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年份

1. 1873年法国布郎格（阁或者戈）案件对我国行政制度的启示

你上图书馆找一下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案例以及分析的。
《外国行政法新论》
作 者： 姬亚平
I S B N： 7562024634
页 数： 248
开 本： 16开
封面形式： 简装本
出 版 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3-8-1
定 价： 18元

这本书提到这个案例的年份是1783年。
我还找到了CHRISTINE CHAIGNE在西南政法大学作演讲的记录，他也提到了这个案例，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我非常感谢学校的接待和欢迎，非常感动！我很高兴很多学生，这样压力小些。我非常喜欢学生，学生喜欢提问题，我在法国也碰到很多来自重庆的学生，交谈很多，他们都很能干。今天讲的是判例在法国行政法中的作用和法国行政法的自治问题。

特征：1、法国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2、主要是判例法体系

1权力的分立来自于法国大革命，主要是为防止旧制度的贵族院对行政的干预。1970年有一项法律至今有效：永远的司法与行政分离，规定司法法官不能干扰行政，只是防止司法法官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这样就分出两种法官：一种是司法法官，一种是行政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成立，并在拿破仑时代得到发展。由于最高行政法院的成立带来两种法院体系，他们各自行使职权。1873年的布朗格判例，国家不能援引私法，因为私法是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那时，拿破仑法典在行政领域不再适用，该判例决定只有行政法院能够裁定行政事务，这是行政司法的诞生。所以说法国行政法是独立的。

2、法国行政法主要是判例法。

行政法的建造花了两个世纪，所以非常难以理解，比较灵活，可以适应各种情况，可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解决新问题。这就带来这么一个问题：法官的裁定是否能够成为法律呢？两者是否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呢？

我们已谈过法官是法律的创造者。在法国，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很难认可，因为我们有权力分立原则。在拿破仑法典第五条说过“法官不能创造法律”，三权是严格区分的。我们不希望法官有立法权，但行政法官例外，最初并没有成文法，因此，由法官提出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法国行政法官要解决行政和公民间关系，保证行政的进行。当行政法官和法律发生冲突时，他不能创造法律。最早关于行政人和被行政人之间并没有限制的法律。

法国行政法官创造法律有两个条件：

① 创造法律只能在案件中，而不能象议会那样有广泛的立法权。

② 要遵重法律传统和私法中的原则。

他们要了解许多判例、案例，并了解公务、公产等，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法国行政法的渊源—不完全是行政法官的判例，还包括其它机构，如宪法委员会制定的原则也是渊源。

例如 1984年判定在学校里教师的独立性。

这些原则最早由法官提出，又由法律确认。比如说：进入公职的自由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迁徙自由、工商自由，这些都是法国行政法的原则。

现在主要是判例法，但成文法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因为欧洲法的影响。法国行政法的规则是由行政法院来作出。行政法官不能违反议会立法，行政法是在立法之下的，当这个行政法院创造法律时，都要提出创造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委员会常对其进行纠正。行政法官对作出的决定必须作出书面的解释。现在由许多成文的法律文件限制法官权力。一些法官更主要是在技术规范方面作出规定。法官在裁决时更多是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由于我们坚持分权原则，所以法官创造法律有些尴尬，法官更多的应该是适用法律。

另外，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所以更多地适用成文法。

要补充的是法学理论的作用：

因为用理论这个词很难概括其意思的，我们一般译为“理论学说”，源自拉丁文，指教育。这个观点是被允许的人表示出来的观点。既是他说的，也是他写的，也是他个人的，就是学说。有些法学教授也就造法了。当然也包括行政法官、法律实施者。学说是他们在实践和解释法律。这是我们在谈到判例时，还应注意学说对法国行政法的作用。

例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决定很短，但评论却很长，可以是由几个教授作出，并可能不同，然后一并公布出来。这些评论对法官的决定做出解释、阐述，也许这些评论已超出法官所想到的东西。法官一个判决作出后，还要参照评论，评论很重要。有时是围绕判例有些超出了，在杂志上发表，对立法都有影响。法国行政法从起初来说主要是判例法，学说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 提问

杨明成教授：过去的法国行政法是一个独特的部门，由独立的行政法官来行使。最近发生了很大变化，现有变成一个普通法的趋势，请作更多介绍？

CHAIGNE:不能说行政法变成普通法了，这是一家一言。现在通说还是说是独特的部门，公法的精神与私法精神完全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推论也不一样。在法国，说真正的法是私法，真正的法学家是私法学家，私法来自于罗马法，很优秀。但我认为研究公法的也是法学家。

刘艺：欧盟中只有一个私法法院，对法国造成什么影响?

CHAIGNE：涉及到25个成员国，不怎么涉及到行政法，没有采纳法国的模式，法国的法律与大革命关系太密切了。欧盟只有一个私法法院，法国要无条件接受欧盟条约、判决、判例，对法官来说没什么问题。在今天是不是还有必要划分公私法呢？关于涉及到行政的合同，在讲课时和私法合同两个，这就是影响之所在。

刘艺：那是否是法国的独特性逐渐走向普通法的趋势呢？

CHAIGNE：个人认为短时间不太可能，这个是观念的问题，比如我就不太懂私法。

刘艺：关于法律学说，当前德国等国家都强调起作用，在法国的判例，由政府专员的解释，也有学说的解释，对立法与法官判案有多大的影响？怎样形成一个确定的方式？

CHAIGNE：法学院学生以后将成为法律工作者，在学校学习时，就要学法律、案例，特别是有评论的案例。学生们通过看这些，就清楚了学说的解释。在引用判例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教授的学说。形成了学说和法官间的对话，将会影响法官和立法者。只不过还是有独特的行政法官来行使而已。

刘艺：您的解释是一种观念，但我希望的是具体机制，学说没有机制性的作用，只是对人心的作用。我已经得到了答案：在民主的观念指导下，思维模式的不同。

夏馆长：法国与英美在判例法的区别？

CHAIGNE：教义是次要的渊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两个法系是完全不同的。2006年了。是不是还有必要区分这两大法系？区别这两个法系的话，英美法系自12世纪以来已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的特点，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成文法，都是判例。在12世纪时，英美法是一种公法，在那时法官只能判跟国家利益有关的案件，只能根据判例，在法国可以推翻先例，但也要参照。

杨：行政法院的管辖？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主义对法律有很大影响，尤其是行政法院，受案范围怎么确定？

CHAIGNE：行政法自治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区分的标准：由行政当局做出的决定，行政当局的决定都是受案范围。公共行政只能追求公法上的利益，依据也只能是公法，而不是私法上的问题。

（四） 学生提问时间

1、 在行政之初时，行政判例体系确定以前，判例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

CHAIGNE：当然也有判例等级的规范，因为有许多行政法院，但只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行政上诉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层级越高，判例就越重要。一般把判例都称为法。

王：为什么形成了判例的体系，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CHAIGNE：主要是立法原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司法法官没有能力审理行政案件，司法法官源于罗马法而来。

周蓉：既然法国可以推翻判例，判例没有约束力？

CHAIGNE：学生到行政法院的事情是个个案，如果很重要的话，也可以上升到法律的约束力。

张问娟：在判决成为判例过程中，如何衡量其标准？

CHAIGNE：一般来说判决只涉及到当事人，这也是法国法区别于英美法的地方。除非是最高行政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能成为判例。以前的判决成为渊源，现在越来越少，成文法变多。

彭小玲：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民如何确立起导致公私法分立精神的确立？法国大革命中有怎样的因素导致了公私法分立的精神？

CHAIGNE：法国大革命后产生的三权分立，之前议会的权力过大。历史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司法法官是罗马法的传统，在那个时候不存在行政法，最早源于设置了特殊的法官，创造了新的法律。

同学：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保证公益，是否是先就偏向了行政机关？那又如何做出公正的判决？

CHAIGNE：行政法官在有公益私益时站在中间，他要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是不是维护了公共利益，是不是遵循了法律，出发点是保护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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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 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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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作者：姜明安 编

豆瓣评分：6.8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8

页数：657

内容简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5版)》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为高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编写的专门教材之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5版)》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及行政法、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行政法主体的一般理论及行政主体的职责、职权、管理手段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及行政行为的性质、特征、构成要件、合法要件与各种类别行政行为的运作程序；行政救济的一般理论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性质、功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管辖、程序与裁判标准；行政赔偿的一般理论及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赔偿范围、方式、标准与程序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5版)》主要以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和行政法学说为基本研究素材，同时吸收、借鉴了国外行政法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5版)》在继承、批判和扬弃国外行政法学的控权论、管理论、行政权力本位论、相对人权利本位论等各种学术流派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和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框架。

作者简介：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著作和论文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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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七版）》（姜明安 主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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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七版）

作者：姜明安 主编

豆瓣评分：7.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3-13

页数：716

内容简介：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为高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编写的专门教材之一。该书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以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和行政法学说为基本研究素材，同时吸收、借鉴了国外行政法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教材在继承、批判和 扬弃国外行政法学的控权论、管理论、行政权力本位论、相对人权利本位论等各种学术流派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和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框架。 本书第六版问世以来，陆续发生了几件对本书内容有重要影响的大事，“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本书进行全面修订，推出本书的最新版——第七版。否则，本书的内容将会落后于时代，与现实脱节，给以本书为教材的广大高校师生带来困难、困惑。近年来发生的对本学科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主要有四：一是中共十九大召开，推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对国家监察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2014年和2017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的适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释，条文达163条之多；四是国务院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重新发布。有鉴于此，我们于今年4月启动了对本书第六版的大修，使该书的内容与时俱进，以反映和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反映和阐释近年来行政法的新法律、新法规、新司法解释，反映和阐释这些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所确立的新规范及所构建的新制度。

作者简介：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文化部文化法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4. 司法考试中的民法该怎么复习

第一步，根据问题找故事。主观题往往是有多个有趣的故事组合而成的，而不同的故事往往有不同的考点，第一步是要根据问题找到相应的故事情节。
第二步，结合故事找考点。根据问题和案例的内容，判定考点是考查孙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是否有免责事由。
第三步，联系考点忆原理。判定侵权责任，看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显然属于过错责任，而且不适用特殊侵权，此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2条和第15条的规定，首先判定有无加害行为，本题目中，有无加害行为呢?看出题人的暗示——无肢体冲突只有语言交流，出题人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不存在侵权行为。
第四步，整理思路得结论。

5.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研究生需要考那几门课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三系2006年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招生目录

招生年份：2006年 专业代码：030103
研究方向
01政府法制
02行政司法与行政监察
03行政程序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04行政学

考试科目
①101政治
②201英语
③315法理、民法、民诉
④405宪法学、行政法学
05宪法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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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政机遇

作者：邵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7

页数：300

内容简介：

读懂中国改革，把脉当下时局，抓住新政机遇。如果把握住这些机遇，必将在未来10年的发展格局中获得巨大收益。

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了中国改革的新篇章，各大领域改革全面铺开。这股巨大的改革驱动力将对宏观经济、资本市场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各个领域会有哪些新的投资新机会？《新政机遇》一书，八大改革全景解析，投资趋势权威预测，解读较量中的权力与资本，挖掘政策下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简介：

邵宇，金融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John Swire访问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校外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库成员。2003-2004曾任职上海市宝山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2004-2009在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担任副系主任和CFA项目主任。2009年11月进入产业，历任西南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目前在东方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师、固定收益团队负责人。出版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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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行政法原理与实务

出版年份：2007-8

页数：356

内容简介：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行政法原理与实务》内容简介：为符合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适应高职高专类法学教育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政法原理与实务》。《行政法原理与实务》的编写是在反映第四次《宪法修正案》、新出台的《立法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重要法律，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信访条例》等有关法规以及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总结我们从事法学高职高专教学经验和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希望《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能反映最新法律规定和法学研究成果，简并准确地阐述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突出实用法律实务操作，适合于高职高专类法学专业学生、行政法教研人员及实务工作者等习、使用。

8.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9. 如何解释 $pt CFR

章简单介绍用外文书写法律文书并在国外发表或出版时，应如何引注所引用的文献。各个国家总有自己的文献引注标准，甚至有些国家单单在法律引注方面就有数个标准，如美国法学院办的法学评论大多采用《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The Bluebook: A Uniform Citation System)，The Bluebook: A Uniform Citation Syst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1991—) (Compiled by the editors of the Columbia Law Review, the Harvard Law Review,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the Yale Law Journal).而法律出版社则用各自的引注标准（当然，这些出版社的引注标准与《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的标准很相似）。所以，当您要用外文书写法律文书并在国外发表或出版时，应当向出版社或杂志社询问引注标准，或采用该国法律界最通行的引注标准。

法国和德国没有专门用于法律文书的引注指南或标准。在法国，法律文书的引注标准主要是按一本称为《如何引注文献》（Comment rédiger une bibliographie）的引注指南来引注的，但该书不是专门为法律学科设立。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只有一些书籍介绍德国法律术语专有名词的缩略语，如 Kirchner/Butz: Abkürzungsverzeichnis der Rechtssprache (Berlin: De Gruyter Recht, 2003）。与法国、德国相反，日本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都有一套比较通行的法律引注标准。以下介绍在美国、英国、日本法律界最通行的引注标准，以供参考。

一、 美国《蓝皮书》有关美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规则

在美国法律界最通行的引注标准是《蓝皮书：统一注释体系》，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是由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宾夕法尼亚这四所大学的法学评论社的编委会联合制定的，并由哈佛大学法学评论社出版发行。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版权保护，《蓝皮书》没有网络版。在其网站上（http://www.legalbluebook.com/），仅有非常简单的介绍和订购信息。目前，最新版的《蓝皮书》是于2005年出版的第18版，其篇幅有415页之长。在此，根据《蓝皮书》中的引注规则，列举一些实例作为参考。

（一） 成文法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各自的立法权。所以美国的成文法可包括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美国的成文法不仅按编年体的方式(即按通过的时间顺序)汇编成册，如《美国联邦法律总汇》(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还按主题分类的方式将所有当年通过的法律分别编入法典里，如《美国法典》 (United States Code）。因此，按主题编纂的《美国法典》方便检索现行有效的法律，而按编年体方式汇编的《法律总汇》则方便汇集法律和检索旧的法律。所以引注法典中的条文和单行法律法规是不一样的。

1. 宪法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美国宪法》的缩写，条款。

《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2条，引注为：

例：

U.S. Const. amend. XIV, §2.

2. 《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卷号 《美国法典》的缩写 条款号 （出版年份）。

《美国法典》第19篇，第2411条（2000年版)，引注为：

例：

19 U.S.C. §2411 (2000).

3. 单行法律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法律名称及其颁布年份，公法号，条款号，卷号美国《法律总汇》（Statute at Large）的缩写 条款号 （颁布年份) （修改 卷号《美国法典》简称条款号）。

1996年经济间谍法，公法104—294号，第201条，《法律总汇》第110卷，第3488页、第3491页 （1996年) 〔修改《美国法典》第18篇1030（e)（2)条〕，引注为：

例：

Economic Espionage Act of 1996, Pub. L. No. 104—294, §201, 110 Stat. 3488, 3491 (1996) 〔amending 18 U.S.C. §1030(e)(2)〕.

4. 《美国联邦行政法典》（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卷号《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缩写条款号 （出版年份）。

〔注意〕：《美国联邦行政法典》每年全套更新一次，所以最好是引注最新版的法典。

《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第7篇第319条（2004版)，引注为：

例：

7 C.F.R. §319 (2004).

如果知道行政规章的名称，应加上。

例：

FTC Credit Practices Rule, 16 C.F.R. §444 (2004).

引注尚未编入《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行政法规时，应注明《法规名称》、卷号《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 or Fed. Reg.)首页、引文页（出版年份）（将被编入《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篇、部）。

例：

Importa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60 Fed. Reg. 50, 379, 50, 381 (2004) （to be codified at 7 C.F.R. pt.300).

5. 美国州成文法

美国有50个州，各州的法典名称都不尽相同。如有《蓝皮书》，应参阅其中的“表一：美国司法管辖区各州法律出版物一览表”（Table 1: United State Jurisdictions）。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州法典简称 条款 （最新出版年份)。

《密苏里州修正法典》（Missouri Revised Statute)“统一商法典”第二章第207条，应，引注为：

例：

Mo. Rev. Stat. §400.2~207 (2004).

（二） 判例

西方集团出版社（West Group，前称West Publishing）汇编出版的“国家判例汇编系列”（National Reporter System）是美国最全面和权威的判例出版物。它不仅包括所有联邦判例，也包括每个州的判例。所以，最好是引注西方集团出版社出版的判例汇编。

1. 联邦判例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原告名诉被告名》，卷号判例集简称，页码〔法院名简称（最高法院可免) 判决年份〕。

《布朗诉教育局》，《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349卷，第94页（1955年)，引注为：

例：

Brown v. Board of Ecation, 349 U.S. 294 (1955).

《麦克亨利诉佛罗里达州律师协会》，《联邦判例汇编 （第三系列)》，第21卷，第1038页 （第11巡回上诉法院，1994年)， 引注为：

例：

McHenry v. Florida Bar Association, 21 F.3d 1038 (11th Cir. 1994).

2. 州判例

West集团出版社将美国各州分成7个区域，然后将各个区域里的地方判例分别汇编成7个区域性的判例汇编，即《大西洋判例汇编》（Atlantic Reporter）、《东南判例汇编》（South Eastern Reporter）、《南方判例汇编》（Southern Reporter）、《东北判例汇编》（North Eastern Reporter）、《西南判例汇编》（South Western Reporter）、《西北判例汇编》（North Western Reporter）和《太平洋判例汇编》（Pacific Reporter）。同时，西方集团出版社还汇编出版了一些州的判例汇编，如《加州判例汇编》（California Reporter）；有些州政府还汇编出版了各自官方版的判例汇编。所以，可根据判例汇编的版本来引注。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原告名诉被告名，卷号，判例集简称，页码〔州名简称 法院名简称（地方最高法院可免) 判决年份〕。

登载在《东北判例汇编》（North Eastern Reporter）第二系列，第707卷，第189页的伊利诺伊州第一区上诉法院判决的“MBNA AM银行诉卡多索案”，引注为：

例：

MBNA AM. Bank，N.A. v. Cardoso, 707 N.E.2d 189 （Ill. App. 1st Dist. 1998).

（三） 著作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作者，书标题 引文页 （版本，出版社，出版年份）。

例：

Lynn M. LoPucki & Elizabeth Warren，Secured Credit: A Systems Approach 700 (3d ed.，Aspen L. & Bus. 2000).

（四） 杂志文章

基本引注要素和格式：

作者，文章标题，卷号 杂志名称的缩写 文章的头页，引文页（出版年份）。

例：

L. Ray Patterson, Legal Ethics and the Lawyer's Duty of Loyalty, 29 Emory L.J. 909, 915 (1980).

二、 美国《蓝皮书》有关中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规则

鉴于现在不少中国法律人用英文写文章、书在美国出版发表，或书写其他法律文书与美国的司法部门、商人、律师交往。所以，这一节专门介绍如何按美国《蓝皮书》的要求，来引注中国法律文献。以下规则结合了中国法律文献的特点与《蓝皮书》2005年第18版第258—263页中的有关中国法律文献引注的规定。《蓝皮书》中有关中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规定是由马伟龙先生（William McCloy）起草的。马伟龙先生是美国法律图书馆界知名的中、日、韩法律文献专家，现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法学院玛丽安•高德•加乐加法律图书馆（Marian Gallergher Law Libra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东亚法馆员。

（一） 专门规则

《蓝皮书》不仅规定了美国法律文献的引注要素和格式，也制定了外国和国际法律文献引注的标准，而且列举了3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法律文献引注的特别规则。根据《蓝皮书》的有关规则，引用中国法律文献时，首先要注意以下几个专门规则：

1. 引用的文献为中文

当引用的文献为中文时，要根据《蓝皮书》中有关中文的罗马化（Romanize or transliterate）拼音和专有名词的缩略语来引注。通常应在题名和专有名词的汉语拼音后用方括号加上英文翻译，但是不能单注英文翻译而不注中文的罗马化拼音。为了方便读者明白中文的原来意思或核对原文或根据编辑的要求，作者可在汉语拼音后用方括号加上中文原文。

干朝端：《建立以判例法为主要形式的司法解释体制》，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37—139页。可引注为：

例：

Gan Chaoan, Jian li yi pan li fa wei zhu yao xing shi de si fa jie shi ti 〔Establishment of a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Primarily Based on Case Law

10. 请问石家庄事业单位考试（教育类）的考什么题型是只考客观题吗

您好，中公教育为您服务。
河北事业单位考试信息汇总：http://www.zgsydw.com/?wt.mc_id=bd11588
具体考试内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
2、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4、当代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中国的国体与政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服务。
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价值取向、道德修养、行为规范。
6、法律知识：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等(报考全省法院、检察院系统法律专业职位的加试内容，包括上述范围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知识)。
7、语文基础知识和公文写作：汉字、词汇、语法、修辞、文学常识，党政机关公文基本知识、常用公文写作、常用事务文书写作、公文处理。
8、经济知识和科技知识：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金融经济、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科学前沿、科技常识。
9、历史知识：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
10、其他知识：最新的时政知识。
行测：言语理解，逻辑分析，数量关系，资料分析，常识部分，其中常识部分部分包括公共基础的知识点，但并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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