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行政法

Ⅰ 晚清与中国古代立法的主要区别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从康熙至光绪，都编修会典。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内》、《乾隆会典》容、《嘉庆会典》、《光绪会典》。这些会典总结了国家行政管理经验，记载了清朝各机关的编制、职掌和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行政法典，其内容比《唐六典》、《明会典》丰富，体例也更为严谨。

清王朝除了强调法律政令的统一之外，还根据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变通地制定了许多单行法规，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这些法规为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一定作用。

Ⅱ 名词解释 大清新刑律 唐六典 三三制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由于守旧派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颁布施行。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 唐玄宗时官修。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

Ⅲ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

法律分析：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机关采取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Ⅳ 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是

五朝会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所修会典的总称，史称《大清回五朝会典》答、《大清会典》。它是按行政机构分目，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等职能及有关制度。从内容看，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汇编，详细记述了清代从开国到清末的行政法规和各种事例，反映了封建行政体制的高度完备。它不仅是清朝行政法规大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Ⅳ 行政法包括哪些法

在我国，行政法仅在学科类别的范畴内使用，作为上述法律规范的总称，没有单一的指向性，且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完整的实体行政法典。其大致包括以下几类：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进一步说，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组织、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程序以及对行使行政职权的监督等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公务员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促进公务员正确履职尽责，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Ⅵ 加藤繁的生平简介

加藤繁是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名学者，文学博士，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之一，被誉为日本近代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他于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奥谷町一个士族家庭，为旧松江藩士内田家的四男。他的长兄即为收集和研究歌川广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时的实业家内田实。1岁时，加藤繁成为旧松江藩士加藤家的养子，年长后入读松江中学，在此读书因受到三宅雪岭的支那研究论吸引而立志治东洋史。1901年加藤繁来到东京，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国民英学会是由美国英语教育家弗兰德里克·W·埃斯托莱克（号东湖，1858.1.22-1905.2.18）与日本英语教育家矶边弥一郎（1861.3.17-1931.4.23）于1888年2月共同创立。尽管它招收的对象为未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等正规学校的生徒，但拥有英语学者斎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学校教授）等优秀的教员，教学质量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蔵（政治家）、蒲原有明（诗人）、幸徳秋水（思想家）、坂田祐（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记者）、辻润（诗人 ）、福士幸次郎（诗人）、物集高量（国文学者 ）等人，早年都曾在国民英学会学习。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1902年9月，加藤繁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史学科的支那史学科就读，师从东洋史学先驱白鸟库吉。同时因受到日本经济史学先驱内田银蔵（时任东帝大讲师）有关日本土地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加藤繁选择了当时日本东洋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无人问津的“中国经济史”作为大学专攻。学习期间，因日俄战争的发生曾一度休学，随后继续学习，190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毕业。1907年秋加入当时日本政府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担任“事务嘱讬员”，参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导下的有关土地制度、产业、法制的调查及参与《清国行政法》等编纂修订工作，历经8年，至1915年结束。随后任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国留学生总讲习等职。1917任庆应大学讲师,1920任庆应大学教授；1925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该书而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翌年出版《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下两卷对学术界的贡献而被授予日本学士院第17届恩赐奖（日本学士院奖中最权威学术奖）。虽然当时加藤繁仅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后，他以其名重一时的学术成果成为了东京帝国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三剑客（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和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三导师（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东帝大经过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岁时成为东帝大教授，担任东洋史讲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于东帝大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著述活动。
由于加藤繁较早在日本国粹主义者蓑田胸喜主办的《原理日本》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于1943年在该杂志上发表《绝对的忠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国史观。为此，1945年日本战败后加藤繁受到日本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骂他是国粹主义者。尽管如此，日本东洋史学界普遍认为：加藤繁没有将他的国粹主义思想带入学术研究中，能够将政治与学术严格加以区别，因而他基于文献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的客观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开拓性贡献斐然，以致影响广泛和深远。
加藤繁还擅长绘画评论和俳句创作，死后的1962年，其生前创作的俳句汇集为《句集》出版。他于1946年3月7日在静冈县去世，葬在著名的东京郊外多磨村公园墓地“多磨陵园”

Ⅶ 行政法的简易程序

法律分析：行政诉讼法中没有简易程序，民事诉讼中才有，即使在民事诉讼中，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发现它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也不得改用简易程序。这是民诉解释171条明文规定。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本来行政诉讼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也是参照民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第八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

第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Ⅷ 总结高中历史中的中国古代历代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Ⅸ 行政法可以分为

法律分析：1、 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可分为：一般行政法和部门行政法2、 行政法的基本内容包括三大部分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救济、行政责任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条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促进公务员正确履职尽责，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Ⅹ 求雍正大清会典，谢谢！

五朝会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所修会典的总称，史称《大清五朝会典》、《大清会典》。它是按行政机构分目，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等职能及有关制度。从内容看，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汇编，详细记述了清代从开国到清末的行政法规和各种事例，反映了封建行政体制的高度完备。它不仅是清朝行政法规大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康熙会典》仿明会典的修订，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编撰体例。它按中央行政机关分卷，每个行政机关下，具体规定该机关的执掌、职官设置、处理事务的程序方法，构成了会典的正文。在正文之下又附有与机关相关的规则，作为正文的补充。《康熙会典》采取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用原则，将典例分别编撰的新体例。《会典》五朝首尾相连，内容详实繁复，体例严谨，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与《清会典》相辅而行的，还有《清会典则例》或《清会典事例》和《清会典图》。《清会典则例》或《清会典事例》具体叙述清历朝官制的沿革损益和递迭嬗变的详细情况；《清会典图》则是对於坛庙、礼器、乐器、仪仗、銮舆、冠服、武备、天文、舆地、刑具等等的附图说明。全书涉及清朝300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法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为我们研究清代的政治制度和典章故事提供了全面、系统而较详备的资料。

清代会典一、清代13朝300年间共编有会典5种，兹分别简述其纂修经过如次：
康熙朝会
典原名《大清会典》，创修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告成於二十九年（1690），由大学士伊桑阿、王熙任总裁。起崇德元年（1636），迄康熙二十五年（1686）。全书共162卷。
雍正朝会典
原名同前，续纂於雍正二年（1724），告成於十年（1732）；由大学士尹泰、张廷玉任总裁。起康熙二十六年（1687），迄雍正五年（1727）书成，共250卷，卷增於前三分之一。
乾隆朝会典
续修於乾隆十二年（1747），告成於二十九年（1764），由履亲王允祹，大学士傅恒、张廷玉任总裁。起雍正六年（1728），迄乾隆二十三年（1758），展至二十七年（1762），特旨增辑者，不拘年限。既成，分为《清会典》100卷，《清会典则例》 180卷。
嘉庆朝会典
再辑於嘉庆六年（1801），告成於二十三年（1818），由大学士托津、曹振镛任总裁。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迄嘉庆十七年（1812），展至二十三年（1818）。书成，分为《清会典》80卷，《清会典事例》920卷，目录8卷；《清会典图》132卷，目录2卷，总计1140卷。会典卷数略减於前而事例大增於前，图别为卷。
光绪朝会典
增辑於光绪十二年（1886），告成於二十五年（1899），由大学士昆岗、徐桐任总裁。起嘉庆十八年（1813），迄光绪十三年（1887），展至二十二年（1909）。全书分为：《清会典）)100卷，目录1卷，《清会典事例》1220卷，目录8卷，《清会典图》270卷，总计1599卷。卷数视嘉庆朝略有增减。

二、五朝会典中康、雍两朝只有《清会典》，馀三朝还有《清会典则例》或《清会典事例》和《清会典图》。其所以分而为三者，是因为最初开馆纂修《清会典》系仿《唐六典》和《明会典》的体例。清圣祖玄烨以条例多散见奏牍，百司艰於考核，人莫由通晓，命部院大小各衙门分辑，因官分类，因类分年，每一事例，略述数语，合正文、注文为一。宗人府为首外，所不同於前朝者，新增理藩院列六部之后，内务府不属吏、兵二部，故列九卿之后；左、右春坊，司经局无所属，职掌统於詹事府，故次之；起居注、四译馆附於翰林院，神乐观、牺牲所附於太常寺，八旗官员附见兵部，王府属员分见吏、兵二部。文职衙门以督捕附兵部，盛京设户、礼、刑、工四部。雍正朝会典体例仍康熙朝之旧，续补与原文并存。京外衙门略有增删，盛京增户部，为盛京五部，一代不改；删督捕（康熙三十八年裁）而以庆丰司归内务府。注详沿革，如云：“旧有汉军郎中二员，雍正五年裁；汉军员外郎六员，康熙三十八年裁四员，雍正五年并裁。”即是其例。
乾隆朝会典则大不相同，清高宗弘历以康雍两朝会典“或袭旧文，或案牍不全，或参稽不审，每有乖疏”，又以典乃国家大法，例则随时增损，而前两朝之典与例合编，不易识辨，於是将典与例分辑，每成会典一卷，即附则例一卷，“因官分职，因职分事，因事分门，因门分条”，典为纲，例为目，按年月日编排，图附於各制之后。此乾隆朝之《清会典》与《清会典则例》各自为书，首开其端，而与康、雍两朝会典的最大不同之点，显而易见者也。
嘉庆朝会典的体例一仍乾隆朝之旧，以衙门为纲，每会典一卷，各以事例副之，不复分列诸司，各就一衙门之事例分列数门，每门之下析为子目，每目之下仍按年编次，其门目皆标明於每卷之首，故易《清会典则例》之名而为《清会典事例》。会典卷数减於前，而事例大增于前逾三分之二。光绪朝会典条目较嘉庆朝略有新增，会典卷数仍依乾隆朝之旧为100卷，事例过1000卷，不特多於乾隆朝且又视嘉庆朝而远过之。

三 、《大清五朝会典》的版本情况，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会典的抄本和会典馆本均已残缺不全外，刊本尚保存完好，但流行不广，即光绪朝会典刻本和石印本迄今遗存的为数亦不算太多。五朝会典除会典馆本外，还有以下几种本子：一、《四库全书》本，见《全书》史部政书类，收有乾隆朝会典、会典则例；二、《图书集成》本，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据乾隆朝会典排印，无会典则例；三、上海石印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光绪朝会典影印，无会典事例、会典图；四、《万有文库》本，也只收《光绪朝会典》，无会典事例、会典图。五、台湾影印本，台北中文书局和新文丰出版公司据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影印，均有《清会典》、《清会典事例》和《清会典图》。线装书局首次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会典整理出版——《大清五朝会典》。