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弊端

㈠ 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存在哪些弊端

一、税收征管的立法存在缺陷。
1、没有统一的税收基本法来明确税收的来源、支配、征管以及税务机关的组织、权限、职责。（税务机关不同于其他行政机关，存在税收法定主义的观点，包括英美法系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有统一税法典，明确上述内容。
2、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绝大多数行政法一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实践工作中无法落实。
3、税收征管法缺位而税收实体法越位。税收征管的定义和特征说明，税收征管为各税种提供统一标准、统一程序，但是各税种又不断规定各自的标准与程序。
4、税收征管相关规定明显与现实不符，亟待修改。
二、税收征管模式缺乏有效支撑。
1、“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 的税收征管模式是随着客观经济税收环境的变迁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形成的。这个模式明确了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促进了征管手段和服务方式的改善，提高了征管质量和效率，规范了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确保了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通过近年来的运行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然而，税收征管模式正处在由监督打击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过程之中，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建立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的征管模式。
2、税收征管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是管理学的专门科学，必须涵盖管理学计划与决策、组织与文化、领导与沟通、控制与创新等基本内容，实质上这些基本内容都没有。
3、征管组织体系混乱，分工不明。
三、税收征管职责划分不清。
1、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管理税源，仍要明确谁来管、怎么管、管的怎么样的命题。当前，我们在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谁来管方面：一是纵向上，机构设置不统一，职责对应不到位；二是横向上职责划分不明确，相互衔接不到位；三是县市局丧失独立法人地位，凡事必请示上级（县市局自己降低位置把自己看做分支机构）。
2、怎么管方面：一是缺乏有效地征管手段，特别缺乏数据综合分析应用手段（这点主要责任在省级局，因为数据省级集中后，省级局完全可以综合分析应用征管数据，通过数据模拟运行趋势可以提前预警异常地区、行业、企业，为税收征管提供抓手）；二是不能扬弃适用传动手段（这点主要责任在县市局，因公文、征管信息化后，一些传统法的学习方法、征管手段被抛弃，而自己和上级没有发现新的手段，故对违法行为听之任之）；三是能力不足，已经提供的手段无法应用（这点地州局、县市局都有责任，综合征管软件查询、省级数据报告、综合数据查询等为税收征管提供了一定的手段，但很少培训和应用；另外对管理人员财务知识、查账技巧的培训也是短板，导致税务人员怕进企业、怕财务人员）。管的怎么样方面：当前仅依*总局关于征管质量与效率考核评价体系支撑，实际也没有落实到位，管的怎么样凭感觉来判断。
3、”四位一体“尚未建立，税收征管没有形成合力。为了解决职责交叉重叠，人浮于事，部分税务机关提出“四位一体”观念被总局接纳，实质上税收分析、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税务稽查互动不是新的理论，早在1995年税收专管员制度时期，税收专管员就履行分析、监控、评估“三位一人”的职责，只不过经历了1995-2004年之间的征管改革，2005-2006之间的综合征管软件上线，人们认识到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手段都离不开人，人是决定因素。
四、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不足。
1、综合征管软件上线后标志着税收征管步入了信息化轨道，但综合征管软件如果仅接收数据和开票，那无疑是葛朗台。
2、各种单行软件数据不能共享，信息孤岛依然存在，严重制约税收征管信息化。
五、税收征管刚性弱化。
税收征管刚性弱化，既受整个社会法治化程度不高、守法意识淡薄等外在因素影响，更受税收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监督考评机制弱化、缺乏科学可行的绩效管理的内在因素制约。
1、税务人员素质偏低，依法治税观念淡薄。人的因素是组织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人员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组织效率的高低。与其他行政部门人员相比，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的。但与“奉献、法治、责任、和谐”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相比还有一段差距，尤其是在科所长及以下税务干部中业务素质较低、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责任感和事业心大有人在，成为整个税收征管工作的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征管工作整体效能的发挥。
2、缺乏科学合理的税收征管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目前，对税收征管工作的考核主要看是否完成了全年税收组织收入计划，其次看税收征管与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再次看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这些考核内容由上级派3-5人走马观花看看就确定一个单位一年的政绩，明显有失公允。

㈡ 简述行政公平原则有哪些保障制度

行政公平原则有如下保障制度
（1）回避制度；

（2）合议制度；
（3）辩论和听证制度；
（4）专家咨询（论证）制度

㈢ 城乡规划 行政法

结合点：公共利益、公众参与、听证制度
（2）讨论2：关于规划编制主体的资格
据了解，为政府对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行政许可找到法律依据，将原部颁行政条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条文。需要讨论的是：城乡规划编制属于什么性质的工作？政策制定、立法、还是纯粹的技术工作？用法律规定城乡规划的编制单位，其思维仍然将城乡规划的编制视为纯粹的技术工作。城乡规划中有技术工作，但不是全部。规划单位的资质要求只能限定在技术工作以内，不能扩展到立法和政策制定层面的工作。就技术工作本身而言，市场准入是否是政府管理的范畴值得商榷。设计人员和设计单位的资质认定和市场准入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资质认定一般由行业协会负责，市场准入则由法律来规范。这种政府包办一切的制度，弊端很大。
（3）讨论3：城乡规划的修改
规划修改属于规划制定过程的一个环节，新法将规划修编调整为规划修改，把因城市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自然调整规划的过程和因主观要求变化而引起的规划修改混为一谈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造成的。新法将一个连续的、滚动的、整体的规划制定过程，分割为制定和修改两个法律过程，也是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就学理上分析，该内容应归入城乡规划制定的章节。
《城乡规划法》对城乡规划修改实行“申请——批准”制度，城乡规划修改的事由、要求和过程见表2。
3、第三章 城乡规划的实施
（1）讨论1：城乡规划的实施的主要内容和讨论
《城乡规划法》沿用《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实施”章节名称，这深刻反映了对规划管理作用认识的不足。“三分规划，七分管理”是对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经验的总结。“实施”二字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计划经济时期城市规划即城市建设规划。就城市建设活动过程来看，很自然分成两个时间段即城市规划的制定和城市规划的实施。当前与此内容密切相关的称之为城市规划管理。实施是依照“蓝图”建设和检查的行为，其作用类似施工队的技术员。而管理则包括规划方案的选择与决策，以及对规划的调整，是承担独立责任的领导人员。《城乡规划法》强调了规划编制的成果对规划实施的制约作用，压缩了规划管理的权力空间，降低了规划管理应对不确定因素的调节能力，与城市规划法实施以来城市规划管理的巨大作用相背离。
（2）讨论2：规范地方政府的建设行为
城乡规划的实施包括城乡规划管理和城乡建设活动两个方面，而城乡建设主体分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其中，政府部门的建设活动对城市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城乡规划的违法现象也多出现在地方政府身上，比如大广场、宽马路以及各类脱离规划控制的开发区等，这些现象既是近几年城乡建设客观问题的反映，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乡规划建设的特色问题。因此，为规范地方政府的建设行为，《城乡规划法》主要采取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使用条文直接规定政府建设行为的要求，第二十八条规定政府实施城乡规划的基本原则，第二十九条规定政府的投资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优先原则。第二，强调近期建设规划是政府实施城乡规划的法定依据。近期建设规划的实质是“行动规划”，是政府统筹各部门进行城乡建设的有效手段，这是切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制度

㈣ 西方两大法系的形成及主要影响他们的区别与各自的利弊

大陆法系
（一）大陆法系的形成
1．什么是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成文法系、民法法系或罗马—日耳曼法系（因为它的历史渊源是罗马法和日耳曼法，此外还有教会法、商法和城市法）。它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的法系。它以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在罗马法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法律成分，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法律体系。在大陆法系内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不尽相同，大体上有两个分支——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拉丁分支和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日耳曼分支。
2．大陆法系的形成以罗马法为基础
（1）在罗马全盛时期，罗马统治者以武力扩大其版图，强行适用罗马法，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也因罗马法的发达和完备而自愿采用罗马法，使罗马法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2）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后，日耳曼法采取属人主义原则，使罗马法得以保存。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编纂的法典受罗马法影响。公元9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法律的属人主义不再适用，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融合。
（3）12世纪后，罗马法复兴运动兴起，罗马法研究同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成为西欧大陆国家具有权威的补充法律。经过改造和发展的罗马法成了欧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法律传统，从而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
（4）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西欧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巩固以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国家之间的交往，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相互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在法国，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动力，在古典自然法学和理性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开创了制定有完整体系的成文法的模式。法国法典成为欧洲大陆各国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楷模，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模式的确立。随后在德国，在继承罗马法、研究和吸收法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德国法典成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经济到垄断经济发展的时代的典型代表。
（5）由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适应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并且由于它采用了严格的成文法形式易于传播，所以19世纪、20世纪后，大陆法系越过欧洲，传遍世界。
（二）大陆法系的特点
1．在法律的历史渊源上，大陆法系是在罗马法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陆法系不仅继承了罗马法成文法典的传统，而且采纳了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术语。如《法国民法典》以《法学阶梯》为蓝本，《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为模式。
2．在法律形式上，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对重要的部门法制定了法典，并辅之以单行法规，构成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体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吹的自然法思想和理性主义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法典化的原因之一，1791年法国宪法中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只有成文法才能加以确定。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开展大规模的法典化运动。立法与司法的严格区分，要求法典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法典一经颁行，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同类问题的旧法即丧失效力。法典化的成文法体系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3．在法官的作用上，大陆法系要求法官遵从法律明文办理案件，没有立法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分工明确，强调制定法的权威，制定法的效力优先于其他法律渊源，而且将全部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法律体系完整，概念明确。法官只能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不得擅自创造法律、违背立法精神。
4．大陆法系一般采取法院系统的双轨制，重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分离的双轨制，法官经考试后由政府任命，严格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一般采用纠问式诉讼方式。
5．在法律推理形式和方法上，采取演绎法。由于司法权受到重大限制，法律只能由代议制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官只能运用既定的法律判案，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作用在于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款，将其与事实相联系，推论出必然的结果。
法国近代法的体系是在拿破仑时期确立的，它不仅为后来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国是近代颁布宪法最多的国家，《人权宣言》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法制原则。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行政法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国家。 1804年《法国民法典》贯彻
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 它的出现标志着大陆法系的形成，是继罗马法之后民法发展的里程碑。1810年《法国刑法典》是近代第一部刑法典， 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 法国的诉讼法奠定了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基础。 法国法是大陆法系的代表， 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法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 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法国封建制时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纪上半叶到18 世纪下半叶持续近1000年的法兰西王国时期的全部法律。 其起始时间的标志， 是公元843年法兰克查理曼王国的分裂
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封建制法形成和发展中， 历经三个阶段， 即
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以习惯法为主时期、公元13世纪至16 世纪习惯法成文化时期和公元16 世纪至18 世纪王室立法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时期，它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基本摧毁了封建制度。 由于法国革命具有彻底性，有一整套成熟的思想理论做指导， 所以， 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比较系统和完备， 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799 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上台执政，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 为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 维护私有财产制度， 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消除法律不统一的现象， 拿破仑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编纂了一系列法典。 它们是： 1804年《法国民法典》、 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 1807年《商业法典》、 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 和 1810年《刑法典》。 这五部法典连同法国宪法， 一起构成法国“六法”体系。法国六法的产生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形成， 它把近代法国的立法活动推向高峰。需要指出的是， 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制定， 不仅使法国有了第一部民法、 商法， 而且为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提供了民商法分立的立法模式。
英美法系：
一、英美法系的概念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系。普通法是与衡平法、教会法、习惯法和制定法相对应的概念，由于其中的普通法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影响最大，所以，英美法系又称为普通法系。美国的法律源于英国传统，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独立发展，已经对世界的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美法系的分布范围主要包括英国（苏格兰除外）、美国（路易丝安那州除外）、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国和中国的香港。英国法传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殖民扩展实现的。
二、英美法系的沿革
（一）英国法的历史沿革
1、普通法的形成
（1）盎格如-撒克逊法：英国从公元5世纪到1066年由盎格如-撒克逊人控制，当时实行的法律多为习惯法，对英国法律的影响很小。
（2）普通法的起源：1066年诺曼公爵征服英国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其中御前会议就是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机构。这个机构是由国王亲信、主教和贵族参加的议事机构。主要协助国王处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事务，后来，处理司法事务的机构逐渐独立出来，到亨利三世时期，御前会议已经建立了三个王室高等法院，分别为财务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处理直接涉及王室利益的重大案件。由于诺曼人以前没有自己的法律，因此，他们的法律就是通过这些法院的判决形成的，即判例法。这些判决对地方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随着王室法院管辖范围和影响的扩大。其判例对全国的法律就形成了重大的影响。王室法院的判例法就是适用于英国的普通法。主要是针对各地的习惯法来讲的。在王室法院出现之后的时间里，存在着王室法院和地方法院、教会法院并存的局面。地方法院（包括郡法院和白户法院）主要适用习惯法，教会法院主要适用教会法，主要管辖婚姻、家庭、继承、通奸。三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王室法院通过发布诉讼开始令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谓诉讼开始令即原告可以请求国王主持正义，然后通过英王的大臣发布令状，令状的内容是要求各郡的郡长负责命令被告满足原告的要求或在王室法院接受审判。

2、衡平法的兴起

导致衡平法兴起的根源是普通法院的令状制和机械的诉讼程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很多人转而请求枢密院和国会主持正义，这些纠纷由枢密院中负责司法事务的大臣来处理。在1474年，枢密院大臣首次以自己的名誉作出判决。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加。该机构终于独立出来，成为和王室法院并列的衡平法院。衡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和普通法院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则。由此发展起来的法律成为衡平法。所以，衡平法的兴起主要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英王加强统治的措施，英王欲利用衡平法院制约普通法院。

3、制定法的必要补充

另外，需要专门指出的是，在英国，除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外，制定法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最典型的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大宪章》和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以及亨利8世时期的《地产收益权法》。

4、资产阶级革命和普通法传统的正式形成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英国的法律进行了改革，主要表现为：（1）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冲突、妥协和统一。大革命前夕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斗争是国会和君主斗争的表现。随着革命的胜利，普通法和衡平法又相互妥协，协调发展。到1873年和1875年随着两个《司法法》的颁布，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合并，但普通法和衡平法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2）对教会法院管辖权的限制，1857年，取消了教会法院对世俗案件的管辖权，成立离婚法院和遗嘱检验法院。（3）制定法大量出现。包括公法方面的法律，如《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人身保护法》、《统一诉讼程序法》、《普通法诉讼程序法》、《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货物销售法》、《侵犯人身法》、《盗窃法》等等。制定法的增加标志着议会地位的上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定法都是单行法。

（二）美国法的历史沿革

1、殖民地时期的法律

从1607年到1776年。在殖民地早期，即17世纪，英国法对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比较小，当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殖民地当地的粗糙的法律。但到了18世纪，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英国的法律。同时，熟悉英国法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英国法在北美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美国法传统的形成

1776年，美国独立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到19世纪，美国的普通法传统终于确立。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人是英国的移民，语言相通，传统相通。而且英国法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对美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加上法律学说的传播。美国最终接受了普通法的传统。但，美国的法律也表现出不同于英国法的一些特点。如采用了成文宪法，制定法占有更大的比例。路易丝安那州保留了民法传统。简化了诉讼程序，取消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区分。美国独立战争后，其法律日益脱离英国法，成为普通法系中一个独立的分支。

三、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

（一）在法律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英美法系运用的是区别技术（distinguishing technique）。这一方法的模式可以归纳为：1、运用归纳方法对前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归纳；2、运用归纳方法对待判案例的法律事实进行归纳；3、将两个案例中的法律事实划分为实质性事实和非实质性事实；4、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两个案例中的实质性事实是否相同或相似。5、找出前例中所包含的规则或原则。6、如果两个案例中的实质性要件相同或相似，则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前例中包含的规则或原则可以适用于待判案例。在对待先例的问题上有三种做法：1、遵循先例；一般来讲，下级法院应当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还要遵循自己以前的判例。2、推翻先例，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有权推翻自己以前的判决。3、避开先例；主要适用于下级法院不愿适用某一先例但有不愿公开推翻它时，可以以前后两个案例在实质性事实上存在区别为由而避开这一先例。

（二）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占有重要地位，从传统上讲，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占主导地位，但从19世纪到现在，其制定法也不断增加，但是制定法仍然受判例法解释的制约。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级法院的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种原则或规则对以后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或影响力。判例法也是成文法，由于这些规则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创立的，因此，又称为法官法（judge-made law）。

除了判例法之外，英美法系国家还有一定数量的制定法，同时，还有一些法典。如美国的《统一商法典》、美国宪法等。但和大陆法系比较起来，它的制定法和法典还是很少的，而且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远没有判例法大。

在判例法和制定法的关系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制定法可以改变判例法，同时，制定法在适用的过程中，通过法官的解释，判例法又可以修正制定法，如果这种解释过分偏离了立法者的意图，又会被立法者以制定法的形式予以改变。

（三）在法律的分类方面，英美法系没有严格的部门法概念，即没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法律分类，他们的法律分类比较偏重实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英美法系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令状和诉讼的形式，这种诉讼形式的划分本身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因此就阻碍了英国法学家对法律分类的科学研究。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对法典编纂，判例法偏重实践经验，而忽视抽象的概括和理论探讨。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设置上分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划分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国会和国王争夺权利的表现，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对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补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他的说明价值在于指出了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冲突和矛盾。而没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区分。因此，对涉及政治权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处理时没有明显的区分。这也阻碍了对法律的分类，尤其是难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观念。4、在英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师。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学徒制为主，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加关系具体案件。而轻视抽象理论意义上的法律分类。另外，像前面所提到的，英美法系有悠久的划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传统，尽管在他们那里目前已经没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划分，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区分仍然保留到现在。

（四）在法学教育方面， 英美法系主要是美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学生入学前已取得一个学士学位，教学方法是判例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毕业后授予法律博士学位（J，D），而且各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不受教育行政机关的制约。在英国，大学的法学教育和大陆法系有些相似，也偏重于系统讲授，但大学毕业从事律师职业前要经过律师学院或律师协会的培训，而这时的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仍然受学徒制教育传统的影响。

（五）在法律职业方面。职业流动性大，法官尤其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是来自律师。而且律师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法官和律师的社会地位也比大陆法系高。
两大法系在法律历史传统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是它们两者在宏观方面的差别：

1、从法律渊源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具有制定法的传统，制定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一般不被作为正式法律渊源（除行政案件外），对法院审判无约束力；而英美法系具有判例传统，判例法为其正式法律渊源，即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有约束力。

2、从法典编纂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律一般采用系统的法典形式。而英美法系一般不倾向法典形式，其制定法一般是单行的法律和法规。当代英美法系虽然学习借鉴了大陆法系制定法传统，但也大都是对其判例的汇集和修订。

3、从法律结构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基本结构在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传统意义上的公法指宪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和商法，英美法系的基本结构是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从历史上看，普通法代表立法机关（协会）的法律，衡平法主要代表审判机关（法官）的法律（判例法），衡平法是对普通法的补充规则。

4、从法律适用传统来看，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考虑制定法的规定，而且十分重视法律解释，以求制定法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英美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或原则，这种判例运用方法又称为"区别技术"。

5、从诉讼程序传统来看，两大法系也存在一些传统的差别，如大陆法系倾向于职权主义，即法官在诉讼中起积极的作用，英美法系倾向于当事人主义，即控辩双方对抗式辩论，法官的作用是消极中立的。

6、从职业教育传统来看，大陆法系在律师和法官的职业教育方面突出法学理论，所以大陆法系自古罗马以来就有"法学家法"的称号；而英美法系的职业教育注重处理案件的实际能力，比如律师的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协会进行，被称为"师徒关系"式的教育。

㈤ 行政法的感想

行政法的创制的主体是立法者，而不是行政者。行政法的创制却又是行政法范围内的命题，这真是一对悖论。
行政行为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法，还是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规范相对人行为的法是不是行政法？行政组织法可以由行政主体自己制定吗？如《公务员暂行条例》——如何体现管理管理者？《行政诉讼法》从属于行政法吗？那么，本人期待的未来的《司法法》体系将如何构建呢？诉讼法的本质是规范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还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立法监督形同虚设。司法监督走走过场。根源：行政权一权独大。
行政权的特征：不需民主（立法需民主），可以主动（司法必被动）。换言之——行政权可以——主动不民主！！！普天之下，如何让人不爱“她”。为什么独大呢？唯追求者甚众，其中还不乏精英豪杰。在中国，原本就是先有行政权（也可以说是诸权合一），而后，直至近晚才出现立法权和司法权。而且，此二权皆脱胎于行政权。因之，必受制于行政权，必仰赖于行政权，必胆寒于行政权，必依从于行政权。特别是当此二权羽翼尚未丰满之时，注定唯行政之命是听。这就是铁的事实。就象江河是流淌的一样，上述流变的事实已经逝去，未来的事实也一定流变。这就是钢的规律。有分歧的只是对流向的理解和把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则是金科玉律。
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无异于“左手打右手”。自己监督自己，这是连话语者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义灭亲是例外，手足情深是规律。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应当追问。在诸多方面与行政诉讼制度雷同，因而具有替代效应。差异性是事物存在的根本理由。的确，复议比之于诉讼在合理性审查、受案范围、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简便程度、不收费用等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在整体上，是诉讼的翻版。两种惊人相同的制度居然“前仆后继”、“薪火相传”，不排斥，却链接。实在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复议不在于实质有别于诉讼，而仅仅是审查者的身份的差异。复议的弊端更是致命：属自我监督，有悖公正；不开庭审理，无法公开。是想节省资源，还是多此一举？是想维护尊严，还是威信扫地？实际效果是：费力并未讨好。也许诉讼法完善之时，就是复议法正寝之日。
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没有能够恰当的处理审查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与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名义上是审查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但实质上却将二者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整个行政法体系没有清晰的区分相对人违法与行政主体违法二者的界限。
恰当的制度可以这样设计：区分行政管理之诉与行政侵权之诉。一、行政管理之诉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应主动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即相对人违法行为），有权先行处置，如相对人信服，则纠纷归于平静。如相对人不服，则可由行政主体将其公诉至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而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不是行政管理之诉审查的对象。在诉讼中，行政主体负举证责任，证明相对人的行为违法。二、行政侵权之诉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行政（含不作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将其诉至法院，由法院裁决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违法。此时的相对人也可能另有违法行为，但不是本诉的审查对象。在诉讼中，相对人负举证责任，证明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
如此划分绝非多此一举，梳理了法律关系，明确了控辩双方的地位，确立了诉讼规则，将两类截然不同的诉讼从混杂到分离，是行政法体系构建质的飞跃。
由于行政管理之诉的被告不是行政主体，而恒定是相对人，因此这种诉讼不存在“民畏官，而不敢告官。”这一根本制约现有“民告官”诉讼制度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主体“三位一体”——一身兼三职：“立法者”（规则的制定者）、执法者（规则的实施者）、“司法者”（纠纷的决断者）——俨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试问，站在“无所不能”的行政主体的对立面，有谁能够不粉身碎骨？行政管理之诉至少让解决纠纷的职能与行政主体相分离。只要相对人不服，就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上“免费”（败诉者，应付费。）被告。此种设计绝非异想天开、空穴来风，而是将现有的行政主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之后的制度升华。同样面对相对人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为其设定的义务，均要过法院这一关，与其“暗审”，不如“明审”。正如两人赛马，比谁慢。要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无法比。只有善于求异思维，才能敢于换乘坐骑，快马加鞭、争先恐后。原有的诉讼模式无论如何完善，均无法解决相对人“不敢告”、“不愿告”、“不能告”的体制性弊端！！！近几年，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均已达数百万件，而行政诉讼案件却徘徊在十万件上下。真应该统计一下，每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以及理论上的“出错概率”（当然，只具参考价值。）。我想，就算是万分之一，也应该远远超过十万。只需因势利导，便使得解决在行政管理领域中出现的纠纷——“天堑变通途”。
行政管理之诉的另一个思维来源就是刑事公诉。至于刑事公诉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由于答案太过明显——当然属行政权，因而不再展开。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行政违法（即相对人违法）与犯罪的关系。很简单，“五十步笑百步”——同质不同量。两种行为均是对社会有危害的违法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它们的防范与制裁也自当机理相通。于是行政公诉应运而生。只是出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虑，才设置行政主体的先行处置权（准司法权）。从中过滤大量轻微、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只有重大且有争议的行政违法行为才会启动行政公诉。理性相对人自然也不会虚掷败诉费用，甚至还有宝贵的时间。
国家在国家范围内，无疑是第一强势主体，超越于任何其他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在享有更多权力的同时，理应尽到更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赔偿义务。其赔偿范围及额度，理应最宽广、最充实，而不是相反。按支付能力计，在个案中，强势民事主体的赔偿数额尚可达天文数字，国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要合乎国情。而且是在一国之内进行比较。关键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愿不愿。
当然，赔偿之诉与侵权之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与管理之诉则毫不相关。这也正面解决了以往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诉讼之间不尴不尬的关系的难题。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在性质上并无二致。除了主体不同之外，余皆相同，自然也包括归责原则。这是公理，但不是现实，好在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关于公务员的责任追究问题，不是空白却胜过空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活生生的自然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责任归属主体。否则，一定是责任虚置。虽然国家责任与个人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却客观存在。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行为不是由自然人来决断、来实施的。除了作为整体的最高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就是全体国民的化身，自己说自己错了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际意义。）的公职行为外，任何其他公权机关的违法行为，其行为的自然人均难辞其咎。然而现实却是，只要不触犯刑律（即使触犯刑律，也因职位高低，罪减若干不等。），皆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政”（非行政法之行政）责任形同虚设。原本，公职人员违法（不论故意还是过失）理应“罪加一等”，却由于没有完善、有效的追究机制，反而使某些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系统内的自我约束何堪众望。至善之道应是确立外部惩戒制度，即在侵权之诉中，只要行政机关败诉，就自动启动监察执法程序，将个人责任落到实处。
行政主体职权法定也不尽然。例如，现行《宪法》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没有人能否定行政立法的本质是立法，而不是行政。除非不承认立法与行政的差异。我以为，公法领域至少有如下三条公理（当然，如果不被世人所认可的话，我将试图通过证明使其成为定理。）：一、权力分立，界限清晰。二、权力专属，不可让渡。三、权力有限，越权无效。显然，《宪法》也应该服从这些至高无上的原则。立法机关将专属自己的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似有不妥，其效力值得疑问。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且是一体遵行的规则。因此，只有民意代表才是唯一适格的制定者。此种与主体的身份特质密不可分的专属性决然排斥转让。自然，包括民意代表自身也不享有此种权利，他或他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国民的重托“转赠他人”。此等职权法定值得商榷。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行政主体法定。时至今日，其立法之路仍漫漫且修远。究其原因，是行政权的性质与边界无从确定。我们先人沿袭了千余载的、卓有成效的吏、户、礼、兵、刑、工的行政权力格局在新时代遇到了新挑战。在不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情况下难免摇移不定。常识告诉人们，法律规范越少、越晚的往往是权力越大的部门。因为没有谁天生愿意受到约束，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所谓的抽象行政行为当然不是行政行为，而是立法性质的行为。其存在又缺乏法理基础（前已论及），实属怪胎。我建议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五年内，取消乡级（抽象行政行为，下同）；在未来十年内，取消县级；在未来十五年内，取消市级；在未来二十年内，取消省级；在未来二十五年内，最终取消国务院级。其他规范性文件在未来十五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地方规章在未来二十年内，转制为地方法规；部门规章转制为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全部转制为法律。到那时，中国不再有“红头文件”，有且只有法律和地方法规。当然，我希望在未来五十年内，所有的地方法规也将全部转制为法律或特别法律（只对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适用）。再大胆，再乐观一点，在未来一百年内，各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法将全部转制为统一的世界法。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法律大同的天下。
上述设想的实现还有赖于立法机关自身性质和地位的回归和实现。最突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代表专职、机构常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是定期临时召集会议制，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才是常设机构。其人员虽为专职，但人数极为有限。形成了一元双层体制，大会与常委会的权力界限极为模糊。给人的印象是，常委会往往起着比大会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大会的权力虚置。代议机关在民主社会无疑居于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而且须臾不可或缺。仅仅常委会常设，远远不能适应其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我们的立法任务绝不是因为太少而需要精简机构，恰恰相反，立法机构远远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人大的各项职权远未落实到位，人大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远未在国民心目中树立。所有这些的实现，均有赖于改革现有的一元双层体制，将人大自身常设，而且让每一位人民代表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由各级各类机关领导来兼任。至于具体人数，会议的频度，则属细节问题，无须赘述。
《行政处罚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处罚目的与边界的迷失。有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复仇与补偿，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慰籍。那么，无受害人的刑事责任与所有行政责任（相对人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的目的呢？惩罚的结果得不到受害人心灵慰籍的效果。为过错付出代价吗？那就要首先分析论证过错所侵犯客体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此种客体显然不是恒定的、当然的。正如行政许可的范围一样，应做最窄的界定，且具有流变性。但愿，世人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滥罚的国家。
法治，法治，还需良法之治。良法又有高低之分：低者符合民意是也；高者符合天理是也。看来，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还是我们的软肋。只谈行政，以及以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立法，实乃隔靴搔痒。
行政强制更是一团乱麻。所谓行政强制只能是行政主体实施之强制行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与本题无涉。如果法院居然也能成为行政强制的主体，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一种简易司法审查程序，早已超越行政行为的范畴。即时强制与强制措施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自行强制则应根本杜绝。劳教无疑是行政处罚的变种，自然应——依法予以取缔。
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存在的方式。它所能规范和约束的只是行政行为的表，而非里。它可以解决最表象化的问题，行政权的根本是由授予行政权的立法来决定的。
如何监督行政机关？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至少要有一种不逊于行政机关的力量的存在。

㈥ 特朗普的行政法案开始升级，为什么中企股份成烫手山药呢

据路透社1月14日报道称，特朗普在1月13日签署了一份行政法案的修正版，这份法案将直接禁止美国投资者买卖被美国认定有"猫腻"的中国企业股票。

此外，美国媒体强调，美国众议院在1月13日启动了弹劾特朗普的相关程序，正式指控这位总统参与煽动叛乱，他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创造历史的一位总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特朗普这位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恶意是丝毫不掩饰的，但他自己现在的也遇到了大麻烦。

㈦ 求助！司法考试

不下苦功夫，休想。
我是法本，准备了半年，还是因为复习计划没做好，考的一塌糊涂。
别痴想了兄弟。没用的。

㈧ 软法作为行政法渊源的利弊分析。

软发作为行政法的渊源属于非正式的法律渊源。
利：当正式的法律渊源无法满足某一个涉及案件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或者正式的法律渊源含糊不清的时候，以软法作为行政法的渊源可以弥补正式渊源的不足。
弊：软发作为行政法的渊源，最多只能起到参考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起不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㈨ 行政行为的问题

这个要是负责任的说可以写出一篇5000千子以上的论文来。

㈩ 如何理解正当程序法律原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这门课里的)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同样源于它从根本上承载了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价值追求——程序正义， 是确保程序正义在行政权力的运行中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具体而言， 所谓行政法上之正当程序原则或简称"行政正当原则"， 即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根据前述行政程序正当性的三项最低要求——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 行政正当原则可具体导出避免偏私、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三项基本内容。
1、避免偏私原则
避免偏私原则， 即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进行过程中应当在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 不得受各种利益或偏私的影响。它是程序中立性这一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要求在行政程序中的具体体现。中立性原则是现代程序的基本原则， 其本意是要求纠纷的裁判者应当在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一种超然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使当事人受到同样的对待。因而最初只是司法程序的一个基本原则， 后来才移用到行政程序中来的。程序中立的实质是要求行政主体排除利益的干扰， 居于客观的立场， 从而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决定。可以说， 其核心要求是"避免偏私"。显然，这样的要求， 无论对于司法性程序还是对于非司法性的程序都是适用的。
2、行政参与原则
参与原则是指受行政权力运行结果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参与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 表达自己的意见， 并对行政权力运行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参与原则是现代社会中民主参与理论发达的产物。长期以来， 议会制度及其与此相关联的选举、罢免等制度是民主的标志， 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然而， 这种代议民主制毕竟是一种间接民主制，是对民主妥协的结果， 在其实际运行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弊端，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直接民主制无疑成了民主制发展的重要内容。而行政参与即公民直接参与行政权的运作过程， 正是直接民主制的重要体现。同时， 随着20 世纪后行政权力的急剧扩张，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行政而非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因而， 从法律上保证公民积极地参与行政过程， 也是公民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行政参与的核心是公平听证， 即"被听取意见的权利"。
3、行政公开原则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公开原则的主旨在于让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因此公开原则长期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是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和要求。行政公开即行政的公开化， 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 应当依法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 以使其知悉并有效参与和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如果说参与原则是使相对人实现"为"的权利的话， 公开原则便是满足相对人"知"的权利。"知"是"为"的前提，"为"是"知"的目的， 两者具有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