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行政法

❶ 明朝详细的行政体系

明初承袭元制，设中书省总揽全国行政，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行政事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必须建立适应封建统治者需求的集权于上而适度分权于下的政治体制，为安邦治国，江山社稷永固创立坚实的基础。

中枢官制
明初设中书省与丞相之职，赋予丞相极大的权力，对此朱元璋深为疑忌。为加强皇权，明太祖遂于洪武十三年（1380）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分任朝政，直接由皇帝指挥，以期“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然而，由于皇权高度集中，却使皇帝所管政务大大增加。曾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用以佐理皇帝政务。春官、夏官各选耆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此制实行仅一年余。四辅官的设置时间虽短，但它毕竟是朱元璋在废相后进行改制的一种尝试，为改革官制运行积累了经验。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仅备顾问而已。
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被简选入阁，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皇帝的参谋。此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例。但这时的阁臣由于职位低下，秩皆五品，秉处政务虽有皇帝的支持，而且明成祖也肯定他们“裨益不在尚书下”，然而其权力却远远不及六部尚书。阁臣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
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仁宗刚即位，就把阁臣的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在文渊阁之外，另建弘文阁由杨溥负责，亲自授给阁印。接着又加杨士奇等公、孤衔，相继进为尚书。宣宗即位，罢弘文阁。杨溥与杨士奇、杨荣、黄淮、金幼孜等同值文渊阁。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又称内阁，以别于外廷。宣德元年（1426）三月，晋行在礼部左侍郎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再晋行在户部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阁臣人数与成祖时相当。此时阁臣的职责，虽无明确规定，但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事实上已从多方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
宣德时期，随着阁臣参政权力的不断增大，体现内阁权力渐趋隆崇的突出表现是，阁臣掌握了票拟权。票拟又称为条旨，它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所上奏章提出批答意见，供皇帝裁决参考，经批红后颁示，因而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虽然此时票拟只是内阁条旨的开端，而且当时参与条旨的尚有支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自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旨”。但这毕竟可以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并且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
这时阁权重于部权已有所肇启。宣德三年（1428）十月，宣宗特命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停辍政务，专备咨议，“与三杨同心辅政”。二人虽是有名望的老臣，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此时“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与此同时，内阁的内部体制亦有所变化。当时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其他阁臣的权力无法与三杨相比。三杨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最得宣宗的倚重。尤其是宣德六年以后，随着其他阁臣的致仕、调任或病死，内阁中唯有三杨三人，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正统初年。这正如李贽所说：“我朝相业，以三杨为首，然亦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可见在当时内阁诸臣中，虽然尚未有“首辅”的名义，但由于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阁臣资历的深浅，阁臣间的主次等差已渐露端倪。
“首辅”之名见诸史文是在天顺时。《明史》载：“终天顺之世，李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这时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臣或辅相，但实际上有主要柄政者，习惯上称之为“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信任程度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帝信任的阁臣被称为首辅。其余的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正德以后，首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差别更大。嘉靖时，由于政归内阁，所以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而且首辅地位日趋显赫。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嘉靖十六年（1537）增修内阁房舍，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之所，阁臣原备顾问咨议，此时也得以更多地干预朝政，“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首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内阁首辅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标志着内阁制度至此也发展到高峰。内阁不仅与闻大政，而且凌驾于六部之上，“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但自张居正以后，明代内阁即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地方官制
明初秉承元制，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着手整顿地方官制，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负责本地区的行政、民政及赋役征收。与此同时，设立了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管理司法、军事。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属朝廷。分权鼎立，又互相牵制，有力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也由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州）二级。
地方官制改革后，全国除京师（南京）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共十三布政使司。永乐元年（1403），成祖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置交阯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司。宣宗宣德三年（1428），罢交阯布政使司。终明之世，全国凡十三个布政使司，两直隶。明初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遂有南北两京。北京在元时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1368）分属湖南、山东两行中书省。次年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北平布政使司。永乐元年罢北平布政使司，设顺天府。永乐十九年改北京为京师，领八府一百三十三个州县。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辖有十四府一百一十个州县。所属府、州、县，皆直隶两京六部，号称南北二直隶。除此之外，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府州县及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土知州、土知县，统管军民之政。

❷ 列举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

在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上，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取消“行中书省”制度，把省政府在具体运作中改成“三司分设”的管理局面。三司是指掌控行政事务的承宣布政使司；掌控司法监察事务的提刑按察使司；掌控军事事务的都指挥使司。明朝地方行省的“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作为地方一级政府平行执掌行政、监察、军事三权，分别只听命于中央号令，互不统辖。这么设计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故意不让你省级地方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布政使司主管全省行政事务，与中央政府联系最多的是吏部和户部。按察使司则多听命于都察院和刑部。都指挥使司则与兵部及五军都督府联系军务。如果出现重大事件，才由三司首长会同议决。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便要向中央政府报告，由皇上主持召开专门会议来裁判了。“三司”制度的设立，地方权力大为削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对强化中央集权，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从行政学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按其职能划分三司，边界清楚，各负其责，按行政专业实行部门化管理，确实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异化的。由于地方政治秩序的稳定、经济建设的繁荣、民众疾苦的抚恤、矛盾纠纷的调解、财政税收的征缴等等，都必须依靠强大的行政组织动员能力与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所以，地方政府“三司并立”的体制机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既不能突出行政管理体系的主导性，又因为相互牵制而严重影响管理效率。至明代中后期，官僚政治日益腐败，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的状态每况愈下。为协调三司首长之间发生的相互扯皮、相互掣肘现象，朝廷不得不经常性临时派出总督、巡抚到各省以节制三司。事情办完了，总督巡抚即回京交差。后来，这一做法由临时又转为常态，各省均设巡抚衙门，有权节制三司，总一省军政事务，成为地方政府实际首脑。明代行省的官署衙门虽已改称“布政司”，但行政区划和管理性质实际上与元代行省并无什么不同的地方，故人们仍习惯于称之为“省”。原因还有两条，一是机构名称好听，二是念起来简单顺口。据《明史·地理志》中讲：明成祖时开始设立两京，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外委13个布政使，以统诸府州县。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统分全国为两京、13个布政使司。两京即京师(北直隶)、南京(南直隶)，13个布政使司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南北两直隶也相当于两个省，故合起来便有15个省。省以下是府。府是省之下的二级行政区划。明朝将元朝的一些“路”的管理机构改造为“府”，置知府为其长，掌一府之政，除军事以外无所不管。洪武六年（1373年），以税粮多少为标准分天下府为三等：缴粮达20万石以上为上府，秩从三品；20万石以下为中府，秩正四品；10万石以下为下府，秩从四品，后又并为正四品。明朝与府同级别的行政区划单位有州，这些州有的领县，有的不领县，实际上相当于县。州置知州，从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无定员，从七品。无属县的州不设同知、判官。州政府的职能设置与县政府相同。府之下便是县了。县在明代为第三级行政区划，也是基层政府。朱元璋划分县域行政级别的标准与府一样，基本上是按照缴纳给国家的粮赋多少来定。缴粮10万石以上者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但当时不少县域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湖北的郧阳1府7县，年赋总计仅为1万石。其中郧阳县、竹溪县尚不足1000石。后来有人向他建议说，按照税收规模来划分行政级别的办法不好，因为有些区位比较偏僻、发展比较滞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县域，社会矛盾与各种困难反而还要大些，领导人付出的心血与劳动也更多些。谁去落后县任职，哪个到先进县为官，并非他们自己挑选而都是你皇上圈点的。所以，为公平合理，应将所有县长的行政级别一律并为正七品，经济待遇也必须基本相同，这样有利于县官安心工作。朱元璋也觉得此言有理，就“笑而纳之”。据《明史·职官志四》中讲，至万历朝，全国总计有159个府，20个直隶州，235个属州，1169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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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概况
元朝末年，统治腐朽，经济崩溃，黄河决口，灾难连年。农民无法生存，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出生佃农的朱元璋率领的一支红巾军，不久在江南地区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极为贫寒，从小给地主放牧牛羊，岁时旱蝗大饥，父母兄弟相继饿死，朱元璋无所依照，投奔寺庙当了云游和尚。当元军围剿义军，滥杀无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时候，不得已，17岁那年，投奔郭子兴的农民起义军，他作战勇敢，富有才干，足智多谋,受到郭子兴的器重,被召为女婿。后来，这支起义军就由朱元璋领导。他善于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京城，称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统一封建国家之后，采取了奖励垦荒，减轻赋税，加强封建法制，整顿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经济又呈现出暂时的复兴景象。为巩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势力日益膨胀，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势力尤其强大.明太祖死后,朱棣为争夺帝位与建文帝发生了“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夺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后，皇帝经常不上朝，大权由宦官掌握。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预示着明王朝的衰败。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灾。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1644年，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被清军打败。明朝灭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

1．立法因时制宜

明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到明神宗，都主张法律要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确定刑罚的轻重。朱元璋对皇位继承人太孙朱允炆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即虽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为一时的权宜，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不断加重。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中央昏暗不明,软弱无力,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纲纪败坏，法纪无存。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地主豪绅盘剥兼并，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均达到疯狂局面，只有采用重刑，威慑臣民，才能巩固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2．立法必须礼律结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时明确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明礼和定律相结合，从而治理天下，这是朱元璋一贯思想。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进一步宣传崇礼赦疑，礼重于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礼律结合，巧妙使用。这是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独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❹ 明朝有哪些法律典章

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❺ 列举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什么

明朝地方行政制度

明朝的地方行政建置就元朝的十行中书省，改为十三布政使司区。简称为十三省，另设南北两直隶，犹如元朝的“腹里”。

皇帝
（中央政府）
北京顺天府
府、直隶州
县、属州

南京应天府
府、直隶州
十三布政使司
府、直隶州
县、属州

皇帝
（中央政府）
布政使司（省）
府、州（直隶州）
县、属州
布 政 使—民政兼司法，承宣布政使司
知府、知州
知县、知州
按 察 使—监察兼司法，提刑按察使司
都指挥使—军事，都指挥使司
指挥使—卫
千户—所
1、南北两直隶
明朝的政治区划以南北两京的地方为两直隶。南直隶称南京，包括今之安徽、江苏，于南京城郊置“应天府”。北直隶称京师，包括今之河北辽宁两面三刀省的南部，于北京城郊置“顺天府”。顺天府、应天府都设有府尹为长官。与其他近畿诸府州皆直辖于中央南北两京政府，故称直隶，而不另设布政使。
2、省、府（直隶州）、县（属州）三级制
明初改元之路为府，府之下为县，在原则上是“府县两级制”。府县之外另有州，大州直辖于省，与府相同，谓之直隶州。小州则属于府，与县相同，谓之属州。所以在形式上，似乎成为府州县三级制。加“布政使司”区，成为“省”、“府”、“州”、“县”四级制。明代晚叶在“布政司”上又设“督”（总督）、“抚”（巡抚），原为中央御史之临时兼职，后成为常驻官，于是在形式上竟成为“督抚”、“布政司”（省）、府、州、县，五级制了。然而实质上仍以府（或州）、县两级地方行政为基础（如秦汉之郡县，隋唐之州县），上加省级，可称为“三级制”。
3、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

（1）布政使：“布政使”的全衔是“承宣布政使”，每省置左右“承宣布政使”二人，秩从二品。布政使原是一种承上启下的监司性质，放多事不公要陈报中央诸部，不要取得总督巡抚的许可。不过因其总揽一省（布政使司区）之大政，遂为一省之最高行政首长。

2）按察使：与“布政使”同列，掌管一省之监察与司法有“提刑按察使”一员，其品秩为正三品，比“布政使”低一级。在“布政使司”下分设若干不同性质的监察区划，名为“道”，有“督粮道”、“督册道”、“分守道”等，由布政使下的参政与参议兼任之。有“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巡道”等，由按察使下的“副使”、“佥事”分任之，其区划名称颇为复杂。又京畿地方所设诸道，因直隶无布政使司，其道司则由附近诸布政使司分摄这（如北直隶之密云道、大名道、天津道、霸州道，由山东省兼管，易州道、口北道、昌平道……由山西省兼管）。

（3）都指使：都指挥使，亦称“都司”（正二品官），掌管地方军事，与“布政”、“按察”分掌“行政”、“监察”、“军事”统称为地方三司。

4、府、州、县

（1）府：“府”有京府与非京府之别，一般府之长官称知府，唯顺天、应天两“京府”之长官皆称府尹。为正四品官。府官掌一府之行政、教化、钱粮、治安。

（2）州：“州”之长官，称知州，品秩为从五品，州有大小，有直隶、属州之别。大的“直隶州”为直隶于省之州，地位与“府”相同；小的“属州”，属府管辖，地位与“县”相同。

（3）县：“县”之长官称知县，为七品官。府、州、县之行政体系与职务，大致与宋朝相同。 “府”、“州”、“县”虽在布政使司（省）之下，实系地方之基层行政组织，与“布政使司”介于监察行政之间者不同。

❻ 明朝法治怎么样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治理贪污最严的一个朝代。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❼ 明朝万历年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明朝厂卫制度的结构

明朝地方设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分管地方行政，军事和监察行政区划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8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区设置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实际控制为当地宗教首领八大法王分辖各政教中心的寺院，还有各诸侯家属封地），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以上均属羁縻性质，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朝实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宣德后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景泰朝之后成为各省常制。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抚辖两布政使地，如正统年间和山西河南巡抚。有的一省一巡抚。有的一省几巡抚。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如南赣韶汀巡抚就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朝有府140，州193，县1138。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锦锦衣卫是中国明朝时期的专有军事特务机构，其全名为“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前身为明太祖所创 设之“御用拱卫司”以及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时改制之“仪鸾司”与二年（公元1369年）时改制“大内亲军衣卫：都督府”。他们直接听命于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部分功能形同汉代的监察官司隶校尉和现代的宪兵、国家安全局及总统府参军长。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类似于今天的CIA，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古人惯以朝廷鹰犬暗称呼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内行厂

等级与编制锦衣卫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正四品，镇抚二人，从四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此其下管理职尚有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总旗（正七品）、小旗（从七品）等。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对外有参口口事（缺两字，私参知某事，见朝鲜王朝实录）、校令，另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如宪宗朝张渺正），内有法庭和监狱，其中，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即“诏狱”。锦衣卫平日为皇帝爪牙，镇压臣下时则罗织大狱，捕人，审讯和处刑。通常锦衣卫在逮捕嫌犯之前，会发给其“驾帖”，作用相当于现代的逮捕证。
明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除北京外在各地都驻有分支机构，譬如今天津市河北区的锦衣卫桥大街和以前的锦衣卫桥，就是当初这些特务机构的所在地。明代的特务机关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明成祖朱棣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五年将首都迁往北京，迁都前，首先派出负责皇帝防务的贴身卫队“锦衣卫”到天津卫，在原来三卫的指挥衙门前设立锦衣卫指挥衙门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锦衣卫桥大街附近，专门负责暗地监察京津军民动态。(1404年设立天津卫后，由于天津还没有建城，天津卫指挥使的官衙就设在现在的狮子林桥望海楼附近；在建城以后，卫指挥使衙门迁入城内，原来的卫所便被空置。)
职权作用锦衣卫的职权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这一句话就包括了锦衣卫的两大执行机构与职权：
一、大汉将军：主管皇帝侍卫、展列仪仗、传递皇帝命令以及职掌廷杖等事项，可以说和一般禁卫军毫无不同（只有职掌廷杖此项为锦衣卫独有）。
二、经历司和南、北（名称，非方位）镇抚司：这一方面即为锦衣卫与一般禁卫军不同的特点，分述如下：
1、经历司：主管锦衣卫公务文书的出入、誊写及档案封存等事项。
2、南镇抚司：主管一般卫、所部队人员之犯罪侦查、审讯、判决、情报以及军事武器之研发事项（等同后世之宪兵队、军事法院、军事检查署以及军备局之结合体）。
3、北镇抚司：主管各地藩王及官员秘密监视、肃反肃贪，独立侦讯、逮捕、判决、关押拘禁（诏狱）以及反间谍事项。（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香港廉政公署之结合体）。明成祖时增置，宪宗成化（1465-1487）元年始置北镇抚司印，专理诏狱，可以不经三法司授权，直接听命于皇帝取旨行事，用刑极其残酷。狱成后专达皇帝，不须通过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官不掌诏狱者亦不得干预其事。
此外，也曾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
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
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 《明史·成祖三》记载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 王振 刘瑾 冯保 魏忠贤 都曾统领东厂。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
◆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西厂制度西厂的成员是由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宪宗钦定西厂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人数要比东厂多一倍，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它的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而西厂的职务是侦查民臣的言行，并可以对疑犯进行拘留、用刑，西厂又把监狱以及法庭混为一体，而且可随意逮捕朝中大臣，可不向皇帝奏请。
（虽然是粘贴，但是查了好多，经过筛选才形成的答案，太麻烦了，费了我半个多小时的功夫呢~~）

❽ 明清的地方行政制度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制度：行省制度；
影响：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它在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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