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行政法

㈠ 英国行政法法学家戴维斯（K.C.Davis），有谁知道他的简介吗

他老人家是美国的吧·········

㈡ 上财企业管理考研科目

上海财经大学历年考研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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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根据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是否特定的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一方（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公民个体”）的行为与我们所熟知的行政行为有重大差异。行政法是宪政时代的产物，其核心是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因而行政法对行政行为进行了理性化的设计，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设计有所区别，但就总体而言，行政行为都是法定的、封闭式的，由行政法来规定其类型、用途、行为方式和程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要求没有不受控制的行政权力，也要求没有政府责任的空白。”（注：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从这个意义讲，所有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法设计、创制的结果。但公民个体的行为却是广泛的、开放式的，许多并不都由法来设计，更不都由行政法来设计，他们的大量行为都是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的相互交往中形成，不全由法来调整。在此首先需要明确，公民个体行为是不能等同于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行政相对人行为只是公民个体行为中由行政法所调整的那一部分。行政法对公民个体的这一部分行为作出规范，形成行政法学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行为，其目的在于引导公民等一方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怎样做或不做什么，以保障他们充分实现权利并促使其切实履行义务。
要界定行政相对人行为，首先应将行政相对人行为从公民个体的全部行为中分离出来，这需从以下几个本质层次上去把握。
第一，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这是它的法本质属性。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作为法律范畴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对于个人或组织非法律属性的一般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行为或组织行为，但不能称之为“行政相对人行为”，行政相对人行为是在法律行为意义上使用的，表明它是由法律规定的、能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第二，行政相对人行为是由行政法规定并产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行为，这是它的部门法本质属性。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一个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不是其他部门法上的概念，它由行政法加以调整，并依照行政法的规定能产生、变更、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引起行政法规定的否定性或者肯定性后果。这表明个人或组织的其他法律行为不在“行政相对人行为”之列。当然，公民个体的同一行为可能会出现由不同部门法调整的情况，此时它可以既是行政相对人行为，又是其他法律行为（如民事行为等），但这并不影响它“由行政法规定并产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属性。
第三，行政相对人行为是行政法律关系结构中由公民个体一方作出的行为。关于这一点应有两个方面的认识：（1 ）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一方，这是反映行政相对人行为主体身份的本质属性。它表明，行政相对人行为不能离开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并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主体既不是行政主体，也不是国家监督机关。（2 ）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与行政行为（即国家行政活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它是与行政行为互动而具有对应性的行为。这又是它所特有的、行为关联上的本质属性。法律行为是法律关系的动态形式，是双方或多方行为的互动。行政相对人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对应的一方主体，其行为的特定之处就在于它只同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互动，它由行政行为所引起，或者它要引起行政行为的发生，或者是与行政行为溶合的双方合意行为。公民个体之间的、不与行政行为互动的行为，不属于行政相对人行为。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律调整的交叉性，有时公民、法人的同一行为既与他方公民、法人的行为对应，又同时与行政行为对应，此时就该行为与行政行为对应的这一层面讲，它也属于行政相对人行为。
从以上各本质层次来把握，我认为，对行政相对人行为可以界定为：指在国家行政活动过程中，由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产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种行为之总称。如此界定行政相对人行为，其目的是要将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国家监督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行为以及公民一方的其他行为都区别开来。其中，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国家监督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行为由于有主体身份上的明显不同，因而已比较清晰。但行政相对人行为与公民等一方的其他行为由于常常发生于同一形式的身份，尚不易辨分。这需要着重于从行为的“行政法效果”上进行把握。
行政相对人行为与公民一方的其他行为相比较，其重大的区别点在于，行政相对人行为是受行政法调整，产生行政法上的后果。通常可以表现为：凡行政相对人行为，都是公民等一方应受行政法奖励、授权、命令或禁止的行为。否则，它就为公民等一方的其他行为。（1 ）行政法禁止的行为。行政法禁止的行为是在行政法的价值判断上予以否定的行为，因而这类行为受到行政法约束，一旦公民作出这种行为，就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导致行政主体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为的处理，形成对自己不利的行政法后果。这类行为都属于行政法否定的行政相对人行为。（2）行政法奖励的行为。 行政法奖励的行为是行政法在价值判断上大力提倡、鼓励的行为。这是行政法给予特别肯定的行为，如为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行为、为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见义勇为、热心公益事业的行为等。这类行为往往不是一般地行使法定权利或履行法定义务，而是超出法律对众人最低限度要求的行为，是行政法所支持、鼓励的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行为。这类行为在现阶段具有超前性，尚不能要求人人都必须作出的。一旦公民作出这种行为，就会导致行政主体行政奖励行为的发生，形成使自己受益的行政法后果。（3 ）行政法授权的行为。行政法授权的行为是行政法授权行政相对人有权做或不做的行为。这是行政法给予一般肯定和保护的行为。这类行为都由行政相对人自由作出，但受行政法保护。如人们依法律秩序正常进行的自主经营、信奉宗教、处分属于自身的财产等，都是行政相对人享有各种法定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行政法授权行政相对人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并保护这类行为不受他人侵害。在这里应当注意，人们常认为的“法不禁止即可为之”的公民等一方行为，并不都是行政法授权的行政相对人行为。在公民一方的行为中，有些虽属于行政法不禁止，但也并不是予以授权的行为。如公民在社会交往中不礼貌的举止、婚前性行为等。行政法对这类行为不禁止是因为它们对社会并无危害或危害很轻微，且通过道德谴责、社会习俗（如对不文明礼貌者断绝与其交往）等足以控制或矫正它们，行政法不予以干预。由于行政法对公民的这类行为不予调整，因而它们不属于行政相对人行为，而只是公民的一般社会行为。（ 4）行政法命令的行为。行政法命令的行为，是行政法要求必须做出的行为。这是行政法对行政相对人提出最低要求必须作出的行为。
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内容
按照人们对法律行为的一般分类，行政相对人行为也可以分为实体性行为与程序性行为。实体性行为是行政相对人实现其实体权利或履行其实体义务的行为，程序性行为是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权利和履行程序义务的行为。（注：当然，行政相对人行为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分为主动行为与被动行为、权利性行为与义务性行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不要式行为与要式行为等等。因本文论及的范围所限，不予以一一展开。）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性行为和程序性行为各有其内容，即行为所内含的意思和目的。以下作一简要考察。（注：基于篇幅和典型性考虑，这里只讨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
行政相对人实体行为所含的内容，是其自身的法定实体权利和实体义务。根据现实情况，又可以作几种具体划分：（1）获取权益。 获取权益是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获得某种实体权益。如行政相对人得到行政奖励、抚恤金等。行政相对人的获益行为与行政主体的授益行为是一对互应的行为，两种行为在内容上也有着对应关系。（2）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是行政相对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享有或运用的权利或自由。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行政活动提出批评、建议的行为，其内容就是行使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的行为，其内容则是行使自主选择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以其行为针对行政主体行使法定权利时，对行政主体来讲则是要求其履行作为或不作为义务。（3 ）放弃权利。放弃权利是行政相对人以其自己行为表示放弃某种权利。行政相对人放弃权利的行为有两种，一种是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放弃，如以书面形式告之行政主体放弃某种利益；一种是以默示的行为方式表示放弃，如领取了出入境许可证后行政相对人在规定的期限、时效内不行使权利。行政相对人放弃权利能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一旦放弃权利就不再享有，或者免除了行政主体对他的相应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4）履行义务。 这是行政相对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履行实体义务。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有很多，从行为方式讲，包括自觉主动履行、被行政主体直接强制履行、被他人代履行等。各种行为的内容都为履行其法定义务。而履行义务也有不同的种类：包括财产给付的义务；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义务等。在后一种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行为作出的本身，也就是行为所具有的内容。
行政相对人程序行为的内容，比实体行为的内容要丰富。因为程序行为既有它独立的价值，又有为实体服务的功能。它既要像实体行为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那样，具有行使程序权利或履行程序义务的内容，还包括有请求某些实体权利义务的内容。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申请行为，既要实现申请权本身这种程序性权利，又可能请求实现其它的程序性权利（如申请行使并实现听证权），还可能请求实现有关的一些实体性权益（如要求获得许可证）。
行政相对人程序行为针对程序性权利和程序性义务而言，在内容上与实体行为的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包括行使、放弃程序权利和履行程序义务。对此不需多述。除此之外，程序行为所包涵的内容还会涉及请求实体权利义务、证明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
请求实现实体性的权利义务通常不取决于行政相对人自身，它往往须由行政主体作出决定。因而行政相对人这种程序行为多为请求行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请求行为所请求的内容主要包括：（1 ）请求获得特定权利或资格。请求获得特定权利或资格是行政相对人在认为自已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申请行为请求行政主体准许其享有一般人不能具有的某种权利和资格。如申请颁发某种许可证、申请救济金。（2 ）请求恢复权利或减免义务。请求恢复权利或减免义务是行政相对人在认为自己权利受到行政主体侵害或阻碍时，以其请求行为要求行政主体恢复自己的权利。如申请复议、提出申诉、请求行政赔偿等等。（3 ）请求确认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律事实。请求确认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律事实是行政相对人之间为了固定某种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或在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曲扭、对某种法律事实发生争议时，以其请求行为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原状予以确认和裁决。如请求公证、请求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4）请求保护合法权益。 请求保护合法权益是行政相对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害时，申请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并惩处侵害者一方。
行政相对人的证明行为所具有的内容主要是：（1 ）证明法律事实。证明法律事实是行政相对人主动或者应行政主体请求，以其证明行为，证实对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有影响的法律事实是否存在。这种程序行为就是以证明法律事实为其内容。它通常是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或多个行政相对人之间对某种法律事实发生争议时，行政相对人以其证明行为对法律事实的原状予以证实。（2）证明法律地位。 证明法律地位是行政相对人以其证明行为，证实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存在范围。它通常是因行政相对人之间或与行政主体之间对某种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行政相对人以其证明行为对权利义务的情况予以证实。行政相对人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的证明，与行政主体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的确认是不同的。确认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是行政主体行政确认行为的内容。行政确认是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一旦作出便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相对人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的证明，必须审查质证，并经行政主体予以确认才具有法定的证明力。
行政相对人行为作出后是否就能实现其内容，或者说是否能固定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这必然涉及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问题。
对行政相对人行为效力的认识
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即该行为所发生的法律效果，形成的特定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行为常被人们忽略了效力问题，因为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学者们大都认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一般由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所决定。（注：参见王连昌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意即行政主体无需行政相对人的同意就可产生、变更和消灭双方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这其实是对行政相对人行为法律效力的错误认识，也是导致一些行政主体漠视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一个根源。
行政法学长期以来着眼于行政行为并只关注行政行为的效力，与人们的行政法观念有较大的关系。控权理念下的行政法，以控制行政行为为中心，行政法的基本任务就是对行政行为进行设计并依其设计的标准进行司法审查。对此，英美许多行政法学者都有一致的论断。著名英国行政法学者h.w.r.韦德指出：“作为行政法的第一种表述，可以说行政法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行政法的实质在于法官创立的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原则，这些原则为所有的公共当局确立了行为准则。”（注：〔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网络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美国行政法学者k.c. 戴维斯定义“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尤其是包括规定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法律”。（注：kneenth culp davis,administrative law,west publishing 1977,p.1.）在这种行政法观念中，行政相对人行为被认为是公民自由的范畴，是放任而开放的领域，它当然不属于行政法研究的问题。管理理念中的行政法，同样使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的重点，因为行政法是对行政管理方法的规定。这一点，在前苏联行政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前苏联行政法学者b.m.马诺辛认为：“行政法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国家管理是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管理的一种形式。管理主体对管理对象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行政法规范（与其他手段一起）来实现的。”（注：〔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行政法的这种理解，使得行政法成为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规范。至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只是在如何运用管理方法时才会被作为一个条件而提及。
从法理学角度讲，行政相对人行为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是指该类行为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相对人行为发生效力，源于行政法规定了该类行为的模式及其后果。根据法学基本理论，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主要是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既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又包括公民等一方的行政相对人行为。这就不能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只取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当然，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所不同。在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上，行政行为由于是国家行政权的运用，许多都具有自行强制执行力，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能直接产生、变更或消灭各种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个体行为，不具有对行政主体的自行强制力。但是，没有自行强制执行力并不等于不能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对此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细节上考察实际应分为决定阶段和执行阶段。如果只是决定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而未执行，则这里所谓的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并没有处于最终实现的状态。但是，对于依法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来讲，其不仅可以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而且在行政相对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还能通过自己的直接执行手段强行使之最终实现。而对于没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来讲，其只能决定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相对人反对的情况下，该类行政主体并不能直接执行而使之最终实现。通常它们也需要借助国家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如果国家司法机关经审查对行政主体的决定不予强制执行，则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就达不到最终实现的状态。这就要形成对“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两种意义上的理解：一是既决定，又自行执行使之实现；二是仅决定而已。而对于没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来说，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如果我们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则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其实具有同样的作用：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行为也能决定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主体反对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自己当然不能自行强制执行使之实现，但他们也可以借助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及强制执行权。从运行机制上讲，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在这里并无根本的差别。据此，“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一般由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所决定”的观点，如果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则是正确的；如果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则是片面的。由于现行法律设计了“决定与执行分离”制度，使得大量没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存在，因而第二种意义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使用。这样，便应当说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同样能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相对人行为产生、 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1）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双方合意使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这发生在行政合同、行政委托等法律关系中。实际上，当行政相对人积极与行政主体合作而自觉以其行为行使或履行行政法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时，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将更为顺利，公正与行政效率无疑也都得到了保证；（2）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的行为， 可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消灭；（3）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行为， 可以形成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如果行政相对人申请的实体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则就会产生、变更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但在最终实现上，如果行政主体拒绝，行政相对人无权实施自力强制，必须借助有关国家机关的权力来实现。
行政相对人行为发生法律效果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根据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行政相对人行为的生效条件包括主体、内容和形式几个方面：
1.行为的主体条件。行为的主体条件要求作出行为者必须具有规定的行为主体资格。关于行为主体资格，法律对不同行为的主体有不同的资格要求，概括地讲主要包括：（1 ）行为主体必须是以自己的名义就自身的权益事项作出法律行为的主体。主体如果以他人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而作出行为，该行为通常不能产生法律效力。（2 ）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要达到法定年龄。行政相对人的有些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并不要求年龄条件，如申请迁移户口等，但有许多行为的生效是要求一定年龄的。如参加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求服兵役、申请婚姻登记、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行为等等。（3）其他法定的主体资格条件。 这是指各种不同具体法律行为产生效力所要求的主体资格条件。如申领抚恤金必须是残废军人、烈士遗属等有特定身份的主体，申请成立社团组织的主体必须是该社团组织的筹备机构等等。
2.行为的内容条件。行为的内容条件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行为在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这包括行为所主张或履行的是法定的权利义务，所请求的事项是法定的、属于行政主体管理范围的事项等等。
3.行为的形式条件。行为的形式条件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符合法定形式。包括：（1）对于不要式行为， 行政相对人可以采用各种形式作出意思表示；行为依法规定属于要式行为的，还必须具有法定的特别形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如申请行为必须具有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申请及相应的证明材料；（2）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3）必须送达行政主体。

㈣ 行政相对人行为及其效率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一方（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公民个体”）的行为与我们所熟知的行政行为有重大差异。行政法是宪政时代的产物，其核心是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因而行政法对行政行为进行了理性化的设计，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设计有所区别，但就总体而言，行政行为都是法定的、封闭式的，由行政法来规定其类型、用途、行为方式和程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要求没有不受控制的行政权力，也要求没有政府责任的空白。”（注：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现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释》，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从这个意义讲，所有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法设计、创制的结果。但公民个体的行为却是广泛的、开放式的，许多并不都由法来设计，更不都由行政法来设计，他们的大量行为都是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的相互交往中形成，不全由法来调整。在此首先需要明确，公民个体行为是不能等同于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行政相对人行为只是公民个体行为中由行政法所调整的那一部分。行政法对公民个体的这一部分行为作出规范，形成行政法学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行为，其目的在于引导公民等一方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怎样做或不做什么，以保障他们充分实现权利并促使其切实履行义务。
要界定行政相对人行为，首先应将行政相对人行为从公民个体的全部行为中分离出来，这需从以下几个本质层次上去把握。
第一，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这是它的法本质属性。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作为法律范畴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对于个人或组织非法律属性的一般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行为或组织行为，但不能称之为“行政相对人行为”，行政相对人行为是在法律行为意义上使用的，表明它是由法律规定的、能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第二，行政相对人行为是由行政法规定并产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行为，这是它的部门法本质属性。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一个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不是其他部门法上的概念，它由行政法加以调整，并依照行政法的规定能产生、变更、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引起行政法规定的否定性或者肯定性后果。这表明个人或组织的其他法律行为不在“行政相对人行为”之列。当然，公民个体的同一行为可能会出现由不同部门法调整的情况，此时它可以既是行政相对人行为，又是其他法律行为（如民事行为等），但这并不影响它“由行政法规定并产生行政法上法律效果”的属性。
第三，行政相对人行为是行政法律关系结构中由公民个体一方作出的行为。关于这一点应有两个方面的认识：（1 ）行为的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一方，这是反映行政相对人行为主体身份的本质属性。它表明，行政相对人行为不能离开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并且，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主体既不是行政主体，也不是国家监督机关。（2 ）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与行政行为（即国家行政活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它是与行政行为互动而具有对应性的行为。这又是它所特有的、行为关联上的本质属性。法律行为是法律关系的动态形式，是双方或多方行为的互动。行政相对人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对应的一方主体，其行为的特定之处就在于它只同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互动，它由行政行为所引起，或者它要引起行政行为的发生，或者是与行政行为溶合的双方合意行为。公民个体之间的、不与行政行为互动的行为，不属于行政相对人行为。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律调整的交叉性，有时公民、法人的同一行为既与他方公民、法人的行为对应，又同时与行政行为对应，此时就该行为与行政行为对应的这一层面讲，它也属于行政相对人行为。
从以上各本质层次来把握，我认为，对行政相对人行为可以界定为：指在国家行政活动过程中，由与行政主体对应的公民等一方所作出的、能产生行政法效果的各种行为之总称。如此界定行政相对人行为，其目的是要将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国家监督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行为以及公民一方的其他行为都区别开来。其中，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国家监督机关对行政活动的监督行为由于有主体身份上的明显不同，因而已比较清晰。但行政相对人行为与公民等一方的其他行为由于常常发生于同一形式的身份，尚不易辨分。这需要着重于从行为的“行政法效果”上进行把握。
行政相对人行为与公民一方的其他行为相比较，其重大的区别点在于，行政相对人行为是受行政法调整，产生行政法上的后果。通常可以表现为：凡行政相对人行为，都是公民等一方应受行政法奖励、授权、命令或禁止的行为。否则，它就为公民等一方的其他行为。（1 ）行政法禁止的行为。行政法禁止的行为是在行政法的价值判断上予以否定的行为，因而这类行为受到行政法约束，一旦公民作出这种行为，就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导致行政主体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为的处理，形成对自己不利的行政法后果。这类行为都属于行政法否定的行政相对人行为。（2）行政法奖励的行为。 行政法奖励的行为是行政法在价值判断上大力提倡、鼓励的行为。这是行政法给予特别肯定的行为，如为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行为、为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见义勇为、热心公益事业的行为等。这类行为往往不是一般地行使法定权利或履行法定义务，而是超出法律对众人最低限度要求的行为，是行政法所支持、鼓励的具有较高道德水准的行为。这类行为在现阶段具有超前性，尚不能要求人人都必须作出的。一旦公民作出这种行为，就会导致行政主体行政奖励行为的发生，形成使自己受益的行政法后果。（3 ）行政法授权的行为。行政法授权的行为是行政法授权行政相对人有权做或不做的行为。这是行政法给予一般肯定和保护的行为。这类行为都由行政相对人自由作出，但受行政法保护。如人们依法律秩序正常进行的自主经营、信奉宗教、处分属于自身的财产等，都是行政相对人享有各种法定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行政法授权行政相对人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并保护这类行为不受他人侵害。在这里应当注意，人们常认为的“法不禁止即可为之”的公民等一方行为，并不都是行政法授权的行政相对人行为。在公民一方的行为中，有些虽属于行政法不禁止，但也并不是予以授权的行为。如公民在社会交往中不礼貌的举止、婚前性行为等。行政法对这类行为不禁止是因为它们对社会并无危害或危害很轻微，且通过道德谴责、社会习俗（如对不文明礼貌者断绝与其交往）等足以控制或矫正它们，行政法不予以干预。由于行政法对公民的这类行为不予调整，因而它们不属于行政相对人行为，而只是公民的一般社会行为。（ 4）行政法命令的行为。行政法命令的行为，是行政法要求必须做出的行为。这是行政法对行政相对人提出最低要求必须作出的行为。
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内容
按照人们对法律行为的一般分类，行政相对人行为也可以分为实体性行为与程序性行为。实体性行为是行政相对人实现其实体权利或履行其实体义务的行为，程序性行为是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权利和履行程序义务的行为。（注：当然，行政相对人行为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分为主动行为与被动行为、权利性行为与义务性行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不要式行为与要式行为等等。因本文论及的范围所限，不予以一一展开。）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性行为和程序性行为各有其内容，即行为所内含的意思和目的。以下作一简要考察。（注：基于篇幅和典型性考虑，这里只讨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
行政相对人实体行为所含的内容，是其自身的法定实体权利和实体义务。根据现实情况，又可以作几种具体划分：（1）获取权益。 获取权益是行政相对人从行政主体获得某种实体权益。如行政相对人得到行政奖励、抚恤金等。行政相对人的获益行为与行政主体的授益行为是一对互应的行为，两种行为在内容上也有着对应关系。（2）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是行政相对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享有或运用的权利或自由。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行政活动提出批评、建议的行为，其内容就是行使参与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指导的行为，其内容则是行使自主选择的权利。行政相对人以其行为针对行政主体行使法定权利时，对行政主体来讲则是要求其履行作为或不作为义务。（3 ）放弃权利。放弃权利是行政相对人以其自己行为表示放弃某种权利。行政相对人放弃权利的行为有两种，一种是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放弃，如以书面形式告之行政主体放弃某种利益；一种是以默示的行为方式表示放弃，如领取了出入境许可证后行政相对人在规定的期限、时效内不行使权利。行政相对人放弃权利能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一旦放弃权利就不再享有，或者免除了行政主体对他的相应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4）履行义务。 这是行政相对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履行实体义务。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为有很多，从行为方式讲，包括自觉主动履行、被行政主体直接强制履行、被他人代履行等。各种行为的内容都为履行其法定义务。而履行义务也有不同的种类：包括财产给付的义务；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义务等。在后一种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行为作出的本身，也就是行为所具有的内容。
行政相对人程序行为的内容，比实体行为的内容要丰富。因为程序行为既有它独立的价值，又有为实体服务的功能。它既要像实体行为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那样，具有行使程序权利或履行程序义务的内容，还包括有请求某些实体权利义务的内容。如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申请行为，既要实现申请权本身这种程序性权利，又可能请求实现其它的程序性权利（如申请行使并实现听证权），还可能请求实现有关的一些实体性权益（如要求获得许可证）。
行政相对人程序行为针对程序性权利和程序性义务而言，在内容上与实体行为的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包括行使、放弃程序权利和履行程序义务。对此不需多述。除此之外，程序行为所包涵的内容还会涉及请求实体权利义务、证明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
请求实现实体性的权利义务通常不取决于行政相对人自身，它往往须由行政主体作出决定。因而行政相对人这种程序行为多为请求行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请求行为所请求的内容主要包括：（1 ）请求获得特定权利或资格。请求获得特定权利或资格是行政相对人在认为自已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申请行为请求行政主体准许其享有一般人不能具有的某种权利和资格。如申请颁发某种许可证、申请救济金。（2 ）请求恢复权利或减免义务。请求恢复权利或减免义务是行政相对人在认为自己权利受到行政主体侵害或阻碍时，以其请求行为要求行政主体恢复自己的权利。如申请复议、提出申诉、请求行政赔偿等等。（3 ）请求确认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律事实。请求确认权利义务关系或法律事实是行政相对人之间为了固定某种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或在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曲扭、对某种法律事实发生争议时，以其请求行为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对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原状予以确认和裁决。如请求公证、请求行政确认和行政裁决。（4）请求保护合法权益。 请求保护合法权益是行政相对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他方侵害时，申请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并惩处侵害者一方。
行政相对人的证明行为所具有的内容主要是：（1 ）证明法律事实。证明法律事实是行政相对人主动或者应行政主体请求，以其证明行为，证实对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有影响的法律事实是否存在。这种程序行为就是以证明法律事实为其内容。它通常是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或多个行政相对人之间对某种法律事实发生争议时，行政相对人以其证明行为对法律事实的原状予以证实。（2）证明法律地位。 证明法律地位是行政相对人以其证明行为，证实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存在范围。它通常是因行政相对人之间或与行政主体之间对某种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行政相对人以其证明行为对权利义务的情况予以证实。行政相对人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的证明，与行政主体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的确认是不同的。确认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是行政主体行政确认行为的内容。行政确认是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一旦作出便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相对人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地位的证明，必须审查质证，并经行政主体予以确认才具有法定的证明力。
行政相对人行为作出后是否就能实现其内容，或者说是否能固定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这必然涉及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问题。
对行政相对人行为效力的认识
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即该行为所发生的法律效果，形成的特定法律约束力。行政相对人行为常被人们忽略了效力问题，因为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学者们大都认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一般由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所决定。（注：参见王连昌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意即行政主体无需行政相对人的同意就可产生、变更和消灭双方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这其实是对行政相对人行为法律效力的错误认识，也是导致一些行政主体漠视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一个根源。
行政法学长期以来着眼于行政行为并只关注行政行为的效力，与人们的行政法观念有较大的关系。控权理念下的行政法，以控制行政行为为中心，行政法的基本任务就是对行政行为进行设计并依其设计的标准进行司法审查。对此，英美许多行政法学者都有一致的论断。著名英国行政法学者h.w.r.韦德指出：“作为行政法的第一种表述，可以说行政法是管理公共当局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一系列普遍原则。”“行政法的实质在于法官创立的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原则，这些原则为所有的公共当局确立了行为准则。”（注：〔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网络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美国行政法学者k.c. 戴维斯定义“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尤其是包括规定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法律”。（注：kneenth culp davis,administrative law,west publishing 1977,p.1.）在这种行政法观念中，行政相对人行为被认为是公民自由的范畴，是放任而开放的领域，它当然不属于行政法研究的问题。管理理念中的行政法，同样使行政行为成为行政法的重点，因为行政法是对行政管理方法的规定。这一点，在前苏联行政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前苏联行政法学者b.m.马诺辛认为：“行政法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国家管理是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管理的一种形式。管理主体对管理对象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行政法规范（与其他手段一起）来实现的。”（注：〔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行政法的这种理解，使得行政法成为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规范。至于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只是在如何运用管理方法时才会被作为一个条件而提及。
从法理学角度讲，行政相对人行为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是指该类行为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相对人行为发生效力，源于行政法规定了该类行为的模式及其后果。根据法学基本理论，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主要是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既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又包括公民等一方的行政相对人行为。这就不能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只取决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当然，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效力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有所不同。在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上，行政行为由于是国家行政权的运用，许多都具有自行强制执行力，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能直接产生、变更或消灭各种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相对人行为是个体行为，不具有对行政主体的自行强制力。但是，没有自行强制执行力并不等于不能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对此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细节上考察实际应分为决定阶段和执行阶段。如果只是决定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而未执行，则这里所谓的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并没有处于最终实现的状态。但是，对于依法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来讲，其不仅可以决定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而且在行政相对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还能通过自己的直接执行手段强行使之最终实现。而对于没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来讲，其只能决定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相对人反对的情况下，该类行政主体并不能直接执行而使之最终实现。通常它们也需要借助国家司法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如果国家司法机关经审查对行政主体的决定不予强制执行，则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就达不到最终实现的状态。这就要形成对“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两种意义上的理解：一是既决定，又自行执行使之实现；二是仅决定而已。而对于没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来说，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只能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如果我们在第二种意义上理解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则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其实具有同样的作用：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行为也能决定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在行政主体反对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自己当然不能自行强制执行使之实现，但他们也可以借助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及强制执行权。从运行机制上讲，行政相对人行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在这里并无根本的差别。据此，“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一般由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所决定”的观点，如果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则是正确的；如果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则是片面的。由于现行法律设计了“决定与执行分离”制度，使得大量没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主体存在，因而第二种意义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使用。这样，便应当说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同样能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相对人行为产生、 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1）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双方合意使行政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这发生在行政合同、行政委托等法律关系中。实际上，当行政相对人积极与行政主体合作而自觉以其行为行使或履行行政法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时，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将更为顺利，公正与行政效率无疑也都得到了保证；（2）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义务的行为， 可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消灭；（3）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行为， 可以形成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如果行政相对人申请的实体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则就会产生、变更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但在最终实现上，如果行政主体拒绝，行政相对人无权实施自力强制，必须借助有关国家机关的权力来实现。
行政相对人行为发生法律效果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根据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行政相对人行为的生效条件包括主体、内容和形式几个方面：
1.行为的主体条件。行为的主体条件要求作出行为者必须具有规定的行为主体资格。关于行为主体资格，法律对不同行为的主体有不同的资格要求，概括地讲主要包括：（1 ）行为主体必须是以自己的名义就自身的权益事项作出法律行为的主体。主体如果以他人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而作出行为，该行为通常不能产生法律效力。（2 ）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要达到法定年龄。行政相对人的有些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并不要求年龄条件，如申请迁移户口等，但有许多行为的生效是要求一定年龄的。如参加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要求服兵役、申请婚姻登记、申领居民身份证的行为等等。（3）其他法定的主体资格条件。 这是指各种不同具体法律行为产生效力所要求的主体资格条件。如申领抚恤金必须是残废军人、烈士遗属等有特定身份的主体，申请成立社团组织的主体必须是该社团组织的筹备机构等等。
2.行为的内容条件。行为的内容条件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行为在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这包括行为所主张或履行的是法定的权利义务，所请求的事项是法定的、属于行政主体管理范围的事项等等。
3.行为的形式条件。行为的形式条件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行为符合法定形式。包括：（1）对于不要式行为， 行政相对人可以采用各种形式作出意思表示；行为依法规定属于要式行为的，还必须具有法定的特别形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如申请行为必须具有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申请及相应的证明材料；（2）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3）必须送达行政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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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论文--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摘要：本文在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两分的框架下，讨论了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首先，文章对行政法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的必要性作了阐述；接着提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最后讨论了行政法对社会公共行政进行调整时应注意到的两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社会公共行政；行政法；公共行政 行政分为私行政和公行政，公共行政即指与私行政相对的公行政。公共行政这一术语开始时仅表示国家行政，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已得到大大扩展。现在，公共行政已普遍被承认包括国家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两方面的内容。政府公共行政是指政府根据法律规定所实施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公共行政则是指社会性的公共组织对一定领域内的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随着行政权社会化趋势的加强，社会公共行政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作了程度不一的探讨。对于行政法学界而言，社会公共行政这一领域具有巨大的冲击性，将会使原有的行政法理论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可以设问，行政法是否应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如何进行调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由此将需要对原有的行政主体、行政组织、公务员等一系列问题作新的理解和解释。以行政主体这一概念为例，如按以上思路，它就应该包括社会公共行政的主体。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社会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尝试对行政法为何应调整社会公共行政等问题作出回答。 一 行政法为何应介入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呢？这个问题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这是社会公共行政对行政法的需求决定的。 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履行公共职能，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但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在公务涉及的范围上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政府公共行政是以所有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而社会公共行政只是涉及到一定领域、一定行业的公共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社会公共行政主体不考虑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只顾及本领域、本行业的公共利益。这时候就需要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对社会公共行政主体进行监督管理，而这就需要行政法的法律支持。 社会组织进行公共行政需要具有公共权力。而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来源如果不依靠有关行政法律、法规授予，仅仅依靠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性权力（如行政组织成员对行政组织公共权力的认可），其权威性不能确立，其合法性也成问题。 在社会公共行政过程中，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公共管理行为有可能会侵犯相对人的重大权益。虽然社会公共行政的强制程度比政府公共行政弱，但仍然可能有涉及到相对人重大权益的处理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对相对人的救济是必须考虑到的。这仍然会涉及到行政法上的救济问题。当然，这里不是主张法律救济可以替代所有的救济方式，但法律救济是最彻底、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当相对人的重大权益受到损害时，我们没有理由堵上司法救济这扇大门。 第二，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自身发展的需要。 社会公共行政这一新领域给行政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会改变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现代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与行政法诞生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美法系最早给行政法下定义的是英国法学家奥斯丁，他认为行政法是规定主权行使之限度与方式：君主或主权者直接行使其主权，或其所属之高级行政官吏之行使主权者授予或委托之部分主权。1英美法系行政法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从控制行政权力与行政程序两个方面概括行政法的定义，如著名行政法学家K·C·戴维斯教授就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程序的法律，包括法院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在内，2也包括行政机关所制定的程序法规在内。然而，这只是狭义的行政法定义，英美法系很多著名行政法学家提出了代表新趋势的广义行政法概念。如P·L·斯特劳斯教授认为，在二十世纪初期当公共行政发展的时候，学术界发展了行政法概念，它包含几乎全部和公共行政有关的事项。3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的概念几经变迁，也朝着广义的方向发展。如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调整公共行政组织与权限、协调市民与行政权的法。通过行政法学者们的学术探讨，法国的行政法概念从权力行为转变为公共服务，行政的功能从权力行为亦变为一种服务的社会作用。4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行政法概念的发展，都适应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组织将行使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权力，如果作为调整公共行政法律规范总和的行政法固步自封，无视社会公共行政的存在，将会大大削弱行政法的调整功能，也不利于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发挥作用。 把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任何法律要获得良好的贯彻实施效果，其合法性是重要因素。不管是我国法律一级的规范性文件，还是各级政府制订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都存在一个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的问题。而社会公共行政就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途径。一般而言，社会公共行政所涉及到的通常是公众日常生活中所最常遇到的公共事务，公众比较关心这类公共事务的管理，也较热衷于参予到其中去。这就使社会公共行政容易反映民意，其管理活动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将社会公共行政中公众反映的问题反馈到行政法的制订上去，使行政法尽可能地满足公众的需要、现实的需要。此外，我们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将社会公共行政主体制订的一些暂时还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以行政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些都是行政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举措。 另外，将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原因还在于，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区分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很难绝对地确定两者之间的界线。“虽然传统的行政法只调整政府公共行政，但在当今社会，政府公共行政和社会公共行政的分工已经不是单纯的和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的发展、行政目标的要求、宪法和立法机关的决定，或者是出于工资和预算等行政技术和物质、人事方面的考虑，更有利于行政任务的完成。”5 我国已有学者认为，现代行政法应当将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纳入调整范围的必要性在于：1.社会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频繁。2.这种社会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机关的行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是管理主体的不同而已。3.既然社会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公民权益，就必须要一定的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才能确保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权益不受社会组织管理行为的侵犯。6 可见，社会公共行政应纳入现代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新时代对行政法的要求，是社会的客观需要。 二 在探讨社会公共行政范围时，本文非着重于政府公共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的界定，而是将社会公共行政置于公共行政这一前提下讨论何为公共行政，即注重它与私法上行为的区分。一般认为，履行公共职能的行为即为公共行政，但公共职能又怎样界定呢？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又涉及到公法与私法的界分问题。因为我们区分公共行政就是为了让其适用与私法不同的公法规范。 凯恩教授认为：“一种职能是否公共职能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可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答。他主张区分公法和私法要以这样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我们为什么要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划出界线。划定界线的理由影响划定界线的方式，而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界分公法和私法的理由多种多样，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标准，用以解答什么是公法规则与原则适用的适当空间这一规范性问题。所有这些标准非常复杂；在诉讼场合将它们适用于特定案件，要求法院进行艰难的、有时是颇有争议的价值判断。”7凯恩教授给出了说明理由的一个路径，即结合具体情境阐明为什么要界分公法与私法，而后从界分的理由出发来确定界线之所在。在理论和实践的可能前景范围内，我们也许还会得到别的路径，但基于充分理由之上的个别化处理是不变的适当方式。8 从美国的相关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共职能界定的变化。私人公园的经营以前并不被认为具有公共职能，但在EvansV.Newton一案中，一家私营公园只供白人使用，被黑人诉诸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公园虽由私人经营，但其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职能，应当适用宪法关于平等权的规定。法院进一步指出，公园如同消防队、警察局等传统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应属于公共领域。9可见，公共职能是不断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所以公共行政的界定与公共职能的界定以及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一样，其范围不是绝对确定的，而是与私法行为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中。我们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情境下适用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界定。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行政主要包括基层自治行政、公共事业行政、志愿组织行政、社会中介行政四大类。10那么，是否所有的这些社会公共行政都需要行政法的调整呢？并不是所有公共职能都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只有当这一项职能对于相对人在宪法和法律上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需要国家的公权力进行一定调整以保证该职能的实施的时候才可以被纳入公法调整范围。11像一些社会组织自愿提供的公共服务，缺乏行政权力的行使要素和特征，没有必要将其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在确定行政法应调整哪些社会公共行政时，下面因素是应该被考虑到的： 第一，公众的重大权益是否有可能被侵犯。当社会公共行政涉及到公众的重大权益时，我们需要法律的介入以规范其行使并提供有关的救济方式。社会公共行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主管理，会形成自我约束机制或规范，但自我管理涉及到公民个人的重大权益时，法律保留的原则是应坚持的。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不同，在私法领域中契约自由原则占主导地位。而在公法领域，契约自由原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个公共社区不得基于全体公众同意而不经法律许可私自设立一个可以基于一定事实实施人身强制的机构。 第二，社会公共行政履行的公共职能重要程度，即看该项公共职能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如何。如果该项公共职能关系到可能严重影响公众的领域，行政法应对其进行调整。公众需求强烈的公共职能，如不以行政法进行调整，单纯以社会组织自身愿望进行，就有可能出现公共职能履行缺位或不良履行等情况。如一个城市的公共汽车营运，在交由社会组织管理后，如果行政法完全退出该领域，倘若社会组织私自决定停止公共汽车营运，势必给这个城市的市民交通带来重大影响。因而行政法不应完全退出该领域，应由有关行政机关监督社会组织的公共职能履行。 第三，社会公共行政管理手段的强制性程度。如果社会公共行政对相对人的强制性较强，理应将其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参考文献」 1.李放：《比较法教程[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2.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95年版，第39、40页。 4.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5.于安：《德国行政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6.黎军：《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7.PeterCane，转引自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页。 8.12.13.沈岿：《扩张之中的行政法适用空间及其界限问题》[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C]，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419页。 9.395U.S296（1966）。 10.赵立波：《浅说公共行政》[N]，《光明日报》2001-5-4。 11.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A]，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41142、页。 冯伟温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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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谁知道现成的 听证质询 制度

听证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主体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随之向行政主体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主体听取其意见、接纳其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英国行政法中，具体表现为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其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听证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是在二战后基于对膨胀的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抑制而兴起，由美国引导的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浪潮，则把行政法治推进到现代高峰。正是基于这种客观实际，行政程序在实行法治的今天，受到越来越高地重视。行政程序制度要求公开、公正、民主参与，公正程序则要求告知和听证，这就决定了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和参与原则的最充分、最集中的体现。程序公正的核心要素是听证的权利。当某个法律决定将要影响特定当事人的权益时，这些当事人应当享有了解作出该决定的相关信息、反驳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K.C.戴维斯指出，听证权的基本问题就是：“由于政府行为或某个决定而可能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应当被赋予了解有关信息并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

质询制度是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的一种监督制约手段，从理论上探讨完善我国质询制度的实现途径，对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依法治国有重大意义。

质询是指议员在议会会议期间，就政府的施政方针、行政措施以及其他事项，向政府首脑或高级官员提出质问或询问并要求答复的制度。质询的主体，也即质询案的提出主体包括议员(或代表)个人、议员群体或代表团、立法机关的委员会等。质询的对象是行政机关，并由行政首脑或其他高级行政官员进行答复。但有些国家宪法也允许对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提出质询，例如越南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的质询对象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部长与政府其他成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质询的方式主要有口头和书面两种，法国参议院还有“附讨论的口头质询”方式，因为法国的内阁不对参议院负责，参议院不适用质问程序。采用附讨论的口头质询不引起信任投票，而是以提出建议案告终。关于质询及答复的时间各国也有不同规定，如英国议事规则规定，在下议院集会期间每周一至周四下午3点至3点45分为质询时间，而更多的国家则只规定在议会会议期间，并不如英国规定得这般具体。而对答复期限的规定更是差异巨大，答复口头询问时，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政府可在提出问题的当天予以答复，而有些国家则规定了最长时限。

需要指出的是，“质询”作为一种制度乃是概称，对质询的最重要且更有实质意义的分类是：一是质问(imterpellation)，也称“正式质询”；二是询问(question)。这种分类法着重从质询产生的不同后果进行划分，即“询问的性质不严重，亦不会引起政潮；而质问则往往引起政潮。”[1]质问涉及的一般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重要问题，因而会引发一般性辩论，即所谓“质问必须附有辩论。”辩论完结后，往往伴有议会对政府全体阁员或某部官员的信任和不信任表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质问具有政治制裁的性质，是一种强有力的议会监督政府的手段。因此，许多国家对是否采用质问形式态度谨慎，担心质问的频繁会影响内阁的稳定。英国仅有询问而无质问，即使提出“延会动议”，要求将其他事务搁置，对议员质问之事加以辩论也不会轻易引起政局动荡。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多规定了质问形式，但也加以限制以防止滥用质问权[2]。

询问则是由议员就特定事项向政府首脑或部门主管提问，对方一般只予以回答、澄清而不构成辩论，它重在了解情况、施加压力和进行督促，并不构成对政府责任的追究乃至制裁。询问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是由议会用对大臣的询问取代了曾用于公布冤情和审查政府政策的陈旧形式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3]。后来，询问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几乎被所有责任内阁制国家采用。近年来，至少有20多个国家的询问制不绝对地排斥辩论，在一定情况下引发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政府官员的压力。询问要求有问必答，但若议员对政府官员的答复不满意，可不经预先通知径直提出补充性询问。

㈦ 为了保证能够实现正当程序中的中立要求 我国普遍实行的诉讼原则是

为了保证能够实现正当程序中的中立要求 我国普遍实行的诉讼原则是？我国诉讼共同基本原则及制度：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3）适用法律平等原则。
(4）诉讼以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原则
(5）人民检察院对诉讼实行监督原则。
(6）公开审判原则。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一律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判时必须公开。
(7）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而要求与案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审判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不得参与本案的审理活动或诉讼活动的审判制度。
(8）合议制度。
(9）两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是指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
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1，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2）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3）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4）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5）辩护制度。
(6）强制措施。
2．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l）调解原则。
(2）处分原则。
(3）支持起诉原则。
(4）辩论原则。
(5）财产保全。
(6）先予执行。
(7）诉讼费用。
3．行政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1）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则。
(2）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