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57

㈠ 刑诉法鉴定方面的规定有哪些

您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第57条规定“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规则”）第199条至第203条对鉴定、鉴定的启动、鉴定人的条件、鉴定注意事项以及鉴定人的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第233条至239条规定了鉴定、鉴定的范围、鉴定机构人员、鉴定的批准程序及对鉴定过程的具体要求。这些都是对“刑诉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的具体细化和补充，可操作性更强。
刑事司法鉴定的程序具体如下：
1、选定鉴定人。鉴定人的选定有两种方式：一是指派，即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指派其内部的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具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进行鉴定；二是聘请，即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聘请其他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鉴定。指派、聘请的鉴定人应当是具有某项专门知识，而且与本案和本案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能够保证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的人。
2、侦查机关应当为鉴定人进行鉴定提供必要条件，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和对比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并且明确提出要求鉴定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人作出某种鉴定意见。
3、鉴定人进行鉴定时，应当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4、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意见，并且签名。鉴定意见应当对侦查人员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并说明其科学或者技术上的根据。实践中，鉴定意见一般用鉴定书的形式制作。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5、侦查人员对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应当进行审查，如果有疑问，可以要求鉴定人作补充鉴定。必要时，也可以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重新鉴定。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通过委派的司法鉴定无法做出鉴定时，就需要聘请专业人员辅助，对此，公安机关要支付鉴定费用。聘请的司法鉴定人应该具备相关资质，能够提供专业的鉴定服务。以上就是聘请鉴定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规定。司法鉴定活动是非常严谨的法律活动，必须确保结果客观真实。

㈡ 监视居住外出会被发现吗

法律分析：一、监视居住期间，你如果离开居住的县区的，必须事先报告；二、如果你二次以上擅自离开的，属于违反监管规定情节严重。可以对你执行逮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57条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没有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被指定的居所，所谓固定住处，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所谓指定的居所是指办案机关在其所在的市、县内给被监视居住人指定的生活居所。如果被监视居住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居所，须经过公安机关批准。

㈢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有什么问题要明确

刑事诉讼与监察调查衔接，需要明确的问题：
一、监察材料是否可以全部作为刑事证据？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但该款并没有明确：一是监察委收集的证据材料是指立案调查后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还是也包括立案调查前收集的证据材料。从《监察法》的规定看，第38条赋予了监察委对监察对象的问题线索，可以采取初步核实的方式进行处置。第39条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也就是说，监察委对监察问题的处理实际可以包括立案前的“核实”与立案后的“调查”两个阶段。
严格意义上，立案前的“核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立案后的“调查”，“核实”针对的是“监察对象”，调查针对的是“被调查人”，在“监察对象”身份下，因核实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的法定证据形式要求，当然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二是《监察法》第四章所规定的“监察权限”中，还涉及第19条规定：“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那么，“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材料，特别是“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所形成的记录、材料等，是否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移送，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从正面理解，“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当然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
但是，这里面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监察法》第33第三款规定“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只是明确了“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此处的“案件处置”只是监察委的处置，并未涉及刑事诉讼；二是理论上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前提是要查明调查取证活动是否违法，或者说证明调查活动合法的责任在控方。但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没有对监察调查监督的权力，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没有涉及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68条和第171条，即未赋予对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调查核实的权力，也未对“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的内容中，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五)项查明事项）进行修改， 检察机关也就难以查明监察调查取证活动是否合法；对“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也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其（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的权力。由此，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其基础条件似乎并不充分。
三、法庭审理时监察人员是否可能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前所述，在检察机关既无对监察调查监督权，刑事诉讼法修改也没有涉及对监察调查活动“查明”权的情况下，法庭审理时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则可能会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即“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在目前的讨论中，有的建议应对《刑事诉讼法》第57条进行修改，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将监察人员（或调查人员）也纳入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说明情况的人员范畴。基于监察委对职务犯罪调查权实质类同于侦查权，但调查权又不等于侦查权的前提，将监察人员纳入《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中，确有必要。另一方面，在已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并未对此涉及的情况下，该条款中的“其他人员”其实也可以将监察人员包含其中。因为，按照“出庭说明情况”及《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的内涵，监察人员的出庭更主要是证人而非监察人员的身份。
四、是否有权要求监察委提供或调取其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依职权还是依申请，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况也为数不少。目前的《监察法》中，第40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虽然第45条第（四）项也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经调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但基于现实的考量，未完全移送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材料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要求提供”和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申请调取，都可能会遭遇法律上的障碍。
与调取证据材料相关的是同步录音录像问题。《监察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了“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即《监察法》对监察委形成的录音录像规定了，一是留存（——不移送）；二是备查。此处的关键在于“备查”二字，包括是否属于可以调取的证据材料，以及公诉人是否可以依《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试行）》第446条和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规定，要求法庭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等，有待实践中进一步细化。

五、补充调查期间辩护人是否拥有完整辩护权？
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审查起诉开始，辩护人拥有三项基础权利，即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三项权利的核心都和证据相关。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看，职务犯罪在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律师即可以辩护人的身份全面介入，并行使各项辩护权利，这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监察法》第47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调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调查完毕。补充调查以二次为限。”目前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也对检察机关审查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原则进行了强调。从过去职务犯罪的诉讼进程看，补充侦查几乎就是一个常态，加之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方面知识、技能的欠缺，可以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内，职务犯罪的退回补充调查比例不小。这就涉及到辩护人权利如何行使的问题。
已经十分明确的是，监察委调查期间，律师不得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那么，补充调查也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监察委调查，已经参与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人，能否全面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权利——比如根据第37条的规定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特别是在补充调查针对漏罪或发现新罪的情况下，此罪的辩护权能否及于漏罪、新罪？另一方面，因为补充调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的一种特定程序，审查的主体，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逮捕措施的主体都是检察机关，在此期间限制辩护权利实质是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必然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产生冲突，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困惑与疑问。

㈣ 我想知道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是什么

第57条：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版（1）：未经执权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2）未经执行机关的批准不得会见他人；（3）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5）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

㈤ 监察机关，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 什么证据链

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十条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进行调查，收集被调查人有无违法犯罪以及情节轻重的证据，查明违法犯罪事实，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这是对纪委监委调查取证工作要求的规定。纪委监委在办案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调查取证，要通过调查取证不断获取证据、查明事实真相、准确认定性质、合理追究责任。

调查取证工作一方面直接影响着纪委监委所认定的事实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另一方面更是直接影响着对被调查人的下一步处理，因此必须严格规范、慎之又慎。

调查取得的证据，要经得起审理部门、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审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如果证据不扎实、不合法、不全面，轻则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影响惩治腐败的效率；重则被司法机关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

特别是如果因为证据问题造成当事人权益被侵害、造成严重问题的，还可能予以国家赔偿。

所以，纪委监委一定要有强烈的证据意识，而且是要有合法的、全面的证据意识；不仅调查部门要有合法的、全面的证据意识，审理部门身负审核把关职能更要有合法的、全面的证据意识，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保障案件质量和效果。

(5)刑事诉讼法57扩展阅读：

证据资格方面，《监察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明确了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诉中直接作为证据。

《监察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明确了刑事诉讼中对监察委收集的证据应当以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考量。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取。”

也就是说，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其提供证据，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辩护人申请调取其证据材料。

㈥ 刑诉法57条是如何规定的

法律分析：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㈦ 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一款中的“人民检察院对收集的证据合法性予以证明”是否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原因。

是。抄
在公诉案件中，检察袭院是原告，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原本，如果被告要说明其非法是要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的，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控辩双方地位差别较大，要被告证明证据非法是很艰难的，因此法律做出了这种规定，将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转移到原告，即检察院，这便是举证责任导致，也正如该条文规定的那样。

㈧ 简述刑事诉讼法中应当补充鉴定的情形

你好。刑事鉴定：是指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作出结论的一种侦查行为。
一、关于鉴定。刑事诉讼中的鉴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安司法机关依据职权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具备专门知识并受指派或聘请来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人为鉴定人，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就是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但鉴定结论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进行鉴定的专门性问题非常广泛，常见的有法医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痕迹鉴定、会计鉴定、价格鉴定、食品药品鉴定、淫秽物品鉴定、毒品鉴定和其他各种刑事技术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120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刑诉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这些都是对刑事诉讼中“鉴定”的具体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第57条规定“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规则”）第199条至第203条对鉴定、鉴定的启动、鉴定人的条件、鉴定注意事项以及鉴定人的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第233条至239条规定了鉴定、鉴定的范围、鉴定机构人员、鉴定的批准程序及对鉴定过程的具体要求。这些都是对“刑诉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的具体细化和补充，可操作性更强。
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检察、法院都有依照职权或者应当事人等申请而决定进行鉴定的权利。
二、关于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公安司法人员或当事人等在对鉴定结论进行分析研究后，若认为所作结论不够完备、不够明确或提出了新的问题、或发现与案件有关的新资料，可以决定或申请将已鉴定或新发现的检体，仍交给原委托的鉴定人进行检验，鉴定人对新问题的解答或所作的修正补充，就是补充鉴定。补充鉴定是由原鉴定人作出，是对原鉴定的补充或修正，若是对原鉴定的补充则应将原鉴定结论与补充鉴定结论结合使用；若是对原鉴定的修正，则以补充鉴定的鉴定结论为准。
重新鉴定是指对原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发生疑问时，将原案材料再另行委托其他鉴定人进行的鉴定。重新鉴定的鉴定人，可以不受原鉴定内容和材料的限制，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和提供的材料进行鉴定。重新鉴定时若所得出的结论与原鉴定结论不一致，应当对原鉴定结论进行论证并说明不一致原因。
“刑诉法”第120条“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第121条”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159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门规定“）第18条”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经质证后，认为有疑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可以另行聘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不能另行聘请其他鉴定机构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法院解释“第59条”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法院解释“第60条”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经质证后，认为有疑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可以另行聘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检察规则“第20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后如认为必要可以决定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205条规定应当事人申请可以决定对鉴定结论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206条规定重新鉴定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第207条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并列出了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三种情形。第20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应当另行委托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公安规定“第240条规定”办案部门或者侦查人员认为鉴定结论不确切或者有错误，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241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242条规定”重新鉴定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六部门解释”和“法院解释”、“检察规则”混淆了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性质，即补充鉴定应由原鉴定人或原作出医学鉴定的医院进行，而重新鉴定应当另行委托其他鉴定人或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不能由原鉴定人及医院进行；2、“刑诉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当事人申请的内容不一样，即侦查阶段可以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而在审判阶段只能申请重新鉴定；而“法院解释”在审判阶段既可以申请补充鉴定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3、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按“刑诉法”的规定，只有当事人等申请才能启动，而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的“解释、规则、规定”规定除当事人申请启动外还可以由公安检察审判人员在审查鉴定结论时依职权而启动。
关于复核鉴定。复核鉴定是一种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但在实际鉴定工作中常用的一种鉴定形式，是由原鉴定单位或上级鉴定单位职称更高的专家就原鉴定材料进行复查并论证原鉴定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的一种鉴定。其鉴定性质实际上与重新鉴定相似。“公安规定”第243条规定“刑事技术的鉴定结论，需要送上级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复核时，应当送鉴定物和对比样本、原鉴定书或者检验报告，并说明提请复核的原因和要求。”
关于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提起的条件。刑诉法和各部门解释、规则、规定均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不便操作，且导致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随意性。“检察规则”第207条仅规定了“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包括：（一）对同一人身伤害已存在两个以上的不同鉴定结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间或被害人与狎嫌疑人之间不能形成一致的认识的，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二）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的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不能人微言轻定案的根据，需要重新鉴定的；（三）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之间或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对同一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不同认识，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重新鉴定的。”而刑事诉讼中涉及鉴定种类很多，人身伤害医学鉴定只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鉴定。对于其他种类鉴定如何确定是否重新鉴定，没有明确规定。故建议刑诉法修改时明确规定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提起条件。在目前可以按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执行，即“通过审查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准许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三）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有矛盾的；
（四）鉴定材料有虚假，或者原鉴定方法有缺陷的；（五）鉴定人应当回避没有回避，而对其鉴定结论有持不同意见的；（六）同一案件具有多个不同鉴定结论的；
（七）有证据证明存在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因素的。“
关于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期限。办理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鉴定工作也不例外，“暂行规定”第21条规定“鉴定期限是指决定受理委托鉴定之日起到发出鉴定文书之日止的时间。一般的司法鉴定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疑难的司法鉴定应当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
“刑诉法”第122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六部门规定”第33条规定“根据刑诉法第122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案件，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外，其他鉴定时间都应当计入办案期限。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法院解释”第156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应当同意该申请，并宣布延期审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理由并继续审理。依照前款规定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公安规定”第245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办案期限，其他鉴定时间都应当计入办案期限。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时仍不能终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刑诉法没有单独规定鉴定期限，而是把鉴定所用时间计入办案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精神病鉴定的除外），其目的是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防止超期羁押，但这样规定却是不切实际的，且事实上导致了鉴定无限期和超期羁押；2、六部门规定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这在实际工作中也是不宜执行和不能执行的。3、“法院解释”用延期审理代替鉴定期限且规定不超过一个月，不计入审限，与刑诉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因此，建议刑诉法修改时明确规定鉴定期限。
三、关于鉴定人。按照鉴定规则，鉴定人只能由自然人担任，不能由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等非自然人担任。即鉴定人是具备专门知识并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来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的自然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当有所区别，二者在业务上具有从属关系，鉴定部门能够为鉴定人完成鉴定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设备和场所，保证鉴定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对于某一具体案件的鉴定应由几名鉴定人进行，“刑诉法”、“法院解释”、“检察规则”均未作具体规定，而“公安规定”第238条规定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结论，由二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笔者认为：鉴定人应当对鉴定结论负责，无论是一人、二人或多人，均是如此。一般的案件一名鉴定人完全可以独立完成，但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应当二人以上完成甚或邀请专家联合鉴定。事实上，公安机关的二人“签名或盖章”也是一种形式，实质上仍是一个人进行的鉴定。
关于鉴定人的回避问题。刑诉法第31条规定了回避条件，第154条规定开庭时候宣布鉴定人名单，告知当事人有权对鉴定人申请回避。而侦查阶段、提起公诉阶段仅告知当事人鉴定结论而不告知鉴定人名单及鉴定过程等情况。按照这一规定，只有到审判阶段当事人才有可能获知鉴定人姓名，这必然会使有些本应在侦查阶段回避的鉴定人到审判阶段才被申请回避。这不仅会导致由于第一次鉴定被全部宣告无效而浪费鉴定资源，拖延诉讼时间，还有可能使一些检材易于变质、灭失或数量太少且无法重新收集的刑事案件因错过鉴定时机而无法查清案件真相。因此对鉴定人的回避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易于操作且符合实际的规定。
四、关于预交鉴定费用。民事案件预交鉴定费用规定比较明确，即由鉴定申请人或举证责任人预交，由败诉方承担。刑事案件鉴定是否收费及费用如何预交、承担，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纯刑事案件的鉴定不应收费，附带民事案件的鉴定可以比照民事案件规定收费。“检察规则”第204条、第205条、第254条、第255条规定，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鉴定不收费，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请求方承担鉴定费用。笔者认为：涉及罪与非罪问题的鉴定，不应收费，涉及赔偿问题的鉴定，可由申请鉴定方承担费用。因为追究犯罪或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国家的责任，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已有罪或无罪的责任。
希望能帮助到你望采纳

㈨ 分析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

1．（1）“审讯人员将李某提到公安局案基地对其实施了捆绑、吊打、电击等行为，3天3夜不许吃饭，不许睡觉，只给少许水喝，并威胁不坦白交代抢劫杀人罪行、认罪态度不好法院会判死刑。最终，李某按审讯人员的意思交代了抢劫杀人的事实。”这是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非法证据，而且，依据该条款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2）“侦查人员还对李某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当场未出示搜查证”，侦查人员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属于物证。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属于非法证据，才应对该证据予以排除。2．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之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由此可见，本案负有排除非法证据义务的机关包括东湖市公安局、东湖市检察院和东湖市中级法院。3．对于李某的盗窃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认，而且有李某的供述，并经查证属实。因此，对李某的盗窃罪应作有罪判决。对于李某的抢劫罪，只有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加以证明，未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的给被告人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4．结合本案，简要说明刑事诉讼法对保障刑法实施的价值。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刑法实施方面的价值有：第一，通过明确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适用刑事实体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诉讼法通过明确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及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与义务，为调查和明确案件事实及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活动提供了基本构架；同时，由于有明确的活动方式和程序，也为刑事实体法适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规定了收集证据的方法与运用证据的规则，既为获取证据、明确案件事实提供了手段，又为收集证据、运用证据提供了程序规范。第四，关于程序系统的设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减少案件实体上的误差。第五，针对不同案件或不同情况设计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程序，使得案件处理简繁有别，保证处理案件的效率。在本案中，刑事诉讼法通过规范证据的收集程序和运用规则，让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在本案中，通过行使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的专门机关相互之间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了刑法的正确实施，保证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实现，以有效的程序机制保障了刑法的实现。5．结合本案，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过程，阐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在我国，为保证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查证核实等，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几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也规定，以刑讯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方面，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在三个方面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一，排除范围。即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第二，法庭调查，包括启动、证明、处理。即刑事诉讼法第56、57、58条的规定。第三，法律监督。即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在本案中，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对2010年《关于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贯彻和落实。（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乃至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能够使非法取证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结果和实体结果，消除非法取证的心理动力，从而达到保障诉讼参与人各项权利、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保障李某的人权，同时，警示司法人员在以后的执法中应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诉讼程序独立价值的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督促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程序性制裁来实现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过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彰显了程序的独立价值，维护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体现。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彰显法治精神。司法行为是否合法、是否规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司法权威的实现和确立。司法机关若非法取证、带头违法，就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形象，损害法律权威，对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证据，有利于抑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督促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惩罚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坚持规范理性文明执法，这对树立我国司法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参考资料：2012年海天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真题解析

㈩ 监视居住的具体解释是什么

监视居住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措施，与“偷窥”、“偷拍”、“秘密跟踪”、“窃听”等行为毫无关系。

而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离开固定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及遵守法定义务，并通过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通信监控等方式对其进行有效监视，并具有一定限制期限的一种强制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章的相关规定，监视居住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10)刑事诉讼法57扩展阅读：

监视居住的实质意义：

从本质上讲，如果监视居住是在当事人自己家里进行，由于很多地方的执行机关（就是指公安机关）警力有限，很难做到一对一的事前监视，所以其实执行的有效性并不大。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部分地区可以监视居住的场所装摄像头。但是实际效果如何，杰哥没有在办案机关工作过，不好说。

如果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那对办案的效果和实质意义基本和把当事人关在看守所差别不大。另外，根据六部门规定，监视居住期间，律师会见当事人是不需要经过任何机关批准的。

参考资料：网络-监视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