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行政法
刑法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三节： 刑法的效力范围种类 确立 种类删除“确立”两个字。
第二章 犯罪概念
第一节：标题三 犯罪定义 的意义 合入标题二。
第三章 犯罪构成
第四节犯罪主体增加“ 司法解释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第四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有 5 处描述上的变化，删除了犯意流露和犯罪预备。
第五章 共同犯罪
第二节标二至标四增加了共同犯罪具体形式的特征要求（ 6 个特征）。
第六章 一罪与数罪
有 3 处描述上的变化， 新增 继续犯的处断原则，连续犯的意义。
第七章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第一节标题二由“ 无过当防卫” 改为“ 特别防卫”
第八章 刑罚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标二： 1 ）新增 管制的执行；拘役的执行； ， 有期徒刑的执行； ， 无期徒刑的执行； ， 死刑的执行。 2 ）适用死刑的限制性规定删除了“ 刑法典总则” 的限定。
第九章 量刑
1 、 3 处描述上的变化，新增红字部分： 1 ）“ 以 犯罪 事实为根据的量刑原则”增加“犯罪”两字。 2 ）单位犯罪自首 的认定 。 3 ）战时缓刑 的概念、适用条件及其后果。
2 、法定情节中删除“ 总则性情节与分则性情节 ”
第十章 刑罚执行制度
除了删除对本章内容掌握程度的概括性要求外无变化
第十一章 刑罚消灭制度
第二节标三 追诉期限的起算 合入标二追诉期限，增加“ 追诉期限的规定 ”字样 。
第十二章 刑法各论概述
2 处描述上的变化。
第十三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四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五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除了删除对本章内容掌握程度的概括性要求外无变化。
第十六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七章 侵犯财产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八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
第十九章 贪污贿赂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改错一处。
第二十章 渎职罪
删除“ 以及这些罪的法定刑 ”，删除了本章法定刑的要求。改错一处。
5 处大的变化， 3 处范围限定的变化“无过当防卫”改为“特别防卫”， 其它主要是描述上的变化
对不起中国行政法的大纲实在找不到，自己想办法吧。
B. 行政诉讼法学的作品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学的地位
第三节 学习行政诉讼法学的方法
第二章 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两种主要模式
第一节 欧洲大陆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
第二节 英美模式的行政诉讼制度
第三章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晚的原因
第二节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产生的过程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立法过程中争论的若干问题
第四章 行政诉讼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概念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性质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理论基础
第五章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概念
第二节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内容
第三节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宗旨
第六章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第一节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第七章 行政诉讼的范围与管辖
第一节 行政诉讼范围概述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八章 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第一节 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
第九章 行政诉讼的程序
第一节 行政诉讼程序概述
第二节 起诉和受理
第三节 第一审程序
第四节 第二审程序
第五节 再审程序
第六节 执行程序
第十章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概述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适用
第三节 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适用
第四节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规范冲突及其选择适用规则
第十一章 行政诉讼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一审判决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二审判决
第三节 行政诉讼过程中的裁定和决定
第十二章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第一节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概述
第二节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第三节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第十三章 行政赔偿诉讼
第一节 行政赔偿诉讼概述
第二节 行政赔偿的概念和赔偿条件
第三节 行政赔偿的范围和标准
第四节 行政赔偿的程序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附录二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
附录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
中 国 刑 法 论
(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杨春洗 杨敦先 主编
责任编辑： 冯益娜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832-1/D·391
上编 刑法总论编
第一章 刑法学和刑法概述
第一节 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第二节 刑法的概念
第三节 刑法的目的和任务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刑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刑法基本原则分述
第三章 刑法的适用范围
第一节 刑法适用范围的概念
第二节 我国刑法的空间适用范围
第三节 我国刑法的时间适用范围
第四章 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
第二节 犯罪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犯罪的分类
第四节 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第五章 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
第二节 犯罪客体
第三节 犯罪客观方面
第四节 犯罪主体
第五节 犯罪主观方面
第六章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一节 故意犯罪过程中犯罪形态概述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
第三节 犯罪的未遂
第四节 犯罪的中止
第七章 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第一节 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概述
第二节 正当防卫
第三节 紧急避险
第八章 共同犯罪
第一节 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节 共同犯罪的形式
第三节 共同犯罪人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第九章 罪数形态
第一节 罪数的概念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罪数不典型的种类
第十章 刑事责任
第一节 刑事责任概念
第二节 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和归责要素
第三节 刑事责任的发展过程
第四节 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第十一章 刑罚的概念与目的
第一节 刑罚权与刑罚概述
第二节 刑罚功能
第三节 刑罚目的
第十二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第一节 刑罚体系和种类概述
第二节 主刑
第三节 附加刑
第四节 非刑罚处理方法
第十三章 量刑
第一节 量刑的概念和一般原则
第二节 量刑的情节
第三节 累犯与自首和立功
第十四章 数罪并罚
第一节 数罪并罚概说
第二节 数罪并罚的原则
第三节 适用数罪并罚原则的方法及其相应的情形
第十五章 缓刑、减刑和假释
第一节 缓刑
第二节 减刑
第三节 假释
第十六章 时效和赦免
第一节 时效
第二节 赦免
下编 罪刑各论编
第十七章 罪刑各论概述
第一节 罪刑各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第二节 罪状和罪名
第三节 法定刑
第十八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分裂国家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
第三节 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四节 投敌叛变罪和叛逃罪
第五节 间谍罪
第六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十九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一节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放火罪和失火罪
第三节 爆炸罪
第四节 投毒罪
第五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六节 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
第七节 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第八节 劫持航空器罪
第九节 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和抢劫枪支、
弹药、爆炸物罪
第十节 交通肇事罪
第十一节 重大责任事故罪
第十二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第二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第三节 走私罪
第四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第五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第六节 金融诈骗罪
第七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八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九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十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一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一节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侵犯他人生命权、健康权的犯罪
第三节 侵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和身心健康的犯罪
第四节 侵犯他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犯罪
第五节 借国家机关权力侵犯他人权利的犯罪
第六节 妨害婚姻家庭罪
第七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二章 侵犯财产罪
第一节 侵犯财产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抢劫罪和抢夺罪
第三节 盗窃罪和诈骗罪
第四节 侵占罪和职务侵占罪
第五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三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第三节 妨害司法罪
第四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第五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第六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第七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八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第九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第十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十一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四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一节 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
第三节 阻碍军事行动罪
第四节 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
第五节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
第六节 接送不合格兵员罪
第七节 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
第八节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
第九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五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一节 贪污贿赂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贪污罪
第三节 挪用公款罪
第四节 受贿方面的犯罪
第五节 行贿方面的犯罪
第六节 介绍贿赂罪
第七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六章 渎职罪
第一节 渎职罪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滥用职权罪
第三节 玩忽职守罪
第四节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第五节 徇私枉法罪
第六节 本章其他犯罪
第二十七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一节 军人违反职责罪概述
第二节 危害作战方面的犯罪
第三节 违反部队管理制度的犯罪
第四节 危害军事秘密的犯罪
第五节 破坏作战装备、物资方面的犯罪
第六节 侵犯部属、伤病军人、平民、战俘利益的犯罪
第七节 本章其他犯罪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
后 记
C. 中国法制史 以官统事,以事隶官
来由上面说的很清楚了,以官统事的意思是:以(用,使用,聘用)官(各阶官衔)统(统治,意指决定和管理)事(事物,指职权内的大小事物).以事隶官的意思是以(用)事(事物,指低级官员所要负责的事物)隶(被…统治,被…奴役)官(当官的人,指上面所指的低阶的官).这是古代的帝王之道.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级领导设立各种职位来分管组织的各项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是上级领导用来剥削管理层能力的枷锁.这是古代的帝王之道
D. 什么是战时法
国际人道法的目的是通过尽可能地保护并援助战争受难者，从而将战争造成的苦难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因此国际人道法只着眼于冲突的现实情况，而不考虑诉诸武力的原因及其合法性。在冲突事件中，它只调整冲突中有关人道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战时法。其规定适用于交战双方，而不论冲突的起因，也不管冲突双方所提出的原因是否正义。
目的是在战时的强制规则，以限制战争的破坏性的，排除某些类型的武器，保护平民，并限制该地区的范围和战斗力。
E. 战时城市管制的内容是怎样的
2月12日晚，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张湾区全域从12日24:00起实施“战时管制”，管制措施原则上以14天为一周期，视全市及张湾区疫情防控效果予以提前解除或持续实施。
这也是此次疫情中全国第一个“战时管制”令。张湾区发布的通告称，这是非常时期、非常之举，势在必行、迫不得已。
为什么要采取战时管制令？十堰市张湾区目前疫情情况如何？一个区宣布“战时管制”有法律依据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介绍，“战时”并非准确的法律称谓，是应急管理体制的一种表述。为应对疫情，各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有权采取一些措施，但措施应当必要和适当，遵循比例原则。“有权采取措施，不等于有权采取任何措施。”
通告要求所有楼栋封闭管理 强行冲闯一律拘留
此前，也有地方针对疫情采取封控隔离措施，比如天津封控宝坻区百货大楼。但张湾区的战时管制措施适用范围是一个面积达657平方公里的县级行政区。
根据通告：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所有居民非医护人员、医药物资从业人员、抗疫公务人员和水电油气、通讯网络、粮食蔬菜等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不得出入楼栋。所有强行冲闯小区、庭院、楼栋、道路出入口设置的隔离、警戒、封控设施的，一律拘留。
所有居民区（点）一律严格实施战时管制，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由乡镇、街办（开发区、工业新区）及村（居）委会负责定时定量、定品种定价格配送，急需药品实行代购服务。
所有乡镇、街办（开发区、工业新区）及村（居）委会一律实施战时管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最严格、最管用的管制措施，广而告之，宣传到户，会同公安机关从严管理、从严封控。
通告称，这是非常时期、非常之举，势在必行、迫不得已。
官方称此举是为减少人员流动 倒逼病源暴露
战时管制令一经发布，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人认为这是必要之举，也不乏质疑的声音。对于当地居民，物资等现实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
张湾区居民何先生告诉记者，因为所在小区属于疫情“重灾区”，所以从初一开始封闭管理。吃喝等日常用品从网上订购，第二天由社区工作人员统一送到楼下。
“昨晚知道这个消息，还是很焦虑的。本来打算2月14日上班，进行战时管制，就继续搁置了。”何先生说，“已经在家隔离了近二十天，生活用品都消耗得差不多了，网上可以买，但可选择的种类少，配送时间长。”
“非常之举”的背后，十堰市张湾区的疫情状况如何？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0年2月12日24时，十堰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62例（含临床诊断病例3例），其中：茅箭区193例、张湾区137例。
官方在第16号通告中表示，未来10天左右乃至2月中下旬不排除是爆发期。“这是为减少人员流动，倒逼病源暴露，遏制疫情扩散，避免长期消耗。”通告称。
(5)战时行政法扩展阅读
以下为通告正文：
张湾区全域实施战时管制的紧急通告
严格实施居家隔离、群防群治，是防止感染传染新冠肺炎的科学之策，是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迫切之需。为减少人员流动，倒逼病源暴露，遏制疫情扩散，避免长期消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就张湾辖区紧急实施战时管制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所有楼栋一律实施全封闭管理，所有居民非医护人员、医药物资从业人员、抗疫公务人员和水电油气、通讯网络、粮食蔬菜等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不得出入楼栋。
二、所有小区、庭院、居民点一律严格封控，非抗疫车辆、公务用车、医护人员用车、货车和救护、消防、抢险、警车等特种车辆，其它车辆一律禁止出入。
三、所有居民区(点)一律严格实施战时管制，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由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新区)及村(居)委会负责定时、定品种定价格配送，急需药品实行代购服务。
四、所有小区、楼栋、庭院、居民点一律由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新区)、村(居)委会统筹安排市、区下沉干部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干部以及村(居)民、物业人员24小时值守把守，不符合特定批准情形的居民一律禁止出门、出楼、出小区。
五、所有强行冲闯小区、庭院、楼栋、道路出入口设置的隔离、警戒、封控设施的，一律拘留。
六、所有乡镇、街办(开发区、工业新区)及村(居)委会一律实施战时管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最严格、最管用的管制措施，广而告之，宣传到户，会同公安机关从严管理、从严封控。
七、所有党员干部居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居住地村(居)委会统一领导和调度，就地参与防疫工作；所有需要集中隔离的密接人员、发热人员一律集中入住张湾区医学观察点。
八、本通告战时管制措施自2020年2月12日24:00全面执行，原则上以14天为一周期，视全市及张湾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效果予以提前解除或持续实施。
非常时期、非常之举，势在必行、迫不得已。请全区居民一起再居家坚守14天，自我防护，相互隔离，静待病毒出现，倒逼病源暴露，力求不感染，坚决不传染。
由此给广大居民带来诸多困难与不便，敬请理解支持、谅解配合！
特此通告。
十堰市张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2月12日
F. 国民政府战时体制是什么
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统制经济政策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以国防建设为核心的总方针下，制定和推行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
(6)战时行政法扩展阅读
实行战时经济政策优势：
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抗战有关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制"，这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唯一选择。
战时经济统制政策是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统制"，从工业建设到财政金融，从物资管理到外贸出口，正是利用和依靠这些统制政策，才成功的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由于战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逐渐改变了抗战伊始的被动局面，保证了战争的需求。也是中国人民完成神圣的抗战大业、运转国民经济的客观需要。
G. 英美法系国家为什么开始不承认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
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之一，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但对什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西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学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国中，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认为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法系。这两大法系各具特点，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也有各自鲜明的特色。所以，这里主要以西方两大法系作为比较对象。通过对西方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深入比较，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规律，以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 大陆法系-以法、德为代表的分析
（一）法国：行政法治与均衡原则
法国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它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所谓行政法治原则，即政府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法治，作为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含3项内容：第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1]
在法国，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出现的，它是“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但是，“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国：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原则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3]在德国，对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法治国思想。法治国的思想发轫于德国，法治国理念孕育着依法行政原则。而且随着法治国思想在德国从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发展变迁，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即由作为形式主义的依法行政原则过渡到实质主义的比例、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国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义是指行政活动必须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必须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国行政法学创始人奥托。麦耶尔（Otto Mayer）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以下三项原则：第一，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即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是法律创造的；第二，法律优位原则，即法律对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即一切行政作用虽非必须全部从属于法律，但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 [4]多数学者则认为依法行政原则包括两项内容，即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则，又称为均衡原则[6]或平衡原则[7]，是实质意义法治国原则的典范。它不但为现代条件下的干预行政提供了新的规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适用性。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8]奥托。麦耶尔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则”。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9]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 第一，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即所采取的国家措施（普遍的或个案的）适应于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不得偏离。第二，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如果以国家措施干预公民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权力对公民一般自由权利的干预，只应当发生于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于基本权利的性质，个人对于公共权力不必要的干预可以提出异议进行抵抗。第三，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预自由的国家措施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过分的，对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适当的，又称为狭义的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在德国发展成功的又一项行政法原则。其涵义是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11] “保护人民权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却处处隐藏着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规范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作出修正，行政行为因违法或不合适宜也需要加以撤销或废止而发生变动等。为不使社会成员因信赖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损害，有必要对其正当权益设置一道屏障。信赖保护原则正是对这一现实需要的制度回应。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且因信赖对象的差异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别。概括而言，其适用条件是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值得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分析
（一）英国：越权无效、合理与程序公正原则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与大陆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国没有划分公私法的传统，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调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辖。虽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理念与制度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但直到现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采用过去普通法的一套规则和形式。[13]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义原则”（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对英国行政法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并由此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等三项基本原则。
所谓“法的统治”，又称“法治原则”，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戴西（A.V.Dicey）的解释，其涵义即“英国人依法，而且只依法进行统治”。[14]“法的统治”这种理论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相结合，作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确立，与“议会主权”原则在近代英国宪法中同时占据了稳固的地位。[15]所谓“议会主权”的原则是议会制定法处于英国法的顶点，不存在优越于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审查它的机关。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宪法斗争胜利的结果，亦被戴雪称为英国宪法的重要原则。“在行政法上，议会主权原则与法治原则同样重要，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基础，并由此产生行政法的一个中心原则”，[16]这就是“越权无效”原则。因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所有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说明它的严格的法律依据，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诉诸法院。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议会制定的法律为最高法律，法院必须无条件地适用议会所通过的一切法律，不能审查议会所通过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以内时，法院就无权过问。也就是说，英国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管辖权，只在行政机关行为超越其法律权限时才发生。法院通过判例由此发展了著名的“越权无效”原则。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公共当局不应越权，这一简单的命题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行政法的核心原则。”[17]这个核心原则是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
当然，在戴雪的法治观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认为行政法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和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这使得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对戴雪而言，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18]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19]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自然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也在行政法中获得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领域中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在英国，自然正义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20]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21]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的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战时的紧急状态赋予行政机关许多不受自然正义约束的特权（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了戴雪意义上的真正的特权。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24]但是，1963年上议院在处理“理奇诉鲍德温”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26]这标志着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扩展地应用于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中。[27]“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英国行政法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复兴带了个头。“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28]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9]由于近代以来，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上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总之，在英国，如果说合理原则主要是实体法原则的话，那么公正原则则主要是程序法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则既涉及实体也涉及程序；如果说越权无效原则（狭义）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一种授权法原则的话，那么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则主要是一种普通法原则。从这个角度，英国的这三项原则是平行的。当然，广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包含着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后两者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议会立法所隐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合理原则和公正原则又只是越权无效原则这一总原则的分支部分或补充原则。这就是英国以上三项原则之间的关系。
（二）美国：正当程序与行政公开原则
美国法的基础是英国普通法，两国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其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对行政法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并经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美国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则即行政公开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的确立，先是在纽约州1787年“人权法案”中得到发展，然后才被吸收到联邦宪法修正案中，并通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发扬光大。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二，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概念，称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议会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将宣告这个法律无效。[31]在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上，自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行政权的扩展，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开始向行政法领域渗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当程序规范，从而使得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呈爆炸性的扩张，而不再只适用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所谓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它是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领域的渗透与扩张。
行政公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行政法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向。这段时期，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在这段时期经过几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来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以补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审查的不足。于是，国会于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关于政府文件公开的决定，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规定除该法列举的九项情况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须公开，任何人有权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机关不得拒绝；1976年制定《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1974年制定《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所保持的个人纪录，有对本人公开的义务等。[32]行政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所谓“行政公开是指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档案资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称这种权利为了解权。”[33]当然，公众享有了解权，有权知悉并取得政府掌握的档案或信息，同时，法律也对公众的了解权作了限制。《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和《隐私权法》分别就政府文件的公开、会议的公开和个人记录的公开问题作了详细规定，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之骨架。
三 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比较与对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之共性规律
无疑，西方各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又有着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差异，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尤其是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不同。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寻求出各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共性特征和规律。
1.法治国家与宪法精神
正如现代行政法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一样，作为规范行政权力之基本法律准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是伴随着近代法治国思想的发展而形成的。虽然法治国思想发轫于德国，但是“大自然迫使人类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4]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为本国基本的治国原则。尽管早期在德国所表现出的“法治国”（Rechtsstaat）思想与在英国表现出的“法的统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确存在某些层面上的不同，但“就讲求法治国家的基本目的乃在于保障人权与抑制政府的滥权，使得法成为规范国家生活的惟一准则，此是英、德两国法治主义者所不争的事实”。[35]
法治的要义在于对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在专制国家时代，公权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国家时代，国家公权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审判的拘束，而法治国则更进一步，所有公权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发端于近代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务就在于为行政权力的运作提供依据，使行政权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随着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的发展，近代形式意义法治原则到现代实质意义法治原则的变迁，法治原则已不仅仅是判断权力运作合法性的准绳，而且也成为衡量权力运作正当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据。相应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成为衡量行政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法治原则不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则，而且推动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逐步发展并完善，因而始终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法治国家的理念与原则又是通过宪法而确立的，它们反映到宪法之中而成为基本的宪法精神和原则，并发挥着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之功效。作为“宪法的具体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则正是从体现民主法治国家精神和观念的宪法原则中推导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据。质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决定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宪法，就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如德国宪法所规定的法治国原则、议会民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不仅决定着德国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则，还要求行政活动符合比例原则，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决定的。越权无效原则之所以是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由英国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与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作为美国宪法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则直接形成为美国行政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即行政性正当程序原则。
宪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而且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因此，虽然法治是各国行政法的共同目标，但其具体内容却因各国宪政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是德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而不是英国越权无效原则的具体内容，尽管两者都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
2.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
从方法论上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还是一个判例确认与理论加工相结合的过程。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其行政法都是一个基本的部门法，但多数国家却尚未制定出一个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样的统一行政法典。这就决定着行政法基本原则无法通过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统一的规定，而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国家，这种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确认，并辅之以理论的归纳、总结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通过法官的判例来确立，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国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实体合理原则，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确认，然后被后来的判例所反复援引、实践后发展起来的。英国行政法学权威韦德在分析实体合理原则时，就述及了对该原则确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十个判例。[37]作为英国行政法之核心原则的越权无效原则，虽然是一个制定法原则，但该原则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即越权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错误”
H. 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对欧美行政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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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的法治观（Rule of Law）不仅为英国 现代 法治理论奠定了基础，也是我们理解英国行政法治的逻辑起点。根据前述戴雪法治观中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信条，任何国家官员都必须像公民个人一样服从同一普通法律并受同一普通法院系绠 ?管辖。从这一意义出发，戴雪极力反对在英国实行法国式的行政法和行政法院。他认为英国的法治迥异于法国模式的“行政法”或称“官法”（A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只不过是保护官吏特权的法国制度，“与英国宪政传统、法治国情即法律平等主义或普通法统治不相容”。[⑥] 这种传统的法治观使得英国人长期认为“行政法”只是欧洲大陆的“行话”。同时，由于普通法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更使得法国模式的“行政法”无法容身于英国的传统法治之中。因此，行政法在英国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传统法学中行政法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法，也没有明确的行政法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戴雪所赞扬的法治比法国模式的“官法”更能有效地控制行政权的专横和滥用。然而，“这种排斥行政法的法治观念也包含着戴雪等人对十九世纪法国行政法的 误解”。[⑦] 随着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诸多的社会 问题 需要行政法加以解决，保守的英国法治观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于是行政法概念逐步被承认，并在制度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 的发展，英国人的法治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承认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观念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础。新的法治观念一方面继承了戴雪的法治观，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突出之处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在戴雪看来，法治与专制是天敌，而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专断的集中体现，任何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对自由的威胁，应当加以拒绝。戴雪这种将“专断”（arbitrary）与“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并论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观，受到了现代英国著名宪法学家詹宁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栠 ??击。詹宁斯认为，在英国，“事实上，公共机构的确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专断”并不等于“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适应社会需求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同样适应社会需求的法治并不冲突。[⑧] 另一位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大师威廉。韦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过去，人民通常认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与法不相容，这是传统的宪法原则。但是这种武断的观点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确实它也并不含有什么道理。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⑨]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法院通过判例建立并发展了英国行政法上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 同时，由于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观点被完全否决，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的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法中也获得了新生，并在广泛的行政法頠 ??域中得以适用，从而形成英国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并影响世界各国。所谓自然正义，乃是英国自古即已存在之概念，它起源于自然法的理念，经过长期的 历史 发展而成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导引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⑩] 在普通法的传统中，自然正义是关于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听证规则，即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是避免偏私规则，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某案件的裁决人不得对该案持有偏见和拥有利益。[11] 自然正义原则最早只适 用于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说，在负有义务按照司法要求进行活动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原则，而不能将此原则适用于纯粹的行政功能。[12]所以，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虽然自然正义原则所包含的并非是明确且广为接受的、并由英国法院实施的法律规则，但是，我们认为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的确存在着某些让所有作出司法或准司法决定的裁决机构和人员都必须遵守的司法行为规则。”[13]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审判过程中，“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14]，从而使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权，同样也适用于行政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持续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15].因此，早 在20世纪以前，自然公正就成了英国行政法最具特色和最活跃的一部分。 当然，英国自然公正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曾遭到过严重冷落。在二战前的英国，司法热衷于通过限制行政权力的干预来保护个人自由，但在战时及战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司法能动主义被认为有悖于公共利益；加上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被赋予了大量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而这些自由裁量行为又被认为是纯行政行为而不受自然公正原则的支配。于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再次成为了戴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特权” （privileges）。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节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显示出对司法激进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决定性胜利。”[16] 所以这一段时期自然公正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几乎被完全抛弃。但是，1963年贵族院在处理“理奇诠 ?鲍德温”（Ridge v. Baldwin）一案中，认为政府在作出解雇警察局长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听取被解雇人的个人意见，因此这种解雇决定是非法的。[17] 这标志着英国司法政策的重大变迁，表明自然正义重新受到重视并得以大大扩展。“一切影响个人权利或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决定”都要适用这一原则。[18] 无疑，“里奇诉鲍德温案”为自然正义在英国行政法上的适用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决，使行政法恢复了元气并重新建立了与过去的联系。自然正义原则获得了适当的适用，它给行政正当程序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基础。”[19] 从上面的 分析 可见，在普通法传统中的“法的统治”原理和“自然正义原则”的长期发展及其影响和作用下，越权无效原则、合理性原则与程序公正原则已构成英国行政法的三项基本原则。 二、越权无效原 则 越权无效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它作为英国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的直接后果，其最原始的根据是：既然议会法律至上，法院又必须执行议会的法律，所以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不能超越法定范围，否则，法院即可宣告其无效或撤销它。经过长期的积累，法院通过解释的 艺术 以判例形式扩大并充实了越权原则的丰富内涵。现在越权一词几乎涵盖了全部行政违法形式，活跃的越权原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一样解释出各种违反议会意志的违法形式。但在英国，越权原则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制定法的明确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存在着广泛争论。根据英国法院判例的发展，越权理由主要有三类：一是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二是程序上越权；三是实质上越权。实质上越权又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二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三是权力滥用 ??四是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20] 由于自然公正原则与作为约束权力滥用的合理性原则已发展成为一项单独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因此，狭义的越权无效原则并不涵盖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约束的范围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权、超越管辖权的范围、不履行法定义务和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即便如此，越权无效原则仍旧是一个涵盖面广泛的原则，只要不属于自然公正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约束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越权无效原则来约束。 关于程序上的越权，是指违反明确的法定程序（Failure to follow expressly prescribed procere），即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规定的必须遵守的程序。在英国人看来，程序不仅存在自身的正义价值，它还可以间接支持结果的妥当性，甚至直接决定结果公正；同时，程序的法定不仅利于实现公正，也能促进效率。所以，议会在授予行政机关权力时，往往吠 ?时规定行使权力的程序。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这些法定程序当然是行政机关必须首先遵循的程序规则，否则即构成程序越权。常见的法定程序有委任程序、咨询程序、说明理由等。从司法审查的角度来看，法定的程序规则被分为任意性规则和强制性规则两类。违反任意性程序规则的，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违反强制性程序规则的，才构成程序越权。[21] 至于两者的区分标准，法院采取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通常根据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个案中所受的影响来决定。一般来说，“如果违背该行为的要件的性质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认为那些要求遵守这些要件的人其利益并未受到任何实际的歧视，如果由于认为这些要件是强制性的要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公共烦扰，如果法院以任何理由不愿意干涉这个被怀疑的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的话，那么，违反程序规则或形堠 ??规则很可能被认为属于指导性要件。”[22] 关于超越管辖权的范围（Breach of Jurisdictional Conditions），它属于行政机关实体越权的情形之一。英国议会法在授予行政机关行使某项职权时，必然同时要规定行政机关行使相应职权的法定条件。行政机关如果在法定条件不具备或条件不相符合时行使职权，即为“超越管辖权的范围”。而在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法定条件中，既有事实因素也有法律因素。事实因素又分管辖权事实和非管辖权事实。管辖权事实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最主要事实，缺乏这个事实即无管辖权。例如，内政部长对于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人，可以命令出境。这一法律规定中，被命令出境的人是外国人的事实就是管辖权事实，如果被命令出境的人不是外国人，则部长对此案就没有管辖权；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事实也是事实因素，但属于非管辖权事实。只有砠 ??辖权事实错误才导致行政机关超越管辖权；对于非管辖权事实的判断错误，除非是故意错误，法院不能以越权原则为基础进行司法审查。管辖权事实与非管辖权事实区分的标准在于后者的存在只决定行政机关的权力是否合法，前者则决定行政机关对某事是否有管辖的权力。管辖权事实与非管辖权事实的区分标准并非绝对，不同时期，不同法院有不同标准。这种区分在理论上非常重要，在实际中却很困难。尽管如此，“但是英国法院在司法审查中仍然采用管辖权的事实这个原则，限制行政机关权力的范围”。[23]影响管辖权的法律错误先前也被称为“管辖法律”，而不影响行政机关管辖权的法律则为“非管辖法律”。但是这种区别已经过时，现在的英国学者认为，法律没有不影响管辖权的，任何法律问题都影响管辖权，都构成超越管辖权的范围，都是管辖权错误，因栠 ??不存在“非管辖权的法律错误”。[24] 以往，对法律错误的司法审查，只有在错误属于“管辖法律错误”或“案卷表面错误”时，法院才有权撤销。现在，行政行为任何明确的法律错误都是管辖权错误，法院均可撤销。正如丹宁勋爵在1979年7月14日判决的“皮尔曼诉哈罗公学校董案”中所言：“正确行事的 方法 是这样裁定：任何法庭或裁判所均无权在与案件判决相关的法律上犯错误。倘若它犯有这类错误，那么它即是越权，可用调卷令纠正它的错误。”[25] 关于不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实质越权的表现形式。由于当事人只有在其特别权利遭受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请求司法审查，所以不履行法定义务常限定在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的特定义务范围内讨论。行政机关的某些具有普遍性质的义务，是对一般公众的义务，公民个人对此无权请求司法审查。当然，所谓法定的义堠 ??，并不以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为限，有时这种义务可以从法律的解释中看出。[26] 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不行使权力在内。但由于行政羁束权下不履行法定义务极易识别，所以不履行法定义务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或利用契约束缚自己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根据英国法律，行政机关不能用契约束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例如，一港务管理局购买一块土地时，达成业主有从邻地经过该地到海港的权利的契约。后来由于行政机关改变所购土地的使用，无法履行契约。按禁止翻供原则，此案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契约条款，束缚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但法院认为这个条款阻碍港务当局以后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自由利用土地的权利，束缚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因而无效。另外，行政机关事先用政策束缚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而不考虑每个案件 的具体情况，也是不履行法定义务，亦是越权的表现。[27] 关于记录中所表现的法律错误（Error on the Face of the Record），又称“案卷表面错误”，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各种材料、文件、有关证据和理由说明及相对人提出的申请书、有关陈述和说明（统称行政案卷），显示出明显的法律错误和使行政决定或裁决不能成立的事实错误。“案卷表面错误”原本不包括在越权原则之内，后来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才成为越权原则的一个理由。在越权原则产生之前，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裁判所的决定，很少能通过上诉途径进入法院，接受司法审查和司法控制，法院通常只能通过调卷令，调取行政裁判机构（包括下级法院）的决定（裁决、判决），对其案卷进行审查，撤销有“案卷表面错误”的决定。所以，“案卷表面错误” 曾一度是英国普通法院采取的主要司法审查 标准。但是，由于随后普通法院在使用“案卷表面错误”时越来越强调形式主义而引起了议会的反感，议会为此通过一些法律限制法院的审查权力。为应付议会的限制，法院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管辖权控制上，于是越权原则不断得到运用，其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起初，“案卷表面错误”还是越权原则以外独立的司法审查原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案卷表面错误”也是一种越权行为，而不是越权原则以外的错误。这个观点首先出现在上议院1969年安尼斯米尼克有限公司诉国外补偿金委员会的判决中（Anisminic Ltd.V.Foreig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28] 该案的判决中明确将“案卷表面错误”归入越权。现在理论和实践均趋向于认为，行政决定的任何法律错误，无论是案卷表面上的或非案卷表面上的，均构成越权，从而使越权无效原则的这一例外基本上归于消失。[29] 越 权无效原则几乎成了英国普通法院控制行政权力的统揽一切的基本原则。
三、合理性原则 在英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针对自由裁量权而设，它是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同时，合理性原则作为英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法院通过判例在不断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中 发展 起来的。最初运用该原则的判例是1598年的鲁克案（Rooke‘s Case）。此判例规定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们必须合理地行使他们在制定排水计划方面的广泛权力。法官科克在该案的判词中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 法律 原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 科学 ，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30] 以后的判例不断引用该项原则来作为司法审查的基准，至20世纪初 ??该原则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合理性原则发展至此时止，其仍旧主要还是关于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程序要求。直至1948年韦德内斯伯里案（Wednesbury），这种状况才有较大改变。在该案中，法官根据合理性原则，扩张司法审查的权限，从程序审查及于实质审查。自该案例以后，法院对于行政行为之审查已如德国的比例原则一样，及于对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显著不合理的判断，而与法国行政法的发展异曲同工。[31]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Padfield）案又发展出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介入请求权，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自行政作为及于行政不作为；1985年的政府通讯总部案（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Headquaters；GCQH）则更进一步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及于传统所不及的国王特权。[32] 时至今日，合理性原则已拥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成为近年赋䠠 ??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 理论 之一”，并且“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发布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33] 同时，英国的合理性原则也有效地控制了行政权的滥用，“该合理原则之演进，不啻代表英国近百年来之行政法发展史中最重要之一页，”[34] “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 自然 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35]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作为判断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或是否被滥用的标准而设置的，但这个标准却难以掌握。这一方面是因为合理性 问题 本身的意义相当笼统，十分抽象和复杂；另一方面也与人们判断的主观性有关。对同一个行政行为，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判断，即有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有的人却认为是不合理的。其中到底哪种判断更符合实际也是难以判断的。正如英国黑尔什姆大法官所说，“两个合琠 ?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36] 然而，现实和法律的要求是，必须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确定化，把主观的判断客观化和标准化。为此，英国的司法审查尽可能避免正面阐述合理的含义和要求，而习惯于作一种反向思维，即努力找出到底什么或哪些属于“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从而找出一个行政合理性的最低标准。同时，英国的司法审查往往习惯于用判例来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各项具体规则。因为，“抽象的合理，也只有在具体的判例中才能加以讨论和确定
I.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行政体制的变化
简单说哈：春秋时期各国之中央行政体制－
国君之下有一总领全国军政之首脑，称之执政（相、元帅）、下辖有：司徒、司空、司寇、司马、卜人、史官等。
（春秋时期各国之地方行政体制－国野制）
战国时期：国君之下以相主行政事务，而由将主军事。而在相之下辖有内史、司寇、司空、工师、虞人、行人及卜、史分掌各项行政事务。至於将之下辖有尉等各级武职官。
复杂说哈：
列国行政体制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适应对外战争和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由于列国国情不同，调整和变革的深度、广度以及时间的早晚也不一样，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都是向官僚行政体制发展。
（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的逐步瓦解
春秋时期，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关系发生动摇。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等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公室、卿大夫、士相继主持政务，则充分说明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世卿制必然趋向瓦解。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称为“宗周”，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王的众子则封为诸侯，为王国的小宗。诸侯在其国为大宗，世子世袭，诸侯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为侯国的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为大宗，嫡长子世袭，卿大夫的众子则被封为士，为卿大夫的小宗。异姓诸侯也同样实行此制。与王侯同姓的为公族，异姓的为卿族；他们世代相传为大宗，又称为“世族”。这些世族凭借其优越的地位，在王侯国内世代为官，即所谓的“世卿”制度。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与此同时，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以后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卿大夫专权而造成的。同时，诸侯也不愿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辙，更不愿受制于卿大夫，于是也想尽办法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办法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给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须离去官职，并且将邑归还于公；卿大夫的私属和甲兵要归国君指挥。在兼并卿大夫封邑的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出现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的以军功而不完全按血缘授官的规定。因此，各国相继出现了没有世袭的、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这些官僚主要来自“士”的阶层。
“士”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属于低级没落的贵族。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习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身边，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骨干；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因此，士是分布广泛而富有能量的一个阶层。在宗法血缘关系普遍遭到破坏，各国君王、列卿又急需有才能的人来为自己服务的时候，这些“士”便成为被争取的对象。君主以官、爵、禄招徕士人，卿大夫以养士来扩大势力和提高声誉，多者有食客3000人。这其中自然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也确有一些有才能的士脱颖而出。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将相，政绩卓著而又立功名于当世的，诸如吴起、乐羊、商鞅、庞涓、孙膑、苏秦、张仪、乐毅、白起、范睢、蔡泽、廉颇、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均先后成为君主的重要辅臣，或为名臣，或为名将，或为名震一时的策士，成为当时军事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与此相适应，士的地位当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时普遍流行的“士大夫”、“国士”等称呼，反映出士已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官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前期，列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官名，如鲁、郑、宋、晋等国有司徒、司马、司空，有的还设有太师、右师、左师、太傅、司寇等；楚国有令尹、司马、莫敖、司徒、司败等。主要的执政和政务官，统称为卿，并有正卿、上卿、介（亚）卿的区别。他们平时为国家的政务官，战时为军队的高级长官。在当时，这些官仍由世袭的卿大夫充当，还是世卿制。
春秋后期，列国相继出现文武分职，在公元前547年，齐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为相，庆封为左相，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虽然这时的相还是世袭卿大夫之职，还不能由国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回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以郤縠将中军，狐偃将上军，栾枝将下军，出现将军之名，这些将军同时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但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在设将军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相”，说明文武职已经分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如此重要的职务而不让卿大夫担任，说明当时正在向官僚制度过渡。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徕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情况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由文武合一演变为文武分途，反映出国家军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一个过程。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发展较快。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纵横家张仪为“相”，负责外交事务，但这一“相”职还不是百官之长，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但仍然将兵作战。以后又相继设立了国尉和将军，文武才逐渐分职。自秦昭王灭东周（公元前256年）以后，加快了官制建设，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职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发展，据明代董说《七国考》和缪文远的《订补》所统计，战国时，秦存官名52种和爵20等，齐有官名33种，楚有官名98种，赵有官名58种，魏有官名32种，韩有官名19种，燕有官名19种。当时，各国仍都有封君。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封君虽然按规定还是“世世称孤寡”，“皆世世为侯”，但实际上真正传世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封君在封地内没有统治权，又不是封土的所有者，只有衣食租税权，实际上是官僚俸禄以外的经济补充，与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已经相差甚远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为文武分职，大臣权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君主有效地控制整个统治机器，又可使文臣武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本国的威力和统治效能。
（三）宗教官地位的下降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祭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到了春秋，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的发展，王室的衰微，引起宗教地位的变动，神权统治同周天子的统治一样发生了动摇，宗教事务官的作用也逐渐削弱。“春秋前期，王宫之长太宰尚颇重要（僖九年宰周公、隐十一年鲁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叶，太宰仅为尊称，其实际地位已降低”。战国时，人们又对天神有了新的认识，“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作为“圣人”，“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显然已经意识到，所谓天神的作用无非是人间世俗塑造而成的，真正要处理好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还是要靠人而非依赖神。因此，宗教事务官的地位更加下降，仅在国家各种典礼中充当司仪媒介，而不再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商议和决策了。
（四）地方郡县制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由采邑制逐渐变为郡县制，从而使地方行政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郡县设立最早和较普遍的是春秋初期的晋国和楚国，楚国最早设县，这些县与原来奴隶制国家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和国君分赏给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君主在县设有长官，县是一级行政组织，由君主直接控制。春秋后期，晋国首先设立了郡，“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远较县大。但是地位要比县低”。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之间战争与交往的频繁，边境地区也逐渐繁荣起来。由于郡的面积大，在郡以下逐渐分置了若干县，形成郡统县的郡县制度。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郡县行政组织的建设和管理。
郡的长官称为“守”或“太守”，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长官，所以常常任命武将出守，官名也因此而来。关于春秋战国时的郡的行政组织，史略其详，目前还没有资料可供推断，人们多根据《史记》、《汉书》所载的秦制来进行猜测。
县的长官称“令”、“长”、“公”、“尹”、“大夫”、“啬夫”等，并不统一。各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县内还设有丞（主民政）、尉（主军事）、御史（主监察）、司寇（主刑罚）、司空（主土木工程）、司马（主军马）、官啬夫（主官吏任免）、仓啬夫（主粮食支储）、库啬夫（主钱帛杂物支储）、厩啬夫（主养殖）、皂啬夫（主仆役）、田啬夫（主收税）、苑啬夫（主苑囿）、发弩啬夫（主军械）等分管各方面事务的官吏，以及令史、佐、史等主管具体文案工作的“少吏”或“小吏”，一套比较完整的县级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初步形成。
据《管子·立政》所云，齐国分为五乡，这五乡就是后来的“五都”。以下有州、里、游、什、伍等组织。战国时，各国按照居住地的邑（村镇）、聚（村落）设立基层组织，或称乡、里，或称连、闾，分别设官吏进行管理。秦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以相收司连坐”，使地方基层的乡里什伍组织进一步得以确立。这样，从中央到郡县以至乡里什伍，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络，由君主牢牢提控着主纲，进而层层控制整个国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就在君主对官僚的严格约束和对地方的绝对统治的基础上初具规模了。
J. 战时宪法的名词解释是什么
宪法学上按宪法所针对的社会环境，分为平时宪法与战时宪法。
战时宪法并不是说战争期间的宪法就是战时宪法，而是看宪法内容针对的社会环境。当然，平时宪法在战争期间经过立法机关修改，可以变成战时宪法。一般就是剥夺公民一定的权利，赋予军队、政府更大的权力。
这种划分方法在宪法学上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