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框架
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03条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 规定：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⑵ 简述中华民国时期的“六法”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两大部分。成文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法内律体容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通常被概括为“六法”，其汇编被称为《六法全书》；不成文法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法律渊源，它们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虽然当时的不成文法都无须经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公布，但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成文法也是当时法律体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成文法方面，《六法全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关的单行法律和法规的汇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总称和当时法律体系的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称为“六法”，是因为其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类基本法典所组成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与商法合而为一，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统称为民商法，因此邵分学者认为，行政法应当取代商法成为六法之一，这样所谓“六法”就是指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法这六部基本法典。
⑶ 如何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民事诉讼保障制度是保障民事诉讼顺畅进行的制度，也是保障当事人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的制度，使当事人的诉权获得实质性的、充分的、及时的保护，具体包括诉讼援助制度、临时救济制度和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如何完善诉讼保障制度也是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内容，从提升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出发，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当主要从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角度来完善诉讼保障制度。
一、诉讼援助制度
诉讼援助制度可谓是保障贫困当事人行使诉权、保护实体权利的“希望工程”。目前我国存在诉讼收费过高的问题，这严重障碍了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不分贫富对当事人进行平等保护，如果当事人因为贫困而其权利无法获得保护，是违背司法正义原则和司法为民理念的。因此，国家有义务从实质上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说保障当事人接受裁判权，诉讼援助制度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笔者在此区分了诉讼援助与法律援助两个概念。诉讼援助制度是指对于贫困当事人予以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案件受理费以及其他诉讼费用或者免除诉讼费用担保的制度。该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不同，法律援助制度是为贫困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的制度。诉讼援助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都在于消除因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实力差异可能造成的诉讼权利实际行使的差异，以维护当事?说氖抵势降龋馐鞘抵势降仍虻奶逑帧?
未来的民事诉讼法是否应当规定这两种制度呢？这首先应当探讨诉讼费用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现行法并没有规定诉讼费用的征收标准，目前诉讼费用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其中有些规定不合理、不明确，导致实务操作比较混乱，并对当事人行使诉权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尤为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法院自收自定的做法已经也引起了广泛质疑，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都存在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关于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因此，关于诉讼费用的收取由最高法院制定明显不具有合法性。其次，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纳入到各级法院的单位预算，统一核算和使用管理，诉讼费用的计算与征收与法院的利益密切相关，裁判机关与其所审理的案件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这严重违背了司法中立原则。再次，诉讼费用的计算决定于诉讼标的价额计算，而诉讼价额的计算不仅与诉讼费用的征收有关，更涉及诉讼程序的适用如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适用以及级别关系确定等。因此，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对诉讼费用的计算及缴纳做出明确、科学、合理的规定。诉讼费用的征收应当从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的财产权等实体权利角度考量，而不应当从国家可得到的利益来考量。
诉讼援助制度涉及到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与诉讼费用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并且保障当事人平等行使诉权也是平等原则的应有之义，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诉讼费用制度的同时应当在诉讼费用部分中规定诉讼援助制度。而法律援助制度虽然与诉权保障有一定关系，但与国家财政政策、律师制度等关系更为密切，并且从民事诉讼法的整体结构等角度考虑，法律援助制度不宜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而应由其他法律规定。
二、临时救济制度
人们在享受诉讼救济的公正性、文明性所带来的便捷时，也不得不接受其滞后性这一缺陷，临时救济制度正是为弥补传统诉讼程序救济滞后性的缺陷而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临时救济制度包括财产保全制度和先予执行制度，但这两种制度存在着先天性缺陷，立法不周延。就保全制度来说，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很多非财产权利也存在临时救济的客观必要，而我国的保全制度只限于财产案件，不能适应司法实践中非财产权案件临时救济的需要，如人身权、通行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就无法通过财产保全制度获得救济。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将不能采取财产保全而客观上又需要救济的情况全部划归先予执行制度调整，使先予执行制度过于扩张。这种保全制度的萎缩与先予执行制度的扩张把有些纯粹属于财产保全的情况也纳入了先予执行调整的范围，使二者的调整范围发生了交叉、重合，导致法律制度之间的不协调。
鉴于现行法欠缺行为保全制度，暂时满足权利的制度也不健全，知识产权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及司法解释对此予以了一定的完善，如知识产权立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制度，海事诉讼程序法规定海事强制令制度。虽然司法解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有关知识产权立法对此予以了一定的补充，但这些规定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内在和谐统一的临时救济制度。完善的临时救济制度是程序公正的立法实现，对目前的临时救济制度进行反思并予以整合，因此，应当在民事诉讼法框架内构建统一周全的新世纪的临时救济制度。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大陆法系根据各种临时救济措施的功能而规定的三种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互相配合，构成了较完备的临时救济制度，并且逐渐为我国学界和实务界所熟悉。而英美法系的临时救济制度形成于判例，比较凌乱，并未形成系统的制度，难以为我国立法所借鉴，因此，我国完善临时救济制度的思路是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采取统一的立法模式，在民事诉讼法中对临时救济制度予以基础性、全面性和前瞻性的构建。大陆法系关于临时救济制度的立法模式，有的国家采取独立系统的立法，有的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独立成编。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将临时救济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去单独立法，也有学者主张应当规定于民事诉讼法中，但应当独立成编。笔者赞同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模式，认为分散立法的模式并不可取。单独成编的模式有利于体现临时救济制度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但是是否独立成编抑或是保持原有的模式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具体规则的完善。
从临时救济的功能分类，可以将临时救济措施分为保全性的临时救济和权利暂时实现性的临时救济，我国学者对后一类救济制度却鲜有论及。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初期以确保将来判决强制执行为主要目的，但随着社会的法治，保全制度也兼具暂时满足权利以确保权利不受加害的功能。随着各国立法的进步，权利暂时实现性救济制度也日益独立于保全制度成为一项独立的制度，我国现行法的先予执行制度和诉前禁令制度尽管还很不完善，但却是权利暂时实现性救济制度的最典型表现。是否给予权利人的权利暂时地实现，这也正是诉前财产保全制度和诉前禁令制度的本质区别。因此，构建我国临时救济制度思路?墙饬街至偈本燃弥贫惹挚矗⒈H跃燃弥贫群腿ɡ菔笔迪中跃燃弥贫取＞咛宸桨甘牵阂皇墙撇H贫雀脑煳咚媳H黾有形H贫龋撇H胄形H直鸲杂Υ舐椒ㄏ档募倏垩河爰俅Ψ种贫取6枪菇ㄔ菔毙晕榷ǚ勺刺⒈；とɡ闹贫取U庵种贫扔胨咚媳H遣煌浔局是鹗牵罢呤且员；は衷谟姓吹娜ɡ辉馐芗绦趾ξ康模咚媳H蛞匀繁＝吹那恐浦葱形康摹＠缭谠谇趾νㄐ腥ǖ陌咐ɡ耍ㄔ婊蛘弑桓婢商岢觯┥昵肓偈毙员；ぃ谷ɡ嗽菔笔迪滞ㄐ腥ā1收呷衔菔蔽榷ǚ勺刺⒈；とɡ闹贫扔职ㄇ恐屏詈拖刃懈读街种贫取O刃懈妒窍中邢扔柚葱兄贫鹊母脑欤扔柚葱兄贫仁俏夜囊淮罅⒎ń剑τ璞A舨⑼晟疲涿瓶梢愿奈刃懈叮⒔涫视美┱褂谒咔啊G恐屏钍嵌运咔敖畹睦┱梗骨恐屏钪贫炔唤鍪视糜谒咔埃谒咚现幸部梢远匀ɡ私斜；ぁO刃懈队肭恐屏钪贫鹊那鹗乔罢咧饕视糜诮鹎痘蛘咂渌掷辔锏母吨撸笳咧饕窃鹆钗持中形蛘卟晃持中形U庵址绞匠屑塘嗽辛⒎ǎ钟兴唇ǎ芄皇视Ω丛佣啾涞纳缁嵘睢?
三、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在国外也被称为藐视法庭。现行法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进行了系统、集中的规定，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色。关于强制措施的改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删除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如拘传的规定，不仅侵害了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权，而且有民事纠纷刑事化之嫌。二是是否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如藐视法庭罪。很多学者主张规定藐视法庭罪，笔者以为，妨害民事诉讼的刑事责任宜由刑法规定，或者另行制定单行条例，不宜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并且目前我国规定的强制措施已是比较严厉，对所有藐视法庭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行为太过严厉，其合理性是值得商榷的。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制度的缺陷主要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缺乏严密、周延的规定，而非是制裁力度不够，现行法很多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未纳入强制措施制度的调整范围，例如撕毁法院裁判文书的行为，证人在法庭上拒绝回答的行为等。因此，对藐视法庭的行为进行补充规定，对一般的藐视法庭的行为实行秩序罚，比设置适用范围过广的藐视法庭罪更为合理。三是如何与强制执行法、证据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协调也是民事诉讼法需要考虑的问题。
⑷ 如何理解新《民诉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
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本次修订是部分修订，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作支撑，也难以打破现有的框架体系，因而存在不少问题。现就针对实体问题的执行异议处理即民事诉讼法二百零四条涉及的问题讨论如下： 1、缺乏债务人异议人之诉。民事执行的核心是实现债权人的权利,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债务人应有的地位。让当事人及第三人获得实体异议权,是在执行程序中公正解决纠纷的前提条件。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债务人异议之诉。债务人对执行根据所载请求,主张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理由的，可以提出债务人异议之诉。 提出异议的理由为：第一，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消灭。如债务清偿、提存、抵消、免除、混同、消灭时效完成、解除条件成立、债权让与、债务承担或更改。第二,执行名义所载请求权有妨碍。如债务人认为执行名义确定的清偿期限尚未期满、债权人已同意延期清偿、债权人尚未为对待给付，等等。
中止执行问题。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此处中止执行似有不周全之处。其一，如所涉执行标的物为执行依据所指定的特定标的物时，案外人异议理由成立的，应报院长启动再审程序。其二，如所涉执行标的物非执行依据所指定的特定标的物，而系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选定的，案外人异议理由成立的，应停止对该标的物的执行，而不是中止执行，同时已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应解除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
15天异议审查期限过短，不符合我国的执行实际。依民事诉讼法第202条和第204条的规定，不论程序异议还是实体异议，执行法院的异议审查期限都是15天，而且这是个不变期间。相对于现阶段我国有限的执行资源和大量的执行案件积压之间的矛盾，这个期限，尤其是对于实体异议的审查来说，不足以保证当事人收集和提供证据及充分言词辨证的需要，否则，法律赋予执行机构对实体异议的审查权将形同虚设。
案外人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问题。当案外人异议与原判决、裁定有关，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而异议又被驳回时，此时对案外人的救济，依据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只能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只赋予案件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申请，案外人并没有直接的可操作程序，他只能向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院长或其上级法院提出，由他们决定再审；或者向相关检察机关提出，由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其次，当执行依据不是判决、裁定，而是民事调解书时，如何适用本条规定，缺乏指引。当前由于强调诉讼调解，申请执行调解书的执行案件迅速上升，其中不乏有原被告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而在审判监督程序中，针对当事人提起对调解书再审的理由，也只有违反自愿原则和协议内容违法两项。案外人如何启动再审，更是缺乏程序保障。最后，在再审中，案外人处于何种诉讼地位，权利义务如何，本条没有规定。案外人对再审如何施加影响，不服再审裁决，如何救济等都是空白。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似应一律按一审程序处理，赋予案外人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方能周延。
诉讼期间的执行处理。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诉讼时，已开始的强制执行可以不停止。但案外人提出停止执行的申请并提供相应证据，人民法院根据所提供的证据发现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有充分理由，或不停止执行会对案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时，可以裁定停止执行。案外人应在向法院递交停止强制执行申请书的同时，向执行法院提供与执行标的等额的财产担保，执行法院与受理异议之诉的法院不一致时，可以通过受理法院向执行法院转交申请书。不符合以上条件，执行法院可以驳回其申请。
不服异议裁定提起诉讼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本条没有规定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笔者认为，案外人不服驳回异议的裁定而提起诉讼的，主张执行标的物归其所有，应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作为第三人，如果被执行人也认为执行标的物归自已所有的，被执行人也应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申请执行人因不服中止执行的裁定而提起确权诉讼的，应列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作为第三人。如果被执行人认为执行标的物归自已所有的，可列其为共同原告。被执行人不服中止执行的异议裁定，提起诉讼认为执行标的物归自已所有时，应列案外人为被告，申请执行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案外人逾期提起诉讼的后果。该条规定，异议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⑸ 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包括哪些法律
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
2、七大法律部门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1）、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相关法是与宪法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的宪法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国旗法》、《国徽法》等。
2）、民法商法
我国目前尚无一部较完整的民法典，而是以《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辅之以其他单行民事法律，包括《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拍卖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目前我国商法主要有《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证券法》等。
3）、行政法
一般行政法是指有关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责任等一般规定的法律法规，如《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特别行政法是指适用于各专门行政职能部门管理活动的法律法规，包括国防、外交、人事、民政、公安、国家安全、民族、宗教、侨务、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医药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4）、经济法
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我国现已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我国现已制定《预算法》、《审计法》、《会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
5）、社会法
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矿山安全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
6）、刑法
包括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和此后的刑法修正案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惩治犯罪的决定等。
7）、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主要有《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仲裁法》等。
⑹ 民事诉讼包括
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发生的诉讼关系。
特性
公权性
与调解、仲裁这些诉讼外的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相比，民事诉讼有如下特征：民事诉讼是以司法方式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是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争议。它既不同于群众自治组织性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也不同于由民间性质的仲裁委员会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民事诉讼强制性
强制性是公权力的重要属性。民事诉讼的强制性既表现在案件的受理上，又反映在裁判的执行上。调解、仲裁均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只要有一方不愿意选择上述方式解决争议，调解、仲裁就无从进行，民事诉讼则不同，只要原告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无论被告是否愿意，诉讼均会发生。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履行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不具有强制力，法院裁判则不同，当事人不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法院可以依法强制执行。
民事诉讼程序性
民事诉讼是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诉讼活动，无论是法院还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都需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设定的程序实施诉讼行为，违反诉讼程序常常会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
如法院的裁判被上级法院撤销，当事人失去为某种诉讼行为的权利等。诉讼外解决民事纠纷一的方式程序性较弱，人民调解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则，仲裁虽然也需要按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但其程序相当灵活，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也较大。
民事诉讼特定性
民事诉讼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它解决的争议是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不是民事主体之间民事权益发生争议，不能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伦理上的冲突、政治上争议、宗教上的争议或者科学上的争议等不能成为民事诉讼调整的对象。
对于无讼争性的非讼事件，虽然各国的普遍做法是由法院主管，但都规定了与民事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讼程序来处理。[2]
民事诉讼自由性
民事诉讼反应民事主体权益之争，民事主体不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有依法处分其权利的自由。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有权依法处分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被告也有权处分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正因为如此，民事诉讼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机制，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和调解制度，对当事人处分其权利具有独特地意义和作用。对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胜诉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也可以不申请执行。但是，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情况则不同，刑事诉讼中公诉人与被告人不能进行和解或调解，行政诉讼中就行政法律关系的争议，也不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胜诉后也无权放弃自己的权利。[2]
规范性与正当性
民事诉讼法以及其周边法律制度如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等保障着民事诉讼的正义性，确保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利益不受侵蚀。程序规则的严格性并不等同于程序的复杂性，其含义是指确保当事人权益的强行性规定不得违反，否则即产生一定的程序制裁。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限制了法官的恣意，消除了对社会统一规范的背离，满足了国家和社会维护统一的法律秩序的要求。
包括那些?
根据我国法律体系，对法院审理的案件，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区分为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简单来说，上述三种案件，有以下区别：
1、刑事案件，是指审理犯罪的案件;
2、行政案件，是指审理民告官的案件。
3、民事案件，是指审理私人之间民间争议的案件。除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之外，都属于民事案件。具体包括：合同纠纷案件、劳动纠纷案件、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财产权属纠纷案件、商业纠纷案件、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等。
⑺ 试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国的法律体系大体由在宪法统领下的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部门构成，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
1、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主导法律部门，它是中国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等方面法律规范的总和。它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不仅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基本原则，而且确立各项法律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的规范体现在宪法中。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行为方面的法律，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特别行政区方面的基本法律，保障和规范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以及有关国家领域、国家主权、国家象征、国籍等方面的法律。
2、民法商法。民法商法是规范社会民事和商事活动的基础性法律。中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包括自然人制度、法人制度、代理制度、时效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人身权制度、亲属和继承制度等，如民法通则、婚姻法、合同法等。商法调整的是自然人、法人之间的商事关系，主要包括公司、破产、证券、期货、保险、票据、海商等方面的法律。
3、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有关行政管理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监察与监督以及国家公务员制度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行政法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国防、外交、人事、民政、公安、国家安全、民族、宗教、侨务、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卫生、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等。
4、经济法。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法律。
5、社会法。社会法是调整有关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主要是保障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权益的法律。社会法的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上述各种人的权益实行必需的、切实的保障。它包括劳动用工、工资福利、职业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特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如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残疾人保障法等。
6、刑法。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刑法所调整的是因犯罪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它是在个人或单位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事法律的情况下，给予刑事处罚。刑法执行着保护社会和保护人民的功能，承担惩治各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各项合法权利的重要任务。
7、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是调整因诉讼活动和非诉讼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仲裁等方面的法律。这方面的法律不仅是实体法的实现形式，而且也是人民权利实现的最重要保障，其目的在于通过程序公正保证实体法的公正实施。
⑻ 我国法律框架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
(一)公法、私法与社会法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依照此标准，私法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立财产所有权，保障自身利益的追求，如民法、商法。公法是利用国家权力，宏观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的法律，如行政法、刑法、诉讼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社会化”现象的出现，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法律即社会法，如社会保障法等。这是因为存在既非国家利益，又非私人利益的独立的社会利益。有鉴于此，有人称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 公法、社会法与私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式、法的本位、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不同。
(二)当代中国法律部门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通常包括下列部门：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
1.宪法。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宪法部门最基本的规范，主要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样的规范性文件中。 除了宪法这一主要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外，宪法部门还包括主要国家机关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法、立法法、国籍法等附属的较低层次的法律。
2.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规定行政管理体制的规范，确定行政管理基本原则的规范，规定行政机关活动的方式、方法、程序的规范，规定国家公务员的规范等。 我国一般行政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较少，主要有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政府采购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特别行政法方面有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
3.民法。民法是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我国民法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由民法通则和单行民事法律组成。民法通则是民法部门的基本法。单行民事法律主要有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单行的民事法规，如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商标法实施细则等。
4.商法。在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商法作为法律部门的地位才为人们所认识。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或商事行为的法律。从表现形式看，我国的商法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企业破产法、海商法等。商法是一个法律部门，但民法规定的有关民事关系的很多概念、规则和原则也通用于商法。从这一意义讲，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原则。
5.经济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适应国家宏观经济实行间接调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部门。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表现形式包括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乡镇企业法等;有财政、金融和税务方 面的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如预算法、统计法、会计法、计量法等;有关市场主体、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6.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社会保障法是调整有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法律。这一法律部门的法律包括有关用工制度和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关职工参加企业管理、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关劳动卫生和劳动安全的法律规范，有关劳动保险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关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和办法的法律法规等。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这一法律部门的主要规范性文件包括劳动法、工会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等。
7.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是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通常分为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主要指对各种自然资源的规划、合理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等方面的法律。环境保护法是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
这一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自然资源法方面的，有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属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有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8.刑法。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是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刑法也是最受人关注的一种法律。刑法这一法律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性文件是刑法，一些单行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也可能规定刑法规范(如文物保护法中有关文物犯罪的准用性条款的内容)。
9.诉讼法。诉讼法，又称诉讼程序法，是有关各种诉讼活动的法律，它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保证实体权利、义务的实现。诉讼法这一法律部门中的主要规范性文件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同时。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仲裁法、监狱法等法律的内容也大体属于这个法律部门。
⑼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到底有几个法律部门为啥有的说是7个，有的说是9个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
这几个部门构成了我国的法律框架，宪法及相关法律：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法。它们包括三个层次法律规范：宪法、基本法、行政规章及地方性立法。
(9)民事诉讼法框架扩展阅读：
1、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要国家机关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授权法》、《立法法》、《民族法》等。
2、行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政府采购法》、《国家公务员临时安排》等（一般行政法）。《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公安管理制度》（特别行政法）。
3、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商标法实施细则。
4、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企业破产法、海商法。
5、经济法：
（一）企业管理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乡镇企业法》。
（二）财政法、金融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
（三）宏观调控相关法律法规：预算法、统计法、会计法、计量法。
（四）有关市场主体和市场秩序的法律：《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工会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
7、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
（一）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法律：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二）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
8、刑法：刑法中有关规定的单行法律法规。
9、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二）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仲裁法、监狱法。
⑽ 民事诉讼法的知识框架
1991 年我国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为解决群体性纠纷，吸收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和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的立法经验,确立了我国群体诉讼的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该制度进一步作了具体规范。
一、代表人诉讼制度对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重要意义
群体性诉讼制度的主要功能是:
1. 解决主体众多与诉讼程序空间容量有限的矛盾, 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2. 保证诉讼标的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种类的纠纷能够获得相同的裁判, 避免法院做出矛盾的判决;
3. 增强单个受害者抗衡现代高技术企业或者行业等具有强大实力的组织的能力, 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4. 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1]
二、现阶段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一）、从诉讼成本来看 [2]
有人认为诉讼成本是“生产正义的成本”, 包括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3] 从审理成本方面看
（1）法院立案审查工作繁重。法院需要对众多当事人一方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种类,诉讼请求或者抗辩方法是否相同，还要审查代表人是否适格等，极其繁杂。
（2） 受理人数不确定的案件后不仅需要进行不少于30日的公告, 而且还要对陆续前来的当事人进行审查和登记。
（3）, 当事人如果不能推举出合适的诉讼代表人, 法院还要与全体当事人商定或者遴选诉讼代表人。
（4）法院必须对代表人是否忠于职责进行监督。
（5）, 案件审结后每当有当事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的, 法院都要对其请求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显然, 在这种制度约束下, 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愈多, 法院的上述工作任务就愈重, 法官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法院的投入成本也愈大。
1、 从诉讼成本方面说
（1）, 在提起诉讼之前, 意图提起代表人诉讼的当事人必须与其他当事人联络, 征求各个当事人提出诉讼的意向、其后要彼此商谈具体的诉讼请求、推举适当的诉讼代表人选, 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物色满意的代理律师等;
（2） 在提起诉讼后, 举凡诉讼请求变更或者放弃、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进行
和解和撤诉等诉讼事项发生, 都必须在所有的当事人之间征询意见并达成共识, 才能做出相应的诉讼对策, 而涉及诉讼代表人变更的, 又必须重新确定代表人。
（3） 交通费、律师代理费等等诉讼费用。代表人诉讼涉及的受害人愈多, 搜寻有关信息和达成诉讼合意就越困难, 当事人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过高的诉讼成本为纠纷当事人提起代表人诉讼设置了难以跨越的门槛。
（二）、从当事人适格的角度来看
传统理论强调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这样的当事人才是适格当事人。传统的民事诉讼主体适格理论在现代型诉讼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现代型诉讼的特点是: “纷争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量众多且处于弱势的受害者, 从而在人数和利益等方面具有集团性行业扩散性。”4[4] 作为现代型诉讼的集团诉讼也往往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 其争议因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政治化, 即群体性纠纷的大量出现, 已经使单独个人的私益问题, 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公益问题。5[5] 而传统的诉权理论及当事人适格问题则关闭了公共利益保护之门。一定程度上也关闭了个人权益保护之门。2000 年发生的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三菱”汽车事件中,众多中国消费者无法通过便利有效的群体诉讼机制来实现对其受损权利的救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6] 我国代表人诉讼中有关当事人适格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7[7]
(1)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用以最终确定人数的权利登记制度存在负面作用。由于群体诉讼多为“小额多数”之诉,在信息不发达地区或权利意识不强烈的情况下,会出现许多受损者没有机会或不愿意进行权利登记的实际情况,这样就会导致登记的赔偿总额与违法者的非法所得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从而放纵违法者。
(2)代表人的诉权需要经由其他成员的明示授予而获得,对对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导致群体诉讼的提起困难重重。由于群体纠纷涉及的利益主体范围广,规模大,要求代表人只有在获得其他当事人一一授予的诉讼实施权的情况下才能以“集团”的名义提起诉讼,无疑是一项复杂又艰巨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群体纠纷中当事人并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所有当事人的明示授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代表人需要由经过权利登记的全体当事人明示授予其诉权与法院生效判决对那些未经权利登记的人具有“间接”拘束力存有制度上的矛盾,容易产生“搭便车”的懈怠诉讼心理。可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大家谁都不先提起诉讼,等着直接适用判决,个人私利得不到保障的同时,社会利益被破坏殆尽。
（三）、从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产生及权限角度
1、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产生：
我国诉讼代表人产生需要经被代表人的推荐、商定及授权。但群体诉讼人数众多且不确定性以及分布的广泛性, 就决定了充分的授权是不可能的, 而且取得意见一致的授权更是有很大难度。即使实现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授权, 也仅仅是登记范围内权利人的授权,因为代表人并不能代表那些受到侵害却没有登记的人们, 而他们及其受到的侵害却是客观存在着。可以说,这个制度设计的本身就是以牺牲权利人的部分诉权的行使为代价的。
2、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的权限：
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使代表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困难重重，由于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人数中众多,居住分散,处分实体权利要征得全体当事人的同意,不仅代表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造成诉讼拖延,增大了诉讼成本,而且当事人人数众多,极易造成意见不统一,使得代表人无法行使代表权,最终导致代表人诉讼无法进行。具体来说：
（1）、诉讼代表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分离最终导致诉讼代表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诉讼代表人不享有实体处分权, 便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 自主地行使权利, 维护己方合法权益。代表人的权限权相当于委托诉讼代理中的一般代理,忽视了代表人的当事人身份。
（2）、诉讼代表人缺乏实体处分权, 不能对实体问题独立做出让步和谅解, 而要征求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一旦有人执意反对, 调解结案便成泡影。.为调解结案设置了障碍。其诉讼权利充其量不过是被动地把各当事人意思表示收集后代为转告而已。
（四）、从诉讼标的同一的角度 [8]
诉讼标的同一或属于同一种类的这一诉讼要件,导致代表人诉讼的提起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 条、第55 条规定,当事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或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的。这两条规定表明,我国代表人诉讼适用范围是以诉讼标的同一或同一种类为前提,共同诉讼人之间不能因存在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提起代表人诉讼。实践中因同一事实造成众多当事人损害时,不同的当事人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可能有的用合同关系起诉,可能有的用侵权行为起诉,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同一,也不是同一种类的,这样就导致造成众多当事人损害的事实相同,诉讼标的并不同一或同种,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管受害人众多,也因不符合代表人诉讼的要件而不能提起代表人诉讼。
(五) 从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角度 [9]
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导致“搭便车”的心理普遍存在,从而使代表人诉讼提起困难重重。我国民事诉讼所讲的判决效力间接扩张是指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这样规定有利于维护同等情况得到同等对待这一司法统一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但是,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极易助长当事人“搭便车”的心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诉讼,而且他们还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而对于因同一事实遭受损害的未参加登记的当事人来讲,在胜诉之后再行起诉,法院可直接裁定适用原裁判,这部分人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同等的利益,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遭受损失的当事人都不先起诉,都等“搭便车”。从当事人的心态看,谁也不愿意费力地带头到法院起诉,而让他人坐享其成,分享利益。
(六)从上诉角度 [10]
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裁定适用已作出裁判不得上诉,这一规定与二审终审制度相冲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的裁定有四种:不予受理的裁定,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和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据此,对代表人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适用原裁判的裁定是不能上诉的,这种裁定是解决实体问题的,并且裁定所适用的案件均为民事权益争议案件,并不属于一裁终局的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不允许当事人上诉,这与二审终审制度是相冲突的。
（七）、从管辖角度：
级别管辖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还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二级人民法院都可管辖,应如何分工;地域管辖上,适用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还是适用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关于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如果众多的当事人已向同一法院起诉或者被同一原告向同一法院提起诉讼，且该法院有权进行管辖的，当然就不存在什么管辖疑问。但现实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人数众多，往往可能会分散在许多法院管辖区之内，甚至跨县、跨省，而不便于集中进行诉讼，直接套用传统的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于代表人诉讼来说，就可能会显得过于原则而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如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的管辖是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这在侵权行为地较为分散的情况下仍优先适用，显然不利于充分保障全体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也不利于人民法院集中调查取证、审理案件从而使案件得以全面合理有效地解决。
三、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一) 适用范围要扩大。
我国诉讼代表人适用范围是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类,而不涉及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这就把诉讼代表人制度作为一种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特殊处理形式,限制了诉讼代表人制度的适用。而依通说,所谓的诉讼标的就是发生争议并提请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尽管有相同的事实问题,但当事人依不同的法律规定,比如有的依合同关系,有的依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都不能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这必然把诉讼代表人局限于狭窄的范围。所以应从宽理解为有同一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就允许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
(二)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登记权利时,程序要件应有所放宽。
如上文所述,我国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适用时要经过权利登记使人数确定化,而对于未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也不主张权利的人则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加保护。而现行的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则采取相反的作法,凡是没有申报退出将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处分的权利人,一律视为当事人并加以保护或拘束。相形之下,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登记程序与美国1938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申报加入”相似,而该规则已被1966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所抛弃。这种抛弃是讲究实证的美国人利弊权衡的结果。采取登记或申报的做法各有利弊,登记之后虽然确定了当事人,但是对于没有登记的权利人不但没有保护,而且会使侵权人因此而获得非法利益。而申报退出的做法虽然有嫌于忽略当事人的实体处分的权利,但是相对于集团诉讼对于公益特殊的保护和预防功能,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
（三）、扩大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
1、在对诉讼代表人的资格予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赋予其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在诉讼中留给其更为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框架下，诉讼代表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诉讼行为所受的限制比较大。其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代表人在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方面没有自主权。从立法者的考虑来看，是为了防止因诉讼代表人的恶意行为而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失这一情况的发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安排是不符合群体诉讼制度自身的内在机理及其宗旨的。这是因为，群体诉讼制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解决大规模纠纷而设立的，而且群体诉讼制度的价值所在就是其效率性和经济性。诉讼代表人可以看成是被“浓缩”的当事人，要保证整个诉讼活动真正富有意义，就必须赋予其充分而全面的诉讼权利，其中就包括处分权，尤其是实体处分权。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诉讼代表人的“代表”作用。倘若对代表人的行为做出较大的限制，不给予他充分的意志自由，无疑会束缚其手脚，不利于其能动作用的全面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关键时刻要求代表人征求被代表人同意或授权的做法势必造成诉讼的延误，同时也造成不必要的程序耗费，和设立群体诉讼制度的初衷相悖。尤其是在当事人一方人数特别多，分布特别广的情况下此种做法更是行不通，或者成本相当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某些处理方式，赋予代表人在法院的监督下行使处分权（尤其是实体处分权）的权利，从而使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彻底从共同诉讼的框架中走出来，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名副其实的大规模群体纠纷解决机制 [11] 2、加强对代表人资格的审查和监督
不断扩大代表人诉讼权利尤其是实体性处分权利，要求诉讼代表人能够本着被代表人利益行为。因此，对于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资格、诉讼能力以及必要的责任意识等问题有待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和具体化，法院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待增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对诉讼代表人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显然不利于对代表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为合格诉讼代表人，尤其在前述扩大其诉讼权利的基础上，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才能为被代表当事人利益不受侵害提供保障。包括：1.诉讼代表人与其他成员应具有共同的利益；2.具有诉讼行为能力；3.能公正善意的维护所代表全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当代表人没有很好履行代表职责时，被代表的当事人应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更换代表人；同时人民法院对此也应承担必要的监督职责，在审理中发现诉讼代表人不适格的，也有权通知当事人更换代表人。” [12] 此外，对于诉讼代表人的失职或者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损害被代表人利益的恶意行为，必须要有相应的、及时的救济措施，比如人民法院可以宣布其恶意的诉讼行为无效。在诉讼代表人的产生问题上，应该更为充分的尊重当事人意志。当出现推选或者商讨不出诉讼代表人的情形时，人民法院不应强行指定，而应告知这些当事人可以分别进行诉讼。
(四) 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
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 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须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实现,所有团体的行为最终可归结为组成团体的个人的行为 [13] 。所以可借鉴德国的做法, 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 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在某些领域设立团体诉讼, 基于团体章程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直接起诉。如果当事人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 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14]。可优先赋予消费者保护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以诉权, 赋予其直接提起侵权之诉或不作为之诉(停止侵害) 救济的权利 [15]。在证券集团诉讼中, 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做法, 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机构 [16] 。直接代表股东的利益, 代表股东从事诉讼活动。
（五）对民事诉讼法立法空白问题的构想
1. 管辖问题。
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案情简单、诉讼主体较少、诉讼标的不大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主体特别多、标的额巨大,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域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一般规定
2. 上扩问题。一审判决后,部分代表人上诉,部分放弃上诉的,部分上诉诉讼代表人的上诉行为对全体成员发生效力,上诉法院应当通知放弃诉讼的其他诉讼代表人参加上诉审,如其不愿参加,可以上诉的部分代表人作为上诉审的诉讼代表人,二审判决的效力及于全体;一审判决的,全体诉讼代表人放弃上扩,群体中部分当事人不服原判,部分当事人无上诉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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