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泰斗

1. 熊文钊的其人其事

从小喜欢“填表格”
与熊文钊教授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头脑极为敏锐的人。这与他早年的音乐修养有关。他1962年生于湖北黄冈，自幼喜欢音乐，在黄冈中学就读期间上的是文艺班，1974年进入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乐团，演奏萨克斯和黑管，转眼就是七年。朋友们开玩笑这样评价熊文钊，说他是法律界音乐玩得最好的人，又是音乐界最懂法律的人。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拿了几年工资工作稳定的熊文钊，决定弃艺从学，参加高考，并且报考法律专业。熊文钊说：“这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我从小就对政治有一种敏感。”
上小学的时候，熊文钊就喜欢看报纸，并且对有官员出席的会议看得非常仔细。那是在“文革”期间，他特别关注哪个省的“革委会主任”是谁，副主任是谁，省军区司令、政委是谁，并且自己制作了表格，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就在表上填一个，渐渐就把这些官员的名单填满了。时间长了，连驻外使节、外国元首他都分别制作了表格进行填写。
填表的同时，他开始了分析。他发现，五一、国庆等重大庆典和接待外宾的场合，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出现了，那就预示着他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如果某人的名字突然消失了，那他就很可能要“下台”。预测一次次应验，让他很有成就感，渐渐成为一种爱好。时至今日，他在这方面的敏感非常人所及，预测常常神准，令朋友们总以为他有什么特殊“渠道”，其实呢，他的渠道就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熊文钊如愿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习。他自己都不曾料到，正好赶上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起步与发展阶段，他与中国的行政法治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给应松年送炉子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建立了“行政法学教研室”，负责人是方彦。方彦是延安时期的老报人，对推动中国行政法学贡献很大，近些年来却少有人提及。熊文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行政法学的第一批人才，都是方老网罗到北京政法学院的。像行政法学界泰斗王名扬，还有当时在西北政法学院的应松年，都是方老想尽办法调到学院的。
当时选修课表上有一门名叫“行政法学”的课程，熊文钊很感兴趣，进行选修，这样与方彦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成为方彦的亲密弟子，方彦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叫上他，他成为教研室的一个主要劳动力。
记得应松年刚到政法学院的时候，被分在6号楼4楼朝东的一个小房间里，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冬天，房子里漏风严重，又没有暖气，住在里面不得病才怪。方彦有一天叫上熊文钊，说是要给应老师弄个炉子生火，否则冬天过不下去。熊文钊说，我再去叫个同学。方彦说，叫什么叫，我们两个不就行了。方彦领着他从学院事务科领来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然后两人一起抬到应松年的房子里去。当时方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把应松年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熊文钊说，延安时期老干部的作风，真是感人啊，有这样的榜样，自己不努力学习对得起谁？如果没有方老，中国的行政法学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现那么蓬勃发展的局面。
“接力”翻译
当时行政法学的这帮老师和学生，对行政法学知识的渴求，真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1984年3月，司法部委托北京政法学院举办行政法研究班，邀请中外知名学者讲授行政法理论，这是全国首期行政法学理论培训班，荟萃了一大批后来行政法学界的骨干。熊文钊当时还在读本科，但他硬是争取机会进入研究班去听课，而且节节不落、风雨无阻。
研究班聘请的比利时专家麦耶尔用法语讲授行政法专题，翻译遇到一些行政法学方面的专业术语，时常“卡壳”，要请教坐在讲台下的王名扬先生。王名扬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得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行政法学专业)，精通法语。可操着浓重湖南衡阳口音的王名扬先生所做的解释仍然无法让大家听明白。姜明安是湖南汨罗人，听得懂王名扬的湖南话，而他的普通话并不比王老好多少，他用湖南汨罗话转述王老的湖南衡阳话，大家还是弄不明白。在北京长大的朱维究性子急，有时没等姜明安说完，她就把自己的猜测抢先“翻译”出来，“翻译”得不对，王名扬就急忙摆手说“不地(对)不地(对)”。熊文钊是湖北人，听湖南话有点优势。于是熊文钊就斗胆接过来“翻译”普通话。由于从小就从事艺术工作，熊文钊的普通话可算得上湖北人中讲得最好的了，经过这样的“接力翻译”才能让大家明白这些专业术语。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麦耶尔教授就睁大眼睛迷茫地看着。
初生牛犊进入 国家立法殿堂
1985年，熊文钊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师从王名扬、龚祥瑞、应松年等著名的宪法与行政法学者，继续研习宪法与行政法。时值《民法通则》颁布后不久，全国人大法工委资深顾问陶希晋先生提出，废除了旧中国的旧六法，应当制定新中国的新六法，并明确提出要制定《行政法通则》。陶希晋先生早年长期担任董必武的秘书，资格非常老，在建国初就是政务院副秘书长，在全国人大说话有分量，他对我国行政立法的推动功绩，彪炳史册。
1986年10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组，陶老提议由《民法通则》起草组组长江平教授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研究组由罗豪才、应松年、张焕光、皮纯协、朱维究、姜明安等组成，王名扬、方彦等任顾问。熊文钊有幸参加了行政立法研究组主持的《行政法通则》的起草工作，并参与撰写了若干份试拟稿。这一年，熊文钊才24岁，就能进入全国人大的行政立法研究组起草法律文件，历史给予他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
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以后，通过起草《行政法通则(试拟稿)》，编发《行政立法研究资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动态》，为全国行政法学者提供了国内外行政法研究的最新资料和动态，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者的求知欲望。
1986年底，第二届行政法年会在山城重庆召开，陶希晋抱病从桂林赶到重庆。他感觉当时国内行政法学界的思想还偏于“保守”，希望有年轻人能出来“放几炮”。他通过秘书约请了包括姜明安、熊文钊在内的几位年轻人到他的住所汇报《行政法通则》框架的起草情况。陶老提出，能否让年轻人到会上去讲一讲《行政法通则》的立法框架设想？
在前辈的支持和鼓励下，熊文钊这个“初生牛犊”，在会上突破了原定议题，以自由发言的方式介绍了《行政法通则》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的立法框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在许多行政法学界的权威专家都很怀念那次会议，认为那次会议为行政法学开拓了一个新境界。
相对人、听证会与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当时年轻的熊文钊思想大胆，敢说敢为，常常冒出一些非常新颖的说法。
熊文钊是1985级的研究生，现在担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的胡建淼当时是1986级的研究生。熊文钊当时没恋爱，胡建淼来自上海，到北京后也是“单身汉”，两人一见如故，晚上经常在一起整几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在宿舍里闲吹胡侃。两人都觉得，当时行政法学的专业术语太少，大白话太多，应该创造一些术语。有一次，胡建淼提出“行政主体相对的一方”应该怎么说，熊文钊说：“那就叫相对人吧。”从此，两人的学术论文中开始出现“相对人”这个概念，渐渐被通用。“后来从外国的翻译资料中也发现了‘相对人’的术语，但当时国内是我们提出来的，提出时也没看到外国的翻译资料。”
后来，全国人大行政立法研究组在罗豪才、应松年的领导下，先后为《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的制定提出了重要的立法框架及专家试拟稿，熊文钊都进入了专家咨询组。1989年4月，在北京平谷金海湖畔的一个宾馆召开了关于《行政处罚法》草案的专家研讨会。研讨会的一个焦点是，要不要把“听证制度”写入《行政处罚法》，如何写。当时“听证制度”在中国完全是个新鲜事物，从没写进过法律条文。写是应该写，但如果写得太多，许多专家担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时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反而延缓了这一制度的立法。包括熊文钊在内的一些专家提出，在中国建立听证制度非常必要，与其写得太多引起争议被搁置，不如就先将听证制度确立下来，待以后再进一步完善。人大法工委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就在第42条、第43条写了几行字，送到常委会讨论，果然顺利通过了。从此，“听证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1988年太原召开的行政法学年会上，熊文钊还提出，我们国家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实行政法学也应该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国家核心价值赋予的行政职能”，“两个基本点”，一是“授予政府权力”，一是“控制权力滥用”。当时不少专家认为行政法学就是研究“控制政府权力”，不包括“授予政府权力”。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专家接受了熊文钊的观点，并提出“平衡理论”。熊文钊的“两个基本点”，其实就是讲行政权力的平衡问题，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必须平衡，才能保证行政的安全、有效，减少行政风险，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副职”观点 屡遭“封杀”
2006、2007年来，熊文钊对“大部门制”的研究成果屡见报端，但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他在《望》新闻周刊上提出减少“副职”的问题之后，有多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杂志记者和编辑来采访或来约稿，熊文钊总要提到行政机关应减少“副职”。他说，根据1982年颁布的《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各部应设正职一人，副职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可实际情况是，副职大大超编，例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达到12个，严重超过法定职数。
当时编辑记者们都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可最后发表出来的文章，这一观点总是被删掉。编辑记者们解释说，老总说这个观点太敏感，红笔“框”下去了。熊文钊很执着，坚称：国家有法律规定，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有什么敏感的？
后来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减少领导职数”，熊文钊笑着对那些编辑记者说：“你看，你们当初要是报道了多好！”
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近年来，熊文钊对国家行政机关部门利益膨胀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大部门制”改革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2005年，国家经贸委研究撤销审批项目，在各部门研究来研究去，结果谁都不愿意撤销自己部门的审批项目。后来向熊文钊等专家咨询，专家们提出撤销方案，然后在经贸委的办公会上通过，这一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还有一年，科技部在各部门征求立法草案的意见，也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也是按专家意见通过。这其实都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我国的部门利益膨胀，首先表现在“部门立法”上。许多国家法律法规是由相关部门起草，在起草时往往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将部门权力扩张法定化，而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例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部门保护等方面。
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化、个人化、违法化。郑筱萸案件中反映出行政腐败、官商勾结、利益同盟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并非个别。有些为了部门利益公然违法，例如交通部门居然让2004年通过的《公路法》中开征燃油税的规定搁浅至今。
再次，对公共财政奢侈浪费。我国每年用于公车、公款吃喝以及公务出国的费用已高达几千亿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004年度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结果报告中就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
部门利益膨胀是权力的属性使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孟德斯鸠也曾说过，行使权力的人总是会行使到法律的边界为止。我们总是对于权力保持良好的预期和渴望，以为掌权者一定会奉公执法、一心为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对权力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特别是在制度的设计和规范的建构上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的腐化性、自私自利性。而“大部门制”改革，是将许多部门“连锅端”，可能是遏制部门利益膨胀的“最佳”办法。
在熊文钊的“大部门制”前瞻中，提出了“大部门制”的通盘规划和分步实施的整体方案，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大农业部=农业+粮食+林业；大交通部=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对于现在的调整方案，将公务员当作人力资源要素、社会保障职能仍然没能整合以及铁道部没有被合并到交通部等问题，熊文钊说，这还是部门利益在作怪，但他相信，迟早会有整合的那一天。

2. 中国法律界的泰斗是谁

法律界没有谁是泰斗。
理由：
因为，法律本身并非一门真正定义上的学科专，而是属政权取得和维系的手段，故而，不可能有谁是泰斗。
换个简单的说法，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为的是巩固政权稳定政权而存在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旦换了执政党，法律便会同样的被相对性的做出变更，那么，那个时候，泰斗还是否是泰斗呢？如果换做是数学，化学，哲学等，则未然，因为泰斗终究是泰斗，不会因为外界的改变而改变，能改变的原因只会是认识的不断提升。一个定理的出现到确定，不会因为人或者事而改变。所以，法律没有什么泰斗，法律不是一门单纯定义上的学科。

3. 马怀德的重要活动

三度参加中纪委特邀座谈会
虽然曾在2007年和2009年两度参加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也曾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法制讲座，但是，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的这场座谈会仍让马怀德觉得不同于以往。
马怀德教授还记得，此前1周，中纪委给他发来了会议通知，还特别注明要穿便装，这让他觉得有些不一般。更让马怀德意外的是，会一开始，王岐山书记便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座谈会我们改改会风，不念稿子，少说客套话”，并笑言“网上的意见够刺激的，我们都能听进去”。
有了这个开场白，马怀德在发言时便抛下了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稿子，提出源头反腐需要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与《行政组织法》这三部重要法律。“在我发言的过程中，王岐山频频点头，没有说什么。最后到他讲话的时候，他讲到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时，提到了我发言的部分内容，肯定了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后来，王岐山还说，方便时还要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马怀德说。
亲历国家多部法律的制定
在法学界，马怀德教授以他在行政法学界的丰富经历和权威地位著称。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诉讼法专业行政诉讼方向的博士毕业生，曾直接参与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草稿）、《行政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时起，马怀德就对行政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师从中国行政法学界泰斗应松年先生攻读行政法学硕士后，他对中国的行政许可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知道什么是行政许可吗？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审批。在中国，‘许可’过多过滥的现象一度让百姓感到难以适应。比如说，我给我女儿上户口就跑了十几次，盖了若干个章。”马怀德说。
早在1994年，马怀德就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建议制定行政许可法》的论文，《中国法学》全文转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也有了反应，马怀德随后成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启动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小组中的一员。
作为行政法学的长期研究者，马怀德还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多次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拉卓比大学及美国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进修并做高级访问学者，还曾参加了众多的国际性学术会议。
马怀德教授记得，1995年3月，他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时，5个月里，阅读了大量的美国行政法原著，还编写了《案例诉讼法教程》。马怀德说，“后来，2001年2月，我又到耶鲁大学研究行政诉讼问题，并在2002年主持召开了中美行政诉讼法研讨会，听取了很多专家意见，对后来起草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很有帮助，收获颇丰。”
到2003年8月，《行政许可法》终于通过。“现在看来，由于这部法律关系到行政权力的利益格局，起草、通过乃至实施都不易。我对这部法律感情最深，也希望它能更大地发挥作用。”马怀德说。
马怀德的电脑桌面上，是心爱的女儿5岁时的照片。对于47岁的马怀德来说，工作或许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繁重的工作，占用了马怀德大量的时间。妻子说：“我嫁给了一个工作狂。”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评价说：“马老师就是一个飞转的陀螺，永不停歇。”

4. 中国法学界泰斗有那几位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17

5. 中国法学界泰斗有那几位

我觉得我们的法律本身就是。。。既然这样还有什么所谓的泰斗？

6. 王名扬的人物评价

从穷乡僻壤里的农家子弟，到著作等身的法界泰斗，王名扬先生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坎坷、奋斗和成功的不平凡道路。法学根基扎实，知识面广，外文娴熟；著书立说，言传身教，甘为人梯。王名扬的一生，是严谨治学、勤奋刻苦的一生，是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一生，是春风化雨、广育桃李的一生，是立身为仁、厚德载物的一生，是抱朴守拙、谦逊待人的一生，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自甘清贫、淡泊名利的一生，是身在斗室、心忧天下的一生，是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
王名扬鞠躬尽瘁，致力于中国行政法学教育研究事业，为建立培养中国行政法学人才队伍做出了卓越贡献，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发展和行政法治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公认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没有王名扬，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建立至少推迟十年。王名扬是我国法学界学习的楷模和典范，王名扬的思想和影响跨世纪，跨两岸，跨欧美，跨中西，跨学派，跨年龄，开创了行政法的“王名扬时代”，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学人，王名扬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启蒙者！是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朴实无华却富有人格魅力而近乎完人！治学精神、为人之道和学术思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7. 王名扬的人物事迹

衡州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16年王名扬出生于衡阳道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辈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一边放牛、打猪草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农活，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初中毕业时以衡阳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阳师范大学）。毕业后王名扬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开始了与法学结伴一生的风雨路程。
抗战爆发，王名扬和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成为晋南抗战前线上宣传抗日救亡的一名积极分子。1938年，王名扬离开晋南，随武汉大学迁徙到大后方四川乐山 。
1940年，大学毕业的王名扬考入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师从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三年后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 。
1946年，王名扬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但是由于当时法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因此在国内滞留了两年后才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 法国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国”，法国国家参议院）的成立是现代意义上行政法产生的标志。按照“自然权利”、“三权分离”等法治和宪政基本原则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形成的行政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保留审判权阶段、委托审判权阶段和一般管辖权阶段。行政法院的独立在法国已成为一般国民的共识，行政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原定的三年留学期限届满后法国政府又同意王名扬延长留学期限 。
195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名扬面对着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以及国际上久负盛名的行政法权威，以流利的法语宣读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可王名扬并未故步自封，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三年的俄语和日语。
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这段经历也被王名扬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为荣的事情。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担任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 。
1958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响应，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带着厚重的书籍只身回到了祖国。
留法十年，改变了王名扬的整个人生走向，既是学术上腾飞的起点，也是坎坷磨难的源头。 王名扬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展宏图的舞台，而是“洗脑”、转行、流放等做梦也想不到的磨难。回国不久，王名扬就被组织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洗脑”经历。
“脑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王名扬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学院课程表上基本上没有法学课程，教法律的教师要么靠边站，要么改行。1963年，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成为法语课上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同时还担任班主任。
文革开始后，由于和法国友人通信，王名扬就被定性为“里通外国”，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写就的书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扬被隔离审查，送入“牛棚”面壁思过。1969年，王名扬被流放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从东北赶过来看他，止不住泪如雨下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行政诉讼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行政法学研究也开始正规。
年近古稀的王名扬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 ，并承担了“行政行为”章节的撰写，对我国行政法研究的启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后，中国政法大学邀请王名扬回来任教，被婉言回绝，只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业首位硕士生导师，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重新“出山”后的第一项学术成果是应《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编辑部之约，编写了国际私法以及行政法词条的内容。
1987年，王名扬的第一部行政法学专著《英国行政法》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外国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建国后第一届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尚无任何教材，王名扬就用该书向研究生授课，将一种崭新的行政法学体系以其精湛的技艺介绍入中国，该书的“行政法原则”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书中首次介绍到的“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所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书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国外行政法关于“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等的介绍，对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构建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
《英国行政法》出版两年后，65万字的《法国行政法》问世。王名扬对行政行为理论的全面介绍在现在仍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基石；该书介绍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响了一代行政法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部书中对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绍，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范本和国家赔偿法立法时的唯一参考资料。事实证明，《法国行政法》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宝箱” 。
1995年出版长达百万字的《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较行政法》，王名扬的学术著作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的泰斗地位。中国行政法学事实上存在一个“王名扬时代”，没有哪位中国行政法学者的著作，能够达到王名扬“外国行政法三部曲”这样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对我国研究、借鉴外国行政法制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

8.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9. 柳砚涛的简介

男，1965年7月生于山东省栖霞市，现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政专业和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1981年9月进入山东大学法律系学习，1985年7月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行政法专业，师从我国行政法学泰斗、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应松年教授，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之后一直在山东大学法学院任教。其间，于2001年考入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政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杨海坤教授，并于2005年5月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0. 法学界有哪些高手、泰斗级人物

江平
陈光中
张晋藩
巫昌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