高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是上位法，反之为下位法，“上位法”、“下位内法”是《立法法容》确立的区分法律效力等级以及法律位阶的两个基本范畴。根据《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一旦下位阶的法律制定机关制定了与上位阶法律相冲突的法律，上位阶法律制定机关可以根据《立法法》第88条的规定，行使对下位阶法律的改变或撤销权。其他问题请联系咨询，乐意为您解答，若有帮助，请您采纳。
Ⅶ 行政复议前置的有几种情形
1、《行政复议法》第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国务院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为终局决定。
2、《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3、《海关法》第64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同海关发生纳税争议时，应当缴纳税款，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国家安全法》第31条规定：“当事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商标法》第32条规定：对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的商标，商标局应当书面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注册申请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商标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商标裁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6、《专利法》第41条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7、《专利法》第46条第1款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7)行政法88条扩展阅读：
行政复议前置的优点：
1、复议途径具有快捷的特点。
下面我们以土地确权行政案件说明之。土地行政充分地体现了行政职权的运作，是一种包含了国家强制性意志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作出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的授权作出的，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这类行政案件时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等情形的，即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确有错误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只能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而不能或不宜改变其权属处理决定，而且诉讼途径存在诉讼期间过长的缺陷;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上述情形的，可以决定变更;
2、有利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监督，因此，一旦下级行政机关与管理相对人发生纠纷，由上级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不仅可以及时了解本系统或本地区的工作情况，而且还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强化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
3、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前置案件，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处理解决这类案件需要专门的知识，确立行政复议前置原则，便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使这些行政争议得以及时解决;
4、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前置行政案件数量大，复杂程度不一，确立行政复议先行处理原则，可以使大量的这些行政案件解决于行政复议程序之中，可以减轻法院行政审判的压力，使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审理经过复议仍解决不了的行政争议案件。
Ⅷ 我国符合越权无效原则的法条
一、越权立法概念的界定
人们通常在两种不同的层面上界定越权立法。最常见的是从行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即认为越权立法，就是超越立法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比如，在“注意不要越权立法，该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该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1]这句话中，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但学术界也在另一层面上使用该概念，它不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即“有些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超越了权限”[2]。前者指的是一种行为现象，后者指的是一种规范现象。本文是以《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为出发点，从规范的角度对越权立法进行讨论。
立法权限也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法律概念。因此，当我们说越权立法是指“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时，进一步明确立法权限概念的内涵就十分必要。目前，国内立法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立法权限的内涵：
首先，从立法形式上界定立法权限。比如，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4条第2款、《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7条的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规章不得称条例。 这就意味着，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制定“条例”的权力。他们将这种权限称之为“表现形式”上的权限。 如果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在名称使用上违反了这一规定，就属于形式上的越权。
其次，从立法权力行使的时限上来界定。他们认为“立法权限范围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立法权可以和应当达到何种界限，一是立法权不能超出何种界限。从时限上说，立法权限范围，指立法权能在多大的时间跨度上有效或可以行使。这是立法权的时限效力。”[3]立法机关超越时限制定法律规范，就属于时限上的越权。
再次，从立法事项的角度界定立法权限，即指“立法权可以和应当对哪些领域、方面、事项加以调整，不能对哪些领域、方面、事项发挥作用。”[4]
超越立法形式的越权立法实属一种立法上的“低级”错误，如果过去曾经发生这类问题，主要根源在于那时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作出明确规定以后，立法者犯这种错误的可能不大。超越立法“时限”的越权立法在立法实践中有可能发生，西方国家就研究所谓“立法不作为”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也有关于立法时限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64条就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的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但既然是立法不作为，就不可能形成法律规范，也就不存在规范形态的越权立法；而迟延立法又难以成为动摇法律规范效力的理由。所以，就本文而言，从以上两个角度研究越权立法，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确定立法权限的内涵应该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入手。《立法法》是规范法的法，只有从《立法法》中挖掘立法权限的内涵并作为界定越权立法概念的依据，才对司法实践具有意义。《立法法》第7条、第8条、第56条、第64条、第71条和第73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地方人大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立法权限。从这些规定看，《立法法》是以“立法事项”为标准划定立法权限的；也就是说，《立法法》确定的立法权限是指立法机关对哪些事项可以制定法律规范，对哪些事项不能制定法律规范。
由此，可以把越权立法界定为：立法主体超越法定的或授予的立法事项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
二、从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看越权立法的认定
既然越权立法是超越立法权限制定的法律规范，越权立法认定的首要任务就应该是确定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授权立法的立法权限由授权法律规定，所以确定授权立法权限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非授权立法权限的确定则比较麻烦，因为，规定我国立法权限的法律渊源有多种，除《宪法》外，还有相关的组织法、《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此外，有些普通法律，比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 ，也是确定立法权限的法律渊源。在诸法律渊源中，《宪法》和相关组织法对立法权限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其他普通法律则仅就某些事项作分散的、补充性的规定，而《立法法》对立法权限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划分，特别是划定了最高权力机关的专属立法权，因此，它是确定立法权限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依据。但从越权立法认定的角度观察，依然存在诸多模糊地带，这给越权立法的认定带来很多困难。
首先是专属立法事项与非专属立法事项之间的界线具有可变性。《立法法》第8条在列举专属立法事项时规定了一个兜底条款：“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这一可变的“其他事项”的规定，为基本法律和专属立法事项界限的随时和不断扩张埋下了伏笔，也为越权立法的认定带来潜在的困难。
其次是在非专属立法事项领域立法权限划分的模糊性。各立法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全国人大、国务院、地方立法机关、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立法机关、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等，在非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基本上是均有立法权，形成“四世同堂”的局面。《立法法》在表述中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和概念，试图对各自权限作一定程度的界分，但这种界分却极为模糊。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时采用“地方性事务”与“全国性事务”的标准不易掌握。《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立法机关有三项立法权限，其中第二项为“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对于“地方性事务”，有关释义解释为“纯属地方性事务或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一般来说不需要或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需要由全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来作出统一规定”[5]。但这一解释还是没有把问题澄清。某一事项究竟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中央立法机关把握可能比较容易，地方立法机关把握困难就比较大。即便是判断某一事项为全国性的事项，中央是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会立法，还是不好预见，因为立法活动是政治性的、程序性的运作过程，能不能立，何时立，都是未知数。
第二，各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立法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可以“为执行法律的规定”制定行政法规；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及其直属机构的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73条规定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可以“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制定规章。不同层次的行政立法主体都具有“为执行法律”或者“执行法律”而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但各自立法权限的边界在何处却不明确。虽然在界定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时用了“执行”的概念，而在界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时用了“为执行”的概念，但很难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第三，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人大可以就“属于地方性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第73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就“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从两个法律规范的关系看，第64条规定包括第73条的规定，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由此，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的立法权限就无法划分清楚。
上述问题使得在非专属立法事项领域，各立法主体尤其是“地方国家机关往往不知道哪些事项他们有立法权，哪些事项他们没有立法权，或者说他们对任何事项都有立法权；”[6]其结果，在非专属立法事项范围认定越权立法比较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认为，《立法法》实质上就立法权限只有划定了一道界线，即专属立法权与非专属立法权之间的界线。对专属立法事项只有法律可以制定规则，对非专属立法事项则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规章等都可以制定规则。虽然在专属立法事项与非专属立法事项之间横隔着一个“其他事项”，但“其他事项”在没有被具体事项填充之前，应该是一个空“底兜”。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法》中的越权，就是超越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可能越权的只有法规和规章，法律应该不会越权。
上面的阐述只表明，法律以下法规、规章超越专属立法界限，势必造成越权；但并不表明，法律以下的法规、规章只有超越专属立法权限，才构成越权。因为，前面已经阐明，规定法律文件权限的法律渊源除了《宪法》、相关组织法和《立法法》，还有其它法律。其它法律的规定是分散的，表述往往也是微妙的，比如《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分别作了不同的限制； 《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16条等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作了不同的限制。再如，《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行政处罚“6+1”种类中，作为“1”的“其他行政处罚”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设定。[7]这一规定，实质上也规定了其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设置“其他行政处罚”。可以看出，具体立法权限会随着普通立法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所以，具体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必须在《立法法》的基础上，研究其他相关法律才能准确界定。
在确定了具体的立法权限后，认定越权立法需要考虑的是“设定”和“规定”这一对立法范畴。我国立法上使用“设定”和“规定”两个立法概念，自《行政处罚法》开始，后在《行政许可法》再次沿用。“设定”系指其他规范性文件尚无对某事项做出规定的条件下，该规范性文件率先做出规定；“规定”系指在上级规范性文件已对某事项做出设定的条件下，就该设定再作具体的规定。“设定”是从无到有，“规定”是从有到有，无非更详细而已。[8]按此，越权立法应该是“设定”的越权，“规定”一般不会构成越权；“规定”如果超越了已有的“设定”，构成的应该是法规范的冲突，而不是越权立法。因此，认定越权立法应该以设定性立法行为为对象或基准。
可见，确定越权立法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第一，确定特定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第二，判断特定立法是否属于设定性立法；第三，判断该设定立法是否超越了该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如果超越该权限，则属越权立法，否则就不是。
当然，这样的分析过程，仅仅是越权立法认定的基本判断过程。法律规范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组合，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立法的目的和价值，所以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还必须考虑法律规范的目的和价值属性。尤其是，根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第7项的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授权立法不得违背授权目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授权立法是否违背授权目的，显然不能单纯采用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进行评价。
三、从法院的审查权限看越权立法的处理
探讨越权立法认定的目的在于“发现”越权立法，但“发现”并不是“认定”的终极目的，它不过是为处理越权立法创造一个前提。发现和处理越权立法的机关不止一个，但法院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本文仅对法院如何妥当地处理越权立法的问题作一分析。法院处理越权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应该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越权立法的性质，二是法院对法的审查权限。
从形式看，立法权限一般由国家的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加以规定，比如《德国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就有5个条文专门规定联邦和州的立法权限 ，其他国家如美国、奥地利也是如此。我国立法权限也主要是由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等宪法性文件规定的，虽然其它普通法律也对立法权限有一些补充性规定。从内容看，立法权限涉及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议会立法权与行政立法权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实际上关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国家的结构形式，它们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看，越权立法与有权立法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或者相重复，或者相冲突，破坏了宪法秩序。所以，越权立法应当属于一种违宪行为。
既然越权立法属于立法违宪，法院对于越权立法的处理就应按照违宪审查程序处理。具体的程序，根据法院享有的审查权限来决定。比如美国，普通法院享有对于违宪立法的审查权，但这种审查权仅限于确认和拒绝适用两个方面，即各级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一项联邦法律违背宪法或者地方州立法违背联邦宪法或法律，有权拒绝适用。[9]但美国的普通法院不得直接撤销违宪的法律、规章，只是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拒绝适用会导致该项法律在事实上丧失效力。奥地利是欧洲大陆最早建立宪法法院的国家。在奥地利的违宪审查体制下，普通的司法机关包括行政法院对违宪的法律、法令均没有审查的权力。当他们发现联邦法律、法令和州法律、法令违宪时，不得直接拒绝适用，而要全部提请宪法法院裁决。 德国的违宪审查体制，受奥地利违宪审查制度的影响较深。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行政法院仅对依照建筑法典的规定颁布的规章，根据建筑法典第246条第2款规定颁布的法规，以及其他位阶在州法律以下的法规，享有审查权。其他法律法规的审查权全都由宪法法院垄断。除了美国和德奥模式外，有些国家，司法机关对法律法规没有审查权，由立法机关自己行使立法监督的权力。
我国奉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行司法体制下，认为法院不享有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权，基本为大多数人所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规章具有违法性确认权和拒绝适用权，但没有撤销权，如果要撤销规章，法院需要依据《立法法》第88条第1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 以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5条 的规定，申请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审查。这也几乎没有疑问。但对法规，则有不同看法。
如果把法规的司法审查权分为撤销权、拒绝适用权和确认权三个层次的话，分歧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对违宪（法）法规享有撤销权；因为，我国《宪法》、《立法法》等法律已经明确将违宪（法）法规的撤销权授予了其他机关。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权力。依此为依据，《立法法》第88条再次把改变或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授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
围绕法规审查权的争议主要在于法院是否可以拒绝适用违法（宪）的法规。这种争议在“河南种子案” 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法院享有拒绝适用违宪（法）法规的权力；[10]有的学者则认为，法院不得直接拒绝适用违宪（法）的法规，而应该报请有权机关审查。[11]值得研究的是，宪法和《立法法》把法规的撤销权授予立法机关是否意味着司法机关没有拒绝适用权呢？初看，似乎不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单从法律条文看，《宪法》和《立法法》只规定撤销权属于立法机关，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得拒绝适用。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虽然《立法法》第88条规定了对于规章的改变和撤销机关，但《行政诉讼法》第53条还是规定了人民法院对于规章的拒绝适用权。 可见，对于规章，我国是由制定规章的上级机关或立法机关行使一般的、改变或撤销之审查权，司法机关是行使个案的、拒绝适用之审查权，两种审查权力并行不悖，从而形成“双重审查体制”。所以，《宪法》和《立法法》将改变和撤销权授予立法机关，并不能必然得出司法机关不得拒绝适用的结论。那么，对于法规的审查是否也是一种“双重审查机制”，法院依然可以在个案中以拒绝适用违宪（法）的法规呢？我们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参照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依据”意味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仅享有适用权，没有审查权；“参照”则意味着人民法院对于规章享有一定的审查权；只有规章“合法”时，才可以适用。如果认为法院可以拒绝适用违法的法规，那《行政诉讼法》的“依据”和“参照”的区分就没有任何价值。
其次，《立法法》第9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里《立法法》并没有列入规章，对此不应该理解为是一种疏漏。它正好说明了，《立法法》的这一规定是和《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的规定是相契合的。对于规章，法律适用机关可以通过拒绝适用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审查；而对于法规，当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时，则只能是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不能直接拒绝适用。
可见，我国《立法法》仅授予法院对于法规违法（宪）的确认权，但没有给予法院对于法规如同规章般的、个案的拒绝适用权，更没有撤销违法（宪）法规的权力。
基于以上认识，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越权立法应当作如下处理：对于越权制定的规章，可以拒绝适用，与此同时，可以申请有权机关予以撤销；对越权制定的法规，则应当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四、越权立法撤销决定对司法裁决的效力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有权机关撤销越权立法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依据《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越权立法可以由有关机关改变或者撤销，但撤销的效力究竟如何没有规定。撤销决定向将来发生法律效力，被撤销的越权立法不再作为民事活动、行政行为和法院裁判的依据，这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如果案件涉及的事实发生在撤销决定作出之前，但该案件的审理尚在进行中，撤销决定对其有无拘束力？更有甚者，如果基于该越权立法作出的判决已经发生效力，撤销决定能不能成为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简言之，撤销决定有没有溯及力？如果有，溯及至何种的程度？这就需要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作一番考察。
Ⅸ 行政解释是什么（法律上
所谓行来政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自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有关法律法规如何具体应用贯彻的问题所作的说明。行政解释学是法律解释学的一部分。
从解释主体来说，行政解释主要可以分为:
1.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办等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方面的法律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进行解释。
2.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对同级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如何应用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中国现行法定法律解释体制的特点有:立法部门主导，集中垄断，分工配合。
行政解释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
指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一是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体应用所作的解释;二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对于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进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