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附行政法

Ⅰ 房屋添附物产生纠纷如何处理

案情介绍:张某与王某关系很好,张某按房改政策购买了一套住房,后将该房借给王某结婚用。王某婚后又将此房转给他人使用,张某遂起诉,要求他人搬出房屋,胜诉后判决已执行完毕。张某在接收房屋时发现该房的壁橱、木地板等装潢设施遭毁,遂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其损失。审理中王某承认是其所为,但同时认为该装潢是自己结婚时花钱所建,现自己不住了,将之取走是自己的权利,与张某无关,故不同意赔偿。那么,在本案中,王某的装潢设施是否可自行拆除,给张某造成的财物损坏由谁承担呢?
律师分析:本案是一起涉及装潢的案件。正确界定装潢在物权法上的法律性质,在装潢纠纷案件日益增加的今天,十分需要。如果把装潢定性为添附,依据民法中不动产的添附原理,由不动产人房主取得对木地板、壁橱等装潢所有权。基于装潢所有权的转变,王某不是砸了自己的东西,故应赔偿张某的损失。民法理论中的添附问题,我国虽无专门的法律规定,但理论上却不乏研究,而且观点基本一致。一般认为,添附是指附合、混合和加工三者的统称。那么,装潢是否属于添附?如果是,应属于三种中的哪一种?所谓附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属于不同的所有人所有的物,匀附合在另一物之上,而成为该物的组成部分且无法分离,或者分离后将大大降低其价值的财产结合状态；所谓混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属于不同的所有人所有的物,相互混杂,致使不能或难以相分离的一种财产结合状态；所谓加工,是指对由他人提供的财产进行加工改造,使之符合约定的条件或者提高物品的价值。所以,不难看出,装潢应当属于添附的一种,即附合。如果装潢材料被拆下,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几近于零。按理说,财产一经附合于他物,产权即发生变化；如果是动产附合于不动产,则由不动产人取得包括动产在内的财产的所有权；如果是动产附合于另一动产,则由主物的所有人取得全部的财产所有权。所以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6条“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的规定,本着最大限度发挥装修物价值的原则及公平原则,张某取得了该装潢的所有权后,可向王某进行适当的赔偿,但王某不能擅自拆除装潢设施造成张某的财物损失。单明星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Ⅱ 添附名词解释

添附是法律上的专有名词，多用于民法中物权法领域。
含义：所谓添附是指民事主体把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从而形成另一种新形态的财产，如果要恢复原状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则要确认该新财产的归属问题。
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A有块玉石，遗失了，B捡到了把它做成了工艺品。A是原本的所有权人，而B把它做成了工艺品属于添附。
添附的方式：
添附主要有混合、附合、加工三种方式。
混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不同财产互相渗合，难以分开并形成新财产。
附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的财产，虽未达到混合程度但非经拆毁不能达到原来的状态。
加工是指一方使用他人财产加工改造为具有更高价值的新的财产。
添附的法律后果：归价值大一方所有，取得所有权的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或者按份共有。
综上，添附制度是各国物权法确认物的归属的重要规则，也是物权变动的一项重要规则。

Ⅲ 民法上的添附是什么意思

添附是指民事主体把不同所有人的财产或劳动成果合并在一起，从而形成另一种新形态的财产，如果要恢复原状在事实上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合理，在此情况下，则要确认该新财产的归属问题。

添附作为取得所有权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一种基本的民事制度。添附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中所规定的取得财产权的重要的方法和制度。

添附制度是各国物权法中的一项确认产权的重要规则，也是物权变动的一种重要规则。添附制度不能为侵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所替代，确认添附制度并完善添附规则，是我国《物权法》制订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添附行政法扩展阅读

添附主要有混合、附合、加工三种方式。

1、混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不同财产互相渗合，难以分开并形成新财产，混合发生在动产之间。

2、附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的财产，虽未达到混合程度但非经拆毁不能达到原来的状态。

（1）、动产与动产的附和。这是指不同所有人的动产互相结合，非毁损不能分离或者分离的费用较大。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分析，动产与动产的附和应当由原所有人按照其动产的价值，共有合成物。

如果可以区别主物或从物，或者一方动产的价值显然高于他方的动产，则应当由主物或价值较高的物的原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权，并给对方以补偿。

（2）、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和。这是指动产符合于不动产，成为不动产的组成部分。罗马法中，这种附和主要是因建筑或者种植而产生。

一般的原则是建筑物或者种植物归土地所有人所有，至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则视行为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而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和，由不动产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权，但应当给原动产所有人以补偿。

（3）、不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和。民间常见的情形主要为：承租人、借用人在租借来的楼房平台上加盖一层楼房或者兴建一间房屋等。

对此，关于物权部分的司法政策是：如增建房屋与原不动产价值悬殊时，附和物的所有权归原不动产所有人；如价值相当，应为双方当事人共有附和物的所有权。

3、加工是指一方使用他人财产加工改造为具有更高价值的新的财产。

我国司法实践的一般做法是：加工物的所有权原则上归原物的所有人，并给加工人以补偿。但是当加工增加的价值大于材料的价值时，加工物可以归加工人所有，但应当给原物的所有人以补偿。

Ⅳ 物权法中的\"添附制度\"是什么意思

内容摘要：添附制度是各国物权法中的一项确认产权的重要规则，也是物权变动的一种重要规则。添附制度不能为侵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所替代，确认添附制度并完善添附规则，应当是我国《物权法》制订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添附 侵权责任 物权法

一、问题的提出：添附能否为侵权所替代

所谓添附（Accessio），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不可分离的物或具有新物性质的物。 添附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中所规定的取得财产权的重要的方法和制度。但由于我国物权立法长期不完善，法律上一直未明确承认添附制度，在实务中极少采取添附规则解决纠纷。因而在当前《物权法》的制订过程中，对添附制度的必要性以及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对于是否在《物权法》中设立添附制度一直存在争议。

反对设立添附制度的主要理由是：添附制度可以被侵权行为制度所替代。因为任何人，无论是基于善意还是恶意利用他人财产进行添附，都构成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因此，财产被添附的一方都有权基于侵权请求权主张排除妨害，并赔偿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所谓添附的问题，也不需要重新确权。笔者认为，上述理由还不足以否定添附制度所特有的价值，相反，我国《物权法》中应当对添附制度作出规定。本文拟对添附与侵权责任制度的相互关系以及添附制度设立的必要性问题，谈一点看法。

二、添附具有不同于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

物权法中的添附制度作为一种取得所有权的方法，为罗马法以来的各国物权法所公认。尽管各国因为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差异等等原因而使添附制度的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各不相同，但是，毫无疑问，添附制度作为一种物权变动方法的存在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因为添附作为取得所有权的基本方法之一，其是一种基本的民事制度，故不应当由司法解释所创设，因此应当在《物权法》中作出规定。如果没有添附制度，法官将难以找到合适的根据，从而解决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时新物的归属问题。事实上，在实践中，因为没有添附制度，法官会被迫通过侵权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来解决相关案件，但此种方法显然具有缺陷，往往不能够起到确认权属的目的。

添附制度属于物权法的组成部分，与侵权行为法一样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且都具有保护财产权的作用。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物权法也以确认物权以及物权的特有保护方法来保护物权，而添附制度作为确认权利的重要规则，是保护财产权的前提。侵权行为法是制裁侵权行为并对受害人予以补救的法律，它是通过损害赔偿的方法来保护权利的，它的适用以所有权人权利状态的明确为前提。正是因为二者都具有保护财产权的功能，因此添附与侵权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实践中，凡是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的财产进行加工，或因利用发生物的混合、附合等情况时，如果因此形成了新的物，则既构成了添附，同时往往也构成了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但一方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财产时，则既要确认财产权的归属，又要保护被侵害的权利，因此就导致了添附与侵权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二者的关系来说，大致有三种情形:

1.仅构成侵权责任而不存在添附的情形。因为构成添附必须要有新的物的产生，添附包括附合、混合和加工三种形态，这三种情况都会发生不同的所有人的财产相互结合的状态。所以如果未经他人同意利用他人财产，只是导致了对财产权的侵害或者财产本身的损害(甚至也可能没有导致财产的损害)，而并没有产生新的物，此时仅构成侵权而不存在添附。

2.既构成添附又构成侵权的情形。添附与侵权的关系非常密切，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的财产进行加工，或因利用发生物的混合、附合等，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许多添附的情况同时也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可以说，只要不是出于被添附人意愿的添附，都有发生侵权的可能。诚如学者所言，因添附而丧失权利，受到损害者，除不当得利请求权外，尚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由于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财产，可能同时构成添附和侵权。

3.仅构成添附但不存在侵权的情形。这主要出现在合同关系中，是由于违反合同、合同无效、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等原因而发生的。具体来说，因合同而发生的添附，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第一，因违约发生添附。例如，承租人在租赁出租人的房屋以后，未经出租人的同意而对房屋进行改造、加工或装修，从而违反了租赁合同的规定。在实践中，许多装修是基于合同的合法装修，所以即使发生添附也不可能存在侵权，因为侵权责任以过错和损害为构成要件，而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之物，或者行为人可能没有过错，或者没有现实的损害，因而仅发生添附而不存在侵权的问题。第二，因合同无效或撤销而发生添附。例如，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进行错误装修，另一方以最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在合同被撤销之后，对因错误装修而形成的财产就发生添附的问题。再如，建筑承包合同被宣告无效之后对建筑物归属的处理，实际上就涉及添附的问题。通常，一方向另一方基于合同交付标的物，另一方对标的物进行了改进，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之后，标的物所有权不发生移转，这就需要根据添附制度来解决。第三，因合同解除而发生添附。例如，三方订立合同合资经营酒店，在合同中约定对房屋进行装修，但因为出现了不可抗力的事由，导致合同被解除，此时房屋己经装修完毕，需要对房屋的产权归属依据添附规则予以确认。在此情况下，添附的结果完全是基于合法行为造成的，不存在所谓违约和侵权的问题。第四，因法律行为条件不成就而发生添附。例如，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不成就以后对己经加工的标的物的返还，或者在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对出卖人保留所有权的标的物进行改良，这些都涉及添附问题。

在上述情形中，添附的发生都与合同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添附可以由合同法上的制度来解决，一方面，添附制度是不能为合同法所规定的，因为添附既可能发生在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如承租人在出租人的财产上装修)，也可能发生在没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这就表明添附问题不能由《合同法》解决。另一方面，即便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通过添附制度解决所有权的归属，属于物权法的问题而不属合同法的范畴。合同中如果对添附物的归属有明确约定的，当然可以适用合同的约定，但合同当事人没有对添附物归属作出约定，则需要由添附制度解决。还要看到，即便因合同发生添附，添附也涉及物权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诸多请求权，这些请求权的活用也不能通过《合同法》来解决。

这些情形也表明，以侵权责任替代添附的观点不能成立，因为添附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并非都是基于非法行为产生的。正是因为不能以侵权代替添附，因此不能否定添附制度设置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添附制度在实践中极少发生，法律上没有必要为了一些极少例外情况而设立一项独立制度。笔者认为，添附纠纷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只不过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添附制度，因此对该类案件并没有通过添附而是采用侵权、不当得利等规则加以处理的。正是因为添附规则具有其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中设立独立的添附制度。

三、构成侵权的添附不一定要按照侵权处理

应当看到，未经他人的同意而利用他人财产，只要产生了新的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既构成添附的同时也构成侵权行为;未经他人同意而利用他人财产甚至在客观上使他人财产增值，但因为造成了财产形态的改变，在权利人主观上不接受的情况下，因为违背了权利人的主观意志，此时也可能构成侵权，从而发生侵权与添附的竞合。例如，未经他人同意进行错误的装修，因装修发生的添附，尽管在客观上可能使房屋的价值增值了，但因为通常装修是与个人审美情趣和偏好相关联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而客观上导致房屋增值的装修，也可能因为不合业主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种损害。所以，所有权人有权基于其房屋所有权主张排除妨害，要求存在过错的添附人拆除其装修材料，将其房屋恢复原状，也有权主张由添附人承担该恢复原状的拆除费用，并就装修中因拆除有关隔墙等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可以说，只要不是出于被添附人的意愿的添附，都有可能发生侵权的可能。这就意味着在发生了添附和侵权竞合的情况下，不能排除权利人享有适用不同制度来保护其权益的选择自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6条规定:“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财产所有人;造成财产所有人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该解释实际上认为在添附的情况下，首先确定是否构成侵权，如果当事人同意则可以通过约定解决产权的归属和责任的承担，如果没有约定，则依照侵权处理。应当承认，在发生添附之后，如果当事人能够通过约定作出安排，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安排，但并不能因为当事人对添附物的归属进行约定而否定添附制度。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事先很难对添附物的归属作出约定，在发生添附之后，必须要对添附物的产权归属在法律上作出安排。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节省当事人进行协商的成本，另一方面，规定添附制度有助于及时解决纠纷，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通说认为有关添附的规则具有强制性质，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当事人事先存在着恢复原状的特约可以认为违反公序良俗而应该被宣告无效 。当然，此处所说的强行性规范是指对添附归属的确定规则，法律禁止当事人在发生添附之后请求恢复原状和要求返还原物。因为添附是基于鼓励创造和维护财产使用效率而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强制性的分配 。在添附的情况下，很多添附物是可以拆除的，但法律从经济效益考虑和维护现有的秩序，并不允许当事人拆除，因为在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将添附的财产强行拆除，必然造成社会财产的损失和浪费，所以，法律为维护添附物所有权的单一化，使这种规则具有强行性的效力，甚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变更。

笔者认为，即使在侵权与添附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价值，依据不同的规则处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在既发生侵权又构成添附时，也不一定适用侵权责任的有关规则。具体来说:

1.二者的功能不同。侵权责任侵权制度以过错为前提，以损害赔偿作为其主要形式。物的所有人在其财产被他人用于加工、装修、改造以后，添附人的行为可能己经构成侵权，所有人有权基于侵权行为而要求赔偿损失。但损害赔偿只是使权利人遭受的财产损失获得补救，其本身并不能解决财产被他人添附以后所形成的物的权利归属问题，也不能替代添附制度物尽其用的功能。而添附制度的首要目的在于确定财产归属，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添附的情况下，由于财产密切结合在一起，将附合的财产分离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或者是很困难的，因此有必要运用添附规则确认添附物的归属，使添附物在形态上继续存在，而不能对添附物恢复原状或加以分离。因此，因添附而结合的物有必要在法律上使其成为一物，并以单一所有权的形式出现，不允许当事人强行分离和请求恢复原状。因此，添附只是通过一定的规则确定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它本质上是一种确认产权的规则。

2.二者旨在实现的价值不同。侵权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法律，主要体现的是通过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制裁不法行为人来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并维护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但由于侵权法主要是保护权利的法律，而不是财产和交易的规则，因此它一般不体现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但作为一种专门用于解决因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的法律制度，添附独有的价值就在于促进物的有效利用。添附制度也要反映公平正义的价值，但它更强调促进物尽其用，提高物的使用效率。在添附的情况下，要恢复原状往往在事实上己不可能，因此，从增进财富、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的原则出发，须承认添附可以取得所有权。 使该添附物继续维持，也有利于维护经济价值，避免财产的损失浪费。例如，在一方对他人房屋进行了错误的装修以后，如果将己经结合在一起的装修材料硬性地进行分拆，重新各归其主，将在客观上存在严重困难，必将损坏己有装修材料的使用价值。

3.二者适用的条件不同。添附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发生了附合、加工、混合等事实而产生了新的物，从而有必要确认物的产权归属。而在确认权利归属时，其首要的价值取向在于物尽其用而非公平正义的考虑，所以在确认添附物的归属时，添附一方的主观状态并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但一般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此外，由于侵权责任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所以，也以损害的实际发生为必要，但添附制度则并不需要考虑有无损害的发生。所以，侵权责任不能替代添附制度，添附制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侵权行为应当优先考虑。

4.适用范围不同。添附是基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未必与侵权行为必然联系在一起，所以需要法律制度对添附物的归属进行重新确认。即便是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添附，也不一定要适用侵权的有关规则。

正是因为二者具有上述区别，因而应允许权利人在此两种制度之间作出选择，而不一定非得根据侵权责任来处理。这就是说，在因侵权发生添附时，既可以适用侵权的规则，也可以适用添附的规则，此时可以考虑允许受害人进行选择。如果其选择侵权，可以要求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如果选择添附，则可以请求重新确认产权，但对所获得的价值应当依不当得利予以返还。例如，某人使用他人的物进行加工、改造、装修从而发生添附，构成对他人物权的不法妨害，则权利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

如果承认构成这两项请求权的竞合，则给予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余地，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当然，尽管被添附人享有选择适用制度的权利，但其行使该权利时也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合理的期限内予以主张，超过该期限则不得选择侵权请求权，只能适用添附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受害人通常是财产被添附的一方，选择的请求权应当归被添附人，存在过错的添附人无权作出选择。但被添附人的选择应当符合效率原则和诚信原则，如果拆除添附物将造成严重浪费，明显不符合效率原则，因此应当限制其侵权请求权的行使。

四、添附与侵权请求权冲突的解决

应当看到，在设定添附制度之后，添附制度可能会与侵权责任的适用发生一定的冲突。此种冲突主要表现在:某些既发生侵权又导致添附时，对一方来说可能会择一选择，但如果是双方的财产被添附，或者在添附物中又掺杂了双方的财产，从而很难确定哪一方是被添附人，此时一方请求适用侵权责任要求赔偿损害，但另一方请求适用添附进行确认权利，在此情况下，就发生了添附和侵权的冲突。例如，在装修过程中错将他人木料修筑为自己房屋的梁柱，己经盖成的房屋是添附物，但房屋是双方财产的结合，很难说哪一方是被添附方。诚然，将他人的财产用于自己房屋，确实构成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在此情况下，木料所有人确实可以通过侵权制度提出请求，但这并不排斥添附制度的适用，房屋建造人也可以根据添附制度确认房屋的归属。在此情况下，规定添附制度确有可能导致侵权请求权和添附请求权的冲突，双方可以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提出请求，在此情况下，要根据具体情况如当事人主观状态、效率原则、价值大小等各种因素来决定。添附制度旨在解决一些因为添附物产生而导致添附物产权不明的问题，确认添附物的归属，不仅能解决因添附发生的纠纷，也能够为物权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发生提供基础。例如，一旦确认添附物归属甲所有，则其应当基于不当得利向受损人返还其取得的价值。笔者认为，重新确定财产的归属应当考虑如下原则:

1.效率原则。确定添附物的归属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效率原则，也就是说，在发生添附的情况下，因为相互结合的两个物不能拆除或者这种拆除在经济上不合理，这样就不可能通过物权请求权或其他请求权来解决，而需要根据效率原则确定所有权的归属。例如，利用他人的基石盖成房屋的地基，即使行为人从事该添附行为是出于恶意，也不能一概责令行为人必须拆除房屋，返还该块基石。因为拆除房屋地基的任何一部分，都会影响到整栋建筑物的安全，甚至迫使整栋建筑物重建，这将给建筑人造成极大损失。毕竟基石与房屋相比，房屋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基石，所以从效率考虑就不能要求行为人必须返还原物，而只能责令其赔偿损失。

在实际确定添附物的归属时，要充分考虑对物的利用效率。具体来说:第一，如果利用他人财产未经他人的同意进行加工、装修等，通常要考虑两个物之间的价值，一般来说，应当由价值大的物的所有人取得物权。法律上之所以确定这样的规则，主要是考虑到价值更大的物的所有人更愿意取得物的所有权，也更能有效率地利用该物。如果是动产与不动产之间的添附，在通常情形之下，因为不动产的价值大都大于动产，所以应由不动产的所有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第二，利用他人之物进行加工、装修等，如果在利用过程中投入了较大的人力，该人力价值明显高于被利用之物的价值(如利用他人的普通的一块木头雕刻成工艺品)，应当考虑将财产归属于投入人力较大的一方。因为添附物价值中的大部分是由加工人投入的人力价值而形成的，由加工人取得所有权可以鼓励人们创造财富，更何况这种添附物对于添附行为人是有用的，而对被添附物的所有人不一定有用。所以，由被添附物的所有人取得所有权无法体现效率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完全赞成利用他人材料加工成物就应确定该物归属于材料人的所谓材料人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物尽其用的效率原则是确认添附的一项原则，但适用这一规则也要考虑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一方因错误装修而发生添附，虽然客观上装修使得所有人的房屋增值，由所有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有效率的，但由于装修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直接决定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每个人对自己的住宅装修都有不同的偏好和特点，很难采取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该装修是否符合所有权人的利益。因此，错误装修的结果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喜好，在此情况下，简单地以效率原则要求所有权人予以接受是不妥当的。

2.诚信原则。如果恶意利用他人财产而发生添附，能够拆除的，拆除以后不影响财产的价值的，被利用物的所有人要求返还原物，应当将该物予以拆除，由利用该物的人予以返还。但如果拆除该物确有可能损害物的价值，或者拆除对物的所有人并无任何利益，只能给利用人造成损害，从诚信原则的角度和效率原则考虑，不应当予以拆除。

在根据添附规则确定财产归属时，是否应当区分善意和恶意，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谓恶意添附是指在明知是他人之物的情况下而未经他人同意进行的添附。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区分善意与恶意是没有必要的。首先是要确定添附物是否能够拆除、能否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拆除或恢复原状，则无论行为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根据添附规则来确认添附物的归属问题。但根据添附规则确定添附物的归属时，应当适当考虑添附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恶意添附时，不能仅仅根据价值大小来确定归属，这样将极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在两个所有人的动产发生添附以后，如果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添附行为造成的，两个动产的价值虽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大的情形之下，则应当侧重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使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受害人。这样也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并对恶意添附行为予以制裁。

第二，如果是恶意添附，则在确定赔偿责任时，不仅要使恶意添附人赔偿现有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财产被恶意添附造成的其他损失，如因购买木材、瓷砖所支付的交通费用。当然，在对被添附的物予以赔偿以后，原则上不应当再要求返还原物，因为赔偿己经形成对原物的替代，这不过是一种价值上的替换。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

第三，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如果添附的财产被拆除后有可能会给恶意添附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只要这种损失并不太大，也应当拆除。当然，在拆除时拆除人必须依据通常的方法进行拆除，尽可能避免给添附行为人造成过大的损失。

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l)在将添附物归属于一方以后，应当依据公平原则要求该方对另一方遭受的损失做出补偿。尤其是在损失不能准确确定的情形之下，只能根据公平的原则进行补偿。例如，在错误装修发生的添附中，如果装修的价值高于房屋本身的价值，由于不能适用动产添附于不动产的规则，因此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处理较为妥当。(2)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要求恶意添附人拆除时，也应遵循公平原则，不能伸拆除人的经济负扣过重。(3)如果名个所有人的财产因为自然原因或第三人的原因结合在一起，而两项财产的价值大体相等，又不能依据善意或恶意等因素确定添附物的归属，则可以依据公平原则加以确定。 添附制度是各国物权法中的一项确认产权的重要规则，也是物权变动的一种重要规则。我国《物权法》作为一部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不能对该规则置之不理，弃之不用，否则大量的有关添附的纠纷就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添附制度不能为侵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所替代，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财产形态多元化、产权明确化的背景下，添附制度的存在价值、适用的空间，以及与物权请求权、侵权行为等其他制度的关系协调，都成为当前物权立法中的争议问题。确认添附制度并完善添附规则应当是我国物权法制订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设立添附制度，也有助于民法的财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

Ⅳ 什么是“添附”。

添附是指数个不同人所有的物结合成为一物（合成物、混合物）或在他人的物上加工使之成为新的物（加工物）的法律事实，如房屋是土地的附合物、油画是颜料和画布的混合物、木雕是木材的加工物。

添附制度是各国物权法中的一项确认产权的重要规则，也是物权变动的一种重要规则。添附制度不能为侵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所替代，确认添附制度并完善添附规则，应当是我国《物权法》制订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5)添附行政法扩展阅读：

（1）动产与动产的附和。非毁损不能分离或者分离的费用较大。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分析，动产与动产的附和应当由原所有人按照其动产的价值，共有合成物。如果可以区别主物或从物，或者一方动产的价值显然高于他方的动产，则应当由主物或价值较高的物的原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权，并给对方以补偿。

（2）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和。成为不动产的组成部分。罗马法中，这种附和主要是因建筑或者种植而产生。一般的原则是建筑物或者种植物归土地所有人所有，至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则视行为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而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和，由不动产所有人取得合成物的所有权，但应当给原动产所有人以补偿。

（3）不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和。民间常见的情形主要为：承租人、借用人在租借来的楼房平台上加盖一层楼房或者兴建一间房屋等。对此，关于物权部分的司法政策是：如增建房屋与原不动产价值悬殊时，附和物的所有权归原不动产所有人；如价值相当，应为双方当事人共有附和物的所有权。

Ⅵ 民法中关于“添附”的司法解释.。在线等

所谓添附（Accessio），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不可分离的物或具有新物性质的物。 添附专制度是大属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中所规定的取得财产权的重要的方法和制度。但由于我国物权立法长期不完善，法律上一直未明确承认添附制度，在实务中极少采取添附规则解决纠纷。

Ⅶ 添附的法律规则有哪些

添附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

添附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中所规定的取得财产权的重要的方法和制度。但由于我国物权立法长期不完善，法律上一直未明确承认添附制度，在实务中极少采取添附规则解决纠纷。

因而在当前《物权法》的制订过程中，对添附制度的必要性以及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对于是否在《物权法》中设立添附制度一直存在争议。

添附制度是各国法制通例，说明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可以说，添附制度有助于修正侵权处理机制在某些情况下的不效率，即侵权制度以过错为前提，通过损害赔偿为主的方式制裁违法者以保护物权，它不是财产和交易的规则，一般不体现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

而添附制度不以过错为前提，通过确认新物归属以实现一物一权的方式来保护物权，它是确权规则，体现物尽其用、避免财产损失浪费的原则，添附制度通过添附物归属者依不当得利给予对方适当补偿以保持当事人利益平衡，它又是补偿规则，体现公平原则。

(7)添附行政法扩展阅读

适用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物尽其用的效率原则是确认添附的一项原则，但适用这一规则也要考虑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一方因错误装修而发生添附，虽然客观上装修使得所有人的房屋增值，由所有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有效率的，

但由于装修带有强烈的个性化色彩，直接决定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每个人对自己的住宅装修都有不同的偏好和特点，很难采取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该装修是否符合所有权人的利益。因此，错误装修的结果未必符合所有人的喜好，在此情况下，简单地以效率原则要求所有权人予以接受是不妥当的。

如果恶意利用他人财产而发生添附，能够拆除的，拆除以后不影响财产的价值的，被利用物的所有人要求返还原物，应当将该物予以拆除，由利用该物的人予以返还。

但如果拆除该物确有可能损害物的价值，或者拆除对物的所有人并无任何利益，只能给利用人造成损害，从诚信原则的角度和效率原则考虑，不应当予以拆除。

在根据添附规则确定财产归属时，是否应当区分善意和恶意，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所谓恶意添附是指在明知是他人之物的情况下而未经他人同意进行的添附。

在一般情况下区分善意与恶意是没有必要的。首先是要确定添附物是否能够拆除、能否恢复原状，如果不能拆除或恢复原状，则无论行为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要根据添附规则来确认添附物的归属问题。但根据添附规则确定添附物的归属时，应当适当考虑添附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恶意添附时，不能仅仅根据价值大小来确定归属，这样将极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在两个所有人的动产发生添附以后，如果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添附行为造成的，两个动产的价值虽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大的情形之下，则应当侧重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使添附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受害人。这样也有利于保护权利人，并对恶意添附行为予以制裁。

第二，如果是恶意添附，则在确定赔偿责任时，不仅要使恶意添附人赔偿现有财产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财产被恶意添附造成的其他损失，如因购买木材、瓷砖所支付的交通费用。当然，在对被添附的物予以赔偿以后，原则上不应当再要求返还原物，因为赔偿己经形成对原物的替代，这不过是一种价值上的替换。

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如果添附的财产能够拆除，并因拆除而给被添附的物的所有人造成损失，恶意添附人应当赔偿全部的损失。

第三，在恶意添附的情况下，如果添附的财产被拆除后有可能会给恶意添附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只要这种损失并不太大，也应当拆除。当然，在拆除时拆除人必须依据通常的方法进行拆除，尽可能避免给添附行为人造成过大的损失。

Ⅷ 添附物所有权归属

添附物包括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二十二条 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Ⅸ 什么是领土取得的添附方式

添附是指由于自然形成或人造的新土地出现而使得国家领土增加，既包括河口三角洲、涨滩等自然添附，也包括围海造田等人工添附。人工添附不能损害他国的利益。添附历来被认为是国际法中一项合法获取领土的方式。

Ⅹ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