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刑事诉讼法

⑴ 从古到今只有哪两个国家没有"容隐制"立法

(一) 中国的容隐制
中国容隐之观念最初的明晰表达,出自于《论语•子路》中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自汉律始,容隐制历代沿革,容隐范围不断扩大。汉律有限于父子、夫妻、祖孙之间的“亲亲得相首匿”,唐律有更为宽泛的“同居相为容隐”,而明律、清律更有了将外姻亦包括在内的容隐规定。由于中华法系是典型的礼法合流,所以其容隐制体现着尊尊、亲亲的特质。亲属之间的容隐并不是“可以隐”的权利,而是“必须隐”的义务。亲属间若是不隐或主动告发,就是违背法律而要受到制裁。在清末民初移植西法、建构六法的过程中,礼法合流走向礼法分离,而容隐制逐渐突破了等级建构,转而与近代的平等、权利等观念相结合,并逐步取得了体现近代精神的新的建制模式。于是“, 亲亲相隐”被进一步表述为: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者不罚;放纵或便利亲属脱逃者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者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者不罚;为亲属销赃匿脏者免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等等。另外,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的六法体系,亦有与此相似的规定。
(二) 西方的容隐制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容隐观念。针对欧绪弗洛告发其父杀人这一行为,苏格拉底指出:“普通民众肯定不会深明大义。我想,任何普通人都不会认为控告自己的父亲是对的。”而欧绪弗洛对此亦表示赞同:“我向天发誓,你说的对,苏格拉底,只有大智者方能如此。”[1] (第235 页)不管苏氏是否非难了欧氏的告父行为,但从他们都认同的普通民众对此事所持有的态度来看,那时显然是有容隐观念的。在古罗马法中,有关容隐的规定就很明显了,如:未经许可而告父者,任何人可对其提起刑事诉讼;不得令亲属互相为证,等等。
到了大倡权利、平等的近现代,西方容隐制的相关规定均明显体现了这些精神。如1810 年的《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规定:知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为亲属做伪证、帮助亲属逃脱等均不受处罚。再如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35 条、1994 年《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2 条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证人可以拒绝回答可能使自己的近亲属负刑事责任的问题。再如《德国刑诉法》第68 条、《意大利刑诉法》第199 条均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可能有损于证人亲属的名誉的事实发问,法官应告知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得强迫其作证或宣誓。
与以上列举的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虽然在容隐亲属之范围、容隐行为之范围上有了大幅缩减,但依然有容隐制的存在。如在同属于英美法系的英、美、印度等国的法律中,尽管亲属间的互相包庇隐匿一般情况下均要受罚(个别情况包括其他亲属) ,但夫妻互匿则可免刑。

⑵ 谈谈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你的启示

你是法学院08即刑事班的吧！可以谈其中之一的法官查证责任。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经过1997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所改善，但由于我国法院的组织体系，法官不能介入侦查，不能对侦查过程中使用的侦查手段进行事先的预防，而只能进行事后监督。所以我国刑事诉讼中既不存在像德国侦查法官，也没有英美法系中的治安法官的设置，法官只充当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与德国相比，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庭前没有侦查法官的设置，只有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法官才能介入诉讼。侦查法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查明案情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被告人权利，相比之下，我国的侦查机关具有相当大的侦查权利，侦查手段广泛多样，并且很少受到限制，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决定其他一切侦查手段的行使。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负责案件侦查和起诉，呈现出流水作业的模式，从而对侦查手段的监督难以发挥实质成效。
英美法系对被告人侦查阶段的保护比较充分，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出职权主义，但在侦查阶段也有侦查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进行保护。所以对于我国现阶段被告人权益保护比较薄弱的情形下，德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其次，我国法官也可以进行审前阅卷，经过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后，取消了全案移送制度，目的是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检察机关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将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证据是主要证据，因此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防止法官形成审前预断的作用有所削弱。而且，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官庭前阅卷权利是让法官对案件有大致的了解，从而在庭审中更好的主导证据调查，完成法官的查证责任。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法官也不再像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法官那样，像一个积极的探寻者，努力发现案件真实情况。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疑问，即这种庭前阅卷的权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呢？或者，谁来决定什么是主要证据才能真正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我国没有英美法系那么完善的配套制度或者制度环境可以保障法官在消极中立的情形下，保障被告人权利和发现案件真实，不能做到完全的消极，所以，应当对移送法院的证据材料进行技术理性规定，使法官对案情有所了解而又不先入为主，形成预断。
最后，在庭审中，法官不负有查证责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但仍然保留了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主导地位，赋予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权。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法庭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行使调查权，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的证据。
另外，控辩双方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官的证据调查权限定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有疑问时，为了弄清该证据而进行调查，法官不能因为某项证据可能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帮助，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进行主动调查。在德国，被告人、证人的讯问原则上由审判长为之，法官如果认为某项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积极意义，可以主动进行调查。我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被告人只有在某几种特殊罪名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将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法院并不承担证明责任。庭审后全案移送制度，也使我国法庭审理难以彻底走出庭审走过场的泥潭。
在被告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侦查手段缺乏监督，法官庭前全案阅卷到庭后阅卷作为判决基础的情况下，加强法官对侦查手段的监督，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维护被告人权利、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有重要意义。虽然为了摆脱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法官不再积极查明案件事实，但在相关配套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过分削弱法官的职权，被告人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检察机关对抗，最后庭审仍然避免不了走过场，被告人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只是由法官超职权主义变成了侦查机关的超职权主义。

⑶ 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法系是指根据各国法律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的若干国家的法律划为同一法系。在当代一百多个国家中，有两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互相借鉴、吸收或融合，但由于法律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不同，客观上仍然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点

英美法系发源于英国，自11世纪起，以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则为基础、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解释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为主，英美国家高级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适用判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则，下级法院必须遵守上级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实际上起着法律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也加强了议会立法和修订原有立法，如英国《1965年证人出庭法》、《1974年陪审团法》、《1976年保释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诉法》、《1995年刑事上诉法》等；美国《1975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983年联邦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规则》、《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纽约州刑事诉讼法典》等，但是上述议会立法或国会立法，多系单行法，不是统一的法典。

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盛行于欧洲大陆诸国，以后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主，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既有总则又有分则，内容比较严谨，形式比较完整。在古罗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当然法官更无权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5条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认的一个原则，该条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陆法系法官判决案件的依据，判例仅供参考而已。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条，《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分8编，共477条；《日本刑事诉讼法》分7编，共506条和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分11编，共746条；都自成体系，比较严谨和完整。

二、侦查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的侦查由警察机关负责。现代的警察机关起源于英国，于1829年9月由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伦敦创建，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犯罪。美国于1845年依照英国的模式在纽约市建立起第一个警察机关。这一模式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影响。英国警察机关根据1984年制定的《警察机关与刑事证据法》开展对犯罪的侦查[3].英国警察机关具有较广泛的询问权，警察机关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证据，可以询问任何人，而不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别规定的（如恐怖主义分子）以外，被询问人可以拒绝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用同一部机器同时录制两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不许复制，一盘供诉讼中使用，一盘封存，如果以后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及其律师对警察机关的录音、录像记录提出异议，就可以由法官主持，当众启封另一盘进行对比，以核实口供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当警察机关认为被询问人确有犯罪嫌疑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即可以不开口说任何话。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沉默权问题上，英国已有所变化，虽然《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权，但在某些法定的情况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4].此外，为了提高侦查和鉴别犯罪的技术手段，英国向警察机关投资1.07亿英镑，扩大建设含300余万件样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库，计划到2004年用于对所有犯罪进行DNA鉴定。[5]在美国，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并且通过判例规定警察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其律师必须在场，否则，该证据应当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用。在侦查阶段，英美的警察机关还有权采取搜查、扣押、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时，英美在侦查阶段对保释的运用比较广泛，即除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经违反过保释规定的以外，一般的轻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担保、承诺随传随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予以释放。

大陆法系国家负责侦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领导或指挥。法国的预审法官是从法官中选出任命的，任期3年。预审法官有两项主要职能，一是领导、指挥侦查，二是有权签发传票、拘票、拘留证或逮捕证[6].德国的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机关进行侦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后，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机关补充调查证据[7].日本法律赋予犯罪侦查权的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三者无明确分工，但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有指示、指挥权[8].意大利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由检察官领导侦查工作并且直接调动司法警察。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继续危害社会，大陆法系各国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在名称和分类上有所不同。关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9]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10]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1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即48小时之内应讯问嫌疑人，同时应告知他有权委托律师，与律师会见和通讯。”[12]

三、起诉程序的特点

英国在传统上是由警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和作用较小。1985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该法规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皇家检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强化了检察官在公诉中的作用，即警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认为应该起诉的案件，必须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官独立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这明显是吸收大陆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国起诉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成）审查后批准的起诉书（indictment），二是检察官提出的告发书（information）。联邦和半数的州规定重罪案件必须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批准起诉。在起诉书或告发书送达法院以后，法院应迅速及时安排传讯。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而且法官确信该答辩系出于自愿，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再开庭，法官可以迳行判决。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院将安排开庭审理。基于此，审前程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案件在审前程序阶段已经解决，只有少部分案件才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辩诉交易（又称答辩谈判、答辩协议）在美国合法化以后更是如此，即起诉方和被告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或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的要求作认罪答辩，检察官则作出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的承诺，即控辩双方达成辩诉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该辩诉交易，将在定罪和判刑中体现辩诉交易的内容；法院如果拒绝该辩诉交易，则应将这一事实记录在卷，通知双方当事人，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辩的机会，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认罪答辩，案件的最终处理可能比辩诉交易所期待的更为不利于被告人。

检察官制度始于14世纪的法国，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及其制度比较完备。法国的检察官一般派驻于各级法院内，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即同一级检察官系统的检察官相互之间可以调换。法国没有自诉案件，公诉案件均由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须经过两级预审，即预审法官预审和上诉法院刑事审查庭预审，经刑事审查庭裁定起诉，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国的起诉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而是与侦查共同组成审判前程序。德国的检察机关对应设置在各级法院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除了8类轻微的刑事案件为自诉案件以外，都是公诉案件。德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实行法制原则（又称起诉法定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又引入机会原则（又称起诉便宜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用以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从80年代以来，提起公诉的案件不到案件总数的20％。日本没有自诉案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一律由检察官提起）和起诉便宜主义（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人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意大利的检察官派驻于各级法院内，由于检察官领导初期侦查，因此有一个快速的审查程序即初步庭审阶段，由法官主持该程序，检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但证人不参加。初步庭审结束，法官可以决定提起诉讼并发出审判令外，还可以宣告不追诉判决，对后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诉。决定提起公诉以后，与意大利旧刑事诉讼法典不同的一点是，新法对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许多证据由当事人在庭审时当庭提出。起诉以后，检察官可变更或增加指控的内容，但要给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辩护机会。

四、审判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庭审采用对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双方地位平等，权利相同，控、辩双方就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证据以支持本方的主张，申辩事实并进行辩论，法官负责主持庭审，不主动调查证据；参加庭审的陪审员（juror），负责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庭审结束后，由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该案的争议点、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不同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可靠程度等，然后陪审团进行秘密评议和表决；法官不参加评议，原则上要求12名陪审员一致作出有罪或者无罪裁断，实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审员取得一致意见；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之后，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和判刑。

英国和美国的正式审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选定由12人组成陪审团；2.开庭陈述，先由起诉方，后由被告方在审判开始向法庭作陈述，即简述案情，说明准备提出的证人和证据要点；3.起诉方出示证据，证人逐个在法庭上就事实问题作证，同时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证、专家证人的证明，还可以让证人当庭鉴别文件、图片或其他物证；4.主询问（美国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主询问（直接询问），由对方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交叉询问；5.再次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如有必要可以进行第二轮询问；6.被告方提供证据，原则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证据，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证，则同样要接受对方即起诉方的交叉询问；7.法庭辩论（美国称终结辩论），在陈述和提证的基础上，可以对证据加以评论；8.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包括适用于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等；9.陪审团退庭进行秘密评议；10.陪审团返回法庭宣布陪审裁断，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无罪裁断，法官必须接受，被告人如系审前拘留，则应立即释放被告人，审理程序即告结束；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裁断，则以后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决书由法官个人署名作出，多数意见作为判例，判决书中必须写明判决理由，判决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归纳法。

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庭审采用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审判长指挥整个庭审，由他主动询问当事人，主动追查犯罪，收集调查证据，按照审判长规定的次序，证人出庭依次作证，审判长还要向合议庭和诉讼双方出示物证、勘验报告、鉴定结论等。大陆法系的参审员（assessor）“[14]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即由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听审，共同评议，在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和判处刑罚上，均由法官和参审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程序虽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和辩论原则，但仍有几点不同。1.强调法官在庭审中的指挥作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9条规定：“审判长有权维持法庭秩序和指导审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8条规定：“审判长负责指挥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在公审期日的诉讼指挥，由审判长进行。”2.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法国的重罪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9名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德国也是由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但参审员的人数各级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实行陪审或参审制度。3.法官可以主动调查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10条规定：“审判长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采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44条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8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可以请求调查证据”，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现在，意大利的法庭审理以当事人为主而展开，但法官还有权调查新证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07条规定：“在取证结束后，如果确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调取新的证据材料。”大陆法系的判决书以法院的名义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绎法，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是大前提，具体案由是小前提，最后推导出结论，即从一般法则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后获得结论。

当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扩大和增设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英国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国（包括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占90％，德国占85％以上，日本占94％，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增设了5种特别程序，为了鼓励被告人选用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则减轻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减少罚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济程序的特点

由于主客观上的各种原因，法官作出的判决裁定，难免不会出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各国有必要根据其审级制度，设计出各种救济程序加以补救，通常有上诉程序（包括事实上诉和法律上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诉程序，在上诉理由和审查范围上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一审案件中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认罪答辩）的，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提出上诉，而只能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上诉审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议，实行书面审，而且是法律审。少数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且涉及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才能上诉至最高审级。

大陆法系都有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上诉程序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完备，而且上诉制度与法院的审级制度密切相关，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以一次上诉为限；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二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如法国、德国和日本。

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前者是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事实有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均有再审程序。后者是发现裁判有违背法律的错误而依法纠正的程序，英国的审判监督权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审判监督权，以纠正审判工作中的违法错误。英国还在伯明翰市还设有独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负责接受申诉并进行审查，如有新证据，认为可能有错误，则转上诉法院处理，至于如何认定，完全属上诉法院的权限。“[15]美国设有”调卷令“程序，当事人不服终审判决，经过特别申请，由联邦最高法院颁发调卷令，进行重新审查，不过获准者为数不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监督审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辖，统由检察总长提出，如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监督程序称非常上告，即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发现案件的审判违背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⑷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意指对于被告人提起的上诉或者为被告人利益提起的上诉，上诉审法院不得科以重于原判决的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该条是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我们虽然在立法上统一了认识，确立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但在理论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作法。

一、上诉不加刑的由来和各国的一些具体规定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同在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旨在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上诉权，使其不至于因害怕上诉后可能被加重刑罚而不敢提出上诉，从而确保上诉审制度不致成为虚设。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从“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立法上最早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是1808 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其基本内容是：刑事案件于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或者他的近亲属，监护人以及辩护人不服而为被告人的利益提起上诉的，上诉审法院不得判处比原判决更重的刑罚；只有在为被告人之不利益而提起上诉时，上诉审法院才可以处以比原判决更重的刑罚。

德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从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吸取了这一原则，于1877年在《德意志刑事诉讼法典》第 398 条中规定 ：“ 被告人一方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时，新的判决不得处以比原判决更重的刑罚。”1891 年日本又以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为蓝本，搬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其刑事诉讼法第265条中规定 ：“若只有被告人，辩护人或法律上代理人上诉，不许将原判决变更为不利益于被告人。”其后，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也相继在刑事诉讼中作了类似的规定，英美法系国家采用这项原则比较晚。英国在1968年才于刑事诉讼法中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加以确认，规定上诉审法院审理案件时“如有若干罪名，可以撤销其中某些罪名的判定而且可以据此重新判刑，但其总刑期不得长于原判决”，“如果发现陪审团定罪有错误，可以以起诉书中的另一罪名代替并改判为不重于原判决的刑罚，但不得改判为较重的罪名。”

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上确立了上诉不加刑原则，虽然对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和表达方式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却是基本相同的，其中主要国家的具体规定如下 ：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被告人，或者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归检察院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上告或上诉，判决在对犯罪行为的处罚种类、量刑幅度方面，不允许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审理被告人或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上诉时，法院不得损害他们的利益，不得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处理。 但对于检察机关的上诉则不受限制。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 ： 禁止将上诉审判决变更为更加不利于被告人，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刑罚 .英国则规定上诉审判决不得科以被告人重于原判决的刑罚。但由于其上诉渠道复杂，也有许多例外，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虽然没有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但对减刑是持肯定态度的。许多州的法院都主张上诉审不得加重处罚，也不得对己付诸执行的判决加刑。俄罗斯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依上诉程序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庭可以减轻第一审法院所判定的刑罚或者适用规定较轻罪名的法律，但无权加重刑罚以及适用规定较重罪名的法律；只有在检察长提出抗诉或者受害人提出上诉，原刑事判决由于处罚过轻时，以及在撤销刑事判决后对案件重新侦查，且己查明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较重的犯罪行为时，才能加重刑罚或者适用规定较重罪名的法律。

二、正确认识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精神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它设立的目的是使被告人能够无顾忌地行使上诉权，保证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会由于上诉而更加恶化。这项原则同封建时期不许上诉或因上诉而招致更重的刑罚等公开专制的制度相比，是一个历史进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和其他为被告人利益上诉的案件，是存实行上诉不加刑原则，过去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司法实践也采取了不同作法。其本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 被告人和其他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上诉审法院不能加重其刑罚。如果被告人在上诉后被加重刑罚，势必会使被告人对提出土诉产生顾虑，具有上诉理由也不敢上诉了，影响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诉审法院对原判决量刑不当的，不论是轻罪重判还是重罪轻判，都应当改判，如果经审查后明知重罪轻判而不去改判，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精神，也不利于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再一种意见认为，上诉审不能直接加刑。如果确属重罪轻判的，上诉 审法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由第一审法院改判，加重其刑罚。理由是上诉审法院直接改判属于终审判决，这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利。把案件发回由第一审法院重新审判，被告人不服判决还可以提出上诉，不妨碍被告人行使上诉权。

对于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仍存在有不同认识，我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坚持上诉不加刑原则，无论是从顺利完成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还是从执行刑事诉讼的程序和上诉制度本身的要求来说，都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 、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保证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执行。设立上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上级法院的再次审理、纠正原判在定罪量刑上可能存在的错误。司法实践表明：第二审案件除少数由检察院提起抗诉外，绝大多数是由被告人一方的上诉引起的，由于刑事诉讼最终是要解决是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问题，所以，充分听取被告方的上诉理论，对于上诉审法庭作出正确全面的结论极为重要，而被告一方的上诉权的顺利地行使也决定着上诉 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能存真正的发挥作用。如果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不仅没有减轻或免除刑罚，反而加重了刑罚，就必然会增加被告一方对上诉的思想顾虑，甚至在一审判决不正确的情况下也不敢上诉，这在客观上会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同时也使得一审的错误因为没有上诉而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这样，上诉制度会流于形式，从而不利于通过两审终审来纠正错误，提高办案质量。

2 、它是被告人行使上诉权的重要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有辩护权。上诉权也是辩护权的重要部分，是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行使辩护权的一种方式。被告人不服一审的判决，提出上诉，总是从对向己有利方面考虑，继续作无罪或罪轻的申辩。希望通过上诉程序，改变或减轻对向己的不利的判决。如果上诉有可能反被加重刑罚，自然会使被告人产生上诉还不如不上诉好的想法。甚至确有冤屈或处断不公之事也会害怕反遭重罚而不敢提出。因此，法律上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就可以为被告人解除因上诉而被加刑之忧，放心地行使自己的上诉权利，这对于真正实现诉讼民主，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都是有利的。

3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存在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由于上诉不加刑还包含着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限制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如果原判量刑确属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果检察机关对原判确有错误，量刑过轻的案件没有抗诉，二审法院就不能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见，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做好对量刑过轻案件的抗诉工作。

4 、有利于促使法院加强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第一审法院如果对被告人量刑过轻，第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不能改判加重刑罚，就可能产生轻纵罪犯的后果。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就必须提高一审办案质量。

上诉不加刑原则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消除其上诉的顾虑，充分听取上诉人的申述，经过全面审查，反复核 实，纠正错误，保证判决的正确。因此，上诉不加刑的积极作用，应当予以肯 定。

有人认为，上诉不加开刑原则，对量刑不当的上诉案件，只能减轻，不能加重，不符合实事求的精神，这种看法是不够客观的 ，实事求是本身，要求看问题从实际出发，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好处，允许上诉不加刑会带来危害，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这一原则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当然，我们也不再认，在司法实践中，确有个别案件，在上诉审查 中发现原判量刑过轻的问题，检察机关又未抗诉，审判员因受上诉不加刑原则 的约束而感到难于处理。我们不能因实际工作有这种个别的事例而整个再走这一原则的正确性。任何一个原则，都是特定的情况提出来的，它有相应的适用 范围，不应要求它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要求超出了这个原则所能达到的范围，其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保障被告人的上 诉权，它只应适用于被告一方提出的上诉请求。在这个范围内排斥加刑是这 一原则本身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法院在审查中发现量刑过轻的问题，已经不属于上诉请求范围以内的问题，应当依法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如果在程序 上和被告人的上诉放在一起去处理，势必造成被告人上诉不但没有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反而遭到加重刑罚的结果吗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有人认为，由于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对有的上诉案件该加重刑罚而不能加重刑罚，对惩罚犯罪不利。实际上这是属于如何对待上诉案件中有个别量刑过轻的问题。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个别事例来一般地反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这种认识是不够妥当的。实行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使被告人消除顾虑，申述上诉理由，也便于法院及时发现纠正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即使经过审查，被告人 的上诉理由是无根据的，也可以通过上诉的审理，使被告人受到教育，认罪服 判。这对于准确地惩罚犯罪，以及在执行中更好地教育、改造罪犯都是有好处 的，因此，认为实行上诉不加刑对惩罚犯罪不利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我们也不存认在上诉案件中可能有重罪轻判的问题。但是，我即使发生了重罪轻判，如果是属于在量刑幅度内的一般偏轻，根据历来的作法，就不必再行改判。如果确属畸轻，非改判不可的，也可以通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程序或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去解决，并不影响惩罚犯罪。

实行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否会使上诉案件增加，加重二审法院的负担，影响正常的审判工作呢？实行上诉不加刑比不实行上诉不加刑，上诉案件肯定会增加一些的。原来害怕上诉被加刑而不敢上诉的被告人，现在敢于上诉了，这种上诉案件的增加，应看作是正常的现象。其中也可能发生有被告人滥用上诉的权利，不该上诉的也上诉了的现象。对此我们也不必担忧，二审法院根据上诉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不同的审理方式，分别加以处理，如果原判事实清 楚，定性正确，量刑适当，上诉纯属无理，经过初步审查即可确定，就不必再作更多的核实、审查，依法驳回上诉就是了，二审法院本来就有审判监督任务，多审查一些案件，通过审查，可以从中了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这对于加强一审法院审判人员的责任感，努力改进审判工作，提高办案质量都是有益的。

三、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实践中适用的几个问题

如何正确理解和应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审判实践已经遇到了不少问题，并作出了各种处理，研究总结处理这些问题经验，对于今后正确执行一原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下面就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几种情况予以分析、探讨：

1、关于能否改变管辖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的问题。对于基层人民法院判处的有期徒刑案件，被告人提出了上诉，经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应判无期徒刑或死刑的，中级人民法院以管辖错误为由、撤销原判，改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重新审判，是否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

有两种意见 ： 一种认为，对于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情况下，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的规定，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改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重新审理，实际上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另一种认为，根据刑诉法第 19条、20 条的规定，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无权管辖。在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把属于自己管辖的第一审案 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时，基层人民法院擅自审判，违反了有关管辖的规定，撤销原判是正确的，因为撤销原判后还要按第一审程序重新审判，不是二审改判的问题，所以不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恰当。管辖错误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时候，应当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于该案件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审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原判的裁定，由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是符合上述规定的。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裁定，二审程序即告终结，不涉及在审理时应适用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规定的问题。至于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后，其判决仍属一审判决，被告不服可以提出上诉，不影响其行使上诉权利。

2 、有无正确的加刑渠道问题，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原判量刑过轻，是存可以根据刑诉法：l89 条第二项的规定，直接改判？ 或者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我认为，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情况下，对于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无论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以量刑过轻为由直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还是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都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因为它不具备改判和发回重审的诉因。所以，对于仅有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一审判决畸轻的案件，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得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以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加重刑罚。

这种做法，当前被视为唯一合法的正确的加刑渠道，但在理论上对此却有争议，不少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于下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是可以的，也是合法的。这里强调的是，确有错误即可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然而，这种作法对维持原判不久，却又在近期内由本院院长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加刑，是不妥当的，此外，有人主张我国刑法量刑幅度较大，只要是在量刑幅度之内的，是存必须要一律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纠正，是值得考虑的。依照法律规定的精神，检察机关对于判刑过轻，过重的均应抗诉，然而，有的检察机关只抗轻不抗重。这里所谓的正确加刑渠道，也存在对审判监督程序的片面适用问题。

3 、关于二审能否在不加刑的情况下改变罪名问题。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 二审人民法院认定原判决定性不准，必须改定罪名。改定罪重的罪名，是否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对于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准确，只是确定的罪名不准确，二审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是肯定的，但对于能存在不加刑的前提下改定罪名，许多人认为是可以的。如果由于罪名的变更 需要重新量刑，改判只能减轻被告人的刑罚而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有人认为遇此情形，二审不宜直接处理，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为宜。我认为，如果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而是确定罪名不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刑事诉 法第 189 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加以纠正，罪名的轻重与刑罚的轻重有联系，但两者仍有区别。改定了罪名，不等于就是加重了刑罚，改 变罪名不违背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上诉不加刑的原则的规定。但是如果由于罪名的改变，使用量刑的法律也要相应的改变，在重新量刑时， 就当受到上述规定的限制，即改判后的刑期不得超过原判决的刑期，这样做才符合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是持同样的态度。

4 、发回重审的案件是否应受到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制约。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 法院重新审判，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是否仍然受到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限制？

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属于一审程序的规定，是再也适用于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我认为，被发回 重审的案件实际上转入一审。如果经过补充侦查，或调查核实，不仅查清了原 来认定的犯罪事实，而且在犯罪事实、情节上有所发展，或者认定了新的犯罪事实，已经超出了原控诉认定的犯罪事实的范围可以加重被告的刑罚，如果 经过查证核实，犯罪事实查清楚了，但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变化，也没有 增添新的罪行，就不应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5 、一审宣告缓刑的判决，二审是否可以撤销缓刑或者延长缓刑的考验期。对于一审宣告缓刑的判决，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缓刑不当，是否可以裁定撤销缓刑，按照原判刑罚执行？或者延长缓刑的考验期？这与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的规定是否抵触？

有两种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缓刑本身不是刑罚，它是执行刑罚的一种方式，改变刑罚执行方式与改变刑期不同，改变刑罚的执行方式并没有改变刑期，加重刑罚。因此，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按照原判决刑罚执行，不违背上诉不加刑的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缓刑的刑罚和决定执行的刑罚，虽然刑期相间，但实际上并不一样。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就要按照原判决的刑罚执行，很显然其后 果是不同的。因此，第二审人民法院采取撤销缓刑的做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190 条规定的精神。我同意第二种意见，把原来可能不执行刑罚变为立即执行，或者加长考验期，使刑罚被执行的可能性加大，虽然只是行方式的改变，但是从实质上看，是对被告人刑罚的加重，对于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利。故司法实践应避免采此作法。

6 、共同犯罪案件中只有部分被告人的处理问题，共同犯罪的案件，有的被告人提出上诉，有的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全案进行审查后，认为原判决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和没有提出上诉的被告人，是否都应当受到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限制？如果人民检察院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对于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是否可以加重其刑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6 条的规定，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上诉或抗诉案件进行全面的审查，不受上诉，抗诉的限制。其第二款规定，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应当改判时， 一并处理。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原判决量刑不当，应当改判时，对于已经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应当受到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第一款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规定的很制，对没有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也不得加重其刑罚，以体现适用法律的统一，不因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而遭受不利的后果。如果人民检察院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被抗诉的被告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但是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为了体现适用法律的统一和全案量刑的平衡，也应受到不应加重其刑罚的限制。

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常常呈现利弊交叉的问题，上诉不加刑原则得以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贯彻实行，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见其有较旺盛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任何法治均要付出代价，上诉不加刑原则亦是如此，为了被告人的保护，需要牺牲一定的社会利益，正如博登海默先生所言：法律的其他弊端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铜板的另一面， 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的伟大的制度。

⑸ 不起诉制度的各国法规

研究中国不起诉制度，仅看到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够的，还要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制度，通过比较，可以扩大视野、开拓思路，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不起诉制度提供借鉴意义。 德国的起诉程序与中国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诉讼程序，而是作为侦查终结的一种结果，侦查和起诉一起组成审判前程序。德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之一是领导和指挥警察进行侦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检察官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定条件如认为法院不必要给予处罚，则经管辖法院同意可以不起诉；如果公诉已经提起的，经检察院和被起诉人的同意，在法院审判前可以随时撤销案件，这种提起公诉后检察院还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做法是德国不起诉的特色。
德国实行起诉裁量原则，指在刑事追究利益不大、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或者有其他法律政治利益与刑事追究相抵触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着行为嫌疑，检察机关仍可以对此不立案侦查或不提起公诉。⑧德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第153、第154条规定的暂时不予起诉、免予刑罚的前提的不予追诉、国外行为不追诉、出于政治原因不追诉、以行动自责时不追诉、不重要的附加刑时的不追诉等制度，都充分说明起诉裁量原则在德国刑事诉讼中被广泛运用。1964年以来，德国起诉裁量的适用范围呈扩大势态。1993年1月1日颁布的《减轻司法负担法》进一步扩大了“起诉权衡原则”的适用范围，检察机关终止刑事诉讼的权限被扩大到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⑨据统计，德国检察官审查起诉的案件，每年起诉的约占35%，不起诉占50%，免诉占10%，另有5%作其他处理。⑩
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若法官作出裁决要求起诉，检察院必须执行，提起公诉。 韩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官拥有独占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利。检察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决定不起诉。比如罪行轻微、犯罪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处罚必要等情况。有资料表明，韩国的不起诉所占的比例比较高，如1998年韩国检察厅共办理了2391960件刑事案件，其中244782件被检察官适用微罪不起诉，占总数的10.2%。案件由被害人自己调查的，如果对检察官的不起诉不服的，可以向高等检察厅申请复议，如果对高等检察厅的复议决定仍然不服，可以向大检察厅申请复议。与中国的刑事诉讼不同的是，韩国没有公诉转自诉的程序，即检察官对起诉是垄断的。

⑹ 自证其罪的历史渊源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人们关于这一规则的斗争历经了数百年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英国12世纪的早期。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易延友博士的考证，在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后，结束了英国法律不统一的状态，为了实现司法权的集中，威廉要求原有的司法机构根据国王的令状并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审判，以防止其权力的扩大，同时又建立了由僧侣贵族及高级官吏组成的“御前会议”。起初，它只在国王安宁受到重大威胁而各地法院又无法满足正义的要求时才行使最高审判权；后来，它的司法职能受到重视，逐渐从中分离出一系列专门机构，分别行使皇家司法权，其中包括王座法院，这些法院的权力有所扩张。而当时在英国，教会是一个较有影响的政治组织，教会法院对教徒之间的纠纷有“专门”的管辖权，教徒之间的争议不得诉诸于普通法院。
在这种纠问式程序下，法官享有极大的职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任何诉讼权利，他们仅是被审讯和被拷问的对象。当时，英国的教会法院还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这种宣誓程序要求被告人必须忠实地回答所有针对他提出的问题，由于当时被告人不会被告知指控他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反对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种程序下，无论他怎么回答，都有可能被歪曲成证明他有罪的含义。如果他拒绝宣誓，或者未能提供受欢迎的可采性证据，他都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未能说出真相，他还得承受被判伪证罪的风险，所以，一旦被告人进入了宣誓程序，他基本上是在劫难逃了。
当时的普通法院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教会法院的，普通法院的法官们签署反对宗教官员主持的诉讼程序的人身保护令，来抵制教会法院的越权，后来一系列反对“宣誓程序”的成文法相继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萌芽。美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普通法，它逐步形成发展了不得被强迫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后来随着王权的兴起，普通法院在反对教会法院“宣誓程序”的同时，却相应发展出了自己的纠问程序，其中也包括纠问誓言的使用，这些经常体现于王座法院、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的行为当中。这些法院受王室的直接支配，所以它们也经常运用誓言的纠问程序来迎合国王的主张。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于一个被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在赞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
之后，当清教徒托马斯-卡特被指控犯有信仰上的罪行时，他认为进行宣誓是对一个人隐私的侵犯，也是对一个人良心的侵犯，还是对宗教教义的违反。不久，普通法和英国《大宪章》成为反对宣誓的首要理由。一位备受尊重的律师兼议员詹姆斯-莫里斯就认为，纠问誓言违背了普通法规则，也违背了《大宪章》第29条，因为该条宣称，刑诉程序应当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调整。据此，英国议会于1534年宣布禁止使用宣誓这种审判方式，同时取消了1401年以来允许教会法院中的主教使用纠问技术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英国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
最后，议会取得了初步胜利，在17世纪初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也遭到了纠问程序的报复，“李尔本案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是：李尔本这个人，一生中曾多次受到过刑事指控：第一次是1637年，因为政治犯罪在星座法院受审，最后一次是因为叛国罪在普通法院受审（开始于1694年）。李尔本的名声主要来自他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进行的精彩辩护，即主张被告人应当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以及陪审团应当同时裁决事实和法律问题；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有关的案件则是他第一次受审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因为涉嫌输入煽动性书籍进入英国，而遭到星座法院的指控，在审判中，李尔本对星座法院的指控予以否认，同时要求与控告者当面对质，并拒绝宣誓或回答任何“无礼的”提问，以免自己因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受到伤害。具体地说，在这次审判中，李尔本主要是在两个地方行使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一是在“罪状认否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凯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
当时，星座法院不光不采纳他的要求，反而以此为由于1639年判决他藐视法庭罪，并将他投进监狱，同时对他处以肉体上的刑罚。李尔本在遭受鞭打时，他向一大群富有同情心的人宣讲纠问程序的坏处。正是李尔本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赢得了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使舆论倒向议会一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议会掌握了政权，并于1641年议会宣布李尔本案件的判决不合法，废除了星座法院和高等委员会，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又过一年后，一个由12名盎格鲁主教组成的代表团向由清教徒控制的议会起诉，呼吁国王保护他们在上议院的豁免权，在这一案件的审理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被人们所主张；1688年，国王詹姆斯二世起诉七个主教违抗他关于取消所有反对极端主义法律的命令，在这个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英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自1688年在英国正式确立后，1848年通过的《约翰杰维斯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在审判前的调查程序中有权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警告他，他在审判前审讯中所作的回答可以在审判中用作不利于他的证据；1898年通过的《英国刑事证据法》也规定，被告人在审判中享有不被强迫提供不利于自己证据的权利；1912年制定的《法官规则》也再次确认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他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否则因此而作的任何供述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这里的“法官规则”在英国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法官作出的判例，它是应警察部门的要求，由王座法庭的法官们制作的关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程序的指南，对于警察的讯问行为具有实际上的约束力。这一规则在1912年制定时只有4条，1918年追加5条，1930年后又作过多次“补充说明”，1964年“法官规则”经过全面修改，与“补充说明”一起以内务部规章的形式公开发表，成为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以前，指导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基本准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官规则”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准据法》制定之前，具有实际上的法律效力，而在“法官规则”中又有大量的有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在美国，尽管其最先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正式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却不能说完全是受英国的影响。因为最先到达美洲大陆的人，大多是清教徒或者是被英国法院判刑的人，所以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坚决主张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这也是后来美国把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的重要原因。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不同的州也都有各自的“宪法”，所以到1780年代的时候，已经在九个的州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也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即使后来通过的的人权法案，对此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明确指出：“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后来的“米兰达规则”也就是从此发展起来的。
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对这一宪法修正案进行了解释，它的主要内容有：（1）这一特权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它不仅包括实质上的导致自我归罪的陈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其他证据；（2）这一特权不仅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张，而且能为证人所主张；（3）这一特权不仅可在侦查程序中主张，而且可在审判过程中主张；（4）这一特权限于为本人利益而主张，不能扩大适用于他人利益；（5）这一特权只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等。
而且，这一宪法的权利在各州中也可得到了适用实施，按照华尔兹先生的接受，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在各州适用中起关键作用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于1964年的马洛伊诉霍根一案。在此案中，马洛伊这个人，以前曾在一个赌博的指控中被认定有罪，在他服刑之后，一位受法庭委托正在进行赌博活动调查的人将他传唤并询问，当调查人所问的问题涉及到马洛伊被判罪的事件时，马洛伊以“这可能归罪于我为理由”而拒绝回答，任命该调查人的州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对他判了刑。对此，马洛伊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该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调查人对马洛伊提出的问题与他曾犯过的罪相牵连，马如果回答将“可能会构成那足以使（他）与近期的犯罪联系起来的证据链中的一环，而且他可能仍会为该犯罪而受到追诉”；同时，最高法院还裁定：不仅各州法院要像联邦法院一样尊重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特免权，而且各州法院在适用该特免权时遵循联邦的标准。该法院对“联邦标准”的描述为：“所提供的特免权不仅涉及那些本身会支持有罪判决的回答…… 而且同样包括那些会构成起诉所需证据链之一环的回答”。正是通过这一判例，美国确立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可以通过联邦第宪法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而适用于各州。
另外，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国家，也相继确立了这一规则，例如，1982年加拿大通过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就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据基本正义的原则”，不得剥夺，据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在警察拘捕后的讯问过程中保持沉默的权利，是《权利与自由宪章》所规定的“基本正义”原则之一，并指出：“刑事诉讼中或许唯一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是被追诉者不得被强制协助对自己的指控”。
法国属于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表现出以成文法典为核心的模式与特点。具体说来，在传统上，法国奉行的也是一种纠问主义的诉讼模式，它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否则法院可判以“虚言罚”或者“不服从罚”，并且当时明确赋予司法机关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对其进行拷问的权利。虽然法国1789年公布的法律，效仿英国而废除了对被告人要求宣誓后进行讯问的规定，但是1808年通过的《治罪法》又规定，法院可以为发现真实而采取一切方法，并以此为根据实行预审及法庭审判中的讯问被告人的作法。
直到1897年，法国才通过新的法律，要求在预审法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明确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和律师在场权。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已成为法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除有关被追诉者的身份事项外，他们没有必须回答警察、检察官或者预审法官提问的义务，被追诉者在审判中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保持沉默，无需担心而因此会受到处罚。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28条和第133条，规定了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则。
在德国，于1994年10月28日修改并于1994年12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基于对二战中纳粹暴行的反思，该法典专设了“第十章、讯问被指控人”的规定，在这一章中，第136条第一款对又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作了专门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要告诉被指控人所被指控的行为和可能适用的处罚规定。接着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此外，对他应当告知可以申请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在对此适当的情况中还应当告诉被指控人可以用书面陈述。”从而确立了讯问人员在初次讯问被指控人时所应当坚持的严密的“告知”义务，比如应当告知他被指控的事由、可能适用的处罚，以及可以收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等，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告知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
按照德国学者施米特的说法，在德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有权保持沉默，而且有权说谎，而无须被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对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讯人员在发问前的告知程序，按照另一德国学者的解释：“如果审讯官员没有提出这种警告，只有在能够证明嫌疑人知道这项权利的情况下，其陈述才能被用作证据”，“嫌疑人可以限定愿意回答问题的范围，可以撤回所作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问题拒绝回答”；在法庭审判中，审判长在审查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之后，应当告知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接下来当庭就所控犯罪事实进行审问，被告人可以拒绝回答每个具体问题，法庭不得就这种拒绝回答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
在日本，1946年制定的《日本国宪法》第38条中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的，在此之前，日本警察一直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这也和那时的立法规定有关：1890年的明治刑事诉讼法，一方面禁止以恐吓或者欺骗的方法获得口供，同时又规定了“讯问被告人”的程序；1922年的大正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必须给予被告人陈述有利事实的机会，但也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现在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不光在日本国的宪法中有所体现，而且在日本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荷兰《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义务回答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提问，警察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个人有罪时，在讯问之前必须告知他“没有义务回答问题”；如果因为警察未能提出警告而使嫌疑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嫌疑人受到来自警房的任何不当压力，那么由此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除第66条第1款的规定外，还应当告知被讯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也规定，被追诉者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权不回答有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或者对于这些事实的陈述内容的问题，关于受到指控的犯罪事实方面的提问，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或者作虚假的回答，不得从其沉默中作出不利推论，也不得因其作虚假陈述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的规定。

⑺ 德国检察制度是怎样的

德国检察制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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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 点击：1374次 来源:首都女检察官网

2003年8月16日至日，我有幸跟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的政工干部研修团共14人赴柏林进行了十天的学习。在这十天里，柏林市司法官员认真严谨的研讨讲座和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认真听课，踊跃提问，积极观察和思考，注意与德方的交流，介绍我国的有关情况，获得了接待方的普遍好评。通过聆听司法官员、检察官、法官、警察局官员的讲座，进行座谈交流，参观柏林市检察院、总检察院、柏林市警察局刑事犯罪部、看守所、青年监狱，旁听区法院审理案件等，对德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德国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和选拔任免制度等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这次学习考察一方面增进了北京市检察院与德国柏林市政府及检察机关的交流，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在比较中认清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发现可供学习借鉴之处，可谓是收获颇丰。仅用这样一篇文章来概述我所了解到的以柏林为模板的德国法律制度和蕴含其中的法律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问题没有学深学透，留下了不少疑问。在此，笔者只能就学习中印象和感受最为深刻的部分进行粗浅介绍，与同志们交流探讨。

一、 德国司法制度概况

应当说，德国的司法制度是构建在联邦宪政的基础上的。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均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和司法机构，他们依据基本法（即宪法）确定的权力分别履行自己的职能。在德国，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内务部和司法部执掌，但司法部和内务部都设立在政府之下，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与我国的三权分立含义不同。德国警察局作为行政机关，由内务部主管。涉及司法机构的事项，包括检察院、法院的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各项司法预算、司法协助、执行和监督、培训进修等，则由联邦和州的司法部分别主管，联邦与州的部门之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院是审判机关，实行三级两审制，分联邦法院、州法院、地方法院，并设立专门法院，有着复杂的法院体系，法官享有较充分的独立自主权。检察院的设置由《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法院内设立相应级别的检察院，但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调查权。警察应当在检察官的领导下开展侦查工作，警察局无权作出处罚决定，所有处罚均应由法官作出或经法官认可。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为主，采取法官为主的纠问式审判。德国还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尊重法官的判决；注重保障人权；虽未以法律明文规定废除死刑，但现有刑法中没有死刑的规定。近年来，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欧盟各国家都加快了司法改革的脚步，以期逐步实现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立法、司法。柏林市司法部和柏林市总检察院也都设有专门的研究与欧盟法接轨、办理相关案件的部门。

二、 德国的检察制度概况

1、德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德国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检察院的职能主要限于刑事诉讼方面：一是负责对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进行侦查，有权指挥司法警察；二是提起公诉；三是对刑罚的执行进行监督。因其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因此只有检察院才有权提起诉讼。德国的检察院代表国家和政府利益，不仅有权提起公诉，并参与诉讼全过程包括负责刑罚的执行，而且有责任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正确性和合法性。

2、检察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分工

德国检察院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设置由《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规定。每个法院设一个相应级别的检察院，包括联邦检察院、州检察院和地方检察院，个别地方有地区检察院。检察院与法院只是对应设置，并无从属关系。上级检察机构与下级检察机构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联邦检察院不能领导州检察院，两者之间只是协调关系。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所属检察院进行监督，各级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对本院检察官进行领导。如柏林市各级检察院由柏林市司法管理局进行管理。柏林市总检察院由总检察长领导。

德国联邦最高检察院只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毒品犯罪、税收方面的犯罪等少数特定犯罪的侦查起诉工作。其它案件完全由州检察院及其下属的地方检察院负责。据柏林市总检察院和市检察院的高级检察官的介绍，柏林市作为德国的首都，具有与州相同的地位；设立了柏林市总检察院（相当于州检察院）和市检察院，还设立了动物园区检察院，区检察院的案件管辖范围由市检察院确定。市检察院办理大部分刑事案件，对轻微刑事案件，则指定由区检察院办理，但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的案件以及涉及到专业法律的案件如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案件等都由市检察院办理。柏林市总检察院对市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办理下级检察院上交的疑难案件，直接受理国家机密案件、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案件，处理对下级检察院的投诉和上诉案件，其业务工作内容还包括：办理原民主德国间谍或特工侵犯人权的案件；对重大案件的跨国协调；与欧盟法律接轨的案件；有组织犯罪案件；反腐败；对下级检察院发出指令和协调各检察院之间的合作等。

3、检察机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案件调查工作的领导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代表国家出庭进行公诉，监督刑罚执行，在认为必要时提起上诉和申诉。在德国，检察官被称作“司法界的国王”，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德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官进行出庭前的调查工作，警察应当尽快将受理的案件移交检察官，但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缺乏足够的人员、专门的侦查设备和技术，事实上往往由检察官委托或授权警察进行大部分侦查工作。

在检察官认为案件调查工作完成后，需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决定起诉，则进入刑事诉讼的中间程序，即法官审查检察机关移送的起诉书，决定是否受理案件。如果受理，就开始刑事诉讼的主要程序——庭审程序。法官通知被告人，并确定日期开庭审理，这期间还可以提出补充侦查的建议。如果法官不受理案件，则要详细说明理由。检察官认为理由不充足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投诉。据柏林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每年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的案件只有20％被法官接受，其中又有50％会作出无罪判决。

在庭审中，法官起主导作用，检察官除宣读起诉书外，还要做最后发言。检察官认为庭审程序不合法，可以拒绝审理。不过据介绍，检察官因程序不合法而拒绝审理的情况在柏林还从未发生过。法官判决后，负责监督执行的检察官要与其它部门合作，保证判决被执行。但是检察官并不直接进驻看守所、监狱进行监督。近年来，为了保证判决执行，在罚金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检察官提出要加强计算机联网，掌握被告人的帐号，便于直接划走罚金，降低执行成本。

同时为简化程序、节约执行费用，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检察官可以对轻微罪行直接下达一个类似判决的处罚令，对被告人进行经济处罚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也要向法官提交类似起诉书的报告，写明处罚内容，由法官签字认可后交被告人。被告人在两星期内决定是否接受处罚，接受则直接执行。如果不接受可以提出抗诉，法院会收回判罚令重新审查。如果是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要向法院上诉，则进入主要程序进行开庭审理；如果被告人只是认为罚金太重可以提出申诉，法官可以直接在判罚令上做出修改，送达被告人执行。

4、柏林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和职务、人员设置

通过参观和座谈，我们初步了解了柏林市各级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和职务设置。检察院内部主要根据不同的业务工作内容设立不同的部门和部门领导。以柏林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有人员963人，365名检察官。在检察长直接领导下有三个部门，即管理部（包括物证处、后勤处和物流处）、主要业务部门（设立了从A到G七个部门）和刑事判决监督执行部。主要业务部门是开展调查、决定案件是否向法庭起诉、作出相应处理的部门。下设的七个部门按照办理案件的性质有不同的分工，如B部主要办理恶性、有组织的刑事犯罪案件；C部主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E、G办理青少年犯罪案件和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F部是反毒品犯罪部等。每个部门有部门领导，一般经过竞争产生，并不一定是高级检察官。部门下设处，每个处有10－15人，其中有6－7名检察官，其它是高级官员（是公务员但不是检察官）和聘任的职员（非公务员），协助检察官开展工作。各个部门的结构、人员数量可以由部门领导根据其工作任务确定，但需要经过司法局批准。区检察院只有2－3名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其余的被称作“地区检察官”，并不是专业的司法工作者，而是其它部门的公务员，通常在工作两年后，经过15个月司法培训就可以上岗，承担轻微案件的审理工作。

在讲座中，检察官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近年来，随着政府财政紧张，精简机构，检察官面临着待遇不高、工作十分繁重的问题，增加岗位和人员很困难，检察官队伍在萎缩。如何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完成工作任务，也是柏林市检察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资源，柏林市各级检察院正在尝试网络办公，并设想将来与警察局、法院能够实现联网。在这方面，北京市检察机关已经普及了网上办公系统，相比之下，我们在采用高新技术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

三、 检察官的权利义务以及选任和考核

德国检察官是公务员，权利义务由《公务员法》规定（法官则由专门的《法官法》规定）。联邦总检察长和各州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由联邦司法部部长提名，由联邦总统任命；州和地方的检察官由州司法部部长任命。检察官可以晋升为高级检察官。检察官一旦任命，是终身制，65岁退休，非因法定事由、经法律程序，不能免职。

从柏林市司法管理局提供的统计数字看，到2002年底，柏林市总检察院和市检察院各有人员近千名，其中柏林市检察院有检察官312名，女性193名，总检察院有检察官300余名，女性占三分之一强。同时各级检察院还拥有大量的司法协助人员和其它非公务员职员。

1、 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

检察官要履行公务员的义务，遵守公务员的法律法规，同时享有公务员的权利，薪水和退休金、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保障，同时保证享有职位升迁的权利。检察官的义务包括：履行自己的职责；服从上级领导，向上级作出工作汇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保持公正；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态，以胜任工作，否则应书面说明；广泛收集信息，不断学习和自己工作相关的知识；忠于法律；保持中间性，在公开场合的言论不能有党派性；不允许罢工；工作时必须符合公务员形象和身份。此外，检察官还具有其职责决定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即行为必须完全合法；必须把工作过程全部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便监督行为的合法性；上级检察官可以向下级检察官发出命令，但必须符合公务员规定；向被调查对象进行司法告知（即告知其权利）；统一工作原则：即上级检察官向下级检察官发出指令时必须协调好，统一意见，不能让下级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业务能力原则：任命时业务能力应达到相应要求。

2、检察官的选任和晋升

在德国，对检察官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升迁程序，因而普遍素质较高，但因选拔严格，所需时间长，也使得检察官的平均年龄偏高。同时司法机关增加职位和人员需要经过财政部核准，因而司法队伍的扩大受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大。

柏林市高等法院的法官马丁先生和市司法部的克劳斯博士为我们勾画了成为一名检察官（或者法官）要走的路：首先应当是司法专业毕业，接受完全的司法教育（约3至4年），并通过闭卷考试合格，毕业后要通过国家一级司法考试。之后到司法部登记申请实习，经过3－5年的实习期（实习期间开始半年内要接受司法部组织的3个月的职业培训，并按照司法部的安排在法院、检察院或者司法部实习，一年后可自由选择实习机构和部门），认为自己具备条件的，可以申请报名参加国家二级司法考试（从事检察官、法官职业的考试与从事律师职业的考试不同）。考试前需要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培训，参加8门闭卷考试之后，6个月内接受进一步培训，培训中还有可能申请到另一司法机构或国外实习；8门考试通过后参加一门口试，全部通过后职业教育培训即宣告结束，被称为“司法专家”，可以选择具体职业和工作地点。如果选择成为一名检察官，需要提出申请并参加岗位竞争，经过司法部、法院、检察院的代表三方考核，共同决定是否录用，录用后就被任命为检察官，但还需要有3年左右试用期，需要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根据试用期的表现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录用和在什么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司法部门、检察机构和法院都从相同的渠道选任人员，在司法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比较方便和频繁。

成为检察官以后，培训主要内容是司法辅助知识，如经济、金融知识，培训由民间机构组织，如法官检察官学会，每年会组织一至两个月的专题学习，检察官法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参加，得到同意后，学习费用由政府负担。

检察官晋升，需要经过考试和竞争。晋升为高级检察官，需要司法部的官员进行考察，高级检察官与普通检察官的比例约为1：9，一般需要任普通检察官达到一定年限才可以竞争高级检察官。在晋升时，要公布职位和录用条件。参加竞争的检察官的考试成绩、学历水平、日常工作评定等都是重要的依据。如果检察官表现特别突出，也会破格晋升，但可以有一年的试用期。

3、对检察官的考核和监督

检察官在工作期间，每半年要由检察长作出一份评定，对其工作表现作出评价。每五年还要进行一次综合评定，对检察官的表现打分，作为是否继续留任和晋升的依据。柏林市检察院还有人事任免委员会，由有经验的检察官和司法官员组成，并非常设机构。委员会设有主席，每四年选举一次，不得连任。检察长不能竞选主席。主席选出后，挑选委员，组成高级和普通两个委员会，分别对高级和普通人员的任免、部门设置和人员调配提出建议。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和人事任免，代表着全院的工作人员，在考核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检察官的监督则主要依据《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司法官员在就任前和任职中都会受到职业道德教育。正如上文所说，德国司法官员普遍素质较高，柏林市总检察院去年只接到两起投诉。通常如果有针对检察官的投诉，司法部会转到州检察院调查处理。如果被投诉的是检察院的高级官员，则由司法部任命官员进行调查。另外，检察机构内部也设有纪律委员会，通过专门的纪律诉讼程序，对公务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必要时召开有司法议员、检察机构和法院的代表参加的表决会罢免检察官。处罚过程往往是由检察长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员进行调查，搜集证据，调查属实后报告检察长，作出处罚决定，告知人事部门，并报司法部确认批准，记录归档。处罚的类型大致有：写检查、罚款、减工资、调低岗位级别、调离现有岗位等，当然各州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如果被处罚的人有异议，可以向法院起诉，由司法部任命一个法官来进行独立调查，经过行政法庭下设的纪律法庭审理作出最终判决。

公务员自己发生的犯罪同样由刑事法庭审判，如被判刑一年以上就不能再做公务员。判刑一年以下的，由司法部门决定是否继续担任职务。

四、 学习期间的几点感受

1、处处坚持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学习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司法界专家和司法官员都很注重坚持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特别是德国经历了希特勒独裁时代，个人意志左右了国家命运，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因此，二战后的德国非常注重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原则，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在管理和执法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德期间，从我们所接触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法治原则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执法者的心中。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首先要到柏林市总检察院保留的当年希特勒授意下违反宪法审判的法庭接受教育，了解历史，吸取教训，捍卫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2、立法执法讲求法律信用。在学习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位司法官员都提到了法律信用的问题。即在立法中，要充分考虑人民对法律的了解，法律变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保持法律的信用度。立法必须事先告知，对因新的立法造成公民损失的，要有相应的补偿措施；法官只能引用公布了的法规。在立法中如果发现将要订立的条款与已经实行的法律有冲突或重合之处，必须在法律中明示在适用中哪一部法优先，并特别告知公众，以保证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从而更好地执行法律。

3、在执法中特别注重人权保障。在参观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德国有着良好的人权保障观念和制度。在看守所和监狱，被关押的人可以选择单间或双人间，参加劳动要按规定领取劳动报酬，可以要求接受心理治疗，有多种途径可以投诉。法院法庭的设置也考虑了人权的需要，如动物园区法院与看守所仅一街之隔，在押人出庭要通过专门的暗道进入法庭，以避免被其他人看到而影响今后的生活。儿童作为证人时有专门的休息室，由专人陪护，可以通过摄像镜头作证而不必直接面对被告人等等。当然，充分保障人权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司法官员几次指出，即使是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财政紧张而造成监狱经费紧张所导致的保障措施不到位、管理人员不足等问题。

4、对青年人犯罪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和教育手段。在学习期间，我们专门了解了青年犯罪的法律规定，参观了青年监狱，直接感受到这个国家对未成年人和青年人保护的重视。德国有专门的《青少年刑事犯罪法》，专门规定了针对青少年（指14—18岁的未成年人和18—21岁的青年人）以教育为主的法律程序和惩戒手段。庭审前后都十分注重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调查和对青少年的心理矫正，有专门的教育援助工作者和司法援助工作者参与调查，帮助法官量刑，提供司法帮助。开庭时公诉人甚至不一定着制服，以减少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影响，对青少年更多地适用缓刑和社区劳动等刑罚方式，在监禁执行中也更多地考虑如何使他们适应社会，提供多样的技能培训和教育。据介绍，柏林市政府一年给青年监狱的经费高达2000万欧元，足见政府对青年改造的重视。

5、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完善法律规定。在德国同样经历过工业高度发达对环境破环很大的时期。如今，环境保护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的法律也是多而细。凡是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和产品，都要预先征收环保税，电池、塑料瓶等都有专人回收和处理。随意丢弃垃圾也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惩罚。在市检察院的物证室我们还看到了球迷丢弃在草坪上的毛巾、标语，也作为违反《环保法》的证据保存。在德国，处处都体现出保持自然的风格，不追求整齐划一，保留了路边树林的原有风貌。我们所参观的中世纪的皇宫和花园都保持了砂土地，据说这是《土壤渗透法》专门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雨水渗入地下，从而保持地下水位。

五、 通过学习给我们的启示

1、对检察官的培养纳入司法大体系中，有利于统一司法队伍的素质，便于人员在司法机关内流动。

2、弱化行政管理，突出业务特征，合理配备司法官员和辅助官员，实行分类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实习期间的轮岗对全面培养和发展司法官员的素质非常有益。

4、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案件管理和侦查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今后科技强检的努力方向。

5、充分重视心理矫正和与社会的教育衔接对我国的罪犯改造也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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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检察制度简介
德国检察机关的设置体制表现为“审检合署”和“双轨制”的特点。德国检察机关不是由国家单独设立，它属于司法部，附设于同级的法院系统之中，合署于法院体系之内，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德国检察机关分为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联邦最高法院检察院由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对司法部长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州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是州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统领州的检察工作。根据联邦分权原则，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之间只是一种诉讼程序上的关系。
德国检察机关是主要的侦查机关。德国的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共同行使侦查权，而且前者领导后者。对于一些及到专门技术的案件，则由警察机关执行侦查，然后将结果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德国检察机关对各种刑事案件既可以直接侦查，又可以交警察机关侦查，警察机关既要执行检察机关的委托和命令，又要在侦查结束时将证据一井移交检察机关。所以，这里即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又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可见，德国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权，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德国检察机关享有独立的起诉权。德国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类似，对于刑事案件的起诉，是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主，公民个人提起的自诉为辅。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轻罪和显著轻微之罪以外，检察机关应对案件事实进行主动调查，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采纳的证据查明事实，如果充分证实某种犯罪行为确已实施，则检察官必须提起公诉，无须经任何人认可或否定，即时普通罪行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对于轻罪和显著轻微之罪，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造成的后果也显著轻微，则检察官可以采取“起诉便宜主义”，即由检察官自由裁量——其结果多为不予追诉。无论是否提起诉讼或中止诉讼，检察机关都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这就是德国检察机关的独立起诉权。
德国检察机关享有对刑事审判和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德国检察机关有权通过“声明异议”和“抗告”的方式监督法庭审判活动。“声明异议”主要是对调查证据的异议和对审判官当庭做出处分的异议，“抗告”是对裁定、审判长的决定声明不服的救济手段。德国检察机关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而且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属于法律明确授权的法律救济权力人，即检察机关为了维护被指控人可以开展法律救济活动，而在随之进行的诉讼活动中仍要兼任公诉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国检察院一身兼二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德国检察机关享有对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对于刑事判决的执行，由检察官指挥司法人员来完成。

⑻ 德国刑法242条的内容

您好，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⑼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1条

111. [Road Traffic Controls] Section 111a. [Provisional Withdrawal of Permission to Drive] Section 111b. [Securing of Objects] Section 111c. [Securing Seizure] Section 111d. [Attachment for Equivalent Value; Fine or Costs] Section 111e. [Order for Seizure or Attachment] Section 111f. [Effecting Seizure and Enforcing Attachment] Section 111g. [Compulsory Execution; Enforcement of Attachment by the Aggrieved Person] Section 111h. [Prior Satisfaction of Claims of the Aggrieved Person on Attachment] Section 111i. [Maintenance of Seizure] Section 111k. [Return of Movable Assets to the Aggrieved Person] Section 111l. [Emergency Sale] Section 111m. [Writings and Printing Devices] Section 111n. [Seizure Order; Time Restriction] Section 111o. [Attachment in Rem for a Property Fine] Section 111p. [Seizure of Property] Chapter IX Arrest and Provisional Apprehension S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