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案例摘要

『壹』 行政拘留成功撤销案例

摘要 县公安局履行行政处罚事前告知时，王某明确要求陈述和申辩，县公安局并没有对陈述、申辩情况制作笔录，其辩称王某未提出具体的陈述、申辩理由，但告知笔录也没有关于询问、听取王某陈述、申辩事实理由情况的记录，没有证据证明县公安局对王某的陈述、申辩要求进行了依法处理，在告知权利的当日即作出、送达处罚决定并于当日执行拘留，不符合程序正当的原则。

『贰』 法律案例

案例一：因为与前妻离婚多年，淫欲难耐的父亲，竟然将魔爪伸向自己的亲生女儿。新安晚报、安徽网记者9月1日从枞阳县法院获悉，虽然被告人曹建最后强奸未遂，但其违背伦理道德，法院仍以犯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曹建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曹建与前妻因感情不和离异近十年，女儿一直由曹建抚养。2015年暑假，上高中的女儿小花放假回家。一天晚上，小花在床上玩手机，当看到父亲进入房间时便立即将手机藏匿身下。曹建见状便斥责小花整天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玩手机，导致手机费过多。小花未予辩驳，当即曹建便掀开小花身上的被子欲抢夺手机查看。
当曹建看到小花已经发育成熟的身体，遂起歹意，抱住年仅15岁的小花便欲奸淫。后因小花极力反抗，曹建才未得逞。后小花将此事告之母亲，曹建才因案发被抓。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曹建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依法应予惩处。虽然曹建犯罪未遂，并在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庭审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曹建侵害的对象是其亲生女儿，行为有悖纲理伦常，社会影响恶劣，酌情又应对其从重处罚，据此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案列二：法院今年5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强奸罪判处常铠霖有期徒刑3年半。另外，因将被害人丁女士所穿内裤扔掉，二中院终审以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北京天玺书画院王某永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冯某有期徒刑11个月。
目前，因对一审判决不服，常银生已经向二中院提起上诉，案件正在审理中。丁女士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律师苏先生表示，这件事每次提及，对丁女士都是一种伤害。“她希望这件事赶快过去，让施暴者及犯罪者都受到法律的惩罚。”
施暴事件特型演员涉嫌强奸书画爱好者
2014年5月26日，本报曾报道常银生涉嫌强奸一事，当事人丁女士告诉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她是房山人，从小就喜欢书画。2013年冬天，她在朝阳观音堂举办的一次书法笔会上，认识了常银生。
丁女士说，“他说他是特型演员，在很多电影中演过角色，我们互相留了微信号。他书法写得不错，在圈内小有名气。我此后和他偶尔通过微信联系，都是谈论和艺术有关的事。”
事发一周前，北京天玺书画院王某永联系丁女士，说希望她和常银生一起在书画院聚个餐，“书画爱好者一起聚会并不少见。”丁女士说，她没有多想，就欣然赴约。
2014年5月25日下午4点多，丁女士开车从方庄桥附近接到常银生后，一同赶往位于大兴区科苑路甲18号的北京天玺书画院。
丁女士说，当晚从7点多到9点多，3人都喝了酒。晚上9点40分左右，她吃完饭去卫生间，出来后就被常银生抱住了，并被其带到紧挨着卫生间的一个卧室内。当时她一直大喊救命，“没有人来救我……之后他拿出手机不停地拍照。”事发后，丁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报了警。
最新进展因强奸未遂常银生被判3年6个月
丁女士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律师苏先生告诉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特型演员常银生强奸案一审判决已经下达，常银生因强奸未遂被判有期徒刑3年半。此案中，帮助破坏案发现场的北京天玺书画院王某永(曾是一名民警)也已经被判刑。
5月20日，大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常银生在北京天玺书画院内，趁被害人丁女士酒后之机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未果，其间，被告人常银生强行对丁女士一些部位拍摄裸照。
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常银生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一审判决后，常银生不服，向二中院提起上诉。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受害人婉拒采访希望施暴者受到惩罚
苏律师告诉法晚（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这件事每次提及，对当事人丁女士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所以开庭的时候，她并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现在她心里希望这件事赶快过去，让施暴者及犯罪者都受到法律的惩罚。”
丁女士通过律师之口，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苏律师说，当天审判的时候，法院先审理的是刑事部分，对于此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能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进行。
案件揭秘书画“院长”指使手下藏匿强奸证据
51岁的王某永是北京市人，硕士研究生文化，44岁的冯某是山西省朔州市人，农民。在多名证人及受害人丁女士证言中显示，他们平时称呼王某永为王院长，冯某则是北京天玺书画院的经理。
王某因涉嫌包庇罪于2014年5月30日被羁押。冯某则于2014年5月28日被羁押，后两人都被取保候审。
大兴法院判决认定，2014年5月25日22时许，王某永在北京天玺书画院内，在丁女士告知自己被常银生强奸后，将丁女士所穿内裤扔到书画院内垃圾桶内，后又授意冯某将丁某内裤扔到书画院外排水沟内。冯某最终将丁某内裤藏匿于书画院南侧平房门附近的黑色胶皮垫下。
王某永曾供述，当晚吃完饭后，他到画室写字。写完后到院里看见冯某，就问常老师和丁老师怎么还不过来，冯某说姓常的走了。他看见丁女士的车还在院里，就问丁女士在哪，冯某说可能在北侧房间里。两人就一起去了北侧房间。
王某永说，他在卧室门口看见地上有呕吐物、枕巾、毛巾，还看见丁女士侧身躺在床上，下身赤裸。他问怎么了，丁女士说：“老常欺负她，给她拍照，男友让她报警。”
王某永表示，因为他在进屋时踩到了呕吐物，就在地上一个类似毛巾的东西上蹭了蹭脚，后来想着不好，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才发现是一条内裤，他没多想就将内裤扔在大门南侧的垃圾桶里了。后来他给冯某打电话，让他去把内裤再扔远点。
冯某称，王某永让他把垃圾桶里的内裤扔到院外的排水沟里，他找到内裤后，看到垃圾桶南侧有一个黑色垫子，就把内裤藏在垫子下面了。
民警在查证常银生强奸案时，发现王某永、冯某向公安机关隐瞒事实，后将两人抓获。
干扰司法书画“院长”及手下终审获刑
大兴法院认为，王某永、冯某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其行为均已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法院一审以帮助毁灭证据罪，判处王某永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判处冯某有期徒刑11个月。一审判决后，王某永不服上诉。他表示当时不知道扔掉的是丁某的内裤，也没有指使冯某将内裤扔掉，且内裤并非证据，请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
二中院查明，王某永目睹丁某所处状况，并在丁某告知其自己被强奸后，将放置于案发地的丁某内裤带出屋外丢弃，后又指使冯某将该内裤再行丢弃，上述事实有王某永、冯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证人证言等佐证，法院予以认定。
法院认为，王某永、冯某藏匿受害人内裤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的侦查工作，符合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二中院终审裁定驳回王某永的上诉，维持原判。
相关链接
据公开资料显示，1963年出生的常银生是河南省人，高中文化，艺名常铠霖，影视一级演员，周恩来的扮演者。曾出演电影《延安保育院》和《共和国不会忘记》。
案发前，常银生为国际商影务电视台副台长，国际书画频道总编辑，星艺国际影视传媒文化公司总经理，北京天玺书画院艺术顾问。
相关法条
刑法第307条第2款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象则是当事人。当事人既包括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被告人等，又包括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等，还包括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如原告、被告等。

『叁』 法律案件分析

摘要 1.

『肆』 行政案件都有哪些

法律分析：行政案件是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经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立案处理的行政争议。对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不服的，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伍』 法律案例及分析

法在我身边

字典上解释“法”为：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受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包括法律、法令、条例、命令、决定等。
“法”和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会用法律来维护我们的正当权益。而若是触犯了法律，永远也逃不出法网。
某市一位杨阿姨到附近的邮电局营业厅办理电话安装，可此邮电局营业大厅贴出通告，规定凡在本市安装电话的用户，必须到其下属企业购买电话机，用户办理装机手续的同时，先交电话机款，否则不予办理。杨阿姨在办理电话安装业务遭到拒绝后，将此邮电局的做法申诉到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核实，指出企业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构成了不公平交易行为，责令该企业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罚款。杨阿姨运用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湖北省某市一名中学生因考试成绩不理想，放学回家后遭到母亲的打骂，晚上趁母亲熟睡时将母亲砍死。这名中学生为一时冲动犯下的罪恶而悔恨终生，公安人员将其逮捕，他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企业领导，知法犯法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赃款，行贿受贿，最终将自己推向万丈深渊，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从小就已经开始学习思想政治，面对充满诱惑的世界，作为初中生的大家更应该增强法制和道德观念，自觉规范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要懂得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社会有关的法律，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全面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自觉的遵守法律法规，做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法在我身边
都说法律像隐士一样时隐时现。我认为它更像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世界万物与我们。
还记得看过这样的一篇报道：在纽约作者和两位德国朋友合租了一间房子。一天房东的小儿子生病了，开始请了医生，可后来他的小儿子吉米的体温不段升高，气息渐如游丝般微弱。房东又去叫医生可医生不来了，原来是他上次看病的钱还没有付清，医生坚持要先看到钱才来，大家都忙着凑钱可最后还是失望的摇头叹息。朋友吉特是小儿科医生，可他还不能给别人看病，因为他没有通过美国的国家医生执照考试。房东猛然转身对吉特吼道：好歹你也是医生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孩子死掉。再过几个月吉特就可以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崭新的生活。如果他站在法律的一边，可以看到的是他灿烂的将来，如果他站在救人一边，他就会辜负这个提供他新家园的国家，违反法律失信于政府。而且万一被捕他会丧失居留权陷入无边的困境中。现在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痛楚中瑟缩的吉特最后作了决定，他为吉米的小生命奋战了十天十夜，就在小吉米可以下床的那天，他被逮捕了。大伙都没有去上班，都赶往纽约市立法院，他们高呼吉特没有罪。法官面带微笑的站起来，举起棰子敲向桌面：“吉特先生，你违反了法律，”法官说，“原因是为了遵循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医生的良知，因此我判你无罪。”
这就是法律，虽然我们总在说法不容情，虽然它们像一种无形的锁链紧紧的束缚着我们。可它更多的是教会了我们人性的真善美。她告诉我们世界有一种东西叫公平，有一种东西在她面前我们一律平等，没有权贵差异没有贫贱之分。它让世界充满人性美，更加绚丽多彩。故事中的吉特用自己医生的良知冲击着法律，而法律用自己诠释着人间的真善美。
人们常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这大千世界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准则来束缚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社会安定、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这个准则就是法律，任何人或物都在它的掌控之中。它教会我们如何创造美好享受幸福。

『陆』 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以及谈谈对正当程序原则的理解与认识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2-07

『柒』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阅一些资料就知道了。

『捌』 什么是行政案件

法律分析：行政案件是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经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立案处理的行政争议。行政争议一经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受理，即变为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的前提是行政争议事实的存在和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起。

根据对行政争议进行处理的机关的不同，行政案件可分为以下两类：

(1) 行政机关自行处理的行政案件，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向该行政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法定机构提出申诉或控告，上述机关受理并予以解决的行政案件。（2）行政诉讼案件，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判的行政案件。对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机关自行处理的行政案件，还可依法由人民法院予以审理和裁定。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 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玖』 关于行政人员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的案例分析与答案

杨庆峰诉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行政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应当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算。这里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应当包括工伤事故导致的伤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日。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结果尚未实际发生，工伤职工在伤害结果实际发生后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不属于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情形。

原告：杨庆峰。
被告：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钱宗建，该局局长。
第三人：无锡市机关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强，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杨庆峰因与被告无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无锡市劳动局)发生工伤认定纠纷，向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杨庆峰诉称：原告于2004年3月进入无锡市市级机关汽车修理所(以下简称汽车修理所)从事汽车修理工作。后汽车修理所改制为第三人无锡市机关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汽车修理公司)。 2004年6月某日，原告与师傅王继聪拆一辆汽车的拉杆球头，用榔头敲打球头时铁屑溅入原告左眼中。当时原告只是感到左眼疼痛，视物有点模糊不清，随即停下手中的工作，但并没有特别在意，汽车修理所也没有及时送原告就医诊治。2006年10月3日，原告左眼突然剧烈疼痛，感到视觉模糊，10月4日左眼即看不到任何东西。原告由父亲陪同到医院诊治，确诊为陈旧性铁锈症，经过手术治疗，虽然病情趋于稳定，但造成左眼永久性失明。而且，根据医生的陈述，从医学的角度看，此类陈旧性铁锈症如果造成一眼失明，则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感染发展，导致另一眼的失明。原告于 2006年12月21日向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赔偿原告因涉案事故受到的损失，并承担后续治疗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系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应请求工伤保险赔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遂于2007年4月9日向被告无锡市劳动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07年4月11日以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而不是被告所称的事故发生之日。涉案事故虽然发生在2004年6月，但当时伤害结果并没有实际发生，至2006年10月3日原告眼疾发作时，才是涉案事故伤害发生的时间，2006年10月13日原告在医院手术后取出铁屑之时，才是最终确诊涉案事故伤害的时间，也是原告得知自己所受伤害系由涉案事故所致的时间。因此，原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时效，应从2006年10月13日医院确诊开始计算。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违反了《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原告杨庆峰提交以下证据：
1．被告无锡市劳动局作出的[2007]第 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无锡市劳动局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2．杨庆峰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杨庆峰的身份及其诉讼主体资格；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根据原告杨庆峰的申请，调取了该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2号案件卷宗内的以下证据：
1．两次庭审笔录以及证人王继聪、傅生龙、周仁良的当庭证言，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发生的情况；
2．杨庆峰的医疗费凭证、出院记录，用以证明杨庆峰因涉案事故受到的伤害后果、该伤害后果与涉案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杨庆峰为此所支出的医疗费用；
3．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最初对杨庆峰主治医生王祥群所作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杨庆峰眼睛所受伤害在病理上的特殊性，以及铁屑溅入眼睛后因受伤部位的不同和病人感觉情况的个体差异，可能导致伤害潜伏期，并证明涉案事故与杨庆峰所受伤害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4．杨庆峰的工资表，用以证明杨庆峰与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5．企业转制材料，用以证明汽车修理公司应对涉案事故负责；
6．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就涉案事故提起民事诉讼，被法院依法裁定驳回。
被告无锡市劳动局辩称：2007年4月 9日，原告杨庆峰以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职工的名义，申请被告对其在2004年6月从事汽车修理工作时发生的事故进行工伤认定。被告受理后，经调查取证，查明原告确于2004年6月在工作中发生事故，但原告直至2007年4月9日才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的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故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于2007年4月11日作出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杨庆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理由如下：1．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涉案事故发生于2004年6月份，原告于2007年4月9日才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早已超过了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的或者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超过规定时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因此，被告作出的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完全正确。2．原告关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里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是针对工伤认定申请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强调的是“日”这一固定的时间点，即事故与伤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那一日。原告认为应认定 2006年10月13日最终确诊之日为涉案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并认为其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应从该日起开始计算。其诉讼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没有事故就没有伤害，事故与伤害密切相关，事故发生之日也就是伤害发生之日，这一时间点应当是固定的，不是随意可以变动的。《工伤保险条例》之所以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就是要在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工伤职工怠于申请工伤认定作出一定的限制，以节约行政管理资源，提高办事效率，便于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受理杨庆峰工伤认定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无锡市劳动局提交以下证据：
1．被告作出的[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2．《工伤认定申请表》、原告杨庆峰的工资表、身份证、医疗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审核杨庆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所依据的材料；
3．被告对原告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被告在涉案工伤认定程序中进行了调查并形成相关材料；
4． 《无锡市职工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单》、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交寄邮件清单、送达回执，用以证明被告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述称：同意被告无锡市劳动局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以证明第三人的法人资格；
2．单位转制批复，用以证明汽车修理所改制为第三人的情况。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杨庆峰于2004年3月进入汽车修理所(该单位于2005年6月因改制变更为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从事汽车修理工作。2004年6月，原告与其师傅王继聪共同拆卸一辆汽车的拉杆球头，王继聪用榔头敲打球头时导致铁屑溅入原告的左眼中。原告当时感觉左眼疼痛，滴了眼药水后疼痛缓解，故未去医院检查。2006年10月 3日，原告感觉左眼剧烈疼痛，视觉模糊，于同年10月5日到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诊疗，同年10月11日至13日经医院手术治疗，诊断为：1．左眼外伤性白内障；2．左眼铁锈沉着综合症；3．左眼球内附异物。虽经治疗，原告的左眼视力明显减弱。医生诊断认为杨庆峰左眼所受伤害与涉案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从医学角度看此类事故伤害可以存在较长的潜伏期。2007年4月9日，原告向被告无锡市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于同年4月11日以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已超过规定的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了[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同年4月17日邮寄送达给原告和汽车修理公司。原告不服，于2007年 4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
另查明：2006年12月21日，原告杨庆峰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无锡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系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汽车修理公司，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因涉案事故伤害就医诊疗所支出的医疗费人民币10 718．29元并承担后续治疗费用。案经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请求工伤保险赔偿，不能直接对用人单位提起民事诉讼，故于2007年4月 26日作出(2007)南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后果尚未发生，伤害后果发生后经医生诊断证明确系工伤事故导致的，应当如何确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的或者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超过规定时效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予受理。”根据本案事实，原告杨庆峰于2004年6月在工作中发生事故，至2006年10月事故伤害结果实际发生，经医生诊治认为杨庆峰所受伤害确系涉案工伤事故导致。被告无锡市劳动局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就是指“事故发生之日”，据此将2004年6月发生涉案工伤事故的时间作为杨庆峰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没有考虑涉案工伤事故的特殊性，是错误的。根据医生的诊断证明，杨庆峰所受伤害在临床上称之为铁锈沉着综合症，该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受伤后可能暂时不发生伤害后果，伤害后果的发生可以存在较长的潜伏期。本案中，涉案工伤事故发生两年多以后，伤害结果才实际发生，在此之前杨庆峰并不知道自己在涉案工伤事故中受到了伤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在涉案工伤事故发生后及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被告以2004年6月涉案工伤事故发生的时间作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是错误的，不利于保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本案应以伤害结果实际发生的时间作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杨庆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未超过规定的申请时效，被告作出的涉案《不予受理通知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综上，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19日判决：一、撤销被告无锡市劳动局于2007年4月11日作出的[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二、被告无锡市劳动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60日内对原告杨庆峰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无锡市劳动局负担。
无锡市劳动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1．《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是针对工伤认定申请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强调的是“日”这一固定的时间点，即事故与伤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那一日。没有事故就没有伤害，事故与伤害是密切相关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就是指“事故发生之日”，这一时间点应当是固定的，不是随意可以变动的。2．上诉人作出的不予受理被上诉人杨庆峰工伤认定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3．一审判决对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的解释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维持上诉人于 2007年4月11日作出的[2007]第000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
被上诉人杨庆峰辩称：上诉人无锡市劳动局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就是指“事故发生之日”，是对该规定的误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事故伤害发生之日”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事故发生之日。”“事故伤害发生”和“事故发生”为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事故发生时并不一定同时发生事故伤害，事故对人的伤害也不一定在事故发生当时就明显表现出来。本案中，被上诉人因涉案工伤事故所受的伤害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隐蔽性，涉案工伤事故发生当时并未马上出现伤害后果，直至2006年10月3日被上诉人的眼疾才开始发作，2006年10月13日在医院手术后取出铁屑，此时被上诉人才知道自己在涉案工伤事故中受到伤害，才可能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故应当认定该时日为“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并以之作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汽车修理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无锡市劳动局的上诉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
2006年10月11日至13日，被上诉人杨庆峰在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该院医生经手术从被上诉人的左眼底部取出一铁屑。2006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出院，医生作出的诊断结论为：1．左眼外伤性白内障；2．左眼铁锈沉着综合症；3．左眼球内附异物。出院时检查被上诉人的左眼视力为手动30CM，矫正无提高。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后果尚未发生，伤害后果发生后经医生诊断证明确系工伤事故导致的，应当如何确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工伤认定是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而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启动工伤认定程序的前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规定明确了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主体、申请时效及其起算时间，以及受理申请的行政部门。其中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即是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工伤事故发生后，伤害结果也随即发生，伤害结果发生之日也就是事故发生之日，故对于“事故伤害发生之日”的理解不会产生歧义。但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伤害结果并未马上发生，而是潜伏一段时间后才实际发生，即伤害结果发生之日与事故发生之日不一致的特殊情况下，“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应当理解为伤害结果发生之日，并以之作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
首先，文义解释是正确理解法律条文的首选方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从字面含义上看，“事故”是对于“伤害”的修饰和限制，即这里的“伤害”是基于工伤事故而发生的，伤害结果与工伤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据此理解，“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就是指伤害结果发生之日，而不是事故发生之日。
其次，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前提，是工伤事故伤害结果已经实际发生。工伤事故发生后，如果伤害后果尚未发生，上述工伤认定申请主体无法预知是否会产生伤害后果、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后果，也无法预知伤害后果会引发什么样的损失，当然也就无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此，正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应当认定“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即为工伤事故伤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日，而不是工伤事故发生之日。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工伤认定申请时效虽然与民事诉讼时效不同，但在判断时效起算时间时，应当参照上述关于民事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规定。劳动保障部门在确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时，应当以工伤事故伤害结果实际发生的时间为标准。
根据本案事实，被上诉人杨庆峰于 2004年6月在工作时发生铁屑溅入左眼的事故，但当时并未实际发生伤害后果，而是直至2006年10月才病情发作，经医生确诊为左眼铁锈沉着综合症。根据医生诊断证明，该病具有潜伏性和隐蔽性，与 2004年6月被上诉人在工作时发生的事故具有因果关系。鉴于涉案工伤事故发生时伤害后果尚未实际发生，伤害结果发生后经医生确诊证明确系因涉案工伤事故所致，故本案工伤认定申请时效应当从伤害后果实际发生之日起算，被上诉人提出涉案工伤认定申请时，尚未超过申请时效。
上诉人无锡市劳动局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工伤认定申请的提出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并因此导致浪费国家行政管理资源，影响办事效率，妨碍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准确地查明事实。上诉人还认为上述规定中的“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应当理解为事故发生之日。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如果不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作出时效限制，确实可能造成行政管理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劳动保障部门及时、准确地查明事实。但是，规定工伤认定申请时效，更为重要的是充分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如果将事故发生之日作为工伤认定申请时效的起算时间，则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事故发生后，伤害后果没有马上出现的情况下，也无法及时、准确地查明事实，无法作出正确的处理，反而必将造成行政管理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效率，也不利于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综上，正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事故伤害发生之日”就是指伤害结果实际发生之日。被上诉人杨庆峰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没有超过申请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据此，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 (一)项的规定，于2007年10月12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无锡市劳动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拾』 求点经典的古代法律案例

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

司法机关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

秦朝建立后，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还有，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

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改法为律

战国时期，商鞅到秦国后，被秦孝公重用，主持变法，在变法的同时，他将《法经》改造成了秦律，历史上称为“改法为律”。原来都称为“刑”、“法”，现在商鞅改为“律”是有其目的的。

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把法律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必须普遍遵守执行的条文。

这次改法为律，统一了秦国的法律，对于商鞅变法的成功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商鞅改法为律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一般都用“律”来做名字，如秦律、汉律、唐律、明律、清律等。

诉讼制度

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但有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经常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危险（杖六十）。

为了防止乖戾之徒诬告别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写匿名信告别人的状，要被流放两千里。

古代社会的诉讼权受到很大限制，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外，各朝代都规定，子孙不许控告父母和祖父母，奴婢不许告主人及主人的亲属。如果违反，要处绞刑。但是，如果任何人犯了上述三种重罪，那么任何人都必须向官府举报。可见，封建社会法律是以维护皇权为第一目的的。

对于民事诉讼一般是要在基层根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才可以到官府告状，不经过调解私自到官府的，要被处罚，并被视为刁民。

监狱制度

到了法律制度成熟完备的隋唐时期，监狱制度也完备了。在中央地区，有大理寺狱，大理寺是当时的最高审判机关。京城和各地州县，也都有地方的监狱。监狱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善很严格：犯人入狱，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带不同的刑具，如枷，钳，（音丑），锁；应该带刑具而不带的要分别给予处罚；纸、笔和刀刃、棍棒等物严禁带入监狱，以防止传递消息和越狱；擅自给犯人绳子、刀锯等物，以致使其自杀或逃跑的，管理人员要被处杖刑一百；虐待犯人致其死亡的，狱卒以及主管官吏都要被处罚。

唐朝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的监狱基本上是继承了唐朝的监狱体制，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有所变化。如明朝的狱又叫“监”，清朝开始把“监”和“狱”合成为“监狱”。明朝除了一般的监狱外，还有东厂狱、西厂狱和锦衣卫狱，这是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司法混乱严酷的表现。清朝末年还称监狱为“班房”，这是主要关押那些取保候审的轻罪犯人。宋元明清时期，监狱还分为内监、外监和女监，内监关押死刑重犯，外监关押轻罪犯人，女监则专门关押女犯。

中国古代的监狱职能有两个，一是核实犯罪事实，二是关押。那时没有现在的教育改造职能，因为古代对待犯人是持一种惩罚和报应态度的。不过封建社会也经常标榜仁政，唐朝以及以后的明清时期，都规定要给囚犯必要的衣服、粮食，有病的还要及时医治，老人也可以不带刑具。但法律条文在古代是很难严格执行的，政治腐败首先体现在了司法腐败上，监狱的黑暗与腐败现象也是很严重的，狱吏敲诈勒索的现象比比皆是，汉朝初年的功臣周勃曾经入狱，出狱后感叹说现在才知道狱吏也如此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